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证联系作为本体特性的学理依据与社会表现
朱荣英a，王爱豫b
（河南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b. 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辩证联系作为世界本体的固有属性、本体之间的最一般化的关系，它内在规定了事物之间的差别与统一，辩证法就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从学理上看，联系的这种本体特性根源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内在构成了唯物主义联系观的存在基础与原则界限；而实践则是人与世界特有的社会
关键词：辩证联系；本体特性；学理依据；社会表现
联系观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观点、总特征、总原则，用它分析和处理问题极具方法论意义，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一个常识。但是，学界对辩证联系观的通常解释离开了思想与存在、逻辑与历史、实践与世界统一的关系，将之视为“实例的总和”“知识的总汇”“套用的公式”，遮蔽了其深邃的思想与存在论视域，阻碍了人们以更高的方位、宏阔的视野对辩证联系观做深入全面的探析。同时，学界对辩证联系观作为世界本体固有特性及其社会表现的理论定位也存在误解。众所周知，本体是独立自存的实体，作为万物的本源、存在的依据、一切属性的基础，它代表了事物的普遍性、同源性与统一性；属性则是本体的性质及本体之间的关系，从属于本体并与之不可分割，属性（性质与关系）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共有的、有些是特有的。而联系就是世界本体的固有属性、本体之间的最一般化的关系，它内在规定了事物之间的差别与统一。唯有从物质本体论、实践存在论高度，重新思考联系与存在、发展、人的实践的密切关联，才能超越直观、经验层面的通常理解，从世界万物的存在方式、发展内容及社会表现等方面，深入解析辩证联系观的本体特性与实践价值。
一、辩证联系作为本体特性的学理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对于普遍联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点这一问题，一些旧唯物主义哲学家曾以不同方式进行过有益的探讨。但总的看来，联系作为辩证法关键要素的理论定位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学人非但没有将之提升到本体特性和实践意义上加以认识，反而使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观长期占据首要地位。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才真正明确而完整地阐明了普遍联系的存在论依据及其所具有的实践性意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列宁在《哲学笔记》《辩证法的要素》《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多个文本中，都特别强调普遍联系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方位，认为客观地考察事物之间的联系，不仅是唯物辩证法最为基本的关键要素，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观的核心要点，唯有从事物的存在方式、发展内容及其与社会实践的内在联系入手，才能抓住辩证联系观的本体论意蕴与实践性价值。
首先，从联系观在哲学史上“两个对子”中的地位看，坚持马克思主义联系观既是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发展观上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根本要求。依据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同回答，在弄清究竟思维与存在谁是世界的本体或本源问题时，划分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构成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对子”。在断定了世界的本质或本体是什么之后，紧接着就要回答具有这样一种本体或本质的世界，它的存在状态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世界究竟以怎样的状态存在的问题。对此，有且只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即凡是主张用联系的、发展的从而是全面的观点看世界的就是辩证法；凡是用孤立的、静止的从而是片面的观点看世界，就是形而上学。以此回答划分出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发展观，构成哲学史上的“第二个对子”。坚持唯物辩证的联系观，是马克思主义在本体论上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优越于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关键之点。是否承认联系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世界观上得以原则区分的试金石与分水岭，唯心主义者习惯于用思维中的臆想联系代替现实中的联系，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156，更不能用实践的方式去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关系，因而真实的世界和现实的历史总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相比之下，形而上学者倒是因“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1]139，但由于是用孤立的、僵硬的因而是片面的、狭隘的方式研究对象，“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势必“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2]396中。可见，是否承认联系、承认什么样的联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问题，而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本体论或本质论上的原则差别。
其次，从联系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理论方位看，恩格斯认为可以把唯物辩证法规定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而且正是由于普遍联系观在科学和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使“形而上学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2]841。在恩格斯看来，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世界，这是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因为它“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2]395，成为最完整、最深刻而没有片面性弊病的科学。而且，“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2]395。整个世界就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着的世界，唯物辩证法就是对世界的普遍联系总体画面的理论抽象、理性反映和逻辑把握。世界上各种事物的普遍联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原则的客观基础，构成了世界历史演化的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统一，当然也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两大总原则、总观点、总特征之一。正是从世界本体这种根本意义说，辩证法就是关于联系的科学，不了解联系的本体特性就等于不了解整个辩证法，抛弃了联系观也就抛弃了辩证法本身。
