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根据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认知存在学科差别和时代差别，即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认识又在不断流变。国内外学界虽有不少研究涉及西方历史人类学，但多是兼论，较为零散，缺乏从具体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展开的专题研究与系统梳理，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整体认知亦处于较为纷乱和模糊的状态。从总体历史进程来看，形成了史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两大学科传统。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史学；西方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人类学是目前国内学界，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界①和历史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以打破学科藩篱为目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兼具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学科优势的历史人类学正在努力筹建和建构过程之中。1986年10月，中山大学成立了由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人员组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香港科技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的协助下，重视民间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珠江三角洲、香港、潮州、汕头、福建南部地区的明清时期的地方史进行了批评性反思。[1]2001年2月中山大学重新组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1年7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②就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取向，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广泛深入地讨论；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历史人类学学刊》于2003年创刊，在香港出版。这些举措，正是为此所做必要的铺垫与累积。
国内学者们在对历史人类学概念、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进行热烈讨论的同时，也给出了很多以历史人类学命名的实证经验研究，但众说纷纭，内容庞杂，角度各异，缺乏明晰的主导性研究方向。可以说，无论是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 （多以社会史研究者为主），都试图从对方汲取“养分”，走出一条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创新之路。而汲取什么，怎样汲取，如何将历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有机结合起来，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毋庸讳言，也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③
这种状况，与对历史人类学这种学术现象本身缺乏深入认识有关。众所周知，历史人类学是源自西方④的“舶来品”，要洞悉历史人类学的本真面貌，有必要溯本清源，深入考察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源流及最新发展。为此，首先要了解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了解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基本认知状况。本文即在于系统梳理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认知，为深入和拓展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逻辑起点，对于国内学界在历史人类学理论构架下展开经验研究，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人类学概念、理论、方法及学科体系而言，也有一定的启示及参考价值。
二、国内学界的代表性研究
（一）国内史学界的研究
国内对西方历史人类学予以较早关注的，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史学界。他们主要对战后西方史学出现的“人类学化”倾向（战后西方史学如何借鉴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介绍和评析，因此，他们所讨论的多是史学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荣颂安在1986年第11期的《世界史研究动态》中，撰文《历史人类学简介》，从西方史学的角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诠释：“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从历史学这个领域出发去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引入了历史学，试图对它们作出历史的解释。”⑤
之后，又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理解，有关史学脉络中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日渐增多。⑥另外，还有一些世界史学者，在各自的具体研究中涉及一些史学脉络中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除世界史研究者外，一些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人员，也加盟到该行列中来。他们在对西方历史人类学（主要限于西方史学学科脉络，也涉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进行诠释的同时，有的还结合中国史料，生产了一些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框架的实证作品，给出了中国学术语境中历史人类学的诠释方式。⑧
①关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是否为同一个学科，各国学者大多持肯定态度。有关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问题的深入探讨，参见何星亮：《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该文被 《新华文摘》2007年第2期全文转载）。为叙述方便，兼顾上下语境，本文分别使用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来指代同一学科。
（二）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研究
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之中，同时也涉及到史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与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及形成的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相对稳定的共识与论断相比，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则显得有些纷乱，未形成明显的定论，分歧多于共识。另外，在引介与诠释的同时，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也贡献了一批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框架的实证作品。⑨
幻方为许多数学爱好者所珍爱，吸引了一大批幻方爱好者.经过这些幻方爱好者的研究，幻方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构造出了许多有趣又令人惊叹的幻方.但是人们的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构造幻方和计算幻方的数量上(包括特殊幻方的数量).而本文主要探讨幻方特别是三阶幻方中的恒等式.通常所说的3阶幻方指的是：在3×3的方阵中填入1—9这九个整数，使得每行、每列以及两条对角线上的三个数字之和都相等(如图1),这也被称作是正规幻方.
