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深入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实质，是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应重视墨家文化研究，墨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优于其他学派文化特征，特别是其科技文化和工匠精神为其他学派所罕有，且很有当代意义，研究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重视墨家文化。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墨家文化；文化多元；儒、道、释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单一性的，它是多元文化成分相融合的概念，其内涵是多元性的。它既包括儒家文化，也包括与其同时存在的诸子百家文化；还包括文化发展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和积淀的具有新思想、新内容和新形式的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成分，但不是全部。近年来，在社会思想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国学热中，儒家文化得到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但是，有很多人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而且只宣讲儒家经典，认为这就是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了。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予以单一性和狭窄化，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儒家文化不能代表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百家争鸣时代，就深刻表明诸子百家各学派为使社会健康和谐发展，都提出各自的关于治理社会动乱无序、化解社会矛盾、克服和解决民生救济之困乏等问题的主张和方略，而且其中均具有推进社会改革和前进的思想精华之基因，这些都会融入发展着的传统文化中的。例如：道家老子提出的宇宙观、人生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治国兴邦等思想，庄子的崇尚自然的生存文化、“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等，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能全然代表整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秦汉之后，儒家虽然取得了受尊崇的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也没有独占全部思想文化领域，因而其文化也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秦汉之后，不仅道家文化逐渐的普遍流传和盛行，而且外来的佛教文化也融入传统文化中流传和盛行。同时，先秦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和形式，特别是有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有利于实际生活的先秦文化，若隐若显地在民间流传和发展着。如墨家学派鲁班的工匠精神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直流传至今。
其次，学界有研究者撰文提出：“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内涵”，认为儒、道、释是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柱子，这三者既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文中进一步提出由这三根柱子撑起的“两层楼”，上面一层的文化是由文化人创造的精英文化，包括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其共同载体是汉字，并借助汉字传承中华文化。然后包括口头传承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涵。然而此见解并不全面，因为通篇文章中始终未提到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宣传中，忽视对墨家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是非常不当的。墨家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蕴含的思想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它涉及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兼爱”“互利”的人道主义文化观；“尚贤使能”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和治理行政管理的文化思想；“强力从事”发展经济的文化思想；“兼爱”“非攻”建立国际和平相处的文化思想；“节葬”“节用”移风易俗的社会文化观；“非命”“非儒”反对宿命论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想；“贵义”“法仪”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思想；“亲士”“修身”“所染”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特别是墨家的科技文化观，更凸显其文化思想独特的优秀本色，非常值得研究和传播。因此，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忽视对墨家文化的研究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基本特征，即文化的多源发生和多向发展的特点。
墨家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之后墨家文化虽被排斥而“中绝”，但其精华部分仍影响着主流文化的发展和流传。特别是在社会历史发生变革时期，墨家文化治理社会和选用贤才等进步主张，为后来实行变革者所积极传承和弘扬。再如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等十大主张，不仅在历史上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当下也不失其现实意义。
再次，就作为精神文化本身发展规律而言，文化是不断地随时代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它不是静态的。它不仅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而且还是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因而，传统文化既要保持和传承自身固有内容，又需要吸取、容纳现时代的文化基因及其新的形式，以利于自身的发展和繁荣。所以说，传统文化是多元统一的，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着的多元统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求我们依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多视角、整体性地作综合创新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更能使得传统文化社会功能发挥得更深刻更广泛。
