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探讨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干预的即时和长期效果以及机制，选取20名大学生作为干预组，进行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同时招募29名大学生作为对照组，不接受团体干预。采用贝克抑郁量表、贝克焦虑量表、一般健康量表、接纳与行动问卷、认知整合问卷，分别对两组大学生在干预前、干预后施测，并对干预组在干预3个月后再次追踪施测。干预组在抑郁、自尊、一般心理健康、经验性回避以及认知融合方面在干预后相比干预前都有显著改善；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在抑郁、一般心理健康维度上变化显著，在认知融合上边缘显著，说明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一般心理健康水平。此外，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在干预前后的变化值与大学生抑郁水平的变化值无显著相关,但与干预组后测时的一般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
关键词接纳承诺疗法；团体辅导；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
1 问题提出
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是由海斯等人(Hayes, Levin, Plumb-Vilardaga, Villatte, & Pistorello, 2013; Hayes, Strosahl, & Wilson, 1999)发展起来的一种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是一种以功能性语境主义哲学和关系框架理论为基础的心理治疗方法(Hayes, 2004)。该疗法目标是“帮助人们开创丰富、充实且有意义的生活，同时接纳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 (Hayes, 2004; Hayes et al., 2013)，具体工作目标是提升个体的心理灵活性。心理灵活性是指“活在当下、觉察自我体验、向自我体验开放、实践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的能力(Bond, Flaxman, & Bunce, 2008)。这种心理灵活性意味着，即使环境变化、不同的想法和感觉出现，个体依然有向着价值取向前进的自由。为了帮助人们实现心理灵活性，接纳承诺疗法提出了包括病理模型和治疗模型的六边形模型(图1)。
一直以来，普通本科院校面临着较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受到师资力量、教学水平、科研水平以及各种条件的限制，难以企及一流大学的专业建设，学生理论知识不扎实，专业研究能力弱，综合素质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本科教学思维的影响，人才培养方案过于理论化，实践教学环节较少，且流于表面，与高职高专学校重视技能培养的方式相异，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不强。近年来，为改变这一局面，国家及地方不断推进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的建设。随着2015年教育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更多的本科院校开始深化教学改革，以创建应用型、有特色的地方高校为目标。
图1 接纳承诺疗法的六边形模型
接纳承诺疗法具体分析了六大病理模型及对应的六大核心治疗过程(Hayes, Strosahl, & Wilson, 1999, 2012)，具体六个相对应的维度如上图1所示。因为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没有接受过接纳承诺疗法的被试，故更关注治疗过程的前两步，即认知解离与认知融合、接纳与经验性回避是本研究干预的重点。认知解离意味着与自己的各种念头、想象和记忆保持距离，而认知融合则是将自身认知与各种念头、想象和记忆融合在一起；接纳意味着以开放的态度给各种痛苦情感、感受、冲动和情绪留出空间，而经验性回避则是为逃避内心的痛苦而陷入与它们的战斗、抵抗、逃避中，甚至被其淹没(Hayes et al., 1999, 2012)。经验性回避是接纳承诺疗法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心理障碍分类以及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左亚洲, 张亚楠, 2018)。
1.2.2 SBME-PBL教学 在PBL教学基础上，在课堂讨论阶段使用医学模拟人等道具进行临床技能操作，构建出与临床实际工作相似的诊疗情景环境，开展神经外科教学。
