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术语与“生产关系”并不完全等同。马克思、恩格斯将“市民社会”“所有制”等范畴作为确定“交往形式”等术语与“生产关系”双方之间关系的媒介，进而展现出“交往形式”等术语与“生产关系”概念等同的一面。“交往形式”等术语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内容，其在文本中所具有的原初含义又决定了其与“生产关系”概念不同的一面。
关键词：交往 交往形式 生产力 生产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这些术语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争议的形成根源在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在其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有关《形态》部分，都给出了这样一段注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1]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在《形态》的一些段落中，“生产关系”并不能全权代表“交往形式”等术语。由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共中央编译局所给出的这种注释有待商榷，他们将自己的观点诉诸笔端与中共中央编译局及学术界同僚进行探讨，从而引起了对该问题的学术争鸣。
总观目前学界讨论概貌，对于交往形式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交往形式”等术语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关系”概念，双方可以同义替换。这种观点常见于发表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论文中，学者们往往以“交往形式就是指生产关系”一笔带过。但更多的学者还是赞同这种观点：“‘交往形式’有其自身的内涵和理论地位，把它等同于‘生产关系’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一种误解。”[2]
虽然已经有太多学界前辈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但是，只有做到常想常思，思想理论才能保证其常思常新。不断深入探究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对这些“迷”一样的思想进行探讨都不会多余。在进行详细论述以前，首先需要确定生产关系的概念，以此作为参照考察双方关系。本文根据学界对于生产关系概念所形成的普遍共识，将该术语统一界定为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主要内容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方式。下面，本文将从“交往形式”与市民社会、“交往形式”与所有制、“交往形式”自身所具备的本原含义等方面来论证双方概念的同与不同
一、“交往形式”等术语与生产关系概念等同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直接用“交往形式”来替代“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术语。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明确地界定“交往形式”的概念，但仔细分析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完全没有交待。要充分把握“交往形式”的具体内涵需要经过转换，即“交往形式”的旨趣是借助市民社会、所有制和“这些条件”“生存条件”等内容间接阐释的，而这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指涉了生产关系的概念。因此，“交往形式”通过市民社会、所有制和“这些条件”等来牵线搭桥实现了与生产关系的连接，进而推断出“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双方等同的关系。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将之比喻为三座桥梁：“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生产关系、“交往形式”—“所有制”—生产关系、交往形式—“这些条件”—生产关系。
桥梁一：“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生产关系。市民社会是《形态》中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理解“交往形式”的突破口。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被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3]此外，“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4]根据引文可知，《形态》中的“交往形式”在特定的段落可理解为“市民社会”概念。由此，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阐释，我们可以间接地理解“交往形式”的相关内涵。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定义“市民社会”的呢？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道：市民社会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是从生产与交往中发展而来，“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5]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构成和上层建筑的基础，原因在于社会组织并非“动物式”的人的集合，而是一种以生产关系连接起来的共同体。据此推断，马克思、恩格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国家和其他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进而，交往形式通过“市民社会”这个中介与生产关系取得了间接关联，得出“交往形式”具有与生产关系等同的概念。
桥梁二：“交往形式”—所有制（私有制）—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在过去的历史中曾发生过多次，表现为革命和各种形式的斗争冲突，成为“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6]此处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并列使用了。根据我国思政课教材的编写惯例，通常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列使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列使用。那么，我们能否将这里的“交往形式”解释为生产关系呢？即能否转化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但这需要借助私有制得出生产关系与“交往形式”二者等同关系的结论。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指涉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原因有二：
引文5：……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17]
首先，在提到“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之前，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私有制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许多生产力都得不到有效利用，且私有制的统治对大多数人而言成了破坏的力量。[7]由此可以看出，私有制掣肘了生产力的发展，二者的矛盾成为“冲突的根源”。它不仅造成了生产力的片面化发展，也造成了工人糟糕的生活境遇，引起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及的革命以及各种附带形式的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易于爆发，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用等到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引起国内斗争，仅是工业化水平不对等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就足以引发这种问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英国的工业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出现的影响为例进行论证。总而言之，上述的这种矛盾是由大工业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对其他阶级的剥削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引起的。因此，表面上看历史冲突的根源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矛盾其实是由于私有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所引发的结果。
花五奇的举动，不仅让观战者不齿，更让瘫倒于地的张万邦心寒。张万邦暗暗叹息：既然没人来搀扶，总不能呆在原地被打斗者误伤吧，唉，自己爬回去。
