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最高形态是摆脱了由私有财产导致的异化、超越“物的依赖”和打破片面发展限制的形态。人要达到此形态需要三个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发展、生产资料社会共同所有和教育。这对当下中国人的发展的现实意义在于两大方面:一是为中国人能向更高形态发展指明方向和具体路径,二是激发研究者探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发展的具体形态,完成中国人的发展具体形态与马克思三形态理论的对接。
【关键词】马克思和恩格斯;人的发展最高形态;现实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为研究视域,将人的发展和解放置于宏阔的社会历史中考察,揭示出人的发展的三种形态。对人的发展的最高形态,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思考人的发展最高形态是怎样的,另一方面在思考要达到此发展形态所需的条件。这些阐述对促使中国人能向更高形态发展以及激发研究者探寻属于中国人的发展具体形态具有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最高形态的阐述
关于人的发展形态的完整表述,出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将人的发展分为三种形态,并将最高形态表述为处在“自由个性”阶段的人。此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将人描述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两种表述都指向人的发展最高形态,只不过前者注重描述的是纵向的历史发展中人的最高发展形态,而后者则是着重描述在未来社会中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处于最高发展形态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第一,摆脱异化发展的人。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和哲学批判,揭示出人的异化发展的根源所在——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时,或者当我们直接占有它,吃它,喝它,穿戴它,住它等等时,总之,当我们消费它时,它才是我们的”[1]77。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全面发展是相对异化发展而言的,可见,人要走向全面发展,就必须克服异化发展的弊端。那么,如何克服异化发展呢,马克思直指问题之根本。他认为,既然人的异化来源于私有财产,那么克服人的异化的最好方法便是扬弃私有财产,而共产主义便是对私有财产最好的扬弃。共产主义社会是以人的发展作为终极目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73唯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1]77在那里,人通过扬弃私有财产使自己获得真正的全面的解放。
第二,超越“物的依赖”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共有三种形态,并且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划分的中间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处于第一发展形态的人,可称之为“人的依赖”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人的生产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建立着彼此间较为简单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处于第二发展形态,此时的人跟随资本为逐利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脚步,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起全面的关系和普遍的联系,随之构筑起多方面的需求和能力体系,使自身获得比“人的依赖”阶段更为全面的发展。但此时的人还不是完全解放的人,因为他们虽然挣脱了中世纪宗教的束缚,但是却陷入了物的体系,受到物的抽象的统治,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物的依赖”阶段,也是为第三形态准备的阶段。马克思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称为第三发展形态,即全面发展的人。此时的人是由“物的依赖”阶段孕育发展而来,但是他因教育而拥有更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意识,因抵制物的体系的支配而获得自由自觉和全面的发展,从而成为克服“物的依赖”弊端的第三发展形态的人。
首先,在对果树进行修剪过程当中,要对患有病虫害的树枝进行剪切,并将剪切掉的树枝用火烧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防治病虫害对其他健康的树枝进行传染。当前大部分果树管理员选择在冬季对果树进行修剪,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开春时病虫害发生的几率。其次,利用白涂剂对果树的树干或者主干下部进行处理,不但可以杀死病虫害,而且还有助于防治动物对其进行破坏。最后,早春时期,或者冬季来临之前,根据相关的技术标准,对果园的土壤进行深挖。这种做法可以有效的杀死土壤当中的病虫,提升土壤吸收养分以及水分的能力,促进果树的健康成长。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发展不是抽象的发展,而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现实的发展,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人要获得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历史条件的支撑。首先,资本生产的条件。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具备如下前提,即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因为在这样的生产之上,人的能力的发展才会达到一定的程度,个人同自己和他人的普遍关系才会被生产出来。此时,无论人的能力的发展还是关系的发展,也才会达到全面性和普遍性。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恰好符合这一前提要求,它“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3]392不可否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全面发展的人的存在前提条件。
目前市场上也已催生出多种多样的教育移动应用APP,其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1]:一类是适合自学的移动应用APP,如各种背单词、电子书阅读、教育类微课视频等软件;一类是记录存储式学习软件,如印象笔记、EasyNote等学习工具;一类是学习计划、监督等学习管理软件,如我要当学霸、番茄土豆等。这些移动APP帮助学习者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实现随时随地的无障碍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达到人的发展最高形态的条件的论述
1.3.1 克氏原螯虾的饲养管理。年底清塘后,撒生石灰525 kg/hm2进行消毒,用旋耕机翻耕1遍。在田间和环沟中栽种伊乐藻、轮叶黑藻等沉水植物,中间零散栽种水花生、水葫芦等挺水植物。整个冬季田面水深保持在25~35 cm,促进水生植物的生长[6]。次年3月份,施腐熟的农家肥2 250~3 000 kg/hm2肥水。在环沟边设置若干个投料点,投饲量以当天吃完为宜。饲料主要为玉米、小麦、小杂鱼、螺蛳等,后期搭配全价配合饲料。
最后,教育的条件。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教育都承载着促进人的发展的使命。马克思将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提高到了最高级别,他甚至用“唯一”来强调教育在促进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5]212恩格斯和马克思有着相同的认识,恩格斯认为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教育可以打破分工的限制,它不仅教会青年人熟悉某一个生产环节,而且还教会青年人熟悉整个生产系统,这样,他们就具备了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转换的能力,就摆脱了单一分工带来的片面发展。从这点上看,教育是人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其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如前文所述,私有财产是人的片面发展的直接原因,要克服片面发展,就要扬弃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实行社会共同所有制,这是人由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我们从恩格斯的论述中能够看出原委。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4]757-758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进入自由王国的历史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始,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够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属人的关系,而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下,每位社会成员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生存空间、自由时间才能有所保证。
