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文身、抽烟、喝酒、说脏话，但我知道我是个好女孩。
水文情况预报的工作当中抗旱工作的具体途径非常多，其不仅是体现在对原始数据的调查，例如水文、降水量以及流量等，还需要做好相关部门以及相关数据的总结，全面性的分析与旱灾相关的各类数据情况，对于地区责任人应当积极做好相关抗旱数据的统计调查、分析以及旱灾出现之前的预防措施与建议。例如，以2014年的河南省为例，便可以通过水文情况预报实现数据的精确获取，并在灾害发生之前预先判断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从而做到资源的针对性分布，保障灾害所导致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一
根据齐泽克的说法，在后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一般的意识形态批评已经失去了其批判力，因为主体是自反性的主体。也就是说，主体会运用所学的社科知识，反思自己的处境。比如说，当我们指出，某种现象背后掩盖的是压迫性的社会事实，主体对此并不吃惊，因为他们始终知道这一点；比如说，当我们指出，某个“偶像”仅仅是被商业包装出来的消费品时，主体并不反驳，因为他们完全知道这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追逐行为。如果愿意观察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我们会发现青年人对自己处境的阐释方式，最终是“经济基础”和“社会压力”。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受困于“虚假意识”。有意思的是，这种自反性主体，却面临着更多的主体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自己”（be yourself）。
在今天，“自我”已经被体验为分裂状态。一方面，主体必须承担象征界的委任，做企业职工/子女等；另一方面，主体内部又存在另一个“自我”，可以和社会现实（reality，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理论中，现实是由象征界和想象界组成的）保持距离。有一则著名的网络谐语：虽然我文身、抽烟、喝酒、说脏话，但我知道我是个好女孩。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是一个精神分裂者的呓语吗？或者说，这是晚期资本主义典型的主体经验？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两者都是。这句话中实际上有两个“我”，一个是现实中的“我”（文身、抽烟、喝酒、说脏话），另一个是现实中的“我”坚信存在于主体之内，却没有实际显露出来的“我”（好女孩）。前一个“我”是现实中的主体，而后一个“我”则是想象界的自我形象。只有坚信主体能将这两个“我”统一起来的人，才会将这句话看作笑话。事实上，这则谐语更像是主体经验的谶语。何以如此？要从拉康说起。
为了满足辐射布置和尺寸相同的要求，还采用了在底模中设置模具的方法，即制作椽间空间尺寸的填料（采用方形木拼接），然后用钢钉将其固定于底模之上，刷隔离剂（确保取模时椽头角部不受损坏），根据放射线布置角部，并用木龙骨将椽头顶部整个固定住。
拉康将现代文明/资本主义定义为父性意象衰落的时代。主体的形成过程中，需要一个父亲形象 （未必是生物学上的父亲）作为主要的认同点，并且主体主要参考父亲形象确认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而在现代文明中，“父亲的象征性功能在日益遭到破坏，换言之，这一功能的述行效率正在消失，于是父亲不再被视为个人的理想自我或象征性权威的载体，而是被视为人的自我理想或想象中的竞争者，因此，主体永远不能真正 ‘成长起来’”。［1］齐泽克在这里不无讥讽地补充说，今天的年轻人即使到了三四十岁，也是“不成熟”的成年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理想自我 （ego ideal）和自我理想 （ideal ego）。在拉康的理论中，前者和想象界相关，指的是主体认同的可爱的形象；后者更多地和象征界相关，指的是凝视着主体或者主体凝视自己的位置，正是在这一位置的凝视下，主体才显得可爱。
基于上述论述，齐泽克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后意识形态社会的主体受困于一种自恋模式。这种自恋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体的两个基本症状。