在引文1、2、3、4、5、6、7 及这些引文前后的文本中，笔者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频繁地使用了“这些条件”和“自主活动”等词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条件”还被表述为“这些生存条件”“这些条件”“一定条件”，等等，为便于论述，笔者将在后文统一使用“这些条件”。那么，对这些词句的把握是否对于我们理解“交往形式”的含义有帮助呢？
综上所述可知，私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由此，我们可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替换为“生产力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得出“交往形式”等同于私有制的结论。
超验主义力图以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破解工业文明之患。深受爱默生思想影响的亨利·戴维·梭罗，更为注重超验主义的生活体验。他从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出发看待自然，以浪漫主义格调弹奏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曲目。其代表作《瓦尔登湖》描绘了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场景，令人神往之处恰如“出神冥想，置身于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丛中，四下里一片孤寂和宁静，唯有鸟儿在近处歌唱，或者悄没声儿地掠过我的小屋，直到夕阳余晖照在我的西窗上”[9]82。其中清晰吐露出工业文明打破自然和理想生活平衡的哲学隐忧。
归根结底，“这些条件”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引文7 前后都给出了答案：“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21]现实的劳动也就是生产力，而私有制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了，就是生产关系。进而也不难看出，引文7 中的“私有制和劳动”与引文1 中的“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相对应，从而更加证实了笔者的观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先让交往形式和“这些条件”建立联系，然后再表明“这些条件”指涉了私有制，进而最终间接地表明了“交往形式”与私有制的关系。这一结果也再次印证了前面所论述的“交往形式”等同于私有制的合理性。这也呼应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费尔巴哈”章节伊始就谈到的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以及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三种所有制形式。由此可见，所有制在《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打开生产关系与“交往形式”双方关系之谜的钥匙。
桥梁三：交往形式—“这些条件”—生产关系。为了便于论述，笔者根据这部分讨论需要，将《形态》中的相关引文按其在文本中的先后顺序摘录如下：
引文1：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13]
当提升系统处于静止状态和等速运行阶段时，钢丝绳上任意位置的拉力是由绳端负载和该位置以下的绳重构成的[11]。当提升系统在加、减速运行阶段时，钢丝绳上任意位置的拉力不仅包含绳端负载和该位置以下的绳重，还需加上由于加速而产生的附加拉力或减去由于减速而产生的附加拉力。
引文3：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15]
引文2：在后来时代（与在先前时代相反）被看作偶然的东西，也就是在先前时代传给后来时代的各种因素中被看作偶然的东西，是曾经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14]
引文4：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的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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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6：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这些地方却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18]
引文7：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19]
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还继续谈到，“这种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由于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而更加必需的了”。[8]“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的出现离不开私有制的发展，前者成为后者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并不适合未来的社会形态，与之相匹配的应该是“共同的家庭经济”。但是“共同的家庭经济”要以“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作为其实现的条件。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即实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这就意味着要消灭私有制。[9]但现实情况是私有制不断发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整个社会，阻碍着“共同的家庭经济”的实现。“共同的家庭经济”的实现条件不具备，“共同的经济本身将不会再成为新生产力”，故此，生产力受到阻碍。[10]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现实与他们所期望的未来之间存在着一股张力，这股力量就是源于私有制的发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这些条件”包含有“交往形式”的内容。毫无疑问，只有证明了“这些条件”和“交往形式”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等同性，我们才有继续探讨“这些条件”的必要。那么得出二者具有等同性的原因在于，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引文1就明确交代了“这些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第二，根据引文3 可以得出，“这些条件”是自主活动的条件，“这些条件”又是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第三，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边注：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就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综合以上三点即可得出“这些条件”就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进而言之，“这些条件”经历了由起初适应自主活动到成为其桎梏的角色转变，使得自主活动不断地演变，进而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构成了各种交往形式相互联系的序列。在《形态》中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虽然它被马克思、恩格斯删掉了，即：“在每一个历史时代获得解放的个人只是进一步发展自己已有的、对他们来说是既有的生存条件。”[20]所谓既有的生存条件，也就是人们自主活动的条件，更是人们从上一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交往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些条件”不同，“交往形式”也就不同，它们在历史发展中一一对应。如同分工和私有制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些条件”和“交往形式”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
至此，我们已完成了“‘交往形式’—私有制”这一环节的论证，那么，所有制（私有制）又和生产关系又有什么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论述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借助一个概念：分工。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同阶段的分工，同时也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分工和私有制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而且，“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11]具体分析，“‘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的关系’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个人和劳动产品的关系’指的是产品的分配方式；‘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12]通过所有制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所提出的生产关系概念的雏形，所有制（私有制）已经包含了生产关系的“三要素”。因此，所有制（私有制）亦即“交往形式”具有生产关系的含义，“交往形式”可理解为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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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往形式”等术语与生产关系概念不同
