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建党史上，黄冈地区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湖北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中，七名党员中有六人是黄冈籍；在中共一大上，十三名代表中有三人来自黄冈。黄冈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热土，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方面，黄冈人民饱受多重残酷压迫和剥削渴望根本性变革；地理方面，黄冈紧邻武汉，交通便利，能第一时间感受革命气息；人文方面，黄冈有尊师兴学的传统，易于追求、接受和传播新思想；革命传统方面，黄冈人民富于反抗精神，促使他们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人才方面，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改良新政培养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时政方面，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黄冈人民的觉醒，培养了传播马克思主义骨干。
关键词：黄冈；马克思主义传播；根源
黄冈，地处湖北省东部，因而俗称鄂东。近现代的黄冈地区，不仅包括现在的黄州区、团风县、红安县、麻城市、罗田县、浠水县、蕲春县、武穴市、黄梅县、龙感湖管理区，还包括今天鄂州市、划归武汉的黄陂区和新洲区及河南新县的一部分。在近代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建党史上，黄冈地区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湖北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中，七名党员中有六人来自黄冈(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刘伯垂、赵子健)；在中共一大上，十三名代表中有三人是黄冈籍(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这种情况在全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是哪些因素或根源，使黄冈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沃土和热土？本文拟从经济、地理、人文、革命传统、新式知识分子的产生、时势的深刻影响等六个方面探讨原因。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经济方面，黄冈地区人民饱受多重残酷压迫和剥削，渴望根本性变革
马克思主义在黄冈地区能够得到迅速传播，被黄冈先进分子选择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以来黄冈地区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鄂东是一个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传统农业耕作区，90%左右居民以农为生，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缓慢，人民大多生活在贫困之中。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鄂东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迫使其中的先进分子探寻强国富民的真理和道路。
鄂东在中国近代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较早的地区之一。鄂东地处长江中游，有水路交通可东去南京、上海，西到武汉、宜昌。在科技、经济、社会落后的近代中国，这种较为优越的交通条件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提供了便利。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与鄂东临近的汉口、九江等长江沿岸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沿线通商口岸自由往来。1876年因云南马嘉里案，清政府又被迫同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使长江沿线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进一步增加，鄂东的武穴港就是在《烟台条约》中被规定为外轮停泊码头。武穴港在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对外开放后，外国商业机构纷至沓来。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德国的美最时洋行，日本的日清公司等，先后在武穴、团风等鄂东沿江城镇设立办事机构。这些帝国主义的商业机构在鄂东土地上直接从事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罪恶勾当。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一方面贱价收购鄂东出产的棉花、蚕丝、苎麻等农产品，另一方面大量倾销本国商品，从棉纱、棉布、煤油、五金到肥皂、铅笔、火柴、糖果等，从中牟取暴利。鸦片公然成为合法的进口的商品，烟馆遍及鄂东城乡，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或中毒身亡者不计其数。如黄安县城就有烟馆5家，八里湾、华河、七里坪、桃花、永家河等集镇也都有烟馆3到5家不等。[1]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使鄂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生改变，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原来处于自然状态的农村经济开始崩溃。
首次适应算法FF(First Fit):和下次适应算法的不同，FF算法要先检查所有非空的箱子，如果第一个非空箱子能放进去该货品则放入，没办法放入的话再检查第二个非空箱子，以此类推；如果没有合适的箱子，就打开一个空的箱子。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黄冈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还强化了宗教文化侵略。1888年宋埠教案发生，黄州知府杨寿昌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慑于不平等条约的约束，惩办了教案领头人陈举人，赔白银四万八千两，并出保护教堂、允许外国人士到各地传教的告示。基督教的瑞典行道会利用这些优惠待遇和巨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黄州汉川门和清源门大购地皮，营造教堂。同时又分别在团风、上巴河、但店、回龙山等镇和外县的鄂城、下巴河等地设分堂(即福音堂)。教会还在黄州开办懿范女校、新民小学、黄州天主堂小学等学校。学校虽开有国语、算学、音乐、图画、体育、手工劳动等科目，但教学内容及活动围绕圣经，以宗教课即圣经为中心，突出基督教的特色。牧师向学生讲经布道时，要求学生和信徒要信仰上帝。民国建立后，洋人和统治者关系更加密切，牧师讲道时还要求教徒服从袁世凯、蒋介石。