其一，主体执着于“私我本真性”（private authenticity，季广茂将其译为“隐私本真性”）。想象界的自我（好女孩）不但被切实地经验为真实，被切实地在主体内部空间化，而且被视为是本真性的。我的象征身份是我不得不承担的，而“私我”才是真正的、原初的、不可复制的我。这里，在主体内部空间化的“私我”，并不同于启蒙运动以来，思想家所假定的主体内部的反思主体。反思主体是在世界中抽回自身，留下一段反思距离，以更好地理解现实。而“私我”是被主体切实经验到的，并且其存在就是为了和现实拉开距离。主体的典型态度是：我们不应该努力改变世界，而是通过投身于新型的 （精神、审美）主体实践——从慢跑、健身、旅游、自拍到沉溺于二次元、聆听精神启蒙课程、不断地更换网络面具等，来重塑本真性的“自我”，进而改变世界。主体“倾其一生致力于活着，致力于过上这样的生活——充满了越来越精致的、由人工刺激或诱发的小快乐”［2］。正是在此角度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周志强教授针对当前青春电影提出的“青春恋物癖”［3］概念——大众文化痴迷于青春期的面孔、故事和情感。青春、情感被安置在“私我”空间的重要位置之上，主体通过一遍遍地重温/想象它们来体验“私我”，并使其具象化。有意思的是，主体对“青春”“爱情”有着病态的迷恋，但是在现实中，完成认识、恋爱、保持亲密关系这一系列行为却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就涉及自恋的第二个症状。
手术费用目前仍是影响患者及家属决定手术方式的因素之一。本研究3节段组的手术费用明显低于5节段组（P＜0.05）。微型钛板使用数量的下降减少了手术费用，手术费用昂贵目前仍是微型钛板在临床推广应用的阻碍。对于需要行颈椎后路椎管扩大椎板成形术的患者，使用微型钛板固定的疗效虽然明显优于传统丝线缝合固定［14］，但其费用也远高于丝线缝合固定。因此减少微型钛板使用数量，可缩小两者之间的费用差距，更好的扩大微型钛板在颈后路椎管扩大椎板成形的应用。
“做自己”就是要一个人克服环境压力，发挥个人所独有的创造性潜能，最终达到自我实现。但是我们迟早会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是一种虚空，非要固执地“做自己”，“那么你除了变成智障外不会有什么收获”。［1］434简言之，“做自己”造成了齐泽克所说的悖论性的身份危机：后现代主体对自己毫无把握，找不到关于自我的“合适的面孔”。因此，齐泽克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体十分狂热，为强调其个体身份，不断采取强迫行为、用变本加厉的怪癖或越来越怪异的衣着等方式，极力填补这种空虚”。［1］43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年轻人不断地寻找面具，其症候在于不断地寻找“面具”这一姿态，而不是面具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葛优瘫”“养蛙”“佛系”“小猪佩奇”。“葛优瘫”背后是什么？“养蛙”背后是什么？“小猪佩奇”背后是什么？这一系列典型的问法都错过了最终的问题：为何主体强迫症似的坚持寻找一副“面具”？正是“寻找面具”这一姿态本身构成了真正的时代症状。
二
换言之，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父亲经常是有缺陷的，他不过是资本社会中的平庸劳动力而已。此时，承担主体的自我认同的功能的，是大众文化或亚文化。主体更多的是在超级英雄、爱豆、网络小说、游戏中，摄取理想自我。但是，这样的理想自我是完完全全的虚构，并不断地制造无限膨胀的主体体验。比如在网络小说中，主人公总是一个通过“个人奋斗”/“个人魅力”获得了巨大成就的主体，环境常常被设置为证明主体性的障碍。2018年年初在起点中文上更新完结的小说《超品相师》，主人公一路“打怪升级”，最终统一银河系，成为比女娲更高层次的生命体。有意思的是，《超品相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2016年完结的《极品相师》的改写。在《极品相师》中，主人公征服三界，最终成为新一届的玉皇大帝。这里的改写非常简单：从“极品”到“超品”，从一个膨胀的主体到另一个更加膨胀的主体。问题并不在于主体会误识这些作品，读者们完全知道网文的虚构性，以及逻辑上的不可能性。真正的问题是：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我依然如饥似渴地依赖它们。在拉康看来，自我的形成依赖于不断地摄取他者形象。今天，大众文化和亚文化提供的他者形象/理想自我，不断地在制造主体的象征身份之外的自我体验。
另一方面，正如齐泽克所描绘的，超我——社会权威在主体中的内在延伸——在现代社会并不采取禁令的形式，而是采取鼓励的形式，即鼓励“做自己”。可以看到，以富豪为代表的资本社会的成功人士，在各种演讲和提问环节，不断地呼吁年轻人“坚持自我”；只有“坚持自我”，才是真正的成功之道。而权力机器也采用类似的方式，不断地鼓励奋斗，奋斗的目标当然是个人的成功。主流话语时时提醒青年要自我反省是不是真的在努力奋斗，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社会权威所要求的“做自己”，实际上采用了一种规划成功之道的方式：“做自己”是通往成功的真正道路。超我对于“做自己”的介入，实际上使得主体面对了“做自己”的压力。
自恋模式也使得主体调整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齐泽克所说的后创伤主体 （post-traumatic subject）。对于主体而言，“‘他者’本身——真实的，有欲望的他者——被体验为创伤性的干扰力量，某种粗暴地干预我的 ‘本我’的封闭平衡的东西。不论这个他者做什么——如果他/她抚摸了我，如果他/她吸烟，如果他/她责备我，如果他/她以贪婪的目光看着我，甚至如果他/她对我说的笑话不发出由衷的笑——都是（至少说是潜在的）对我的一种自我空间的粗暴侵犯”［4］。
