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日本文化史上，飞鸟奈良时期是日本全面摄入中国文化的高峰。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的六朝佛教美术与盛唐文化移植到了日本。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的造型艺术与审美意识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飞鸟白凤佛教美术散发着六朝余韵，天平美术确立为日本的“古典美”，奈良文学模仿中国文学的形式。日本文化与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落差，这是当时日本的基本国情。因此，依托中国风土的中国审美精神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并改变日本民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审美观。
关键词：佛教美术；审美意识；飞鸟奈良文化；文化交流
在中日古代交流史上，自3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由于内乱对周边地区的威慑力逐渐减弱，作为东边小国的日本随之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自《晋书》记载公元265年倭国遣使入贡以后的约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史书没有关于日本情况的记录。”[1]29但进入5世纪之后，国家层面曾经一度中断的与中国大陆的交往重新活跃起来，日本的朝贡记载再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之中。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五倭王时代”即是指大和国的五代倭王相继向中国南北朝时期各朝朝贡获封的时期。伴随着与中国的通好，以输入中国的汉字、引进中国化的佛教、借鉴中国的国家制度、吸收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日本进入了全面摄入中国文化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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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朝余韵与日本佛教美术的始兴
佛教最初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流布，是在战乱频繁的南北朝时代。这个有着无限包容力的宗教抚慰了处于战乱中的人们，并在与国家统治阶层的妥协与磨合中变身为镇护国家的工具。之后，佛教传入日本。按照《日本书纪》的文献记载，在6世纪中叶，围绕是否引入佛教，“崇佛派”和“排佛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崇佛派”获得了斗争的胜利。“日本引进佛教是先由上层接受然后再向下层渗透的，初衷也是祈愿镇护国家。”[2]93日本在引进佛教的过程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卓著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圣德太子（574-622年）。圣德太子执政时期，国内豪族割据，阶级矛盾不断深化；而国际上中国成立了统一的大隋帝国，威慑四方，朝鲜半岛局势动荡。在此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圣德太子主导了一系列的改革，试图挽救社会危机。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制定冠位十二阶，制定17条宪法，提倡佛教，恢复中日邦交，积极摄入中国的先进思想和文化，编纂史书，等等。关于圣德太子采纳佛教的理由，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圣德太子试图通过树立新的宗教来提高皇权，加强统治。但也有学者提出，“当时日本的神祇信仰带有浓厚的巫术和迷信色彩，为了破除诸如盟神探汤①，置蛇于瓶中、使诉讼双方取之等迷信做法，极其需要佛教这类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合理、最进步的宗教，并认为，圣德太子时期引进的佛教在当时极具合理性”[3]54。圣德太子力推佛教，佛教文化开始在日本蓬勃发展。
