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拉科夫斯基的科学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然而他对于价值哲学和生存伦理的思考也是他的重要理论之一。文章从他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展开讨论生存伦理问题和道德困境问题，通过归纳比较和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述，进而可以看到科拉科夫斯基的伦理观主要研究结果在于从伦理学视阈论述了对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并对现存世界提出批判。他认为个人自主性原则和主体道德欲求是鲜明的历史性特质，因而他在学理问题和反教条的激进批判、价值哲学和生存伦理的分析中引出了人的终极伦理关怀。而这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人的问题为研究核心，是相一致的。科拉科夫斯基在认识论领域和伦理学领域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人道主义立场的分析阐释，这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体观念和马克思人道伦理观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科拉科夫斯基；道德欲求；生存伦理；人道；终极关怀
列斯泽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是二战后波兰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热衷于反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观点受到波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崇。在20世纪50年代，科拉科夫斯基人道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认识论领域，更明显表现在伦理学领域。他试图辩证分析关于“人”的价值哲学和“人”的生存伦理，进而解决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人道主义批判理论
（一）现代性批判。重新审视启蒙运动所孕育的现代性理论已成为当代尤其是西方学术研究的前沿，究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现代性危机的不断涌现。在研究这些批判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定义现代性及其理论本身。学术界通常认为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从那时起，现代性的思想和解决方案就已经确定，即基于理性主义支撑和进步信念的支持，诸多哲学家对未来人类社会前景持乐观态度。吉登斯认为17世纪以来在欧洲社会中出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但是，欧洲现代性在激烈的矛盾和矛盾中崛起，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它本身隐藏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即片面单一的理性追求促使着这些矛盾和缺陷在不断加剧，最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爆发。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理性主义的扩张。其一，理性与功效性原则已跨越科技领域的防线，试图为社会和整个文化领域奠定基础。其二，政治制度的官僚化，即政治领域的合理化组织模式，个体只是整个制度或政治机器的一个要素和一部分，而整个官僚机构呈现出明显的非人道特征。其三，精神家园的丧失，即片面理性主义追求技术单方面发展的理念，夸大人类能动的超越性作用，最终导致道德衰退和价值体系崩溃等各种精神危机。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后果显然引起了思想家的警惕。他们开始反思现代性在各个层面的理论和解决方案，以便安全地渡过难关，寻找西方文化。为了找到出路，学术界将这些思想统称为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客观地说，现代性批判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的一种表现形式，各种思潮逐渐形成。
对照近现代以来主流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科拉科夫斯基在理论基点和思想构建上却都展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其一，科拉科夫斯基探讨和试图解决的虽然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和社会问题，但其理论的着眼点却并未停留在为贝尔等保守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精神，他将理论的探头深入到西方文化（甚至更具广泛意义的文化概念）的底层，在肯定了人类文化是由技术和神化两个内核组成，科学与信仰均为人的正当本质需求。其二，在意识到文化与信仰的双重困境后，一些学者虽然主张以强化信仰的方式来抵制现代性的后果，但具体到其理论，我们会发现，就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他们营造的是一条通向毁灭的路。科拉科夫斯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现代性的两面性。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在有关现代性的问题上，人们自始至终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要么对现代性及主导精神抱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要么将整个现代化进程视为一部人类走向虚无与堕落的历史。然而，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这两种极端主义立场都是我们在处理现代性难题时应竭力避免的。他认为辩证的理论方法是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经阶段，现代性无法取消，只能完善。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还是从众流派中脱颖而出，处在学界的前沿位置。
（二）反教条的激进批判。如果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依旧是一个腐朽的道德体系和僵化的政治制度，这和“资产阶级的死尸”[1]并无两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道德理论，是为了让人类摆脱剥削，从而造就人类社会良好的社会价值观。而科拉科夫斯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为全面深入的探究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所沉淀的深厚理论贡献，以下将着重围绕他对苏联哲学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重新解释来系统展开。
