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作为当时全国六大行政区之一且人口最多的中南大区最高领导者，邓子恢一方面继续在其所擅长的农业、农村、农民领域大刀阔斧地推动土地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全国解放大局和城市接收，展开和平时期的各项经济建设，严格按照中央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并结合中南地区实际，特别就工会工作在不同场合做了大量论述和富有成效的实践。他提出切实改造旧工会，建立新工会，保障工人合法权益，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解决工人实际困难，坚决打击国民党残留分子和封建把头等正确主张，并坚决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强调应大力培养工会干部，使工会真正成为工人阶级和国家、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桥梁。
关键词：邓子恢；中南；工会
邓子恢(1896—1972)既是闽西苏区的开创者，也是中共党内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然而，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现有关于邓子恢生平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中央苏区和建国后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这两个时期来展开，对于其主政中南的三年(1949—1952)①虽偶有涉及，却缺乏专门性深入探讨，也就更是少有专文论及他在中南时期就工会工作所做的大量理论思考和富有成效的实践。②
这不仅是邓子恢生平思想研究中的“遗珠之憾”，而且也是目前较为缺乏“与大行政区相关历史人物”[1]382研究的具体表现，事关对中共建国前后历史是否能够更具整体的细节把握。诚如学者所言，“中国革命是在革命过程中可配置的政治动员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物质资源更为匮乏的情况下被发动起来的，它尤其需要革命者对革命策略的创造性运用及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主观努力”[2]5，而主政中南期间的邓子恢显然就扮演了这样一个“革命者”的角色，其所领导下的中南区工会工作无疑就是他对革命策略的创造性运用。有鉴于此，笔者将以基本历史文献为据，试对邓子恢主政中南时期有关工会工作所作的思考及其实践一探究竟，以进一步深化对其人其事的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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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确认识和定位工人阶级
正当革命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在1949年河北西柏坡所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谈及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至城市时，意味深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3]1427-1428，这席话不仅是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郑重宣誓，而且也昭示着工人阶级即将在国家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地位的根本性改变——由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苦力”升格为新中国的主人翁。
然而，由于中共长期扎根、活动于广大农村，所属产业工人数量和种类都不算太多，加之党员干部和部队指战员多以出身农民者为主，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打上深刻的农民烙印，导致在进入城市，接触到工人阶级之初，反而有些手足无措，突出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识不清，愿意接近农民，而不愿意接近工人，甚至觉得工人生活较好，也是资本家，这在本质上其实是“农民立场”与“农民观点”的反映。对此，邓子恢结合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大背景，在中原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开幕日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时就如何认识和定位工人阶级发表看法，以便党员干部激扬浊清、改进认识。
“城市应该依靠工人，不是贫民，更不是资产阶级”，“只有依靠工人，才能掌握工业，此外，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特别是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不仅城市依靠工人，而且农村也是依靠工人，这点必须搞清楚。我们同志做起工作来往往把重心放在贫民身上，这是很糊涂的，不能再糊涂下去了。”③165进而言之，“我们所说的依靠工人阶级，并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中的哪一个工人，而是整个的阶级”④31，这些论述已经能够充分反映邓子恢个人对阶级和工人阶级等基本概念的准确认识。
(6)旅游消费市场：大学生旅游消费市场具有良好的前景，很多的旅行社已经开始注重开发学生市场，设计学生专属的旅游线路。
正如英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言，“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4]3，而工人阶级所体现的恰恰就是他与共产党之间的紧密关系。要而言之，两者关系最为精准的表述应该是——“共产党不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5]10，“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革命不是依靠知识分子，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工人阶级，这就是列宁建党的基本思想。”③186
