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众话语中的母职与性别议题是研究者把握母职意识形态、了解女性生存现状的重要语料。运用母职与性别分析框架，通过对有关丧偶式育儿的学术文献、大众报刊、新闻报道以及公众在网络论坛和社交媒体中的讨论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可以发现在“替母亲发声”的表象之下，丧偶式育儿不仅蕴含着精细育儿、育儿责任内卷化的母职困境，还隐藏着矮化女性气质、对相关困境进行性别化归责与归咎的性别焦虑。导致这一话语陷阱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当下育儿社会支持的不足与性别刻板印象的桎梏。
[关键词]丧偶式育儿 母职困境 性别焦虑
一、“丧偶式育儿”话语研究的问题意识
伴随着性别问题在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研究领域受关注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大众话语中有关母职与性别的讨论开始成为研究者把握当下母职意识形态、了解女性生存现状、发现女性所面临社会文化压力的重要素材。这是因为，女性主义者强调社会性别与母亲角色都是在历史与社会的运作下被建构起来的。[1]在此过程中，政策法规、文化习俗、人口现状、科学技术等因素都可能参与到对母职与性别角色的形塑之中，相关知识则多借由报纸杂志、网络论坛、社交媒体等形式快速传播，并最终在公众的参与下形成特定的流行词汇或热点议题。鉴于此，女性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媒介中的女性形象，[2]并主要通过解构、批判的研究方式来发现流行话语背后的性别偏见与权力机制。
作为新近出现的反思儿童抚育中父职缺席现象的批判性话语，“丧偶式育儿”是指在育儿过程中由于父亲角色的显著缺失而由母亲承担主要养育责任的育儿方式，[3]其意在突出虽然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但父亲却很少参与日常育儿工作——“虽生犹死”。因其准确地迎合了中国女性对父职长期缺席的不满，加之话语本身辛辣的表述方式以及互联网对具有眼球效应信息的快速传播，丧偶式育儿很快成为中国在反思教养母职化现象时的重要议题。然而，随着该话语的广泛传播与持续发酵，参与讨论的人群正从已婚育女性扩展至未婚或未育女性。公众对丧偶式育儿的讨论内容也不仅局限于母亲对儿童抚育责任无人分担的忧虑，而是开始走向女性对婚姻价值与两性气质差异的性别焦虑。例如，对自身婚姻品质的质疑，对该教养方式下儿童男性气质缺乏的担忧等。丧偶式育儿正成为汇聚女性性别与母职焦虑的综合议题。
事实上，流行话语中的母职议题与性别议题虽然存在着紧密联系，但仍有进一步厘清、讨论的必要。这是因为：首先，从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来看，女性在社会上常常面临着“性别与母职的双重惩罚”。[4]这其中既有因生理性别先赋、社会性别后致的“性别惩罚”，又有因生育行为而来的“母职惩罚”。[5]二者共同建构了女性可能遭遇的不平等对待与系统性剥夺。无论是仅以“母职”还是“性别”为出发点展开讨论，都可能遮蔽了女性所遭受的其他方面的压力。其次，现有对生育、抚育问题的讨论多将女性与母职经验绑定，这直接造成已婚育女性成为相关研究关注的主要研究对象，女性在生育及抚育孩子过程中的实践行动与自我建构则成为被研究的重心，像是对女性孕产体验的关注或是对教育母职化现象的分析。然而作为现代女性生命历程中的可选项而非必选项，自身是否生育已不再是她们关注母职议题的出发点。例如，在缺乏直接生育与育儿经验的基础上，仍有大批未婚未育女性参与母职议题的讨论，关心女性在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权益与感受。她们往往以参与相关话题讨论的方式关注“母亲处境”，其重要动因就是审视现代母职定义背后身为女性所面临的共同性别困境。这也意味着，无论从女性的参与立场还是关切重心来看，都有必要对大众话语中的母职与性别问题分别澄清。
二、“丧偶式育儿”话语的出现与变迁
“丧偶式育儿”一说究竟起源何处已无从考证，但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该表述的出现与更早被提出的反思父职缺席的概念“假性单亲妈妈”密切相关。“假性单亲妈妈”出自2008年中国台湾女作家陈安仪发布于其个人专栏中的网络文章。作者将其定义为：“老公工作很忙、很晚回家、一天跟孩子说不到两句话，或是根本早出晚归、见不到孩子的面。”并强调“比起真正的单亲妈妈，‘假性单亲妈妈’的唯一差別是在晚上有个人睡在旁边，家里的账单有人支付”。[6]该词汇自被提出起就在网络上引起诸多讨论，不少女性在认同自身“假性单亲妈妈”身份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缺席状态的不满，这也为丧偶式育儿话语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时至2016年，有关“丧偶式育儿”的说法开始在网络上出现，而在最初的讨论中，“丧偶式育儿”的教养方式与妈妈的“假性单亲身份”常常被同时提起。与“假性单亲妈妈”相似，“丧偶式育儿”一说亦以女性“调侃婚姻状态”的表述方式着力突出由于父亲缺席所导致的母亲独自承担育儿重任的现状，但凭借更加犀利的用词与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丧偶式育儿自出现起就引发了公众更加热烈的讨论，并很快取代了此前“假性单亲妈妈”的表述，开始成为批判父职缺席的最新流行话语。
