[摘 要]启蒙思想家以“理性”来标榜自身，将中世纪描述为一个“落后、愚昧和迷信的时代”。是否可以就此推断中世纪就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呢？中世纪到启蒙时代“理性”是否得到了传承呢？文章试图从“理性”内涵界定、中世纪的“理性观”的解析以及启蒙运动时期“中世纪观”和“理性观”的阐释三个层面，对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理性传承”进行探寻和解读。
[关键词]中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传承
“中世纪”（英文称之为Medieval Ages或Middle Times，或者Dark Ages）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五世纪后期，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比昂多首先提出并使用。史学界一般认为中世纪是欧洲历史三大传统历史分期的一个中间时期，这一阶段始于公元5世纪，终于公元15世纪。文艺复兴后学界普遍认为，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控制对当时的平民和知识分子造成思想禁锢，加之中央权力软弱、封建割据严重、战乱频仍等诸多因素，造成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缓慢。所以，中世纪在早期的欧美学界被认为是一个“落后、愚昧和迷信的时代”。启蒙运动，是指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期，发生在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范围内的一场反对中世纪时期的封建传统与教会控制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在英文中是light的动名词enlightenment，在法文中是lumiere，不论是在英文还是法文中均以“光”作为词根。学界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强调人的认识，认为人的认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在某种意义上，“理性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启蒙运动以“迷信”“愚昧”“黑暗”和“落后”等词语来描述中世纪。然而，这个“落后、愚昧和迷信的时代”是否就处在“非理性”的状态下呢？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理性”“理性观”以及“中世纪观”和“理性观”内涵解读入手，进而探寻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的“理性传承”。
一、“理性”的内涵界定
阐释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的“理性传承”，须在对“理性”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明确理性认识和理性思维本身的价值。学界对于“理性”（Rationality）一词的汉语词源解读不胜枚举，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古代作品中，“理性”一词也已出现，如，汉朝徐干在《中论·治学》中提到：“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南朝时期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谈到：“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由此可见，“理性”一词不管是在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中的发展都是源远流长的，而且都极为推崇“理性”。在西方语境下，“理性”一词更多的与“知识”相关，而在汉语语境下，“理性”一词更多属“圣人之能”。总之，“理性”是指基于现有的公理定理，通过合理的符合思维形式的逻辑推理，推导出具有确定性结论的思维过程。
W是体系总能量，W⊥是垂直于磁场方向能量的分量，Ho是主磁场强度,H磁镜是磁镜的磁场强度，从而离子被压缩,与器壁隔离：离子在磁镜的强磁场作用下，而来回于腔体内。
在界定“理性”一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区分“理性”与“理性主义”的内涵。“理性”与感性是相对的，是指人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计算”“推理”等方面的思维能力。而“理性主义”则强调人的认识，认为人的认识可以作为知识的来源。在某种意义上，“理性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就“理性”和“理性主义”诞生时间来看，“理性”是伴随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出现的，而“理性主义”则是在启蒙运动以后兴起的。由此可见，“理性”的范围比“理性主义”的内容和范畴更加广泛。“理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理性主义”。
（1）中间品进口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东、中、西部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差别较大，其中东部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性水平最低，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是东部经济收入的重要源头，而技术是以加工贸易为核心，该种贸易方式使得东部地区需要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因此，中间品进口的国际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中间品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提高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显著性不够明显，因此应通过研发资本投入和吸引外资等技术沟通措施，实现中部技术创新能力以及中间品进口的国际技术溢出能力。而相对于东部以及中部的中间品进口产生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西部的技术创新能力呈现明显提升。
