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基础性工程(论文文献综述)
陈成玉[1](2021)在《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承载着提升人们道德水平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大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道德建设,从毛泽东“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道德原则要求的提出,到邓小平“四有新人”、江泽民“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及胡锦涛“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习近平“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无不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道德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道德建设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成效,如果不能抓好道德建设或背离其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建设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道德建设,并以“引领”“支撑”“保证”等词语形容道德,凸显了道德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论文以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为主题,以道德建设为主线,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文本研究与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为什么要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有哪些内容、特色及价值”“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等问题,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论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从现实境遇、理论基础及形成脉络三个方面展开,其中,现实境遇主要包括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断渗透和侵袭、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理论基础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而其形成脉络可作萌芽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发展阶段的大致划分。其次,阐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架构。该部分从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社会主义道德四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不仅系统回答了当前要对哪些道德予以加强建设及为什么要对其加强建设等问题,而且对四个主要方面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阐释。再次,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与本质要求进行提炼总结。就理论特色而言,该重要论述呈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广泛性和层次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以及思维系统化、内容大众化、方式生活化、视野国际化等鲜明特色;在本质要求上,“四个要求、三个理念、四个指向”贯穿该重要论述的始终,为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落实提供了原则指向。复次,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从重要贡献来看,该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就价值意蕴看,该重要论述不仅蕴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标准,而且体现出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建立健全新时代道德建设评价标准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最后,就如何践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展开探讨。这部分重点阐述新时代贯彻落实该重要论述的主要路径,具体从加强理想信念建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抓住“最大公约数”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如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及论调、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遵循“双创”原则方针、加强道德教育引导、提升德法合治能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及发挥制度保障作用,等等。
辛显华[2](2021)在《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和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大学生法治观教育作为一项政治性、理论性、实践性、时代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活动,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法治信仰、树立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推动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法治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思想借鉴,阐述了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相关概念,分析了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现状及成因,探究了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途径。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研究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相关概念。分析“法治”和“法治观”的概念是进行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前提。本文以古今中外有关“法律”和“法治”等概念进行研究,界定了“法治”和“法治观”的概念。同时,本文分析了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相比其他群体而言所具有的特殊性,并阐述了开展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重要性。第二,阐释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法治思想是进行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的性质、地位以及法律职能的研究,体现了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科学性。同时,本文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坚持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等法治思想作为研究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内容。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第三,通过社会调查对大学生法治观现状以及大学生法治观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从数据分析来看,大学生法治观呈现良好的态势,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认同、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树立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识。同时,大学生法治观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些大学生存在特权观念、缺乏对错误法律思想的判断力以及缺乏依法维权的意识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大学生法治观存问题的原因,包括法治观教育体系不完备、法治观理论教育与实践结合不紧密、法治观教育合力尚未形成以及社会存在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第四,提出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途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根本遵循。本文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阐述了新时代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途径,包括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重要作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创新教育方法。第五,提出构建有利于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社会环境。