从话题内容来看，丧偶式育儿的早期讨论主要集中在家庭的教养困境上，并具有鲜明的经验性与碎片化特征。相关论述多以母亲的个人经验话语为主，参与讨论的人群也主要是已生育女性。其中反思、批判父职与母职的不合理分工则成为公众参与该话题的重要出发点，父职缺席给女性造成的沉重身心压力则是讨论的核心。在诉苦式的表述方式下，“隐形爸爸”“影子爸爸”“爸爸去哪了”开始成为女性控诉的目标。[7-9]在众多网络文章与纸质媒体报道中，作者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碎片化的育儿甘苦谈，细数女性在育儿实践中的诸多辛酸往事并表达对丈夫忽视家庭生活的失望。而为了突出父职缺席的弊端，有关父亲参与不足会对儿童成长发育造成严重消极影响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在此过程中，专家话语开始取代女性个体经验话语成为挞伐父职缺席现象的主力。儿童教育专家、儿童心理专家等利用学术理论与调查数据，从多角度分析了该教养方式对儿童心智、情感、体质发育状况的负面影响。有关丧偶式育儿的讨论也凭借入微的个体经验与有力的专家话语支持迅速成为引发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时至2017年、“全面两孩”政策放开一年后，有关丧偶式育儿讨论的主题和对象都有所泛化，并开始超越此前的个体化经验描述，逐渐发酵为一种能反映中国当下家庭养育难题与性别困境的社会性问题。彼时，由于多地新出生人口未达到预期水平，持续的生育率低下开始成为公众讨论丧偶式育儿的重要社会背景。而在生育政策变动的国家话语影响下，丧偶式育儿所带来的沉重的育儿压力则被认为是影响女性婚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女性对男性缺席儿童教养的不满也被认为极易转化为其对婚姻生活的失望，丧偶式育儿因此与“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守寡式婚姻”被并称为中国女性的四大不幸。[10]公众对该话题的讨论也从早期的亲子关系扩展至两性关系。在反思、批判父职与母职分工不均的同时，旧有两性关系也随之成为新的批判对象，“丧偶式育儿”开始成为集育儿与婚姻生活于一体的批判话语。这种变化也引发了话题讨论参与者的扩展，在2017年9月新浪微博发起的丧偶式育儿话题讨论中，大批未婚或未生育女性开始成为参与话题讨论的重要力量。讨论者不仅关注女性的具体育儿经验，还关注女性在整体婚姻生活中的感受，并将其视为影响自身婚育决策的重要因素。由此，分享丧偶式育儿的艰辛经验不再是公众讨论的唯一内容，这些未婚育女性开始将丈夫是否参与育儿设定为判断婚姻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准，并据此表达了对未来婚姻及育儿生活的担忧或规划。
面对丧偶式育儿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的问题化特征，如何改善丧偶式育儿给个体、家庭与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如何提升父亲在儿童抚育中的参与程度也开始成为全新的讨论重心。在此过程中，专家话语与消费话语迅速成为讨论的核心力量。育儿专家给女性提出了诸多解决个体抚育困境的方法，并强调以母亲为中心来发挥各种沟通、协商技巧以推动父亲的育儿参与。此类指导性文章也迅速引发了大量的转发与讨论。而在将解决丧偶式育儿问题责任引向女性自身的同时，消费话语也乘虚而入，相关育儿书籍、网络课程、儿童亲子游乐项目、月子中心的广告软文开始在相关讨论中大量出现，并被视为能够帮助女性摆脱丧偶式育儿的“有效路径”。在专家妈妈、明星妈妈的大力推荐下，解决父职困境的责任被重归于母亲的个人努力与消费行为。至此，在个人话语、国家话语、专家话语、消费话语等多元话语力量的影响下，丧偶式育儿成为集表述母职困境、反思两性关系为一体的综合性话题。
对南水北调受水区来说，主要是实施海水入侵防治、集中式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防护和污染含水层修复。受水区可以采用适宜的地下水修复方法，如渗透性反应墙法、抽出—处理法、物理阻隔法和原位微生物修复技术等，对地下水水质进行修复。
三、“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
(一)精细育儿下的抚育重任
丧偶式育儿话语的批判重心，是父职缺席背景下女性独自承担日常育儿工作时所遭受的沉重压力。然而在深入分析相关讨论中对母职与父职内容的具体要求之后发现，推动育儿实践朝向密集化发展的“精细育儿方式”则是该话语中塑造育儿职责的重要内在逻辑。也正是这一逻辑大大提升了家庭中的育儿难度，并对抚养人的时间、精力与体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精细化育儿首先是对育儿时间安排的强调。通过分析丧偶式育儿讨论中由母亲承担的具体育儿责任后可见，育儿工作正以最小化的时间计量单位与固定的时间点为依据被规划与执行。而该话语在建构儿童规律性日程安排的同时，也将抚养人自身的日常生活切割成以儿童发展为核心的生活碎片，并进一步加深了孩子与抚养人之间亲密无间的绑定关系。一位在育儿论坛中控诉丈夫“丧偶式育儿”的母亲这样安排自己的一天：“早上6点，叫醒我的从来不是闹钟和梦想，而是身边的娃；8点钟，为孩子准备好一天所需的衣服、尿不湿和三餐辅食，出门上班；上午10点，找地方吸奶；中午12点，找时间背奶或者赶回家喂奶；傍晚6点，一路匆忙到家给孩子洗澡、做按摩、换衣；晚上7点，给孩子读2本绘本、陪他玩游戏；晚上8点，哄孩子睡觉，我才有了喘息的机会。”[11]精细的时间分割在将孩子的日常需求与抚养人的生活安排连接起来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儿童与母亲的人身依附关系。抚育孩子的日常工作开始成为由“儿童需求生物”驱使的专业劳动。
其次是对育儿内容的强调。受专业话语及消费话语的影响，育儿劳动的具体内容正在朝着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方向延伸，所涉及的育儿事项与需由家长承担的具体职责也随之增加。相关论述对儿童成长需求的建构不仅贯穿了孩子孕育、养育的整个阶段，还囊括了儿童衣食住行、学习发展的诸多面向，并逐渐形成由科学育儿、全面教育、消费行为主导的“全面育儿”路径。例如，在批判父职缺席的讨论中，一些文章指责男性在夫妻备孕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丧偶式育儿，认为他们不能“只贡献一颗精子”，而是应该与女性一样参与备孕阶段的健康准备，并通过上健身房、服用保健品等方式规训自己的行为；[12]在妻子怀孕后，男性则除了陪同妻子孕检并给予其充分的情感与物质支持之外，还应陪同参加母婴学校、参与胎教、阅读育儿书籍、选购婴儿用品；[13]到孩子出生后，由科学育儿观念塑造的儿童喂养问题、睡眠问题、健康问题、早期教育问题也要求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养育行动中去，并主要通过消费的方式获得知识、理念、行动上的育儿支持。[14]