二、墨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墨家学派是由手工业者、小生产者组成的劳动者集团，墨子本人和其他成员一样都是来自社会的下层。墨家学派是在墨子的领导下，自动组成的有严格的纪律、过着极端刻苦朴素生活而掌握一定技能的学术团体，其思想文化渊源来自夏、商、周三代文化。其中以夏、商两代为主，对周文化有所批判，所以，墨家学派特别崇拜夏禹。《淮南子·要略训》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家文化优于其他学派的基本特征，值得深入研究。
以上论述表明，《墨子》各篇中的科技文化的实际基础，主要是各篇中关于工艺的实际应用和具体技术的改进与提高，这些都是工艺技能的实际经验，并没有升华为理论层面的科学。而后期墨家在《墨经》中将前期墨家的工艺技能经验概括升华为许多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丰富完善了墨家科技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是其他学派无法相比的。
其次，要有担当，有责任感。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我们更应该让责任驻扎心中，努力学习，树立远大理想，为投身民族建设而拼搏。我们要把立德树人落实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去。在做好自己学习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敢于担当，敢挑重担，积极地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结合本职工作发挥自己的模范引领作用，让自己用优良的人格魅力去感染更多的人，能够做到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在研究墨家科技文化之际，首先应探索墨家的工艺技术及其工匠精神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步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一般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会有重大影响。如对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手段、生产工艺、生产流程、生产组织管理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组织的治理、社会的消费需求和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层面，都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墨家学派作为具有工艺技术和技能手工业者组成的劳动集团，为万民百姓生产和生活之利，制造出优良、方便和减轻劳动强度的器物，如轮轴的改进、推广滑轮的使用等等，而不断改进和提高其工艺技术和技能水平，既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也体现了他们自身生存的内在要求。墨家学派这种重视工艺技术和技能的创造、创新的工匠精神，是其他学派所不及的。特别是《墨经》中的诸多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这些科学定律和原理是后期墨家发扬创造、创新的工匠精神，将前期墨家工匠的实际经验加以研究概括和升华建立起来的，更是流传久远。墨家的这种独特的人文科技文化的优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研究和传承的。科学和技术既有区别，更有密切联系。因为技术经验一旦升华为科学原理或科学定律，就必然形成不断践行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本质内涵，就是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创新。这在《墨子》全书诸篇中如从《所染》以下的《非攻》《节用》《非乐》《非命》，至《鲁问》《公输盘》，特别是《备城门》以下诸篇，都蕴含着创造和创新的科学精神，而《经上》《经下》《经说》等篇，均显示着墨家学派科技文化中更为系统和深刻的科学精神。
第三，墨家文化独具的特征，就是它的道技统一的文化，即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一般说来，科技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活动中的产物。墨家学派的科技文化，是他们集团进行创造性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其科技文化的特征，是由他们集团工艺生产的特点决定的。墨家学派是由从事工艺的能工巧匠组成的，也是当时获得很大发展的手工业者集团，这个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为了百姓的生产生活的方便，以及他们自身的生存，终年不停地进行工艺技术的创造活动，而且还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工艺技能的水平。如墨子同公输盘关于削竹、削木是用于制作飞鸟供主政者享乐还是用于改进车轮的 “销子”，以利于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的对话争辩，对话的最后结论是，用于制作车轴的“辖”。这样不仅能使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而且也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同时，以此作为甄别工艺技能的“巧”与“拙”原则标准。《墨子·鲁问》中指出：“故行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从而深刻表明，墨家的科技文化观，是富有人文精神的科技文化。由于墨家学派主要是由具有工艺技能的手工业者组成，其生产的目的性是“以利万民”。所以其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统一。因而，它不存在近现代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协调问题。墨家学派宣传和推行其科技文化的主张，是与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墨家推行实施其“兼相爱、交相利”根本宗旨，是依靠其广大成员的工艺技能进行的，每到一处，既宣讲其宗旨，又同时做实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游说列国为政者。如《墨子·公输》篇记载，墨子为止楚攻宋就是通过与公输盘关于“云梯”之辩与试验，说服了楚王放弃攻宋。墨家为不断提高百工农肄的生产技能，改善其生产工具和工作环境，同样是边说边模拟示范，充分体现了墨家学派注重实践，反对空谈的基本特点。由于墨家学派既出身于社会下层，又是具有精湛技艺的工匠，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广大百姓的生活需求，对当时列国的互夺欺凌的局面、统治者的无能及淫乱无礼，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万分疾恨。所以，作为工匠群体的墨家学派，为了自身的生存及其技能的发展，迫切要求有一个公平和谐、相爱相利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墨子·天志》上、中、下三篇中，墨家学派将自身和庶民百姓的意志外化为“天志”。主张“天为法仪”，天的意志是“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反对儒家提倡的“天命说”。