再次，从普遍联系观在辩证法理论体系中的理论方位看，恩格斯认为唯物辩证法总体上有两大部分，即“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与属于“辩证的思维”的主观辩证法，前者包括联系观、发展观两大总观点，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辩证否定三大总规律及一系列基本环节，这是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辩证本性的基本内容；后者包括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等辩证思维方法，是对客观物质世界辩证本性的主观映现。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反映前者。其中，普遍联系的思想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灵魂，作为辩证法的关键要素，它内在地贯穿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中，是关于世界存在与发展问题的精髓，也是正确理解人与自然、实践与世界关系问题的关键。不懂得它实际上就不能真正掌握辩证联系的真谛。普遍联系观是理解永恒发展的基础，二者虽然是同一层次的两个方面，但离开了联系无法理解发展的客观本性及一元本质。普遍联系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世界是“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构成了运动，“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运动”[2]952。运动、变化和发展存在于联系中，并通过联系来表现，联系本身就意味着发展，联系是发展中的联系，发展是联系中的发展，二者是内在统一的。联系与发展的统一，体现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中，不仅揭示了事物之间对立统一、质量互变、辩证否定的根本内容，而且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动力和方向。另外，联系观作为辩证法的首要要素还贯穿于一系列基本环节和思维方法中，成为我们考察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法。在恩格斯看来，虽然联系揭示了世界的总体画面，却不足以说明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还必须对世界存在与发展的特殊的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具体环节逐个地“分别加以研究”[2]395。这表明即使是在辩证法的具体环节上，联系仍然占有突出位置，成为研究整个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根本支点。
再次，普遍联系具有丰富的实践意涵，唯有从世界与实践的关系上才能对事物的现实性联系做出科学的、完整的理解和运用。自在事物（自然而在的事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生物的各种联系为其本身所固有，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先在和自在着，的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类关系对人的实践和价值创造来说是“无”，这里所说的“无”，不是不存在而是对人来说没有意义。与人不发生任何关系的自然界，没有意义，“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而“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1]157。换言之，唯有人的实践才能确定自然的意义域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随意地“处”在事物中，双方恰恰通过实践才“处”在特定的联系中。自为事物（人化之物）的联系是在人类实践中产生的，是世世代代劳动的结果，是经过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这一中介才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关系，它以人的实践的性质与水平为转移。人们生活际遇中的感性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绝不是与生俱来、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实践的产物，“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157，普遍联系观只有全面地反映了这种实践中的动态关系，才能揭示人与世界的真实性联系，一切事物的联系唯有经过客观的实践活动，才能从间接性、可能性的关系转化为直接性、现实性的关系。
二、辩证联系作为本体特性的共同基础
其次，辩证法要求在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并非只是简单地去罗列各种联系，更不能东抽一点、西抽一点。事物的联系多种多样，它们在事物存在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在实践中显现不同的意义，不同的联系所构成的事物之间或之际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势也各不相同。联系既是丰富的又是具体的，我们要善于发现互相区别中的联系。只有从实践与世界关系的意义上，才能理解和认识事物自己运动、自我生成的真实过程，“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6]306。辩证法要求透过事物外在的、偶然的、表面的联系，把握住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联系不仅是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具体的、整体的，“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能东抽一点西抽一点”[7]416。我们要善于具体分析具体的联系，就要以承认事物间的界限与差别为前提，而不能抽象地理解联系的普遍性，不能随心所欲地编织事物的“联系”而给人提供一个可以把一切混淆起来的借口。
再次，没有事物及其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之际的各种联系，也就没有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事物的存在与它的具体的内外联系是同义的，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必然表现为特定的内外关联。恩格斯认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用了”[2]909。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有别，它不承认固定不变的界限，更不承认绝对的非此即彼，一切对立的事物都是互为中介的。在世界上即使存在着两种极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物体，譬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之间，它们也总有某些质是共同具有的，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二者是共同拥有的。只要能找到足够多的中介环节就能将千差万别的事物纳入普遍联系的无限序列中，就能“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2]910。列宁也认为，事物的联系不是孤立的和静止的，而是开放的和动态的，事物的联系之所以与物质及其运动不可分割，这是由中介的普遍性决定的。“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6]85事物互为中介，可通过无数的中介取得联系，构成一个无限的总体系列即“连续统”。要想全面性地认识事物的联系，就必须尽可能地把握它的全部中介，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提出全面性地把握一切中介的要求本身是对的，它至少可以使我们避免犯许许多多的错误或者思想僵化。