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融佛老 道自心悟——论史浩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色
宋 华，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 文传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史浩是宋孝宗时期的帝师和宰相，政治地位显赫，思想上史浩主张大道同一、为学以心悟。受学术环境的影响，史浩的学术思想濡染佛禅，具有心学倾向；作为深受家学影响的传统士大夫，他又具有儒教护教意识。在人生价值选择上，史浩融合道家思想，主张全节而退，并全力践行这一人生思路，成为宋代宰辅闲退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键词：史浩；儒融佛老；护教意识；以禅喻诗
四明史氏在南宋是很显赫的家族，先后出了史浩、史弥远、史嵩之三位宰相。史浩继其叔父史才官拜参知政事后，是史家第一个任宰相正职的人。他分别于隆兴元年和淳熙五年两次拜为右丞相。史浩虽不以学问名世，但身处南宋理学思想最具活力的时代氛围中，他的诗文中也有表达自己学术思想倾向的内容，这既与时代相关又具有独特的个人特色，反映出南宋时期学术生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楼钥在《史浩碑铭》中称其“贯通经史”，蒋义斌认为史浩在“史”的方面无所建树，他从史浩交游和学术著作两方面出发，论证其“本于儒，而旁涉释老”的学术倾向，但蒋先生认为史浩的诗文皆为酬唱往返之作，与发明其学术思想关系不大。①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学术与教育研究》一书虽对史浩学术倾向本身的虽关注不多，但在谈及四明学术发展时论及史浩作为当地重要的士族代表，认为他的交游活动对发展四明地区学术的意义。②本文试从史浩现存诗文奏议与来往书信中探究他的学术思想倾向，并尝试归纳其内涵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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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融佛老与大道同一
史浩学术思想的基本观念是以儒为本，参以佛老，具有入世以儒，出世以佛，养身以道的特色。他主张体常而用变，各家学说围绕世用的目的，达到浑融一体的境界，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首先，史浩吸收孟子思想，认为大道同一。《孟子·离娄下》曾言：“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1]29孟子强调仁心与推己及人，在仁义之道的统摄之下，具有圣人品质的禹、稷、颜回，即便异地处之，也必然能够做出相应的行为，因为他们所行的都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史浩吸收孟子的这一观点，其《杂说·孟子·同道》中说：“圣人之道，体常尽变，故禹、稷、颜回易地皆然，其道同也。”[2]726史浩继承孟子的说法，认为圣贤之道，从本源上来讲是一回事，非但禹、稷、颜回是一回事，连儒释都是一回事。他在《送寿居仁序》中言：
“忠诚担当”是新时代辽宁精神的核心要求，体现了长期以来辽宁人民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的坚定信仰和担当奉献的家国情怀 [2]。 “忠诚担当”是辽宁精神中的突出特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信仰坚定和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品质和情怀已成为推动辽宁地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忠诚”是为人处世的态度，强调内心的中正，实事求是、客观公平； “担当”是一种责任意识，是态度的行为外化，更是一种牺牲精神。 “忠诚担当”是时代对辽宁人民的要求，也是时代对中华儿女的要求；是辽宁地域品格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延展与流传。
君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性之情也，佛之教乃欲去君臣、离父子，是忘情也，夫情岂能忘哉？忘情是土木偶人尔，彼其投身救虎、割肉饵鹰，哀物之饥，岂忘情乎？付嘱此道于后，末世悯物之迷，岂忘情乎？是故学佛之至者，忘情之中有真情存焉。[2]597
例文(16)中，‘(饼干)’和‘(饮料)’的受事宾语没有提及，因此对于句子意思而言就产生了歧义现象。如果改为‘’，这样的句子意思就是‘老师给了我两个饼干，和两瓶饮料。’本句话就不存在歧义现象。但文章若是‘’的话，受事宾语是‘我们’，这时本句话就可以解释为以下三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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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打仗一样15分钟就结束战斗的晚饭竟吃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说说笑笑的样子让宝宝都觉得不适应了。小家伙来拉林蓝的手，吃醋地说：“妈妈，不要陪爸爸说话了，陪宝宝去搭积木。”