伴随着儿童价值的变迁，物质与精神上无价的孩子开始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为了呵护孩子的精神需求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物质发展需要，传统纵向的亲子间权力关系开始被提倡平等、理性关怀的新型家庭关系取代，[15]这不仅推高了社会对儿童抚育工作的评价标准，也大大增加了抚育人的精神负荷。[16]例如，生理抚育与社会抚育的界限开始模糊，儿童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生理需求开始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意义，并在营养专家、医学专家、教育学专家、心理学专家的参与下逐步转变为事关儿童习惯养成、心理发展、个性培养的高级需求。抚养人开始成为毫无喘息之机的“操心者”，[16]稍有差池就可能错过孩子发展的关键时机，并引发儿童的行为问题、影响孩子的长期发展。
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年轻母亲不仅要应对专业话语对其抚育职责的严格要求，还需尽力实现职场竞争对个体专业化程度设置的高标准。[15]在此过程中，女性身为劳动者与母亲的主体性被进一步压缩，她们开始成为由技术和消费支配的“新女性”与“新母亲”。但在丧偶式育儿的讨论中，这些给女性带来沉重压力的“工作—母职”负累却并未引发女性足够的反思与反抗，也并未引起话题讨论者的警惕，反而在女性对育儿经验的表述中被不断强化，并被默认为一种理所应当的育儿模式，进而被推广至理想父职的建构之中。
除了通过实行包容性发展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以外，政府还通过开发式扶贫干预，帮助贫困人口获得金融服务、技能培训、产业发展等机会，提高其我发展能力。
(二)儿童抚育责任的内卷化
在精细化育儿的严苛要求下，母亲不仅要面临工作与育儿的双重压力、还要应对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母职的商品化塑造，早早开始为孩子打造家庭内外的教育规划。事实上，这种密集母职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因素：如由中国市场化改革之下集体退场导致的公共育儿资源的真空；商业资本进入公共教育市场而形成的教育市场化转型；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日益紧缩凸显出的教育流动渠道的相对公平性，都是塑造“精细育儿”、引发女性母职焦虑的社会背景。[17]然而在有关丧偶式育儿的讨论中，公众却并未着重关注这些加剧育儿压力的社会因素，也并未走上寻求社会支持的解决路径，而是沿着前人建构密集母职的方式继续从家庭内部寻求解决方案，呼吁由父亲来承担起孩子的照料、养育工作。这也从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本就严重的儿童抚育责任在私人领域的内卷化。
在相当长时间内，家庭都是中国儿童抚育的基本单位。受传统双系抚育文化的影响，父母需共同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并为社会培养出身心健康的成人。[18](P192)而在现代社会中，为了满足现代工业化生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与安排，女性承担了大部分育儿责任，并在父职偏重经济功能、母职偏重日常照料的两性分工下，背负着更琐碎、更繁重的儿童养育压力。在此过程中，为了解决其在工作与育儿行为间的冲突，公共托幼体系曾短暂地分担过家庭的育儿责任，但很快又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退出了历史舞台，并最终形成当下以家庭内部成员共同协作育儿为主的育儿模式。在该模式中，祖辈以隔代育儿的方式参与到育儿工作中来，并通过“严母慈祖”的分工与母亲共同承担育儿工作。[19]数据显示，在全国0-2岁儿童中，主要由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20]这种调动家庭内部人力资源的隔代育儿方式已成为年轻父母应对现代生活压力与育儿重任的主要方法。在此背景下，丧偶式育儿则继续通过引导父亲参与育儿的方式加强家庭在抚育儿童中的权重，其隐含的内在逻辑是，“身为重要家庭成员的父亲的长期缺席是导致女性过劳身心体验的重要原因”。而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公众也在该话题的讨论中试图建立与密集母职比肩的“全面父职”。
这种强调同时满足儿童的经济需求与日常照料需求的全面父职亦成为解决丧偶式育儿困境的重要路径。在对以明星、网红为代表的模范父亲的报道中，自己事业有成且熟悉孩子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奶爸开始成为丧偶式育儿讨论中的正面典型。一方面，奶爸群体中硅谷工程师、电商达人、创业公司老板的身份标签推动着对全能爸爸们的精英化身份与雄厚经济实力的塑造。[21]另一方面，在女性对男性“别把自己当赚钱机器，把妻子当家务养娃机器”的控诉之上，强调放下工作应酬、长期休陪产假、醉心儿童教育、热衷带娃旅行、陪伴孩子运动、积极参与家务劳动等涉及儿童日常生活的父职实践也在突出父亲在日常抚育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22]而在缺少社会支持的前提下，男性不仅从制度上难以获得充足的育儿时间，在文化环境中也难以获得学习育儿技能的机会，并极易被限制在以经济功能和事业成就为导向的单向度社会评价体系之内。因此，仅从家庭内部重新分配育儿责任不仅很难实现父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更毋论从根本上缓解抚育重任给女性造成的压力。
亲鱼放养后，要坚持早中晚巡塘，特别是闷热或雷雨天以及夜晚更应注意。水质过肥时，及时加入适量新水，以防缺氧泛塘。高温季节清晨最易出现浮头，应仔细观察。巡塘时要检查亲鱼吃食情况，以合理确定次日投饲量。
[21]童心成长营. 丧偶式育儿，爸爸你去哪儿了[EB/OL].https://mp.weixin.qq.com/s/bFMSI-xqxo6Poc2fgdfSuA, 2016-07-01.