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展开初步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于2000年以来，且无专门研究，只有零散讨论和初步论断。
黄应贵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会合——一个人类学者的观点》一文中，从史学的角度对西方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会合进行了回顾，还对史学研究如何挑战人类学已有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讨论；[2]在《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中主要从西方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对何为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诠释，对萨林斯的“文化界定历史”观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历史事件、历史性所指涉的历史意识、历史性与时间分类、社会记忆、历史文类等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细致考察，另外，还预见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方向。[3]
吉尔茨在《历史和人类学》中〔Clifford Geertz，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21， No.2， History and...(Winter， 1990)， p.321-335.〕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并对二者如何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大贯惠美子主编的 《文化通过时间：人类学方法》（Emiko Ohnuki-Tierney， 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中有多篇文章涉及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其中大贯惠美子的导论《人类学的历史化》（Intro-duction：The Histor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则重点论述了人类学的历史化问题。凯奇的《民族史的现况 》 （Shepard Krech III， 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0 ，1991， pp.345-375.）从民族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福克斯（Richard G.Fox）主编的《重新把握人类学》（1991年）（和少英、何昌邑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有关文章对历史在人类学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加拿大人类学者西佛曼、格里福主编的《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 》（1992 年 ） （Marilyn Silverman， P.H.Gulliver，eds， Approaching the past：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以实证材料为依托，从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两个维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讨论。在 《他者的历史》一书的导论〔Kirsten Hastrup， ed.， Other histories，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2，pp.1-13；[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编、贾士蘅译：《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之作》（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中，哈斯特鲁普从关注“他者”历史的角度对社会人类学中历史的性质进行了揭示，回顾了人类学的历史化过程，阐述了她的历史人类学观，指出了历史人类学的主要贡献。㉑人类学家杰克·古迪的文章 《历史学与人类学——会同与分歧》（Jack Goody，History and Anthropology：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5期，1993年），通过对东西方家庭史的比较，对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互相借重的关系进行了检视，认为这两个学科应该更加关注比较的视角，这样才能更好地合作，产生新的理论突破。弗宾的 《人类学中的历史》（James D.Faubion， History in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22 ，1993， p.35-54.）中，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理性主义时期）、从民族史学到人类学的历史化、朝向历史化的人类学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人类学的历史化过程。在德克斯、埃雷、奥特纳主编的 《文化权力历史》（Nicholas B.Dirks， Geoff Eley，and Sherry B.Ortner， Culture/power/history：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中，学者们从文化、权力、历史互相关联的角度对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进行了探讨。爱吉美在《历史中的人类学和人类学中的历史学》（Goran Aijmer，Anthropology in History and History in Anthropology，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华南研究中心1997年）中从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人类学中的历史学的角度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1997年）（古塔Akhil Gupta、弗格森James Ferguson主编，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三章《定位过去》中，德斯·策尼（Mary Des Chene）认为“最好称之（历史人类学）为一个倾向，而不是一个亚学科”。《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1997年），（麦克尔·赫兹菲尔德著，刘珩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第三章《历史》，作者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则从多方面展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汇。澳大利亚人类学学者罗伯茨（Michael Rroberts）的《历史》（1998 年）（王琼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对历史人类学给出了个人的诠释，同时回顾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在《跨越隔阂：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旅行》（Bronwen Douglas，Across the Great Divide：Journeys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Amsterdam，Netherlands：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1998.）中的导言《现在进入过去：跨学科遭遇》（Now Into Then：Disciplined Encounters）中，作者道格拉斯也对人类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该书是Studie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人类学和历史系列研究）的第24卷，该系列旨在发展新的理论观点，将历史研究与比较民族志研究联合起来。美国学者卡罗林·布赖特尔在 《资料堆里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徐鲁亚译，《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中则专门讨论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刘永华在《历史学家的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的历史学》（该文系2001年7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 “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之参会论文）中介绍了海外历史人类学的新发展。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一方面是人类学对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学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和新文化史发展的结果。作为一门学科，历史人类学其实是多种学术兴趣的笼统称呼。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传统，对历史人类学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心态史和民间文化；英美主流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讨论政治经济过程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展示民众的历史观，注意在“写文”时结合对历史因素的考察；中北欧民族学的历史人类学，注意发现本土丰富的民俗学资料，讨论欧洲人自身日常生活的变迁。[5]