目标函数是使分派车辆完成任务的总费用最小，第一个约束条件保证每一辆车分派到一项任务；第二个约束条件保证每项任务都能有一辆车完成。此模型可用匈牙利算法。
在劣绅、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剥削、压迫下，农村财富无限制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鄂东大批农民包括一部分中小地主纷纷破产，成为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对于社会变革有着强烈的渴望与追求，进行过多次自发的反抗斗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黄冈地区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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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方面，黄冈紧邻武汉，交通便利，能第一时间感受革命气息
黄冈地处湖北东部，与湖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武汉山水相连，相距不足100千米，水陆交通便利。这种地理条件和交通条件对黄冈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紧邻武汉，黄冈先进青年能够就近到近代史上湖北乃至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武汉求学，能得风气之先，能第一时间感受革命气息和传播新思想。清末民初，黄冈先进青年才俊纷纷到武汉求学，著名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等人。1905年春，受新思潮的影响，为了追求新的知识，董必武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1912年陈潭秋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1916年进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读书；包惠僧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林育南1915年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附属中学；肖人鹄(陈潭秋的侄女婿，亦作肖云鹄、萧云鹄，曾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河南省委军委书记等职，1932年牺牲于洛阳)1920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赵子健(红安人，1920年秋出席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大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20年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这些黄冈籍先进青年学生在武汉读书期间，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阶段。经过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五四运动斗争的锻炼，黄冈籍先进青年学生都共同地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思想。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一些具有近代眼光的晚清洋务官僚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在全国各地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改良性质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当属洋务派的佼佼者。1889年起，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在近20年督鄂期间，他将中体西用的思想付诸实践，大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进现代机器设备、管理技术和外国资金，开办工厂开办学堂，大规模派遣青年出国学习，编练新军，开创了湖北近代化新风。首先，张之洞的改良新政，使湖北建立了一大批近代工业如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工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产生。其次，张之洞在举办洋务运动时认识到“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之急务”[13]，“自强之策，以教育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14]因此，他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以培养洋务运动所需的各类人才。张之洞督鄂期间，在湖北一省就兴办了20余所各类新式学堂，如两湖书院、江汉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湖北文高等学堂、湖北方言学堂等等。[15]这些新式学校的开办促进了湖北传统教育的转型，培养了一大批初步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政治敏感、眼界开阔、思想激进的新式知识分子。据统计，从1900年至1906年，鄂东地区到日本和欧美留学的学生有160多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冈县的吴昆、殷子衡、何自新、熊十力，黄安县的阮复、潘康时、陈逵九，麻城县的余诚，蕲水县的王汉、蕲春县的田桐、詹大悲、黄侃，广济县的居正，黄梅县的宛思演等。他们生长在中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读书和留学的过程中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站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对立面，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成长为改革中国和湖北社会的先锋力量，在湖北乃至全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起了先锋作用，其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人通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毅然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黄冈尽管在张之洞的改良新政中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工业和学校，没有受到大的直接影响，但前文论述过的紧邻武汉的地理条件和崇文重知传统，还是使改良新政对黄冈先进分子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积极到武汉求学或参加新军，创立进步社团，寻找扭转中国悲惨命运的道路。