从历史经验来看，由于女性长期被限制在家庭领域内，因此女性意识的觉醒往往从私人领域内开始。她们的早期需求可能是温和地要求丈夫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劳动中，进而可能发展为拒绝承担旧有性别分工下的生育或抚育责任。[23](P86)我们应充分肯定这些私人层面的抗争的积极意义，却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微观抗争的局限性。正如贝克所提醒的那样：只要“为自己而活”依然停留在个体层面，这种生活就会受到来来回回政治运动的威胁，受到政府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威胁。[23](P87)唯有推动法律、工作领域、公共制度和基本社会准则层面上的变化，从整体上质疑现代权力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性所面临的母职之困。
四、“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性别焦虑
(一)儿童成长问题的性别化归咎
为了强化丧偶式育儿的负面影响，在着力凸出由于父亲缺席儿童教养给母亲带来的沉重压力之余，丧偶式育儿话语还通过滥用专家话语、建构“不完整的母职”的方式来夸大父亲缺席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消极作用。而在这种性别化的问题归咎逻辑中，传统男性气质也开始取代父职参与成为引导孩子身心发育、塑造儿童性格特征的“优势资源”，传统女性气质则在固化女性母职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性别焦虑。
[23][德]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伊丽莎白·贝克-吉恩斯海姆(Elizabeth Bech-Gernsheim)著，李荣山、范譞、张慧强译. 个体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在有关丧偶式育儿对儿童发展影响的讨论中，“父爱缺乏综合症”被认为是该育儿方式下的重要消极后果。相关讨论在援引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丧偶式育儿”中父亲角色的缺席可能导致儿童认知发展受阻、个性缺陷、情感障碍、体格发育障碍等问题的重要结论。[24]这一论断不仅成为批判丧偶式育儿的重要论据，还是引发女性育儿焦虑的重要因素。然而，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外有关“父爱缺乏综合症”或“父职缺位”的相关研究并非特指父亲参与育儿工作不足的现象，而是主要集中在由于父母离异、父亲死亡、父母长期分居所形成的单亲家庭中的父亲缺位现象。[25]其中对儿童犯罪率、精神疾病发生率的研究也大多关注儿童监护人仅有母亲的单亲家庭或未婚妈妈，[26]并综合强调父亲在经济、社会与情感方面的多重缺席现状，认为此类型家庭中各种资源的整体不足才是引发儿童发展水平低于双亲家庭中儿童的重要原因。[27]这一状况与丧偶式育儿讨论中强调的中国父亲更偏重于育儿的经济投入、社会资源投入，却在日常照料与情感投入方面不足的前提预设并不吻合。这也意味着丧偶式育儿话语对父亲缺席的消极后果的论证不完全成立，而是存在着对专家话语的误读与滥用。
这种夸张渲染的后果非常显著，公众对“仅靠母亲难以承担教育孩子的重任”的反思开始演变为对“仅靠母亲难以教育好孩子”的担忧。而为了支持这一结论，相关讨论还进一步从两性性别特征方面寻找母亲单独抚育孩子会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佐证。例如，通过建构母亲女性特质的问题化来强调男性气质在塑造儿童性别角色的优势。在检索微信中的相关文章资讯时发现，在涉及丧偶式育儿的104篇文章中，有近78%的文章提到父亲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影响。例如在题为《妈宝男，“丧偶式育儿”的产物》的文章中，作者认为父亲参与育儿会使男孩更有男子气概，可使其避免形成由母亲全权负责男孩养育工作所引发的“娘娘腔”扭捏个性以及被女性唾弃的“妈宝男”性格。[28]
而在大量相似讨论中，父亲所具有的冒险精神、探索精神、宽容精神、求知精神，责任心、有担当、有勇有谋、心胸开阔等气质和内在修养被一再强调，[29]并被认为是其难以被替代的性别优势。与此同时，母亲细致的抚育工作、无微不至的悉心呵护却被矮化为女性缺乏安全感、不够成熟、不够自信的个性劣势，其教养方式也常被贴上溺爱的标签，并会导致男孩“娘化”、懦弱，女孩“大叔控”、缺乏安全感的“负面后果”。[30]尽管早期性别角色研究关注父亲对儿子男性气质塑造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发现二者的稳定相关关系。[25](P40-46)与此同时，已有追踪研究表明，儿童性别角色在父亲缺失家庭依然能够得到发展，也并未表现出与父母健全家庭成长的孩子有明显差异。[31]中国传统慈母式的教养方式更是在隔代育儿的参与下开始转向严母式的育儿权威，[19]这都与丧偶式育儿中对传统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相去甚远。
近年来，有关儿童教育中性别教养的讨论层出不穷，在“男孩危机”“女孩危机”的争论之下，父职参与的不足也开始成为人们反思儿童性别特征变迁的重要路径。事实上，尽管中国男性的父职参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面的父职实践也确实会推动儿童发展并对建构良好家庭关系起到积极影响，但丧偶式育儿讨论中矮化母职教养方式、夸大父职实践价值、强调男性气质优势、贬损女性气质的论证方式却并不符合中国当下母职发展的新特点，更脱离了现代性别文化的多元性特征。[25]伴随着性别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男孩应具有阳刚之气、女孩应温柔纤细的性别特质已开始全面松动。两性间劳动分工与性别秩序中的等级秩序正被强调性别平等的“双性化”特质所取代。[26]在此背景下，刚柔并济的性别角色不仅不是儿童性别发展中的新问题，反而是顺应时代进步、有益于个体全面发展的新趋势。这也意味着，由丧偶式育儿引发的儿童性别角色发展危机是一个充满性别偏见、值得商榷的伪命题。
