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成为社会常态，而目前我们对于人口老龄化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概念体系和认知范畴。这会对国家的宏观政策体系制定和社会公共服务供给造成一定偏差，也引发了公众认知层面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过度担忧和过分解读。基于“老有所为”视角探析老年人在劳动就业、家庭照料和志愿活动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制定老龄社会的应对策略，必须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出发。理念的变革和思维的创新，应当成为老龄社会政策研究的出发点。
关键词：老有所为；人口红利；家庭照料；劳动就业；志愿活动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变革如全球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带给世界的影响齐名（彭希哲等，2011）。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持续产生影响，人类只能延缓其进程而不能使其不发生或逆转（胡湛等, 2012）。人口老龄化将会伴随经济新常态持续深刻地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一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都必须正视这一基本国情。
纵观近年来学界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成果以及政策体系，其中隐隐透露出对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口社会形态的恐慌和担忧，从而引导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倾向——老年人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弱化，他们的经济产出、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正在被逐渐边缘化。当前我们的相当一部分老龄政策仍然建立在对老年人能力的传统认知的基础之上，而很少提到老年人身上也潜藏着生产力，以及由此可以冲抵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所带来的挑战之价值。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相比传统社会，现代社会老年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和健康余寿都已大幅延长。对于大多数老年人而言，他们真正需要护理的失能障碍期只占到其生命周期的很小一部分，其漫长老年阶段（以年龄在60岁及以上为老年人之标准，以平均预期寿命80岁为例）的大部分时期都是处于健康状态的，可以继续发挥生产能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余寿是17.7年，其中有13.9年（占78.53%）是处于活跃期或自理期（穆光宗，2015）。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年数据也显示:我国的老年人口以低龄老年人为主，其中60～69岁老年人口占54.03%，70～79岁老年人口占32.13%，多数老年人处于“第三年龄”阶段或者活跃期；另外，有77.27%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良好，87.46%的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良好，老年人的整体认知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正式劳动参与率和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率均为约20%。实际上，即便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长期照护的老年人，他们仍然具有社会价值。总之，无论是从生产能力、消费能力还是从储蓄能力的角度来说，今天的老年人都已和过去表现出诸多不同的特质，传统的观念和视角已经无法全面解读新生代的老年人群。随着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余寿的延长，老年人口中蕴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越来越多。
老年人应当被“标签化”地视作社会的负担而非价值来源吗？老年人退出正式劳动力市场后就无法为社会继续提供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了吗？中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将会完全关闭吗？或许我们长期以来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延长的同时，伴随着不断增长的“生产性”。“生产性老龄化”或者说“老有所为”理念，或许将会刷新我们对老龄社会的传统认知模式。我们的公共政策应当致力于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老年人的生产能力，而非限制或阻碍这一能力。而这其中的前提首先是，社会需要改变对老年人的认知与定位，正确认识老年人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伴随着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或将由老年人缔造。
一、“生产性老龄化”在西方的发展
