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内两条政治路线斗争锋利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探索，提出了“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自觉担负“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关 键 词】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建设；当代价值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锋利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党自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对抗日战争条件下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探索。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文献中，虽然没有使用过“党的政治建设”一词，但并不意味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没有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党的政治建设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一贯方针。学术界鲜有专门研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梳理和研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有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不仅可以填补学术界这一研究空白，而且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新形势下必须自觉担负“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
加强党的领导，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把加强党的领导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有着深刻的背景。王明在主持长江局工作过程中，俨然以党的领袖的姿态，经常不经中央同意，甚至假借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态度，并擅自将长江局的文件散发给全党。他对党中央的指示，凡不适合自己口味的就置之不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去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工作，但他却在武汉赖着不走，使长江局所在地——武汉成为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并列的党的指导中心。这种对抗党中央的行径，极大地破坏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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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代表中央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一方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首先，从党的领导概念看，党的领导是“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的根本要求，“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因此，必须从理论上阐释党的领导的重要特征是全国性、唯一性，“在各方面的同志中，造成党为一切工作的唯一领导者的信念”。张闻天对如何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四条措施：“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但中央对于地方党的指示，必须估计到各种可能的变动，而带有弹性与收缩性，给地方党以机动的余地”；“中央应注意培养地方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与勇气，使他们对党的坚定性与临机应变适当地配合起来”；“地方党应养成服从中央，尊重中央与信任中央的领导的优良传统”。其次，健全党的领导系统。要实现党的有效领导，必须贯通党的领导系统。从纵向看，中央对于地方党部有领导之权，党中央领导地方党，地方党领导县委，县委领导区委，区委领导各党支部，使得从党中央到党支部实现逐级领导，体现党的领导“自上而下”的鲜明特点。从横向看，党要领导一切工作，使得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心，确保“每一地方的一切党、政、军、民的工作的领导，均统一于当地最高党部，以提高其威信”。同级党委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组织上是独立的，“一般同级党部无指导关系”，不经中央与上级党委的批准不能相互建议，否则视为小组织活动。再次，明确党的领导方法。要提高党的领导效率，必须要改善党的领导方法。鉴于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提出了六种党的领导方法：建立“巡视员”制度；上级党委要经常召集下级党委了解形势；上级党委经常检阅下级党委的工作；上级党部给下级党部的工作要简明扼要；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党委的工作要有“中心”和“节奏”。这些论述对于节省党的领导成本、提高党的领导效率、把握党的领导节奏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毛泽东是党和军队的主要创始人，自遵义会议以来，领导全党全军打赢了一系列胜仗，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全党的真诚拥护和爱戴。时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要求王稼祥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表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张闻天认为有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推选毛泽东为党的总书记理所当然，不过，毛泽东要张闻天名义上仍然担任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王明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中，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这些论述充分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核心地位、全党的核心地位不仅得到共产国际的肯定与确认，也得到了全党的衷心拥护。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领导思想，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高举党的领导大旗，澄清了许多有关党的领导的模糊认识，重塑了党的领导权威，切实提高了党的领导力。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依然严酷、“四大危险”依然严峻、“四个伟大”依然艰巨。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牢固树立“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的观念，着力在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上动脑筋、花心思、下功夫。第一，树立党的全面领导意识。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而诞生，从“娘胎里”出来就带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的无限性决定了党的领导的宽度。因此，要树立党的全面领导意识，党的事业在哪里，党的领导就在哪里。党的领导在哪里，党的全面领导就在哪里。党的领导涉及的领域是全方位的，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空隙，没有死角。第二，必须自觉担负“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新形势下，自觉担任“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政治上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上要严格遵循“四个服从”，尤其是全党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上要遵循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感情上要保持入党“初心”，把对党的热爱与对党的忠诚结合起来，把对党的忠诚落实到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上来；行动上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拥护党的核心、维护党的核心是确保党的领导力的优良传统。