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2]7唯物辩证法认为，先富与后富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先富是量变，后富是质变，贯穿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先富是共富的手段和途径，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如果没有先富，最终也不会有共同富裕；共富是目标和目的，是在先富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和共富绝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二者统一于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首先，联系作为概括性最高的哲学范畴，是指事物、现象、过程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依赖、制约、影响、作用、互渗、互化的关系。联系是一般化的关系，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既包括事物、过程、现象之间的间性关系（两者之间）或际性关系（多个之间），也包括事物内在结构、要素、环节之间的间性或际性关系。恩格斯认为，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理解事物，而不是孤立地理解事物”[3]。世界存在于联系中，没有联系就没有世界，无物能存在于联系之外，存在就通过联系来表现。世界上的事物都处在万有链接中，不论从外部就其形式抑或从内部就其内容看，都不能孤立地僵化地存在，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与其他各种事物的普遍联系中，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网络中的一个具体扭结。列宁认为，承认“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4]411，构成了辩证法的关键要素之一。每个事物、现象、过程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多样性的，而且也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4]411―412。非生物界的夸克、强子、原子、分子、物体、行星、恒星、星系、总星系、原始星云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生物界的分子、胶体粒子、细胞、器官、个体、群体、生态群落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人类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有机体等之间的联系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先哲认为，物无孤立之理、人无独存之道，天、地、人因其“相依相待”“阴阳互补”，所以才能“三才”共建，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一。这也体现了事物联系的辩证本性。
其次，相互作用是事物联系的根本内容，或者说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着事物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离开了联系，便不可理解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正如割下来的“手”，已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手一样。一些极其特别的事物仍存于联系中，它可能不具有某些特定的联系方式，却不可能没有任何联系。恩格斯分析说，事物运动变化的终极原因就是物质世界本身，普遍联系就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永恒运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2]920。这表明事物相互作用的主体是物质自身，联系是实体及其之间的真实联系。诚然，联系表现为一般化的关系，却不能将“关系”实体化，“关系”是实体的属性而非存在本身，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存在于关系项之间或之际，并随着关系项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在社会历时领域，“关系”现实地处在人的实践活动之间或之际，并通过相互作用显现出来。只有从事物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实践关系及其变化。如果将“关系”实体化、存在化，极易导致人们唯心主义地、机械性地看待联系。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也承认世界的普遍联系，但认为物质之间的联系是彼此外在的、偶然堆积的，真实性的内在联系不是物质之间的联系，而是来自自我意识。意识是联系的主体，“自我意识把多样性的事物结合起来”，离开了意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不存在、更无从理解，“正是通过意识，才会对于我们有一个客观世界；通过意识我们才能设想出一种自然法则”[5]。整个世界之所以处在普遍联系中，原因就在于每一个有限的自我意识都与上帝的“普遍心灵”相互联系着。另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也由于把“关系”实体化，认为经验中的相互联系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事物不可能存在于关系中，若存在于关系中，就会导致相互关联的“无终极”，这样就因逻辑上的无穷回归而陷入悖理。
任何事物的联系都是多重规定的综合与多样性的统一，正是这种相互联系形成了系统质——“关系之有”或“联系之有”。辩证法要求我们在普遍联系中把握事物，还要求我们看到社会历史中联系的实践性，坚持这一点就是在联系观上坚持了历史辩证法，换言之，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联系，就必须承认实践在社会联系中的生成性意义。首先，联系的本体特性在历史中表现为实践性，在联系中理解事物及其历史，不是在僵死的联系中把握事物，而是要求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就是说，要从实践的意义上进行动态的理解。因为世界历史不是既成性的而是过程性的，历史之中的联系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辩证法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意义，这样就要求从不断的运动中、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联系，它不崇拜任何神圣不变的东西，按其实践本质来说，它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旧唯物主义者在联系观上的主要缺点，恰恰就在于仅仅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意义上去理解，没有把事物的联系当作人的感性活动中的关系，没有“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133，这样就不能把握住事物之间的真实的、能动的联系。相比之下，唯心主义者倒是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能动联系，但只具有抽象的意义，因为离开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谈联系，仍不能从实践层面理解出事物的对象性关系，他们看到的联系只处在意识或精神层面。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就是以登记作为物权公示的方法，通过登记的方式将应收账款质押的设定对外公开，有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在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都将登记作为应收账款质权的公示方法。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就规定，应收账款质押只有进行了有效登记后，应收账款质权才能生效。我国《物权法》就是借鉴了《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立法模式。
