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倭仁的民本思想秉承儒家传统，饱含浓厚的济世情怀。倭仁的民本思想应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他对儒家“民为邦本”、“爱民安民”、实行“仁政”的思想予以继承；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他提出落实民本思想的具体措施。从皇帝的角度讲，要立“尧舜之志”，以仁义治国，厉行节俭，整顿吏治；从地方官员的角度讲，要忠君爱民、以身作则，去奢从俭。从民本思想出发，倭仁应该是“典型的士大夫”形象，这是给他最为恰当的评价。
[关键词] 倭仁； 民为邦本； 爱民安民； 整顿吏治； 士大夫
倭仁(1804-1871年)，蒙古正红旗人，同治帝师。倭仁一生经历清嘉、道、咸、同四朝，在官场沉浮40年。不管是在政道方面还是在治道方面，倭仁思想中饱含着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关怀。关于倭仁民本思想，学者们多有涉及，有的放在伦理思想中谈及，如张凌霄的《倭仁及〈倭文端公遗书〉的伦理思想》和周海亮的《士大夫倭仁的伦理思想研究》等；有的放在理学思想中论述，如史革新的《倭仁与晚清理学》和马秀平的《倭仁理学思想论略》等；有的在述评或专著中提及，如宝力格的《倭仁思想述评》和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等。这些论著虽各有所长，其中也不乏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但就民本思想而言，却显得比较分散。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具民主色彩的内容，是儒家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倭仁作为晚清的理学名臣，他的民本思想不仅传承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落实民本思想的具体措施，体现了他浓厚的济世济民情怀。
一、倭仁民本思想探源
民本思想萌芽于三代，形成于春秋之际。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首先由孔子提出并阐发，之后由孟子继承并发扬，从而形成系统的民本思想。先秦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高峰①。《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夏代先祖大禹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训诫，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对民众要亲近，不可轻视低看，因为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了国家才可安宁。《尚书·盘庚》记载商代的统治者提出“重我民，无尽刘”。即敬爱民众，奉承民意，不要随意伤害民众。这是“重民”思想的表达。到了西周，周公将天意与民心联系起来，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天意就是民心的集中表现。由夏商的政治主张转化为西周的政治理念。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在传承三代民本思想的基础上，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他以“仁”为基础，主张“重民”“爱民”“惠民”，初步奠定儒家的民本思想。《论语·颜渊》记载孔子告诫弟子仲弓说“使民如承大祭”，这是说役使民众要像承办祭祀一样充满敬畏。《论语·学而》中，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提倡节俭，爱护民众，服役不占用农时。《论语·公冶长》中，孔子主张“养民也惠”，给民众以恩惠。孟子把之前的民本思想“全部纳入儒家，成为最重要的承前启后者”[1]。可以说先秦的民本思想到孟子这里有一个汇总和提高。孟子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注重民生、强调教化、为政者要“推己及人”。倭仁的民本思想大体来源于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
首先，倭仁继承先秦“民惟邦本”的思想。倭仁说：“民者，国之本也。”[2]111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自古未有民不安而能致太平者”[2]134。这是说人民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自古以来，没有人民不安定而国家能太平的情况。其次，倭仁继承孔孟爱民的思想，特别强调爱民的重要性。他作为帝师，教导同治皇帝要向古代君王那样爱民如子。他说：“古之人君视民如子，一民饥如己饥，一民寒如己寒，必使无一夫不得其所。《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可不爱乎？”[2]111君王要体恤民众的疾苦，让百姓能各得其所，爱民是统治基业稳固的必备内容，怎么能不去作为呢？他希望同治皇帝做有德之君。他还教导属官说：“州县亲民，必有爱民如子真心肠，…… 忧民忧者，民忧其忧。”[2]484这要求州县官员能有真正的爱民的热血心肠，体恤老百姓的辛苦，官员只有为民众分忧，民众才会为国家分忧，这样的管理方式才能让百姓心服。他还说“克己爱民，事事为百姓计，不为一身计。凡百举动皆服草野之心，则官民一体相连，即可以消内变，亦足以御外侮”[2]499。官员克制自己的私利去爱护民众，处处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那么官民就能凝聚为一体，齐心协力，既可以消除内变，也可以抵御外辱。再次，倭仁继承孔孟安民、惠民的思想。他曾引用孔子的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和孟子“行仁政，薄税敛”的话劝诫属官要安民惠民。他还说：“食为民天，…未有食不足而民能安者。欲安民而足食。”[2]135安民的最好方法就是要让老百姓吃得饱。“州县亲民尽一份心，百姓便被一份福”[2]192。州县官员能为老百姓尽一份力，老百姓就能享一分福。民本思想是儒家治国者的共识，倭仁对这一共识的强调和重视，正反映他作为晚晴理学的“典型代表”。