庄孔韶从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史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对历史人类学的原则进行了诠释，认为历史人类学强调的重点是：意义的历史、文化的镜头、整体性的研究目的和对变迁的关注。[6]
张小军称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与人类学的历史化两个维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分析。[7]
笔者从人类学“历史化”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兴起的学术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8]并就西方学界有关“ethnohistory”一词的诠释给出了历史考察，[9]还从ethnohistory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孕育及兴起进行了考察。[10]
拓展实验实施阶段，从仪器的使用、试剂的配制、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方面，对学生严格要求，使其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熟练的操作能力。对于一些新的实验方法和仪器装置的使用，要提前做演示和讲解操作规范。
另外，美国印第安史学（Indian History）中的ethnohistory，作为美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史学界的重要体现。
三、国外学界的代表性研究
总体来看，西方学界在关注和研究历史人类学时所展示出的学科分野不如国内学界那样较为明显与清晰。若概而论之的话，根据大致的学科发展脉络，西方学界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基本上也可分出两大类：史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一）西方史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由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来体现，但其中也不乏其他史学家、人类学家或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及参与。其中，法国“年鉴”史学派⑪对史学脉络中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及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⑫此外，英（以社会史学派为主）⑬、美（以文化史学派为主）⑭、俄⑮、法（年鉴学派之外）⑯等新史学的相关人物，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理论诠释，并贡献了一些实证作品。
需要指出的是，在《跨学科历史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2， No.2 Autumn 1981)〕上出版了一册专号《8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The 1980s and beyond(II)〕，⑰回顾了西方历史学60年代以来的发展，其中一部分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汇合。另外，对人类学和历史学关系进行讨论的代表性史学家还有皮特里弗斯 （Julian Pitt-Rivers）[11]、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12]、伯纳德·科恩（Bernard S.Cohn）[13]等，他们的有关讨论，对历史人类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存在学科差别。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
三菱电机作为一家跨国企业，始终致力于尖端技术及专业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三菱电机自1966年向中国市场提供低压产品以来，其工业自动化产品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汽车、半导体、机床和能源等各个领域支持着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作为三菱电机的一员，三菱电机自动化致力于帮助中国用户构筑最适合的整合解决方案，为客户降低综合成本，提升客户在格子领域的竞争力，与客户共同发展。
另外，还有一些讨论，在论及其他有关问题时，零星涉及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⑩
在最近的国外世界史研究中，历史人类学也是一个热门议题。例如，200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东南欧历史研究的著作，[15]就是当前西方世界史学界对历史人类学及其如何应用进行探索和热烈讨论的一个典型范例。
（二）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⑬⑮参见 Schmidt － assmann，“Verwaltungsverfahren”，in: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HdbStR)，BandⅢ，1996，§70Rn．4．
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类学界对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讨论并不多见，且多以探讨人类学和历史研究的关系为主。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人类学家博阿斯（Franz Boas）、克鲁伯（A.L.Kroeber），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以及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等少数西方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见解，对当时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西方人类学界而言，仅仅是“浪花几朵”，昙花一现，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1968年，刘易斯主编的《历史和社会人类学》（I.M.Lewis ed.， 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8.）之出版，标志着上述状况开始逐步改观。
总而言之，PBL教学模式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其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自信心，还可以强化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而基于高职院校分科教学，英语口语教学大力提倡深化改革教学模式，因此在教学中引进PBL教学模式势在必行，既能够有效弥补传统口语教学模式的不足，又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在提高学生英语口语表达水平的同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实现学生的专业素养与能力提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外在时代需求的促动下，西方人类学界开始大量出现有关历史人类学、人类学的历史化、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人类学与历史学之关系等的理论述评和研究，内容庞杂，角度各异。主要有如下代表性作品。
