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
［摘 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朱德是在20世纪初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从忧国忧民到救国救民，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朱德革命道路的始终，他自觉地把个人前途注入到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执着地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和动力。也正因如此，朱德才能在旧民主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完成了从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关键词］朱德；初心；爱国主义；转变
“我是生在封建社会的农村里，我曾看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我曾看见过封建社会的一切腐败和黑暗，也曾看见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比封建社会更好，我曾参加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也曾经为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而努力。……我也曾经碰壁，也曾经碰破头，也曾经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后来，经过了许多艰难困苦，我终于找到了一条道路，只有这一条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最后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同志们！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①《朱总司令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前线》第11期，1940年1月1日。
朱德的这段自述真实地讲述了他早期革命思想的转变，概括了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历程。
一
朱德的人生旅历丰富、复杂，周恩来曾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②《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页。。在这种因个人经历而产生的思想变化中，其时代色彩颇为浓郁，而这一时代色彩也是朱德最终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贫苦佃农家庭。早在青年时期，他就表达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在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不仅具有勤劳、朴素、勇敢的特征，而且对穷人富有同情心。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①朱德：《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早年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德于1909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其早期民主革命道路的起点。在同盟会组织的活动中，他阅读了大量介绍国内外新闻和新思想、新思潮的书刊杂志，以及许多关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改革方面的书籍。正如朱德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②朱敏：《我的父亲朱德》，辽宁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3页。讲武堂毕业后，他被派到蔡锷部当排长，经常深入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在士兵中广泛地传播革命的种子。
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德参加了响应武昌起义的云南起义，先后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正如吴玉章所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锟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③吴玉章：《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新华日报》1946年11月29日。
考虑WSNs存在不稳定性,如果节点j是正常节点,将会以0.98～1.00的几率完成网内各项交互与采集任务。如果节点j是恶意节点,将会以0.8～1.0的几率展开选择性转发与发送虚假监测数据。i、j的共同邻节点均为正常节点,并提供真实的推荐信任,所有节点的信任初值均为0.5。4个信任因素的权重为 w1+w2+w3+w4=1,直接、间接信任的权重为φ=θ=0.5。
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所必需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尚未彻底完成之前，当满清政权一旦瓦解，其权力自然落于大小官僚和军事强人之手，这也就注定了民主革命的结果与朱德等人的革命初衷相悖。当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时，朱德痛心疾首地写下了“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的诗句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建立10 m×10 m的正方形模型，划分为300×300个单元网格，采用水平主应力比λ=σ1/σ3，作为地应力特征变化参数，模型沿平行于第二主应力方向设置有厚度1 m的围岩层，边界渗透性为零。孔径均为94 mm，钻孔间距设置为5 m，如图3所示。压裂孔初始水压为6 MPa，每步以0.5 MPa的速度增加。
很快，袁世凯复辟帝制并向革命势力反扑，力图控制四川。而云南督军唐继尧想当“西南王”，川、滇、黔各地军阀为争夺四川督军的宝座而发生混战，朱德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在充当着为军阀争城夺地的工具时，朱德依然天真地以为自己“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漩涡，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水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性支撑和保障，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一年来，长江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水利工作方针和水利部各项工作部署，全力推进民生水利，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
五四运动的浪潮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泸州。从这些书刊中，朱德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这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朱德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
综上所述，手术室护士在围术期镇痛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围术期通过优化护理服务流程、为患者提供舒适化麻醉，明显减轻患者围术期疼痛反应。将护理行为融入麻醉镇痛管理过程中明显降低麻醉医生工作量，使其有更多时间制定详细的麻醉方案，完善麻醉工作，还能减少麻醉差错的发生，增加麻醉安全，同时提高患者及外科对手术室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另外，将人文关怀思想应用于手术患者围术期护理中，能够有效稳定患者应激指标，改善不良情绪，提高围术期护理质量，为患者顺利度过围术期创造了有利条件。