当前,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但是,依然存在着结构性、阶段性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总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大学生法治素养提升在促进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学法用法良好氛围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法治观教育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高等学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大学生法治观教育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于瑶[3](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王莹[4](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支撑,其现状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完善、普法氛围不浓厚、自觉自信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建设也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传承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多样性、地域人口因素现实性差异性等多方面制约,尚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实施路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旨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因,提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前瞻性思考,以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科学内涵的理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从源头上探究了法治文化,辨析了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的研究中,涵盖了对其主客体的甄别,对其特征属性的描述,并从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重结构探究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对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战略价值所在。第二章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则是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关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学理依据。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建设思想,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重点阐述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不同特点。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强化实践基础、深化法治理论以及人民法治认同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同时,本章还阐释了法治文化建设在坚持基本国情,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法、权与法、情理法三个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坚持两个“三位一体”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寻不足,以全面反映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貌。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普法氛围、法治信仰等方面探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指出其主要制约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地域人口因素上的影响。直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根源所在,为下一步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基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与制约因素,围绕思想、制度、实践、文化、资源和国际六方面提出了路径选择,还从多元动力、责任监督、普法传播、文化创新、人才培育和法治评估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最后,从目标取向、实践要求、拓展方向阐述了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邵兴元[5](2020)在《儒家廉政思想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反腐倡廉历来被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坚决遏制腐败,强力正风肃纪,健全体制机制,取得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当前,反腐败已经从“不敢腐”、“不能腐”逐步迈向“不想腐”阶段。反腐倡廉教育作为预防腐败问题发生的基础性环节,是构筑“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方式和重要保证。但当前的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着不少问题,与反腐倡廉的形势要求也存在一定差距,反腐倡廉教育亟待改进加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儒家思想中蕴含着的“修齐治平”、“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礼义廉耻”等廉政思想文化,必然能够对当前的反腐倡廉教育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借鉴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儒家廉政思想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从五个具体方面对儒家廉政思想的基本涵义进行阐释,探讨它们的现代价值,同时简要地分析其局限性。第三章分析了当前我国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形势,指出改进和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四章通过探究儒家廉政思想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从宏观上探究儒家廉政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传播和发挥作用的;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汲取儒家廉政思想智慧、指导反腐倡廉实践取得的积极成效;探讨新时期以山东曲阜为代表的地方将儒家廉政思想作为“廉洁城市”建设的重要理论参考而进行的大胆探索,分析其主要做法和成效,指出其不足。第五章,本文在上述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运用儒家廉政思想改进和加强当前反腐倡廉教育的对策,包括大力推进儒家廉政思想的理论研究,将儒家廉政思想融入到当前反腐倡廉教育中,探索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反腐倡廉教育合力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本文研究认为,儒家廉政思想在回应当前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形势时具有独特的借鉴价值,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教育积极成效以及近年来以山东曲阜为代表的地方实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前,在发挥党纪法规和制度功效的同时,应充分运用儒家廉政思想改进和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有效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真正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在此基础上,将教育推向社会大众,促进全社会形成崇廉尚洁的浓厚氛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和群众基础。
方琳琳[6](2020)在《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历来重视公民道德建设,但是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和价值观的多元交织使公民道德有时难以发挥有效调控力,公民道德领域依然存在道德失范现象和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情况。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道德生活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外在动力如道德教育、法治手段等供给不足存在矛盾,而公民道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层面内容融入法治建设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大动力支持。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集体主义原则的公民道德建设受多元道德观冲击,亟需以法治这一有力手段来凝聚公民道德共识,同时法治对公民道德建设也有充分诉求,使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具有必要性。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互补和道德法律化理论的成熟,加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就和国外成功经验,都使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具有可行性。但是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存在现实问题。一方面是公民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如地方道德规范存在不合法元素,公民道德教育中法治内涵的层次性不够突出;另一方面是以法治手段保障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式不成熟问题,一些公民道德的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涉及公民道德的执法方式过于单一粗暴,司法判决与公民道德观脱节。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有道德与法律两者冲突的内在原因,也有立法项目论证制度不完善、公民法治意识不高和执法司法主体德法平衡能力不足的综合原因。针对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和成因,可以从理论思考和实践路径两个层面加以解决。首先从理论层面整体把握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以惩恶扬善和德福统一为基本尺度,以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为目标、以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为基本方法,以公民道德教育和规范法治手段为建设重点,再进一步从以法治精神夯实公民道德建设根基和以法治手段保障公民道德建设两个角度规范建设内容;从实践层面针对现实具体问题提出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细化公民道德的立法范围、以分层的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规范法治手段解决公民道德突出问题、优化社会治理整体推进建设。
