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耀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5-0000-01
摘要：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新原人》一书中首次提出才、力、命思想，结合立言、立德、立功三个梯度阐述了对成功的独特见解。笔者通过对冯先生才、力、命范畴的具体分析，力图找出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由此通过分析、归纳、对比、综合的方法揭示成功因素的异同，剖析才、力、命思想的不足，探究成功的科学含义，以期揭示出当代人成功的共同性因素。
关键词才力命成功
人人都想成功，但真正成功的人却不多，这是因为理解成功因素的科学含义的人很少，即使理解到位不能付诸实践也是徒劳。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1］要想成功，人的实践能力的确是最重要的。王鉴平教授认为冯友兰境界说的基础和前提是性善论，冯友兰脱离了社会历史条件、脱离了社会关系来探讨人性善恶问题，从而认为人性是善的。［2］“从真际之观点说，人之性是彻头彻尾的无不善。”［3］冯先生推崇天地境界，提倡道德境界，要人们立德，要人们知天、事天、同天、乐天，要人内省、自觉，忽视人的自愿性，意志自由，这与他一贯作为儒家的捍卫者密切相关，早在科玄论战时期他就站在玄学一派。他的才、力、命思想，强调在学问上才占主要地位，在事功上命占主要地位，在道德上力占主要地位，有明显的机械论倾向，笔者难以赞同，以下分析阐述之。
一、才与力
才，包括才学和天资两个部分。冯友兰对才的定义是：“一个人的天资，我们称之为才。一个人在某方面的才的极致，也就是他的力的效用的界限。到了这个界限，他在某方面的工作即只有量的增加，而不能有质的进益。”［4］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第一，才就是天资、天赋、先天具有的，冯先生是先验论者，天赋观念论者，当然这也属于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不尽科学。第二，人的能力有限，人的潜力也是有限的，这与当代科学中生理学所揭示的人的潜力是无限的观点相反。“才是天授，天授的才须人力以完成之。就此方面说，才靠力以完成。但人的力只能发展完成人的才，而不能增益人的才，就此方面说，力为才所限制。人于他的才的极致的界限之内，努力使之发展完成，此之谓尽才。与他的才的极致的界限之外，他随努力亦不能有进益，此之谓才尽。”［5］在才与力的关系上，后天的努力只能发展才的方面，而不能增益人的才。这实际上是他不懂得人的才干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光是头脑里有才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人必须在实干中才能增长才智。
力是指人的努力程度。“一个人的努力，我们称之为力，以与才与命相对。力的效用，有所至而止，这是一个界限，是一个人的才与命所决定底。”［6］冯先生的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才与命决定力，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力决定才，而不是才决定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仍然是力。实际上这是他给人力主观地划定界限，使之服从于才与命，可见在知行关系上，冯是先知后行的代表人物。这也可以从他的《新理学》中最根本的“理”范畴类似于西方哲学中柏拉图的“理念”范畴得到映证。
二、命与才、力
冯友兰给命下的定义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或不幸，没有理由可说。”［7］生活在哪个家庭，哪个时代，不由我们选择，也就是说个人出生的环境是既定的，这是人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对人的活动有巨大的制约或影响作用，所以无理由可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8］这里各方面条件指的是经济条件，家长的智商、情商、教育背景、生活常识、健康卫生条件等综合因素。他又说：“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类不能战胜，否则就不称其为命运，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9］一方面，冯先生割裂了命运与环境的关系，才造成他最终得出不科学的结论。其实，命运与环境的关系十分微妙。当我们出生后，生长的童年时代，环境的因素占的多一些；而当我们长大成人后，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掌握和选择，不由家长或环境所左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0］因此，实践是人的本质，人是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冯先生认为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也有其合理之处。冯先生又说：“这命不是一般迷信的命，就是机会，也可以说是环境。”［11］在此，他将命解释为机会，或环境；但一般指的是儒家的命，类似于“天命”，“儒家所讲的命，乃指人在一生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变，而又非一人之力所奈何的。”并且他重述，“创造环境，争取机会是属于努力那方面，与这里的命无关。”［12］从这段话可知，冯友兰对命的解释相当矛盾，说命运就是机会，也可以指环境，又说命指儒家的命；但显然他侧重于儒家的命。这几种解释显然不同，如果说命是机会，那就要看你能否抓住它；但他又说，这属于个人努力方面，与这里的命无关。这同样割裂了命、环境、机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他的儒家的命无非是对一些事的无可奈何，不可改变。其实人生有许多可以改变的命，而其中也有不可变的命，总之，命本身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但总的规律是变的，这也符合辩证法的规律。冯先生给人人为地划定一个界限“命”，让人自守本分，这在本质上与儒家孔孟的宿命论思想一脉相承。周国平教授说：“命运主要有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决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13］笔者认为行为造就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在一定条件下决定命运；而正确的判断力和果断的行动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