土壤重金属对植物的生态效应是受多种因素控制，植物从土壤中吸收重金属的量与土壤中重金属的总量有一定的关系，但土壤重金属的总含量并不是植物吸收的一个可靠指标，重金属在土壤-植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主要受土壤的理化性质(pH、Eh、有机质等)、土壤中重金属形态和植物特性等因素的影响[17]。迄今为止，重金属元素Cd、Hg、Pb、As、Cr、Ni、Zn、Cu等在土壤中累积过量，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危害和影响，已逐渐被认识和确认[18]。
(二)摆脱育儿困境的性别化归责
在充分论证父职缺席对儿童及母亲的消极影响之后，如何加强男性育儿参与、帮助家庭摆脱丧偶式育儿方式则成为公众关注的又一要点。相较于挞伐丧偶式育儿现象时的长篇累牍，此类讨论本就非常有限，其中又仅有少部分论述专门对男性提出明确的建议与指导，大多数文章仍在通过各种方式着力强调女性如何摆脱育儿困境中的主要责任和关键角色。
首先，通过强化男性育儿行为与婚姻价值的关系，相关讨论往往给出女性“应提高婚后处理家庭与婚姻关系能力”的解决路径。例如，在知名问答网站“知乎”关于如何摆脱丧偶式育儿的话题讨论中，获得较多认可的回答主要是从学习与丈夫沟通技巧、引导丈夫参与育儿最佳时间、妥善处理婆媳关系等方面来建议女性提升个人能力。并将推动丈夫参与育儿视为女性应通过细致学习、努力规划来实现的个体责任。在这一归责路径下，女性不仅要继续承担抚育孩子的重责，还要背负改变男性观念、推动父亲育儿参与的任务。在此过程中，一大批家庭情感方面的专家试图将丧偶式育儿所关注的家庭育儿困境简化为需女性独自面对的情感问题。而相关专家在指点女性通过“做个聪明女人”来摆脱育儿困境的同时，[32]也进一步确认女性的个体因素是导致家庭冲突与其个人不幸感知的重要原因。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消费话语的卷入下，这一情感困境更是被塑造为一项全新的女性经济，相关心理辅导、网络课程、教育读本都将女性锁定为消费的对象，它们在兜售两性沟通技巧、育儿心得的同时也为女性建构了全新的学习与沟通压力。
其次，通过突出男性在经济方面的责任，一些讨论还建议女性在不能分担家庭经济支出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自身心态而非抗争的途径来消除丧偶式育儿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此类讨论主要以“心理指导”或“质疑丧偶式育儿”的表述方式建议女性合理疏解独自育儿的压力。例如，有作者痛斥丧偶式育儿讨论的片面，建议女性尊重男性在育儿生活中的经济投入并通过转变心态来缓解自身焦虑。[33]而在此过程中，无经济收入的全职妈妈或部分经济能力不足的职场妈妈也成为被重点劝诫的对象。相关讨论多以两性在家庭与社会中应有不同分工为依据来规劝这些女性，通过接受现有分工、理解缺席父亲们的压力来提升自身的幸福感，而不要沉溺于丧偶式育儿带来的愤怒或斗争行动中。例如在一篇微信朋友圈转发量较高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就建议女性要接受现实，“不哭，不闹，不失去理智，不发疯，不撒泼”，或者“好好哭一场，好好睡一大觉”，“花钱买轻松”。[34]丧偶式育儿正通过此种方式被建构为部分女性难以改变的宿命。
这种性别化归责逻辑的负面效果非常明显。首先，女性积极争取男性育儿参与行动的意义被进一步削弱，发泄情绪式的消费主义被引导为全新的抗争方式。“丧偶式育儿没关系，只要丈夫给足够的钱就行”开始成为女性缓解育儿焦虑的理想方案。例如，在有关丧偶式育儿的微博话题讨论中，拥有一个“只出钱、不回家的丈夫”还被不少女性调侃为“向往的生活方式”。而这一舆论导向不仅弱化了女性在育儿方面的劳动价值，否定了职业女性在经济与抚育两方面高度投入的客观现实，更违背了现代家庭文化对两性平衡分工的合理建议，背离了丧偶式育儿反思刻板抚育分工的初衷。其次，在“宿命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因难以摆脱丧偶式育儿的泥潭而焦虑、自责。直接后果是丧偶式育儿开始成为损害中国女性婚姻生活幸福感与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其影响的对象亦从已婚已育女性逐步扩展至未婚未育女性，并成为部分女性降低婚育意愿的重要依据。例如，在题为《“丧偶式育儿”，我们对婚姻还有什么期盼？》的文章中，作者将丧偶式育儿定义为判断婚姻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并将其视为促使女性做出不婚决定与离婚决策的重要原因。[35]在另一篇《丧偶式育儿，就别生二胎了!》的文章中，作者更旗帜鲜明地呼吁已婚育女性在丈夫育儿参与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谨慎作出二胎生育决策，未育女性则应在充分考察丈夫的育儿能力、家庭经济能力之后再生育。[36]在网络论坛、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广泛传播之下，丧偶式育儿没有像一些短暂出现过的流行词汇一般昙花一现，而是正开始成为引导女性婚育生活的重要话语力量。
五、结 论
在运用“母职—性别双重惩罚”框架对有关丧偶式育儿的相关文献与公众讨论进行梳理后发现，当代女性对母职重责的不满与对父职缺失的反思是该话语产生的重要动因，在中国传统性别刻板印象与现代“教育拼妈”“母职密集化”的背景下，相关讨论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母亲生活处境的关心与讨论，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此次项目实践验证了现代木结构在我国乡镇民居建设中的优势及潜力，但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状况也反映了前期项目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反思。