“生产性老龄化”在西方近三十年的老年学研究中方兴未艾，是当前老年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框架（童红梅等，2016）。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老年学研究者们逐渐改变了将老年人视为负担和危机的视角，转而从积极视角看待老年人，注重老年人的自我发展及其所蕴含的人力资本，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等新理念。“生产性老龄化”作为其中一种老年学研究理论，重塑和强调了老年人通过终身学习、家庭照顾、再就业和参与志愿活动等，对个体、家庭以及全社会成员带来的积极影响，这种正面的影响已被研究证实是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包括保持老年人自身的健康水平、降低死亡率和提高幸福感等（Morrow-Howell etal.，2001）。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体系的是美国西奈山医学院国际长寿中心主任、国际著名老年学家Butler等（1985）。他们认为，老年人之所以被视为“无生产力”，是因为社会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对老年人的“标签化”认识，以及滞后的公共政策体系和社会组织架构等。这是学界首次反思社会对老年人的“无用无能”之消极印象。随后，美国老年学界对这一概念体系进行了积极推广，并较为严格地将“老年人参与所有的有报酬或无报酬的商品生产及服务供给活动”均定义为“老年人生产性参与”，明确了除劳动参与之外，社会参与和家庭照顾活动均应视为老年人对社会的产出与贡献（Morrow-Howell et al.，2001）。除了明确界定了生产性参与的活动类别，美国老年学界也基于结构滞后理论指出，老年人生产性参与的能力受制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环境因素和公共政策因素的共同作用。
世界各地在人口老龄化议题上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并能从彼此的经验中受益；但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各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类型和程度都会有所不同，同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方式。因此，如何更好地借鉴国内外最新的理论以丰富和发展“老有所为”的概念框架，是目前我国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议题。
护理质量控制指标体系设置包括指标配置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及自动统计分析模块，通过与信息部门合作，将此质量控制指标体系嵌入护理信息系统。①指标配置模块：此模块旨在建立并持续维护指标库，共收录39项经筛选确定的指标，分别以二级指标形式体现；②数据采集模块：通过信息化数据平台与现场评价相结合方式采集数据；③自动统计分析模块：依托护理信息系统自动进行大数据分类汇总，通过内置品管工具自动分析。
二、“老有所为”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一）“老有所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老龄社会，人们逐渐意识到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9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指出，社会参与是老年人的一项权利。这标志着“老有所为”从单一的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生产领域过渡到文化价值领域和家庭领域。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银龄工程”，以老教授协会、老龄科技工作者协会等为代表的促进老年人发挥作用的社会团体组织等也相继出现，标志着“老有所为”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老年人群。
有别于西方学者将生产性参与视为成功老龄化的一部分（Roweer al.，1997），国内学者普遍将其视为与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平行的老龄化理念和战略（林卡等，2016；穆光宗，2015）。实际上，无论何种划分，都必须认识到，“老有所为”是老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新突破，也是对老年人“依赖性”的传统社会角色的颠覆性改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并运用该理论进行理论研究，但作为理论模型和政策框架，运用和发展该理论时仍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老有所为”理论的统一界定
1.1.1 火龙果 晶红龙(白肉种火龙果，Hylocereusundatus)，由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科学研究所提供。剥取果皮备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同样，强大军队离不开先进文化感召，落后文化不可能造就强大军队。在长期实践中，人民陆军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也不时显现一些消极文化因素的负面影响。建设强大现代化新型陆军，必须深刻剖析制约陆军发展的消极文化因素，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夯实文化根基，激发建设的强大动力。
国内学术界对于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参与或活动可以被视为“有产出性”的仍没有达成共识。即便对于“Productivity in Later Life”的中文翻译，也仍存在“生产性老龄化”“产出性老龄化”和“老有所为”等几种译法。“老有所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不同的学者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采用不同的定义方法（Morrow-Howell et al.,2013）。狭义的“老有所为”包括工作、正式与非正式的志愿活动和家庭照顾行为。其中正式的志愿活动主要是指由正式机构组织的志愿活动，非正式志愿活动是指邻里的互助或朋友间的非正式帮助。照顾行为是指为罹患疾病或有残疾的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料理与帮助。总的来说，这些具有可测经济价值的社会活动就是狭义的“老有所为”活动。广义上的“老有所为”除了上述活动之外，还包括老年人的终身学习、自我照顾、家务劳动和休闲娱乐活动等。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和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会对“老有所为”有不同的界定。中国的老年人产出性活动内容丰富，广义的“老有所为”涵盖了老年人除了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活动之外的家庭活动和社会参与，如家庭照顾、正式的社区志愿活动和非正式的邻里互助等，以及老年人的休闲娱乐、自我照料等。总之，将“Productivity in Later Life”翻译为“老有所为”，更符合中国的情境。因为这一译法强调老年人的经济产出、文化影响和社会价值。但无论是采用何种界定，学术界都应对该理论的范围、边界、种类和形式达成统一，以使后续的深入讨论成为可能。