冯友兰说：“一个人的命运的好坏，影响到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的贵贱。”“一个人命的好坏，影响到他所作事的成败。”［14］这是冯友兰的经验之谈，也是常识。人的命运不同，环境不同，起点也就不同，身份地位自然不同，同时，身份地位高的人能办成的事一般人却办不到。有些庸才成功了是命好，不是他的能力强。冯先生认为自然境界中的人对于其所做的事的成败，亦不必有某种情感，这实际上否认了人是一个知情意的统一体。他把道家所处的境界归为自然境界，而把儒家孔孟的境界尊奉为天地境界，确实有薄彼厚此之嫌疑，这说明他的立场是儒家一派的。他指出“贤”是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圣”是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显然，他的“圣”与“贤”和古代的圣与贤不同。他又提到求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主要功夫是致知用敬。用敬靠力，致知需才。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天地境界与自然境界的划分并不科学，有很强的主观性与机械性。范鹏教授说：“境界说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错误的。其实，没有社会哪有社会之理，脱离了社会哪有个人之理。境界说的方法是错误的，纯动机论的抽象继承法产生了以文害意的恶果，对境界的机械划分没能反映出正逆向两个方向发展的真实趋势。”［15］很明显，境界说理论与生活实践的脱节是根本缺陷；但同时他又给人们设定了道德理想，让人们明白精神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的崇高地位，对于当代人的道德缺失似乎有所启示。
三、学问、事功、道德
冯友兰说“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16］笔者认为，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基本是科学的，已为大量事实所证实，但对于后面的说法不敢赞同。笔者仍以冯先生举的例子为证来说明理由。“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例子是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懂得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项羽之所以输给刘邦是因为心机不够，不会用人。即才力没有充分发挥所致。对此毛主席有诗为证：“宜将盛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确，为了一个假仁义之名而沽名钓誉，以致害了自己的性命实在不值。毛主席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而冯友兰却将项羽的失败归于命运，并引用了项羽的《垓下歌》为证，说“‘时不利兮’是项羽毫无办法，而有些庸才偏偏成功，史册上很多，不胜枚举。”［17］这样的论证显然不能成立。其实项羽的命运本来比刘邦要好的多。项羽的命运由好变坏是他一次次痛失良机，没有正确的判断力所造成的恶果。由此可见，冯先生对命运的定义存在误解，有偏颇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些道理，有些“庸才”能够成功的例子确实不少。“庸才”虽然无才，但是有后台、有靠山，即自身的外部条件好，譬如他有当官的父母，工作自然不成问题，并且还能混个小官当当，这些人当然不须努力也能成功。这是由“命”即家庭环境好决定的。总之，不加分析地说“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有失偏颇，实际上这是他强调天命而轻视人力，叫人“安之若命”罢了。
冯友兰又说：“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这种说法未免失之简单。“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成为圣贤和他们的才干没有关系。”［18］这种说法显然不对。众所周知，孔孟之所以成为圣贤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才学高，怎么能说才与德没有关系呢？至于孔孟的道德怎样，我们当然不能像冯先生那样不加分析地说是圣是贤；毕竟说是一回事做又另一回事，可能孔孟的道德并不怎么样，他们自己说得到却做不到，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道德起源于人们之间的需要，起源于民众的生活实践，具体的是说时代性和现实性。即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而谈道德，这样的道德是不现实的，是强加给人的东西。首先，它贬低人的情感、欲望以崇尚理性，暴露出极端理性的不足。其次，它完全忽视了人的意志自由，只让人选择善；但是恶人往往选择恶，并且以此为乐。由此可见，冯友兰受孔孟儒学、宋明理学影响之深，他把传统的道德抽空之后又想在新社会运用，即他所说的“旧瓶装新酒。”冯先生主观地将道德架空意在以道德为目的，建构宗教式的哲学道德观，这是不现实、不科学的，目标太高就会不切实际。“道德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19］笔者认为道德的本质是对人性善恶的反映，是对人心灵美丑的反映。“道德的本质是人格的呈现。”