接纳承诺疗法提出了很多方法来实现治疗目标，包括正念、隐喻故事、体验式练习等，让来访者自己感悟到与痛苦相处的价值，从而自发转变，不像传统认知行为疗法那样与来访者进行观念辩驳(Hayes et al., 1999, 2012)。已有多篇综述或元分析文章肯定了该疗法的干预效果(Graham, Gouick, Krahe, & Gillanders, 2016; Gu, Strauss, Bond, & Cavanagh, 2015; Veehof, Trompetter, Bohlmeijer, & Schreurs, 2016)。国外多项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进行的干预研究都发现该疗法能够降低大学生的抑郁水平，提升心理健康水平(Kohtala, Lappalainen, Savonen, Timo, & Tolvanen, 2015; Levin, Haeger, Pierce, & Twohig, 2017; Räsänen, Lappalainen, Muotka, Tolvanen, & Lappalainen, 2016)。国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和咨询实践。何厚建，胡茂荣, 王敬, 陈盈和赖雄(2017)比较了接纳承诺疗法与道家疗法的异同点，何厚建和胡茂荣(2018)报告了一例采用接纳承诺疗法成功干预强迫症个案的报告，陈盈，胡茂荣, 何厚建和赖雄 (2018)采用接纳承诺疗法治疗减轻了1例异食症初中生的抑郁、焦虑情绪并提高了其心理灵活性，周君，王淑娟和祝卓宏(2018)采用问卷调查探讨了父母心理灵活性及婚姻质量在接纳承诺疗法干预儿童行为问题的中介作用。但大多当前关于论证ACT效果的文献都是综述，很少有实证研究论证ACT基本技术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黄明明, 2015)；倾向于对特定个体的单独干预，缺乏基本接纳承诺疗法的团体辅导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将探讨基于接纳承诺疗法的团体辅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及作用机制，具体研究问题如下：(1)ACT干预的即时效果，即在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2)ACT干预的长期效果，即干预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效果是否在3个月后依然显著；(3)ACT干预效果的作用机制，即心理健康各维度水平的变化是否与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水平变化相关。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对于心理健康来说，经验性回避的前后变化值与测量时间、干预组别的三阶交互作用显著(F(1,45)=5.61,p=0.02, 偏η2=0.12)，与测量时间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F(1,45)=6.04,p=0.02, 偏η2=0.12)，测量时间与干预组别的二阶交互作用不显著(F(1,45)=1.29,p=0.26, 偏η2=0.03)。对三阶交互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对照组里，测量时间和经验性回避变化值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6)=0.01,p=0.92, 偏η2=0.000)，但是在干预组里，该交互作用显著(F(1,17)=6.15,p=0.02, 偏η2=0.27)。从系数估计看来，只有在干预组中，经验性回避变化值对后测的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是显著的(β=0.32,SE=0.11,t=2.86,p=0.01, 偏η2=0.33)，即在干预组后测时，经验性回避降低越多，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具体结果见图2。
而这种和谐美又实际上是“天人合一”理念在该地区传统聚落中的具体反映。中国古代建筑都普遍注重“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天人合一强调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最大的特性乃是自然性，建筑也不例外。比如中国传统园林就十分强调“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追求。故而人类居住的各种聚落环境也特别注重自然山水的利用和保护，强调因借自然，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首先，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检验干预组在干预前、干预后和干预3个月后的三次测量结果是否有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在全部5个变量上干预效果均显著(η2在0.16到0.35之间)。进一步均差比较发现，经过团体辅导干预，干预组抑郁、一般心理健康和认知融合3个维度的均值，后测和追测分别与前测相比，均显著下降；干预3个月后的追测中，这3个维度均维持在干预后水平，表明干预效果稳定。在焦虑维度上，虽然干预后的效果统计检验不显著，但3个月后的追测则显著低于干预前水平，表明干预效果可能具有一定滞后性。在经验性回避维度上，干预后测与前测相比，以及干预3个月后追测与后测相比，均显著下降，表明团体辅导在结束之后，仍然有进一步的心理帮助效果。
2.2 研究设计
研究采取准实验设计，设置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接受团体干预，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干预。干预组除接受前测后测外，3个月后再接受追踪测试，对照组不接受3个月后的追踪测试。
2.3 研究工具