没有一个坚强核心的党是靠不住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要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凝聚全党全国力量，凝聚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和力量，始终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中央、全党必须有一个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治国理政的历史性变革，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全党的高度共识。把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统一起来，把对党忠诚和对领袖忠诚统一起来，把看齐追随当作最高政治修养来追求，通过主动作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由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现实要求决定的。一方面，党内在路线问题上存在巨大争议。随着华北事变的发生，民族危机日益加重。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策略路线是组织全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侵华的日本，在组织形式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获得全党的高度认同。1938年9月20日，王明在《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中，提出了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公开否定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党内部分同志对于是否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产生了迷惘和动摇，甚至出现了公开支持王明错误主张的行为。王明公开提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中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在党内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另一方面，党内宗派主义的现实。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对持有不同意见者，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同时，随着大量发展党员，新党员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党性教育，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纷纷涌入党内，比如，党内存在两面派行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
二、“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新形势下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构改革，建立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严肃不正之风，严惩违纪的人和事，初步形成了党员讲纪律、守规矩的新气象。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仍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纪律，明知故犯，顶风作案；有的心存侥幸，认为纪委查不到自己头上；有的心存幻想，指望全面从严治党有所松懈，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论述对于新形势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第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化“四个服从”。党员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要把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作为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根本要求，把全党服从中央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统一起来，把个人服从组织同牢固树立核心意识统一起来，把下级服从上级同牢固树立看齐意识统一起来，把少数服从多数同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统一起来，最终把遵循“四个服从”和牢记“四个意识”统一起来，确保每一个党员都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党章党纪行为处事。第二，加大党的政治纪律教育力度。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来看，人具有压力性属性，必须接受一定规则的约束才会产生最大效能。新形势下，要创新载体，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教育。从正向看，通过学习党章，明确“我们应该做什么”；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知晓党员行为的边界，明确“什么不能做”；通过学习时代先锋，明确“我们还能做什么”。第三，完善党的纪委职能。纪委是党的纪律执行专职机关，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强化纪委的职能，丰富党的执纪的手段，完善党的执纪的程序，做好党纪与国法的有机衔接。
针对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存在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着重从纪律教育、纪律制度、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建设等方面对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作出大量的探索。一是明确提出“四个服从”。 党从建立起时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要有效运行，必须遵循相应的内在机理，抗住外在的压力。党的二大，党章首次专门设置“纪律”一章，并且探索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出了“两个服从”，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此后,党在领导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政治纪律。随着张国焘分裂党、叛党和王明对抗中央的行为，毛泽东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提出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内容：“（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从此，“四个服从”成为党的政治纪律的最高规定，基础是“少数服从多数”，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意志、约束全体党员行为、集中党的领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历次党代会都强调了这一纪律。二是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教育。党员的纪律意识不是天生的，需要从外部“灌输”党的纪律要求，才能养成遵守党的纪律的习惯。为此，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张闻天也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提出“培养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党的纪律教育内容主要是党章、组织工作条例、形势政策等；党的纪律教育主要通过创建党员训练班以及党校来进行集中培训。三是加强党的纪律的制度建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党内法规，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制度范式。《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中央委员会的纪律：中央委员会在党内的性质、地位、职权、决策规则和运行纪律；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任务、工作规则和纪律问题；中央书记处的任务、会议、权限和组织纪律；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的地位、权限、活动规则以及组织纪律。《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主要从各党部的产生、地位、职权、责任、活动方式以及组织纪律等方面作了规定。四是建立监察委员会，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执行力度。自党的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把建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中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监督各级党委执行党章决议的情况；审查党的各级党委的财务；审查违纪党员并给予处分。