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朱可鑫[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周茜[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1978-2017）》文中认为本文以金融监管学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过程。1978-2017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78-1992年“一行”集中监管时期、1992-2003年“三足鼎立”分业监管时期、2003-2017年“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时期。1978-1992年“一行”集中监管时期,监管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客体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方式为现场稽核。1978-1992年集中监管体制的效率体现在:在集中监管基础上,我国金融业获得较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效率有所下降,金融机构资产增加的速度快于中国人民银行机构数量和职工人数增加的速度,全国各地监管资源配置差异较大。集中监管体制的特征是:初步实现机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权力逐渐扩大;金融监管的协调发生在中国人民银行内设部门之间。1992-2003年“三足鼎立”分业监管时期,监管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客体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方式为现场稽核和非现场稽核。1992-2003年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体现在:金融业不良贷款问题较为突出;在分业监管基础上,我国金融业获得较好的发展;金融业的监管资源以银行业为主。分业监管体制的特征是:继续实行机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权力逐渐缩小;金融监管的协调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内部转移至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之间。2003-2017年“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时期,监管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客体为存款类金融机构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监管方式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2003-2017年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体现在: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开始下降;在分业监管基础上,我国金融业继续获得较好的发展;金融监管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所提高。分业监管体制的特征是:机构监管保持不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地位有所提升;金融监管协调的对象主要是“一行三会”。根据这些变化,本文将1978-2017年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特征总结为如下几点:一是我国一直实行的是机构监管;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不同的金融监管体制中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三是无论是集中监管体制,还是分业监管体制,始终要面临金融监管协调的问题。由此得到的启示在于:我国应当逐步实现功能监管;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作用继续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根据金融业的不同特点,实行有区别的监管,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张健康[3]（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指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朱凤强[4]（2019）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京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6年5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南京局,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在南京的代表机关,也是中共领导国统区部分省市及香港地区开展工作的指挥中心。南京局在解放战争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本文以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京局这一重要的历史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它的成立原因、历史作用等进行全面梳理。本文按照研究内容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中共中央南京局成立的相关问题。一是考察其成立时面对的国际国内背景,分析美苏对华政策,国民党在战后的政策及中共的应策。二是对其组织及其职能进行梳理,主要分析其组织分工、机构设置等。第二章主要介绍南京局的谈判工作。面对着严峻的内战危险,南京局遵循中央“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立即开展和平谈判。一是中原调停,缓解了中原局势,为中原军队突围赢得了时间;二是东北调停,主动让出长春,争得了六月休战的宝贵时间,实现短暂的和平,为军事上扭转局面赢得时间;三是谈判黄河归故,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兵”的阴谋;四是支持第三方面为和平而斡旋,虽然斡旋失败,但却加强和改善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沟通与合作。第三章主要介绍南京局的统战工作。随着各民主党派的纷纷成立,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一方面竭力关照进步民主人士,并通过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部分军官做策反工作,成效显着。