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雅库特学者认为雅库特人自身的文化继承了中国的古代传统。对于来自中国的制品，雅库特人不是盲目地仿制，而是在对其进行创造性思考并坚持自古以来自有传统的条件下，给其注入新的宗教神话内涵。
关键词：俄罗斯 雅库特 中国文物 文化—历史接触
对于中国的文化用品如何传入与其相距非常遥远的雅库特的问题，尚无专人进行研究。当年，Г.В.克谢诺方托夫在其专著《乌梁海——雅库特人》中写道：“居住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南西伯利亚以及勒拿河流域的一些小的部族与居民多少世纪以来就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强烈影响”①Г.В.克谢诺方托夫:《乌梁海——雅库特人·雅库特人古代史简述》，第1卷，第2册，雅库茨克：萨哈共和国民族书籍出版社，1992年。。Г.В.克谢诺方托夫把一系列铭文资料与民俗资料作为自己的论著的论据。
以规模养殖厂饲养的白羽肉鸡为原料，鸡苗品种为罗斯308，选择健康雏源，统一采用笼养模式，饲喂同一厂家同批次饲料，采用相同的防疫程序，养殖天数为42d。毛鸡到厂后宰杀前静养，选取不同只重的无断翅瘀血的健康鸡只进行标记，集中挂鸡，准备实验。
考古学资料使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注意到上述问题，最先研究起雅库特境内维柳伊河畔出土的商周时期样式的器皿、銎式安装的矛簇，以及阿尔丹河畔的乌库兰地方出土的铜剑等遗物，并指出上述遗物的断代为中国的青铜时代②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并入俄罗斯之前的雅库特历史》，雅库斯克：雅库特国立出版社，1949年，第439页（《雅库特史》，第1卷）。。此外，在雅库特考古遗址出土的遗物中，除了断代为15世纪—18世纪坟墓出土的随葬品，其余的遗物主要都是当年雅库特人举行祭祀和仪式时使用的中国器物。因此，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考证和诠释雅库特共和国所属的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的中国器物。例如，在形成地方文化传统的语境下，研究具有中国渊源的祭祀用品的引进问题，以及在雅库特人举行仪式的语境下，研究对具有中国渊源的祭祀用品进行仿制的问题。
对雅库特人祭祀使用的中国制品的考证与诠释
铜钱。截至目前，在雅库特出土的中国铜钱当中，年代最久远的是五铢钱①五铢钱之所以称作“五铢钱”是因铜钱重五铢，即中国古代一两的1∕24。众所周知，在文献中还把“五铢（zhu）钱”称作“五殊(shu)钱”，需要指出的是，“把铢（zhu）读作殊(shu)”始于19世纪出版的汉语翻译词典，如东正教大修士帕拉季亚与П.С.波波夫合编的《汉俄词典》，赫伯特.艾伦.吉尔斯编的《汉英词典》及主教团编著的《汉俄词典》。但是《大汉俄词典》（莫斯科，1983—1984年）没有采用上述读法。我们只是指出这一事实，至于其原因，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该铜钱是6世纪时中国铸造的最后一批“五铢钱”，出土于托科河畔的乌拉汉·谢格连尼亚赫村落址中的多层位的第三文化层②Н.А.阿列克谢耶夫：《雅库特境内早期的游牧民族》，《М.К.阿莫索夫东北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后贝加尔和蒙古国的考古遗址经常出土上述中国铜钱，而在南西伯利亚却鲜有出土③А.А.季什金、Н.Н.谢廖金：《中亚中世纪早期突厥人考古遗址出土的中国制品》，《考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1期。。А.Н.阿列克谢耶夫认为出土于雅库特的中国铜钱是匈奴—鲜卑时期，即首批出现在雅库特地盘上的游牧民族把这些中国铜钱带到了雅库特④Н.А.阿列克谢耶夫：《雅库特境内早期的游牧民族》，《М.К.阿莫索夫东北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1998年，在雅库特共和国汉加拉斯科耶区偶然发现一处宝藏，总共出土147 枚北宋铜钱（铸造于960—1127）⑤А.Д.斯捷潘诺夫：《雅库特境内的宋朝铜钱藏宝地》，《古代工艺试验通报（学术文集）》第9辑，伊尔库茨克：国立伊尔库茨克技术大学，2012年，第147-154页。。А.Д.斯捷帕诺夫引用宝藏发现者的话描述了装有中国铜钱的四只陶器，但是没提发现者的名字。这些陶器的底为圆形，器腹上有三道凸棱。各装有36 枚铜钱的四件陶器分别埋在一座土丘的东、西、南、北四边的地面以下15 厘米—20 厘米的深处。土丘之上立着一棵被视为当地神灵或萨满化身的枯树，在这棵枯树旁的地面以下6 厘米—7 厘米的深处，发现埋有三枚铜钱。А.Д.斯捷帕诺夫认为，这是一种明显带有数字象征的仪式，它证明了前雅库特祭献宝物的起源，这种仪式也可能与受中国宗教文化影响的蒙古根源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在最靠近雅库特的东外贝加尔的蒙古人的坟墓出土了同样的中国铜钱⑥А.Д.斯捷潘诺夫：《雅库特境内的宋朝铜钱藏宝地》，《古代工艺试验通报（学术文集）》第9辑，伊尔库茨克：国立伊尔库茨克技术大学，2012年，第147-154页。。