(1)抑郁。采用贝克抑郁量表第2 版(BDI-II )中文版(王振, 苑成梅, 黄佳, 李则挚, 陈珏, 张海音, 肖泽萍, 2011)测量抑郁水平。量表于1967年由Beck制定，用于评估过去两周内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在大学生群体中经验证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杨文辉, 吴多进, 彭芳, 2012)。量表共包含21 个条目，每个条目为0～3 级评分，总分0～13分为无抑郁，14～19 分为轻度抑郁，20～28 分为中度抑郁，29～63 分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2)焦虑。采用贝克焦虑量表(BAI)中文版测量(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Beck等人于1988年编制，用于评定多种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共包括21个自评项目，采用4级评分方法，“1”表示无；“2”表示轻度，无多大烦扰；“3”表示中度，感到不适但尚能忍受；“4”表示重度，只能勉强忍受。把量表中项目分数相加得到总分，分数越高说明焦虑情绪越严重，一般以总分大于等于45作为焦虑的判断临界值。中文版本在国内被广泛应用并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金雯, 2014)。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施术准备阶段帮助患者清洁皮肤进行消毒处理，可问询患者疼痛耐受度，大部分患者无需麻醉，其他怕疼的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后放松心态接受诊疗，操作中将火针的针尖部位置于酒精灯之上逐渐烧红，稳定其热量快速的置于扁平疣部位，针柄用布包裹，以不导热为宜，而后刺入患者的病患区域，待针稍有冷却后继续烧红反复操作，一次将患者的扁平疣清除干净，注意针要烧透，这样灭菌效果好痛感小，垂直要直刺正中一下。刺入程度不宜太深，入皮最多1～2 mm。皮损较大的的情况下，利用三头火针直刺，小部分的皮损可利用粗火针斜刺[2] 。
(3)一般心理健康。采用一般健康量表(GHQ-12)测量一般心理健康水平(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问卷共12 道题，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在最近3个月内出现某种行为或产生某种感受的频率，采用4级计分，从“从不”计1分到“经常”计4分，得分范围在12～48分之间，分数越高，表示一般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总分超过27为心理状况不佳。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4)经验性回避。采用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 AAQ-Ⅱ)(曹静, 吉阳, 祝卓宏, 2013)测量。作为反映接纳承诺疗法核心理念的测量问卷，最早由Hayes(2004)编制，之后国际多位研究者共同探讨修订了第二版(Bond et al., 2011)。该量表共7题，采用1(从未)～7(总是)点计分。分数越高，经验性回避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
(5)认知融合。采用认知融合问卷中文版(CFQ-F)(张维晨, 吉阳, 李新, 郭慧娜, 祝卓宏, 2014)测量。该量表原由Gillanders等 (2014) 编制，涉及认知融合以及认知解离的各种表现。中文版只保留认知融合分问卷，共9题，7点计分(从1=明显不符合，到7=明显符合)。分数越高，表示认知融合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2.4 研究过程
本研究以接纳承诺疗法为理论框架，对高校大学生进行为期8周的团体辅导，对干预效果进行追踪测量，并探讨可能对干预效果产生影响的变量。研究显示，该疗法的团体辅导干预是有效的，无论是后测还是追测，干预组在抑郁、焦虑、一般心理健康、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维度上与前测时相比都有显著改善；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在抑郁、一般心理健康和认知融合维度上后测比前测值均显著降低，说明这些心理健康方面均得到有效改善。即8周的团体辅导确实能够提升干预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接纳承诺疗法具有显著效果。
根据ACT理论和团体干预目标设计本研究的干预方案。针对高校学生认识自己，认识他人的需求，团体干预主要目标为通过帮助学生学会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认知和情绪特点，学会接纳自己和更好地调节情绪，提高与他人的沟通能力等方法提高学生的心理灵活性，从而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在团体干预的基本框架下，采用小组讨论、理论介绍、分享感受、家庭作业和绘画音乐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成员参与积极性，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具体的干预方案见表1。
表1 ACT团体干预方案
主题目的内容相互认识,建立关系建立团体(1)滚雪球;(2)讲述对小组的期待;(3)装饰名字;(4)人际关系集体画并分享;(5)发现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认知融合及引发的情绪;(6)建立小组规则;(7)作业:情绪三栏表———事件、认知和情绪之间的关系 探索人际关系中的认知与情绪了解并接纳情绪和想法(1)分享作业;(2)讲解行为功能分析———“问题是美丽的”;(3)我们太想控制我们的情绪和想法———故事“掉在泥潭里的人”;(4)感谢过去,接纳过去;(5)作业:给人际关系中的“问题自己”写感谢信 