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园地
摘 要 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力开展政治传播活动。基于对自身实力的客观审视，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入分析，中共探索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1921～1927年中共政治传播的个性特色主要有传播主体独特性、传播客体层次性、传播载体联动性、传播内容具体性、传播话语通俗性。
关键词1921～1927年 中国共产党 政治传播 个性特色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①1921～1927年间，政治传播作为唤醒群众思想，增强政党实力的实践活动，始终被中国共产党作为重要工作放置于突出位置。然而，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工作不仅受到自身政治实力薄弱的限制，还因政治目标与统治阶级相左而备受打压。为打破这一僵局，中国共产党将政治传播实践与内在实力、外在环境相结合，打造出1921～1927年所特有的政治传播个性特色。
一、传播主体的独特性
政党政治传播主体一般来说就是政党，包括政党领袖和政党的各级组织中负责政治传播的职能部门。然而，在1921～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正处于幼年阶段、党组织势单力薄以及对政治传播的要求又十分紧迫等因素，在政治传播实践当中，其传播主体不仅覆盖至全党范围，更突破传播主体原有概念，延伸至党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一是全党搞宣传。1923年中共发布《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提出：“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平常口语之中须时时留意宣传，在这一时期，大家都当以上述方针为标准去实行。”②在党的这一决议案号召下，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化身政治传播主体，全力开展政治传播活动，政治传播工作成为全体党员共有的工作任务，从而形成了一个全党搞宣传的特殊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他们充分运用自身长处，通过撰写文章、发表言论进行政治传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领导人在当时都将党的政治传播事业作为己任，高度重视政治传播实践活动。其中陈独秀曾创办十余种报刊，撰写百万多字的时评言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瞿秋白仅在1923～1927年间就发表了200多篇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并鼓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毛泽东则认为正是政治传播实践解放了人们思想，才使得群众能够充分信任拥护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共处于既没有军权也没有政权的时期，其力量却能不断发展壮大，跟全党进行政治传播不无关系。由此可见，在党领导的高度重视、特殊的组织成分以及提高政治影响力的诉求共同作用下，全党成员作为政治传播的主体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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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党内外合作搞宣传。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满足党的政治传播需要，1921～1927年，中共在动员全党搞宣传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团结其他组织，共同宣传。由此就形成了1921～1927年中共政治传播主体的另一大独特之处——党内外合作搞宣传。1921～1927年，党外不少组织群体因怀着同样的政治目标，主动承担起为中共进行政治传播的职责。如留欧学生群体在见证欧洲工人运动的盛况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的带领下创办《少年》杂志，以“宣传主义”为己任，一边阐扬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边同勤工俭学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又如工会组织在中共领导下自觉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政治传播。不仅确保了工人能够集中受到中共政治传播影响，还使工人无形中成为中共政治传播的“二传手”，进而实现由传播受众向传播者的转变，在扩大政治传播主体数量的同时，使政治传播内容更易为工人阶级所接受和认可。再如，国民党左派在国共合作期间为响应共产党的呼吁，维护国共合作关系，纷纷以发表文章、举办演讲等方式同共产党一起宣传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强调反帝反军阀的重要性。综上所述，无论是旅欧学生团体还是工会组织，又或是国民党左派，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政治目标，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协力，构建出党内党外合作促宣传的特有局面。
二、传播客体的层次性
与其他时期不同，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传播实践中，结合党的工作需要，逐步实现传播客体由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向农民阶级再向国民党的层层渗透，彰显出层次性特点。
③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了以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部长梁广为队长的石城县扩红突击队，以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部长王子刚为队长的兆征县扩红突击队，分别深入两地进行扩红突击。另外，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副部长的朱荣生担任长汀县扩红突击队长，其工作指导也归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负责。
三、传播载体的联动性
随着传播客体范围的层层递进，传播载体所承载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单纯依靠传播载体独立进行政治传播已然无法满足中共高强度、大范围的传播需求，因此需要不同传播载体相互配合，形成传播载体联动性的特点。1921～1927年中共政治传播载体的联动性主要表现在杂志与杂志、杂志与报刊以及报刊与口号相互联动三个维度。
同样是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运高潮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绝不能孤军作战，必须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开始将政治传播客体范围延伸至国民党内部。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行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正式成为中共政治传播的又一个客体。为消除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疑虑，中共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统一战线进行解释，强调统一战线是共同斗争策略，是为保护工人利益，反对资产阶级而提出的革命建议。为强化政治传播力度，中共主动承担国民党宣传工作职责，创办《政治周报》等报刊杂志对国民革命运动进行宣传动员。为提高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素养，中共通过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对士兵、俘虏进行宣传教育，定期邀请毛泽东、刘少奇等优秀中共党员进课堂进行宣传演讲，促使黄埔军校的学员们“不仅知道枪是怎么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③