同时,中共团结各进步党派,谴责国民党的暴行,共同抵制非法“国大”的召开,拒不承认非法宪法,拒不参加改组政府,开创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良好互动模式。第四章主要介绍南京局在第二条战线开辟过程的作用。南京局为第二条战线的酝酿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领导了“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如“六二三”运动、反美抗暴运动等;二是发动工人进行经济与政治斗争,并支援学生爱国运动;三是领导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各地根据不同情况,隐蔽精干,等待时机;有组织地开展反“清剿”运动和反“三征”斗争;随着局势的发展,有规模地发动斗争,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第一条战线。第五章主要介绍南京局的宣传工作。南京局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国统区大力宣传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为此,南京局高度重视,一是形成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创办报纸、建立新华社分社等;二是坚持正确的宣传政策,一方面大力宣传中共求和平反内战的政策,另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事实反击国民党的诋毁,同时,注重宣传队伍建设,提高宣传水平;三是加强舆论宣传,扩大影响。在加强国内宣传的同时,注重国际交流,接见国外朋友和记者,联系国际团体及国际会议,主动阐述中共的政策,争取国际民主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结语部分主要分析南京局的历史意义以及经验与特点。根据前五章的研究,分析南京局的历史意义,总结其经验及特点,阐释美苏调整对华政策,南京局对和平的最后努力及南京局使命的结束。
秦文平[5]（2019）在《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段祺瑞政府是民初执政时间较长的中央政府,其治国理政方略对民初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大。政府执政时间自1916年6月29日段祺瑞受命组阁到1918年10月10日段祺瑞辞职,存续两年四个月。中间虽短暂辞职,但终能再掌权柄。在政府运行期间,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以稳定中央政权。学界对段祺瑞政府的研究多集中于“府院之争”、“参加一战”、“皖系独裁”等具体的政治军事事件上,而未将段政府置于民初社会的整体环境中予以系统考察。本文拟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以及这届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施政措施及其效果进行分析,以窥探段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评价其施政得失,从而全面、客观地认识这届政府。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缘起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本章先分析洪宪帝制覆灭后中国南北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然后叙述段棋瑞受各方推戴组织政府的概况。第三部分介绍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举措。首先,清除帝制势力。针对帝制残余,政府坚决打击洪宪帝制祸首、反对张勋复辟。其次,加强中央集权。政府推出改造国会和武力统一两大举措以加强中央政府权威。第四部分论述段祺瑞政府的经济政策。段政府组成后,财政总长陈锦涛即提出整顿经济的两点方针:一、恢复原状。二、整理财政。此后,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的有利时机,在财政金融、工商业、农业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第五部分探讨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政策。段祺瑞政府承袭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并加以完善,在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民初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六部分为结语。对段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分析,以综合、客观地评价政府的治国理政举措。本文通过梳理段祺瑞政府成立的背景及其治国理政举措,认为段政府治国理政的举措是符合民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的,其效果也是可圈可点的。民初中国社会新旧并存、矛盾兼与,亟待革新。段政府顺应时代要求,积极维护共和国体、加强中央权威,推进农工商建设、发展教育事业,为民初社会的发展尽心尽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中央权威羸弱、内部官僚腐败、各省督军抵制,因而这些政策的执行范围和力度是有限的,最终因派系纷争,政府下台,改革落下帷幕,这也是政府始料未及的。
黄健峤[6]（2019）在《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文中提出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2014年5月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稳步开放境外个人直接投资境内资本市场”,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会议更是明确要“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受惠于政府的重视,A股市场向海外投资者开放的各类改革也在近年快速推进,如:已经得到落实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以及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富时罗素指数体系,还有即将启动的沪伦通和刚刚被提上日程的沪德通等。