众所周知，在断代为17世纪—18世纪的雅库特人的坟墓出土的铜钱中，有明朝铜钱（铜钱上分别铸有神宗皇帝的年号“万历”和最后一位皇帝世宗的年号“崇祯”）和清朝铜钱（铜钱上分别铸有世祖皇帝的年号“顺治”和圣祖的年号“康熙”），上述铜钱被雅库特妇女用作饰物⑦А.И.戈戈列夫：《中世纪晚期（14—18世纪）雅库特考古遗址》，伊尔库斯克：伊尔库斯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Э.克柳别季、А.阿列克谢耶夫主编：《古代雅库特人的世界：跨学科研究经验（据萨哈—法国考古学考察材料）》，雅库斯克：阿莫索夫东北联合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
据铭文资料和民俗资料，雅库特萨满在举行祭祀活动时要使用中国铜钱。20世纪初，在丘拉普钦斯克区奥坎斯科耶村（现鲍尔托金斯科耶村）的乌达庄园原址中，有人在系马桩旁发现了一处宝藏——装在一只桦树皮箱子里的中国铜钱。是瑟雷克发现这处宝藏的。瑟雷克是Д.П.西夫采夫的父亲，是乌奥克氏族的族长。瑟雷克把装铜钱的箱子绑到自己骑乘的马的马鞍子上驮回家。一到家里，他把铜钱倒在桶里用开水除掉铜钱上面的锈。处理妥当后，就到树林中找了一处僻静所在，把铜钱全都埋在了那里。据以上所述，可见铜钱相当多。过了一些时候，瑟雷克家中两次失火，于是请萨满前来禳解。萨满解释说，失火的原因是他拿走了萨满女神的铜钱，萨满女神对他报复，要求他把拿走的铜钱送回原处。这些铜钱非同一般，而是“多姆”①“多姆”为雅库特语，意为中国。铜钱，是举行仪式用的，“铜钱的方孔能够喷火星”②А.А.萨文：《雅库特民族学札记》，雅库斯特：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科学研究与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手稿部，Ф.4，Оп.12，Д.48，1935年-1941年。。
据传说，萨满能够施法祛病。施法时，萨满向病人的病痛部位躬身，吸气，像是吸了一口水含在嘴里，接着发出漱口的声响，然后三次做出好似把含在嘴里的“水”吐出的动作，并大喊“多姆！”其意思是咒语念完了③А.А.波波夫：《原维柳伊地区萨满巫师的巫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页。。Д.Е.库拉科夫斯基解释说，当萨满低声唱完特殊的萨满咒语，吐出含在嘴里的有益健康、能治病的“水”，才高声喊出“多姆！多姆！多姆！”④А.Е.库拉科夫斯基：《诗歌》，雅库斯特：雅库特书籍出版社，1978年，296页。。有相当多的雅库特人广泛地认为雅库特这个名称具有宗教含义，并认为中国铜钱在宗教仪式上能发挥具有特殊的法力。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强调，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上，要求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在传统的祭祀活动中，外族的物质文化制品获得了特殊的内涵；来自中国的输入品被认为极有价值，常常被奉为敬神的祭品。А.А.波波夫记录下来的，维柳伊地区从前曾有这样的萨满信条：祭祀时，要把红头巾和彼得大帝一世银卢布或巴维尔一世银卢布供奉给北方的凶神恶煞⑤А.А.波波夫：《原维柳伊地区萨满巫师的巫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页。。萨满对北方的凶神恶煞念念有词：“你，勇敢无畏，像烟斗里冒出的青烟飘走吧！我将献给你鲜红的绸头巾……银币，请你离开吧！多姆！”然后，旁边的人递给萨满一个桦树皮缝制的小口袋，萨满把红头巾和银卢布装入小口袋，再用事先备好的桦树皮裹好，然后吩咐旁边的人将其放到僻静的干燥处⑥А.А.波波夫：《原维柳伊地区萨满巫师的巫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4页。。
这些来自中国的输入品如此顺畅地与雅库特人的萨满活动融为一体，以致今天难以区分得开这些来自中国的输入品是在古代就替代了地道的雅库特制品，抑或是雅库特人自己制造出上述输入品的仿制品。例如，在萨满法衣上缝缀的金属挂件当中，有一种是缝缀在法衣肩膀处的当中有孔的圆形铜饰牌，其直径5厘米，雅库特语称之为“约柳尤—卢奥—巴雷根恩”，其字面意思是：“死龙鱼的肾”⑦А.А.萨文：《雅库特民族学札记》，雅库斯特：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科学研究与北方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手稿部，Ф.4，Оп.12，Д.48，1935-1941年。。据某些传说，下界的主神是罗汉爷爷与罗汉奶奶。А.Н.阿列克谢耶夫认为，这些传说指的是龙；在中国的神话中，龙居于主位⑧Н.А.阿列克谢耶夫：《19—20世纪初雅库特人的传统宗教信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99页。。完全可能是这样：在雅库特人的心目中，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中国铜钱和神话中的龙的形象都与相距遥远的中国联系在一起⑨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并入俄罗斯之前的雅库特历史》，雅库斯克：雅库特国立出版社，1949年，第439页（《雅库特史》，第1卷）。。В.Л.谢罗舍夫斯基写道：“雅库特人是了解中国人的：中国人居住在遥远的南方；流传有许多关于中国的童话故事；雅库特人把中国的皇帝称作‘大汗’”①В.Л.谢罗舍夫斯基：《雅库特人民族学研究经验》第2版，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376页。。不管怎么说，当雅库特萨满祭祀时，中国的中间有方孔的圆形铜钱是作为一种辅助法器。