感知此时此刻(正念)了解并体验正念(1)分享作业;(2)冥想及分享;(3)介绍正念;(4)正念训练:正念思维、正念情绪和正念身体;(5)作业:每天坚持正念练习学会观察自己了解三个自我概念;学会观察自己(1)活动:“救生船”;(2)分享想法感受及身体反应;(3)观察自我的重要性;(4)活动:“乱画”;(5)分享想法感受及身体反应;(6)发现自我观察能力的变化;(7)作业:观察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思维和情绪模式与过去的自己说再见(认知解离)了解想法不是事实;学会认知解离;学会情绪表达(1)认知解离:写出并说出人际关系中最容易有的想法;(2)情绪表达与解离:感受人际中容易有的情绪;(3)遇见内在小孩;(4)作业:关照你内在的小孩,与之进行沟通,发现你与他怎么沟通时内在小孩感到舒服你的人生价值取向了解并确定人生价值方向 (1)分享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和人生理想;(2)墓志铭练习;(3)作业:思考现在对你来说什么东西最重要向着我的人生目标小小一步(承诺行动)确定与人生价值方向一致的行为目标并迈出一小步(1)生命线活动;(2)过去的你,现在的你,为实现5年后的理想现在最需要做的三件事情;(3)作业:发现这个星期你有哪些目标行为上的突破面向新生活巩固团体中习得的新的理念和行为模式;建立信心和期待(1)小组过程中的作品展示;(2)成长分享;(3)集体画,蝴蝶,向着未来飞翔;(4)小组结束离别的祝福信———我想对你说;(5)合影结束小组
2.4.2 干预流程
招募团体干预对象后，首先对被试进行入组访谈，了解其精神状况并确定其参与动机。通过访谈共筛选出20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入干预组。干预组随机分为三组，共进行为期8周的ACT团体心理辅导，每周1次，每次2小时。咨询师1名，为某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接纳承诺疗法咨询师、督导师；还曾接受过结构式的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分析及认知行为取向的团体培训，以及表达性艺术治疗、儿童心理治疗及家庭治疗等方面的系统专业培训，有丰富的团体咨询工作经验。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选取29名被试成为对照组，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在为期8周的团体干预期间，对照组如常生活，不接受心理咨询和团体干预。干预组和对照组均在干预前填写上述5个问卷，收集数据，八周干预结束后，再完成相关量表。3个月后，对干预组收集追踪数据。
2.5 统计分析
李彬，张俊瑞，马晨(2013)通过对上市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进行研究，发现其存在调节盈余管理行为，导致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缺乏谨慎性和真实性增强不谨慎性风险，建议证监会加大市场监督力度和年报审核的严格性，政府部门应对企业业务相关性做出约束并提高业务和会计处理相关性要求。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公益性决定了其工程质量的重要性，工程质量的好坏也关系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工程质量的评定也必须有统一严格的规范。目前，经过10年的建设，各区县在工程质量管理上有了各自的经验和做法，监理部门全过程参与了施工质量管理，对保障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成效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没有质量评定标准，质量监督部门无法核定工程质量等级，为了进一步推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亟需制定北京市生态清洁小流域质量评定规范。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
表2呈现了对照组和干预组在各次测量时抑郁、焦虑、一般心理健康、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5个变量的结果。整体上，高校学生的抑郁、焦虑水平较低，一般心理健康水平也较好。干预组在经验性回避及认知融合量表上的得分较高，而对照组处于中等偏低的分数。
表2 对照组和干预组在各次测量时的描述统计(M±SD)及变量的分值范围
变量分值范围对照组前测后测干预组前测后测追测抑郁0～39.2±6.397.52±6.4711.1±9.314.6±4.656.2±5.70焦虑0～327.6±6.6626.5±5.7831.5±8.8727.9±6.1827.4±4.85一般心理健康1～423.0±5.4722.2±5.2225.7±6.5422.0±5.0821.4±5.47经验性回避1～522.6±6.5320.0±6.1728.2±7.1424.9±7.5822.1±7.80认知融合1～531.8±9.0231.76±6.0440.1±7.0335.6±8.8133.9±8.10
3.2 干预效果检验
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抑郁来说，经验性回避的前后变化值与测量时间、干预组别的三阶交互作用不显著(F(1,45)=1.49,p=0.23, 偏η2=0.03)，与测量时间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F(1,45)=3.95,p=0.05, 偏η2=0.08)，测量时间与干预组别的二阶交互作用不显著(F(1,45)=2.47,p=0.12, 偏η2=0.05)，说明经验性回避的前后测变化差值对于抑郁水平改变没有任何影响。
干预组：男8人，女12人，平均年龄25.06±2.90岁。本科生3人，硕士生9人，博士生8人。对照组：男18人，女11人，平均年龄24.24±2.46岁，本科生8人，硕士生8人，博士生13人。两组在性别，年龄，学位上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s>0.05)。