这一系列资本市场开放政策中,以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基础的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最为典型和代表,引发了投资者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因此,在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探讨股票市场开放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然而,与政府的努力、投资者的热情不同的是,目前国内外关于股票市场开放和外资持股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股价波动、股利政策、投融资行为和经营效率等的讨论,且多采用多个国家或资本市场的国别检验,往往很难排除不同国家具体国情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干扰;而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有研究却鲜有关注到其资本市场开放的影响,尤其是缺乏从微观层面探讨我国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及其相关经济后果的文献。实际上,对影响公司信息环境因素的探讨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此,本文以我国股票市场上沪港通、深港通的启动这一分步实施的互联互通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数据,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迎合理论等,顺应着信息流的方向,通过控制公司固定效应及年度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分别从信息的供给、解读及经济后果等维度探讨了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的具体影响。论文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从信息供给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显着增加了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的数量,降低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有利于公司信息披露数量和信息质量的提升;而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融资需求较高的企业、机构持股较少的企业以及没有QFII持股的企业;进一步地,股票市场开放促使了公司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审计投入的增加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了公司自愿性业绩预告数量的提升和盈余管理程度的下降,意味着上述三者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信息披露数量和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其次,从信息解读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和股价崩盘风险,这意味着随着股票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市场上的投资者越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包括与公司相关的负面消息,增强了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而股票市场开放对股价同步性和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不具有政治关联关系的企业、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当中,说明政府背景和资本市场信息中介发达程度会对股票市场开放在微观层面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此外,股票市场开放提升了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并抑制了管理层的过度自信,意味着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提升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的降低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股价同步性、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渠道。再次,从经济后果维度看,股票市场开放显着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而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水平较好的公司当中,具体表现为对于分析师关注度更高的公司和媒体关注度更高的公司,股票市场开放对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另外,股票市场开放会通过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降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来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说明公司信息环境的改善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意味着股票市场开放能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综合上述研究内容和研究发现,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不仅丰富了国内股票市场开放的研究,还补充了国际上关于外资持股及股票市场开放的相关研究,并提供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独特证据。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外虽然已有部分文献关注了股票市场开放过程中外资股东的特殊影响,但集中于对股价波动、股利政策、投融资行为和经营效率等的讨论,且多基于跨国家或资本市场的国别检验,较少有对公司信息环境的系统研究。与成熟资本市场较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不同,中国上市公司面临着较差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信息环境,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检验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信息环境的作用将提供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强有力的证据;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已有文献大多很难厘清外资持股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设计则不仅巧妙地降低了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还拓展了这一领域文献,从而对于后续类似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本文拓展了中国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相关研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被认为是相对不透明的。