张文杰[7](2019)在《道德模范的社会功能与实践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长河中,一直就有尊崇道德模范、树立道德楷模以教导民众进而实现“德治天下”的传统和社会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历来重视道德建设,注重选树道德模范和典型,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社会功能,使其成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对加强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等各项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对表彰道德模范、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等提出明确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取得新成就。为提升道德模范社会功能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着眼于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遵循“理论探究—历史梳理—当下审视—实践构建”的逻辑路径。其中,“理论探究”主要是在总结概括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道德模范做基本概念的界定,并对其理论基础和社会功能进行总结归纳,为接下来的系统论述打好理论基础;“历史梳理”主要是以历史的视角对中国古代道德人物、近代革命道德模范人物及其社会功能发挥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道德模范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为当下道德模范社会功能的发挥提供一个历史的对比和借鉴;“当下审视”主要是着眼于道德模范的时代性,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社会时代发展需求为背景,对我国道德模范及其社会功能发挥的相关情况做一个系统的描述,并以2007年开始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方面分析出影响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的各种要素和存在的问题;“实践构建”是在借鉴思想政治教育学、社会符号学、传播学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的突出问题,提出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社会功能的实践体系。最后的总结与展望则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起点上展望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的广阔前景和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作用。
齐航[8](2019)在《依法治国方略视阈下“以德治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历来是一个具有德治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思想道德建设影响着党和人民的价值判断、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德治能够更好的辅助法治建设,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从而在根本上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只有道德建设过硬,国家的法制建设才能够更好的推行下去,国家的发展才能够更加稳步的向前迈进。本论文通过研究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以及提出背景,认识道德对于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道德构建了国民的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实行并加强德治,可以更好的纠正当今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党员干部的党风政风严重损害、一些地方社会治安不好、一部分人理想信念动摇、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严重、商品交换严重侵蚀等道德领域的失范问题。从而引领党和人民能够更好的遵循“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并能够更好的提高全民道德素质和政治修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以及加强德治保障机制,为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和人文环境。本论文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在“依法治国”视阈下阐述“以德治国”的基本内涵、基本内容、思想基础、基本要求和现实意义等理论思想;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认真的搜集了当今社会现象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将社会现实依据有机结合,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德治所起的作用,进行多角度分析,论证了在“依法治国”方略视阈下需要“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研究内容和理论观点。论文紧扣我们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理论与要求,紧密结合“以德治国”思想,将道德建设融汇于法制建设之中,将一些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和处理经验上升到理论,进一步充实“以德治国”思想,更好的辅助“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同时,在理论观点上,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了“以德治国”思想发展的现实依据以及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以便为依法治国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依据。研究“以德治国”思想是为解决当前社会上存在的道德偏颇、道德缺失以及道德扭曲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策略。在依法治国的大方向下,在思想上指引党和人民的前进方向,全面提高国民道德素养,为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提供重要的支撑,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的法治国家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王慧莹[9](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号召要“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时代的准确把握。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时代的发展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以贯之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主线;一直坚持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导向。既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又赋予传统文化以科学性与时代性。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脉络,科学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点,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这是全面提升党领导人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力的内在理路和基本逻辑。本文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新世纪新阶段、新时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梳理与总结,包括对党在不同时期具体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时代条件与国际国内环境的分析、对不同时期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的梳理,以及对不同时期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原则、方法与实践理路等的总结,从而找到逻辑、发现规律,从历史逻辑对党在不同时期探索形成的传统文化观进行探讨,进而总结出党在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明确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为了谁、依靠谁的本源问题。明晰党主要继承与发展了哪些优秀传统文化,为何要继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怎样更好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现实问题。主要从以下五章来展开论述。