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人和伊壁鸠鲁都处在社会动荡时期，虽然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但他们都在所处的环境中感到了绝望与痛苦。在这种境遇之下，他们借鉴前人的思想，结合实际情况为自己或他人指明了一条通往快乐的道路。他们对快乐的看法有相似性，但在解决方式上有一些区别。从“贵舒意”和王阳明心学着手，结合晚明文人的寻乐方式，从理性与道德两个方面，分析晚明文人的生活观与伊壁鸠鲁快乐主义之关系,对当下共享快乐生活具有价值。
［关键词］快乐主义；生活观；伊壁鸠鲁；晚明文人
晚明时期，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朝廷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同时受到王阳明心学、庄子、魏晋风度、禅宗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们从关注仕途的发展转向了对自我日常生活情趣的追求，奉行着一种类似快乐主义的“贵舒意”生活观。其核心是偏向自我的生命价值观取向以及寻求符合心意欲求的自足感。伊壁鸠鲁（Epicurus）生于公元前341年，卒于公元前270年，生活在希腊动荡的时代，他继承并发展了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的享乐主义，认为灵魂之乐要远远高于感官快乐，前者才是持久的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晚明文人和伊壁鸠鲁都处于乱世之中，他们都为摆脱苦难，通过实现精神与肉体上的满足从而获得快乐。
一、晚明文人“贵舒意”的生活观与伊壁鸠鲁的“灵魂之乐”
所谓“晚明文人”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本文将晚明时期书画文人、官僚士大夫文人、布艺文人、富户商人等均列入晚明文人范畴。他们是饱读诗书之人，在仕途上失意，精神上失去了寄托，于是走向了闲情逸致的生活领域，奉行着一种“贵舒意”的生活观。
“贵舒意”源自《世说新语·识鉴》，笔者认为，结合时代背景，产生“贵舒意”思想的渊源有三个。其一，道家庄子的思想。在庄子的理想中，人所应达到的境界是“万物相齐”的大美境界，臻于这种境界的人就会因“自由”而获得“逍遥”之至乐。袁宏道《广庄》七篇中，特别推崇庄子的“玩世”思想，但自知不能达其境，而后人亦不可复得。其二，魏晋风度。晚明文人借鉴吸收了魏晋士人的率直、任诞的行为风格。与魏晋不同的是，晚明文人侧重于感官的享受，同时也兼顾精神的追求。这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经济繁荣和民间经济活跃有很大的关系。其三，佛家的禅宗思想。佛教在明朝中期呈现式微趋势，但晚明以四大师为主的佛教界重整传统佛教资源，使佛教得以复兴。佛教的重整开新，使文人与僧人的交流频繁，与此同时，文僧也出现大量结社的现象，较为著名的有读书社、放生社、金粟社等。其中，很多文人对禅宗有独到的见解，因此任性纵横的禅宗思想也被晚明文人所继承。
晚明文人的快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游山水之乐、携友人结社之乐、寄“闲情”于书画之乐等。他们喜爱山水，因此，常将居室空间建造在邻近山水的地方，进行琴棋书画等活动。此类给予平淡生活以乐趣，使心情得以畅快的行为，实际上都是重视精神上的自由，追求高雅文化的体现。而具体的山水之游，更是晚明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文学家袁中道性格豪爽、喜爱交游，遨游吴越山水、纵情湖湘名胜。其自言：“人皆有一癖，我癖在冶游。”［1］（P162)邹迪光言：“余故孱弱，少所济胜，不能游，而独好游，当余口属之未解拮据，鞍掌篙目焦心，一食而停匕著者再，而所过佳山水，未尝不游。”［2］（P1a-P1b)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也曾自言：“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3］（P43)
由于政治的不得意，一些文人转向自身的书画特长，并借此来追求精神上的解脱，例如，“吴门画派”独步画坛；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等从诗文到绘画，重视对前代的学习，但更提倡自我表达，抒写真情实感，强调艺术中的自我创新。