其一，杂志与杂志相互配合促传播。中共创建早期，国内政治舞台风云变幻，新闻传播行业发展也错综复杂。要想在混乱复杂的舆论中脱颖而出，必须加强传播载体之间联动性。其中，《共产党》杂志和《新青年》(自第八卷起)互相配合，协同作战。④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宣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例如，当无政府主义扰乱群众思维，曲解共产主义内涵时，《共产党》月刊和《新青年》杂志协同作战，厘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别。《共产党》刊登《夺取政权》《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强调无产阶级要用革命的手段获得彻底的解放；《新青年》则发表《马克思主义派社会主义》和《谈政权》等文章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国家观。在两大杂志相互配合下，中共政治传播呈现出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其二，杂志与报刊相互联动促传播。1921～1927年间，杂志和报刊可谓是中共政治传播最主要的两大载体，影响力强，受众范围广。通过杂志与报刊的相互联动，可大大提升政治传播的效果。其中《每周评论》报与《新青年》杂志的互动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每周评论》作为一个针砭时弊的战斗性报刊，一经创刊，《新青年》便为其刊登推广广告，标题是“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⑤。通过《新青年》杂志的大力推荐，《每周评论》作为一个小型刊物引发了广泛的影响。此后不久，以《每周评论》为模板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长沙的《湘江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等等都对其进行了模仿和参照。由此可见，杂志与报刊的联动，带动了报刊产业的快速发展，丰富了党政治传播载体的形式种类，促进了中共政治传播规模的扩大化。
其三，报刊与口号相互协作促传播。20世纪20年代，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在群众的一切斗争中，口号的作用极大”⑥。报刊与口号的协作传播，不仅使群众对于口号的理解加深，更使报刊与口号的影响范围扩大化。以“反帝”口号为例，建党初期，群众仅将“反帝”口号停留在口头上，对其内涵的理解并不深刻。鉴于此，中共在《向导》等报刊上大量刊登“反帝”主题的口号，并将“五卅惨案”同“反帝”口号相联系，使“反帝”口号得到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通过报刊对英国巡捕残杀中国人的细致描绘，使“反帝”口号不再抽象。瞿秋白曾描述，五卅运动两三天的功夫，“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便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弄堂口可以发现小孩子写的“帝国主义”的字样，马路上可以听到“打倒帝国主义”的五更调。⑦
两组术前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4 d的NIHSS评分均较术前显著降低，但观察组比对照组改善更明显（P＜0.05）。见表3。
四、传播内容的具体性
中国共产党通过早期实践探索后，总结出政治传播内容必须具体化，必须同群众的阶级特色、地方特色等结合起来，具体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传播。
①荆学民：《政治传播简明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页。
另一方面政治传播注重地方性。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省市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因此在1921～1927年间，中共在不同地方进行政治传播的内容非常注重结合当地的地域特色。在出版物方面，中共鼓励各地方宣传教育委员会不仅要以中央机关刊物为宣传材料蓝本，还需将政治传播内容同地方特色相结合，创办地方刊物，并多次强调“各省之出版物应多带地方性”⑧。在革命运动方面，中共则针对不同地区的革命形势，进行不同类型的指导。如针对云南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指出需代表农工阶级的利益，由下层起，组织农工，唤醒农工，鼓动农工阶级充当革命的主力军。⑨在动员群众方面，中共主张用描述故事的方式为农民解说世界和中国的大事，主张最好以本省、本县的事为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使得党的政治传播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事政策、国际形势等在贴近百姓生活实际的同时又真正落到实处。
五、传播话语的通俗性
话语是借助语言、符号实现思想统治权的具体形式，是一种具有历史、社会和制度独特性的陈述、术语、范畴和信仰之结构。通过话语范式的建构可以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换言之，话语是塑造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党的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当前的政治传播话语过于理论化和学术化，仅能为少数已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所掌握。显而易见，这种政治传播话语不利于动员人数众多的广大工农群众。而近代中国由于工业落后，中国社会便形成了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特殊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数较少，占绝大多数是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进而言之，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中共如果要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就必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就必须调整党的政治传播话语的表达方式，就必须增强党的政治传播话语表达的通俗性。
⑤任建树：《陈独秀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注 释：
由于联轴器的工况复杂，运行环境比较恶劣，因此出现失效的概率比较高。联轴器的常见失效形式有频繁打滑和膜片断裂。其中，联轴器频繁打滑，超过联轴器扭矩限制器允许的打滑次数，将导致扭矩限制器失效，机组无法正常运行。联轴器膜片断裂，轻则将导致联轴器无法传递载荷，机组无法正常运行，重则导致联轴器在运行过程中甩出，损坏其它部件，造成安全事故。因此，在风电机组联轴器设计过程中，需要了解其应用环境和技术要求；在联轴器样件制造完成后，需要进行相关的测试验证；在联轴器实际运行过程中，需要重点监控可能导致联轴器失效的因素。如发现问题，需及时进行整改。
一方面政治传播注重阶级性。为使得政治传播效果实现最大化，1921～1927年中共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十分注重政治传播活动的针对性即结合不同的阶级特点，有着相对应的政治传播方式。针对知识分子，1921～1927年中共政治传播内容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爱国热情的宣传，有效地加强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认同，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内化为革命热情，从而影响并带动更多民众参与革命事业。针对工人阶级，中共通过举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等，在无偿帮助工人提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同时，又结合工人自身实际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启发工人政治觉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积蓄革命力量。与此同时，中共还大力宣介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概况，以国际成功的工人运动案例激发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热情，打消其革命疑虑。针对农民阶级，1921～1927年中共主张利用学生放假回乡的契机，将革命思想带到基层。具体做法即学生用最简单易懂的歌谣、口号、标语以及故事的形式详细具体地道出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意义。这种结合农民群众文化程度将传播内容通俗化的方式，大大增强了当时党对农民阶级展开政治传播的实效性，从而使其能最大范围地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21～1949)》(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4页。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主要以文字宣传为主，政治传播形式主要集中于理论传播。比如，中共通过大量编辑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与其他社会思想党派进行学术论争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这就使得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最先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客体。