反之，工人阶级则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具有“革命的坚定性与彻底性、大公无私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6]73。“工人是革命性最坚决的，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工人决不可能发展为资产阶级，但农民则不然，农民是要爬的。因此，工人的革命是最坚决的，同时，他们又是最进步的，他们掌握着近代化的技术，他们很容易接受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工人的团结性组织性也是最强的。农民有家庭顾虑，地方观念等等，工人则没有这些，即使有，也是比较淡薄的。”③165
缜密、细心的邓子恢还从城乡发展的全局视角出发思考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有整体性思维，“劳动就业问题虽在城市，而关键在农村”，“解决劳动就业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救济，而是要广泛的开辟就业道路，这就必需发展手工业及农村副业生产，加产手工业品与土特产的推销工作，更进一步的做好城乡物资交流，以和缓因农村剩余劳动流入城市而加重城市的失业与失业现象”。④345从这些言语中不难看出他头脑中始终秉持“城乡一体”的综合发展思路。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中，邓子恢更进一步对此做了系统论述：“我们全体工人阶级，一切公私企业中的工人，尤其要努力发展生产，把发展生产看做我们的最高利益和主要任务。只须发展生产，才能建设我们人民的新中国。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建设我们自己的新生活。因此，我们就要发扬正确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劳动效率，奖励生产模范。还要爱护原料燃料、保护机器、反对浪费、减低成本，防止特务破坏，更要积极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新的关系。”⑤150“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效果也十分明显。以中南区最先解放的河南省为例，截至1950年底，根据有关统计，县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由1949年时的5677万元提高到10789万元，全省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8%提高到4.2%。[7]79
二、改造旧工会，建立新工会
美国著名汉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研究上海罢工时说：“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8]2与当时国共相争的政治版图类似，旧中国的工人同样也分属于由国共两党各自所领导的工会组织，甚至前者所掌控的力量并不亚于后者，如在华中重镇武汉，一些较大的工厂里都有国民党的反动组织以及“伪工会”⑥21，并办有工运干训班，工贼密布其间，另有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和会道门头子等，这也使中共在入城之初为了能够尽快恢复生产、安定人心，首先即得从整顿原有旧工会入手，在此基础上建立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新工会。
1948年10月，郑州解放之后的第一时间便取缔了国民党郑县总工会这一黄色工人组织，而在1948年11月2日(也即郑州解放后的第12天)，崭新的郑州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即告成立。[9]96，99在向毛泽东的工作报告中，邓子恢系统阐述了其对旧工会的改造思路——即采取有步骤有策略的方式，先拟组织清算原河南省总工会理事长刘华堂(系开封冶炼业最大资本家，本身可能就是特务，工人仇恨最深，贪污最多，解放后还贪污舞弊)，以后再逐步清算各业旧工会，特别是其中的账目，贪污多少必须弄清，但赔偿多少则看该理事罪恶大小、资产多少及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来确定。
众所周知，毛泽东于1947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会议所做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并进而对其给予了详细解释，“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1253-1255。在中央有关精神指导之下，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下简称“六次劳大”)确立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本人高度肯定“六次劳大”的成就和意义，盛赞“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六次劳大的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不是暂时，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15]18。
随着大军南下，广大中南地区陆续回到人民怀抱。这一时期工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遵循“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之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提高觉悟，提高文化水平和技术业务能力。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军队、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工作”[11]313，而关键就在于建立起真正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新工会组织。“必需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阶级，大量吸收入党，大力培养工人骨干。”③187为此，邓子恢要求应大力吸收工人加入共产党，三五年到十年之内即要吸收一百万工人入党，所有工人都应加入工会，并在工厂内部开展民主斗争，反对坏作风、坏制度和坏人。
1951年5月，湖北省总工会召开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在工厂矿山、交通企业和城市各行业、街道开展民主改革。8月，民主改革在私营和公营工矿企业及近20个市镇的搬运业中展开，各地城镇的建筑业、手工业、服务业也都相继开始进行民主改革。树立了工人在厂矿企业中的优势，统一了党、政、工、团，形成统一的工人队伍，提高了工人觉悟，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打垮了在工矿企业中的封建势力，瓦解了封建帮会集团。[12]16