5）秋季基肥当然不能少，往年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不施或晚施，受冻后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必须施。前面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树上长出足够的绿叶，制造更多的有机营养，最终使这些有机营养尽可能输送并储存到树体中，以利于第2年植株健康生长，说白了都是为秋季施基肥所做的铺垫。所以，秋季的基肥不但必须施，而且要及时施。
第二，实践的针对性是墨家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家学派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提出十大主张，而且十分注重付诸于社会实践的具体实情中，即墨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是富有针对性的实践特征。墨家学派高举“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旗帜，以崇高的人格和富有针对性实践的入世精神，摩顶放踵，日夜不休，行劳天下，拯世救敝。据史书记载，墨子为了“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曾“席不暇暖”“突不暇黔”，急急遑遑，周游列国，“上说下教”，未尝一日宁处。他的弟子，为了人民的利益，每个成员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子和墨家学派为救治列国弊病和社会无序，提出的十大治国理政的方略，都是针对实际存在的具体情况的。在《墨子·鲁问》篇，墨子曾教导诸弟子：若去列国从政务民，“必择务而从事”。清代孙贻让对此在《墨子间詁》序中作过阐释：若去存在昏乱为主要问题国家，要竭力宣传和促使施行尚贤、尚同；若去存在贫穷为主要问题的国家，要力主节用、节葬，勤于农事；若去沉湎于淫乐的国家，则积极实行非乐、非命，推行勤务力行，反对命定论；若去存在法礼违乱问题的国家，要强调尊天、事鬼，实现贵义法仪原则；若去企图欺凌他国的国家，则强烈告诫：“诚以兼爱、非攻”。由此可见，墨家学派提出十大主张，即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十大方略并非平列，也不是全部同时使用于一个国家的，而是依据列国的实际国情和社情，有选择的推行其主张。但是，在这十大治理方略之中，仍具有内在的思想逻辑联系，而且都贯穿着“兼相爱、交相利”的宗旨，以及“兴万民之利，废万民之害”的原则要求的。同时也表明：墨家文化的实践性特征，不是一般的实践性特征，而是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实践性。
《墨子·天志》中明确指出，“天志”的实质内涵是“爱利百姓”“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是“天”的意志，“天之爱利天下之百姓，为政者必须要顺天意”。《墨子·天志上》强调，“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爱利百姓”既是“天志”的实质内涵，同时也是实现“尚贤”“尚同”规范的主导性原则。《尚贤》是实行贤良之士主政，《墨子·尚同》是同于“天志”。因此，各级贤良之士必须遵守和执行。《墨子·尚同上》中强调：“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尚同”规范原则。也就是说，各级贤良之政、乃至全社会都要以“天志”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原则，以保证“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的要求变为现实。墨家为使万民百姓获得实际的利益，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举措，竭力倡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主张和举措。在这些主张和举措中，贯穿着强调重视和调动“人和人的能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的思想。《墨子·非乐上》和《墨子·非命中》均着重说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认为，人之“力”可以改变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只要强力从事，勤勉生产，人们就会生活得富裕，饱食暖衣。反之就会招致贫穷，缺衣少吃。在“强力从事”中特别强调农事的重要性。反对统治者为了享乐把青壮年农夫征之学歌习舞。应该让“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使“仓廪府库”实满，人们生活富裕，饱食衣暖。所以，他进一步指出，若人力怕无奈何者，是力不足也，并非命也。这一思想观点与儒家倡导的“不废人事的命”之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坚持倡导“强力从事”反对“命定论”，是墨家文化一大显著特征。
第一，“兴万民之利”是墨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墨家提出“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既有历史上的依据，又有理论宗旨的基础。
三、重视墨家学派科技文化研究的意义
在墨家看来，“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在古代历史上对社稷的发展和万民的福祉都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圣王禹汤文武均实行“兼爱天下百姓”，为万民谋福祉，竭力废除“七患”，积极推行农事发展五榖丰收，以利万民生活和社稷发展。“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不仅有历史的依据，还有理论宗旨的基础。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宗旨，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墨家的十大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其实质内涵和最终结果的要求，均是服务于“兴万民之利和除万民之害”的实现。
在陕北坡底村，知青们的插队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文革”极左思想毒害了一些当地干部，使本就贫穷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加艰难。赵曙光、冯晓兰、武红兵等知青，不负老支书王大爷等老党员的信任和重托，带领群众打机井、搞副业、分钱富民、迁村避险，与淳朴善良的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命运相连。
当然，每个时代的科学精神的发扬和实现，是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和行政体制的存在分不开的。所以，墨家的宗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倡导和主张改革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废除等级特权的贵族制度，推行“尚贤”“尚同”的社会政治原则，实行贤良主政，建立公平、正义、和谐的平民民主社会制度，以便将科技文化融入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和层面中。但是，封建等级专制制度的顽固存在和延续，致使墨家的社会政治改革的进步主张和科技精神难以实现和发展。