在日本文化史上，自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至大化改新（645年）约百年间的文化称为飞鸟文化。飞鸟文化产生了日本最早的佛教美术，主要体现在佛教建筑、佛像雕刻以及佛教工艺美术品上面。佛教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百济然后再传入日本，飞鸟时期的佛教美术明显受到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散发着六朝余韵。譬如，中国北魏时期的佛像造型注重正面关照，并不突出表现佛像的肉身，创作风格上透露出强烈的观念性。在那个战争频繁、命如草芥、人心惶惶的时代，庄严而神秘的佛像是慰藉人心、震慑灵魂、给人们带来幸福理想的唯一依托。庄严而神秘的佛像其实是人们内心渴求的偶像崇拜，那种对观念性的执着是其时代精神的体现。著名的法隆寺释迦三尊像重视正面观照，长脸、杏眼、弯月唇的五官造型也是常见的北魏佛像的风格，相传为止利佛师所做，在日本被称为“止利式”佛像。止利式佛像以北魏式样为母胎，是飞鸟时代佛像雕刻的主流。有学者对止利式佛像的着衣样式进行研究，发现当时日本的佛像雕刻并没有正确地理解北魏佛像的着衣式样。这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所了解到的北魏式服制的佛像，都是浮雕性质的石像，并没有背部的造型，因此在创作佛像背部时，参考了6世纪末输入的非北魏式服制的佛像，从而创作出了着衣稍显不自然的止利式佛像”[4]139。中国佛教美术的精粹首推石窟艺术，依山而凿的佛像石窟确实是浮雕石像。即便是参照了诸如百济传入的佛像，但从外观上，飞鸟雕刻依然遵从了中国六朝尤其是北朝佛像的造型特征。
圣德太子的改革由于过于理想化，难以从根本上挽救社会危机，所以最终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国内外的形势依然严峻。圣德太子之后，中大兄皇子（626-671年）在中臣镰足（614-669年）的协助下于645年仿照唐朝的制度进行了大化改新。但革新的过程并不顺利，自革新的诏书颁布至实施，中间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日本出兵朝鲜，于663年与新罗和唐朝的联合军队在白村江交战，遭到惨败。白村江一役对日本的打击巨大，日本真切感受到了中华帝国的强大。战败也促使日本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672年，日本国内发生了“壬申之乱”，这场内乱是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激烈交锋，最终以革新派的胜利而告终。至此，自天武天皇（约631-686年）开始，几代天皇切实推进改革事业，积极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最终依照唐朝的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701年）。律令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并从制度上对土地、赋税、军事、身份、司法进行了规定。日本终于完成了从原始的氏族国家向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的转变。
都城是皇城所在，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唐都长安在当时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各路商旅络绎不绝，各国文化交织碰撞、贯通融合。在学习唐朝的道路上，日本开始从都城建设上与唐朝靠拢。“在与唐朝断绝往来期间，日本的都城建在藤原京，由于与唐朝断交，京城的建设依照的是中国古典的《周礼》。与唐朝复交之后，遣唐使带来了唐都长安的境况，日本开始认识到藤原京的落后并着手迁都的准备。”[6]49-50元明天皇（661-721年）在和铜元年（708年）2月15日发布了《迁都平城诏》。该诏书基本沿袭了《隋书·高祖纪》中创建新都的诏书[7]46，援引殷王五次迁都达到中兴、周王三迁平定天下等明君贤帝的史绩，昭告天下，为了长久治安而迁都的抱负，并遵照阴阳五行、风水占卜，选定了平城京（奈良）作为新都的地址。[8]10从引用中国历史故事到选都采用中国的阴阳五行说，迁都诏书完全是中国皇帝下诏的翻版。诏书直接引入中国的历史典故来借古喻今，并未提及这些明君贤帝都是“外来的”，仿若是本国的历史一般，可见当时的日本朝廷有意将自身纳入中国的人文历史体系。从诏书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天皇朝廷致力于实现中央集权的先进国家的决心。三年后，日本迁都奈良，进入了全面移植盛唐文化的奈良时代。
自大化改新至迁都奈良时期的文化被称为白凤文化。白凤文化的核心内容仍然是佛教艺术。白凤前期的佛教艺术深受中国六朝尤其是南朝文化的影响，如奈良药师寺东塔、大阪观心寺的观音像。后期呈现出初唐样式，如奈良药师寺药师三尊像。由于处在飞鸟文化与奈良天平文化之间，此时的佛教美术既没有飞鸟时期那般的庄严和神秘，也不如天平文化那般的成熟和有气势。正因为如此，充满了南朝优美典雅风韵的白凤佛教美术，在表现力上更加自由且富有情趣。飞鸟和白凤时期是佛教进入日本，逐渐被接受和容纳的关键时期。虽有波折，但日本最终还是接受了佛教，创造了笼罩着六朝余韵的早期佛教美术。但是，当时的日本是否真正理解了六朝佛教美术的真髓值得探讨。