洪都拉斯是位于中美洲的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2004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030美元。同年，总人口710万的46%的居民居住在城市。洪都拉斯的两个主要中心城市，一个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另一个是国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圣佩德罗苏拉，合计约150万人。这两个城市对新鲜果蔬的需求，基本推动了新鲜果蔬供应链的变化。它们都有多数超市卖场和食品服务，这些都对新鲜果蔬有定期的特定要求。此外，一些农副食品企业也正在向位于两个主要中心城市中间和周围低人口城镇转移。
主体拒绝向真实的、有缺陷的、充满欲望的他者移情——“他还是个孩子，千万别放过他”；但是，主体全身心地向虚拟形象移情：爱豆、超级英雄、影视剧人物、小奶狗，等等。这些形象是安全的，无法触碰到主体的“本真性私我”。甚至，这些形象构成“本真性私我”的一部分，侵犯它们就是侵犯我。因此，为了爱豆，进行一场“战斗”也是值得的。毕竟，这不仅仅是为了爱豆的形象，也是为了主体的最为本真的自我。在此语境下，就更容易理解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由于具有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后现代主体对社会有着“现实主义”的认识。在中国，主体非常熟悉从经济出发观察社会的模式。主体将社会视为充满利益竞争的地方，其中经济地位决定个人位置。因此，主体常常和社会现实保持一种反讽性的距离，表现得超然、冷漠。但，国家是一个例外。国家形象，最典型的是《那兔》中的可爱的易受伤害的兔子形象。国家不是一个真的有血肉的他者，而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大他者。这个大他者以一种可爱的形象 （兔）出现，这是一个主体的理想自我疯狂投注的形象。伤害了这个形象，就等于伤害了最内在的我。国家的面孔是创伤性的，是被外部力量所创伤，而不是给主体制造创伤。主体遭遇到的一切创伤性经验，和国家无关。但是，国家 （或真实或想象性地）遭到了创伤性干扰，主体就将其等同于自我遭遇到了创伤。在国家问题上，主体并不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将其视为冰冷的“统治机器”。
循着齐泽克对认同的区分，再回到“熊孩子事件”。主体典型的评论模式是：男子下手有些重，但是熊孩子也是活该。“（虽然）……但是/不过……”这样一种拜物教思维，暴露了主体隐秘的认同位置。“但是/不过”前边一句是想象性认同，后边一句是象征性认同。“下手确实有些重”，说明了主体自己也不愿意承受“有些重”的暴力；而“但是/不过”，则说明了主体认同的位置，这是一个认可“弱肉强食”的视角。
三
行文至此，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问题。在后意识形态时代，一般的意识形态批评似乎失去效力。那么，意识形态失效了吗？齐泽克的回答是：并没有。齐泽克认为，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忽略了一个关键环节：形式。在齐泽克看来，形式具有述行力量，它会在无意识当中自动产生认同。一个普通人，在参加纳粹仪式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信仰 （纳粹主义）；一个人在升旗仪式或者国歌合唱中，发现自己深入骨髓的民族主义信念。形式的述行力量总是使主体回溯性地建构某种信仰。因此，意识形态的目的，是要求形式的一致性，而非对意识形态内容的接受。后意识形态的主体是这样的态度：我知道表象背后是特殊利益，然而我依然遵守这种形式。通过齐泽克这一洞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后现代主体的真正的认同点。不过，这里还要引用齐泽克的一组概念。
“（虽然）……但是/不过……”在今天是一种普遍的拜物教思维。“我知道企业都在剥削员工，（不过）社会就是这样子啊”；“我知道影视剧/网络小说是虚假的，我就是愿意看啊”；“我知道爱豆是包装出来的，但是我就是喜欢啊”；“这个社会，金钱、权力、关系决定一切，但是这就是事实啊”；“我知道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危险的，但是表达爱国之情是我的自由啊”；“我知道农民/农民工是受到制度性排斥的，但是资源有限只能这样啊”……即使没有出现明显的形式标志 （“但是”“不过”），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这种思维。这些表述里隐含的认同点，是一个完全认可由利益、权力主宰秩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在数字资本主义崛起的当下，想象性认同伴随着孤独经济的崛起，似乎具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一方面，权力机构越来越借用二次元的逻辑来争取青年的认同，另一方面，资本也不断地将想象性认同纳入消费逻辑。