有别于旧工会，新工会的性质是为“群众的”“奋斗的”[13]119机关，有其独立性，“行政主要是掌握生产计划，工会则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14]25，但与此同时，新政权之下的工会组织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游离于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天经地义的”[14]268，其任务在于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保障工人现有生活水平，运用一切办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兴办工人福利事业，造成工人学习运动的高潮(通过开办职工学校、夜校、短期训练班以及上大课等形式)，以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各种具体政策和工作为主要内容，在讲授过程中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觉悟。简言之，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通过提高效率、节省原料、劳动与技术结合三方面，以降低成本搞好生产；私营企业就应与公营企业一样，为降低成本搞好生产而努力。
第二、加强学习，要有计划地提高工人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以至理论水平，工人尤应首先提高文化水平。
第三、是巩固组织，要把百分之百的工人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开好工人代表会；党的工厂支部，要在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此外，还要把工人的合作社巩固起来，以保障工人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同样，强大军队离不开先进文化感召，落后文化不可能造就强大军队。在长期实践中，人民陆军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也不时显现一些消极文化因素的负面影响。建设强大现代化新型陆军，必须深刻剖析制约陆军发展的消极文化因素，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夯实文化根基，激发建设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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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搞好失业工人救济工作，并要迅速进行不能迟缓，在救济工作中要吸收失业工人参加。③233
解决失业工人再就业，使人人有事做、有活干，并对其中的困难职工给予物质补助和就业指导是彼时党和政府以及工会所亟需解决的迫切难题，为此，邓子恢就工人救济专门做出以下指导性意见：
1.救济失业工人不能与农村中救济灾民一样，非等到必不得已才救济，必须要迅速及时，即是全盘救济计划未确定，也要先发紧急救济。
2.对不同性质工人，要尽可能分别适当照顾，采取各种各样办法进行救济，不可用简单舍饭吃的办法。
3.发动在业工人帮助失业工人，吸收在业工人参加救济工作，加强阶级团结，消除互相间的不满与猜忌。
根据中央政策指示，主政中南时的邓子恢首先从对资本家的定性入手，“不仅保护其私有财产，而且还保证其营业自由”③311，使他们能够安心、放心和宽心，不至于引起人心恐慌。“资本家今天对生产还是有用的，这一点与地主不同，管理生产的能力、经验、资本，广的人脉关系，逐渐扩大公营资本的比例、范围和能力，但也应给予私营资本一定的生存和经营空间，而且并不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是为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主要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③314
5.救济失业工人与一般社会救济应严格区别。社会救济只能是量力而为，对来自城市贫民的各种责难，要做适当解释。⑤270
已经转换身份和角色的工人阶级面临历史所赋予的两大重任——也即支援战争与发展生产，这也与当时解放战争的发展态势和中南区时局正相吻合，两者犹如硬币之一体两面，发展生产既是为了支援前线，也是已获解放城市恢复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必然要求，“工人阶级必须团结各阶层人民，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支援解放军作战，并派出代表到武汉、南昌，长沙等城市去联络”③91，“今后开封市生产建设要为战争服务，要为农村服务，为了发展生产，必须动员工人，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自由职业者及一切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启动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成为生产建设中的主力。”③130
此外，刘少奇也在1949年6月发布的有关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6]516。随后通过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写上了“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17]76的条文。
（1）钻井基础理论使用的精准化。基础理论是指导工作的核心，实施“三个一”钻井模式以来不断加强基础理论使用的精准化。如为准确实现高压喷射钻井，进行钻井泵压理论计算和现场回归两种方式的计算；为加强钻井液性能控制，进行钻井液基浆性能研究和固相控制技术研究。
首先，工会以生产为中心任务的观点不明确，“面向生产”的口号长期停留在口头上，在实际工作中不善于把生产与“民主”“福利”结合统一起来，工会干部不熟悉生产知识，不善于组织群众性的生产工作。其次，无具体活动内容与经常工作，会员对工会冷漠，工会成为少数人活动的场所；此外，工会工作在克服了关门主义之后，又较普遍地犯着形式主义毛病，发展会员只求数量，搞生产满足于加班、加点，开大会、扭秧歌，至今还成为某些基层工会的经常活动。⑤268
人工智能乐观派认为，两种相反趋势的综合作用，并不会导致就业危机。譬如，汽车出现后，消灭了马车司机这项职业，但增加了汽车司机这项职业，并没有导致就业危机。但是，这种乐观主义面对一些质疑:第一，由于只有一个地球，新技术对就业的补偿效应是否能持续扩大?第二，新技术对就业的补偿效应和破坏效应是否可以持平?第三，人工智能跟以前的技术相比，是否具有同质性?