近几年发生照护人员虐待老人的事件中，虽然都有安装摄像头，对照护人员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监控总有死角，子女也不可能24小时守在屏幕前，等发现家人被虐待时，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往往已难以弥补，子女也因此非常内疚和痛心。所以子女要经常回家看看，并多和父母沟通，其实老人可能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只需要子女们的陪伴！
我们自身即使被迫在历史的进程中定义善恶标准，也没必要把道德看做历史的工具。就眼前的判断，“历史进步”很难确定，我们不能想确定过去确定现在。因为我们可以在已形成的形态中了解过去，当下是模糊的。任何人没有理由以必然性作为道德败坏的托词“如果罪恶是历史规律，难道你还要为变成罪恶的历史结果提供合理性吗”[2](P158)？这种选择是由于道德的动机而不是理论的兴趣。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选择是在“应当”规定而不是“存在”规定的世界中做出的，现实生活中的主要选择不是由历史哲学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道德感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制度需要一个罪犯去执行某种任务，而他并不能因此免除责任，因为它是履行制度的工具，虽被迫于制度的压力但肯定自愿的履行一种服从于道德判断的特定行为。
班主任很少主动和学生交流，或者不交流，要么就是批评性的交流，甚至用带有侮辱性的言语，给学生造成了伤害。只和个别学生交流，这些学生要么是班干部，要么是尖子生，还有班主任安插的“眼线”。这种方式让大多数学生感到不自在，同学之间逐渐疏远，师生之间也疏远，班上容易形成小团体，久而久之，班级风气极为不和谐。致使学生把精力放到勾心斗角上，学风根本谈不上。
随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波兰十月事件的影响，科拉科夫斯基更加注重探讨伦理学问题，一方面，他坚决维护现存个人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他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命题。科拉科夫斯基的伦理学坚决的维护伦理学个人主义且承认规范主义。对于道德他给出了历史的解释，反对康德的形式主义。道德是先天的不是后天和被决定的，他认为责任是一种形式，由于其社会性，道德情感变成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影响历史的一个因素。“历史过程与道德无关，个人对其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2](P161)。他抛弃了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格言看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观念”的见解，认为有助于排除错误的影响。“共产主义不能作为一种抽象的滥用而被归结为共产主义的财产关系，共产主义是集体道德生活准则的改善，道德规则在其形态框架下是目的本身”。个人自主性原则是基本的准则，他谴责托马斯主义，原因在于反对教会的神权政治主张实质试图为人的自主性和人是目的的观点提供证明。在形形色色的宗教哲学论战中，他清楚认识到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呼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指出个人理想主义虽然是反动的政治内容，但看到了社会中实际现象将其视为神话式和绝对的形式。科拉科夫斯基深化了斯宾诺莎治愈理性的伦理论，将其对知识的获取视为一种道德信条来延伸扩展。事实上，科拉科夫斯基以斯宾诺莎《伦理学》为研究载体来批判斯大林主义，教条模式加集权统治无疑印证了以上的第一条伦理观点。科拉科夫斯基在伦理方面的研究集中在：第一，关于人价值活动的充分发挥。他指出人是在劳动中续写历史，而不是在违背道德情形之下被动的接受。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能动性不应当被泯灭。第二，关于主体道德欲求如何合理化表达。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推进和创造力一定是建立在整体力量和符合个人的欲求的精神动力之上的，苏联标榜着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却在残暴入侵匈牙利、非人道干预波兰，实属一种笑话。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只要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了问题。”[3]阉割了个人的诉求，人类无法辩证的认识世界，在历史判断方面只能盲从而不是选择。斯大林主义模式中，没有形而上实体的政党机构，也没有了鲜活的工人阶级。因此，主体道德欲求是道德的革命性和历史性特质的核心。第三，关于人道伦理的合法性。他指出苏联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产生了误读，经济基础是目的，但不能把人当做手段；反过来说人是发展的目的，但经济可以成为手段；可以为实现每个人的物质基础而奋斗但不能剥夺每个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实现所谓的共同目的。因此，自身德性理论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才是符合社会伦理观本土化的建设要求。
二、价值哲学和生存伦理
自由的个人面对的不是历史的将来，而是个人的或生存的将来。科拉科夫斯基的伦理学是否认社会主义必然性的伦理社会主义，以此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从伦理社会主义出发，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价值的总和，即社会主义的实现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至于什么程度上这些价值会得到实质上的实现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行动的付出程度越高，道德价值更接近于愿望的结果。科拉科夫斯基认为我们可以理解，那些高呼社会主义必将走向胜利的确定鼓舞着争取社会主义的人，可以说他们的行动在道德上没有价值，动机上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但可以确信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冒失败的危险，有时甚至会冒注定要失败的危险而行动。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行动的道德价值就越高。这种存在主义主张与海德格尔的观点一致，科拉科夫斯基可能也意识到试图把道德自律同社会历史之间的“他治”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观解决所出现的矛盾。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with the aim of obtaining epidemiological data and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that did not compromise patient’s safety. All data were anonymous. Patients were referred using the first two letters of their name and surname and with a consecutive number.