［20］首先，道德是主客观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特殊意识形态，只靠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有其客观性，不是只有主观性。其次，有些坏人也不会努力去成就道德，因为他们认为那样一文不值。最后，要求每个人都成圣贤的愿望虽好，却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与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冯先生对命的认识有个生动的比喻：“人生如打牌，而不如下棋。与下棋时，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但于打牌时，则我心中将来打和牌，大部分完全是不可预测底。所以，对于下棋之输赢，无幸与不幸。而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与不幸。”［21］这段话中，“下棋对于一时所有之可能底举动，我均可先知”说法显然有问题。其实，棋力的高低主要决定于棋理与算路，棋力低的人往往不知棋力高的人下这步棋的意图。这当然是不可先知的。棋力相当的人，虽可先知，但下棋的输赢与运气密切相关，包括当时的身体、心理状态等因素，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简单的说“下棋之输赢，无幸与不幸。而对于打牌之输赢，则有幸与不幸。”古人曾说过“人生一局棋。”，这与冯友兰“人生如打牌”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其中的真意如何走好人生这盘棋中的关键几步，如何设计、计算人生的棋路，也有启发意义。的确，人生由于个人遭遇不同，而不可能像一盘棋那样双方机会均等，在此意义上，冯先生的比喻比之更合理。
四、对成功的不同见解
季羡林先生认为，“成功=天资+勤奋+机遇”，并且认为“只有在勤奋努力上下功夫，天资、机遇都是天授的。”［22］王海明教授认为，“欲望与才力命德相一致，乃是幸福或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23］李金水认为，决定人生成败的十六种因素分别是：细节、心态、品格、选择、情绪、思考、时间、健康、诚信、目标、行动、说话、关系、自信、潜意识、眼光。［24］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对成功的理解都不全面。首先，成功是一个包含综合因素的概念，不是简单的套套公式就能付诸实践。因为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恋爱、婚姻、考试、工作、做事做人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次，不同的人对成功有不同的理解。季羡林先生强调人力的作用；冯友兰先生强调，才、力、命在不同方面地位不同；王海明教授强调欲望在成功中的首要地位；李金水强调成功的综合因素，但至少缺少胆量这一因素。再次，其实成功是一门实践科学，需要不断地探索总结经验教训，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胆量和智慧，需要自信作为根基，需要正确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落实在行动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它更接近行为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最后，成功是一个综合学科的范畴，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解释。科学主义把成功理解为使用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人本主义把成功理解为满足人本身的生存利益或心理需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五种基本需求由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26］由于需求层次的不同，成功的层次也就不同。实用主义把成功理解为有用，适应环境。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成功在于如何发挥人的潜能。现代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总结了十七条成功的法则，后来当代的潜能成功学大师安东尼奥.罗宾提出人人都有成功的潜能，就在于能否发现和开发这座金山；并提出成功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即想象成功、思考成功、相信成功、采取行动争取成功。［27］自我心像心理学的创始人马克斯威尔说：“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自我心像是个人精神上的观念，或者是他们的自我图像，是左右个性和行为的真正关键。”［28］综上所述，成功是一个包含主客观因素的范畴，实践沟通了主题的人与客体的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内在的统一了主体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两种观点。换言之，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下，人的成功主要由主体决定；而在不同的环境下，人的成功主要由客体制约所致。这个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实践活动。
马光耀（1977-），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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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马克斯威尔.晏樵译你的潜能[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
马光耀（1977-），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