明代后期的主流哲学乃王阳明所建立的“心学”，强调“心即理”,这里的心是内在于主体的一种个体意识，个体意识在心与理的融合、统一过程中得到提升。“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6］（P244），关注人内在情感的诉求，注重个体意识的提升。后来，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也是如此，心与理统一于良知，致良知也即实现“真吾”，是人要达到的自我本真状态。具体的外在表现就是“狂者”，他对狂者赞赏有加：“狂者志存古人……一念克即圣人矣。”［7］(P114)这里，他高扬了狂者自由独立、勇于担当的品性，“狂者”崇尚真，不加掩盖，是成为圣人的要素所在。此外，王阳明还强调乐为“心的本体”，“所谓‘乐’，尽管指的并不是官能享受、感性快乐或自然欲求，而仍是某种精神满足、道德境界，但不管怎样，它们或较直接或通过超善恶的本体而与感性相连，便日益脱离纯粹的道德律令”［8］(P260)。王阳明的“心学”启迪了晚明文人的主动精神和自我意识，促成了人们思想的解放，率性任情成为不少晚明文人的价值观念。他的“心学”使不少晚明文人受到了启发，促成了他们的思想解放，从而构成了自由独立、率性自我的价值观。
晚明文人和伊壁鸠鲁都十分重视精神上的快乐和心灵的自由，同时也都不排斥感官快乐。伊壁鸠鲁认为人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肉体与感官上的快乐，肉体与感官的快乐不能恒定持久，当人在满足肉体与感官快乐的欲望之后，新的欲望会驱使人追求更多的肉体与感官的快乐，最终的结果是：人无法满足巨大的肉体和感官快乐的欲望，从而使人产生痛苦。因此，人应该远离骄奢淫逸，追求更高层面的快乐，即精神快乐。然而，在伊壁鸠鲁眼中，精神上的快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肉体感官的快乐都是暂时的。他认为我们所追求的快乐，绝不是直接使我们身体产生愉悦感的快乐，而是指人一生的幸福，是持久的快乐。他说：“有的人终其一生忙于给自己增加生活用品，却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领受了饮食，足够自身享用的了。”［5］（P46）由此可知，伊壁鸠鲁提倡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但晚明文人所认为的精神快乐则是以感官的快乐作为媒介来获得，不排斥丰富的物质所带来的满足感。
LIU Yun, QIAN Ying, HUANG Xiao-chun, WAN Yu-xiang, MA Wei, LI Ya-zhou, ZHU Rong-rong, QIN Qin
此外，与电刀不同，超声刀的低温工作环境使烟雾生成少，医务人员的不适感随之减少；同时可避免送检组织的边缘碳化，提高了病理评估的准确性。而且超声刀使用时无电刺激性，易于彻底切除重要结构周围的淋巴结及软组织，避免肌肉剧烈收缩、抖动引起的血管神经损伤。
另外，明后期社会上产生了奢靡享乐的风潮。人们常常无故宴客，文人士子也开始追求声色之好以享感官之乐，出现了“故修生之士，不可以美其饮食”，“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饮食”［4］（P257）的现象。品尝美味的食物对晚明文人来说是人生最为快乐的事情之一，袁宏道曾说道：“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4］（P257）足以证明士人追求的不仅仅是感官之乐，更是以饮食为媒介的精神上的满足。
二、晚明文人与伊壁鸠鲁在各自理性途径上的异同——自我本真与理性取舍
目前广西社保征收信息系统尚未统一，自治区本级和各市的社保征收信息系统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属三个不同的开发公司。桂林、梧州、北海(不含合浦)、贵港使用一套征收系统，自治区本级、南宁、柳州、玉林使用一套征收系统，其他7个市使用人社部门信息中心自行开发的系统，给税务部门系统对接和数据的接收转换带来一定的困难。
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中，士气被专制皇权摧残并打击。在这种境遇下，士人们可作出的选择有三种，或妥协、或反抗、或逃避。但他们既不愿放弃信仰，又无力改变现状，大多选择了逃避。过去士人们都喜爱读《庄子》，庄子提倡人们独立的与天地精神所往来，但同时又不是傲慢对待万物的精神，也提倡在为人处世上不谴责世俗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产生了影响。明代文人中信奉佛教禅宗者较多，禅宗提倡静心、主张自悟。徐渭追寻“饮茶宜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院，松风竹月，晏坐竹吟，清谈把卷”的情趣境地。晚明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也提到，他于居室之旁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夜独坐。这些都体现出晚明文人转向独自静饮的内心追求。