在《禅窟》一诗中，史浩说“胸中炯明月，一照万缘空。蝉蜕云霄表，堕地为儒宗。”[2]46只要胸中性情光明，儒宗禅宗都是一味意思，参禅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获得解脱，与体悟儒道也是一样的。这一同一性既包有情的部分也包有性的部分，情来源于性，但不等同于性。性即是道体的本质，但这其中又有分别，从本源上来讲，史浩认为性乃儒家仁义之性，所以在很多时候，他又表现出排佛的一面。
总之，史浩思想具有心学倾向，与张九成同气相求，有师生之谊。同时由于其学术导源于庆历五先生，兼及受到帝师身份的影响，史浩学术思想中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儒教护教意识。
这一人生价值选择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老子》中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10]36河上公注此“言人所为，功成事立，名迹称遂，不退身避位，则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则哀”。[10]176史浩在《贺沈丞相判明州启》中称：“功成名遂而身退，固合天道之常川。”[2]463他认为功成名就全身而退是符合自然天道的一种常态，在《重乞休致表》中，史浩甚至直言“功成名遂身退，敢希老氏之言”，[2]342这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
再次，基于大道同一的观念，史浩还吸收道家思想，主张“养身以传道”，并对道家养身术有所吸收和借鉴。虽然在上引《杂说·孟子·同道》中，史浩批评杨朱持守一义以至于无君，但由于重视心悟以及实有诸己，对内在自我的重视也延伸为对身体存在的关注。在这个基础上，史浩对杨朱的“存我”思想有所吸收，同时以大道同一的观点为准绳，他对“智之所贵，存我为贵”思想进行了发挥。在《杂说·文中子·存我》中，史浩说：
史浩认为道的同一性播之于儒释，在“性之情”的角度上，佛教释迦牟尼的舍身救虎和割肉饲鹰与儒家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都是相通的，皆为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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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实自吾孔颜，达则兼善非附势，穷而独处非左计……佞佛欲死是干慧，死生之说本同归。原始当求一言契，了知吾道出世间。[2]11
总之，史浩濡染三教，以儒为本，认为大道同一，同时也讲究顺势应变，试图以禅定的功夫追求内在道体的喜悦，同时还吸收道家的养身思想，主张存身以传道。
持钟剧社成立以来，社务进行，不遗余力，社长何少南剧务干事李广政胡道柞罗质君等，均努力工作，闻已聘定陈鲤庭谢韵心董每戡诸先生参加本校校庆，民立游艺会及中学联联合公演，排演已成白热化。此小小之艺术之花，遂含苞待放，将来戏剧界上必可跃为生力军云，该社所排剧本如下：《战友》（雷蒲芳主演）、《放下你的鞭子》（黄菲主演）、《父归》（顾燕飞张觉民主演）、《姐姐》（王毓侨主演）、《转变》（杜振中主演）。 [23]5
今夫人臣至于以身徇国，必其身不胜其国，而至于亡也。若夫周公，知天下之道传于我，天下之治系于我，期有以厚苍生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则我者，真万物之根本也？圣人能存一我，则天高地厚，万物散殊，举由我一身而治，可不重乎？[2]729
二、心学倾向与护教意识
史浩的学问主要是植根家学，目前史料中未见有记载他有明确的师承，黄宗羲《宋元学案》以其与张九成相知，且服膺陆学，列史浩入《横浦学案》。实则除了与张九成的关系值得关注外，史浩的思想是在四明学术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源自庆历五先生③的导源和教化，同时也吸收四明的佛学养分，思想中带有明显的释家色彩和心学倾向。
史浩具有心学倾向，这与张九成的影响确有关系。绍兴年间，史浩为温州教授，与张九成相知。在《祭无垢先生张公侍郎文》中，史浩言：“某掌郡庠时，适相值倾，盖忘年雅同声气。”[2]770后在《跋杨廷秀秘监张魏公配享议》也说：“予平生受无垢先生张公之知，至今寝饭不忘。”[2]662可见其与张九成的关系是雅同声气，志同道合，具有共同的思想倾向。在相知基础上，二人又有师生之谊。史浩在《寄无垢先生张公侍郎文》中又言：“公云‘举词，深有旨味，识超几先，意传经外’，惟此八字，三宵不寐，思而得之，实录无愧，佩服华衮，铭在心志。”可见在相知中，亦有受学之意。他的“正心”意识除了与自己的学术兴趣相关外，受之张九成影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从史浩文集来看，二人思想承传关系也有迹可循。