另外，辩证法所理解的联系是相互区别中的具体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它以承认相互区别、一定界限为前提，但反对把区别、差异和界限绝对化，认为它们是在相比较中存在、相作用中发展的，联系与区别也总是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如果事物没有质的稳定性，一切瞬息万变、毫无定数，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庄子 · 齐物论》），世界处于一片混沌中，又怎样把握其具体联系呢？事物的具体联系复杂多变，这体现了联系的条件性、可变性、不平衡性等。事物在存在发展中形成多样化的具体联系，彼此交织、互为条件、互相转化，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或相互支持，或相互制约，且其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平衡的、不同等的，其中内在的本质联系决定事物的根本方面和发展趋势。所以，辩证法要求我们具体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要注意考察联系的特殊性，特别是要善于分析事物在具体方面所显现的细微联系，并从中抓住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规律。普遍联系观在现代科学文化实践中的创新运用，提出了联系的具体化、高级化、最优化问题，制定了系统模型及演算方法，使关于具体联系的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方法科学。
三、辩证联系作为本体特性的社会表现形式
其中覆盖完备性主要要求：①乘客行走指引路径标识要完整。②服务设备设施（专用电梯、洗手间）定位标识完整。
联系是万事万物具有的共同属性，联系的普遍性就根源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事物相互联系的共同本质与内在基础是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只要坚持物质统一性原理就必然承认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了联系观上的唯物主义。
F1=-0.018X1+0.298X2-0.259X3-0.271X4-0.087X5+0.249X6-0.049X7+0.139X8-0.009X9+0.054X10+0.113X11
最后，实践作为人特殊的生命活动和基本 的存在方式，实质上是人与世界特有的联系方式，也是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与自己取得真实联系的根本途径，实践性是社会历史领域各种联系的本体属性。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实践的即以对象性活动为基础的关系，在现实性的物质实践活动之前或者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抽象性的“关系之有”，不论是人还是物，都并非随机地“处”在某种关系中。凡是与人发生的关系，毫无例外地都是为我与自为的关系，这种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关系，只有在实践中确立并与之一同改变。人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否定物的直接联系与存在形态，赋予事物的联系以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价值关联，使自然而在的事实世界转变为属人的价值世界，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对于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关系来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1]161。实践是人与世界联系的中介，也是世界为我存在而生成的唯一途径，实践是“作为事物同人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8]。实践在事物联系中所发挥的这种纽带和基质作用，黑格尔对此形容说，这“是把它自身和它所联结者形成最高的‘一’的东西”[9]227。
四、把握联系之本体特性及社会表现的意义
首先，把联系视作世界本体的固有特性和社会表现形式，坚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不仅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的科学方法。坚持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有机性，既是实事求是、探索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前提和基础。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即规律，随着这种任务的不断推出和解决，科学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恩格斯看来，在科学研究中，要充分相信自己的理论构造能够把握客观实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内在和谐；相反，如果不承认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就不会有任何科学发现和发明。由于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现在我们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0]252。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断把人们原来没有认识到或认识不全面的联系揭示出来，因发现了其中隐藏的真实的、细微的且又是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才引起了科学的重大突破，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新兴学科群，这种事情在科技史上是非常普遍的。在现代科学大分化、大整合中，因把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联系起来，催生了一大批新的科学领域和科研成果。譬如，正因为能够探索到两个学科接头处具有的共生点，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边缘学科、中间学科、交叉学科，如把三角形与圆、数和曲线联系起来，确立了三角学、解析几何学；把粒子说与波动说联系起来，发现了波粒二象性，产生了量子力学；把生物有机体与环境联系起来，建立了现代生态学，等等。正因为发现了多学科之间的共生点从而产生了像数学、环境科学、经济法等那样的横断学科、综合学科、整体学科。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宇宙就是由基本粒子和场所构成的联系总体，它普遍地存在着万有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这四种具体的相互联系，任何一种东西都处在这一“连续统”中，内在地构成其独特的环节或部分，彼此发生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互换。现代系统科学中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正因为认识到了“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2]952道理，从而能够探察事物之间或之际相互联系的共同属性。同样，突变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超循环理论、混沌论等揭示了宇宙万物间普遍联系中的某些具体特性，使我们对事物之间联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全面而具体，也凸显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多变特征和复杂图景。
刘佳走的时候，我去送他，他把领结摘了，要拿它换被我硬抢走的乳牙，我却把领结一并抢了过来，歪里歪气地说，这玩意儿跟上吊一样样的。