佛教是中国的门阀士族以及黎民百姓在长期动乱不安的世道、水深火热的生活中寻觅到的“救世稻草”，对诸如“佛本生”故事的感触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现实生活的悲苦、孔孟老庄之道也难以言明的不可捉摸的命运，驱动着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心必然是虔诚而真挚的；在这样的时代精神下创作出来的也必然是注重抽象的观念，弥漫着严肃庄严而神秘气氛的佛教艺术。当乱世得到统一，和平稳定的环境成为时代的潮流时，佛教开始走下神坛，走进人们的世俗生活。同时，佛教与政治的联合也愈加紧密，沦为封建朝廷维护政治统治的有利工具。最初的“沙门不敬王者”转变为“拜王者，报父母”这一磨合了中国本土儒道思想的中国佛理。至此，由印度传来的佛教在中国现实环境下演变成了中国佛教而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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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日本，当时的日本是否如中国那般的乱世自不必说，而且从开始传入日本的佛教就是经中国改造过的佛教，它的使命即为提高皇权和镇护国家。作为佛理传播的实体和媒介，寺院建筑、佛像雕刻、佛经教义、佛教绘画、礼佛用具如甘露般滋润人心，加固信仰。但是，当时的日本是否也具有如此虔诚的信仰心？譬如，那画在法隆寺玉虫厨子上面的“舍身饲虎”的“佛本生”故事，到底有多大程度上被当时日本的上层社会所理解？《日本书纪》中有记载：“钦明天皇12年冬，百济圣明王遣使献来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纶若干卷，别表‘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是日，天皇闻已，欢喜踊跃。”[5]101钦明天皇（509-571年）在看到最初渡来的佛像时，对佛像的评价是“相貌端严（みかほきらきらし）”，感慨于佛像的灿烂夺目。金光灿灿的佛像、色彩斑斓的佛画、离奇的“佛本生”故事，当这些充满异域情调的物什摆在面前，一种充满着猎奇的、兴奋的、功利的、复杂的美的感觉产生了。笔者认为，尽管在外观上飞鸟白凤时期的佛教美术被中国六朝文化所着色，但所经受的心历路程这一内核，是当时以通过外来宗教来树立权威的日本上层阶级难以理解的。
飞鸟白凤时期的佛教美术选择了中国六朝文化的式样，这也是日本不再经由朝鲜半岛，而是尝试直接跟中国的大陆文化接触的结果。圣德太子主导的推古朝改革虽没有成功，但作为改革重要事项之一的向中国派遣使节的做法被继承了下来。尤其是白村江之战使日本真正认识到了跟大陆唐朝的差距，日本选择了派遣遣唐使这一加速自身文明发展的捷径，主动学习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在此助力下，日本的国力飞速提升，出现了繁盛的奈良文化。
二、日本对盛唐文化的全面移植
白村江之战后，日本虽然与唐朝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在制定律令时，仍然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并以此为契机晋身成为律令国家，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放和鼎盛的王朝，大唐文化辐射海内外，影响力空前。公元702年，在《大宝律令》制定一年后，与唐朝外交中断约40年的日本再次派遣使节入唐学习，此次开始全面吸收盛唐文化。
无陪护护理模式即病患住院治疗中无家属的陪护，均由护理人员替代家属对病患给予生活与疾病上的多方护理。现今，因护理模式的转变与发展，临床在该疾病治疗上倡导采用无陪护护理模式，故而本文中我院对20例长期住院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无陪护护理后危险事件发生率、焦虑情绪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足以看出无陪护护理的使用可促患者心理需求得到满足，达到危险事件的有效防控。故而我们建议对长期住院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针对性药物治疗与无陪护护理模式，提高护理管理质量。
詔曰。
朕以薄徳、恭承大位。志存兼済。勤撫人物。雖率土之浜、已霑仁恕。而普天之下、未浴法恩。誠欲頼三宝之威霊、乾坤相泰。修万代之福業、動植咸栄。粤以天平十五年歳次癸未十月十五日。発菩薩大願、奉造盧舍那仏金銅像一躯。尽国銅而鎔象。削大山以構堂。広及法界、為朕知識。遂使同蒙利益共致菩提。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勢者朕也。以此富勢造此尊像。事也易成、心也難至。但恐徒有労人、無能感聖。或生誹謗、反墮罪辜。是故、預知識者。懇発至誠。各招介福。宜毎日三拝盧舍那仏。自当存念各造盧舍那仏也。
二胎政策全面实施，我国面临着婴幼儿人口的激增，婴幼儿家政产业的发展需求日益凸显。0~6岁城镇婴幼儿人数将由2018年的11504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11511万人，有保育服务需求的婴幼儿在1490万人左右。随着职业女性需要平衡工作、生活需要，以及婴幼儿托育服务社会化程度低，再加之目前我国幼儿园大多只接受3岁以上的儿童，资源尤为紧张。对于0~3岁婴幼儿的社会养育服务极度缺乏。