Historical anthropology（历史人类学）一词在人类学中出现得很早。在1866年的Vol.4，No.13的《人类学评论》（Anthropological Review）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西欧的历史人类学》（O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Europe）[16]， 目前还不能考证这是最早出现的历史人类学，但也足以说明历史人类学在人类学学科发轫的理性—进化论阶段（1725～1890年）[17]就已开始被学界使用。该文从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维度对西欧的起源进行了考察，没有对历史人类学本身进行解释和说明。
1975年，康克林的《历史和人类学中的表达和概化》〔Robert Conkling， Expression and Generalization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American Ethnologist， Vol.2， No.2(May， 1975)， p.239-250.〕对人类学与历史学中的表达和概化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1982年约翰·卡马罗夫的《辨证体系，历史和人类学》〔John L.Comaroff， Dialectical Systems，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8， No.2(Apr.， 1982)， p.143-172.〕探讨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重点解决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单元问题。⑲罗伯特·C.尤林（Robert Charles Ulin）在《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1984，2001）（何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中， 对敏兹的 《甜蜜与权力》（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沃尔夫的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Eric R.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多部历史人类学的实证作品进行了述评。在《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Sherry B.Ortner，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6， No.1 (Jan.， 1984)， p.126-166.〕中，奥特纳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以及实践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涉及到了人类学的历史化问题。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费彻尔（Michael M.J.Fischer）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1986年）（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对涉及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实验民族志进行了述评。在《一个中国社区的历史和神秘力量》（P.Steven Sangren，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Pr.， 1987.）中，桑格瑞也间或讨论了人类学与历史的融合问题。罗萨多在《伊龙戈特人的 猎 头 》 〔Renato Rosaldo， Ilongot headhunting，1883～1974：a study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罗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著、张经纬等译：《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 （1883～197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导言中、敏兹在《甜蜜与权力》（Sidney W.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86.）的导言中也审视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对人类学忽视历史研究的状况提出了批评。尼古拉斯·托马斯的 《时间之外》（Nicholas Thomas， out of time：history and evolution in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Cambridge[Engl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对人类学研究历史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布莱恩·莫里斯（Brain Morris）的《宗教人类学》（周国黎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对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1981年版）、《历史之岛》（1985年版）（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述中，借助实证材料，从统合“结构”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历史人类学在西方人类学界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其间，还有很多有关历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作品⑳问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界的 “历史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也越来越多样化。原来的“浪花几朵”、涓涓细流终于汇集成为一种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热潮，同时它也构成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方面和组成部分。
除了电话、邮件等传统沟通方式外，还在期刊网站上专设了读者与编辑交流的留言栏，通过定时对作者的咨询进行回复，编辑部可以及时掌握作者动态。大量基层科研人员其实是通过阅读科技期刊学习如何撰写学术论文。通过编辑与作者、读者的交流，不仅可以针对作者的来稿提出投稿建议，向作者介绍各学科的发文趋势，也潜移默化地拓宽作者的写作思路，提高作者的写作能力。多种多样的受众知识服务使得《甘肃科学学报》在甘肃省科技期刊阵营中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而在线沟通可以及时通知作者修改不符合本刊论文撰写格式的稿件，通过有的放矢地调整学科栏目设置，近几年来投稿率大幅度提升。
林富士《历史人类学：旧传统与新潮流》将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各种诠释做了较为系统地归纳，从西方史学借鉴人类学概念和理论的角度概括了历史人类学的特质。[4]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深入他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他们越来越重视问题意识，学科视角越来越淡薄。
在《来自边缘：历史人类学和它的将来》（Brian Keith Axel ed.， From the margins：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futur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一书的导论部分《历史人类学及其变迁》（Introductio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Vicissitudes），作者阿克塞尔（Brian Keith Axel）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解释，同时回顾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变化。韩国人类学者金光亿㉒的《新时代的人类学》（《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朴承权译），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深刻地反思，文章认为历史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一样，都是人类学在认识论上发生的一种断裂，即由原来的经验、实证到解释，由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2004年，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在其专著《历史人类学导论》中，将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三类：一、人类的自我形象如何演变？二、人类如何利用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来调节社会生活？三、人类本性是否也有其历史？在此基础上，雅各布·坦纳追踪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渊源，回顾历史学和人类学在20世纪的接近和趋同，呈现其多学科的思想来源、众说纷纭的种种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并且批评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一些相关学科将人类学非历史化的研究趋向，进而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人类学之对象与方法的理解。[18]