表3 干预组的重复测量结果及两组干预效果的测量时间和干预组别的交互作用检验
变量干预组的三次测量结果比较F(2,38)pη2p后测-前测追测-前测追测-后测干预组和对照组前后测的差异比较F(1,45)pη2p抑郁10.300.0000.35-0.31-0.240.085.560.020.11焦虑3.720.030.16-0.17†-0.20-0.031.560.220.03一般心理健康7.910.0010.31-0.32-0.36-0.044.640.040.09经验性回避6.760.0030.26-0.47-0.69-0.210.610.440.01认知融合4.710.020.20-0.51-0.58-0.073.00†0.090.06
注：†,p<0.10;p<0.05;p<0.01;p<0.001。
其次，进行干预组与对照组的比较。因为对照组没有追测数据，所以只能进行2(被试内-测量时间：前测、后测)×2(被试间-组别：干预组、对照组)的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右侧三栏所示，测量时间与组别在抑郁和一般心理健康两个维度上，交互作用显著，效应值较大；在认知融合维度上，交互作用边缘显著。而在焦虑和经验性回避上，交互作用不显著。结合表2的描述统计结果可知，干预可能对抑郁、一般心理健康和认知融合三个变量产生影响，但是对焦虑和经验性回避没有产生影响。下面是更进一步的分析。
3.3 干预效果的心理机制探讨
为了探讨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水平是否会影响到干预效果，将干预前后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水平的变化差值作为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方程进行变化值(以标准分的形式作为连续变量进入，经验性回避的变化值和认知融合的变化值分别进入方程，一次检验一项)×2(测量时间)×2(组别)的混合方差分析。
为检验团体辅导对干预组是否有效果，从两方面进行了数据分析。
运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一般线性模型(GLM)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探索干预组各维度得分干预前后及3个月追踪数据的差异是否显著，并通过效应量偏η2来判断团体干预效果大小(Cohens, 1988)。
认知融合变化值方面，三阶交互作用不显著(F(1,45)=1.38,p=0.71, 偏η2=0.003)，与测量时间的二阶交互作用不显著(F(1,45)=1.24,p=0.27, 偏η2=0.03)，测量时间与干预组别的二阶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45)=3.06,p=0.09, 偏η2=0.06)，即认知融合水平的变化也不是干预组的抑郁水平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北京某大学通过海报招募和入组访谈选出在读高校生共20人，随机分为三组，统一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带领，依次接受团体干预，该咨询师是国际语境行为科学协会中国分会会员，进行接纳承诺疗法训练200小时以上。同时招募对照组29人，不接受团体干预。
图2 测量时间、组别和经验性回避变化值对心理健康的三阶交互作用图
认知融合变化值方面，三阶交互作用显著(F(1,45)=5.09,p=0.03, 偏η2=0.11)，与测量时间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F(1,45)=9.60,p=0.003, 偏η2=0.18)，测量时间与干预组别的二阶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45)=0.84,p=0.37, 偏η2=0.02)。三阶交互作用结果与经验性回避变化值的结果类似，在对照组中，测量时间和认知融合变化值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6)=0.64,p=0.43, 偏η2=0.02)，但是在干预组中，该交互作用显著(F(1,17)=8.95,p=0.008, 偏η2=0.35)。从系数估计看来，只有在干预组中，认知融合变化值对后测的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是显著的(β=0.25,SE=0.10,t=2.39,p=0.03, 偏η2=0.25)。
2018年10月22日至24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主办，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杂志》协办的第三届“全球化视野·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以下简称“馆长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英贤图书馆举办。来自美国、英国、荷兰、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内地等海内外高校图书馆、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图情杂志社等60余位馆长、专家出席论坛，并围绕“图书馆组织转型的方向与路径”“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模式与机制”“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整合与利用”等话题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学图书馆的重塑之道。