第一章阐述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前提,也是本文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首先,通过归纳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对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的价值意义做出合理判断;其次,从文本解读、历史考察、历史局限与当代价值等维度出发,对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进行分析与总结,深刻认知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推理出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蕴含的价值取向,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民族特色与世界价值,进而明确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第二章,考察与探讨了改革开放初期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1978年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又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中具有价值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实事求是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观。邓小平不仅擅长引用古代经典,发挥具有民族特色且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用以阐释新的理论和观点,更是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中,灵活运用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成果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如实事求是思想对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汲取与超越、“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传统义利观的扬弃与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对古代平均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发展、“小康社会”思想对古代小康理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对传统文化进行钻研、吸收、融化与发展的原则与方法。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同时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更具中国特色。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党在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传统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更加积极,专门讨论了关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若干问题,更加具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感。第三章,考察与探讨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并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高度,科学揭示了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形成了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性与全球化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因此党将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出了“求真务实”思想丰富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汲取传统民本思想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既立足国情,又与时俱进,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结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文化需求,不断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第四章,考察与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价值,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审视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党在新时代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观。新时代背景下,党将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提出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弘扬措施,既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又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思路落实到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习近平善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智慧为社会发展现实服务,提出用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在治国理政方面,注重汲取传统文化智慧为国家治理提供智慧宝库,如吸取天人合一思想多次在国际会议中为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思想桥梁。他还多次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发表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讲话,全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观。新时代,党在树立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积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的国际影响力,努力振兴中华文化。第五章,探讨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今后应予以借鉴参考的历史教科书。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基础上,分析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结合传统文化当前的发展现状,明确目标,找准方向,提出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意义重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保证科学性;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时代性;坚持文化自信,彰显民族性;坚持文明互鉴,加强开放性;坚持立足人民文化需求,体现人民性。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优势,强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促进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能力的提升;丰富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载体与形式;传承发展政策实施及教育宣传效果;促进党领导和创新传统文化能力的有效提升;夯实传统文化政策实施与教育宣传效果;增强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能力也有实力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新,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杨四海[10](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二、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基础性工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基础性工程(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一)理想信念 |
(二)爱国主义 |
(三)中华传统美德 |
(四)社会主义道德 |
(五)道德建设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境遇 |
一、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 |
二、资产阶级道德的渗透和侵袭 |
三、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 |
二、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脉络 |
一、萌芽阶段:十八大以前 |
二、初步形成阶段:十八大至十九大 |
三、发展阶段:十九大之后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构架 |
第一节 理想信念:道德建设的“定盘星” |
一、将“理想信念”提升到“精神之钙”“总开关”的战略高度 |
二、赋予理想信念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
三、将理想信念教育与“中国梦”相结合 |
四、提出理想信念的客观衡量标准 |
第二节 爱国主义:道德建设的“主旋律” |
一、爱国主义的本质体现: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
二、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之外兼具“人类关怀” |
三、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四、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永恒主题 |
第三节 中华传统美德:道德建设的“精神根脉” |
一、将中华传统美德当成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
二、拓展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富内涵 |
三、形塑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
四、“双创”: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弘扬的原则方针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道德:道德建设的“重要工程” |
一、将社会主义道德提升至“兴国立人”的战略位置 |
二、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三、德法并举提升社会主义道德水平 |
四、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和本质要求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