三、人文方面，黄冈人民有尊师兴学的传统，易于追求、接受和传播新思想
社会时代的转型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了我国城镇化建设以及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特色农产品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进一步扩大了特色农产品的市场。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提高了特色农产品的出口量。在我国特色农产品出口过程中，英语标准化翻译存在的问题影响了特色农产品的出口与销售，不利于特色农产品扩大国际市场。如果对特色农产品翻译中存在的问题置之不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国特色农产品的出口[1]。
16世纪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和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气候对民族性格有决定性影响：土地贫瘠的山区，人民性格坚韧、桀骜不驯，富于拼搏反抗精神；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难以抵抗外来侵略，人们多贪生怕死，易于屈服外来奴役势力。毛泽东研究专家、畅销书《为什么是毛泽东》的作者任志刚认为，相较于平原和山区，丘陵地带的人们兼具文化氛围和斗争精神优势。[11]黄冈境内丘陵、山地广布，占总面积的75%以上，人民历来有反抗强权、反抗压迫的传统。有学者考证，战国时楚灭巴蜀后，黄冈是富有反抗精神的巴人的迁居地之一(如巴河这一名称来源、黄冈土话中骂人的话“巴蛮养的”等可以管窥)。“郡民久经战争风暴的考验，养成沉毅果决、勇敢顽强的精魄，富有奋力抗争的传统，危难之时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12]民国时期罗田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在《蕲黄四十八寨纪事》中称赞黄冈人民“沐战斗之余风，富于啸悍之魄力与战争毅力”。历史上黄冈人民曾经多次揭竿而起，反抗封建暴政。元朝初年，蕲州人张德兴、罗田人傅高组成淮西六寨，组织民众反抗元朝暴政，大江南北纷起响应。元朝末年，罗田人徐寿辉领导红巾军起义，建立“天完国”(“大”上加“一”为“天”，“元” 上加“宀”是“完”，天完，意为压倒元朝)，拥众百万，一度占领鄂湘赣皖苏浙闽等地的广大地区。明代，罗田人王玉二、黄梅人梅镗先后率众举事。明末，张献忠、罗汝才等率农民起义军进入黄冈境内，转战9年，得到广大群众热烈响应，仅麻城即有5.7万人投附。清初，罗田王麻城、周承谟为首聚众抗清，持续8年之久。乾隆年间，蕲州马朝柱在罗田县天堂寨聚众造反。咸丰二年(1852年)至同治六年(1867年)，太平军和捻军11次进入黄冈境内，四次攻克黄州府城，蕲州吴菊儿、英山王顺生、武穴宋关佑、何致祥等纷起响应，蕲州郜永宽成为太平军主将，被封为天国纳王(后叛变)。清末，黄冈境内多次爆发反抗外国侵略的教案，著名的教案有1891年武穴教案和1893年的麻城市宋埠教案。辛亥革命前后，浠水王汉、张振武、蕲春詹大悲、田桐、黄梅宛思演、广济居正等不避牺牲，积极投身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革命传统方面，黄冈人民富于反抗精神，促使他们寻找救国救民道路
这些“头脑新法、志气不凡”新式知识分子给鄂东大地带来新的空气，他们关心国家社会的前途和命运，面对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饱受外国列强欺凌的局面，纷纷远赴武汉、上海、日本、欧洲求学，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向人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探寻、比较、思考、实践各种思潮，多数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他们人数虽然有限，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人数的范围。
正是黄冈人民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才促使黄冈先进分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饱受外国列强蹂躏的局面时，不惧牺牲，奋发图强，前赴后继地寻找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道路。经过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千寻万找、不断对比，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后，他们就热烈地探究、传播这一真理。
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历来是社会变革时期的先知先觉者和新社会蓝图的描绘者。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历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担当。黄冈人民历来有尊师重教、崇文兴学的历史传统。(今天黄冈许多乡村村民家里堂屋正墙上挂的祖宗牌位中间依然写有“天地国亲师位”，把老师放在仅次于天、地、国家、祖宗之后享受每月初一、十五的香火和年终祭祀。)历史上，黄冈先后建有书院70余所，是全省州府中最多的。光黄州附近就有河东、黄中、振英、东坡、王公、定惠、阳明、睢阳、观善、蒋公和经古等11所。最有名的要算河东、阳明、问津、白石、龙潭、举水、天台、蕲阳、东溪、义川、麟山、崇正、沧浪、江汉、梅川、调梅和经古等16所书院。除书院外，还有义学、社学40多所。[6]这些书院、义学、社学“造士甚众”，为鄂东地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自古至今，黄冈人崇尚文化、喜闻书香，著名的“程门立雪”的故事就发生在红安县二程镇。清末翰林、知名学者周锡恩(罗田人)曾豪言：“吾黄人文，号为冠楚”。整个明朝276年中，黄州府考中进士317名，举人1465名；《明史》有传者即有46人，其中有开国功臣蕲州康茂才，卓有理政才能的首任户部尚书蕲水杨思义，历时27年著成《本草纲目》的蕲州李时珍，时称神医的罗田万密斋，诗文名重当时的黄冈王廷陈，上《两台疏》申请建黄安县的耿定向等……清朝时刘子壮、陈沆中状元，帅承瀛、陈銮中探花，金德嘉中会元，分别占清代湖北省中状元、探花、会元的2/3、2/5、1/4；嘉庆、道光、咸丰3朝65年中，黄州府考中进士86名，举人466名，分别占同期全部进士、举人29%和28%。[7]清代科举考试中，鄂东地区考中状元、进士、举人的人数均居全省之冠。[8]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又大量向日本和欧美派遣留学生，鄂东地区一大批积极寻求新思想的青年得以到武汉上学或到日本留学。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在读书和留学的过程中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站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对立面。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创立同盟会，第一批会员只有70多人，其中就有黄冈县人吴昆和刘子通、蕲春人田桐、广济人居正等鄂东留学生9人加入同盟会。[9]1907年全国同盟会会员不足1000人，湖北只有124人，而鄂东就有同盟会员36人，占全省29%。[10]