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改善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股票市场开放能够显着改善公司的信息环境,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为改善新兴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水平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现有对公司信息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本研究还具有较强的实践和政策启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一直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积极响应了近年来中央政府关于“提高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改革精神,为互联互通机制的有效实施乃至后续资本市场的深度开放提供丰富的证据支持,表明有序吸引外资参与到内地资本市场建设中来大有裨益,突出了外资政策透明、稳定、可预期对于我国微观企业乃至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系列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谭淼[7]（2018）在《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虽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会员大会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质上已长时间停摆,同时证监会对总经理、理事长以及副理事长具有直接任命权,证明证监会对常态化运行的总经理与理事会制度具有强影响力。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由此分离为名与实两部分——名为会员制,实为证监会集中管理的准行政机关。学者常批评交易所准行政机关的现状使其缺乏独立性。但实际上组织形态的名与实分离是为了适应制度环境与现实环境不同的要求,实质组织形态具有其存在合理性。名义上采用会员制是90年代交易所初创时模仿世界主流交易所形态以增强交易所存在合法性的方式。而实质的组织形态则需要回应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1990至1997年地方政府管理下的沪深两市相互竞争的历史可以观察到中央与地方在交易所管理权上的博弈。这场竞争显示出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市场的容量而非质量,对市场参与者监管放松从而发生负面事件,由此促使证监会诞生以及交易所管理权收归至证监会。捷克与波兰的证券市场发展经验对比说明转型经济体证券市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英美自发地形成证券市场模式不同,转型国家自上而下地发展证券市场,一开始就需要强势的行政机关以及规定高质量信息披露的法律。行政强势也会影响交易所的组织形态,在行政监管强势的波兰,华沙交易所为国有,展示了区别于英美会员制、公司制以外的组织形态的可行性,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我国交易所实质组织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韩毅勇[8]（2016）在《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文中认为由于朝鲜战争后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以及国民党实行的政治集权、经济推进的政策,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到1970年代初,台湾经济、教育及社会结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就,中产阶级阶层崛起。一部分受过国外或台湾本地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精英利用台湾当局领导人新老交替之际短暂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掀起“青年问政运动”,强烈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开启了战后台湾史上意义重大的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陈鼓应是这些青年知识精英中的一员。陈鼓应是生于福建长汀客家地区的“外省人”,受到过台湾大学殷海光等思想家自由民主观念的熏染,自始至终参与了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七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大学杂志》的创办可谓七十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起点,表现为新生代知识精英的“青年问政运动”。陈鼓应在其中担任编委,参与发表过《给蒋经国先生的信》、《国是诤言》、《国是九论》等重头文章,与其他编委一起呼吁台湾当局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大学杂志》问政期间,钓鱼岛问题爆发,引起海外和台湾青年学生的保钓运动。陈鼓应和《大学杂志》知识人群体积极参与到爱国保钓舆论中,且在保钓中自觉将学运从对外扞卫领土的方向引导到向内追求自由民主的方向。陈鼓应以台湾大学教师的身份在校园内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发展民主生活、开放学生运动,反响极为热烈。不过,在学生运动中也引发“民族主义论战”,“统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随着蒋经国接班大势确定,接班团队成形,当局遂恢复了对言论的控制,校园民主运动遭受打击。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发生和《大学杂志》群体的分裂,宣告“青年问政运动”和校园的学生运动均以失败告终。然而,社会运动之火既已点燃,便很难真正扑灭。陈鼓应等追求政治革新的知识精英逐渐将视线从校园内转移到校园外,推动社会改革的方式也逐渐由言论的参与向行动的参与转变。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起了维护人权的运动。