一、基本特征:“四个统一” |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统一 |
(二)广泛性和层次性统一 |
(三)理论性和实践性统一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统一 |
二、鲜明特色:“四化” |
(一)思维系统化 |
(二)内容大众化 |
(三)方式生活化 |
(四)视野国际化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本质要求 |
一、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要求” |
(一)坚持对中华传统美德批判地继承弘扬是基本要求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核心要求 |
(三)占领网络道德建设新阵地、提升道德传播能力是重要要求 |
(四)加强党对道德建设的领导是根本要求 |
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三个理念” |
(一)“最大公约数”理念 |
(二)“协同育人”理念 |
(三)“弘扬正能量”理念 |
三、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指向” |
(一)加强顶层规划,明确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 |
(二)强调全方位,科学谋划推进创新 |
(三)关注多层次,循序渐进提升育人实效 |
(四)注重宽领域,各战线多场域协同发力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 |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
(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道德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
(二)对中国共产党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
二、新时代推进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 |
(一)深化了党对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 |
(二)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念 |
(三)揭开了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新篇章 |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有力保障 |
(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道路指引 |
(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支撑 |
(三)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力量泉源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
一、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价值标准 |
(一)人民对美好道德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 |
(二)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 |
(三)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工作的最终评判者 |
二、蕴含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 |
(一)强调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
(二)体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
三、蕴含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价值评判标准 |
(一)蕴含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评判标准 |
(二)体现了领导干部的政德标准 |
(三)包含了教师的师德标准 |
(四)强调了青少年的道德标准 |
第五章 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路径 |
第一节 加强理想信念建设,把握道德建设的方向 |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学习 |
二、加强对理想信念渺茫论、共产主义过时论等思潮的批判力度 |
三、区分对象进行有层次有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 |
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中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
第二节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推进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
一、教育引导人民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历史和文化 |
二、通过“两个共同体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
三、抓住重点对象并注重发挥仪式礼仪的爱国育人作用 |
四、疏堵结合营造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的良好社会氛围 |
第三节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赋予道德建设以深厚的精神滋养 |
一、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
二、在遵循“双创”方针下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弘扬 |
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 |
四、以家庭美德建设和世界美德传播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 |
第四节 抓住“最大公约数”,增强道德建设的践行成效 |
一、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二、以个人品德建设为重要着力点开启公民道德建设新征程 |
三、注重发挥重点阵地和群体的道德育人作用 |
四、在国家治理中推动法治和德治协同发展、相得益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2)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本文研究方法 |
1.3.1 跨学科研究法 |
1.3.2 阶级分析法 |
1.3.3 问卷调查法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第2章 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相关概念 |
2.1 法治观的内涵 |
2.1.1 “法治”的界定 |
2.1.2 “法治观”的界定 |
2.2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内容 |
2.2.1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思想 |
2.2.2 宪法 |
2.2.3 基本法律知识 |
2.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成果 |
2.3 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特征 |
2.3.1 教育对象的独特性和可塑性 |
2.3.2 教育过程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
2.3.3 教育内容的阶级性和批判性 |
2.4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重要意义 |
2.4.1 坚定新时代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 |
2.4.2 树立新时代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信心 |
2.4.3 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扞卫者 |
2.4.4 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
第3章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理论基础 |
3.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思想 |
3.1.1 法的关系反映着经济关系 |
3.1.2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
3.1.3 法律具有政治统治和管理社会的双重职能 |
3.2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法治思想 |
3.2.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3.2.2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
3.2.3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
3.3 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思想借鉴 |
3.3.1 “隆礼重法” |
3.3.2 “以法而治” |
3.3.3 “法不阿贵” |
第4章 大学生法治观现状分析 |
4.1 大学生法治观呈现良好态势 |
4.1.1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认同 |
4.1.2 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
4.1.3 以法治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 |
4.1.4 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意识 |
4.2 大学生法治观存在的问题 |
4.2.1 一些大学生存在特权观念 |
4.2.2 缺乏对错误法律思想的判断力 |
4.2.3 缺乏依法维权的意识 |
4.3 大学生法治观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3.1 法治观教育体系不完备 |
4.3.2 法治观理论教育与实践结合不紧密 |
4.3.3 法治观教育合力尚未形成 |
4.3.4 社会存在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 |
第5章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途径 |
5.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