同样，伊壁鸠鲁非常重视理性的作用，他认为理性能将一个感觉到的时刻再划分为几个更小的时刻，就像它能把原子划分成几个无法独立存在“最小部分”一样［5］（P180），从而使我们正确的认识宇宙和人生，并且能够消除欲望、死亡以及神所带来的恐惧。若是用理性来衡量幸福的界限，那么，不论是在有限还是在无限的时间中，我们所得到的快乐都是等同的。知道好的生活限度的人，也知道由于匮乏而来的身体痛苦是容易消除的，完满的生活是容易达到的，所以，他不需要那些通过苦苦争斗才能获得的东西。［6］（P40）对于快乐的标准，伊壁鸠鲁说认为最大的快乐不是一个一个瞬间的快乐，而是绵延不断的快乐。换句话说，伊壁鸠鲁以为快乐的大小高下，不在于它是否强烈，而在于它是否持久。如果快乐的大小高下是以持久为标准，而根据我们的经验，最持久的快乐不是任何正面的快感，而是负面的、痛苦的消失。因此，伊壁鸠鲁提倡，我们所应追求的快乐，是负面的快乐，即痛苦的不存在。因为只有这种快乐才最持久，所有其他正面的快乐相对起来都是短暂的。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选择快乐的方式纷乱复杂，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理性的去看世界。当我们面临各种需求时，应以理性作为指导，对我们所追求的快乐进行取舍，只追寻内心的知足和灵魂的安宁，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理性地将快乐和幸福作为最终目的，将之作为考察意见的检验标准，而不掺杂其他的东西，否则将无法清除身体上的痛苦和灵魂的纷扰。因此，我们需要审慎选择，判断所做的行为是否对自己获得快乐有帮助。
晚明文人和伊壁鸠鲁的理性途径都是建立在感觉论的基础之上，目的都是在于关注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意志。晚明文人受王阳明心学、庄子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走的是一条偏向于避世，遵从内心的想法，摆脱世俗枷锁和各种束缚的道路，从而获得个体的自由和内心的安宁。伊壁鸠鲁同样的强调内心的宁静，他认为不是所有快乐都是可取的，所以，他提倡用理性的方式对事物和行为作出判断和取舍，在理性的指导下获得快乐而避免痛苦。伊壁鸠鲁和晚明文人一样，不肯为渺茫的未来而牺牲现在，不肯做工具的奴隶，不愿无条件地跟从世俗的风俗习惯。一旦减少那么多的包袱与重担，不必要的恐惧与忧虑去掉了，人自然会洒脱自在，自然可以快乐起来。
但是在世界上，蓝宝石的产地远比红宝石的产地多，在全球五大洲都有具有商业意义的蓝宝石矿床。不过在现在的国际宝石市场上，蓝宝石大多来自于几个主要的产地，例如缅甸、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等。其中最稀有的产地应属于克什米尔地区，而缅甸则是现今仅次于克什米尔产地，出产优质蓝宝石较多的地方。
三、晚明文人与伊壁鸠鲁在道德途径的异同——适宜之道与利己之乐
唐宋以后，文人生活追求高雅，对各类活动环境有许多讲究，一种围绕“人”展开的“适宜”之道，养生之理已欣然被明代文人所接收且发展更深远。晚明文人恰好在讲究“适宜”之道的同时还注重以酒会友，以食联谊，以茶会友，以画会友。文人大量关注琴棋书画之外的学问，在烹饪、饮酒、品茶等饮食方面多有探索和建树，例如，宋代苏轼《东坡羮颂并引》、明末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和《闲情偶寄·饮馔部》、清代袁枚《随园食单》，都讲出了养生观念和饮食习惯的合理之处。清初文人褚人获在《坚瓠集》中提倡“人得优游田亩，身心无累，把盏即酣，诚生人之趣，高蹈之雅致也”，将“丰筵礼席”视为“囚饮”；可见，明代文人视大自然为饮酒的最佳环境，既可身心放松，又能感受天人合一的妙境。明代吴彬更是对饮酒环境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饮地：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石间、平畴、荷亭。另，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饮候：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