对于前者，国家越来越借助可爱的形象 （兔子）、表情包、二次元话语来争取政治认同。对于资本而言，文化产品中的人设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对想象性认同/理想自我的迷恋，可以从两个例子里管中窥豹。一者是全球宅男的偶像——初音未来。初音未来首先是一个声音合成软件，其后又被设计出漫画形象，以及人设。就是这样一个虚拟偶像，她的歌曲一度登上各种流行榜单的榜首，她在东京、中国香港、上海、新加坡、洛杉矶的演唱会场场爆满，现场粉丝异常热情。这个扎着马尾永远十六岁的“世界第一公主殿下”，构成宅男粉丝想象中的主人，宅男粉丝们则自称骑士团，永远忠于公主殿下。一者是在国内爆款的直播平台——抖音。抖音上，满屏都是可爱的形象，少男少女、猫猫狗狗，以及孩子，这些可爱的形象可以让人沉溺其中，一刷就是半天。这些短视频有什么叙事要素、视觉/听觉奇观吗？没有。只要“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就能获得快乐。
这种情况和毛泽东时代截然相反。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形象，一切文艺作品，一切声音，都要和革命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一切都是有关“历史进步”的象征性认同。但是，象征性认同在今天并没有失去效力，看起来和宏大话语保持距离的主体，依然暗中认同着一些东西。
当前的实验课程设置与学科建设、科研项目相对独立，联系不够紧密。学科建设和科研成果没有在实验教学上得到充分利用，科研成果没有及时转化为实验项目，不利于实验教学内容和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大型作业、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工程实践能力。
那么，如何理解主体此种自恋模式的凸显呢？或者说，父性意象的衰落、超我的鼓励姿态使得主体分裂出想象的自我，那么，又是什么将这个“自我”形塑为上述的自恋主体呢？拉克劳和墨菲在其著作《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国内译本译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借用拉康的“根本不存在性关系”的说法，认为“根本不可能有社会这样的东西”。社会可以将自身建构为某种客观事实或可知的现实，但是必定存在抵制象征化的剩余物。这个抵制象征化的剩余物就是不堪忍受的、实在界的、不可能的内核，社会正是围绕着这个内核建构起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拉克劳和穆菲将这个内核称为“对抗”，齐泽克将其解读为“无法符号化的、创伤性的社会分工”［5］。社会分工不但使个人异化，而且导致了无法弥合的社会分化 （资本方和工薪方）。这种对抗可以说是齐泽克所说的“刺穿了社会躯体 ‘垂直’对抗”［2］74。“垂直”对抗总是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因此常常会被置换或者翻译为“水平”对立 （制造一个本真性的自我，将他者体验为创伤性干扰）。在这个意义上说，主体的自恋模式事实上是对“垂直”对抗的象征表达。社会对抗的内核越是坚硬，主体越是自恋。
齐泽克将认同分为想象性认同（imaginary identification）与象征性认同 （symbolic identification，季广茂译为“符号性认同”），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简单地说，想象性认同是对这样一种形象的认同，我们以这种形象显得可爱，这种形象代表着 ‘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象征性认同则是对某个位置的认同，别人从那个位置观察我们；我们从那个位置审视自己，以便我们显得可爱，显得更值得别人爱。”［5］147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认同并不是平行的，象征性认同是支配性的。比如某种极端的女性特质的认同，某个女性认同的形象是脆弱、温柔的形象，她也如此表现。但是，在象征层面，她认同的是父性的凝视。正是在父性的凝视下，她如此表现才显得可爱。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看起来不包含认同的言行，也可能有着深层的认同政治。比如，小猪佩奇中的“佩奇”是一个昵称，暗示的纯真、可爱的个体形象，因此，“小猪佩奇”包含着主体的想象性认同。但是，“斯大林”这个称呼则截然不同。斯大林是姓氏，在俄文中的意思是“由钢铁制成”，暗含着“历史进步 （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铁律”，因此，“斯大林”包含着主导性的象征性认同。