邓子恢对工会工作的上述检讨实则指涉新形势下工会发展的根本“锁钥”，也就是说，工会干部要了解自己的光荣任务，必须明确“领导不是强制，不是统治”③34，充分认识到工会不是仅有虚名的招牌和架子，徒具形式，更不能把工人阶级弃置一旁，而应虚心向群众学习和请教。“必须把工人阶级全部组织起来，靠工人自己来办工会。不是官办和包办，而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靠工人自己解放自己，干部只是当向导，当参谋，干部只是联系群众的桥梁。要大胆的、破格的提拔工人干部，将来要有大批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是从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中培养提拔出来的。对新提拔的干部，要在生活待遇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③312“公营工厂的工会干部，要主动的与厂方联系，与党的及行政干部紧密团结，争取主动，把关系搞好，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工会工作干部要坚决站在工人立场上，坚决代表工人利益。工会或经济部门开会时，要互派代表参加，互相了解情况。”③316
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贯彻执行
工会工作所要因应的是工人、政府和资方三者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在遵循中央经济政策的前提之下，贯彻、落实党的劳资政策，做好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的工作——也即激发前者劳动和生产的双重积极性，稳定后者思想情绪，保障合法所得，使他们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携起手来，共同合作，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必将激化矛盾，极不利于生产。
在网络环境的快速发展下，要从信息化管理入手，借助现代教育思想与管理理论及时对幼儿园进行优质化管理。所以在发展中要建立完善的管理平台，加强各个环节的联系，以此来实现幼儿园的教育管理目标，节省物质资源。第一，建立教学资源管理平台。在这一平台中包含了电子教材以及相关素材等内容，要从资源分类上入手，在进行资源整合与评价的同时来实现资源共享的目标。第二，建立电子备课平台。电子备课平台中包含了教学助手工具以及备课空间等，教师通过平台上传备课资料，相关领导也就可以及时进行评价。另外也可以在视频中增加文字等，以此来实现资源共享[2]。
大学物理课程是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学生后续专业课都要应用本课程所教授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1]。示范应用型本科高校就是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基础理论扎实、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此，物理课教学必须进一步深化教学模式改革，整合教学内容和优化课程体系，顺应并服务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工作进展虽颇为顺利，邓子恢清醒意识到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胜利形势影响下，职工情绪甚高，变天思想已没有，但尚有少数受暗藏特务影响，不敢公开与我们接近，不敢向我们说实话，对中上级职员的国民党官僚主义作风不满，也有些人过年还要向他们送礼以求得升级与加薪”，实事求是的来看，“这些旧工会过去也为工人办些好事，如工人澡堂、工人子弟学校、工人剧院、工人理发馆、经过铁路无偿替工人运煤等，因此也应估计到这些旧工会的某些人还可能在工人中有某些好影响”[10]549。
新工会建立之后，并非一帆风顺，实际运作过程中也碰到不少问题，如有工人就抱怨“当家不作主，作主不当家”“多干多出错，少干少出错，不干不出错”，矛盾症结突出表现为工会与行政毫无二致，混为一体、立场不明以及工会的工作方法缺乏真正的群众路线，导致工会和工人之间产生嫌隙。邓子恢深切认识到此时工会工作中所存在的弊端：
时任全总常务副主席的李立三也说：“所以革命胜利以后，全国人民生活中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将是动员全国人民一切力量，来发展生产，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社会。”[18]7“劳动政策的基本原则”将是在公私两方利益中求得平衡，一方面，“在公营企业中，应照顾‘公’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也应照顾‘私’的利益，即职工个人的利益(公私兼顾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国家既要照顾公营企业的利益，又要照顾私营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私营企业中，应同时照顾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19]1，6，而订立劳资双方集体合同的做法也受到肯定和赞赏，被当时的中央文件认为“是解决劳资争议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20]45。
1.画龙点睛，揭示中心。《枣核》结尾：“改了国籍……”枣核虽小，但意义深远，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深切感人。我们为有这样的中华儿女而骄傲，为生活在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而骄傲。《一件珍贵的衬衫》结尾：“然而，从这件小事上……”结尾归纳的三点，意深、情真，深刻地从本质上揭示了总理的伟大，抒发了对总理的崇敬热爱之情。