诚然，美的磨练不是一蹴而成的，也需要时间的积淀。如以佛教的护法天神——四大天王为例，由此可见一斑。法隆寺金堂的四大天王立像，身形敦厚粗鄙，表情僵硬，给人厚重的压迫感。那被四大天王踩在脚下的、象征邪念的四只“小鬼”温顺服帖，眼神安详，俨然是安然享受的模样，透出几分宠物般的“可爱”。而东大寺戒坛院的四天王立像，身形线条起伏有致，脸庞威严逼真，神情或忿怒或凝重或审慎，明显地有了人的气息。脚下的“小鬼”也变化成了扭捏的人形，那被邪念膨胀了的身躯、狰狞的眼神，令人寒栗。再如，奈良药师寺的铜造圣观音菩萨立像，身形优雅，衣纹对称飘逸，充满着女性线条美。天平雕刻的技艺成熟，透出气度。佛像雕刻已经摆脱了纯观念性的创造，向着写实的方向转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与佛的距离被拉近、佛教逐渐被接受的现实。
对于实验室安全方面的研究，国外研究较早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他们认为实验室事故频出的原因并非那么简单，要保障实验室安全，则需建立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针对每个指标展开具体分析[2].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设立EHS总部为安全管理的实施机构，为各个实验室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指导，包括人员培训、设备采购、实验室布局设计、废弃物处理服务等.牛津大学的实验室中，建立了相应的安全风险评估系统，通过检查实验过程，来判断是否存在危险因素，假如存在，则对风险及时做出评价分析，然后决定采取哪种方法进行规避，从而提高实验室的安全管理[3].
7世纪中叶及后半为第一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当时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的国际形势，将唐朝的文物、制度介绍到日本，从佛教、学问、技术、技能等方面学习唐朝的新思想、知识及技能，为日本的政治改革以及制度建设服务；8世纪为第二阶段，正值奈良时期，是遣唐使活动最活跃的阶段。遣唐使制度得到整备，派遣的次数增多，使节团的规模也变大，每次有4艘船只，约五六百人出航。此阶段遣唐使的目的除了与唐朝交好这一政治、外交上的考虑之外，大量的留学僧和留学生到唐朝各地学习，尤其是学问僧们，为了学习佛教，大量的购买或抄写书籍、佛经并将之带回日本；9世纪为第三阶段，日本迁都平安京，有过两次大规模的遣唐使派遣活动。该阶段遣唐使的目的为继续吸收先进的唐朝文化，为了满足日本皇族以及贵族的愿望，学习的领域由佛教扩大到学问、思想和技艺等各方面。[9]54-58
对于当时的日本朝廷来说，遣唐使事业是一个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与时间的庞大事业，而且每一次的派出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可是，即便是这样，朝廷还是要实施，可见遣唐使事业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是多么重要。唐朝的文化以及国家制度在律令国家建设上应该起到了重大作用并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不然日本朝廷不会持续该事业两百多年。对于被派出的使者以及大批留学僧、留学生来说，在明知交通不便、航路凶险的情况下，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义无反顾。唐朝是日本的梦想，学习和移植唐朝文化是日本的至高追求。这种时代精神推动了奈良文化的形成，激起了日本宗教思想和文艺发展的高潮，开出了绚丽的“天平之花”。天平文化是奈良时期日本文化发展的顶峰，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对日本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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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平美术与日本的“古典美”
天平文化是佛教文化。作为新兴宗教的佛教在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之后，其镇护国家的使命被延续下来且愈加受到保护。为了高扬国威，利用佛教的力量加强统治，以唐朝为榜样的天皇朝廷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寺、造佛事业。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奈良东大寺大佛的建设。圣武天皇（701-756年）选择了“卢舍那佛”作为镇护国家的大佛。卢舍那佛是《华严经》的教主，是显示光明、智慧和美德的理想化身。中国龙门石窟最具代表性的雕刻即是唐朝武则天时期建造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大佛巍然屹立，是唐代石窟雕刻的精品。“根据《续日本纪》的记载，圣武天皇是在看到了安置在河内国大县郡知识寺里的卢舍那佛之后，产生了也建立一座卢舍那佛的意愿。”[10]172但是一般认为，“圣武天皇建立卢舍那大佛是受到了从唐朝归来的道慈、玄昉等留学僧以及唐朝僧人道璿的影响，从他们那里得知了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情况。”[4]48圣武天皇在天平15年（743年）10月15日发布了大佛建立发愿的诏书，即《造立卢舍那佛诏》。诏书原文如下：