其次，重视研究墨家学派的科技文化思想，就是为了增强文化自信。墨家学派的科技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家的科技文化也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根基的有机成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视墨家科技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国成功发射的量子卫星命名为“墨子号”，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范例。潘建伟院士在答记者中说：“以‘墨子’命名第一颗量子卫星，我们希望可以激发大家的文化自信，激励国人前进。”［1］这里，既是对墨家学派在光学方面成就的弘扬，又是墨家科技文化绽放出的独特色彩，为建设文化软实力增添了文化自信的基因。墨家在《墨经》中提出了关于力学、数学、物理学、时空学、运动学等方面的科学定律和科学原理，均是建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因。《墨经·下》从“景”（即影字），光至景亡开始，以图文结合形式讲述了光学的诸多原理：“物蔽光成影”“双影的形成”“小孔成像”“光的反射”“影的大小与远近”“凹面镜的成像”“凸面镜的成像”“平面镜的成像之理”，这八大光学原理，都对当代科学研究有重要启迪意义和科学贡献。所以，潘建伟院士说《墨子》在世界上最早系统地阐释了“小孔成像”理论，以及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原理。“这是光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原理之一，奠定了光通信、量子通信等理论的基础。”他还说，《墨子》甚至还走的更远，在关于“端”的论述中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这在某种程度上近似提出了原子学说。潘建伟院士的这些精辟评述，既是对墨家在光学、时空学领域诸多基因的积极弘扬，使之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同时，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导思想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这里蕴含的道理有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揭示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却有着某些“相似”的特点，历史的演进与发展存在着古今相通的种种联系，古代科学文化传统与现代科学发展不是绝对隔绝的。事实上，当代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东方古代科技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交汇发展的趋势。如“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就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大交叉、大融合的典型的例子，它将导致新医学体系的诞生。第二，揭示出任何一种学说，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其意义有所不同，甚至有的学说，其跨时代的意义大大超过它当时所处时代的意义。墨家学派的科技思想和其他思想成就，就有这一特征。墨家学派针对当时不利于人民和社会发展的时弊，提出的“兴利除弊”十大主张，在当时虽未实现，但其积极的进步意义是富有现代性的。如“兼爱”“非攻”的和平共处国际观、“尚贤使能”的社会政治观、“强力从事”的经济社会发展观、“节用”“节葬”的崇尚节俭观、“强不执弱、富不悔贫”的和平共处的平等观，以及积极防御的军事观等文化基因，都非常贴近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但是，如何使这些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做出了示范。
本研究采用RPH联合瘘管切除术对痔合并肛瘘患者进行治疗发现,采用RPH联合瘘管切除术治疗后B组患者术后24h疼痛评分低于A组,术后首次排便时间疼痛持续时间、手术时间以及术后恢复时间均短于A组(P<0.05);B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A组(P<0.05),但两组治疗的总有效率无显著差异(P>0.05)。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引用墨子的话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完善全球互联网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利互信的理念，摈弃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现实问题，引用墨子古语的文化基因指出，建设共同安全的网络，事关全球形势稳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为我们指出墨学研究现代化的原则和目标，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墨子从“兼相爱”中提炼出“兼爱”和“兼”的范畴，用以表达其政治理想。墨家的“兼爱”是无差别的俱爱，爱的对象是不分民族、等级、亲疏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人。所以说，墨家兼爱说，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精髓，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亟待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深厚的软实力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强调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就是说，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其根基就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这深刻说明，研究和弘扬包括墨家科技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弘扬而弘扬，而是要服务于现时代发展的需求。具体而言，即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制止乐古颂古的保守主义倾向蔓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不但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原则，基本立场和根本目的，同时也启迪我们在研究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需重视墨家文化。
参考文献：
［1］取名“墨子”彰显文化自信［N］.光明日报，2016-8-16.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10－0004－06
［作者简介］朱传棨（1928－），男，山东滕州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墨子学会顾问，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墨家学说研究。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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