5.1.1 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
5.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5.1.3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
5.1.4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5.2 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重要作用 |
5.2.1 加大思政课教学中法治教育力度 |
5.2.2 提升“第二课堂”法治教育水平 |
5.2.3 加强法治类通识课教育 |
5.3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
5.3.1 提高思政课教师的法治素养 |
5.3.2 增强辅导员、管理人员的法治教育能力 |
5.3.3 聘任司法实务人员参与思政课教学 |
5.4 创新教育方法 |
5.4.1 创新理论讲授方式 |
5.4.2 丰富实践教育载体 |
5.4.3 加强校园法治教育宣传阵地建设 |
第6章 构建有利于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的社会环境 |
6.1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6.1.1 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
6.1.2 凸显人民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
6.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6.2 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
6.4.1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
6.4.2 发挥“关键少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示范引领作用 |
6.4.3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
结束语 |
附录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三) 政德观培育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一) 培育主体 |
(二) 培育内容 |
(三) 培育方式 |
(四) 培育保障 |
(五) 培育环境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一) 意识形态性 |
(二) 人民性 |
(三) 时代性 |
(四) 系统性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一)问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的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界定 |
(一)法治与文化 |
(二)法治文化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体客体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特征属性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结构内容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 |
(一)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重要支撑 |
(二)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挥显着优势的内在动力 |
(三)开创管党治党新局面和开辟党的建设新境界的迫切需要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演变 |
(二)中国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特点 |
三、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法治文化建设思想 |
(一)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思想的主旨 |
(二)西方历史文化中法治文化建设的要义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审视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源起 |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法治文化建设的探索 |
(三)改革开放以来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一)强化了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
(二)促进了法治理论的逐步深化 |
(三)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认同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法治文化建设应符合现实基本国情 |
(二)法治文化建设应体现改革创新精神 |
(三)法治文化建设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 |
(四)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两个“三位一体”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瓶颈 |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
(三)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氛围不浓厚 |
(四)法治文化建设的自觉自信不充分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
(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的制约 |
(二)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 |
(三)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的制约 |
(四)地域人口现实差异性的制约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一)增强法治意识、坚定法治信仰 |
(二)健全法治体系、提升法治能力 |
(三)强化依法行政、营造法治氛围 |
(四)积淀法治底蕴、培育法治自信 |
(五)统筹法治资源、实现科学发展 |
(六)树立法治形象、彰显法治实力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 |
(一)强化法治文化建设的多元动力机制 |
(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责任监督机制 |
(三)健全法治文化建设的普法传播机制 |
(四)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文化创新机制 |
(五)优化法治文化建设的人才培育机制 |
(六)实施法治文化建设的评价评估机制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前瞻 |
(一)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取向 |
(二)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
(三)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的拓展方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文章情况 |
(5)儒家廉政思想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本人对综述的评价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儒家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现代价值 |
2.1 儒家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 |
2.1.1 修身律己 |
2.1.2 为政以德 |
2.1.3 以民为本 |
2.1.4 舍利取义 |
2.1.5 知耻存畏 |
2.2 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价值 |
2.2.1 培养主体意识,提高道德修养 |
2.2.2 树立民本思想,强化宗旨意识 |
2.2.3 倡导非义不取,树立正确导向 |
2.2.4 提倡知耻求荣,形成良好风尚 |
2.2.5 弘扬传统文化,促进自觉自信 |
2.3 儒家廉政思想的局限性 |
第三章 当前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形势 |
3.1 反腐倡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3.1.1 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不强 |
3.1.2 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性不强 |
3.1.3 反腐倡廉教育化人功能弱化 |
3.1.4 反腐倡廉教育缺乏长效机制 |
3.2 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新形势 |
3.2.1 巩固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 |
3.2.2 从治标到更加注重治本 |
3.2.3 为全面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系提供支撑 |
3.3 改进和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第四章 儒家廉政思想在我国反腐倡廉教育中的应用探究 |
4.1 儒家廉政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和历史经验 |
4.1.1 皇权定向 |
4.1.2 科举导向 |
4.1.3 清官文化 |
4.1.4 道德教化 |
4.2 儒家廉政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廉政思想中的重要体现 |
4.2.1 习近平对儒家廉政思想的继承转化和发展创新 |
4.2.2 习近平新时代廉政思想指导下反腐倡廉教育取得的积极成效.. |
4.3 儒家廉政思想在新时期地方“廉洁城市”建设中的探索 |
4.3.1 曲阜市应用儒家廉政思想助力“廉洁城市”建设的实践 |
4.3.2 曲阜市实践的成效与不足 |
第五章 运用儒家廉政思想改进和加强当前反腐倡廉教育的对策 |
5.1 大力推进儒家廉政思想的理论研究 |
5.1.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廉政思想为指导 |
5.1.2 以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为依托加强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 |
5.1.3 及时总结以曲阜为代表的全国各地实践经验 |