（二）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科拉科夫斯基从现代性逻辑下的伦理失衡的现象出发，讨论了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首先，现代人生活中的道德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一方面个体的道德成为空洞和抽象的律令，没有了具体的内容；另一方面现代性阻止人们去做伦理力量所要求做的事。其次，在当前社会形态，人们不会将道德置于公民价值选择的顶端。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如果道德变得空洞无根，那么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一个国家缺乏道德上的凝聚力。最后，公民社会最初是家庭和国家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中介，现在它是这两种道德力量消亡的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机制使一切都以利润为导向，这也是道德力量的破坏原因之一。科拉科夫斯基指出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在于科学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具体可以归纳为：第一，道德和行为、道德教育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第二，科技革命与道德的协调问题。第三，关于伦理认识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正确把握伦理知识和道德实践；以个人作为道德研究的对象,科拉科夫斯基从理论上分析了道德体系研究的方法论，考察了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原型和历史特征。要走出现代性的伦理困境，必须把握三条原则：一是以世界观为主体的体系。二是以道德关系为特殊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体系。第三，道德过程中的社会调节体系。
（一）科拉科夫斯基的价值哲学。科拉科夫斯基谴责现存个人对一种抽象的未来的牺牲，谴责在抽象的历史未来的辩证法名义下抛弃眼前人类存在的最高价值。为了未来牺牲眼前是不道德的，抛弃真理、自尊和当下的道德价值就是牺牲未来本身。科拉科夫斯基“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实际是“历史智论”，斯大林主义把道德权利和历史进步等同，实际上使道德成为历史工具，并把历史作为道德败坏的托词。把伦理标准归结为历史标准称为“伦理学的黑格尔主义”；将相对真理视作形式，然后极端放大就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缩影。那就会生产资料的生产绝对优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农业生产必须集体化。若认为追求社会经济的进步，而认为一切行动是道德上应尽的，这就会出现行动的道德价值和社会历史之间绝对的和谐。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道德权利和历史进步是不同的。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和繁荣健全的社会进步是截然不同的，盗窃行为是个人所为，因此个人是道德判断的对象，其他是历史判断的对象。从存在中推出应当、从历史必然性可推出责任，即术语“价值论的专制主义”。政治运动的基本方向是由社会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但是每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形式都是道德行为，依然在每一步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道德选择不是纯认识的行为，不是对每种实物的观点被动的承认。
一个士兵对服从上级命令犯下的罪行负有道德责任。但一个人在河岸看见一个溺水的小孩有能力去救而选择视而不见，这不属于犯罪但等同于作恶。这样的行为选择无法求助于历史却是道德的必然性。用康德观点，人的某些行为是以自身为目的而不知是目的的一个手段。
波兰的社会道德淡化的现象正在持续，科拉科夫斯基严厉批评整个社会中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伦理界以开放原则作为武器，大胆公开地揭露社会道德生活和道德研究中病态的根源。生产者不具有主人翁的情怀意识，农民缺乏生产种植的积极性，工人缺乏生产制造的动力，公民缺乏爱国热诚与民族情感，更为严重的是，社会风气正在侵蚀年轻的知识分子。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官僚主义，行贿、受贿。缺乏判断力的人将社会弊病误认为是职业需求。他们把时间浪费在酗酒，欲望或金钱的贪婪上，甚至走上堕落或毁灭的道路，失去共产主义信仰。此外，社会道德的明显体现在，将欲望视为现实，将其视为现实，只推崇崇高的道德理想，掩盖社会道德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整个社会伦理面临着道德异化问题；个人自我调节的道德和心理基础问题；人类生活的道德和伦理基础问题；个人道德生活的年龄变化特征问题；职业伦理学和职业道德法典的适用性问题。