明确了上下级监察委员会的领导关系，“上级监察委员会有权改变或取消下级监察委员会之决定。”这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对于完善党的纪律监察机关作出的探索，对于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标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方面，张国焘分裂党、叛党事件的恶劣影响。张国焘作为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对党的创立和革命做了大量有益工作。长征途中，张国焘把自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当作“独立王国”，不服从党中央命令，不听从党中央统一指挥，不顾中央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公开反党、分裂党。1937 年 3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按照党章给予张国焘严厉的处分和批评，但是张国焘不反思不悔过，拒绝党的教育，并以祭黄帝陵为名，逃到西安，投奔国民党。张国焘叛党事件，在党内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极大地破坏了党的政治纪律，正如毛泽东所言：“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另一方面，党内存在自由主义，分散了党的组织。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环境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了党内存在11种自由主义表现形式，集中体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这些自由主义与党的政治纪律相违背，造成三种严重的后果：“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导致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抗日战争以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但要肃清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非常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因此，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显得尤为重要。
三、“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新形势下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当人体词的形貌、位置及功能特征向其他人体部位或具体的非人实体认知域映射时，根据概念隐喻的意象图式和相似性原则，我们可以容易地辨析出其隐喻意义，但也有一部分人体部位的特征是投射到抽象的概念域中，这时人体词就可能表示抽象事物、空间、时间、性质或程度等。此外，当人体词作为目标域概念，其他认知域特征向其映射时，人体词的语义也会发生转移。此时要想解读出准确的人体词语义就要费些周折。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深刻的探索。1929年12月，毛泽东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自此，如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摆在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位置。由于战争环境和党内的“左”、右倾错误，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存在随意化、极端化等问题。毛泽东提出党要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调动党员的积极性，“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首先，提出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党情依据。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国家政治生活长期处于专制性的状态，人民缺乏活力和积极性。这种状况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以及广大党员积极性不足的现象。其次，加强党内民主生活的教育。当时党内的党员大部分是农民，文化程度不够，理论水平不高，不懂得党内民主的意义、规则和目的。因此，要教育党员，就要“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最后，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比如，“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发展党内民主，发扬自我批评”“经常同破坏党内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做斗争（如挑拨离间，两面派的行动）”“上级对下级多采用说服教育工作”“反对极端民主化”“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等等。这些论述既提出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现实逻辑，也提出了具体的实践要求。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对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仍然具有启迪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坚持以上率下，带头开展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肃党的组织生活，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但是，党内政治生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一把手”的“一言堂”现象比较突出，其他党员却鸦雀无声；有的批评变成了变相的表扬，自我批评变成了变相的自我表扬；有的党员会上不愿说，会后无原则乱说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第一，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素养。党内民主是政党有效运行的基本动力，也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当前，要加强党内民主教育，让党员深刻理解党内民主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既要懂得充分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又不能走向极端民主化。要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党内大事都要充分讨论，鼓励党员充分发表意见，尊重党员的表达权、批评权和监督权。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涵养和民主素养，要有平等待人的态度、虚怀若谷的胸怀、从善如流的自觉，听取党员声音，汇聚党员意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要讲原则。民主不等于分散，也不等于无原则的自由主义。党内面对违反党纪的言行，要从党性出发，敢于说实话、说老实话，要讲真理，不要怕丢面子，提倡“当面锣、对面鼓”的风格，防止党内政治生活的庸俗化、随意化。第三，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的核心环节。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讲“真诚”，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能主观臆断，无中生有；要讲“大事”，不能把生活小事提到原则的高度进行批评；批评要“辩证”，既要看到正确的方面，也要看到错误的地方。
3.2 鱼波豆虫病。鱼波豆虫病作为淡水鱼的原虫病是很早以前就为人们熟知的，在海洋中生息的鱼类也有类似的虫体寄生，有时给养殖场和种苗生产场带来损失。海洋性鱼波豆虫病的分布范围，从亚寒带到热带遍布世界各地。到目前为止，在25种海产鱼、3种逆河性鲑科鱼类和2种章鱼中有寄生的报道，宿主范围极其广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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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352（2019）03—0033—05
【收稿日期】2019-03-04
【作者简介】王可卿（1989-），男，四川通江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在读博士研究生；周庆强（1979-），男，山东淄博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在读博士研究生，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动力研究”（项目编号：15ADJ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林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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