当时台湾仍处在戒严时期,人权运动的展开多为隐蔽的、分散的,有时需要配合国外的组织和个人来进行。70年代后期出现突破这种隐蔽、分散性的新型社会运动机会,这便是新一轮台湾地方选举的时间到了。从《大学杂志》集团分裂出来的张俊宏、许信良等本省人,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意利用合法参选的时机,逐渐与基层民众结合,发展出公开的、较大规模的自由民主和政治抗议运动。陈鼓应等外省知识分子也参与到选举当中。虽然不同省籍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认同上已经出现分歧,但他们在自由民主这一共同目标下暂时搁置了争议。正当这场公职选举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发生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事件,蒋经国借此宣布选举延期举行、停止竞选活动,使运动戛然而止,遭受重挫。陈鼓应所全程参与的台湾七十年代社会运动,显示出多种意义。其一,从中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转型不是蒋经国晚年一纸文书解除戒严那么简单,而是台湾中产阶级崛起后,社会精英一波一波逐层推进的反抗运动所积累的结果,当局最后的退让是情非得已的选择。其二,从中可以看到外省籍知识分子在台湾政治转型历程中的奋斗、牺牲和贡献,不像当代一些台独人士所宣称的民主是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翻身”,台独派以民主为名谋求去外省化、去中国化,是毫无根据的谬论。其三,从中可以看到,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一对重要范畴,民主与民族的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向。1949年之前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时期,社会民主运动常常表现为服从急迫的民族使命,民族压倒民主,这种情形在国民党退到台湾初期仍然延续,但到了七十年代,从中产阶级内生的民主运动,却能表现出求民主之同存统独之异的一面,这种特别年代里民主先于民族的现象所形成的反差,特别值得精细了解历史运动的学者观察。
张旭杨[9]（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YU ZHEN[10]（2016）在《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为消除资本市场的信息障碍,提高财务报表的可比性,令世界各地企业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中得到最优的估值及投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1年初重组,2003年6月公布了IFRS第1号,随后IFRS得到了不断地充实、改进和完善。2005年欧盟的上市公司强制执行该准则,同年美国将本国会计准则转向IFRS趋同。2006年2月中国公布了全面趋同IFRSs的新版会计准则,同年7月日本金融厅企业会计审议会发表了《会计基准のコンバージェンスに向けて（意见书）》（面向会计准则的趋同（意见书））,其中包括了将IFRS纳入视野以及强制采用的路线图。本文通过运用对比的方法,在对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企业会计准则和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际企业会计准则,就它们制定的组织体系、历史沿革进行了简洁的对比,重点就三套准则在存货、固定资产、准备金、金融工具、商誉、销售收入、销售成本、资产减值等主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处理规定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进而以日本板硝子株式会社2012年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数据为例,根据分析结果所得出的映射关系对会计报表进行了由JGAAP至CAS的转换,同时就三套准则之间的差异对财务报表净损益的影响进行说明和分析。从而说明在本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导入和趋同的过程中,企业会计准则的以新代旧会直接导致企业财务报表结果发生变化。本文研究意义在于,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投资者向近邻的日本乃至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时,可以根据本文所述的转换方法及理论,将日本当地的财务报告转换至适宜的中国财务报告,使投资时所必要的财务情报分析更加简易化。反之,其它国度的投资者也可参考。同时,根据该映射关系可以运用至新兴的XBRL系统中进行程序编制从而加快转换的速度以及准确性。
二、2003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理论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模式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体制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协调 |
| 第四节 宏观审慎监管 |
| 第二章 “一行”集中监管时期(1978-1992) |
| 第一节 1978-1992 年集中监管体制的运行方式 |
| 一、监管主体:一行 |
| 二、监管客体: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
| 三、监管方式:现场稽核 |
| 第二节 1978-1992 年集中监管体制的效率和特征 |
| 一、集中监管体制的效率 |
| 二、集中监管体制的特征 |
| 第三章 “三足鼎立”分业监管时期(1992-2003) |
| 第一节 1992-2003 年分业监管体制的运行方式 |
| 一、监管主体:三足鼎立 |
| 二、监管客体: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
| 三、监管方式:现场稽核和非现场稽核 |
| 第二节 1992-2003 年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和特征 |
| 一、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 |
| 二、分业监管体制的特征 |
| 第四章 “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时期(2003-2017) |
| 第一节 2003-2017 年分业监管体制的运行方式 |
| 一、监管主体:一行三会 |
| 二、监管客体:存款类金融机构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
| 三、监管方法: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 |
| 第二节 2003-2017 年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和特征 |