根据图9和表5所示的结果，配电网调度模型的松弛母线有功功率输出的标准差为0.82700pu，发电量比没有发电调度模型的功率电平小，即5.15182pu。由于其他传统发电机共同平衡光伏发电的变化，所以松弛总线输出不确定性减少。研究结果还表明，配电网调度行为在系统不确定性影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1.2 稻瘟病抗性田间鉴定方法 采用田间诱发的方式，用苏御糯作为感病对照品种。5月12日育秧，地宽100 cm，插秧前划行、插牌。每个品种南北方向，5行10穴插秧。在参试品种两侧插种感病诱发品种苏御糯，间隔插秧。在水稻分蘖初期，田间撒播上年收集的稻瘟病菌标样，有利于发病，在水稻基本黄熟后调查水稻穗颈瘟。按国家统一标准，检查发病情况，分级记载。
二、倭仁提出落实民本思想的具体措施
纵观倭仁一生，对其给予否定评价的学者，确实有失公允。倭仁的品行和操守，是当时士人有目共睹，他为朝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无可置疑。作为道咸同年间的理学名臣，倭仁为人方正，言行如一，终生“皆实力求朱子之意而力行之”，个人操守极严。倭仁“率先垂范，为人师表。虽位极人臣，但为政清廉，不管姻亲友人，凡涉愧送疏通之举动，均拒之门外。官场上，他从不妄荐举，不诌进言，所以， 朝中绝无朋党，门下不见幕僚。生活中，倭仁以正一品级别待遇所享甚优，但他自律清贫，节俭用度，冬天常穿的皮袄，外为布面，内里的毛绒已经磨秃板，革裸露”[8]。他的人品可佩可敬。因为晚年与奕为代表的改革派意见相左，而对其一生的作为予以否定，确实不客观。瑕不掩瑜，即使倭仁的思想主张被冠以“守旧”、“顽固”，也并不说明他是“愚昧落后”，这一点，从他所主张的民本思想，我们看得很清楚。对倭仁给予肯定评价的学者，不管是“封建体制的卫道士”、“德治理想主义者”，还是“优秀的封建士大夫”，都有自己说得通的理由。但是从倭仁一生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呕心沥血，以国家的兴衰为己任，对程朱理学的笃实践行，以及他的民本思想来看，毫无疑问，给予倭仁“典型的士大夫”的称谓更合适、更恰当。
倾向于批判否定说法的是将倭仁定为“封建主义顽固派”。这些学者的主要依据是因为倭仁反对以奕为代表的改革派，其中的主要事件是倭仁阻挠建立同文馆。例如，钱远镕在《奕与倭仁围绕同文馆问题的一场斗争》中，给倭仁的评价是“封建主义顽固派”，并认为“中华民族要强盛于世界之林，就要有勇于改革的精神，就必须坚决同甘愿愚昧落后、盲目排外的顽固守旧势力斗争”[3]。吴民贵认为“倭仁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忠实卫士、清统治集团中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之一”[4]。张凌霄认为倭仁的“道德观念本身就有迂阔、保守、僵化的致命弱点”[5]李细珠直接给倭仁冠名“晚清顽固派的典型”[6]。赵之恒认为“倭仁的思想主张的保守性、落后性显得十分突出”[7]。
注释：
关于倭仁的评价，学界的说法多种多样，概括起来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倾向于批判否定的说法，一种是比较肯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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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民本思想角度给予倭仁合理评价
倭仁秉承儒家民本思想，主张爱民、安民、惠民，实行“仁政”，希望国家安定，百姓衣食安暖。他的理想充满对国家民众的深切关怀，但是晚清官员中，吏治腐败已经积重难返，倭仁纵有满腔热情，也无力回天。
从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这个角度，首先，皇帝要立“尧舜之志”。尧、舜是儒家所公认的圣人楷模，作为帝师，倭仁劝勉皇帝要立志做一个圣君。他说：“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此志既定，然后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所谓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2]129皇帝如果立志成为圣贤，志坚意定，选择同心同德的抚臣，共行治道，再修己治平，就能够天下得治。其次，皇帝要以仁义治国。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倭仁继承孟子的仁政思想，认为“圣贤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2]513。倭仁在解释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时认为孟子是“以仁义救天下万世也”，接着他还说“仁以爱人，可以怀保四海；义以处事，可以治理万机”[2]120。用仁义治理国家，可以日理万机，可以天下太平。所以仁义治国是“拔本塞源”[2]121之举。他还指出“夫世当人欲横流之日，与言仁义，鲜不以为迂而斥之。不知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2]121。