从媒介传播流行话语的社会效应来看，话语陷阱本身的迷惑性、隐蔽性与煽动性极易引发公众就这些议题展开讨论，并最终扩大其社会影响，使其成为吸引大众关注的舆论热点。[37]有关丧偶式育儿的相关讨论正是沿着这一路径逐步发酵、扩展与变迁。然而从大众话语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机制来看，该话语由批判母职压力、父职缺席转向建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的异化过程，有着更深的社会与文化根源。
首先，建构丧偶式育儿讨论中，育儿社会支持的严重不足是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的社会背景。面对由中国教育的市场化所引发的儿童教育焦虑，以及由生育政策变迁所带来的生育意愿的释放，育儿问题已成为导致父母经济负担、削弱女性社会参与程度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儿童抚育责任的私人化路径下，家庭财富与抚养人的体力与精力被一再挤压，越来越多的青年难堪育儿责任，女性更是在“家庭—工作”的双重剥削下面临更沉重的压力，由社会来共同分担儿童抚育责任刻不容缓。事实上，即便仅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无论是考虑到儿童未来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还是女性作为儿童照料人本身的劳动力价值，社会都应承担起儿童抚育的集体责任。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公共抚育资源及配套政策法规的不足，公共教育资源的竞争优势一再被削弱，早期托育服务资源严重不足，提升家庭育儿能力的产假制度尤其是男性陪产假期迟迟未能落地，育儿成本却节节攀升，这些都直接加深了丧偶式育儿中的育儿之困。
其次，有关性别秩序的刻板印象与传统观念，是建构丧偶式育儿讨论中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的文化动因。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两性分工之下，抚育儿童责任不仅被限制在家庭内部，还被限制在女性的身上。这是因为，不同于中国传统双系抚育文化中母亲负责生理抚育、父亲负责社会抚育的两性分工，现代社会中的母亲正在全面接管儿童的抚育工作，身心健康与教育问题已同时成为她们的责任。在“教育拼妈”的要求下，母亲开始成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经纪人”，[38]帮助他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社会人。值得警惕的是，女性在承担育儿责任的同时，还要背负儿童成长中的不确定性，并独自承担由育儿困境所引发的家庭问题。在此过程中儿童抚育难题也被引向对女性性别特质与个人能力的追责，在充满偏见的性别文化之下，丧偶式育儿的育儿之困开始演变为女性的性别之困。
近年来，有关婚姻与生育的流行话语与热门议题层出不穷，其中不少涉及女性性别角色与社会身份的讨论被发掘出背后的性别偏见与权力操控。例如，“辣妈”话语中母职与女权看似完美的融合背后，是男权文化与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迫；[39]又如“剩女”形象建构中所充斥的男性意志对未婚女性的污名化建构；[40]再如“高龄初产妇”从医学话语向大众话语的扩张背后，是医学权力与性别权力对晚婚晚育女性身心健康与日常生活的问题化扭曲。[41]在消费文化与科学知识的包装之下，大众话语中对新女性与新母亲形象的塑造极易让公众产生“进步的错觉”，一些倡导“女性应积极斗争”“争取自由选择权力”的讨论让公众感受到女性或母亲的自主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但在忽略了社会公正及社会支持的背景下，这种主张无疑是将女性推向更沉重的压力下——女性所面临的群体性困境被一次次简化为其个人的选择与宿命。
然而，在事关婚育问题的相关主题中，时下一些流行话语的蓬勃发展与频频异化并非巧合。首先，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今天，女性在婚姻、生产、抚育中的困境与压力才可能成为一个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真实的社会问题”，并需加以引导、重塑与操控。在此背景下，现代国家迫切需要满足的是人口发展的总体需求而非女性自我实现的个体需要，这也是造成一些女性的发展诉求未能走向实现女性整体性别权益提升的宏观因素之一。其次，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新旧性别文化的同时存在极易引发更加复杂的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一方面，传统性别观念虽屡遭批判却依旧强势，并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现代性别文化常常裹挟着消费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观念同时出现，它们在推动女性主体性建构、自主性发展的同时，也给女性带来全新的压力。因此，面对关乎性别议题的流行话语，作为知识精英的学者们在肯定它们为唤醒女性性别意识、呼吁两性平等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也要警惕相关讨论背后的话语陷阱。而如何同时从宏观社会结构与女性个体经验出发，推动生育、抚育文化与相关制度的协同发展，为遭遇生育、抚育困境的现代家庭提供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应成为全社会在人口发展瓶颈期的发展方向。
[28]周作鬼. 妈宝，丧偶式育儿的产物[EB/OL].https://mp.weixin.qq.com/s/KRkCVmGUHdmR2CklZb5brw, 2017-06-12.