“棬素器”突破了“刳器”挖、凿等加工方法，工艺更加简单，制作周期缩短。其最大的改进是使胎体变薄，制作出的漆器更为轻巧。但是，“棬素器”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胎骨成型过程中需要用胶或钉接合，而木片或竹片自身张力没有消除，所以时间久了容易崩裂。
这一阶段，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述评和研究还有一些，也贡献了很多有关历史人类学的实证作品。㉓
四、结语
从上述公开发表的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认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最新发展趋势之一的新文化史，⑱对历史人类学也备加关注。在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可参见中译本， 即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中，将历史人类学放在自法国年鉴新史学之后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野中来考察，揭示了历史人类学的新变化。作为西方新文化史的旗手之一，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对西方史学发展的新方向进行了归纳，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理论之间互相借重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将新文化史称为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展示了人类学对历史学新变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14]
第二，存在时代差别。不同时代，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也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认识是在不断流变的。
第三，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外学界虽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但多是兼论，较为零散，缺乏从具体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展开的专题研究与系统梳理，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整体认知亦处于较为纷乱和模糊的状态。
纯化前后玫瑰茄提取物冻干粉末中花色苷浓度、蛋白质和糖浓度、色价以及花色苷回收率如表1所示，纯化后，玫瑰茄花色苷的颜色更加鲜艳，其色价为43.10±2.17，约为纯化前的 6倍；花色苷回收率为（83.62±5.72）%，用pH示差法测得冻干粉末中花色苷含量为216.50±2.17 mg/g，约为纯化前的8倍。同时，经过纯化后蛋白质和多糖的浓度显著下降（p＜0.05），表明该方法能有效地除去杂质。这与范碧琴等人[34]在用 Sp 850树脂对玫瑰茄花色苷纯化的研究结果相似。
第四，历史人类学，作为发轫于史学、人类学学科交叉地带的一种学术现象，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视角在中外学者（包括史学研究者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越来越淡。但从总体历史进程来看，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认知（包括实证作品和理论诠释作品），则具有明显的学科分野，形成了史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两大学科传统。
注释：
总的来看，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史学脉络中，以局部性的译介和评析为主，并无专门的深入研究。他们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解释虽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认可了荣颂安的阐释方式，即“从历史学这个领域出发去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的角度去诠释西方历史人类学，并据此从事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经验研究，形成了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相对稳定的共识与论断。
3.促进学生创造参与策略。通过对基本知识的学习,学生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学习任务,还要将所学的知识、方法内化,通过迁移、重组创造性的运用到新的体育知识的学习中,从而深化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这是高层次的参与过程，是学生主动参与的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实践中，可以通过集体交流,小组总结将个人学习成果贡献给集体享用,同时接受集体的帮助,享受集体学习的成果。
②与会论文的综述，详见徐桂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③我国的史学界走在前面，可以说，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研究方法。积极倡导这一研究方法的史学家们（以“华南学派”为代表）就区域社会研究方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礼仪研究、民间文献与民间文献学等方面开拓出史学脉络中历史人类学的一条具体探索路径，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参见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97～104页。相对而言，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有关研究则较为纷乱，更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其中，“历史记忆与认同”是其探索中取得一定突破的重要入口之一。
当代英国著名作家A.S.拜厄特（A.S.Byatt，1936—）的一部题为《孔雀与藤》（Peacock&Vine）的随笔于2016年夏由英国查托与温都斯公司出版。这部作品的出版令读者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拜厄特在2012年接受中国学者徐蕾的采访时曾说她的下一步小说将是一部超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标题可能叫作《黑暗是我们的份》（徐蕾，2013：164）①。不过，这部精巧的随笔也让喜欢拜厄特的读者再次感受到她独特的语言魅力和高雅的艺术品位。
④此处的“西方”，系指相对中国而言的西方学术研究体系。参见何星亮：《中西学术研究之异同》，《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4期。
⑤金哲主编的 《世界新学科总览》（重庆出版社，1987年），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的《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除个别词句调整外，几乎对全文进行了收录。
⑥例如，陈彦《历史人类学在法国》（《法国研究》1988年第3期）、贾宁 《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史学理论》1988年第 4期）、徐浩《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年鉴学派对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述评》（《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2期）、朱和双《试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朱和双：《探询逝去的生活方式：历史人类学散论》（《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等。