雅库特人使用的形如太阳的圆形饰牌“太阳”完全可能是从中国输入的铜镜。南西伯利亚出土的中国最古老的铜镜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8世纪②Г.Г.斯特拉塔诺维奇：《中国铜镜的类型、纹样与使用》，《东亚民族学文集》（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论文集，新系列，第73卷）第2辑，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第47-78页。。铜镜是从中国输入的重要物品，是中国居民与西伯利亚居民在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直接交往的证据。在直接交往的过程中，制造出了双方在样式方面合璧的铜镜：铜镜扁平，檐凸（古时檐凹），铜镜背面当中的镜钮凸起。雅库特当地广泛仿制中国铜镜③Е.В.巴里诺娃：《中国物质文明对前蒙古时期中亚与南西伯利亚本土化进程的影响》，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分析研究所，2011年，第450页。。中世纪早期诸多突厥人的坟墓曾出土有孔的残破铜镜，这些残破铜镜可能是一种悬挂式护符。同时应当说明，在坟墓中，上述残破铜镜都是放置在死者的头部旁边④А.А.季什金、Н.Н.谢廖金：《铜镜是阿尔泰古代与中世纪史的史料（据国立阿尔泰大学阿尔泰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的藏品）》，巴尔瑙尔：阿兹布卡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在断代为15世纪—18世纪的雅库特人的坟墓出土的贵重随葬品中，常常有圆形银饰牌“太阳”，这些银饰牌“太阳”大多是放置在死者的头顶处⑤Р.И.勃拉维娜、В.В.波波夫：《（15—19世纪）雅库特人出殡与追悼的一整套宗教仪式：传说与传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
图一
a—缝缀在萨满巫师法衣上的铜镜，系东北联合大学М.К.阿穆莫索夫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品，其编号为：КП-2б,308/1。
b—变形铜镜的镜面展开图；铜镜复原全图。
铜镜。从前，对于西伯利亚与远东的通古斯—女真萨满和突厥—蒙古族萨满来说，铜镜是祭祀时不可或缺的法器。据蒙古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对于萨满的概念，铜镜是天上的工匠制造的，制成后扔到了人间②Т.М.米哈伊洛夫：《布利亚特萨满教历史（自远古至18世纪）》，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20页。，这部分说明了铜镜的起源悠久。萨满的法衣上缀有两面铜镜：一面缀在法衣的前胸处，另一面缀在法衣的后背上。东北联合大学М.К.阿穆莫索夫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通古斯萨满穿过的法衣，上面缀有一面中国铜镜（图一），这面铜镜的镜面弯曲了（图一：а），下部裁掉了一块，可能是为了减轻重量，也许是为了弄下一点铜。如将该铜镜复原，其直径约18厘米（图一：b），铜镜的周边围绕着两道凸棱（每道凸棱宽0.35 厘米，高0.2 厘米）；两道凸棱之间是一道宽0.6 厘米—0.85厘米的浅沟。铜镜正面光洁，没有任何标记与划痕。在铜镜的背面上残留着由四个汉字组成的铭文：“五子登科”这四个汉字呈十字形排列，读这些字的次序为：上、下、右、左。每个字位于尺度为4×4厘米的方框当中。
图二 中国山东省聊城市博物馆收藏的铜镜
“五子登科”在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五代时，一位名叫窦禹钧的人，因其出生于燕山，又称窦燕山。窦燕山以自己的五个儿子闻名于世。由于严格的父教和家教，五个儿子全都金榜题名，官居要职。《宋史》载有窦禹钧的长子窦仪的传略。《三字经》言简意赅地记述了这一故事。
看来，该残破的铜镜是一件以西汉传统铜镜为样本一再重复铸造的仿制品。据独特的形如连续的弓形图案、由铭文组成的条带，以及镜钮的基座，可以判断出这面铜镜的原型及其时代。据专门的文献记载，从传统来说，铜镜所属的类型是以铜镜上面的铭文来命名，如：日光镜、照明镜，等等。显而易见，只作上述分类，不足以进一步应用于对东亚地区出土的中国铜镜进行类型研究和进一步详细分类，因为上述分类起码没有考虑铸字书体的差异。因此，日本学者岗村秀典提出的分类法和年表很适用。按照他的分类法，我们认为雅库特出土的铜镜属于原型（图五），条带上的铸字的书体十分规范，是绝无仅有的一类。这种款式的铜镜称作“异体字铭带镜”。依据年表和铸字的书体变化，岗村秀典将铜镜划分为六种类型（表1）①冈村秀典：《西汉铜镜编年与样式》，京都：史林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我们说，这些铜镜的断代是确实可信的，是以与其一同出土的遗物的断代为根据。