天平十五年十月辛巳冬十月辛巳。
中国自古注重历史，早在商周时期便有记事之官，经过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后，史官在官僚体系中一直被延续下来。中国的历代朝廷都注重修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当改朝换代时，都要修史，从前朝的功过中汲取教训以期求新朝廷的万年长青。史书是继往开来的见证，是国家社稷存续的权威。为了树立国威，维护天皇统治的正统性，日本在迁都后不久即开始了编撰史书的工程。最先成形的是《古事记》（712年），记录了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和历史故事，该书的文学性强于史料性。《古事记》可以说是日本编撰史书的第一次尝试，天皇朝廷似乎也意识到了《古事记》作为史书的差强人意，在《古事记》之后随即又按照中国史书撰写传统，编纂了《日本书纪》（720年）。《日本书纪》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正史，采用编年体、汉文写成，文字优美。“《日本书纪》虽然书写的是日本历史，但其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的书籍，可见在编纂该书时，作者熟读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如此才能将之巧妙地编织进日本的历史记述中。”[3]183此外，元明天皇还下令编纂了记录各地风土人情的《风土记》（713年开始，历时20多年）。在制定了律令的基础上，通过编纂史书和地理志，国家制度的各个层面逐渐完备，日本天皇朝廷跻身为“体面”的朝廷，国家也变得体面起来。
让我说说，我和付玉相处的一段经历吧。说真的，我在高中谈了，也是我的初恋，不是别人，正是付玉。我敢肯定，我是付玉第一个恋人，也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事情都已过去，咱们只是她记忆的一粒沙子，或者是她记忆的一颗小枣。说出来，你也不要吃醋。
如更有人、情願持一枝草一把土助造像者。恣聴之。国郡等司、莫因此事、侵擾百姓強令収斂。布告遐邇、知朕意矣。[11]175
诏书中的“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勢者朕也”最为有名。圣武天皇的气魄俨然与中国帝王的气概并无二致。诏书以汉文书写，以慈爱和仁德的口吻，描绘出一个中国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君王像。圣武天皇陈情建造大佛的苦心，透露出建造大佛势必要付出的艰辛以及排除万难的决心。从此诏书得以窥见，这是一个佛教文化高扬的时代。天皇朝廷将佛法视为长久治安的法宝，为此派遣留学僧入唐学习佛教，并自上而下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造寺、造佛事业，由此带来了佛教艺术的繁荣。在日本美术史上，天平美术一般被冠以日本佛教美术的“古典美”。什么是古典美？古典美是指一种在历史中经由洗练并最终形成的一种美的样式，这种美的样式被大众普遍接受并形成了一种民族特有的惯性美感。它属于过去，活在现在，隔着时空的距离，越发独具魅力，其样式清晰地存在于现代人的记忆之中，其内容更多地演变成一种格调、一种情绪。天平佛教美术确立了日本佛教美术的古典样式，散发着古雅的气质美。
律令、迁都、修史，这些大工程都是移植唐朝文物制度的具体表现。那么，日本是如何实现移植唐朝文化的呢？显然，如果没有遣唐使以及跟随遣唐船只顺利入唐学习并成功归国的留学僧和留学生们的艰难付出是实现不了的。因此，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对于遣唐使的功绩很难一笔带过。2010年，日本奈良县举办了关于平城迁都1 300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在平城宫遗迹主会场展出了复原的遣唐使船只，还举办了“大遣唐使展”的特别企划展。①日本于710年迁都奈良。2010年，恰逢迁都奈良1 300周年，以此为契机，奈良县等企划了“平城迁都1 300年纪念事业”活动，也被称为“平城迁都1 300年祭”。由这些纪念活动不难看出遣唐使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日本派遣遣唐使前后持续了约260余年，派遣的时间间隔并没有规则，平均十几年一次。有学者将遣唐使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的目的进行了归纳。