注释：
[1]陶艳兰. 塑造理想的母亲；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J]. 妇女研究论丛，2016(5).
1.对分、合闸中弹簧的拉力进行检查，确定弹簧的拉力是否能够满足断路器的工作需求，弹簧作为断路器机构的核心元件，其特性对断路器影响重大，如果有需要应对其进行加固，并采用合理的方式对其性能进行测试[1]。
[2]张雯，余红. 平权的假象——媒体“剩女”形象建构的纵向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7(5).
[3]现有关于丧偶式育儿的定义较多，一般泛指家庭教育中一方的显著缺失。本文所采用定义特指父方缺席儿童日常教养职责的育儿方式。这种强调母亲独担日常育儿职责的育儿方式也是当下丧偶式育儿讨论所关注的主要内容。在该方式下，父亲仍会提供经济上的育儿支持，却鲜少关心孩子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教养需求。
[4]杨菊华.“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J].人口研究，2019(1).
[5]杨菊华.健全托幼服务推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J]. 妇女研究论丛，2016(2).
[6]陈安仪. 假性单亲妈妈[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9ae830100ac8k.html, 2008-08-04.
在现代社会中风险无处不在，内部审计的首要目标就是找出企业的特殊风险。再对内部的审计工作进行高层次、高领域的改进管理，从而推动整个内部审计的发展工作，更加准确地评价内部审计工作的真实程度，并将其作为控制风险的主要职能。因此，建立健全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
[7]My862.拒绝“丧偶式”育儿，拒绝做“隐形爸爸”[EB/OL].https://mp.weixin.qq.com/s/1Z6KhBQAgTtNGv6-cvOvAw, 2017-08-13.
[8]青教育.“影子爸爸”导致“丧偶式育儿”，近半家庭父教缺失[EB/OL].https://mp.weixin.qq.com/s/ZGxBnGShvY92rGs9FVHl5w, 2017-04-01.
漂流木对连接森林和海洋的食物链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溪流到河口，再到深海，漂流木影响和塑造着途经的每一处环境。虽然如今人们都知道，温带雨林富含来自海洋环境的氮，但鲜为人知的是，同样森林中死去的树木也会进入海洋，成为海洋生物食物和栖息地的重要来源。
[9]魔栗生活. 中国特色“丧偶式育儿”？爸爸到底去哪儿了？[EB/OL].https://mp.weixin.qq.com/s/l8K5F3DGcdvpawzGz9P-aQ, 2017-05-21.
[1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伊清南. 中国女人四不幸：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EB/OL].https://mp.weixin.qq.com/s/BVhxN8T941kYM-hHZG2_xA, 2016-07-23.
[11]满曰成长记.不要让老公成为“丧偶式育儿”中的爸爸！[EB/OL].https://mp.weixin.qq.com/s/pGFF31F7HeDSBenjjLiskw, 2018-07-08.
[12]PSAA.你的“丧偶式育儿”通常从备孕开始[EB/OL].https://mp.weixin.qq.com/s/dwAXiFtwv8r4xe8bpFaGWA, 2018-08-05.
[13]小暖. 温柔分娩：让分娩变成一场见证爱的仪式[EB/OL].https://mp.weixin.qq.com/s/mHWQYGIm35r2kq5EpNBJmQ, 2018-08-13.
[14]萌熊奶爸. 告别丧偶式育儿，只需这5招，让爸爸爱上带娃[EB/OL].https://mp.weixin.qq.com/s/K8PYm8QeU7JZCLKBJ5UGFQ, 2019-05-01.
[15]施芸卿. 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J].文化纵横，2018(5).
[16]李芳英. 精神负载:母职实践过程中的性别关系再生产[J].人口与社会，2019(1).
[17]金一虹，杨笛. 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 南京社会科学，2015(2).
而伴随着话语的传播与变迁，公众对该话语的讨论重心也由反思育儿责任的不合理分配开始扩展至对两性性别特质与家庭关系的担忧。在此过程中，丧偶式育儿由其原本的女性主义批评话语被演绎成强调母职重责、固化传统性别角色的话语陷阱——一些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被伪装在一个看似中立客观却强势的表述背后。[37]如在为女性发声、批判父职参与不足的基本议题下，育儿责任的密集化与内卷化被进一步确认，由此而来的育儿困境也被归咎为女性性别特质的缺陷与个体能力的不足。消费话语与专家话语的卷入更是为渴望摆脱原有育儿重荷的女性建构了全新的压力，女性不得不负担起引导男性参与育儿的任务，“反对丧偶式育儿”又成为女性个体的全新责任。而当女性难堪育儿重责的时候，相关讨论又极力削弱女性抗争行动的意义，呼吁女性接受传统两性分工，满足于中国男性在经济上的育儿投入，并在消费中恢复内心的平静。
4.呈现结果。在考察了雾霾的严重性、找到成因和解决措施以及相关英语表达后，学生们要设计制作有关环保方面的海报，并进行全班评比。在制作海报的过程中，学生们发挥各自优势，团结协作，有的设计出精美的版面，有的画出令人过目不忘的图画，有的用隽秀的文字表达本组的观点。当一幅幅精美的海报完成后，学生们由衷地为自己的作品喝彩，同时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又收获了更多词汇。最后，笔者把海报张贴在校园公告栏里，供全校师生观摩，这些海报赢得了师生们的高度赞誉。这不仅使其他学生受到感染、获得知识，更是大大地激发了海报制作者们的学习热情，更积极地投入词汇的学习中。
[19]肖索未. “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6).