（三）道德境界的实现和超越。马克思曾经指出：“人双重的存在着，一方面为主体本身存在而存在，另一方面客观地存在于他自己存在的这些自然和无机条件中。”[4]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并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此外人们有精神上的超越，应该追求理想的存在。只有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劳动时间才能大大缩短，人们才能有条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从而突破劳动角色和社会角色的简化，逐步的消除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分裂，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不再是“异己的独立的力量”[5]道德生活的历史,特别是现状的研究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意义重大，应当在研究中才能推进道德的科学研究。第一注重道德价值观的历史本质，第二个是灵活处理社会矛盾和道德冲突。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客观上要求建立全新的公平性国际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人类面临技术灾难的危险，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遭遇危机，技术的不合理使用乃至极端使用成为政治制衡的筹码，对人类文明面临的威胁。从狭隘界定的的技术目标看，技术似乎具有独立的生命，如果我们对技术发展的的实际过程一无所知，并盲目向技术屈服，技术背后有人类的强迫选择和主动意愿，技术是人类推动的碎片而不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它对人们的生活确实呈现出独立的影响，人们倾向于将技术视为一种不可简约的基本事实。这种技术自主性和必然性的表象虽然能够自圆其说，并且有意识形态的优势，但终究是虚设的，是我们对其本质上的无知所造成的结果。技术发展过程本质是一种社会过程，这种社会过程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不确定性和自由，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人类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人的思想与行动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能够超越技术和现实的约束，这时候技术存在于人类做出选择的可能范围内，它不再是必要条件。
本文设计了一种单相全桥三电平谐振极软开关逆变器，辅助电路中没有器件串接在主功率传输通道，可以降低辅助电路通态损耗和提高逆变器效率，利用两组双向辅助开关控制辅助电路工作，能使逆变器处于死区状态时，并联在主开关上的缓冲电容的电压周期性减小到零，从而实现主开关的零电压开通，而且双向辅助开关的开关频率和触发脉冲占空比都可以取为固定值，控制简单.经实验验证得到的结论如下：(1)逆变器主开关能实现零电压切换；(2)与谐振电感Lr串联的辅助开关可实现零电流切换；与谐振电容Cr并联的辅助开关可实现零电压切换.对于研发具有高开关频率和高效率的单相全桥逆变器，本文研究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道德主义者在思考人类未来和命运的基础上，呼吁通过加强和改善国际社会，既要解决当代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也要解决国家内部的极权恐怖。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现代道德的内在危机，为人类创造的文化和人类的崇高理想的保存和发展增添新的成果。科拉科夫斯基认为新的伦理学,不管它的世界观和哲学基础是什么,是宗教伦理学还是无神论伦理学,都要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创造性的劳动和文明的发展是为人类社会的真理，善良，正义，爱与美而服务的，人道主义引导社会个体提升个体道德境界，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作为自身的一种内在生命需求。
结语
总的来说科拉科夫斯基的伦理学思想所蕴含的终极的人道关怀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体现了伦理学中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和个人的行动都要符合道德的评价。第二，体现了社会决定论作用。道德的判断是社会所决定的。第三，体现了政治决定和道德层面的制度判断，必须要符合历史条件的原则。一方面，他的理论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多元化做细致分析，在未来多元社会，我们应当怎样在多元价值、多元理论和多元制度的平衡中寻求人的富有成效的创造，并没有给出答案。另一方面，科拉科夫斯基的伦理观是结合人的道德自律、行动道德价值批判了学理问题、纯粹知识问题、价值哲学和生存哲学问题等，他倡导把个人道德自律同社会“他治”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提供了宝贵参考价值和方向上的指引。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3.
[2]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与超越[M].伦敦,196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8.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9）05-0042-04
收稿日期：2018-11-29
作者简介：杨晓东（1991-），男，甘肃环县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韩雅丽(197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16KSD11）；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金项目“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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