4 讨论
2.4.1 干预方案
此外，本研究中还探索了以下四方面问题。首先是团体辅导的追踪结果。研究结果显示，在结束辅导的3个月之后，干预组学生在抑郁、焦虑、一般心理健康、认知融合和经验性回避维度上均仍有显著的改善效果。接纳承诺疗法强调对心理世界运作本质的揭示，并从导致人们心理僵化的六大病理要素进行改善(Hayes, Strosahl, & Wilson, 1999, 2012)，因此，接纳承诺疗法认为，在接受了恰当的心理辅导之后，人们改变的不是当前的心理状态，而是心理灵活性。心理灵活性的增强意味着在当前的生活中能够较少地逃避自己内在的不愉悦体验、消极或不合适的念头、想法、情绪等，也不再瞻前顾后、被僵化的自我概念困扰，看不到自己真正看重的方向且不能迈出真正的行动，意味着能够接纳、解离、正念和带着观察性自我向价值取向做出承诺且行动，这样人们感受到的消极心理事件(如抑郁、焦虑等)就可能减少，心理健康就得以改善(Hayes, 2016)。这也与Vowles和Mccracken (2008)对171例慢性疼痛患者进行的ACT 多学科治疗的研究结果一致，干预后和3 个月的随访结果显示，患者的疼痛、抑郁、疼痛相关焦虑、残疾、就诊次数、工作情况、身体活动能力方面都有改善。接纳承诺疗法改变的是人与内在心理体验和外在价值行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之后会自然运行，继续改变人的生活，因此，接纳承诺疗法的疗效在团体辅导结束之后，通常会持续，甚至越来越好。
其次，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焦虑和经验性回避两个维度上，交互作用不显著，从描述统计结果可见，后测时对照组在这两个变量上的情况也得以减轻。虽对照组前测结果已经优于干预组，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焦虑状态减轻，经验性回避的程度更低。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在问卷重复测量时，答题者第二次作答时对题目的反应性下降，但是由于其他维度上并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因此该因素可能性较低。二是前、后测所处的学期不同，前测是在学期初，而后测是在学生逐渐熟悉课业且学业比较轻松的学期中，学生的焦虑状态和需要去回避的负面的内在体验都减少，而认知融合、抑郁状态、一般心理健康更是一种长期状态，受到暂时性的生活状态影响略小，所以造成了可能的差异。三是因为对照组的状态本身较好，已具有较强的心理灵活性，因此带来了良性发展，但该因素是否成立仍需要未来开展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进行考察。
再次，本研究还探讨了接纳承诺疗法的两个重要心理病理机制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是否会影响干预效果。结果发现，这两者的变化值都不能解释干预前后抑郁水平的变化，但是可能是一般心理健康变化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对抑郁无效果可能显示了为什么随着时间增加，干预组的抑郁水平又有所回升(虽然效果不显著)的现象。这也是接纳承诺疗法的正常现象：不试图改变症状，而是关注于功能的改变。在治疗过程中，症状可能消失，也可能持续，但重要的是来访者是否能带着症状去朝着自己的价值方向行动。另一方面，经验性回避和认知融合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对于干预组来说，在后测时的心理健康水平与经验性回避/认知融合的变化有显著相关，经验性回避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好，即接纳承诺疗法带来的功能改变，确实促使了心理健康的变化。
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在抑郁和一般心理健康两个变量上，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这可能与测量工具、被试群体、以及接纳承诺疗法的方法和取向有关。一是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程度未达到病理水平，而抑郁是采用贝克抑郁量表进行测量，更偏向于临床指标。本研究中发现抑郁量表在两个群体的多次测量中的平均分区间为[0.22，0.53]，对于一个得分区间在0～3的量表来说，得分偏低。而一般心理健康水平是采用一般心理健康量表(GHQ-12)测量，题目中更多指向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困扰问题，且有较多积极描述题目，因此其得分也略偏向中间段，可能对于高校学生而言，这样的量表更具有针对性或敏感度。二是两个量表测量的内容不同，抑郁量表更多测量的是感受，一般心理健康量表则更倾向于功能的呈现，所以对于接纳承诺疗法这种重功能轻症状的疗法来说，一般心理健康量表敏感度更高。三是测量工具中并没有包括全部的接纳承诺疗法的6个治疗元素，也许抑郁的变化更多地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正念觉知水平和对价值方向的觉知等。
相比于初中物理的教学，高中阶段在知识深度、能力要求上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初中阶段，学生所学习的物理知识都比较直观且形象，而且很多内容都和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体验息息相关.但是高中物理就非常抽象，比如运动学，初中只要研究简单地匀速直线运动，在高中我们要研究更加复杂的匀变速直线运动，而且不仅要描述运动的基本特点，还要结合加速度、初速度等特点，预测运动的发展，最后还要结合力学来分析运动发生的原因.此外，高中阶段还涉及到很多过程复杂的物理情境，很多学生无法明确具体的物理场景，自然也就陷入一头雾水的困境，最终只会备受打击，学习一落千丈.