从理性认识和理性思维来看，“理性”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和解释性。理性认识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利用分析、组合、重构等思维工具，把通过视觉、听觉、嗅觉以及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感性材料，加以梳理、批判和塑造，形成了一种更高层次，即高于感性认识的，具有反思性的认识。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是一种抽象思维的展现形式和方法，是对事物超越现象深入本质的、脱离部分走向整体的和透过外在深入内部联系的概括和反映。
二、西欧中世纪时期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理性观”
以具体的法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论述道：“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探讨法律的种类，第一个种类是永恒法；第二个种类是自然法；第三个种类是人法，第四个种类是神圣法……”[5]91托马斯·阿奎那随后又探讨了从永恒法到自然法、人法和神圣法的递推。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谈道：“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11]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孟德斯鸠论法与托马斯·阿奎那论法的相似和传承之处。并且在论法的行文过程中，孟德斯鸠和托马斯·阿奎那都强调了理性之于法的重要性，以及论法时对理性工具的重视。虽然仅以法哲学的发展为例，但足以起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一）中世纪“理性观”兴盛的背景
从经院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来看，它所使用的工具是“辩证法”“形式质料说”以及“三段论”等都可视为“理性工具”。这些“理性工具”的表现形式就是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主要是逻辑学，更准确地讲，即理性的逻辑推理）引入神学体系，将神学和哲学加以调和，形成一种新的思辨体系。在基督教神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整个神哲学思想体系中，体现了他对古典哲学，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理论所做的注疏、批判以及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方法的运用。可以说，托马斯·阿奎那的整个哲学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之上的。难以否认的是，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宗教哲学家所共同构建的这种思辨体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
（二）中世纪思想家对“理性”的重视和运用
在古典思想复兴以前，奥古斯丁的教父学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奥古斯丁的思想强调“神的恩宠”“心灵和精神的体验”、因信仰而得救赎，非依据纯粹理性批判来思考上帝存在的合法性。古典文本的兴盛回流直接带来的是古典思想的复兴。从学科或者说知识的角度来看，“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3]1。中世纪对古典哲学“理性”思想继承也融入到了从古典到中世纪“学科”或者说“知识”的发展当中。例如，从法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西塞罗在《法律篇》中谈道：“——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reason），那么看来他们是正确的。这一理性，当它在人类的意识中牢固确定并完全展开后，就是法律。因此，他们认为法律就是知识，其自然功能就是指挥（command）正确行为并禁止错误行为。”[4]158而托马斯·阿奎那则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中论证道：“理性是一切生物的第一准则，也是生物的标准和尺度，就像数目以单位来计量一样，是运动事物中的第一运动者，就此而言，法律是理性的。”[5]90在这里，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中世纪时期的思想家不仅传承了古典思想家对于“理性价值”的重视，而且，将“理性”视为一种具有基础性和自然性的衡量标准。他们都将理性作为标准，理性作为工具放在了知识构建和研究的突出位置。
西欧中世纪中期或者说盛期，即12世纪到14世纪，是其“理性观”的发展成熟和完全形成的时期，经院哲学的巨擘，阿伯拉尔、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都生活于这一时期。中世纪的“理性观”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成熟，在很大程上是由于这一时期希腊古典文本，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复兴。这一时期，古典文本的复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对阿拉伯语希腊典籍的翻译，另一种是拜占庭帝国所保存的希腊典籍的翻译。从第一个途径来看，阿拉伯人从7世纪中叶崛起，再一直延续到公元1000年之前，在这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将医学、自然哲学以及数学等大部分古希腊时期的重要著作译成了阿拉伯文。随着十字军东征等事件的发生，阿拉伯世界与拉丁世界的接触增多，西欧的拉丁世界重新接触到希腊的古典文化。从另一个途径来看，以西欧为主的拉丁世界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从未中断过，12世纪以后，用希腊文直接撰写典籍，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阿基米德的数学著作以及很多新柏拉图主义作家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2]658-659重新关注到拉丁世界的这些古典文本成为了经院哲学兴盛所依据和批判的主要文本材料。
中世纪时期的经院哲学家所持有的“理性观”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古典思想家的“理性观”。不管是在具体文本中对“理性”本身的高度认可和赞赏，以及在“理性”基础上所做的推理，还是研究方法的理性运用，都足以体现出，中世纪知识分子对于“理性”的态度以及他们的“理性观”。
三、启蒙运动时期的“中世纪观”和“理性观”