汉诺威国际林业木工展览会的参展商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9万多名观众遍布100个国家和地区，是同类展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盛会。Christian Pfeiffer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将向全球专业观众展示他们的解决方案、应用和理念，来讲述如何塑造木材行业的未来。汉诺威国际林业木工展览会是创新成果的第一展示平台，它涵盖数字化、自动化、物联网平台及协作系统，展览规模无与伦比。从林业技术、家具和门窗制造到工具系统和表面处理技术，观众将领略各个领域的创新成果。展会将为观众带来家具生产设备、工业4.0物联网 平台的现场演示，以及覆盖木工行业各领域的研究项目与交流活动。”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也日益增大，结肠癌发病率的不断增高，传统的结肠癌根治手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8-9]。完整结肠系膜切除术以传统的手术为基点展开研究，搭配现代生物心理社会的发展模式，旨在不仅能够治疗患者疾病本身，更能够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使患者术后的预后效果良好[10]。
综上所述，中共高层所传达的含义其实很清楚，也就是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必担心他们在未来新国家的架构中将失去一席之地，从而不能再继续进行企业经营，只要是“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并遵纪守法，按照政策依规而行，人民政府都将给予保护和支持，这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实现恢复与发展生产”[21]258。
4.救济失业工人，不仅是个行政工作，还须当成群众工作来做，必须明确失业工人仍然还是我们城市人民政权的阶级基础，有领导的召开失业工人代表会，反映失业工人的要求，这在武汉已证明行之有效。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若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就得保证营业自由，公平买卖；公平合理征税；公营企业与私人资本家相结合；银行给予适当贷款；工资政策照顾双方；雇佣自由。③314为何还要允许私营资本在新中国的存在与发展？邓子恢看到了这是与彼时整个国家经济现况的滞后与不平衡分不开，“发展国营企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向，可是今天公营企业比重太少(全国只占百分之十，华中区还少)”，唯有如此，“这样资本家能发财，社会财富也增加了，生产力随之提高，工人生活得以解决，农民生产与生活资料也能与城市交流了”。③311邓子恢的策略不外乎“确保工人民主权利”“有利发展生产”“通过民主协商解决劳资问题”[22]83三个方面，尽可能照顾到工人权利、资本家利益和生产发展需要，而非偏向任何一方，最终达到多赢结局。
其次，就劳资关系而言，邓子恢认为工人和资本家双方之间“是互有矛盾，又是互相依存的，只有劳资合作才能两利，不合作则只有两害。资方把劳方看成奴隶与劳方把资方看成地主同样是不对的”③289，“要在工商业活动中坚决贯彻公私兼顾，而不是顾公不顾私，先公而后私，贯彻劳资两利，而不是一利的方针。欢迎和帮助民族资本家投资发展生产事业，而不是去除它”⑤150。此外，结合武汉地区过去的工人运动经验，两方应“是劳资两利而不是一利，如果单照顾一方则将是两害。武汉的工人应该避免重复二十二年前的错误，要照顾资本家的一定利润。同时，资本家也应照顾工人，过去对工人的压迫封建剥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必须取消。建设工业基本上是靠工人阶级，他们是主力军。但只有工人阶级而没有资本家也是不行的，需要大家联合起来，群策群力，走向国家工业化的光明前途”③239。
再者，就工人所关心的工资问题，邓子恢也有一番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应保持工人现有的生活水平，不再降低，有不合理的，个别可以调整，由于现在还是战时，应从长远打算”。“在这方面要做到公私兼顾，对私营企业也须做到劳资两利。工人生活改善了，可以提高生产力、减低成本、增加利润。资方赚了钱才能保障工人不失业，才能逐步的改善工人的生活。因此工人工资的增加，要根据各行各业各厂的具体情形，慎重加以研究，不可随便增加。工人有了劳动保证，同时亦应规定劳动纪律，提高生产效能，以增加生产。我们不仅要看到工人的眼前利益，也必须看到工人的长远利益。然而对于老板无故压迫工人，非礼待遇及无理开除工人，一定要坚决反对。工人工资过低，而资方所得利润又可以加资者，应酌情增加。”③91-92
回首20世纪中国历史的激荡年代，邓子恢所主政的中南区是全国六大行政区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其所领导下的中南地区在新政权的巩固、土地改革、国民经济恢复等各方面工作成效卓著，在一些重大方针和政策理论方面有独特创新，不仅对中南区国民经济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也具有鲜明的典范意义，受到中央充分肯定，这其中就包括他“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心线索或核心思想”[23]29作指导，依据地方实际情况，同情和尊重劳苦大众利益诉求，贯彻和落实中央政策之后在工会工作中的一系列大胆创新。邓子恢在党史和国史上虽然并不是以组织工人运动见长，但其中南三年期间就工会工作所做的思考和实践不应被后人所遗忘，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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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一)[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18]李立三. 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M]. 北京：读者书店，1949.