5.2 将儒家廉政思想融入到当前反腐倡廉教育中 |
5.2.1 革新反腐倡廉教育内容 |
5.2.2 创新反腐倡廉教育的载体和方式方法 |
5.2.3 拓展儒家廉政思想教育的覆盖面 |
5.2.4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教化育人功能 |
5.3 探索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反腐倡廉教育合力和长效机制 |
5.3.1 健全领导机制,确保反腐倡廉教育有力开展 |
5.3.2 构建运行机制,确保反腐倡廉教育全面开展 |
5.3.3 推进评价机制,确保反腐倡廉教育有序开展 |
5.3.4 落实问责机制,确保反腐倡廉教育高效开展 |
5.3.5 完善保障机制,确保反腐倡廉教育持续开展 |
第六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现状 |
1.2.1 外国研究 |
1.2.2 国内研究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点 |
2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
2.1 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论要求 |
2.1.1 公民道德的政治性与社会性要求国家力量的推动 |
2.1.2 公民道德建设从重德性伦理到德性伦理与制度伦理并重的趋势 |
2.1.3 中国特色公民道德建设理论发展的要求 |
2.2 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要求 |
2.2.1 多元道德观的交织导致公民道德认知模糊 |
2.2.2 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给公民道德调控能力带来挑战 |
2.2.3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外部保障有待加强 |
2.3 法治对公民道德建设的诉求 |
2.3.1 公民道德内容是法律的素材与补充 |
2.3.2 公民道德教育是培养法治思维的重要手段 |
2.3.3 公民道德的价值取向能够滋养法治精神 |
2.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要求 |
2.4.1 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 |
2.4.2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
2.4.3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
3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可行性 |
3.1 理论支撑 |
3.1.1 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相辅相成 |
3.1.2 道德法律化理论的成熟 |
3.2 客观条件 |
3.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奠定坚守基础 |
3.2.2 依法治国的全面性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制度支持 |
3.2.3 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 |
3.3 主观要求 |
3.3.1 公民对用法律法规解决道德问题的现实需求 |
3.3.2 公民道德素质和法治意识的普遍提高 |
3.4 实践经验:道德与法律具有互补性的成功实践使其成为可能 |
3.4.1 国外经验 |
3.4.2 国内实践 |
4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成因 |
4.1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 |
4.1.1 地方道德规范存在不合法元素 |
4.1.2 公民道德教育中法治内涵的层次性不够突出 |
4.1.3 一些公民道德的立法不具有可操作性 |
4.1.4 涉及公民道德的执法方式过于单一粗暴 |
4.1.5 司法判决与公民道德观脱节 |
4.2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问题的成因 |
4.2.1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是内在原因 |
4.2.2 公民法治意识还不足以成为有效的监督力量 |
4.2.3 关于公民道德的立法论证不到位 |
4.2.4 执法、司法机关的德法平衡能力不高 |
5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理论思考 |
5.1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 |
5.1.1 基本尺度是惩恶扬善和德福统一 |
5.1.2 目标是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 |
5.1.3 基本方法是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 |
5.1.4 重点建设内容是法治手段与公民道德教育 |
5.2 以法治精神夯实公民道德建设根基 |
5.2.1 法治文化建设为公民道德建设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
5.2.2 法治要求体现在公民道德体系中 |
5.2.3 法治内涵的层次性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突显 |
5.3 以法治手段保障公民道德建设 |
5.3.1 以科学立法凝聚公民道德共识 |
5.3.2 以严格文明执法提高公民道德调控能力 |
5.3.3 以公正司法维护公民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 |
6 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
6.1 细化公民道德的立法来提高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 |
6.1.1 社会公德的法律化 |
6.1.2 家庭美德的法律化 |
6.1.3 职业道德的法律化 |
6.2 以分层的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法治意识 |
6.2.1 以基层的道德教育提高普通民众的守法意识 |
6.2.2 以职业道德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用法意识 |
6.2.3 以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的诚信意识 |
6.3 规范法治手段解决公民道德建设突出问题 |
6.3.1 完善立法程序保证公民道德的科学立法 |
6.3.2 丰富关于公民道德的执法方式 |
6.3.3 深化司法队伍改革提高法官司法能力 |
6.4 优化社会治理整体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
6.4.1 以合作治理方式调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
6.4.2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服务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期刊文献类 |
(三)学位论文类 |
(7)道德模范的社会功能与实践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理论基础 |
1.3.1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
1.3.2 习近平关于以德治国的重要论述 |
1.3.3 社会符号学理论 |
1.3.4 传播学理论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4.3 创新点 |
1.5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
1.6 研究的方法 |
2 道德模范及其社会功能概述 |
2.1 道德和道德模范 |
2.1.1 道德 |
2.1.2 道德模范 |
2.2 道德模范的类型和特征 |
2.3 道德模范的主要社会功能 |
2.3.1 社会道德发展的导向功能 |
2.3.2 社会道德文化的推广功能 |
2.3.3 社会道德目标的激励功能 |
2.3.4 社会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教化功能 |
2.4 道德模范社会功能的实现机制 |
3 中国道德模范社会功能的历史回顾 |
3.1 中国古代道德人物及其当代启示 |
3.1.1 中国古代道德人物的社会功能 |
3.1.2 中国古代道德人物的当代启示 |
3.1.3 中国古代道德人物经典案例:孔子 |
3.2 中国近代革命道德模范人物及其价值意义 |
3.2.1 中国革命道德的内涵 |
3.2.2 革命道德及其模范人物的价值意义 |
3.2.3 革命道德模范人物:张思德 |
3.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德模范选树与功能发挥的实践历程 |
3.3.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德模范选树与演变 |
3.3.2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 |
3.3.3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德模范典型案例:雷锋 |
3.4 历史对比中的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影响因素 |
4 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
4.1 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的现状 |
4.2 当前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存在的问题 |
4.2.1 道德模范选树的公开化、合理性存疑 |
4.2.2 道德模范宣传不深入、不平衡 |
4.2.3 道德模范网络媒介推广缺乏正向引导 |
4.2.4 道德模范后续保障和功能评价不到位 |
4.3 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分析 |
4.3.1 宏观设计层面定位不准、重点模糊 |
4.3.2 具体实施阶段缺乏针对性举措 |
4.3.3 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变化带来新的挑战 |
4.4 案例分析: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
4.4.1 活动概述 |
4.4.2 历届活动数据统计分析 |
4.4.3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社会功能发挥情况 |
4.4.4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综合评价与改革创新路径 |
5 构建实践导向的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体系 |
5.1 打造体现国民道德素质和时代需求的道德模范价值体系 |
5.1.1 发挥道德模范的多重符号属性与多重价值作用 |
5.1.2 整合政府主导、社会构建、大众参与的合力 |
5.2 营造个人有为、全民参与、社会保障的道德模范养成体系 |
5.2.1 调动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5.2.2 创建全民关注、广泛参与的生动场景 |