而调动和保持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工会代表职工的利益加强劳动保护工作，创造舒适的劳动环境，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的发生，而且通过减少因伤亡事故和职业病所造成的工休、低效以及救治伤病人员的各项开支等，又可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该铜镜上的由一截一截的方块形组成的条带的两侧各有一道较窄的环形条带，这两道较窄的环形条带都是由一条条平行斜线构成。里侧的较窄的环形条带围绕的图案是由12 个尖角外凸的弓形组成（现残存9 个弓形）。弓形图案当中是一窄圆圈，圆圈中间是铜镜的凸起的镜钮，该镜钮与圆盘铸为一体；镜钮长1.2 厘米，中央部分宽0.9 厘米，高1.0 厘米，镜钮孔的尺度为0.6 厘米×0.7 厘米。镜钮四周的窄圆圈与弓形图案之间有由四条凸线构成的短条带和向右弯的形如逗号的曲线，上述短条带与曲线相互等距隔开。
雅库特萨满的法衣上缝缀金属圆形饰牌是有意义的。缝缀在萨满法衣后背上的铁制圆形饰牌当中有一个小铜铃铛；这个铁制圆形饰牌用于遮护“后背上的眼睛”，这只眼睛是这个人最脆弱的部位。据迷信传说：如果萨满失掉了“后背上的眼睛”，那他就会丧失体力并可能因此死去。应说明的是，图瓦人把缝缀在法衣背后处或前胸处的萨满铜镜称作“丘恩”，其字面意思是“太阳”，即象征太阳③С.И.瓦英恩什捷英：《图瓦人的萨满教》，《第7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代表大会·莫斯科·1964年8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2页。。萨满所穿法衣的两个前襟不缝合在一起，“太阳”缝缀在右前襟的下摆上。“太阳”标志萨满属于太阳世（即中界），是萨满去下界的引路牌，并具有神奇的辟邪功能。称作“月亮”的金属圆形饰牌既有铁制的，也有铜制的；“月亮”缝缀在萨满法衣的左前襟的下摆上，与缝在右前襟下摆上的“太阳”相对称。当萨满从下界返回时，“月亮”为萨满照路④Н.А.阿列克谢耶夫：《西伯利亚操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分布比较调查的经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3页。。
作为妇女胸饰的圆形银饰牌也称作“太阳”，具有护佑作用，男人革带上的圆形银饰牌也称作“太阳”。据民俗学资料，男人作战时穿戴的铠甲上的护胸银牌也称作“太阳”⑤Ф.Ф.瓦西里耶夫：《雅库特人的军事》，雅库斯克：“比奇克”民族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据考古学资料，无论妇女的帽子上，还是男人的革带上，都有圆形银饰牌。妇女帽子上的圆形银饰牌（图三）的直径为8 厘米—16 厘米，男人帽子上的圆形银饰牌的直径为7 厘米—11 厘米。所有出土的饰牌都是银制的，它们当中都有个铜制的镂空小饰牌，其中的一些小饰牌刻有曲线纹或植物纹⑥И.В.康斯坦丁诺夫：《18世纪雅库特人的物质文化（据殡葬材料）》，雅库斯克：雅库特书籍出版社，1971年，第212页。。“太阳”被赋予特殊的仙法；尤其在举行与女神艾厄瑟特（产妇的守护神）有关的仪式时，“太阳”会显示出它的护佑作用①А.И.萨夫维诺夫：《19—20世纪初雅库特人的传统的金属饰物·社会历史民族学研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式中：ρ表示气流的密度；V表示气流速度；A表示突出物的迎流面积；CD表示突出物的阻力系数。对于球状颗粒，其阻力系数与雷诺数有关，在高雷诺数流场下，球状颗粒的阻力系数近似可取0.44[6]。
图三 雅库特妇女帽子上的饰牌
在纹样方面，雅库特人的饰牌“太阳”与铜镜是相似的。У.伊奥汉先认为，饰牌“太阳”的纹样的基本组成部分源于中国表现天体的“最普通的纹样”：其形如十字形涡纹，涡纹末端是四、八或十二个尖角，即所谓的“羊角纹”。这位女学者还指出，雅库特人和西伯利亚的其他游牧民族的人同中国人对于时间划分和方位划分是相似的。例如，雅库特人认为，方位划分为八个方位（四个基本方位和四个中间方位，即：东、西、南、北和东北、东南、西北、西南）。按照她的说法，雅库特人的圆形银饰牌“太阳”的外圈上的纹样就是中国表现天体的纹样，象征云朵①У.伊奥汉先：《雅库特人的图案装饰艺术：史学——民族学研究》，雅库斯克：“贡品—钻石”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图四 汉加拉斯克区出土的残破铜镜
图五 中国淮河流域出土的№176铜镜
在方志学学者П.Р.诺戈维奇的私人藏品中，有一件残破的中国铜镜，是2014年在雅库特汉加拉斯克区埃尔凯尼河谷地挖土方时偶然发现的，其尺度为6.2厘米×4.0厘米，厚0.3 厘米，残存部分较好（图四）。残镜的直径为3.7 厘米。在铜镜边沿的里侧，是由一截一截的方块形组成的条带。残镜上只留下三截方块形；因多次拓印和重复浇铸，方块形已经畸形，上面的铸字已不能识读②如果把雅库特仿制的铜镜与形制相同的中国原产铜镜相比较，例如和中国淮河流域出土的№176铜镜相比较，一眼就可看出，中国原产铜镜的各部位的纹样很清晰，而雅库特仿制铜镜的各部位的纹样全都是模糊的。。
铜镜弯曲变形的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为了增强叮当作响的音响效果，或者为了用于举行某种仪式。