张九成受业于二程弟子杨时，后与南宋著名禅师宗杲游，濡染佛禅，黄宗羲《宋元学案》中称“朱子言张公始学于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于释”。[4]196张九成强调“天下万事皆从心中来”，“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5]93学问上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主张直指人心，反观内求。史浩也重“以心名经”，在《再答商解元请解孟子书》中，他谈到圣人之书不可以训释，而应以心悟：“若止求训释，则自赵岐而下历世不乏，仆亦何所容喙，若求知道，则道不可以言传，而可以意得，昔者圣人言满天下无口过，以其随叩即答，无意训释其文义。”[2]590南宋心学家陆九渊也曾在《与颜子坚》中言：“道非口舌所能辩。”[6]234这种道不可以言传的思想固然与道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传统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对陆九渊思想的一种承继，在《光宗皇帝初即位进封事》中，史浩说“是故谋国之言，必以正心为主，心是百行之本，心为万化之原”，[2]189直接提出“心为万化之源”的观点，认为心是教化的根本所在。在《次韵沈泽夫逍遥歌》中史浩又说：“工夫祗在澄心源，心源澄寂固能应。”[2]11指出修养中最主要的就是澄澈自己的心，这也是对张九成“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的贴切注解。
在道德实践的层面，史浩强调对正心的重视，与陆九渊的观念也不谋而合。在《杂说·孟子·可欲》一文中讨论孟子“可欲之谓善”时，史浩说：“世之可欲者皆善，不可欲者皆不善，自然之理也。今夫盗贼是甘心于为不善者也，是已陷溺其良心，而不可救也。然而有人焉指之曰：盗贼，则必怫然而怒，目之以仁义，则必翻然而喜，是其可欲之心本在也，人能充本在之心，反身而诚，则知其不自我铄，而信其有诸已矣，扩而充之，何所不至。”[2]727史浩服膺孟子的实有诸己，认为人性本善，发明本心，即可治盗贼之患。这就是陆九渊“只刚制于外，而不内思其本，涵养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当，何须刚制”之思想在实践层面的阐发。史浩推重陆九渊，曾引荐陆氏入朝，因为史浩年长较多，身份地位较高，二人也无明确的交游记录，这种思想直接受到陆九渊影响的可能性较小，但他们的不谋而合，正好说明当时士大夫对象山所代表的心学思想的态度。
史浩家学主要源自庆历五先生，以儒为本，虽然以儒融佛老，但也展现出明显的护教意识。庆历五先生于庆历年间倡学于四明，“讲贯经史，倡为有用之学，学者宗之”。[7]234“有用之学”是五先生讲学的重点，以儒家经典为教育的核心，主张“本之以孝悌忠信，维之以礼义廉耻”。[8]35在教育内容上，以“黜浮屠老子之说”为本，具有明显的护教意识，并以自身道德修养进行言传身教的教育。
史浩的曾祖父史简曾受业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致，其祖父史诏又受学于五先生之一的楼郁。[9]866作为五先生的后学，史浩的祖父史诏以孝行闻名于乡里，曾作“八行”以睦宗族，受宋徽宗赐号八行先生；④建炎四年，金兵陷明州，史浩季父史木“奉严亲奔于海垠上”，以一身活百人命，可见史家对践履儒家孝弟忠信的重视。史浩在《四明十二先生赞·西湖楼公先生》中也说：“公以是教，作成吾鄞。逮今士子，儒学彬彬。”[2]634对楼郁对于四明学术的贡献十分推崇。由此亦知史浩家学影响甚深，儒学是他的根本思想，道德修为是一切事功的基础，在传习学问和修身养性的过程中史浩也具有护教的倾向。
在《童丱须知·传道篇》中，史浩说：“帝王学有源，执中以传道，塞路排杨墨，逃亲鄙释老，《大学》吾所行，《中庸》吾所保，直下肯承当，后人斯有考。”[2]881他认为士大夫修身习学应该以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为基础，认为佛老和杨墨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儒家的仁义才是学问的根本，佛教思想与儒家传统亲亲仁人的理想人格相背离，在学问养成的过程中是需要警惕的。例如在修习学问的过程中，史浩就主张要时时从儒家的根本出发，警惕堕入佛的虚妄中。在《次韵沈泽夫逍遥歌》中史浩说：
在史浩看来，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应该传承天道；为了继承天道，则应该养身。也就是说，在传承天道的思想背景下，养身与修道，并不矛盾，为了更好的传道，更应该注重养身。在《退居·座右二铭·尊生铭》中史浩也说：“身为亲之支，知者重如宝，但使吾身安，国家斯可保，人言身本无，梦幻匪坚好，若还无此身，从何而得道？”[2]724这里也明确表达了养身以传道的意思，将道家学说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
史浩认为虽然“功夫只在澄心源”，但学问的根本在孔子颜回之道，佞佛欲死，就堕入了佛教的干慧地，虽有智慧却缺乏定力的护持，不能持守道体，实际上还是没有智慧。史浩特别强调应以儒家经典为学问的基础，追求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理想人格。在《回奏宣示御制原道辨》中，史浩以帝师的身份批评了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观点。他认为“大学之道，自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2]194这一批评是基于宋孝宗的君主身份，史浩说“陛下此文一出，须占十分道理，不可使后世之士议陛下，如陛下之议韩愈也”，他的提醒是基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为了避免后人的指摘，且恐上行下效，释老地位上升，危及儒家正统，所以劝诫皇帝以儒教为本，是其护教意识体现。