佛教兴隆，佛经、顶礼膜拜的佛像和恢宏的珈蓝同样备受重视。传入日本的佛经是经由汉文译过的经卷，与接收儒学类似，经卷的内容也是与中国的汉字一起捆绑着被接收的。汉字有意有形。在形的方面，汉字形成了中国书法，汉字之美以书道的形式传递下来。自古有篆书、隶书、草书、行书等字体，在唐朝时中国书法完成了楷书的形式，从唐初的虞世南、褚遂良到盛唐的颜真卿再到晚唐的柳公权，唐朝迎来了楷书的繁荣期。楷书字体为方形，讲究横平竖直，顾名思义是为确立一种楷模而形成的字体。楷书很理想地表现了“方块字”的形式美感，是后世汉字习得的格式和范本，一直作为“正书”被传承下来。唐朝流行的“正书”随着经卷书籍传入日本，成为当时汉字书写的主流字体。奈良时期，日本上层社会“写经”盛行。从一些流传下来的手抄佛经，如《佛说宝雨经》（天平12年5月1日光明皇后愿经）、《等目菩萨经卷》（吉备由利愿经）、《贤愚经》（传圣武天皇）等来看，书体都是工整的楷书。此时，日本还没出现所谓的书法或书道，不过书法艺术的魅力却早早地被日本人所感受，在不久之后的平安时期日本书法便出现了。
从佛教传入到天平文化的成就，日本佛教艺术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准。借由佛教艺术的锤炼，日本工艺发生了质的改变，变得调和和统一。建筑、绘画也摆脱了粗鄙和落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初那个只能生产出“埴輪”的联合体国家再也不复存在了。经过了推古朝、奈良朝，日本进入了文明的崭新境界，代之出现的是经佛法教化、盛唐文化熏陶的先进的律令国家。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朝廷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大肆地开展造寺、造佛事业以及遣唐使事业，奈良文化的繁荣以及奈良时期的审美理想都基于此。
遣唐使事业是从国家层面来移植唐朝文化的具体措施。然而，具体落实到如何移植唐朝文化上面，书籍、物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境况下，人员的来往交流毕竟有限，但随船的物品尤其是书籍远比人员的交流丰富得多。“天平时代，当时唐朝的主要书籍在日本都有，尤其是佛教书籍，《续日本纪》记载，日本僧人玄昉曾带回五千余卷佛典，这在当时几乎相当于经书的全部。”[3]184当时的日本学者就是通过书籍来获取中国的知识，这其中势必要付出辛劳，更可贵的是当时的日本人能将获得的知识按照日本的国情加以改造，进而创造了日本的历史与文化。就文学领域而言，不必说《古事记》《日本书纪》和汉文诗集《怀风藻》，连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都是在汉文学影响下编纂产生的。虽然其中模仿和照搬的地方不少，但从中确实能看出当时日本上流社会的汉文修养很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交流的主体不是人员，而是抽象的文字，所以这种缺乏“肉声”的传播方式使日本人能读懂汉文，却听不懂汉语。因此，虽然日语中也有“吴音”“汉音”，但日本人一开始对汉字的理解不是通过听觉，而是通过视觉来实现的。由此，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与日语便有了很大的差异。
四、中国文化的摄入对日本审美观的影响
整个奈良时期，是日本积极与大陆唐朝交流的时期。在积极摄入中国文化的同时，大唐文化的审美风尚也随之传入日本，对日本的上层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面移植唐朝文化的风潮之下，唐朝的律令制度、礼仪风范就是模板，这些可以从日本的建筑、雕刻、绘画、文学样式中看到唐朝的影子。唐朝的形式容易学，那么内容呢？众所周知，美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否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从内容上也影响到了日本？唐朝文化的摄入到底对日本人的审美观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
关于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中有过精辟的阐述。家永三郎认为：“大陆文化（中国文化，笔者注）渗透到了日本统治阶级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但是，虽说吸取大陆文化，那也仅仅是学习可以用船只运来的文化财富，而不可能移植作为产生这种文化财富母胎的社会生活基础。所以，外来文化只限于装饰寺院或宫廷的表面，并未达到改变统治阶级意识和生活的深层。既然连统治阶级都如此，那么一般民众更不消说，大都与有闲的，奢侈性的大陆文化关系淡薄。在民间信仰中，佛教的外来文化色彩比在统治阶级那里更加淡薄。”[12]55家永三郎的见解一语中的。日本积极吸收唐朝文化的原因，除了唐朝文化本身在当时具有吸引世界的感召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律令国家建设的需要，或者是政治上的需要。为了功利性的政治需求，不远万里搬运“唐物”，目的实则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天皇朝廷的统治。建造中国式样的宫殿，穿着中国式样的礼服，赏玩中国舶来的工艺品，在异国情调下彰显的是天皇朝廷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满足了政治需求的同时，经“物”这种媒介传达出的中国人的审美观势必会在上层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力量是微弱的，还不足以改变日本固有文化中的审美观。那么，当时唐朝的审美观是什么呢，有哪些影响到了日本的上层社会呢？