[19]李立三. 劳动政策与劳动部的任务[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50.
[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2月)：第一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1]王炳林. 中国共产党与私人资本主义[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2]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49—1956)：第一卷[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23]李家祥. 邓子恢经济思想研究[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注释：
① 需要说明的是，邓子恢于1948年5月从山东渤海转战中原局，辅佐刘邓大军，而中原局于1949年5月改称华中局，后又在12月改为中南局，林彪、罗荣桓分别担任第一、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1950年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林彪任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但由于林、罗两人不久之后皆因健康和其他工作方面原因而长期不在武汉，因此，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是由邓子恢来主持，直至1953年初奉调入京，担任新组建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为止，整整三年之久，管辖范围包含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六省和广州、武汉两市。本文所限定的时间范围大致从1948年年底解放郑州、开封等中原城市至1953年年初奉调进京。
另外，还可以将每章章节和大小标题作为线索，标题是文章的眼睛，透过标题能够大致了解文章围绕的中心内容。也可以从自身理解的角度进行复习，搞清楚历史状况本质以及结论的变化，结合历史事件的发展对因果关系进行总结，对所有事件的发生都需要怀揣着为什么会发生的态度去学习，尽可能多方面多角度探索历史轨迹，用理性思维记住整个历史发展进程。高三学生一轮历史复习应该是系统理性思维以及多元化的，并且切记不可粗略的对知识进行回顾，时间一长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② 截至目前，明确提到邓子恢与中南区工会工作的文章只有何钢的《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重读邓子恢同志〈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许人俊的《邓子恢接管城市轶闻》，《湘潮》2008年第3期和《邓子恢接管武汉纪实》，《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赵光秀、万红、王平的《邓子恢在中南二三事》，《兰台内外》2008年第3期；贾久昌的《建国初期邓子恢的人才观》，《福建党史月刊》2008年第8期。但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多为回忆性篇章。不论已有文献的数量还是质量，包括工会工作在内的邓子恢与中南区史事都是一个尚待挖掘的学术“富矿”。
③蒋伯英《邓子恢文稿》第四卷， 未刊稿。
④蒋伯英《 邓子恢文稿》第六卷，未刊稿。
⑤蒋伯英《 邓子恢文稿》第五卷，未刊稿。
⑥湖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 湖北工运史研究资料》第四辑， 1986。
ReflectionsonTradeUnionWorkinCentralSouthRegionLedbyDengZihui
WU Qiang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lots of affairs in the whole country were waiting to be completed. As the top leader of the Central South Region, which was one of the six largest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the country, Deng Zihui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land reform in the agricultural, rural and peasant areas,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urban reception, and to carry out various economic constructions in the peacetime, he, strictly following the Central New Democratic Economic Program and combining the reality of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had done a lot of discussions and fruitful practices, particularly on the Trade Union work. He proposed reforming the previous Trade Un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one an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by improving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workers and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workers. He resolutely cracked down on the Kuomintang residual elements and feudalism, resolutely implemented the new policy, and emphasized that the Trade Union cadres should be vigorously cultivated so that the Trade Union can truly become effective communicating bridge between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government.
Keywords:Deng Zihui; Central South Region; Trade Union
收稿日期：2018-08-11
Doi:10.16813/j.cnki.cn35-1286/g4.2019.01.001
作者简介：吴强，男，江西婺源人，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苏区史、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629(2019)01-0001-07
〔责任编辑：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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