此外，晚明文人以品尝美食为由结社，以酒会友，以食联谊，吃会、酒社遍布大江南北。当时的结社还是以文事居多，但不论是诗文性，学术性还是政治性社团，往往寄情于诗酒，或以宴饮为游乐，一醉方休。［9］如唐伯虎每于晚凉之时，必邀知己到桃花坞相饮。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其《酒令》中道出“醉文人宜妙令无苛酌”的讲究；茶与酒一样，深受文人喜好，饮酒、品茶亦是文人日常生活的行为。明代文人对品茶客观环境要求极高，徐渭在《秘集致品》中说道：“茶宜精舍，宜云林，宜瓷瓶，宜竹灶，宜幽人佳士，宜衲子仙朋，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石，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以上种种都体现了晚明文人在不仅对生活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也体现了结交朋友时，他们对仪式感的重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在“适宜”的前提下进行的。
伊壁鸠鲁相信那些最不需要奢华的人才是最甜美地享受的奢华；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最容易获得的，而一切难以获得的东西，都是虚浮的。他认为简单的生活方式是带来的宁静最好方法，它不需要人们忙忙碌碌，也不需要人们去做那些不愉快的工作，更不会强迫人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匮乏会给人们带来痛苦，但如果这种痛苦消失了，那么，无论是粗茶淡饭还是锦衣玉食，带给人们的快乐便是相同的。他认为：“当我们说快乐就是目的的时候，我们指的并非那种荒淫无度的快乐，或沉溺于感官享受的快乐”，［5］（P33）在伊壁鸠鲁眼中，人们放肆的狂欢滥饮、沉溺于美色或享受大鱼大肉的生活都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生活的目的应该是通过理性推理，赶走那些会让我们的灵魂产生纷扰的观念，最后使我们的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从而得到最高的快乐。
晚明文人在“友谊”层面上实现了对伊壁鸠鲁快乐主义的超越。晚明文人的友谊是在快乐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是快乐情感的表达途径，或以酒会友，或结社会友，或游山水会友，或以食联谊，或以茶会友，或以画会友。同时，文人的友谊又促进了彼此的快乐，这种友谊观是基于“实然”的人性表达。而伊壁鸠鲁所言的友谊，是为了避免恐惧，保持内心的安定，友谊成为人们避免恐惧的工具，其目的在于获得内心的快乐，这种友谊观是基于“应然”的理性分析。晚明文人自然而然的友谊情感是对伊壁鸠鲁工具化的、非纯粹性的友谊情感的超越，而其内心的精神快乐也更能达到持久恒定。
伊壁鸠鲁也认为，友谊极其重要，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感情基础，一切友谊本身都是值得追求，不过，友谊的最初起源确是能带来个人利益的。［5］（P45）他将友谊或友情看作工具或手段，最后是为了达至快乐。认为真正的朋友是可以用来寻求帮助的，不应该对这种帮助不抱希望。但是，一味地向朋友索取得到的只有照顾而没有感激，不能帮助自己成就大事业；若丝毫不向朋友求助的话，更是会打破自己对未来的期望。友谊是通过愉快的交流来维持的。在友谊的温炙下，人在生活中可减少恐惧，容易保持心灵的安宁。但友谊的价值也在于达到这些目的，离开这些目的，友谊本身没有意义或价值。“在属于幸福生活的内容中，没有什么比友谊更快乐的了。”［10］（P368）但伊壁鸠鲁不同意草率交友的人，也不表扬那些回避交友的人，他认为这会有风险。对于那些不能与之做朋友的人，伊壁鸠鲁的劝告是不要得罪他们，以致结怨而成为仇敌。因为有仇敌便有恐惧，有恐惧便不安宁、不快乐。就伊壁鸠鲁本人来说，他有很多的学生，许多的伊壁鸠鲁主义者都忠实于朋友，一生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一举一动无不恪尽职守。
相比而言，伊壁鸠鲁将快乐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状态，前者指欲望的要求和满足，即娱乐和高兴。后者指痛苦的消除，如无欲无求的轻松状态。灵魂的幸福和静态的快乐是最高的幸福和最高的善，动态的幸福远远比不上静态的幸福。静态的快乐分为两类，一是获得自然和必要的物质利益，为保持健康提供最基本物质保障。因此，世界上的幸福是建立在一个持续的、平衡的、没有任何波动的状态。另一类是灵魂的快乐。要想获得心灵的幸福，就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利益保障。比如，身体的健康如无法得到保障，如此一来，人们的心灵将不会获得宁静，也不会获得灵魂的快乐。伊壁鸠鲁强调对人的自由意志和精神生活的重视，体现了他对生命价值和个人幸福的思考。
四、当代价值及启示
综上所述，晚明文人和伊壁鸠鲁都处在社会动荡的时期，虽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但他们都在所处的环境中感到了绝望和痛苦。在这种境遇之下，他们借鉴前人的思想，结合实际情况为自己或为他人指明了一条通往快乐的道路。