中国历史自长期分裂和战乱频仍的南北朝经过隋朝过渡到统一繁盛的唐朝，佛教美学也随着历史的推进而发生了变化。唐朝开国伊始，为了提高统治的正统性，对中国本土的道教重视有加，然而到了武则天时期，国家开始重视佛教，逐步将佛教提升到镇护国家的地位。此时，佛像神秘的精神性消失了，雕塑变得丰满而慈祥，佛教美术回归到写实风格。佛教绘画的线条不再凌厉，而是优美圆滑，构图柔和且色调华丽。这种“圆润”与“华美”的盛唐审美格调在日本的天平美术中都能发现，天平美术的古典之美是与唐朝审美趣味相一致的。有日本学者试图从天平美术中找出日本特色，在笔者看来大多是牵强附会。
在文学方面，奈良文学首推《万叶集》。《万叶集》收录了4 500多首和歌，作者众多，题材广泛，是了解日本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万叶集》成书的时期正是日本古代律令国家成立的时期，收录的和歌中有可追溯到4世纪的作品，但绝大多数为奈良时期的作品。万叶歌人不仅有天智、天武、圣武等诸天皇，也有支持天皇家族的藤原、大伴等诸官僚，这些当时的达官贵人所咏叹的是什么呢？在举国造寺、造佛事业的隆盛期，万叶集的和歌，却没有一首是咏叹佛像之美的。他们咏叹美丽的山河，洋溢着对大和国的礼赞；他们咏叹理想的天皇像，抒发了对天皇的崇敬之情；他们咏叹狩猎远足、四季风物，展现了多彩的生活；他们咏叹亲情、友情和爱情，挥洒着细腻的情感和充沛的精力。《万叶集》中也有关注到下层劳动人民凄苦生活的和歌，如山上忆良著名的《贫穷问答歌》，但只是个例。万叶歌人大片幅咏叹的是自然、上层社会的生活，和歌饱含着浓烈的个人情感。
这种生活与中国文人雅士的生活有何区别呢？在魏晋时期，“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已经发现了自然美本身的价值，并形成了以自然美来形容人的风姿、风采的风气”[13]188。而到了国力强盛、生活富足的唐朝，对大好河山、自然之美的赞赏，对生活的热爱，更是直抒胸臆，感性且丰富。然而，《万叶集》的和歌与中国的诗歌确实是不同的。题材、构思和用词这些是容易学的，可以说这些形式都属于中国的审美范畴，然而诗意是很难学得来的。因此，由诗意隐喻出的审美情感也就自然不同了。归根结底，决定审美趣味的是现实生活。对日本而言，佛像雕刻是超脱现实生活之上的宗教需求，所以风格一致或相像很容易做到，但文学不同。中国的士大夫即便是咏叹儿女情长，那也是建立在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豪情和抱负之上。中国自古便有了“诗以言志”的文艺精神，它一直是封建社会主流的审美传统。而日本的达官贵人基本上是通过书籍或者是“物”了解中国。这种“神州幻象”是基于抽象的文字结合自身的联想揣摩出的“审美意象”，而日本的上层阶级将这些幻想出的风貌具体地在日本这片土地上实现出来，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过程和结果。日本古代艺术注重视觉性和绘画性的原因或许也正在此。与后世的《古今和歌集》相比，《万叶集》确实明显地受“唐风”影响。然而，“贯穿在《万叶集》中的审美情感仍然是‘清し’，‘清けし’这样的清净美感”[14]81。
在建筑方面，奈良时期的宫宇和寺院基本都是按照唐朝样式建造的。除此之外，“圣武天皇还听取太政官的上奏，奖励贵族及平民建筑青瓦、红柱、白壁的美丽的住宅”[15]51。该奏文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实施是个疑问。贵族毕竟是少数，且不说普通的平民是否有财力建造这种唐朝风格的住房，就连青瓦、红柱、白壁的住宅本身是否符合普通百姓的审美观也是值得讨论的。当时的木造建筑已经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唯一能窥测当时日本建筑样式的是像伊势神宫这样的神社建筑。为了避免建筑因木头的老朽化或者遭受火灾而消失，伊势神宫每20年都会重建。建筑是纯木造，选用的木头一般都是白茬木，正殿沿用的是自弥生时期就存在的高床式结构，表面不涂漆、不加装饰，完全保持原木的本色。试想，连祭祀皇室祖先神的神社都如此，更何况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信奉的氏社呢？日本人的固有信仰一直存续并流传了下来，神社建筑的朴素色调并未被染上炫目的彩色。