该铜镜上的铭文保存不佳，全然不能与其他铜镜上的铭文相比较，但是残留的铸字还是有特点的，尤其是“子”字的一横与中国山东省聊城市博物馆收藏的断代为14世纪—16世纪明代铜镜（图二）上的“子”字的一横相似①孔祥星：《中国铜镜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952页。，也与出土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铜镜上的“子”字的一横相似（该铜镜现收藏于艾米尔塔什国家博物馆）②Е.И.卢鲍-列斯尼钦科：《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由外国输入的铜镜·论南西伯利亚古代先民的对外联系·文章附录》（东方民族文化：资料与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70页。。
例如，位于江苏省胡场村附近的№5墓出土的一只Ⅲ型铜镜（按岗村秀典的分类）。对其断代的根据是随葬的一个不大的木牌位上写有下述时间：墓主殁于公元前71年，翌年下葬。还有，河北省定州市（原称定县）附近的№42墓出土了一面与上述类型相似的铜镜，与这面铜镜同时出土的竹简上面写有年代，其中最晚的年代为公元前56年，据此确定了筑墓时间的下限。据中国史册记载，死者为中山怀王刘修，殁于公元前55年。筑墓时间与中山怀王刘修死去的时间可以证为同一。还有一个例证：1924年，在朝鲜平壤西南大同江对岸，原平壤南道大同县大同江乡石岩里附近的乐浪时期的一座坟墓出土了一面Ⅵ型铜镜（据岗村秀典的分类），该铜镜断代为公元6年，其根据是该铜镜条带上的铭文标示的年代。
依据种种资料及汉代六种铜镜类型中的每一种铜镜类型的独特之处，制定出下列年表：Ⅰ型和Ⅱ型铜镜断代为公元前100年—公元前70年；Ⅲ型铜镜断代为公元前70年—公元前50年；Ⅳ型和Ⅴ型铜镜断代为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Ⅵ型铜镜断代为公元前1世纪初期（表1）。几乎所有出土于日本和朝鲜的古代铜镜的断代都没超出上述年代范围。②梁上椿原著，田中琢、冈村秀典译：《岩窟藏镜》，京都:同朋舍出版社，1989年，第157页。
表1 汉代铜镜类型
?
出土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断代为10世纪—14世纪的铜镜是以西汉铜镜为样本仿制的；И.В.鲍格达诺娃-别列佐夫斯卡娅对这些仿制铜镜的成分所作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铜镜的成分明显有别于早期铜镜的成分；换言之，仿制铜镜的原料配方不同于早期铜镜的原料配方：仿制铜镜所含的铅和锡多，砷只有微量①Е.И.卢鲍-列斯尼钦科：《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由外国输入的铜镜·论南西伯利亚古代先民的对外联系·文章附录》（东方民族文化：资料与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170页。。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钻石与贵金属地质研究所物理—化学分析方法部（位于雅库特市）的科研人员С.К.波波娃运用JEOL JSM-6480LV型电子扫描显微镜对上述铜镜进行Х 光射线光谱分析。分析时，加速电压为20 千伏，探头电流为1.10毫安。对铜镜上的五个点作了分析，其中四个点选在铜镜的背面（其中三个点选在镜钮上，一个点选在弓形图案部位）；另一个点选在铜镜的光洁正面。据对上述五个点测得的平均数据得出了铜镜所含的金属与半金属成分（重量百分比）：铜42.743%；锡21.526%；铅12.126%；锌3.539%；镁0.46%；铝0.304%；砷0.12%；铁0.21%。其余的成分可能是从土壤渗入铜镜中的氧化物成分：氧14.826%；氯1.916%；硫1.11%；硅1.008%；钙0.426%；磷0.343%；钾0.097%。据上述分析判断，铜镜是用铜、锡和铅制成，合金中的主要成分是铜，此外还含有锌，以及微量的镁、铝、砷和铁。
如上所述，出土于汉加拉斯克区埃尔凯尼河谷地的残破铜镜的原型属于汉代铜镜类型之一。然而，却难以确定雅库特仿制的这面铜镜上的铸字属于何种书体，因为该仿制铜镜上的铸字已完全不能识读。但是，据镜钮基座顶部的形状判断，这件残破铜镜的原型很可能属于Ⅲ-Ⅵ型，即断代为公元前1世纪前半期至公元1世纪前半期，是西汉铜镜的复制品。
1689年开放了尼布楚市场，1728年设置了恰克图边境站。从此，从中国输入的物品更多了。断代为18世纪的雅库特人的坟墓出土了黑色琉璃球、白色琉璃球、蓝色琉璃球、中国制作的棉布服装、服饰、丝巾、漆器（个别上面有汉字）、烟叶、烟袋、铜钱等。此外，从中国输入萨满用于施展法术的物品，还输入物质文化奢侈品。有许多事实证明，从中国输入的奢侈品的买主都属于社会富有阶层，例如，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曾调查过阿尔兰加尔斯诺耶墓址，此墓址位于极圈附近的勒拿河下游左岸15公里处的称作阿亚基特的地方。
2013年，К.Д.乌特基纽尔宾斯克民族友谊博物馆收藏了一只有中文铭文的小铜铃铛，这只小铜铃铛出土于维柳伊河右岸上的秋恩佳佳村以西200 米—300 米处的采石场附近。这只小铜铃铛的直径2.5 厘米，耳的尺度为1 厘米×1 厘米（图六）。在中国国内与国外（包括远东与西伯利亚）都曾出土形状与纹样相似的小铜铃铛。伊尔库斯克边疆区博物馆收藏的萨满穿过的法衣和用过的小铜铃铛肯定是有意义的。上述法衣是外贝加尔涅尔钦斯科耶县布利亚特萨满穿过的，断代为19世纪末③О.А.切尔年夫斯卡娅编：《萨满巫师的服装（图册—目录）》，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出版社，2004年，第80页。。从小铜铃铛来说，无论是形状，还是纹样，它与К.Д.乌特基纽尔宾斯克民族友谊博物馆收藏的小铜铃铛完全相同。