在第一节的界定和评价中，我们已经明确：“理性”一般是指我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计算”“推理”等方面的思维能力。从理性认识和理性思维来看，理性的本质就是否定与怀疑。在中世纪知识学的探讨当中，区分（division）、综合（synthesize）、命题（proposition）、推论（syllogism）、论证（argument）、假设（hypothesis）等理性分析的工具都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中世纪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近代以来并没有被割舍，而是在科学的兴起和逐步的发展当中不断被丰富和完善。“理性”本身价值的认可，“理性”作为标准的重视以及“理性工具”的运用都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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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蒙思想家“中世纪观”形成的缘由
在探讨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理性”关系时，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地看到启蒙时代的思想是怎样看待中世纪的，他们到底是否对中世纪予以“正视”。因为他们本身对中世纪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中世纪的认知是否正确客观。他们到底是一种冷静客观的理性分析，还是被一种情绪所主导。在回溯启蒙思想家的“中世纪观”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启蒙时代，虽然存在夏普兰这样的“异端”，他认为中世纪仍然是光明的、优雅的和充满启示性的，但是，其主流观点仍然将中世纪定义为一个与启蒙时代截然不同的时代，大部分启蒙思想家将中世纪视作“野蛮”“蒙昧”“专制”“迷信”时代。简而言之，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落后、愚昧和迷信的时代”。
19日上午，合肥少代会正式开幕。出队旗、唱队歌、呼号、领导致辞、进行表彰，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小记者们深感自己的光荣使命，各个摩拳擦掌，立志为努力实现中国梦时刻做好准备。
（二）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观”
“理性”是启蒙思想家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等古典人文主义者所坚信的。启蒙时期博学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们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们承担着新的历史责任，应该根据一种不变的、永恒的理性为道德、法律、知识、宗教、伦理等关乎人类存在和命运的事物制定标准。笛卡尔认为，理性对人来说是天赋的，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理性是一种正确的对事务和问题作出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也应该作为一种标准和尺度勇敢地审视曾经所取得的所有知识，凡是与理性相违背的，与理性相对立的都应予以坚定地抛弃。[8]64就宗教和理性的关系而言，启蒙思想家们认为宗教必须自然化，宗教必须与“自然”的理性和谐共存，而且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为了建立所谓的“自然”而奋斗。在启蒙时代，尽管有很多自认为无神论的，不相信上帝存在的唯物论者，但是大多数启蒙思想家认为否认“上帝”的存在是不符合理性的，因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拥有极强的秩序，牛顿就抱有这种观点。同样，这些启蒙思想家也追随笛卡尔，认为相信灵魂不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关乎理性的问题，而非信仰的问题。
中世纪确立的一些基本观念也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思维”和“理性工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由于神以理性创造了世界，自然世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理性可以认知的对象。“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存在着秩序，那么现（近）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10]4近代新型知识体系兴起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科学”的兴起和提倡。而科学本身是和“理性”紧密相关的。英文的科学science一词的拉丁语词根为：scio、scire、scivi、scitum，意为知道、认识、认知和了解等。认知的形式包括了两种，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科学认识是一种理性认识，在现代汉语词汇当中，科学是一种总结、归纳和认证，其方法是对已知世界的各种现象通过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说明和展示。科学是一种对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也同样是一种已经系统化、整体化、理论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形态。将拉丁语词源与当代的定义相结合，我们可以将科学作为一种“理性认知”。从这种角度来看，科学作为一种“理性认知”并非近代社会所独有的，而是在近代以来得到了进一步凸显。从知识发展角度来看，是“理性认知”范畴下的进一步强化和系统化。
四、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传承
启蒙思想家将自己视为古典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那么他们的“理性”态度是否就越过了中世纪呢？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化世界”是否存在“理性”的传承呢？答案不言而喻，启蒙时代的启蒙思想仍然无法逾越中世纪。
（一）理性思维模式的传承