⑦例如，刘为 《当代西方史学转向文化史的最新趋势》（《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杨豫《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赵建群《论“历史的碎化”》（《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张广智《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形成》（《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等。《史学理论研究》自2000年第1期起，专辟栏目对国外史学的新发展进行研究，其中一些内容涉及到史学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此外，还有不少此类著述，如陈启能《〈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李霞和杨豫《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陈启能 《二战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熊芳芳 《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读〈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英国的巫术〉》（《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于沛《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等。
⑧例如，杨念群 《历史研究如何人类学化》（《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杨念群主编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常建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人文论丛200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赵世瑜《历史人类学：在学科与非学科之间》（《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 5期）、张小也《史料方法理论：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钟九闹槽”》（《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仲伟民《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的典范》（《光明日报》2005年6月30日）、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黄国信等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9期）等。
⑨其中，“历史记忆与认同”是这些实证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方向和取得初步成果的主要方面。例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及在此基础上更深层次研究现代羌族民族史的又一部力作《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黄应贵主编：《时间、历史与记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杜树海《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杜树海《家族的历史抑或国家的历史——中越边境地区沿海族群之身份与认同的历史考察》（《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等。
另外，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朱炳祥《继嗣与交换：地域社会的构成——对摩哈苴彝村的历史人类学分析》（《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袁建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缅民间贸易——作为“文化中介人”的腾冲永茂和商号运作模式及其现代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3期）、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等也是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框架的代表性实证作品。
⑩例如，黄向春 《民俗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主要从民俗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的角度对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回顾了西方历史学的人类学化的进程；赵丙祥在其博士论文《文化接触与殖民遭遇——明清时期以来胶东半岛中西文化接触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00年博士论文，第4页）的引论中，认为70年代以来国际人类学界内部兴起的所谓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与人类学者的学科反思有关，并成为人类学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刘正爱《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在论述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接近、揭示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的时候，涉及了一些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状况；石峰《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的历史世界——兼及历史人类学的相关讨论》（《世界民族》2012年第5期）在论述日本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历史人类学思想的同时，也揭示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些主要特征；曹大明 《萨林斯的学术思想及其源流》（《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在论述萨林斯的学术思想及其源流时，也涉及西方历史人类学的一些相关问题。此类讨论，数量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⑪1890年法国史学家弗兰克林出版的 《往日的个人生活》是历史人类学的第一部著作。1924年法国史学家布洛克的《创造奇迹的国王们》（《神灵的国王》）出版，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引起学术界的注目。而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历史人类学则有赖于向德国兰克实证主义政治史学观发起挑战的法国“年鉴”史学派。该学派倡导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对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中，作为二战后“年鉴”史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他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一书中，提出了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理论，在《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1967年）一书中描绘了工业革命前法国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些均成为历史人类学的重要代表作。另外，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还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有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美很多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则是法国“年鉴”史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年）。该书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十四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文明、社交礼仪和习俗、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变迁、人的情感及伦理、政治、宗教等观念的变化等。就资料来源而言，它不重视传统史学研究所依据的那种历史文献，主要依据那些非正史资料，如财政和司法档案、财务账目、教区记事和审判原始记录等大量资料。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综合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参见荣颂安：《历史人类学简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1期。