[20]钟晓慧，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J]. 探索与争鸣，2017(7).
已有研究指出，由于缺乏对“家—国”关系的想象，中国女性的母职实践存在着鲜明的家庭取向特征，女性在面对母职困境的时候往往优先求助于私领域中的家庭支持网络。[15]而在未改变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前提下，仅以重新分配育儿职责的方式从家庭内部寻找解决方法，既无法撼动传统两性文化对母职的角色化塑造，也难以支持现代社会对育儿问题的高标准、严要求。因此，无论是隔代育儿还是强调建立全面父职，都难以消解横亘在母亲身上的母职重荷。这也意味着，现有关于丧偶式育儿的讨论在确认精细化育儿方式的前提下，仅通过进一步推动抚育责任向私领域内卷化的解决路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母职之困。而在缺乏社会支持的背景下，该解决方法反而可能加深家庭的整体育儿负累，并在父职建构失败的基础上给女性带来更深的挫败与压力。
[22]老豆.一位父亲的独白：不再做“丧偶式育儿”的那个爸爸[EB/OL].https://mp.weixin.qq.com/s/KjhurojS_2g2DCgBg3Ielw, 2018-03-11.
富氧粉煤侧吹还原技术是以多通道侧吹喷枪以亚音速向熔池内喷入富氧空气和燃料(天然气、发生炉煤气、粉煤)，熔池中的物料由于受到鼓风的强烈搅动作用，快速浸没于熔体之中，完成物理化学反应的一种用于处理不发热物料的强化熔池熔炼技术。
[24]好孕妈妈官网. 丧偶式育儿[EB/OL].http://www.sohu.com/a/163752045_99925820, 2017-08-11.
[25]徐安琪. 男孩危机：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J]. 青年研究，2010(1).
[26]Hartnagel, Timothy F. Father Absence And Self Conception Among Lower Class White And NegroBoys[J]. Social Problems, 1970, 18(2).
[27]Schwartz, Jennifer. The effect of father absence and father alternatives on female and male rates of violence[D].State College: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2003.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条和金币需求市场，本季度需求呈上升趋势，同比上升了25%，至86 t。分析认为，中美贸易战局势升级，国内股票和债券市场纷纷受挫，本季度金价再次下跌，投资者纷纷涌入黄金市场。同时，受益于七夕、中秋节，以及营销策略的不断创新，本季度金饰需求旺盛。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立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金条和金币市场，本季度中国实物黄金投资需求实现了28%的大幅增长。这再次体现了黄金在投资组合中不可替代的避险作用。从第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金饰消费需求受到特定节假日影响十分显著。金饰零售商也恰当地利用机会开展产品营销活动，从而推动销量并提升品牌忠诚度。
所有基桩全部埋设声测管，并进行100%的完整性检测。声测管焊接在钢筋笼内侧，定位等分桩周、互相平行，并埋设至桩底，管口高于桩顶50cm以上。管底封闭，管口加盖，管底、管口及焊接部位要密封，防止混凝土浆液渗漏堵塞声测管。
[29]点亮生活的那束光. 爸爸，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EB/OL].https://mp.weixin.qq.com/s/dhOPSMzTjzwlLWkYgzoAFQ, 2017-02-27.
[30]桐梓县图书馆.丧偶式育儿，中国家族教育之痛[EB/OL].https://mp.weixin.qq.com/s/l2PuAvMx5XUoKiPzAmKKPA, 2017-05-13.
[31]Madeleine Stevens &Susan Golombok&Michael Beveridge.Does Father Absence Influence Children’s Gender Development? Findings From a General Population Study of Preschool Children[J]Parenting,2002, 2(1).
[32]陈禹霏. 当妈式夫妻，丧偶式育儿，聪明的女人从不“包揽一切”[EB/OL].https://mp.weixin.qq.com/s/tGiCzlFJRREhzzwDOV07NA, 2018-07-26.
[33]微微辣.我为什么反对“丧偶式育儿”的提法？[EB/OL].https://mp.weixin.qq.com/s/U0GWmVFlH9LjZ6edn0mE0A, 2016-12-01.
[34]天蓝姐.丧偶式育儿，他不够爱你，你也要好好活着[EB/OL].https://mp.weixin.qq.com/s/xrprxmXigBg-1A8IRtlxtQ, 2018-03-21.
[35]王昊.“丧偶式育儿”，我们对婚姻还有什么期盼？[EB/OL].https://mp.weixin.qq.com/s/Hj_0t8scg14DONbaw1BpHg, 201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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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陈康令.“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话语陷阱[J].红旗文稿，20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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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陈友华，吕程.剩女：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J].学海，2011(2).
[41]郭戈. 高龄初产妇的问题化——基于医学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双重建构[J].妇女研究论丛，2016(4).
MaternalDilemmaandGenderAnxietyintheDiscourseof‘WidowedChild-Rearing’
GUO G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The topic of motherhood and gender in popular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corpus for researchers to grasp motherhood ideology and understand female existence. By the framework of motherhood and gender analysis, through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academic literature, mass newspapers, news reports and discussion texts of the public in online forums and social media, it can be found that behind the mask of ‘voice for mother’, widowed child-rearing not only contains the dilemma of mother’s careful nurturing and involution of child-rearing responsibility, but also hides dwarfing female temperament, gender-based attribution of related dilemmas and gender anxiety of attribution.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discourse trap is 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for parenting and the shackles of gender stereotypes.
Keywords:widowed child-rearing；maternal dilemma；gender anxiety
[收稿日期]2018-05-09
[作者简介]郭戈(1988-)，女，河南新乡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生育风险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2018M640105)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10-011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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