朱德对国事的每况日下无比愤慨，他的这种爱国忧民的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于他早年的诗篇之中。“汹汹天下尽为峰，八载衅开百二重。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信有寒霜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①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朱德试图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求历史的借鉴。从1918年8月到1919年4月，他认真阅读了《史记》和《三国志》，并写下批语一百多处，其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②《朱德早年读史批语选》，《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联系到他当时的处境和后来的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
二
朱德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其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朱德的思想影响很大，而孙炳文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朱德在思想上实现了转变。
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次次的失败，使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③朱德：《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解放》第11期，1941年3月30日。但朱德并没有灰心，他此时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接触到的思潮也相当驳杂。许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却兼收并蓄地混同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但因环境的束缚，只能限于口头的空谈。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使朱德处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中。
五四运动之后，朱德在政治上表现出一个分裂的人格：“外表上是卷入军阀混战的一员，但内心总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的追随者，在家里的学习小组上继续讨论新思想。”④［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正如史沫特莱所比喻的：“他的一只脚虽然已经伸出去寻找未来的立足点，另一只脚还留在旧秩序里。”⑤［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1922年1月，在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他在写给昆明昙华寺住持的诗文中，对其军旅生活作了这样的回顾：“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万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①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孙炳文向朱德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兴起，分析局势，痛斥时弊。尤其是他给朱德介绍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如《新潮》、《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在孙炳文的帮助下，朱德还阅读了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醒》、《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李大钊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等等，从中获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思想开始升华。由信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倾向于接受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革命道路问题是朱德经常关注的中心问题，朱德开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②［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③［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朱德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
五四运动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封建的北洋军阀，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这给朱德以很大的启发。他十分支持学生和商人的行动，公开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抵制日货固属当举，而徒恃抵制，不提倡国货，非根本之法。”他提出两项办法：一是合股开办国货贩卖所，一是开办自己的工厂。国货普及了，外货自然可以受到抵制。④王嘉烈：《进德斋日记》，1920年1月9日条。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没有国家主权，哪能发展民族工业？朱德在不断地思索着救国之路。
自辛亥革命以来，战事不断，民无宁日。为了尽早结束军阀混战，朱德于1918年2月上旬公开提出川滇和解的主张，但军阀唐继尧对此置之不理。面对没完没了的内战，这时的朱德开始“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但他—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在这种痛苦心境中，朱德能聊以自慰的，是他率部从事的剿匪行动。1918年3月，朱德奉命移防泸州，仍任旅长，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和四川下南清乡司令。在到任之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指挥所部平息了匪患。当地士绅和百姓表彰他剿匪的功绩，专门为他建树了“救民水火”和“除暴安良”两块德政碑。
孙炳文比朱德年长一岁，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因思想进步投身革命而被校方开除，在辛亥革命前夕曾加入京津同盟会，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1917年朱德驻军南溪时同孙炳文相识，结为知己。1918年1月，孙炳文受朱德之聘，赴泸州担任旅部咨谋。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多年后，朱德对这位已故的挚友仍然怀念不已，说“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①《朱德致任锐信》，1945年3月24日，手稿。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五四风暴猛烈地荡涤着中国的大地，原来沉寂的社会生活开始沸腾起来。川南师范学校、泸县中学的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坚决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抵制日货”的口号，涌上街头，举行游行，到处演讲。学生的行动得到商界的同情和支持。商人们把出售日货视为耻辱，纷纷将日货销毁。