在文化移植中，物质文化是相对较容易被移植的，但精神文化的移植就不是那么顺风顺水了。精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它生存的土壤以及世世代代在此耕耘的人。在论述中国文化对日本人审美观的影响时，虽然结论在于其影响力是有限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当时日本人审美观的复杂性。下层普通民众的审美情感由于资料的局限，需要去揣测的地方有很多。笔者认为，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从现实的功利心角度来讲，日本上层社会的审美理想仍然是试图与唐朝人的审美理想保持一致的。但日本文化与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落差，日本没有能力实现中国的审美精神，这是当时日本的基本国情。因此，依托中国风土的中国审美精神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并改变日本民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审美观。
由于问卷（思维导图）是开放性的，调查对象提交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价要素名目繁杂。笔者先将概念相近且属于同一范畴的评价要素进行合并归类，然后按“教师”“学校”两个板块分别统计，并算出分值。确定各评价要素认可度的标准是：分值在90分（含）以上的为高认可度；75-90分（不含）之间的为中等认可度；60-75分（不含）之间的为低认可度，具体见表1和表2。表中存在a、b、c三个选项的人数之和与调查对象总人数不合的现象，原因是有的调查对象没有在相关子项中填写内容，但平均分值的计算仍然以 122人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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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Japanese Aesthetics During Asuka and Nara Period
LIU Shu-xia
（School of Communication，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70，China）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culture,the period of Asuka and Nara is the peak of Japan's comprehensive intake of Chinese culture.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Buddhist art in the Six Dynasties of China and Tang culture are transplanted into Japan.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Japan's plastic arts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chieves leapfrog development.Asuka-Hakuhou Buddhist art exudes the rhyme of the Six Dynasties;TenPyou art is established as"Classical Beauty"of Japan;Nara's literature imitates the form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re is a hug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Japanese culture and highly developed Chinese culture,which is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 of Japan at that time.Therefore,the Chinese aesthetic spirit based on Chinese local conditions has not fundamentally shaken and changed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formed by the Japanese na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Key word:Buddhist art;aesthetic consciousness;Asuka and Nara Culture;cultural exchange
中图分类号：I01；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9）04-0099-07
收稿日期：2019-01-01
作者简介：刘淑霞（1985-），女，山东聊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日本审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周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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