第三,克服片面发展的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旧式的分工把工人固定在某一个不变的职位上,“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2]242而对整体生产缺乏了解和把握,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片面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已经摆脱了生活资料匮乏的困扰,因而社会分工也不会对人有约束的作用,此时的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去选择所要从事的劳动,选择在行业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部门中发展,从而在客观上锻炼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克服分工带来的片面发展,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最高形态阐述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最高形态及其实现条件的阐述,无疑为人类发展指明方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人的发展方面一直依循革命导师言明的方向前进,但在行进的过程中,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免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新的困惑。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形态的论述,才能帮我们答疑解惑。
首先,帮助我们理性认识当下中国人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最高形态之间的距离。一直以来,我们将人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全面发展的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人的发展的应然追求。但是通过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最高形态的描述,不难发现当下中国人的发展程度还远远不能达到全面发展,比如,在人的精神发展上我们不能完全克服“占有式”心态,我们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由资本统治带来的价值虚无、道德冷漠等问题;再如,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不得不依靠同时也受制于自己的一技之长(而非能力的全面发展)。这些明显带有人的发展第二形态——“物的依赖”阶段的特征,甚至在个别地方的人还带有第一发展形态——“人的依赖”阶段的特征。可见,我们在人的发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拥有的条件不足以支撑中国人达到全面发展。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描述可知,当下中国所能提供的条件还远未达到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比如,从生产力的发展看,虽然相比于过去有了质的飞跃,我们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人口众多,这样的生产能力还不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三代生产力共存的现状决定,并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全面能力,发展全面的关系,当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足以为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所必须的自由时间。再如,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我们虽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但为促进生产力的提升,满足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存在,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当下阶段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私营经济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弊端逐渐凸显,如权钱交易、经济领域原则浸淫甚至僭越至其他领域等,这是我们走向更高形态道路上的阻碍。而在教育方面,我们对全面发展的认识还存在偏颇,对资本的作用的认识还不够全面。
再次,指明我们向人的更高发展形态迈进的路径。如前文所述,我们还未达到人的最高发展形态,所以我们需要克服“人的依赖”阶段遗留的弊端和“物的依赖”阶段的弊端,为走向全面发展做准备。如何做准备?我们要依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的三条路径前行。其一,在生产力方面,我们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为人民更好地发展自我提供更多的物质基础;我们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方式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下降,以增加人们向全面发展必须的自由时间。其二,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将生产资料社会共同所有作为终极目标,但在当下,要格外重视和发挥私营经济在促进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我们在制度上已经跨越“卡夫丁峡谷”,从封建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2]74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从未否定资本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坚持在即定范围内发展私营经济,让它在人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其三,在教育方面,当下阶段教育的突出任务是要教会人们辩证对待资本。要教会学生认识到资本的积极作用——如由资本参与的生产更追求效率,促使人们不断革新,因此教育要培养他们主动利用资本的意识,让他们利用资本来发展自我的能力、建立更为广泛的关系、创造全面发展所需良好物质基础。教育也要教会人们认识到资本的消极作用——在资本支配下金钱可能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资本撕裂传统价值体系并凌驾于道德、价值等之上,物与物的交换关系侵蚀人与人的关系,导致人的异化发展等,因此教育要培养他们主动拒斥资本的侵蚀,鼓励他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真正的需要,培养他们抵挡异化消费的意志,并树立合理消费观念。
最后,激发我们去研究当下中国人发展的具体形态。我们常用“走在全面发展的路上”来描述当下人的发展形态,这几乎永远正确(在除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任何发展阶段的人都可以用)的描述,但它会令我们产生一个错觉,即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真正达到全面发展,也给我们带来认识上的模糊和行动上的迟缓甚至错误。而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最高形态的表述,我们知道当下中国人的发展形态与人的最高发展形态之间还有着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这些描述无情地斩断了我们之前的那一丝“妙想”,让我们不得不冷静思考:当下中国人究竟处于什么发展形态。因为我们只有探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发展的具体形态,也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认识这一发展形态下人的发展特征,进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当然,这种研究也面临一些理论困难,如,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指出当下中国人的发展形态,我们没有现成答案可用。再如,一般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发展第二形态——“物的依赖”阶段都是在指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发展,究竟该如何判定我们属于哪一个发展形态等。可无论怎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最高形态的论述已然发挥作用,毕竟已经有学者在做关于人的发展的具体形态方面的研究,相信在后续的研究中会得出答案,最终完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的发展及具体形态与马克思三形态理论的理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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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9)06-0066-0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中国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的发展形态研究”(2014SJD6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亚军(197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编 辑/王洪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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