为了让学生掌握药学服务的要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改变传统一根粉笔一黑板字的教学方法，在多门课程的教学中采用灵活而实用的教学方法。如PBL、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法等，在药学服务能力提高中，角色扮演以药物咨询模拟和现场操作为中心任务，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并体验“准药师”的职业环境。［3］通过综合训练，可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迁移能力，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正值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长期受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的熏陶，并都亲自参加了五四斗争，在斗争中完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和他们相比，朱德需要舍弃的东西更多，若没有坚强的决心和坚定的意志，他决不能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在别的国民党员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或者因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之时，朱德选择的是一条崎岖坎坷而又光明的共产主义道路。刘伯承曾以《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为题，赞颂朱德：“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屣，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
三
1922年3月，云南政局又发生一次人们没有预想到的重大事变。逃亡到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北伐的机会，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以及滇南的土匪，突然向昆明发动进攻。“唐、顾正规军激战于宜良大河两岸、顾军尚称得势时，唐招纳的土匪武装吴学显所属黄诚伯部，由路南方向袭击鹅毛寨，击毙顾品珍。”②安恩溥：《顾品珍之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唐继尧回到昆明，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并对朱德等人发出通缉。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的金汉鼎等被迫逃离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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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忧国忧民到救国救民，爱国主义的思想贯穿于朱德革命道路的始终，他自觉地把个人前途注入到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执着地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和动力。正因如此，朱德才能在旧民主革命失败并宣告破产后，继续探索，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1.4 方法 病例进行分类后分组后检测外周血的DNA甲基化程度：采用血液DNA提取试剂盒(德国Qiagen公司)提取全血DNA，按照说明书进行。采用整体甲基化定量试剂盒 (P-1014，美国Epigentek公司)，该试剂盒基于ELISA的原理，甲基化水平与吸光度(A)值的高低成正比。DNA甲基化的程度采用如下公式计算：相对甲基化水平=A(样本-阴性对照)/2×A(阳性对照-阴性对照)。 其中阴性对照含有50%的胞嘧啶，阳性对照含有50%的5-甲基胞嘧啶。
这一次逃亡对朱德说来并不是一场灾难，反倒是成了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转折点。而顾品珍的失败和唐继尧对他的通缉，使他能更加无牵无挂地从原来的黑暗环境中摆脱出来，踏上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决心出国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和方法。行前，朱德对滇军将领李鸿祥说：“推翻满清，赶走皇帝，又冒出了窃国大盗袁世凯，袁贼打倒后，国内军阀混战，人民永远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悲惨生活。我坚信马克思主义，我要到他的故乡去，寻求革命真理。”③李光溪：《回忆朱德和先父李鸿祥的友谊》，《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版，第34页。
在对上海和北京进行的社会考察中，朱德眼界大开，“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从来不局限在经济要求上。它还有政治出发点，它还针对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④［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在上海，朱德从报纸上了解到香港海员大罢工和领导运动的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他赞扬到：“香港工人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出的第一枪。”⑤［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孙炳文告诉朱德，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当即决心找到这个党，参加这个党。“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朱德的决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重庆，四川军阀杨森以师长的高位相邀，被他婉言谢绝。尔后东下上海，并毅然地戒掉了从前曾在苦闷中抽上的鸦片烟。
朱德和孙炳文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我可以在功名利禄中选择，可以在滇军、川军中选择，也可以在旅长、师长中选择，而为国家民族，我却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选择，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选择。如今，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但我要走的只能是后者，也可以说别无选择。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求跟着共产党走，我认为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绝不后悔，也永不背叛。”⑦刘学民：《朱德历险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由于朱德的身份、地位，陈独秀认为他要入党还需要接受长期的锻炼和考验。
在上海，朱德和孙炳文还拜诣了孙中山——他们曾经为实现他倡导的三民主义奋斗了多年的革命领袖。这时，孙中山要求朱德组织驻桂滇军攻打广东军阀陈炯明，以便在广州重建共和政府，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朱德直言相告，和军阀结盟的策略只能导致革命失败、军阀势力增强，因此他们要到外国留学，学习新的革命理论。孙中山建议他们到美国去，说这是个新国家，但朱德却表示，“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①［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几十年后，朱德回忆道：“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几次企图挽救革命的斗争，主要是被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军阀们打败的。”②《辛亥革命回忆》，《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针对多种形式偏好信息下带有多种类型主体期望的双边匹配问题，本文将前景理论引入到双边匹配中，提出一种考虑主体心理行为的双边匹配方法。该方法以主体期望为参照点，将双边主体给出的偏好信息转化为前景值，以最大化每个主体的前景值，建立双边匹配多目标优化模型，利用匹配竞争度将多目标优化模型转化为单目标规划模型进行求解，获得双边匹配方案。本文发展和完善了双边匹配理论，为解决多种形式偏好信息下带有多种类型主体期望的双边匹配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未来将进一步研究多种形式偏好信息下考虑同事效应的双边匹配问题。