五、人才方面，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改良新政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
黄冈先进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到武汉求学寻找救国救民道路，而且注重利用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在武汉办学——启黄中学和私立武汉中学，大力招收黄冈籍青年学生入读，向他们宣传新思潮。1911年初，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湖北新绅士首领人物夏寿康(原黄冈仓埠人，今武汉新洲区)被任命为黄州府师范学堂监督。他召集黄州八县(英山当时隶属安徽)旅居省城的绅商，商议办学事宜。时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今浠水人)认为：黄州府所属的黄冈、蕲水(今浠水)、蕲春、广济(今武穴市)、黄梅五县滨江，乘坐轮船到省城便利，而不滨江的麻城、黄安、罗田三县，到黄州府与到省城路费相差无几，宜在省城购买校址，这样不但便于聘请名师、采办教材、收集图书、购借标本，而且可以开通黄冈陋塞之风气，一正乡村士人塞野之习俗。这一意见得到与会绅商一致赞成。1911年2月在武昌朱家巷购买废弃的原抚标营房屋基地一所，开办启黄中学，全部招收黄州府属八县青年学生。由于开办在省城，教师都是聘请学有专长者和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外国语学校毕业生担任，招录和管理学生严格，入读启黄中学的黄州府八县青年精英能得风气之先。在侨居武昌十五年(1911——1926)期间，许多启黄中学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比较著名的有黄梅的宛希俨、梅龚彬、吴致民、黄冈的陈学渭、蕲春的董毓华、张光人(即胡风)等。宛希俨、梅龚彬、陈学渭、吴致民等在启黄中学学习期间结识恽代英、林育南等，积极参加互助社、利群书社活动和五四运动，还组织仁社、黄社、健学社等进步社团，团结进步青年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研究中国革命问题。1920年春，董必武、张国恩等人开办的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成立。私立武汉中学实行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学校开设社会主义课程，董必武亲自教授国文，聘请陈潭秋、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等授课或到校演讲，组织学生课外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向学生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武汉中学吸引了武汉及湖北黄冈、麻城、黄安、沔阳(今仙桃市)、荆门、咸宁和河南新县、湖南平江、华容等县进步学生纷纷前来求学。尤其是鄂东的黄安县、麻城县、黄冈县，进入武汉中学就读的青年日益增多，如黄安先后有30余人到武汉中学读书，其中第一批青年有董贤珏(董必武胞弟)、张仁达(张国恩之子)、余泽涵(张国恩外甥)、王鉴、雷绍全、杨朴、王文凤等。罗田的李梯云、麻城的王幼安、蔡济璜、刘文蔚、桂步蟾、刘象明、邓天文等都在武汉中学就读。武汉中学“在董必武、陈潭秋等老师的教诲下，培养出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仁人志士”[5]，成为湖北及其周边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骨干重要基地，对黄冈地区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热土有重大影响。
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清政府变得更加贪婪残暴，清政府加大了封建剥削程度。一方面，巨额的战争耗费和战争赔款都转嫁到人民身上；另一方面，大量的外国工业制成品涌入中国，刺激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和欲望，他们千方百计增加对农民的剥削。人祸加上天灾，使大批农民纷纷破产，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黄安县地主李光斗在咸丰六年(1856年)趁遭受饥荒米贵田贱之际，一次购进土地1000亩，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家的土地增加了3倍，达到近4000亩，共81处庄园，790户佃户，年收租谷8000石(每石约60公斤)。黄冈县杨鹰岭人刘维桢，极盛时期他家拥有耕地8万多亩。从他的老家黄冈县杨鹰岭到黄州城50多里，沿途都是他的土地，年收租谷十几万石。[2]据《红安县志》记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安全县地主阶级占有50%以上的土地，富农占有10%的土地，祖田占10%，庙田占5%，四项合计占75%，农民只拥有25%的土地，雇农几乎没有土地。地主利用占有的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其征收的地租一般都占亩产量的60%至70%，有的甚至高达80%。农民除遭受地主阶级严重的地租剥削外，还受地主阶级的高利贷剥削。全县各地的高利贷名目繁多,利息特重,一般都是大加二五(月利率为25%),也有大加三十至五十的(月利率为30%至50%)，甚至还有早借晚还、日利率为10% 的“阎王账”[3]除了地主阶级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广大人民每年还要向反动政府缴纳种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如土地税、契约税、田亩捐、人头税、杂税(烟税、酒税、糖税、屠宰税、行商税等)、杂捐(月捐、门牌捐、灶头捐、纺车捐、壮丁捐、草鞋捐、枪捐，等等)。[4]
黄冈紧邻武汉的地理条件使黄冈与武汉脉搏相连，能第一时间感受、响应武汉的革命气息和活动。1911年10月辛亥武昌起义爆发，董必武闻讯后，毅然剪掉辫子，当即从黄安赶到武汉，投身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在武汉求学的黄冈先进青年如陈潭秋、林育南、宛希俨等纷纷积极投身第一线运动，寒暑假回乡后把武汉的革命气息传递到鄂东各县，在鄂东大地撒播下革命的火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黄冈的传播。