近代早期，欧洲发生了两场著名的思想文化运动。第一场是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呼吁一种感性的现世快乐。第二场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者则推崇一种独立、虔诚的信仰。这两场运动的改革者和推动者都没有将“理性”放在突出位置。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才成为了口号。启蒙运动在法国达到高潮，涌现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大批博文强记，富有洞见之士。他们高举“理性”的大旗，反对上帝和宗教迷信、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经济上主张以自由放任对抗封建官僚机构的束缚，政治上以社会契约论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或民主共和政体，限制王权，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他们在新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下，将“理性”摆在了人类理念和精神的核心位置。
如前文所谈到的，在大多数启蒙思想家认为，因为世界的高度有序，承认上帝的存在才是符合“理性”的。在“理性思维”的传承和发展上，近代科学对经院哲学的主要传承在于：一是只有相信上帝通过“神圣理性”有序创世，科学对于规律的阐释才得以成为可能；二是经院哲学所塑造的逻辑传统和论证形式在近代的科学思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三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将中世纪的知识发展，称之为“本质发现”的时代。[9]25经院哲学对上帝以及存在等诸多形而上学的研究，可以视之为对“本质学”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科学这一“现象学”的话语转向；四是促进怀疑主义的产生。正如前文所述，理性的本质即在于否定和怀疑。经院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将“信仰上帝”转变为“思考上帝”，他们思考着上帝的存在方式、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权能，等等，将“相信的”变为“思考的”，进一步讲，变为“批判的”和“质疑的”，是一种怀疑精神的体现，这也促进了近代怀疑主义的产生。这种怀疑精神的传承，也是一种“理性认识”的传承。
在很大程度上，启蒙思想家的“中世纪观”是一种“自我演绎”和“自我设定”。他们作出的所谓的“黑暗时代”的“定论”，是以自身的光明为前提的，由于自身是光明的，那么，其自身的对立面中世纪，就应该是与之相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自我演绎”和“自我设定”恰恰与中世纪神学家将基督教的“光明”与古典异教的“黑暗”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想如出一辙。通过上述探讨，至少可以说，启蒙思想是否是依据“理性”而确立“黑暗中世纪”是值得商榷的。就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观”来看，他们对“理性的价值”的推崇、将理性视为准则的强调以及对理性工具的重视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并无根本差异。
（二）理性观念的传承
西欧中世纪时期的“理性观”主要体现在中世纪的主流哲学思想——经院哲学当中。“理性”在经院哲学特定论域下，不仅被视为一种主题而加以探讨，而且是整个经院哲学所建立的逻辑支撑，即以上帝为本体的宗教哲学与古典时期传承下来的理性逻辑推理相结合，运用理性逻辑推理证明当时的基督教教义和理论。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宗教哲学家运用“理性”逻辑所进行的论证并不局限于基督教教义，而是包含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法律以及经济秩序，等等，例如，就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e de aquino，约1225—1274年）而言，他的法律和政治理论思想将传统的政治、社会等级、封建观念与集体主义、平等主义观念相结合。[1]217简而言之，理性意识渗透到了中世纪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而理性工具也在中世纪的话语表达、知识塑造和思想凝聚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运用。
在进一步讨论前，我们必须清楚所谓“黑暗时代”的由来。一般观点认为，“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是最早使用“黑暗时代”一词来指称“中世纪”的。在彼特拉克的历史认知中，古典时期，尤其是罗马时期，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时期，与中世纪相比，古典时期是一个光明的时期；而中世纪则是一个野蛮的，没有希望的时期，无足称道。[6]226-242中世纪被称为“黑暗的”时期，是启蒙思想家从审美的寓意上来加以考量的。首先，由于启蒙思想家追随人文主义者，将“古典”视为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而将中世纪视为“古典”的对立面。其次，在一定程度上由于17世纪自然科学在力学和光学领域的突破性成就，所以他们将自身定义为“光明的”“进步的”，那么作为启蒙时代所批判的对象“中世纪”，则自然成为了“黑暗的”“落后的”。正如约翰·波科克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的敌人不是古典时代，而是中世纪。”[6]226-242由此可见，中世纪之所以成为“黑暗时代”，如果不是唯一的，那么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文主义者，尤其是启蒙思想家营造的话语。他们营造的话语不仅成为了当时的潮流，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但重构了过去，而且还重构了现在和将来”[7]157-177。
一小部分启蒙思想家也认识到了启蒙源自中世纪，传承于中世纪，之如前文所提到的夏普兰，他在其《阅读古传奇小说》（de La Lecture Des Vieux Romans）中便谈论道：你将新旧风格中所运用的每一个词汇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语言经历了何等的变化，它如何一点一点地脱离粗俗，通过了怎样的道路（中世纪）才变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富有柔情、严肃文雅而又词汇丰富的语言。[12]5-6语言的传承，承载着思想的传承，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理性”的价值、“理性”作为基础和衡量标准、理性的工具等都有强烈的相关性和继承关系。“理性”的价值，从古典到中世纪，再到启蒙时代，一直到现代，都是受到肯定和推崇的。“理性”作为基础和衡量标准，前文在托马斯·阿奎那和笛卡尔的概述中得以表明。而理性的工具，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推理的形式、命题等，都在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的知识发展当中得到了传承。