那天傍晚，走在乡镇的街头，尽管开刚刚黑下来，街头已很少看到行人，即是有，也是低着头匆匆走过。秋风呼呼地吹着，满街的梧桐叶飘荡着，如四下奔走的生灵。我一个人就这样落寞地走在街头，漫无边际，走着走着，竟然到了秀姐的门前。
本研究探讨了基于接纳承诺疗法的团体心理辅导是否能够有效帮助高校学生提升心理健康，研究结果证明了该疗法的有效性。但是仍然有五方面的问题，需要后续研究继续探讨。第一，由于条件限制，本研究不能采用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而是采用了准实验研究，这导致无法确定接纳承诺疗法是否确实能降低高校学生的焦虑水平和经验性回避水平，将来的研究应该以同样的被试群体进行随机对照实验研究。第二，由于经费等条件限制，研究仅进行了一次追测，而且仅在干预组中进行，因此，对于基于接纳承诺疗法的团体辅导带来的长期影响，并不能够完全确认。建议将来的研究在团体辅导结束后进行2～3次的回访，并在对照组中同样进行追测，以便更好比较干预效果。第三，本次团体辅导的活动关注了接纳承诺疗法的全部六个方面，但囿于没有合适的测量工具及测量篇幅的限制，未能对正念水平、价值方向和承诺行动进行测量，这造成对本次团体辅导效果的机制考察并不全面，尤其是对于抑郁水平变化原因的考察，需要进一步研究。第四，本研究重点放在了整体效果研究上，并未对具体的每一次辅导活动的效果进行考察，因此不能就如何提升团体辅导效果提出建议，将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关注对辅导活动效果，以便能发展出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大效果的团体辅导方案。第五，本次心理辅导是在一所知名高校中开展，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同样的心理辅导是否适用于其他高校，需要进一步研究进行验证。
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是各级高校的重点工作之一，心理健康良好的大学生才是最佳的人力资源，也是保证学生在未来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心理咨询中心为有心理困扰的学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工作，是一项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工作，为了确保心理辅导工作能够越做越有效果，需要实验证据进行证明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本研究是第一次在高校学生中探讨基于接纳承诺疗法这一较新且正在快速发展的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进行团体辅导的干预效果。研究确定了干预的有效性，但是作为早期研究，仍有很多不足，期待更多的高校工作者以基于实证研究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以期达到更高效率的工作模式。
参考文献
曹静, 吉阳, 祝卓宏 (2013).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中文版测评大学生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7(11), 873-877.
陈盈, 胡茂荣, 何厚建, 赖雄 (2018). 1例异食症初中生的接纳承诺疗法治疗个案报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2(9), 734-737.
何厚建, 胡茂荣, 王敬, 陈盈, 赖雄 (2017). 接纳承诺疗法与道家认知疗法的比较分析. 心理技术与应用, 5(7), 427-432.
何厚建, 胡茂荣 (2018). 一例强迫症个案的接纳承诺疗法干预报告. 心理技术与应用, 6(6), 58-65.
黄明明 (2015). 接纳承诺疗法. 心理技术与应用, 3(4), 44-48.
金雯 (2014). 浙江某高校大学生抑郁焦虑流行现况及相关因素的横断面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大学.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34-142.
王振, 苑成梅, 黄佳, 李则挚, 陈珏, 张海音, 肖泽萍 (2011). 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在抑郁症患者中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5(6), 476-480.
杨文辉, 吴多进, 彭芳 (2012). 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在大一学生中的试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6), 762-764.
张丽, 王健 (2014). 常用精神健康筛查量表简介及其信度, 效度比较.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31(2), 86-88.
张维晨, 吉阳, 李新, 郭慧娜, 祝卓宏 (2014). 认知融合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8(1), 40-44.
周君, 王淑娟, 祝卓宏 (2018). 父母心理灵活性及婚姻质量在接纳承诺疗法干预儿童行为问题的中介作用.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7(2), 127-131.
周少贤 (2009). 当代大学生的压力状况及其应对策略. 心理研究, 2(1), 90-94.