其次，史浩认为体常用变，为学不应持守一端，而应善于通变。在《杂说·孟子·同道》中，他说：“杨、墨亦务圣人者也，然所以卒至于无父无君，以其执一不能变也，一者，何也？两端之谓也。杨子执其一端，曰：吾守圣人之义，墨氏执其一端，曰：吾守圣人之仁……然而禹、稷、颜子于道固能变，杨、墨执一固不能变，孟子所以深辟之也。”[2]726虽然圣人“迹相似也”，但杨朱之义与墨氏之仁，皆执守太过，过犹不及，所以未能达成儒家理想，甚至于无君无父。也就是说，虽然大道同一，皆以仁义为本，但史浩反对各守一端，修习学问应该持中，更应该顺变。
三、功成名就与全节而退
人生价值取向也是士人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层面。受到三教融合思想的影响，功成身退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价值追求，所谓功成，主要指的是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状态。一般来讲，功成的具体衡量标准就是功成名就，落实在实践的层面，也即拜相封侯等具体的人生目标。相应而言，功成身退主要指在登顶仕途以后，能够及时的全节而退。这种思想在宋人诗词中表现的较为明显，如李商叟“功成野服平园去，要伴灵龟巢碧莲”；王禹偁“他年我若功成去，乞取南园作醉乡”；叶适“功成思范蠡，湖上一闲身”，宋词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苏轼“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张纲“功成投老去，拼坐林塘主”等。
基于此，他在《赠天童英书记》中言：“感物赋万象，儒悬镜太虚，不将亦不迎。其应常如如。”[2]13书记是佛教僧职的代称，指执掌文书的僧人，为禅宗寺院组织中东西两序的西序六头首之一。这首诗写给天童寺僧人英禅师，主要是赞颂英禅师诗好学精，其中体现了史浩对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沟通，他认为学禅的应该秉持不将亦不迎的生命状态，“不将亦不迎”出自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3]13表达的是“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以及“物来而顺应”的意思，史浩在这里的引用，传达出他为学不能固守一端的主张，认为本着体常用变的思想去修习才能顺应万物，达到不将亦不迎的生命状态。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他在《次韵潘德鄜山行》中说“学佛以佛魔，学儒为儒缚，胡不朝隐几，旨焉似南郭，是非风过耳，名利束高阁”，[2]33无论学佛还是学儒，都应该秉承物来而顺应的观点，以是非风过耳的态度，除情去欲，这样就能舍弃名利追求，达到道体的精进，获得生命的自在。
从河上公注来看，《老子》中所说的功成身退，出发点是全身避祸，与儒家思想其实是有冲突的。传统儒家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要担负起传道的责任，敢于铁肩担道义，不应以自身福祸为念。史浩以儒融佛老，主张“存身以传道”，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相融合，用以指导人生实践。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史浩这里所主张的功成身退，也并非直接从避害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史浩侍奉经筵，不直接参与核心权利，也未曾受到弹劾，身体也并没有像洪适、范成大等人一样有病痛。他的求退是基于“冒帷幄之旧恩，久尸厚禄”而“惧得贪声于天下”，出发点是全节而退。他在《重乞休致表》中说“臣闻以道事君者，必谨廉隅。敢昧于始终之节，以礼使臣者，不专宠利，务在其进退之宜”，表达了“以道事君”应该“谨廉隅”，并且进退有度，有意全节而退，但这种退居还是带有明显的护教之意，在《第二表》中，他极称自己年老，说“虽陈进退之辞，不得已也”，[2]343言乞归是不得已的行为，但其中仍然表达了“若复贪恋思荣，逡巡岁月，或怵迫于杜门，省愆之后。或苍惶于易箦垂绝之时的全节之意，同时也强调若取止足之义，岂其然乎”，言说自己退位并不是完全出于《老子·力戒》中的止足之意，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坚故里休间之志，助清朝廉逊之风”，依然表现出以儒为本的意思。