| 一、分业监管体制的效率 |
| 二、分业监管体制的特征 |
| 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京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重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成立 |
| 第一节 南京局成立的历史背景 |
| 一、战后苏联对华政策 |
| 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
| 三、国民党的对共政策 |
| 四、中共的应因之策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组织系统 |
| 一、中共中央南京局的组织机构 |
| 二、中共中央南京局下属各级党组织 |
| 第二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与南京谈判 |
| 第一节 中原解围:“应先解决中原问题” |
| 一、中原内战“一触即发” |
| 二、视察宣化店 |
| 三、缓解中原危局 |
| 四、营救转移突围人员 |
| 第二节 东北停战谈判 |
| 一、东北内战问题之由来 |
| 二、让出长春换和平 |
| 三、力促六月休战谈判 |
| 四、再次作出重大让步 |
| 第三节 谈判黄河归故 |
| 一、历史复杂的黄河归故 |
| 二、“先修故道再堵决口” |
| 三、谈判善后救济 |
| 第四节 支持第三方面奔走和谈 |
| 一、从五人直接会谈到五人小组会谈 |
| 二、为了教育人民 |
| 三、愤责折衷方案 |
| 第三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与统战工作 |
| 第一节 “千百颗子弹打在一个标的上” |
| 一、各民主党派的建立 |
| 二、“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注” |
| 三、“为奔走和平之举” |
| 第二节 “至诚至勇反内战” |
| 一、下关:“你们的血不会是白流的” |
| 二、昆明:“暗杀枪声已洞穿一切政治欺骗” |
| 三、成都:“为民主必须反特务” |
| 第三节 “再接再厉争民主” |
| 一、共同抵制伪“国大” |
| 二、拒不承认伪“宪法” |
| 三、“绝不参加一党独裁之政府” |
| 第四节 “造成最广泛的阵容” |
| 一、“在军队中进行有力的系统工作” |
| 二、争取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 |
| 第四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与第二条战线的开辟 |
| 第一节 “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 |
| 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学生的政策 |
| 二、领导上海学生游行 |
| 三、抗议美军暴行 |
| 第二节 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 |
| 一、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人的状况 |
| 二、领导工人经济斗争 |
| 三、领导工人政治斗争 |
|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民变运动 |
| 一、蓄势:“保存力量,隐蔽待机” |
| 二、反抗:反“清剿”反“三征” |
| 三、角力:“实行小搞,准备大搞” |
| 第五章 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宣传工作 |
| 第一节 “活泼多样的宣传形式” |
| 一、召开新闻发布会 |
| 二、“办报就是打政治仗” |
| 三、建立新华社南京分社 |
| 第二节 贯彻党的宣传方针 |
| 一、宣传要赢得人心 |
| 二、以真实批驳谣言 |
| 三、加强宣传队伍建设 |
| 第三节 宣传“也要讲究统战政策” |
| 一、争取中立报纸 |
| 二、统战记者工作 |
| 三、海外沟通与宣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编刊史料 |
| (二) 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段祺瑞组织中央政府的背景 |
| 第一节 洪宪帝制覆灭后的中国政局 |
| 一、袁世凯退位与否引发的争论 |
| 二、新旧《约法》之争 |
| 第二节 段祺瑞受命组阁 |
| 一、组阁概况 |
| 二、组阁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举措 |
| 第一节 惩办洪宪帝制祸首 |
| 第二节 反对张勋复辟 |
| 第三节 改造国会 |
| 第四节 武力统一 |
| 小结 |
| 第三章 段祺瑞政府的经济政策 |
| 第一节 财政金融政策 |
| 第二节 工商政策 |
| 第三节 农业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修订“壬子癸丑学制” |
| 第二节 发展普通教育的政策 |
| 一、小学教育 |
| 二、中学教育 |
| 三、普通高等教育 |
| 第三节 重视师范教育的政策 |
| 第四节 推广实业教育的政策 |
| 小结 |
| 结语—段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
| 2.1 我国A股市场开放的制度背景 |
| 2.2 文献综述 |
| 第3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理论与识别 |
| 3.1 理论基础 |
| 3.2 内部有效性分析 |
| 3.3 股票市场开放与微观企业行为:影响机制分析 |
| 第4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披露 |
| 4.1 文献回顾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股票市场开放与资本市场信息解读 |
| 5.1 文献回顾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股票市场开放、信息环境与资源配置效率 |
| 6.1 文献回顾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文献综述 |
| 一、基本现状 |
| 二、核心文献 |
| (一)为什么需要交易所自律监管 |
| (二)对转型国家证券市场自律监管力量弱小现象之解释 |
| (三)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改革 |
| (四)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足 |
| 研究路径及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探析 |
| 第一节 对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法律规定的分析 |
| 第二节 对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现实情况的分析 |