对于外国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朱德过去只是在讲武堂学习时了解到一些。为了做好出国的准备，他和孙炳文等人又认真阅了达尔文、卢梭的著作，反复讨论民主、科学以及民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朱德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在他看来，中国要成为一个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独立国家，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强大起来，“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③［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922年10月下旬，朱德历尽艰辛到达柏林，立即找到周恩来。他向周恩来介绍了自己的复杂经历，概述了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之后，提出了入党的申请。一月后，朱德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在柏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渴望已久的愿望。在德国近三年的生活中，朱德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通过革命实践，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终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资金计划的落实是企业资金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步骤，年度资金计划是根据行业的市场行情和企业的经济状况，结合企业内部资金要求，对资金各方面的支出和收入情况做好协调。将资金安排统一的管理方案，全方位的将资金进行调整，按照规定对资金进行调动和整理，避免资金的恶性应用。制定资金的申请方案，相关工作人员向上级财务部门提出资金申请方案，并按照资金计划落实。
四
朱德之所以能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首先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
从青年时代起，朱德就投身革命。他希望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民主的、进步的、幸福的国家。然而，他失望了。经过多年的战乱，人民的生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日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什么会这样？通过从《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中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朱德对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苏联共产党深为敬佩。他“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④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作为旧军队中的一名高级将领，朱德并没有沉湎于丰厚的薪水和优越的生活中，而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努力寻找革命的曙光和出路。尽管1917年他已是少将旅长，1921年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对个人来说，这可以算是功成名就了，然而朱德不忘救国救民的初衷，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决心出国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其次，朱德能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能独立思考，善于比较，能从亲身经历的失败中总结教训，从而较快地实现了转变。
爱国主义是朱德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并不是有了这种思想基础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朱德总是在积极地思考：为什么中华民族命运多舛？自己东征西战，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国家依旧积贫积弱。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苦难时常咬啮着他的心，风云变幻的战时环境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不统一，帝国主义是造成这种不统一的根本原因。五四运动爆发，朱德多年被压抑的感情沸腾起来，他如饥似渴地寻找当时各种进步书刊阅读，以培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论修养。他读的书越多，就越认识到自己的鄙陋和中国的落后，他想去学习，想去游历。正是因为不断地学习和游历，他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的实践性，一旦为人所掌握就能获得巨大的物质力量。朱德从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后来回忆说，“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①［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从此抛弃了自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新生。”②《南充史志》，1986年第5期，第31页。
其三，对光明的执著追求、百折不挠的实践精神使朱德能够认识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
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客观的，客观实际是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如果学习理论远离现实生活的实际，就永远找不到科学的真理，掌握不了马克思主义。“五四”后期，社会思潮“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喷沫鸣溅”。③瞿秋白：《俄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兴趣不断减弱，社会主义成为时髦的东西，社会主义流派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连孙中山也惊叹：“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在如此情况下，不通过试验比较等手段是难以分清真伪的。朱德不尚空谈，身体力行，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认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斗争与实践中，朱德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光明，从此不愿再与军阀为伍，他决心去寻求新的革命道路。从此，共产主义成为朱德最终的追求。
历史促人惊醒，历史更催人奋进。鲁迅先生曾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④鲁迅：《华盖集续编》，《鲁迅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今天，我们纪念朱德，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他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⑤习近平：《在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0日。
［作者简介］黄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钟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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