两个小铜铃铛的两面都有由两个汉字组成的铭文，读该铭文的次序是由上往下；小铜铃铛两面的铭文是完全相同的吉祥话：“全兴”（时时高兴，愉快，十分高兴，万事如意等意思）。第一个字相当好认，是“全”字，没有任何疑难。第二个字是“兴”字，笔画写得稀疏，与《金石文字辨异校释》（1810）所载的这个字的别体相近似④（清）邢澍原著，时建国校释：《金石文字辨异校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5页。。此外，两个小铜铃铛上的铸字“兴”已扭曲，可能是因多次重复铸造所致：铸字“兴”的一竖变成了圆圈儿。
2.倡导课程考核评价过程化。分析学生的一般行为习惯，建立相应的学习行为评价模式。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将日常考勤、课堂表现、归纳总结及实践操作等列入考核范围，据此对学生的整体素质进行全面考核，并且重视考核结果的分析、处理和意见反馈，及时进行归纳总结和调整。了解和关注学生掌握知识的手段和过程、学生融入课堂教学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考核评价来引导学生展示自己的才能，逐步改善学习状态，消除厌学情绪，提高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
图六 纽尔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丘恩加加的中国小铜铃铛
就西伯利亚突厥—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来说，该族的人们认为，金属的声响意味着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这种声响具有特殊的驱邪避灾的法力。小铜铃铛广泛用作儿童和妇女服装的饰物，也用作马具的饰物。雅库特制作的小铜铃铛的下部通常有狭窄的十字形豁口。
祭器。木制的盛酸马奶酒的大高脚杯是雅库特人欢度“厄萨阿赫”⑤雅库特人夏季的盛大节日，届时人们向天上的诸神祈祷，请求赐福——译注。这一盛大节日的不可或缺的标志物之一。雅库特人把这种大高脚杯称之为“乔隆”。“乔隆”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锥形底座，一种是有三条腹足（这一种有时做成马蹄形）。А.Н.阿里克谢耶夫认为，前一种类型是匈奴的铜锅变型；В.А.基谢里认为，具有三条腹足的“乔隆”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用黏土烧制的有三条腹足的称作“鬲”的器皿有关①В.А.基谢利：《雅库特人的“乔隆”（有三条腹足的器皿）及其起源》，《民族学》2003年第6期。。后来，“鬲”这种器皿流传到中亚和南西伯利亚，以及直接靠近雅库特南部边界的外贝加尔②Н.А.阿列克谢耶夫：《论雅库特的“乔隆”（有三条腹足的器皿）及其起源》，《东北人文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上述说法的证据是：14世纪—16世纪早期，在雅库特的属于库伦—阿塔赫斯卡亚文化的村落址曾出土黏土烧制的有三条腹足的器皿，以及雅库特人在20世纪初期以前曾使用各种有三条腹足的陶制器皿。
急诊科是医院重要科室部门，所收治的患者因各种创伤、意外事故及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损伤，病种多、病情危重、变化快，存在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1] 。风险管理在十九世纪由法国学者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展为一门学科。因医疗行业具备的高风险性，风险管理逐渐应用于医院管理中，尤其是在急诊科护理中运用，可减少护理差错发生，提高患者治疗与护理的安全性及效果。笔者现以120例急诊患者为本次研究的对象，护理工作中运用风险管理，对其效果报道如下。
А.Н.阿里克谢耶夫指出，中国的“鬲”与雅库特的“乔隆”在语义方面是相似的。众所周知，考古文献称之为“鬲”的器皿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在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鬲”是一种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祭祀时广泛使用的器皿；而“乔隆”是雅库特人欢度“厄萨阿赫”节日使用的器物，庆祝谷物丰收和人丁兴旺③Н.А.阿列克谢耶夫：《论雅库特的“乔隆”（有三条腹足的器皿）及其起源》，《东北人文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应当指出，雅库特人的坟墓鲜有“乔隆”出土。有些“乔隆”饰有普通的几何纹样。从其形制来说，这些饰有普通几何纹样的“乔隆”与传统的盛酸马奶酒的器皿大不相同，最明显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嘴比器腹宽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是，“乔隆”这种器物在墓址里的埋放位置：在麦赫基—汉加拉斯科伊区的季奥尔戈氏族墓址里，是把上述器皿的下半截埋在两座坟墓之间；而在阿巴拉赫氏族墓址里，是把上述器皿的下半截埋在坟头之上④Р.И.勃拉维娜、В.В.波波夫：《（15—19世纪）雅库特人出殡与追悼的一整套宗教仪式：传说与传统》，新西伯利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这些坟墓断代为18世纪，看来，上述情况是下葬时要举行某些特殊仪式的佐证。