追求快乐和幸福是人类的本能，但如今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物质条件愈发丰富，人们的幸福感却不成正比。随着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节奏也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压力过大产生忧郁、恐惧和不安等心理，也有一些人迷失在各种欲望当中。虽然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不同，但人类对快乐的本质感受是不变的。因此，当代人们仍可从晚明文人的生活观和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中，去汲取他们在欲望、生活观、友谊与道德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通往快乐的道路。
首先需要理性地控制欲望。伊壁鸠鲁认为在所有的欲望中，有的是自然的必要的，即那些能解除痛苦的欲望；有的是自然的但不是必要的，即能增加快乐的方式却不能解除痛苦的；有的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要的，如头戴冠冕，为自己树立雕像。［11］（P542）伊壁鸠鲁反对争权夺利，主张远离政治生活。他认为财富和名利都是非自然也是非必要的，都无法解决灵魂的纷扰，更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贪婪会使人迷失方向，而执著于那些虚幻的想法，追求因无限制的欲望而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会让人真正的快乐。因此，当代社会那些因无法满足欲望而郁郁寡欢的人，应以理智的态度来审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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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重树幸福观，享受慢生活。晚明文人的生活可以用“闲”和“雅”两个字来总结。在个人追求上，他们脱离世俗的压力使重心转移至个人的闲情雅致，不再追求虚无的名利。在精神上，他们转而寄托于休闲娱乐的领域，借助对美好事物的鉴赏与把玩，营造一个雅致又极具情趣的世界。伊壁鸠鲁也说过：一个把自己调整到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所需的贤人，能够更好地明白如何给予而不是索取——他找到了如此巨大的自足之宝藏。［5］（P47）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压力是不可挽回的。因此，简单的慢生活能使人放轻松，也有益于当代人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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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9）09－004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居室家具陈设研究：《仇画列女传》的场景解析”(18FYS028)
袁进东，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传统家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夏 岚，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家具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通讯作者。（湖南长沙 412006）
扭转冲击工具顺时针冲击时冲击锤启动状态如图3a所示。此时工具内部液流分为3部分：第1部分直接通过节流喷嘴到达钻头；第2部分从导流盖分流至下启动腔；第3部分通过分流器到达上冲击腔，将要促使上冲击腔打开。在冲击锤向下冲击面运动过程中，锤推动启动器顺时针转动，当下启动腔与卸荷通道联通时，下启动腔内中相对较高的压力得到卸载，利于接下来逆时针冲击动作的快速换向。
【责任编辑：易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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