当今社会人欲横流，说起仁义以为迂腐就排斥；但是不以王道治国，是没有坦途可走的。如果不以仁义治国，其他的方式治国，都会落一个祸国殃民的结果。再次，皇帝要提倡节俭。倭仁生活的时代是清代末期，处于多事之时，国家财政举步维艰②，他看到“生民涂炭，时艰蒿目，千疮百孔”[2]142。百姓生活困苦，社会千疮百孔，想要改变民生和社会状况，从皇帝这个角度首先要力行节俭。他说：“皇上以身作则，力行节俭，为天下先。”[2]130皇上做出表率，落实节俭，“去奢从俭之风亦自不令而行”[2]143，“躬行则力崇节俭，纷华靡丽必捐也。”[2]149上行下效，各级官员就会跟从，舍去奢华之习气，社会风气才能转变，问题才可能解决。最后，皇帝为代表的朝廷要整顿吏治。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的治理模式就是“上行下效”。清代总督、巡抚是朝廷派到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在对朝廷政策的落实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朝廷必须“慎择督抚大吏”[2]135，一定要选拔“忠君爱民”的大吏。朝廷不可能对州县的所有官员进行选拔，但是必须对总督和巡抚的选拔非常慎重，一定要选拔既忠君又爱民的官员委以如此重任。在《陈豫省官民情形疏》中，倭仁以河南官场的腐败为例，说明总督和巡抚选拔不合格所带来的危害。本来总督、巡抚是应该为州县官员做表率的，而河南的督抚却克扣州县官吏的俸禄，州县官员为了讨好上官，“必取之民”[2]135对百姓横加征敛，而不顾其生活的艰难。倭仁说：“官以民为鱼肉，以上官为护府, 上下相蒙，侵渔无已，哀哀小民，何以堪之？其不变而为贼者几希矣。”[2]135州县官员在上级官员的包庇下，对百姓任意宰割，老百姓苦不堪言，无法生存，被逼为贼。而官场的陋习“只曰民刁诈，不曰贪官庸，只狃于恐民之抗官，而不思民所以抗与官所以致抗之由”[2]136。各级官员的陋习是只举报民众的刁蛮和欺诈，而不说自身的贪污和腐败，只想着怎么防范民众的抵抗，不考虑民众抗官的真正缘由。倭仁能看到、说出当时官场的实情，着实不易。这种情况确实是社会动荡的内在因素，所以倭仁坚决主张“严饬抚臣”[2]136，对督抚大臣严格整治。“大臣法，小臣自廉”[2]136。高级官员遵守法度，下级官员自然不敢胡作非为，而是会自保清廉。倭仁对当时官吏贪奢，百姓艰苦的情况深为痛心、充满忧虑。
在对倭仁肯定的评价中，学者们的说法也并不一致。宝力格认为倭仁是“一个封建体制的卫道士”[8]。史革新对倭仁的定位是“理学道德论”[9]。马秀平从倭仁的立身处世、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来考察，认为倭仁在晚清形势巨变下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10]。公一兵认为历史中真正的倭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是一个“优秀的封建士大夫”[11]。周海亮主张应把倭仁的思想特质和文化心理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更恰当[12]。
倭仁秉承儒家民本思想，这些思想如何实现，却涉及落实的问题。在倭仁生活的时代中，内忧外患频出，百姓民不聊生，根据实际情况，他从治理社会的两个层面提出解决方法，一是从中央这个层面(以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二是从地方官吏这个层面(以州县官吏为代表)。
从地方官吏这个角度③，首先作为地方一级长官的为官之道是“正身帅属，察吏安民”[2]495。地方一级长官一要以身作则、垂范下属，二要明察下级官吏、安抚百姓。其次，为官要以“忠君爱民”为目的，而不是以个人私利为目的。倭仁认为“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2]14，所以各级官吏应该要“将利心打破，莫作润身肥家之计”[2]491。倭仁认为想要做一个好官，第一要务就是不能把做官当成为自己捞取利益的工具，要把谋利之心彻底去除。在倭仁看来，做官是一件苦差事，如果“以官为乐，必不能做好官”[2]491。再次，地方官吏也要“崇节俭，戒浮华”[2]491。从俭去奢，节约民力。倭仁认为“俭德最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州县官员要亲民。民心是统治基石，而与民众接触最紧密的就是州县官员。“官名父母需慈爱”，百姓将他们比喻作父母官，就是希望他们能对自己像父母待孩子一样慈爱。 倭仁认为“州县亲民尽一分心，百姓便被一分福”。只要官民同心同德，何愁国事不兴。
① 韦政通认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大体包括：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当政者应该重视民意。 以民为贵，以君为轻。 政府需以爱民利民为主。 人民的好恶足以左右国运。 他还认为先秦和明清是中国民本思想的两个高峰。 (韦政通《中国哲学辞典》，237-238页，台湾·水牛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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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一方面是不断扩增的“例外拨用”—因接连对太平军用兵而激增的军费，一方面是财政来源枯竭，库储空虚，在这种财政陷入了极端困境的非常时期。见赵之恒：《理学家倭仁与咸同政局》，《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马秀平认为，针对当时吏治弊坏之风，倭仁曾提出三点建议：朝廷应认真整剔，实力振刷，杜绝请托之风；对州县官员应实行奖赏与惩罚制度；制定检查制度，“大吏察州县，朝廷察大吏”。见马秀平《倭仁理学思想论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第3期。