其次，辩证法要求从实践与世界的联结方面考察人生活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注意从联系的本体特性及其社会表现上分析事物联系的实践性、过程性、创造性；要求根据对事物固有的真实联系的认识，在活动中改变事物的现状，建立并创造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关联。这是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不可或缺的思维方法。在联系观上，辩证唯物主义的做法不过是实现了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了解，即如实地反映客观外界的真实联系，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换言之，不把人们头脑里虚构出来的种种联系强加于外部自然界，并以此提高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预见性，在事物的全面联系中完整地把握事物，善于在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整体联系，确立全面联系、系统联系、整体联系、开放联系的观念，全面而正确地把握各种复杂联系及其变化趋势，科学揭示事物的存在本质及发展规律，这极具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当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从敌与我、中与外、历史与现实之间客观存在的各种联系中进行对比，正确指出了“速胜论”“亡国论”的错误在于忽视、抹杀了真实联系，并对中国抗战的持久性做出了高度的科学预判。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之普遍联系思想的强大威力。而在党的历史上所产生的各种“左”右倾错误，都根源于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不能在全面联系中动态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现实，以至于被错误的思想引向了失败的道路[11]108。
时下，信息高速公路使空间距离大大缩小，经济的国际化、文化的多元化、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加快并已成为新时代潮流，现代社会已由相互隔绝的地方史进入一体化的世界史，区域性的发展已然进入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新时代，这些都已成为可检验的事实。世界性的普遍联系与交往实践，使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实现的发展的一切方面都离不开与全世界的普遍交往，国家和民族必须处在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状态下才能自主参与全球化过程。这种世界性的关联催生了深化改革，也引导着全面开放。唯有站在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高度，深入认识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多元化与高级化，才能确立天下一家、世界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人与自然、命运同体、人民情怀、文明互鉴、广交朋友、独立自主等新时代中国特色普遍联系观的一系列内容。以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建设，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等多种重大战略，在新征程中既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又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是辩证联系原则在中国当代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另外，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客观性的科学精神，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的真理光辉。习总书记善于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辩证联系观，对当代中国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实际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彼此关联的重大举措，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稳健而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当然对实现马克思主义联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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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Appearance and Academic Evidence of Dialectics as the Noumenon
ZHU Rongying, WANG Aiyu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Dialectics is “the science of universal connection”. As the key element and core fulcrum of dialectics, connection runs through the whole field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nternally. The universality of connection is rooted in the material unity of the world, which is the common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connection. The practice is the unique social connection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and the value world belonging to man is generated and realized in practice.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in practice can we accurately grasp the overall trend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ience, and gain insight into the advanced, optimize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universal connection in today's world.
Key words: dialectics; noumenon; academic evidence; social appearance
收稿日期：2019-01-12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HJ：18-01-2/01）
作者简介：朱荣英（1963―），男，河南开封人，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9)03–0056–08
联系方式，社会联系的本体特性就体现为它的实践性。唯有对联系的本体特性作实践性理解，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联系观的实质与精髓，洞察现代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并弄清当今世界普遍联系的高级化、最优化及其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叶厚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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