《地球最后的夜晚》里有一场戏，有焰火和手表的意象，焰火这个意象，就是即兴加入的“手表和焰火，这两个意象看起来很矛盾，一个象征永恒，一个意味着短暂。”毕赣说，“其实我拍电影时很克制，一般不会让演员再说出我能用镜头表达的东西。但那天拍到那场戏时，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还是应该抒情一些。所以我不仅用了这两个意象，又让演员们又说了一遍它们的含义。”
⑫在勒高夫主编的《新史学》（姚蒙根据加利马尔出版社1974年版《研究历史》和雷斯出版社1978年版《新史学》进行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曾为历史人类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法国“年鉴”史学派给出了他们自己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勒高夫认为，“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该书第40页）；“新史学所表现的是整体的、总体的历史，它所要求的是史学全部领域的更新。此外，新史学在一个领域中的开创性贡献著作，常常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在这一方面，历史人类学的杰作：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总体研究愿望；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该书第5页）。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该书的第八章——《历史人类学》中，认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该书第238页）另外，他还指出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途径主要在于饮食史、体质体格史、性行为史和家庭史，即身体、动作、饮食、感情、精神形态等习俗的历史”（该书第239～256页）。
⑬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80年）（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6～78页）中，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专门探讨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差别，研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他认为，历史学家手中的资料提供了与事实相联系的某种类型的松散的叙事模式，因此，历史学家尽可能回避理论问题，使用的概念倾向于含蓄武断，缺乏系统性，他们宁可研究一些事件和人物，也不愿探讨基础结构，因为事件和人物在历史纪录中比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的资料中，通常叙述得更清楚；而社会科学家的概念则明确和系统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亦在于重现历史学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抛弃的那种对科学精确性的理想。英国新社会史学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在《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1976年）（参见《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206页。）中对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考察。他认为，将人类学成果简单应用到历史的模式中是错误的，但他同时也反对“不暂时中止历史过程，就不能考察仪式、习俗和亲属关系，就不能对这些因素进行静止的有关某一特定时期的结构分析”的观点。英国史学者辛西亚·海伊在 《何谓历史社会学》（1990年）（《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指出，1976年法国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是一部人类学式的历史学著作，它代表着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成为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
⑭美国史学家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在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述评》（《史学理论》1995年第1、2、3、4期，1996年第1、2期，何兆武、王燕生译）中则指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历史人类学是历史社会科学的内在结构。美国史学家Lawence Stone斯通教授在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对历史学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在《文化：历史的投影——比较文明研究》（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3页）美国史学家巴格比明确表达了依靠文化人类学的成果以期改进对历史的理解的愿望，历史学如果真的想要超越“半理性活动”的话，它就必须大量依赖人类学家的概念和方法，人类学家已经比历史学家更近了一步，他们不仅试图使研究精确化，而且要使它科学化，以建构一个清晰而连贯的经验性概括系统。美国的冯珠娣、何伟亚先生在《文化与战后美国的中国历史学》（《文史哲》，1996年第6期，鲁娜、刘家风译）中，对人类学的文化观与历史的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对历史人类学文化建构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揭示。美国学者Charles Lindholm的The Islamic Middle East——AnHistoricalAnthropology（Oxford，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96）提供了一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实证材料，该书使用历史学和人类学材料，验证了他自己提出的一个社会学假设。在他看来，既使用历史学材料，也使用人类学材料，就是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
⑮ 在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Middle Ages（edited by Jana Howlet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一书的第一部分，即方法论部分，该书的作者俄国学者亚伦·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人类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历史，其意义在于揭示历史的人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达到新的综合，历史过程的主体，即人的心理方面被提到首位。历史人类学是一门与人文科学知识的伦理道德内容有直接关系的学科，提出历史人类学的问题可以使历史学家对各种历史事件提出更全面、准确而不是公式化的说明，使史学家的历史观更接近于社会的需要。古列维奇认为，法国年鉴学派是当代最能领悟新需求的史学流派。（参见水清编译的《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88年第6期）他还认为，历史人类学不是一个封闭的流派，它对各种新的研究自愿地敞开大门，也经受住了批评的冲击。（参见陈启能：《二战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 1期）90年代以来，俄国史学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开始集中研究过去很少涉足的领域：日常生活史和私人生活史、表象史、个人史等，体现出了俄国史学人类学化的倾向。（参见1、陈启能：《苏联学者对年鉴学派看法的变化》，《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2、洛·彼·列宾娜：《俄国史学的新趋势：历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方法的互动》，陈启能译，《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⑯法国心理史学家让-皮埃尔·韦尔南通过对希腊神话的分析，尝试建立有关古希腊的历史人类学。〔参见《神话与政治之间》（1996年）（余中先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 123～211页。〕——“他成功地把神话话语分析与社会历史语境组合在一起，赋予它征兆的价值，由此使历史（发生）与结构达成和解。”〔参见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法国史学评论家保罗·利科从历史学如何朝向历史人类学的方向发展的角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相关研究，他认为，这种历史人类学是从三层意义上来说的人类学：其一，强调区别感、今昔连续性；其二，对主题有所选择，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俗文化，日常生活等等；其三，对不能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予以关注。