六、时势方面，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黄冈人民的觉醒，培养了传播马克思主义骨干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鄂东人民踊跃投身于这一革命洪流之中。他们纷纷建立和参加各种民主团体如“光黄学社讲习社”、“自新学社”、“鸠译业会”、“黄冈军界讲习社”、“孝义会”和“日知会”、“共进会”、“科学补习所”、“同盟会”，借以联络革命志士，聚集民族精英，唤醒民众。一大批鄂东仁人志士，如董必武、居正、詹大悲、宛思演等成为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骨干，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两百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民主共和的旗帜，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富强而勇敢奋斗。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但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并没有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饱受外国列强蹂躏的局面。它的失败，给了先进的中国人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要完成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任务，必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参与中共湖北早期组织创建的董必武、张国恩等人，都经历了从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斗士这样一个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思想转变过程。1919年春，董必武从利川经武汉到上海，向孙中山先生汇报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被四川军阀杀害一案，请求孙中山伸张正义严惩凶犯。然而，受军阀、政客的排挤而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的孙中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董必武失望至极。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董必武陷入了痛苦的思索。此时，五四运动在全国爆发，滞留湖北旅沪同乡会的董必武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他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播种者之一的李汉俊。李汉俊几乎天天和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交谈、讨论俄国十月革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董必武如饥似渴地研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同他们一起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切磋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16]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鄂东人民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并把新思潮传到鄂东各地。1917年10月，黄冈县林育南参加了恽代英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互助社”，不久，他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黄社”。1919年3月他创办了《新声》半月刊，这是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是全国响应北大新思潮的先驱者”[17]在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武昌启黄中学求学的黄梅籍进步青年宛希俨、吴致民等人同陈潭秋、林育南一道，在同学中组织了读书会，传阅《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一起探讨各种社会问题和新思潮，努力寻求革命真理。他们每次回黄梅度假，都带回进步书刊，给朋友和兄弟姊妹阅读，向青年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在鄂东的兴起和发展，为鄂东人民响应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鄂东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Yang等在文献[13]中提出了一种抗合谋攻击的安全多方和积协议SPOS（Secure Product of Summations Protocol），该协议使用同态加密[12]实现安全多方和积的计算，并能够抵抗合谋攻击。该协议假设有m个参与方且第i个参与方Ni有数据（xi，r）i，m方合作计算并保证计算过程中任意参与方无法获得其他参与方的任何有效数据。该协议中参与方是平等的，在计算过程中每个参与方执行相同的操作，不存在中间节点。
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客居京、沪、汉的鄂东籍仁人志士和先进青年学生，就通过报刊和书信，或利用寒暑假返回家乡的时机，不断地向鄂东各地知识界宣传五四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激励鄂东人民积极参加到反帝爱国主义的行列中。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鄂东的广泛传播，它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为鄂东党组织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8]
黄冈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沃土热土，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黄冈的经济状况、地理条件、人文条件、富于反抗精神的历史传统、张之洞改良新政培养了大批新式知识分子、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促进了黄冈人民的觉醒和思想解放有关。其中，尊师重学的人文传统和富于反抗精神的革命传统，应该是黄冈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沃土的最重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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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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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19)02-0001-06
收稿日期:2018-12-11
doi：10.3969/j.issn.1003-8078.2019.02.01
作者简介:缪小勇(1973-)，男，湖北蕲春人，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汪季石(1964-)，男，湖北罗田人，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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