[参考文献]
[1] 韦政通. 中国思想史 [M].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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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民贵. 试论倭仁的强国之道 [J]. 史林， 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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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秀平. 倭仁理学思想论略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3).
[11] 公一兵. 走近洋务运动中的保守派——全面看待倭仁 [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6).
[12] 周海亮. 士大夫倭仁的伦理思想研究 [D].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OnWeiRen’sPeople-orientedThought
ZHANG Jinlan
(SchoolofLawandPolitics，InnerMongoliaNormal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010022)
Abstract: With a strong sense of benefiting the world, Wei Ren’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nherits the Confucian tradition.Wei Ren’s people-oriented thought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he inherited Confucian ideas of “people are foundation of state”, “love people and quiet people” and “benevolent government”.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reality at that time, he put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From the emperor’s point of view, “ideal of Yao and Shun”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govern the country with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Strictly practise thrift and rectify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From local officials’ point of view, they should be loyal to the emperor and love people, set an example and eliminate extravaganceand practice thrift.From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Wei Ren should be a“typical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which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evaluation for him.
Keywords:Wei Ren; regard people as foundation of state; love people and quiet people; rectification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officials;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中图分类号]:B 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9)02--0104--04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9.02.015
[收稿日期]2018-09-20
[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科研经费启动项目“倭仁哲学思想研究(YJRC12020)”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金兰，女，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宋元明清哲学。
【责任编辑张晋海】
标签：民本论文; 思想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论文; 官员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研经费启动项目“倭仁哲学思想研究(YJRC12020)”的研究成果之一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