五、结论
“理性”这一概念本身以及围绕“理性”的相关问题，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启蒙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传承关系。“理性”与“感性”相对的地位，“理性”本身的推崇，理性认知和理性思维的赞赏和运用基本上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解读到“理性”的超时代性，即它本身不是某个时代所独有的，而是我们进行认知和进入“知识状态”的必备钥匙。启蒙时代虽以“理性”标榜自身，但是不能因此认为“理性”是启蒙时代所独有的，更不能给中世纪打上所谓“非理性”的标签。从古典到中世纪再到启蒙时代，“理性”也是在不断传承的，“理性”的概念和相关问题也是在不断地成熟、丰富和发展的，启蒙思想家虽追随古典思想家，但是从“理性”传承的角度来看，他们本身并没有越过中世纪。
淀粉球晶样品于105 ℃下干燥3 h，用导电双面胶将处理好的样品固定在样品台上，置于离子溅射仪中喷金，在扫描电镜下观察淀粉球晶样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分别放大1000倍和5000倍进行拍摄[17]。
就历史记录而言，在西方，可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甚至象形文和楔形文，等等。在东方，更准确地说，我们中华大地，可以追溯到《尚书》《战国策》甚至可以追溯到金文、甲骨文，等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历史学的目的。“究天人之际”，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当中看到不变的和传承的；“通古今之变”，在看来似乎不变的事物中发现“新的生机”和“新的变革”。“成一家之言”，作出自身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不仅要看到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传承和变化，还要看到人的认知内容，人的认知方法和思考形式等方面的传承和变化。回归到本文当中，即在于启蒙时代的“理性”意识，既不是直接越过了中世纪而取自于古典，更不是由启蒙思想家无中生有臆撰出来的，他们的“理性意识”也有着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承。
对患儿治疗前,护理人员要详细地向患儿家长介绍支气管肺炎的有关知识,正确地应用盐酸氨溴索联合布地奈德治疗的方式。同时,要事先给患儿家长打预防针,让其做好准备,患儿在治疗期间可能会产生的不良反应。再次,对于患儿家长的疑惑,护理人员要及时解答,保证相互间的信任性。最后,以患者年龄为基础,给予患者合适的雾化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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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of Rationality”: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Enlightenment
LI Bin,WANG Haoliang
(College of Art Education,Jilin University of Arts,Changchun,Jilin 130024,China)
[Abstract]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 branded themselves“rationality”and described the Middle Ages as“backward,ignorant and superstitious”.Can the Middle Ages be inferred to be an age of irrationality?Was“rationality”passed 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and interpret the“inheritance of rationality”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ree aspects: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rationality”;the analysis of the“view of rationality”in the Middle Ages;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view of Middle Ages”and“view of rationality”in th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Middle Ages;Enlightenment;inheritance of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B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991（2019）04-0098-06
doi：10.3969/j.issn.2096-2991.2019.04.014
［收稿日期］2019-0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世纪史视域下的欧洲教育法研究”（编号：14JJD770030）
［作者简介］李彬（1981—），女，吉林长春人，吉林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欧洲中世纪史；王浩亮（1992—），男，山西晋城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洲中世纪史。
［责任编辑 张宝君］
标签：理性论文; 中世纪论文; 思想家论文; 时代论文; 经院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世纪史视域下的欧洲教育法研究”(编号:14JJD770030)论文; 吉林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