| 第二章 会员制:增强组织合法性的制度选择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组织形态选择的逻辑 |
| 第二节 模仿主流组织形态:提高交易所存在合法性 |
| 第三章 证监会集中管理下的交易所:对盲目竞争的纠正 |
| 第一节 梳理历史:交易所管理权从地方至中央的过程 |
| 一、1990年12 月至1992年10 月:地方政府管理时期 |
| 二、1992年10 月至1997年7 月:证监会设立,中央与地方双重管理时期 |
| 三、1997年7 月至今:建立集中统一证券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总结历史:集中的证券监管体制是现实环境的需要 |
| 第四章 强势的行政监管:转型国家可行的选择 |
| 第一节 制度比较:独立监管机构与信息披露之重要性 |
| 第二节 交易所组织形态比较:政府控制力差异 |
| 第三节 市场表现比较:转型国家监管模式之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8）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宗旨与史料来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1970年代的台湾社会 |
| 一、经济的快速发展 |
| 二、教育的发展普及 |
| 三、社会结构的转变 |
| 四、1970年代台湾的政治困境 |
| 五、社会精英的重新活跃 第二章 陈鼓应的教育养成及学思历程 |
| 一、客家精神的熏陶的少年时代 |
| 二、大学时代的思想启蒙 |
| 三、师从方东美与殷海光 第三章 《大学杂志》与台湾社会运动的启动 |
| 一、台湾青年知识精英的聚集 |
| (一) 第一次社会青年人士座谈会 |
| (二) 两次座谈会建言要点 |
| 二、《大学杂志》的改组 |
| (一) 座谈会如何促成《大学杂志》之改组 |
| (二) 1971年改组前的《大学杂志》 |
| (三) 《大学杂志》的改组 |
| 三、陈鼓应与《大学杂志》大联合时期的议政 |
| (一) “无害的初创期” |
| (二) 大联合时期的书生论政 第四章 陈鼓应与台湾的学生运动(上) |
| 一、校园民主抗争的滥觞：台大“保钓运动”的兴起 |
| (一) 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由来 |
| (二) 海外“保钓运动”的兴起 |
| (三) 《大学杂志》与“保钓” |
| (四) 台大的“保钓运动” |
| 二、陈鼓应与保钓运动的转向 |
| 三、“小市民心声事件” |
| (一) 《中央日报》发表“一个小市民的心声” |
| (二) 《大学杂志》对“市民心声”的回应 |
| (三) “小市民心声事件”的影响 第五章 陈鼓应与台湾的学生运动(下) |
| 一、民族主义座谈会 |
| (一) 海外留美华人民族热情的高涨 |
| (二) 民族主义座谈会的召开 |
| 二、民族主义论战 |
| (一) 民族主义座谈会背后的玄机 |
| (二) 针锋相对的论战 |
| 三、陈鼓应与台大哲学系事件 |
| (一) “职业学生”事件 |
| (二) 台大师生抓捕、约谈事件 |
| (三) 台大哲学系事件与《大学杂志》集团的分裂 第六章 陈鼓应与台湾人权运动 |
| 一、台湾戒严时期的人权状况 |
| 二、1970年代台湾的人权救援工作 |
| 三、陈鼓应对台湾人权运动的参与 第七章 陈鼓应与“党外”选举运动 |
| 一、台湾的“民主假期” |
| 二、“党外”势力的凝聚 |
| (一) “党外”势力的崛起 |
| (二) “党外”选举运动的铺开 |
| 三、选举运动中的陈鼓应 |
| (一) 陈鼓应参选的原因 |
| (二) 突然降临的“延期选举” 结语 |
| 一、1970年代台湾的社会运动的升级及陈鼓应的角色 |
| 二、197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中的民主与民族 |
| 三、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与台湾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致谢 |
（9）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史略 |
| (一) 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 |
| (二) 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至今海峡两岸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二、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的回顾 |
| 三、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及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简评 |
| (一) 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二) 广西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四、选题缘由与本文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与原则 |
| 五、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 (一) “抗战损失”概念的界定 |
| (二) 时间、地域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战前、战时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 |
| 一、四大城市战前和战时的经济建设成就 |
| (一) 农业 |
| (二) 工商业 |
| (三) 手工业 |
| (四) 交通业 |
| 二、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 |
| 第二章 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的暴行与掠夺 |
| 一、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 |
| (一) 伪暴力机构 |
| (二) 伪行政机构——维持会 |
| (三) 日伪及汉奸们的日常“事务” |
| (四) 日伪组织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 |
| (五) 日伪组织统治造成的危害 |
| 二、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暴行 |
| (一) 轰炸 |
| (二) 焚烧 |
| (三) 屠杀 |
| (四) 经济抢掠 |
| (五) 性侵犯 |
| (六) 文物古迹的毁灭 |
| (七) 强征劳工 |
| 三、对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统治、暴行与掠夺的基本认识 |
| 第三章 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及广西的背景和战争概况 |
|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造成的损失 |
| (一) 人口损失 |
| (二) 财产损失 |