3．第三阶段:普适性“老有所为”
Sprague Dawley（SD）大鼠，雌性，20只，桂林医学院动物房，体质量180～220 g，许可证号SYXK桂2013-001。
作为“舶来品”，“老有所为”理论原本奠基于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因此，不能简单复制他国理论框架，只有将这一理论模型与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理论模式，才能使其真正落地生根。例如:关于老年人就业，在中国，老年人达到一定的退休年龄就会被要求强制退休；而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现象非常普遍。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工作是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志，老年人工作在西方社会非常普遍。也因此，由于家庭照顾导致老年人失去工作机会的机会成本估算，在西方社会已有成熟的研究，但在中国的情境下特别是存在退休年龄制度的中国城市地区并不适用（Sun，2013），老年人退休后继续工作并不是常见的社会现象。西方社会的志愿服务历史悠久，且有众多发展成熟的正式志愿机构与组织；而中国更多强调的是家族内部的互帮互助，主张优先解决家庭内部事务，照顾家庭成员特别是抚养孙辈是人们在老年期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社区活动则是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性地参与。东西方文化在选择志愿活动的动机上也有所差异。中国的老年人从事志愿活动的动机更多的是倾向于锻炼身体和社会交往，而西方社会的老年人则更多地是因为已经将利他主义等宗教思维内化为精神内核。西方社会由于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历史背景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其养老保障体系以及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都已非常成熟，客观上也允许老年人在各种社会参与性的角色之间自由转换。中国目前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决定了任何理论的运用都不可能“一刀切”地推广，而必须特别关注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因此，学界对于“老有所为”的跨文化研究和推广很有必要。
3.“老有所为”是选择与机会，而不是责任与义务
西方学者Bass等（1994）指出，优化政策、法规和规章是实现老年人更多地参与生产活动的最好途径。政策应在充分考虑老年人群内部异质性的基础上，为其参与各类社会活动提供机会与平台，鼓励并帮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各种社会角色之间自由选择和切换，使他们由此得到相应的社会支持和价值认同。如此不仅可以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可以大大提高老年人家庭及其社区和社会的整体福祉。如何最优化“老有所为”理论的实践结果，防止其被误读，特别是防止出现老年人被歧视和利用，是该理论推广时需特别注意的。“老有所为”不应被过度解读为身体健康老年人的经济产出行为，实际上，那些残疾老年人、失能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和贫困老年人等，依然能够以各自的方式创造价值。学者们在讨论这一理论框架时应该强调，老年人可以有多种社会身份，也可以有多种社会关系和生活网络，而家庭照料者只是其中一种社会角色，不应该因为老年人不参与家庭照顾，就对其进行指责和歧视。我们的社会不应以老年人是否参与社会活动作为衡量其活力与价值的唯一指标，所有的老年人，无论其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如何，都应当被包括在这一范畴之内。
由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形态往往滞后于老龄化进程的发展（党俊武，2005），公共政策的引导和调节成为必须。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只有采取国家层面的行动和政策引导，生产性老龄化才有可能实现巨大的产出（Kerschner，1992）。因此，政府在推动“老有所为”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现有国家政策、法规大多关注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如在生活保障、就医服务、工作环境、受教育机会、休闲娱乐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权益保障，但对于老年人对家庭、社会的贡献和价值的认可涉及较少。构建完善的涉老政策体系，需要提升公共政策对于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全面理解与肯定。老年人追求晚年生活的欢愉、安养应当也被视为价值或产出，除此之外，老年人还可以在家庭照顾、终身学习、灵活就业和志愿活动等方面展现其丰富的生产性。
（二）“老有所为”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运用
实际上，“老有所为”在中国古已有之。汉初设置的“三老五更”、明初的“里老”等职，皆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老者担任。中国古代的老者在掌管教化礼仪、修史编志以及利用威望调解民事纠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梅陈玉婵等，2012）。目前来看，很多农村老年人仍然在发挥余热，帮助子女照料家庭和孙辈，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的父母更是如此。大体上，我们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之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情况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干部制“老有所为”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百废待兴，受到重经济、轻社会思维的影响，“老有所为”只是一小部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特权”，凡不在正式部门工作和服务，都不被认为是对社会有贡献。
