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典籍之一，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管子》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在历史上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其治国理政的智慧对当今社会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我家住在三楼，楼层并不算高，不知何故，一气上楼，竟累得我气喘吁吁的，躺在床上，休息了半个多小时，也硬是没有歇过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管子》一书博大精深，精彩纷呈，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生动实践，对后世乃至当代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梳理该书中有关仁义思想的内容，就有关仁义思想及其实践进行整理、探讨，从推行仁义的意义、方法和如何修养仁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希冀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推行仁义的意义
以史为鉴，需要推行仁义。《中匡》记述了管仲为齐相后，与齐桓公讨论有关治国的策略，认为称霸诸侯需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学习“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的历史经验，特别强调“善之伐不善也”的历史规律，要治平乱，稳定社会，以诸侯和百姓为重；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取信于天下，不能偷安于一时。齐桓公问：“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管仲回答道，从前夏禹平定治理好天下，到夏桀却使天下大乱，商汤放逐夏桀而安定了夏禹的功业，但到商纣王又使天下混乱，周武王伐纣而安定了商汤的功业。可见这些都是“善之伐不善也”，从古至今，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过。管仲用禹、汤、武王时期兴衰治乱的历史事实，说明治国之道在于推行仁义，而那些不仁不义的昏君暴君必然被推翻，得出结论“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可见，治理国家要以古为鉴，实行仁政，远离暴政。接着，齐桓公又问，古代亡国的人是因为什么呢？管仲明确回答有三个方面原因：只算计能够获得多少土地和财宝，却不计算失去了多少诸侯；只算计能够获得多少财物，却不计算失去了多少百姓；只算计有多少受亲附的，却不计算有多少被抛弃的。如果触犯其中一条，就足以削弱国家；如果都触犯了，那么就要亡国了。他告诫君主不要只顾攫取土地和财物，更重要的是不能失去诸侯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管仲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这是警告君主治国要以史为鉴，施行仁义，防止国破家亡的办法就是要防微杜渐，小心谨慎，慎小慎微，忽以恶小而为之，以防偶有淫乐，最终不知不觉陷入罪恶深渊。
“义”为四维之一，治国不可或缺。《管子》开篇之作《牧民》篇阐述了治理国家的理论和原则，认为治国的原则在于“张四维”，并说明礼义廉耻四维的含义及其重要性。立国的根本在于“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进一步阐述缺少“四维”的不同危害性：“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意思是说，国家倾倒是可以扶正的，危险是可以转危为安的，翻覆也是可以再振兴的，但是如果国家灭亡，就不能再恢复了。君主治国都是希望长治久安的，那么礼义廉耻对治国有什么作用呢？答案是：“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遵守礼就不会超越规范，讲求义就不会自行钻营，做到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懂得耻就不会追随邪曲。可见“礼义廉耻”是治国不可缺少的，尤其是“义”在治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类永续增长的公司的投资因子明显大。消费类、医药类的优质龙头公司就符合这类特征，看来这类公司在市场上较高的PE是有道理的。一些公用事业类公司或临近发展天花板的公司就属于第一类，这类公司在市场中的PE一般比较低。
对转染siAFAP-EZH2的siEZH2组、转染siRNA control的control组以及不进行转染的空白组MDA-MB-468细胞进行Real-time PCR检测。结果显示，与control组和空白组比较，siEZH2组EZH2 mRNA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0.05)，control组与空白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管子》提出在当时状态下要实行道义，振兴周王室。《轻重戊》篇记载管仲与齐桓公探讨如何利用轻重之术来治理国家。管仲历数从伏羲氏直到周朝，不同统治者实行不同的轻重策略。他建议齐桓公要实行道义。管子说：“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已矣。”齐桓公又问：“其行义奈何？”管子回答说：“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绝，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这段意思是说，前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已经很完备，不必要再增加什么，你只要实行道义就可以了，并劝说齐桓公，当今周天子年幼力弱，诸侯过于强大，都不对天子遣使进贡，你应该削弱过于强大的诸侯，延续濒于灭绝的国家，率领各国诸侯振兴周天子的王室。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这样做也体现了仁义之道。
得人之道，关键在于推行仁义。
《五辅》中谈到治国需要实行“德义礼法权”五种措施，并具体阐述了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本篇是从治国安邦，巩固政权开始论述的，首先指出：“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并从反面论述暴君失国，是因失去人心所致的。因而告诫齐桓公“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得人之道”，就是得天下之道。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那么，君主如何才能做到“得人之道”呢？简而言之，“得人之道，莫若利之；利之之道，莫若教之以政”。国家的政事很重要，不可不慎重对待。第一要务就是兴六德。兴六德首先要采取三项举措，就是发展经济，满足老百姓生产的需要。“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通过上述措施发展生产，务农经商，老百姓才能获得收益。但做好这些并不是说老百姓就一定能过上安定幸福生活。要让百姓安定生活，君主还要采取三个方面措施：“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即实行宽政、匡急、解困三种仁义办法，来满足老百姓生活。一要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对老百姓实行宽大政策；二要养老爱幼，救济鳏寡等，帮助老百姓解急济困；三要帮助贫寒百姓，赈济衰落人家，资助面临绝境的人。所以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总之，发展农业生产，任用贤能人才，减轻百姓赋税，这些都是关系到称王称霸的根本大事，要达到目的，实行仁爱政策才是关键。
实行仁义，民亲国泰久安。齐桓公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提出治国要实行大仁大义是难能可贵的。《小问》记载，齐桓公问：“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管仲的答案是：“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管子的建议是惩罚强暴禁止侵略，让亡国能够复存、灭绝的君位能够复继，并赦免那些无罪的人，这样就做到大仁大义了。这就要求君主对内要惩罚强暴、减轻刑罚，对外不要发动侵略战争等。《山权数》还记载了管子和齐桓公讨论如何使用权衡轻重的方法治理国家问题。该篇不仅论述在经济活动中要权衡轻重，乘时适变，而且要学会使用权衡一统天下的办法。管子说：“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即是说，君主如果不倡导仁爱，百姓就不会相互帮助；君主不倡导父慈子孝，百姓就会怠慢亲人而屡犯错误。警告齐桓公，这是国家发生动乱的源头。为了避免祸乱，应当采用平准之道，奖励孝道，宣传典型。“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这要求君主应该用盈余的十分之一来树立标志，表彰仁孝，对乡里的孝子要赠币慰问，孝子的兄弟不管多少都可以免除兵役。这样，树立标兵，倡导仁孝，财货布散于社会，币值就会变轻。国家趁币轻之时运用轻重之策加以控制，十分之五的财货又被国家掌握。再用十分之五的盈余投入辗转运用，就像日月那样往而复来。这就是长久地掌握天下的方法。实施这种“平准之法”的奖励方法，既倡导仁义、孝道，又控制财货和经济，可以一举两得。不仅如此，管仲针对当时大夫们藏匿财货不肯献出，宁愿粮食腐败也不肯发散给饥民的状况，向齐桓公提出建议：大夫们散财济民才算尽忠心，否则就是对君不忠。齐桓公采纳了这项措施，结果，社会上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出其资财，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中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这样仁义措施推行后，不仅密切了亲情关系，还救济了贫困人家，结果“桓公推仁立义、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亲，国无饥民。”（《轻重丁》）
标签：管仲论文; 仁义论文; 之道论文; 齐桓公论文; 君主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法家论文; 《江淮法治》2019年第7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