自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初，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共认识到依靠少数知识分子的力量难以获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团结发动工人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自此，中共将政治传播客体范围扩大至工人阶级，并在各区工业和交通运输中心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会组织：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将工人集中起来，增强工人实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其进行罢工运动；另一方面在工会的基础上创建工人补习学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唤醒工人觉悟，并启发其进行反抗斗争。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指导与传播作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所运用，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了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于党的认识局限，农民阶级因其思想保守、文化素质低而没有被纳入到党的政治传播客体范畴。1923年，党领导的第一次工运失败，中国共产党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仅依靠工人阶级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取最广大的同盟者——农民。由此我党政治传播客体范围又进一步放宽至农民阶级。对农民进行政治传播，实质上就是要解放农民的思想观念。中共通过到“乡间”去，印送鼓动农民的图画和幻灯、张贴“壁上新闻”、举办露天讲演、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出版《犁头》《中国农民》《农友》农民刊物等方法对农民群众进行政治传播。
从多学科远程会诊、溶栓取栓、评估随访，到监护教育、大数据科研，将智慧医疗融入脑卒中救治。他们组织全市体系，力求脑卒中救治同质化、标准化。
④高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的编辑特点》[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89～92页。
为使传播话语表达通俗化得以实现，党中央在1921～1927年间作出诸多努力，曾多次在会上强调面向工农群众发表的刊物需尽力编著通俗；对工农群众进行政治传播的话语需采用通俗化的口语；对工农政治传播的内容需以工农群众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仪式的讲话。”⑩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党成员纷纷贯彻落实政治传播话语表达通俗化的要求。比如在动员工人阶级时，中国共产党人为向工人们介绍工会的重要性，经常把工会形象地诠释成“无产阶级的炮台”“无产阶级的武器”，把加强工人联合生动地解读为“工”和“人”连起来就写成了“天”，把工作方法通俗地阐释成“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中国共产党用这些通俗易懂的话语、通俗精妙的比喻，将抽象复杂的革命理论简单化、形象化、具体化，既使工人阶级懂得阶级联合力量就大过了天的重要性，又使工人阶级明白工会工作和正确工作方法运用的作用。又如在动员农民群众时，毛泽东为组建韶山银田寺一带的农民协会，曾把打倒帝国主义通俗地解释为“打倒洋财东”，迅速引发了农民群众的共鸣，加速了农民协会的发展。恽代英曾通过将政治上的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剧本的方法来加强传播话语的通俗性。澎湃在领导海丰农民运动过程中创造的《农民兄弟真凄凉》等歌谣描述农民兄弟生活的悲凉，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反抗热情。这些通俗易懂的歌谣、诗歌朗朗上口，传唱度极高，受到农民的广泛喜爱。由于党中央和全体党员对话语表达的努力，1921～1927年中共政治传播话语呈现出通俗化的特色，加速了工农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形势的了解，鼓动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40年来，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出发，改革开放始终是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呼声。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精神一脉相承；从沿海到内陆，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开放的步伐一往无前。今天，这个希望回答“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执政党，成功开辟出一条通往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个曾经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的国家，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近代以来矢志伟大复兴的民族，终于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2017年6月30—2018年6月30，学校师生共计申请专利110项，其中发明专利69项， 2016年—2017年同期共计申请专利57项，其中发明专利41项，同比分别增长92.98%、68.29%。
⑥《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⑦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439页。
本文所研究的图均为不含孤立边且最多包含两个孤立点的有限无向简单图。设G=(V,E)表示顶点集为V,边集为E的简单图。用Δ和δ分别表示图G的最大度和最小度,ni表示图G中度为i的顶点个数,记Cr为r阶圈,P为路。
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4页。
⑨中共云南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云南革命的前途》，《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运动》[M]，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62页。
⑩《中共中央文卷选集》(第1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
邓中夏：《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江西省党建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模式与党的建设内在机理研究”(16DJYB043)；2015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研究”(MKS1523)；2017年江西省艺术规划课题“中央苏区时期美术政治动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圣兰，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博士；舒畅，江西农业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
中国图书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741(2019)02-0109-04
〔责任编辑：刘向晖〕
标签：政治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中共论文; 联轴器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新疆社科论坛》2019年第2期论文; 2016年江西省党建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模式与党的建设内在机理研究”(16DJYB043) 2015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政治传播研究”(MKS1523) 2017年江西省艺术规划课题“中央苏区时期美术政治动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江西农业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