左亚洲, 张亚楠 (2018). 经验性回避: 概念、发生机制及测量. 心理技术与应用, 6(11), 60-68.
Bond, F. W., Flaxman, P. E., & Bunce, D. (2008).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on work redesign: Mediated moderation of a work reorganization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3), 645-654.
Bond, F. W., Hayes, S. C., Baer, R. A., Carpenter, K. M., Guenole, N., Orcutt, H. K.,... Zettle, R. D. (2011). 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II: A revised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Behavior Therapy, 42(4), 676-688.
Cohens, D. J.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84(363), 19-74.
Gillanders, D. T., Bolderston, H., Bond, F. W., Dempster, M., Flaxman, P. E., Campbell, L.,... Ferenbach, C. (2014). The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 Behavior Therapy, 45(1), 83-101.
Graham, C. D., Gouick, J., Krahe, C., & Gillanders, D. (2016).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use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CT) in chronic disease and long-term condition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46, 46-58.
Gu, J., Strauss, C., Bond, R., & Cavanagh, K. (2015). How do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and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improve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mediation studie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7, 1-12.
Hayes, S. C. (2004).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relational frame theory, and the third wave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 Behavior Therapy, 35(4), 639-665.
Hayes, S. C. (2016).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relational frame theory, and the third wave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 - Republished article. Behavior Therapy, 47(6), 869-895.
Hayes, S. C., Levin, M. E., Plumb-Vilardaga, J., Villatte, J. L., & Pistorello, J. (2013).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nd contextual behavioral science: Examining the progress of a distinctive model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y. Behavior Therapy, 44(2), 180-198.
Hayes, S. C., Strosahl, K. D., & Wilson, K. G. (1999).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behavior change. Encyclopedia of Psychotherapy, 9(1), 1-8.
Hayes, S. C., Strosahl, K. D., & Wilson, K. G. (2012).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The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mindful change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Hayes, S. C., Strosahl, K., Wilson, K. G., Bissett, R. T., Pistorello, J., Toarmino, D., Bergan, J. (2004). Measuring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 preliminary test of a working model. The Psychological Record, 54(4), 553-578.
Kohtala, A., Lappalainen, R., Savonen, L., Timo, E., & Tolvanen, A. (2015). A four-session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based intervention for depressive symptoms delivered by masters degree level psychology students: a preliminary study. Behavio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therapy, 43(3), 360-373.
Levin, M. E., Haeger, J. A., Pierce, B. G., & Twohig, M. P. (2017). Web-based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college stud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Behavior Modification, 41(1), 141-162.
Räsänen, P., Lappalainen, P., Muotka, J., Tolvanen, A., & Lappalainen, R. (2016). An online guided ACT intervention for enhanc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university stud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78, 30-42.
Veehof, M., Trompetter, H., Bohlmeijer, E. T., & Schreurs, K. M. G. (2016). Acceptance-and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ain: a meta-analytic review.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45(1), 5-31.
Vowles, K. E., & Mccracken, L. M. (2008). Acceptance and values-based action in chronic pain: a study of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and proces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6(3), 397-407.
InterventionEffectofAcceptanceandCommitmentTherapyGroupTreatmentonImprovingMentalHealthofCollegeStudents
XU Yingmei1; Zhang Qi2; CAO Hui3
(1PekingUniversityHospital,Beijing100871,China) (2Schoolofeducation,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Madison53705,USA) (3CapitalInstituteforBasicEducation,BeijingInstituteofEducation,Beijing10012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mmediate effects, long-term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acceptance commitment therapy group treatmen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20 college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o receive group treatment of acceptance commitment therapy and 29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no group intervention was adopted. The Beck Depression Scale, the Beck Anxiety Scale, the General Health Scale, 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Cognitive Integration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re-measured after three month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depression, self-esteem, mental health, empirical avoidance, and cognitive fu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depression and general mental health scores, and was marginally significant in cognitive fusion. The group treatment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tatus.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cognitive fusion, had no effect on depression, but had import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mental health.
Keywords: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group treatment;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通讯作者: 曹慧, E-mail: 19307943@qq.com
分类号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1.002
标签：经验性论文; 认知论文; 疗法论文; 心理健康论文; 抑郁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应用心理学论文;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年第11期论文; 北京大学医院北京论文;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学院麦迪逊论文; 北京教育学院基础教育人才研究院北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