2．第二阶段:特定人员的“老有所为”
伴随着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和“返聘”“顾问”等概念的出现，“老有所为”理论作为城市老年知识分子人群的科技服务形式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具体是特指城市地区一些退休且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老年人，利用其丰富的工作经验，在科技领域继续发挥余热。至此，“老有所为”的范围虽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仍然被视为少部分经济基础较好、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的行为。
2．对“老有所为”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
“Productive Ageing”“Productive Engagement in Later Life”在被引入中国初期被翻译为“生产性老龄化”“产出性老龄化”等。最终，邬沧萍教授等国内著名老年学学者认为:虽然译为“生产性老龄化”等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语境下，将其译作“老有所为”更为准确和达意，也更符合中国老龄政策学术论文的统一用法（梅陈玉婵等，2012）。因此，目前中国学者将两者等同，并在大多数学术语境中互换使用。本文在此之后将统一使用“老有所为”代替前文述及的“生产性老龄化”或是“产出性老龄化”等概念。
数值模型中，仅在A2和A3两个控制孔内设置恒定控制水压，以此改变煤体中孔隙压力分布，形成非对称的孔隙压力场，如图6所示。模型边界荷载为定值，分别为8、12 MPa；控制水压为一变量，分别为0～10 MPa，每个模型控制水压相差2 MPa，煤、岩体各项参数见表1。模拟结果及分析如下。
“好！”颜晓晨依旧分不清东南西北，却立即答应了，就如被五百万砸中的人，即使蒙到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飞来横财，却一定会先紧紧抓住了。两个确认了恋爱关系的“亲密恋人”，却一点没有亲密的姿态，更没有喜悦的表情。沈侯沉默着，好像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颜晓晨也沉默着，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总体上，“老有所为”的这三个阶段体现了中国相关政策改革的价值观取向从功利主义向人本主义发展，其具体的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
三、“老有所为”在中国的制度安排
Espa˜nol等[29]通过进一步研究指出,为了得到Gibbs系综的运动方程稳定解以及满足耗散涨落理论,两个权重函数ωD和ωR中的一个可以任意选取,另一个则由其决定.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是:
（一）家庭照顾（含自我照料）:老年家庭照顾者的价值
西方国家的老龄化经验显示，护理院或者养老院是失能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较好选择，通常是年龄最大、独立性最差的老年人入住其中。也就是说，家庭和社区是老年人养老的最主要场所。在美国，美国长期照护保险将家庭成员提供的这部分照护纳入保险补偿目录，以经济补助的方式充分肯定其经济价值，以此鼓励家庭成员尤其是低龄（60～69岁）老年人参与到老年人的长期照料中。中国也可进一步论证将老年家庭照料者承担的照顾配偶和抚育孙辈的家庭服务时间以就业时间的形式，计入领取养老金所需的年限中，肯定老年家庭照顾者的经济产出，并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对其予以折算和回馈。总之，政府应从政策层面认可老年人的家庭照顾行为，并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以免招致伦理诟病。
家庭领域的“老有所为”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家族观念的国度中是最为普遍的。在现代社会，如果仍然仅仅把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局限于社会生产领域，已经不符合目前的现实，必须看到今天的中国老年人绝大多数都在家庭领域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中国目前已有很多促进“老有所为”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关注的是精英阶层，对于人数众多的普通老年人在家务劳动、照料儿童和老年人护理等家庭领域所作贡献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老年人在这些方面承担的更多的是照料者的角色，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从家庭照料者的角度认可老年人的社会价值，一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宋靓珺等，2018）。实际上，老年人的自我照料行为也应被视作对社会的贡献。另外，中国的老年父母正以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为代价，帮助自己的成年子女抚育幼儿以及照顾失能配偶，这实际上是老年人家庭照顾行为的机会成本，不管做出这种选择是放弃劳动就业的机会，还是放弃休闲娱乐的机会。学界和政府应当对老年人照顾家庭行为的经济产出予以认可，并探讨对其进行精准估值的方案，明确老年人家庭照料行为的经济价值和机会成本。实际上，这也是代际公平的体现。每一代人都有得益于社会发展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应由于年龄的差异而以任何形式让渡。
老年人照顾家庭，可以使成年子女从抚幼赡老中得以解放，从而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社会生产，为家庭和社会创造财富。从家庭层面而言，这是最优的投入产出。西方社会的家庭体系强调以个人为行为主体，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则历来强调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如果从家庭作为福利对象的整体视角来看，老年人帮助成年子女分担其照料责任，使得中青年劳动力更好地投入劳动力市场，这就是对家庭最佳的资源分配方式。从这个角度而言，老年人的家庭照顾行为，对社会和家庭都有经济产出效应。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来华留学大军中，非学历类游学人员，如短期交换生、冬夏令营学生等达22万人以上，部分国家的学校把来中国游学列入东方文化浸濡计划，如新加坡等国。因此，它的市场份额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二）终身学习:老年人力资本投资