中国与雅库特之间的历史——文化交往
通过上述输入的祭祀用品还能研究西伯利亚与远东东北部的传入中国器物的问题。据雅库特的金属饰物“丘恩”（太阳）的形状、装饰纹样及语义判断，雅库特人自身的文化继承了中国的古代传统，这也可能是直到开发雅库特之前，雅库特的先人长期积累形成的。通过研究与中国青铜器时代陶制的“鬲”相似的雅库特的“乔隆”的起源也证实了雅库特人的文化继承问题。在外贝加尔经常出土属于石板墓葬文化与匈奴文化的具有三条腹足的陶器。
同时应指出，在雅库特境内曾存在匈奴或匈奴—鲜卑的影响，其证据就是出土于乌拉汗—谢格连尼亚赫村落址的“五铢钱”。学者认为，西伯利亚出土的上述铜钱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期间匈奴扩张疆域有关⑤Н.А.阿列克谢耶夫：《雅库特境内早期的游牧民族》，《М.К.阿莫索夫东北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在中世纪，中国的器物及其仿制品源源不断地传入雅库特，当地出土的西汉铜镜残片和北宋铜钱就是例证。
在14世纪—16世纪早期雅库的特库伦文化时期，雅库特人得到了中国制造的珠子，其中包括软玉珠子、黑色琉璃球与白色琉璃球①Р.И.勃拉维娜、В.М.季亚科诺夫：《中世纪早期（14—17世纪）雅库特人殡葬的特点》，《东北人文科学学报》2015年第3期。。雅库特人很可能是经过复杂的多道转手易货贸易才得到上述物品的；雅库特人与通古斯人以货易货；通古斯人与女真人以货易货；而女真人与汉族人以货易货。以上所述也可部分证明，为什么雅库特人的珠绣技术与阿穆尔河沿岸诸民族的珠绣技术相似②А.В.斯莫梁克：《阿穆尔河下游地区与萨哈林民族的传统生产与物质文化·民族起源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46页。。然而，不能排除雅库特与中国可能有直接的贸易往来。1668年，曾有这样的消息从雅库斯克传到莫斯科：“龙的传人与……贡民”③所谓“贡民”是指15世纪—18世纪时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各族人民当中的必须向沙俄政府缴纳毛皮贡税的人——译注。做买卖：用银制的饰牌、弓、长袍、宝石及其他商品换取贡民的紫貂；龙的传人请购货欠款的贡民到达斡尔去，到结雅河及其支流那边去；雅库特人打听到了贡民们想要迁移的地方④《17世纪（1608—1683年）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第614页。。1695年呈送沙皇的禀文中写有这样的话：巴图鲁斯科耶乡的雅库特人抛家舍业投奔到了中国方面⑤С.А.托卡列夫：《17—18世纪雅库特人的社会制度》，雅库斯克：雅库特国立出版社，1945年，第414页。。
铃铛。铜铃与小铜铃铛是西伯利亚萨满的主要标志物。按А.Н.阿列克谢耶夫的说法，铜铃与小铜铃铛的功用是吁请神灵作为助手②Н.А.阿列克谢耶夫：《西伯利亚操突厥语民族的萨满教（分布比较调查的经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3页。。雅库特的萨满法衣上缝缀有1—3只铜铃或小铜铃铛。
民办教育机构功能的异化，而其他关注人们心灵与精神健康的社会组织类型又较为缺乏，因此，当人们由于种种原因遇到挫折和困难时，看不到前途与方向时，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得不到需要的帮助，由此产生了一些本可避免的悲剧。近年来，不断上升的自杀率、离婚率、辍学率、再犯罪率以及抑郁症患病率等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因此，我们要更多地鼓励、培育社会组织关注及满足人们的心灵及精神需求，利用社会组织多元性的特征，更多地发现人们的需求，更多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社会组织要更多地充当舒缓焦虑、慰藉人心的缓冲器，更多地守护人们的心理、精神健康。
在该墓址出土的遗物中，除了当地制造的物品和抛光的白色软玉戒指（这种戒指与黑龙江沿岸民族流行的戒指很相似），还发现在死者的胸骨部位放有完整的绣着回纹的中国丝绸衣服，以及绣有天蓝色珠子和蓝色珠子的两块呢料⑥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1942—1943年对勒拿河下游地区（自日甘斯克至库马赫-苏尔特）考古调查的报告》，《连斯克古迹》第2辑，1946年，第187页。。在纽尔宾斯克耶区，葬在维柳伊河畔的厄纳赫·萨瑟厄塔墓址里的死者都是着黄色丝绸衬衫、呢料裤子和机器缝制的绣有珠子的厚布鞋。随葬品中有中国丝绸长衫、非雅库特制造的带圈足的小木碗儿（圈足上尚有残余的油漆）、四楞长颈大玻璃瓶，以及工厂制造的铜茶壶（铭牌上标注：1732年制造）。在一座坟墓中发现了50捆灰鼠皮、1条红狐皮和一整套马具。在这座坟墓以西24.5 米处的地下埋着四匹马⑦И.В.康斯坦丁诺夫：《雅库特人以马殉葬（雅库特人起源的新资料）》，《古代雅库特文化遗存（勒拿河沿岸地区考古考察论文集）》，雅库斯克：雅库特书籍出版社，1970年，第184-197页。。葬在这座坟墓里的死者在世时肯定是富豪，大概是一位毛皮商。自18世纪70年代起，在雅库特人使用的殡葬用品中，从中国输入的制品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从俄罗斯输入的制品取而代之。