〔参见《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1980年），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第 86～90页〕。 在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famil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中，法国学者马丁·塞卡伦（Martine Segalen）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实证材料，认为家庭社会学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聚的地方，本书的最大特色则在于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即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家庭。〔注：原书法文书名为《家庭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 Famille，后经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 （Jack Goody）和杰弗雷·豪森（Geoffery Hawthorn）收进“社会科学主题”丛书，才改成这个英文书名。参见卜永坚：《评〈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九州学林》2003年秋季创刊号。〕
⑰主要包括 Bernard S.Cohn的 Toward a Reapprochement；Carlo Ginzburg 的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A Comment；John W.Adams的 Consensus， Community， and Exoticism；Natalie Z.Davis的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等文章。
学科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确定是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人才培养规格与学科发展趋势。在根据学科目标与任务把握学科核心内容基础上，调整教学内容，整合多种教学方法。可依据目标导向理论进行课程设置，其中的行为目标导向教师，生成性目标导向学生，表现性目标导向社会；强调以学生为本，注重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本土化，构建由学科基础模板、专业方向模板、节能拓展模板3部分课程体系构成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采用行动研究方法，根据社会需求预测进行动态化专业方向调整，以提高医学心理学学科人才培养质量[5]。
⑱在某种意义上讲，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清算，详细情况可参见李霞、杨豫：《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第151～152页。
⑲1992年，卡马罗夫夫妇主编的《民族志与历史想象》出版，提供了很多实证材料，进一步深化了上述见解。参见John&Jean Comaroff eds.，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2.
⑳限于篇幅，这些实证作品不再一一列举。
㉑在80年代，哈斯特鲁普在 《中世纪冰岛的文化和历史》中就已经指出，社会与历史不是并列，历史应该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属性，即研究社会，就必须要研究历史这一侧面，只有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有机整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把握理解社会。参见Kirsten Hastrup，Culture and history in medieval Iceland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structure and change，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48.
在现代信息时代，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资源进行传播，当前高职院校对信息观念还没有进行深入了解，图书馆缺乏相应的宣传力度，教育培训工作没有深入开展，院校师生只是片面了解现有馆藏资源， 院校没有定期举办的介绍馆藏资源的活动，在吸引师生宣传方面工作没有做到位，导致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使用率不高。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宣传工作要根据院校自身情况进行创新，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师生参与，宣传工作一定要深入开展，并且要持之以恒，真正做到遵循“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服务理念。
㉒另外，早在90年代，韩国人类学者金光亿就在《现代社会人类学：60年代以来的主题、理论与方法》（周星等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190页）中，回顾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发展历程，间或涉及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本文将韩国学者的有关论述放到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中，特此说明。
㉓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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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LIU Hai-tao
Abstract:According to published study findings,the research and recognition of relevant fields on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exists academic distinction and time distinction,that is different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hold different views,and those views will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Although many studies involve it,the most of them are not monographic and systematic.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n it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chaos and blur.From the whole historical process,the two academic traditions,the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history and the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context of ethology and anthropology,have been formed.
Keywords:Historical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and History；The West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3-0087-09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历史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形成与建构：美国民族史学研究》（批准号：17FSS00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2-14
作者简介：刘海涛（1971-），男，河北晋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民族志的历史与当代发展等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陈慧慧]
标签：人类学论文; 历史论文; 史学论文; 历史学论文; 民族学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历史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形成与建构:美国民族史学研究》(17FSS007)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