史浩不仅在自己的退隐中表达功成名就身退的意思，他的姻亲王淮罢相后为观文殿大学士，史浩作书信为贺，其中也说：“兹身退以功成，谅体胖而心广，行播十行之纶綍，即施再入之甄陶。”[2]469以“行播十行之纶綍，即施再入之甄陶”的造福乡里之意表达对儒家思想的回护。宋代观文殿大学士始置于庆历年间，由曾经出任过宰相的大臣担任，没有实际执掌，属于一种荣誉性称号，王淮淳熙九年为左丞相，淳熙十五年为观文殿大学士封鲁国公，初判衢州，但王淮本人力辞，遂提举洞霄宫而退隐。史浩在这里赞其功成身退，调侃其心宽体胖，祝愿他享受悠闲的退居生活。虽然带有套路性的色彩，但曾作过宰相的士大夫因登顶仕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目之为功成名就，功成后不贪恋名位，具有高风亮节的意味。史浩在儒融佛老的基础上，认可这样人生选择，他本人也是闲退宰辅的代表。淳熙十三年，他得到皇室的允准，退居故乡四明，实现了全节而退，不仅享受皇室尊荣，同时也拥享退居的闲适，成为宋代士大夫中极少数真正的功成名就全节而退并高寿而终之人，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总之，史浩的学术观念是以儒融佛老，主张大道同一，学术上具有心学倾向，同时又具有明显的护教意识。作为朝廷高官的代表，史浩的学术态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探讨心性的问题上，他围绕修身、养心和人生价值选择等具体问题而展开思考，学术思想与人生践履紧密联系。这对于调和名教与权利的矛盾，引导释道儒的良性融合，指导人生出处等问题都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他与释道僧侣的交往，也表现出南宋士族阶层对学术发展的关注，助力于四明地区学术的发展，其护教意识也展现出士族阶层明确的入世思想倾向。可以说，在南宋理学思潮活跃的特殊历史阶段，身为宰辅大臣又身兼帝师身份的史浩，其学术思想倾向是宋代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抹不容忽视的亮色，值得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注释：
① 参见蒋义斌先生《史浩研究——兼论南宋孝宗朝政治与学术》中绪论和第九章《史浩之交游与学术》的相关论述。花木兰出版社，2009年版。
[47]卢克·多梅尓：《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胡小锐、钟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21页。
② 参见陈晓兰女士《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一书中第九章《甬上四先生与四明士族的关系》的相关论述。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庆历五先生指北宋庆历年间四明地区的杨适、王致、楼郁、杜醇、王说五位大儒。
④ 八行，也即孝、友、睦、姻、任、恤、中、和，是以《周礼•地官》的“六行”为基础，加上“中、和”，史称八行垂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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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hi Hao’s Academic Thoughts
SONG Hua, GUO Yan-hua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North MinZu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1, China）
Abstract:Shi Hao was the teacher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Xiaozong. His political status was prominent and his academic thoughts were more distinctive. He has a tendency to use th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his thought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cultivates the Ruist Mentality. In the choice of life value, Shi Hao merged Taoist thoughts, advocated the retreat of the whole festival, and fully practiced this life thinking, becoming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ShiHao; Confucianism with Taoism and Buddhist thought; apologetic consciousness; the zen metaphor of poetry
收稿日期：2018 – 08 – 06
基金项目：宁夏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夏关系与北宋时期西北边疆治理研究”（17NXBMZ01）
第一作者简介：宋华（1985-），女，内蒙古兴安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学。E-mail: 1920420038@qq.com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124（2019）01 - 0001 - 05
（责任编辑 夏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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