| 第四章 日军第二次入侵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二次入侵的背景、经过及后果 |
| 二、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损失 |
| 三、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人民财产损失 |
| (二) 机关团体损失 |
| (三) 公务员役财产损失 |
| (四) 交通事业损失 |
| (五) 工厂、公用事业及矿业损失 |
| (六) 合作社损失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总损失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一) 两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二) 空袭造成的人口损失 |
| (三) 士兵伤亡损失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空袭造成的财产损失 |
| (二) 海关口岸的损失 |
| 第六章 四大城市抗战损失评析 |
| 一、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 |
| 二、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特点 |
| 三、四大城市损失的原因 |
| 四、四大城市损失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人口与财产损失增补表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阵亡将士英名录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用语一览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二章 比较对象概况 |
| 2.1 国际会计准则(IFRSs)概略 |
| 2.1.1 IFRSs的发展进程 |
| 2.1.2 IFRSs制定及编写机制 |
| 2.1.3 IFRSs内容 |
| 2.2 日本企业会计准则(JGAAP)概略 |
| 2.2.1 JGAAP的发展进程 |
| 2.2.2 JGAAP制定及编写机制 |
| 2.2.3 JGAAP内容 |
| 2.3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CAS)概略 |
| 2.3.1 CAS的发展进程 |
| 2.3.2 CAS制定及编写机制 |
| 2.3.3 CAS内容 |
| 2.4 JGAAP,CAS以及IFRSs的制定机制、准则构成、进展特点的比较 |
| 2.5 形成差异的背景 |
| 2.5.1 会计的启蒙与发展 |
| 2.5.2 会计差异形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务报表项目比较分析 |
| 3.1 财务报表的资产项目分析 |
| 3.1.1 资产要素(Asset) |
| 3.1.2 存货(Inventories) |
| 3.1.3 固定资产(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
| 3.1.4 准备金(Reserve) |
| 3.1.5 或有资产(Contingent assets) |
| 3.1.6 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 |
| 3.1.7 金融工具(Financial Instruments) |
| 3.1.8 商誉(Goodwill) |
| 3.1.9 投资性房地产(Investment Property) |
| 3.2 财务报表的负债要素分析 |
| 3.2.1 或有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ies) |
| 3.2.2 递延收益(Deferred income) |
| 3.3 财务报表的所有者权益要素分析 |
| 3.4 财务报表的收益要素分析 |
| 3.4.1 收益要素(Revenue) |
| 3.4.2 销售商品(Sale of goods) |
| 3.5 财务报表的费用要素分析 |
| 3.5.1 研发费用(R&D) |
| 3.5.2 借款费用(Borrowing Costs) |
| 3.5.3 资产减值(Impairment of Assets) |
| 3.6 财务报表的利润要素分析 |
| 3.7 合并会计报表 |
| 3.7.1 公允价值(Fair value) |
| 3.7.2 合并财务报表条例(Regulations of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
| 3.8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企业案例分析 |
| 4.1 企业背景 |
| 4.2 现有报表概述 |
| 4.3 报表重编 |
| 4.3.1 重编理论依据 |
| 4.3.2 实施内容 |
| 4.4 案例现有报表项目详解 |
| 4.4.1 流动资产 |
| 4.4.2 非流动资产 |
| 4.4.3 个别公示项目 |
| 4.4.4 営业利益 |
| 4.4.5 当期利益 |
| 4.5 NSG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束语 |
| 5.1 主要工作与创新点 |
| 5.2 后续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四、2003年12月海外证券市场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D]. 朱可鑫.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1978-2017）[D]. 周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京局研究[D]. 朱凤强.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段祺瑞政府与民初社会发展研究（1916-1918） ——以经济、教育为中心[D]. 秦文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6]股票市场开放与公司信息环境 ——基于互联互通机制分步实施的准自然实验[D]. 黄健峤. 中央财经大学, 2019(11)
- [7]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态的法律分析 ——以名与实分离之现状为切入点[D]. 谭淼.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8]民主与民族：陈鼓应与台湾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D]. 韩毅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9]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10]中日以及IFRSs会计准则主要项目比较研究[D]. YU ZHEN.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