5.2.3 建立健全道德模范的社会保障和回报机制 |
5.2.4 加强道德模范社会功能发挥薄弱环节建设 |
5.3 构建全面覆盖、典型突出、高度融合的道德模范传播体系 |
5.3.1 研究现代传播态势下的道德模范传播特征 |
5.3.2 构建新时代背景下的道德模范传播体系 |
5.3.3 “当代雷锋”郭明义的形象构建与传播 |
5.4 完善党员干部率先垂范的道德模范示范体系 |
5.4.1 党员干部要争当道德模范 |
5.4.2 实现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示范体系的内在要求 |
5.4.3 完善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示范体系的重要意义 |
5.5 培育青年学生向模范看齐的道德模范引领体系 |
5.5.1 当代青年学生对于道德模范及其社会功能的基本认知 |
5.5.2 以道德模范引领青年学生需注意的问题 |
5.5.3 尊崇核心价值,培育青年学生道德模范引领体系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北京高校大学生榜样情况调查问卷)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8)依法治国方略视阈下“以德治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与依据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三)研究意义与方法 |
一、“以德治国”的提出、内涵及意义 |
(一)以德治国的提出 |
(二)“以德治国”的内涵 |
(三)以德治国的意义 |
二、“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及现实依据 |
(一)“以德治国”的思想基础 |
(二)“以德治国”的现实依据 |
三、“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要求 |
(一)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 |
(二)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 |
四、“以德治国”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道德为法治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 |
(二)道德为法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
(三)道德和法律的发展可以相互转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意义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五、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概述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内涵 |
(二)传统文化的特征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 |
(一)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 |
(二)义利双修的理性思想 |
(三)实事求是的务实思想 |
(四)贵和中庸的和合思想 |
(五)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 |
(六)克慎明德的慎独思想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
(一)“刚健有为”的独立人格 |
(二)“忠孝并重”的尊礼重德 |
(三)“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 |
(四)“家国一体”的大局观念 |
四、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
(一)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 |
(二)为提高文化软实力打造深厚文化根基 |
(三)为实现民族复兴赋予不竭的精神动力 |
(四)为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经验借鉴 |
(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优质基因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文化建设提出新要求 |
(一)改革开放给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挑战 |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
二、改革开放初期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
(一)实事求是思想对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汲取与发展 |
(二)“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传统义利观的扬弃与发展 |
(三)共同富裕思想对古代平均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发展 |
(四)“小康社会”思想对古代小康理想的继承与发展 |
三、改革开放初期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观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
(二)坚持钻研、吸收、融化、发展的原则继承传统文化 |
(三)建设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的精神文明 |
第三章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
(一)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受到挑战 |
(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需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 |
二、新世纪新阶段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
(一)“求真务实”对实事求是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
(二)“以人为本”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汲取与发展 |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和合思想的汲取与发展 |
三、新世纪新阶段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观 |
(一)高度评价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
(二)阐明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原则与方法 |
(三)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助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 |
(一)增强文化软实力需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突出优势 |
(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优秀传统文化滋养 |
二、新时代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
(一)“以人民为中心”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汲取与发展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和合思想的汲取与发展 |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天人合一的汲取与发展 |
(四)全面从严治党对古代慎独思想的汲取与发展 |
三、新时代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观 |
(一)明确对待传统文化“四个讲清楚”的态度与原则 |
(二)提出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针 |
(三)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融入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 |
一、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科学性 |
(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时代性 |
(三)坚持文化自信,彰显民族性 |
(四)坚持文明互鉴,加强开放性 |
(五)坚持人民立场,体现人民性 |
二、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 |
(一)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
(二)促进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能力的提升 |
(三)丰富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载体与形式 |
(四)夯实优秀传统文化政策实施与教育宣传效果 |
(五)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影响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个体化 |
1.4.2 公民精神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四、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基础性工程(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陈成玉.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2]新时代大学生法治观教育研究[D]. 辛显华. 辽宁大学, 2021(02)
- [3]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儒家廉政思想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的价值研究[D]. 邵兴元.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2)
- [6]公民道德融入法治建设研究[D]. 方琳琳. 浙江大学, 2020(08)
- [7]道德模范的社会功能与实践体系研究[D]. 张文杰. 北京科技大学, 2019(06)
- [8]依法治国方略视阈下“以德治国”研究[D]. 齐航.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D]. 王慧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10]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