至此，笔者基于文本分析得出了“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概念等同的结论。但此时还不可以就这样对双方关系盖棺定论，否则很可能造成对生产关系和《形态》中的“交往形式”理解得不够全面和彻底，“交往形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另一面，即“交往形式”不等同于生产关系就会被遮蔽。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还有意赋予“交往形式”其特殊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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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市民社会本身就具有多重含义。承接前文所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将“交往形式”作为市民社会理解的观点，对市民社会的内涵挖掘的越充分，“交往形式”的内涵就越显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22]在《形态》中，市民社会包括一定时期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某个时期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虽然它对外要作为民族，对内要组成国家，但是它也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市民社会是历史的发源地和舞台，这也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本中指出市民社会是同资产阶级的发展而起来的。据此我们可以指认“此时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用交往形式和市民社会来指称资产阶级社会”[23]。所以，从这个层面看来，“交往形式”又不等同于生产关系。
其次，“交往形式”有其本原意义，呈多样性。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及了多种形式的交往，如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区域交往和普遍交往，个人交往和集体交往，等等。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地把战争作为一种常用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是“先前时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主要方式，它自身不仅作为一种“交往形式”，而且也带动了其他“交往形式”的介入。另外，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还把交换作为交往来理解，交换形式即是一种“交往形式”。商品交换不仅是一种物品交易，它反过来也成为人自身的束缚。交换活动影响着人们之间的连接，也影响着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关系。“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24]另外，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催生出了许多“交往形式”，其中就包括“保险公司”。这些都是从“交往形式”的本原意义上来理解的，不牵扯别的引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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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交往形式”的作用来看。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术语与“交往”始终是形式与内容、叶与枝的关系。如果我们只谈形式而不谈内容，那么形式和关系必定都是空洞的。相反，只谈内容不讲形式、关系，内容也无法展现和外化出来。因此，交往中必定包含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内容，而“交往形式”“交往关系”又是交往所不可或缺的载体。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主要从“交往”来论述交往理论，即交往是确立人本质的前提、交往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交往的扩展是生产力（文明）得以存续的保障、交往影响着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普遍交往的建立确保共产主义得以实现，但无论“交往”这一内容如何丰富，它都必然包含了“交往形式”，都必须借助一定的“交往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借助“交往形式”阐发了交往理论的思想。仅凭这一点，“交往形式”就不等同于生产关系。
三、回应质疑
要确保本文所得出的“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具有等同的一面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还需要对文本中的一句话进行合理解释，这句话也是众多学者不赞成“交往形式”等术语等同于生产关系的理由。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所提到的“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前任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25]据此，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了“生产关系”这一术语，如果“交往形式”也有生产关系的概念，那么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显然是赘述了，而马克思、恩格斯显然是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所以他们坚持认为：“交往形式”等术语与生产关系不等同。这种观点显然是没有全面理解“交往形式”等术语的内涵，并非文章中出现的所有“交往形式”都能解释为生产关系，而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交往形式”等术语的内涵要远远大于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此使用的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指的是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与物质交往相关，而此处的交往关系则是对除了物质生产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的概括。所以，此处生产关系不等同交往关系，但这并不代表其他地方双方也是不等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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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用生产关系来替代“交往形式”而不继续使用“交往形式”这一术语呢？从《形态》文本中可以找寻到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6]虽然生产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但是交往的形式又由生产决定，即表明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作用。所以，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所使用的生产关系仅指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但由于生产的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在其普照光的影响下，始终代表物质交往的生产关系自然而然地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对人类发展影响最大的一种社会关系，进而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渐渐用生产关系取代了“交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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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8-0216-04
作者简介：郭久强，汕头大学马克思学院，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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