总之，雅库特远离古代商路，远离中亚与南西伯利亚的商贸与文化中心，囿于自然气候条件，与世隔绝，大大局限了中国文化对当地传统发生巨大影响的可能性。在雅库特人的文化活动中，来自中国的制品全都用于某些祭祀活动。当匈奴在中亚处于强势时期（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和前蒙古时期，是以黑龙江沿岸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通古斯—女真部族与蒙古部族为中介，移植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正是在上述情况下，由于屈从于迷信的观念与信仰，常常剥离掉输入的中国制品的原本的功用，而塞进新的内涵，并用当地的工艺与新材料制造仿制品。随着雅库特被并入俄罗斯以及俄中贸易发展，中国商品在土著民族的经济与物质文化活动中所占的数量和比重大大增加，18世纪时雅库特人使用的殡葬用品就是佐证。
为促进微生物制剂在酿酒行业应用的交流和发展，拟开展第二届“微生物制剂在酿酒生产中的应用技术论文大赛”并举办“多菌种纯种微生物应用技术论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结 语
如上所述，雅库特出土的中国制品在许多情况下被当作举行宗教仪式的必需品，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如此利用外族制品是独特的。由于外族的制品罕见，常常落入祭祀主办人乃至司仪之手，而供奉神灵的祭祀物品逐渐被塞进新的宗教内涵。随着时间推移，某些祭祀物品不用了，代之以仿制品。例如，当祭祀活动时，雅库特萨满原本使用中国铜钱，但从18世纪起，中国铜钱被俄罗斯的银卢布和德国的筹码取代了。围绕着出土文物杜撰出了神话，例如，雅库特人称之为“太阳”和“月亮”金属圆形饰牌的造型就是源于圆形铜镜。千百年来，雅库特人以上述出土的中国铜镜作为样板，把自己的象征符号编排得尽善尽美，说自己是崇拜太阳神的民族。完全可能是这样：从中国输入的器物支持已然创造出的形象、传统、中国铜镜等金属器物在宗教仪式中的一系列功用及其在宗教仪式中发挥核心作用。雅库特的民众不是中国输入品的单纯消费者，不是盲目地将其当作现成的样板加以仿制，而是对其进行创造性思考并在坚持自古以来自有传统的条件下，给来自中国的输入品注入新的宗教神话内涵。
中图分类号：K8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 434X (2019) 02 - 0106 - 12
作者简介：
[俄]Р.И.勃拉维娜，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考古学部主任，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远东考古；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雅库斯克。
[俄]В.М.季亚科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科研人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远东考古、民族；俄罗斯雅库特自治共和国，雅库斯克。
如表1所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血压、血糖水平均比对照组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联合氯沙坦、氨氯地平治疗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有明显的降血压、降血糖效果。
[俄]В.П.扎伊采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手稿研究所远东部（圣彼得堡）科研人员。
7.1.3防治钻蛀性害虫对于蛀干害虫如天牛等，可用细铁丝插进枝干的虫孔，刺死幼虫；也可用敌敌畏，用注射器将药液注入孔门，用泥堵严孔口，这样可将躲在树干内的害虫毒死。
[日]枡本哲，日本大阪省公署教育管理处文物保护部公务员。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创投机构累计投资项目数达到20 674项，累计投资金额4 110.2亿元。其中，2017年当年披露投资项目2 687项，投资金额845.3亿元，平均投资额为3 145万元/项，较2016年大幅增加。
杨振福，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俄罗斯考古学；辽宁，沈阳，110031。
责任编辑：孙海静
标签：铜镜论文; 中国论文; 铜钱论文; 西伯利亚论文; 特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考古学部论文;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文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所论文;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手稿研究所远东部(圣彼得堡)论文; 日本大阪省公署教育管理处文物保护部论文; 辽宁社会科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