主体将真的、有欲望的他者体验为创伤性的干扰。干扰的是什么呢？是“私我本真性”的内在空间。注意，这里的创伤性体验，未必是现实中的真实经验，只要在想象中构成创伤体验即可。比如，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不久之后，论坛通过新的故事形式塑造了“恶婆婆”“凤凰男”两个主要的带来创伤性体验的他者形象。而对“恶婆婆”“凤凰男”的创伤性体验，直接指导了主体的实践活动。在众多的网络相亲帖中，出身一般，行为或言谈和女性期待不符的男性都会被指认为“凤凰男”，并被镶嵌进“极品”/“奇葩”的叙事框架。最近，熊孩子/坏老人也有类似遭遇，尤其是熊孩子——相较而言，中年男人只得到“油腻”的称呼则幸运很多。这两年，整个社交网络在论坛中汲取素材，不断地演绎“熊孩子”故事，最终使得“熊孩子”成为又一个投射创伤体验的他者。在公共空间，当然不应该大声喧哗，不应该跑动、打闹。但是，作为尚未完全社会化的小孩子，在公共空间理应得到更多的忍耐。但是，后现代主体并不以此为然。“熊孩子”的声音或动作，侵犯/伤害到了“私我本真性”的空间，于是变得不可容忍。2018年4月，一段公交车上的监控视频在社交网络上流传。视频中，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儿童说了些什么，儿童轻踢了男子的手背。男子突然爆发，站起身来，用过肩摔的方式将孩子摔倒，并连续用脚踩踏儿童的头部。视频下的评论，令人毛骨悚然。收到“赞”最多的，以及评论数量最多的，是以下类型的评论：终于有人收拾熊孩子了/熊孩子碰上熊大人/现在被教训以后就老实了/他干了我不敢干的事儿。在这里，主体拒绝向真实的他者移情，却固守想象中的被“熊孩子”伤害的自我体验。因此，主体总是怀着创伤心态/戒备心态接近他者。这种情形下，真正的爱情是无法发生的。
因此，正如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并没有失效。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自反性主体具备了刺穿“虚假意识”的知识和能力，但是主体依然屈服于拜物教式的话语和思维方式，而形式则述行式地产生了信仰。于是，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吊诡的主体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反讽性地远离象征性认同所蕴含的公共价值和政治理想，退回到本真的“私我”；一方面，又极度认可由利益和权力主导的社会秩序，按照“成功者”的要求打造自己。
注释
螺内酯通过与细胞内的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作为醛固酮的竞争性抑制剂发挥药理作用。在临床上已经使用了近40年，对其作为醛固酮抑制剂的药理作用机制也比较清晰［12－13］。近年来螺内酯与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之外的作用被逐渐发现和报道，Sønder等［14］的研究显示，螺内酯对血液单核细胞的免疫活性具有抑制效应，同时发现3～30 μmol/L的螺内酯能够显著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还可以显著降低转录因子NF-κB的活性和IκBα的磷酸化并呈现盐皮质激素受体的非依赖性。
［1］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 ［M］.应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19.
本组收治的支气管哮喘患者共20例,男12例,女8例,年龄在20~65岁之间,平均年龄(40.31±2.75)岁,病程在2~10年之间,平均病程(5.76±1.42),轻度患者6例,中度患者10例,重度患者4例。
［2］［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M］.季广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02.
［3］周志强.这个时代的“青春恋物癖”［J］.艺术广角，2015（2）：4—8.
［4］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 ［M］.胡大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4.
［5］［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第二版）［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50.
《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译林出版社，2015
《敏感的主体》，［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二版），［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陈琰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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