每个人都应当健康长寿并终身奉献社会，因此终身学习的理念应该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学习的范围也很宽泛，不仅可以学习家庭照顾的技能，也可以对自身的劳动生产力和创造力进行教育培训，长久地保持和更新现代社会所需的工作能力。在美国，老年人退休后仍可重新进入课堂，学习新的专业知识，为重返就业市场做准备。因此，美国老年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非常接近整个成年人口的教育水平（刘旭，2015）。目前我国老年人接受教育培训的机构主要是老年大学，但授课内容基本以养生、休闲为主，对老年人重返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等的培训项目较少。相比之下，日本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与社会联系非常紧密，可以很好地帮助老年人继续保持社会参与的能力。日本老年大学的培养理念和教学模式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实际上，老年人的学习范围应该是广泛的，不仅包括自我照顾和照顾他人的技能、老年健康生活的保健知识、丰富老年生活的兴趣爱好，以及与家人相处的技巧，还包括掌握与社会保持同步的语言和计算机技能，以便能在合适的时机重返工作岗位，等等。以全生命周期视角来看待老年人的生命历程，终身学习可以使老年人始终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实现“以质量换数量”的劳动力发展策略，使当代中老龄阶段的老年人比过去有更好的健康状况、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更好的社会经济参与能力和机会。从长期和宏观的层面来看，我国的教育体系改革方向应该为“使之真正成为适应老龄社会的、为所有年龄的人口提供终身学习的体系”（彭希哲，2015）。
（三）灵活就业:提升人力资源利用率
西方社会目前正在大力推行基于全生命周期的劳动就业，鼓励年轻人为退休以后的生活提前储蓄，同时鼓励更多的退休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全职或兼职劳动，为老年期的财务安全提供更多的经济保障。根据2014年美国劳工部数据，65岁以上老年人中有18.6%仍在劳动力市场，其中男性占比为23%，女性占比为15%（曹宗平，2015）。在中国，“一刀切”的退休年龄制度将相当一部分仍有劳动能力的健康老年人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这部分老年人蕴含的丰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被极大低估与浪费。工作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形式，不仅可以从经济角度为老年人的晚年财产安全提供保障，从而可以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同时也可以增强老年人的自信心和社会认同感，给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带来益处。在很多西方老年人心目中，工作可以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存在价值。对于老年人本身而言，工作也是诠释其自立自强和人格尊严的较好方式。
学界关于推迟退休年龄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改革仍举步维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和改革都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承认的是，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适合退休后再就业，某些工作性质对体能有一定的要求，对老年人来说并不太适合。但是，老年人生理机能的退化并不必然会影响其丰富的社会性技能（如工作经验、习得性技能）的发挥，相反这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财富。未来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已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更多地转向智力密集型产业。过去我们需要大量廉价的年轻劳动力来支持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未来我们更需要的是知识和经验型人才，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规避较少年轻劳动人口的数量劣势，收获同样甚至更多的由老年人提供且能满足老龄社会需求的社会财富（彭希哲等，2011）。因此，我们不应以机械刻板的“退休年龄”来定义老年人的各项能力，61岁的老年人和59岁的老人不应被人为地切割成两个群体。笼统的生理年龄视角无法回答老年人在社会、经济和自理能力方面巨大的异质性（Rozario etal.，2004）。我们的社会须对老年人就业的社会参与方式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的工作方式选择，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或在工作场所提供更符合老年人需求的设施，使其在工作的同时能够兼顾家庭。目前我国的就业政策和工作环境并不利于老年人重返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隐形“年龄歧视”和社会排斥，政策过多地聚焦于法定退休年龄制度改革。今后可以跳出思维定式和思维惯性，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老年人目前较为单一和有限的就业模式，大力发展老年人的非正规就业渠道，提供适合老年人体能和智力发挥的工作岗位。在“共享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也应该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分享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改革红利，这也体现了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具有的包容和平等。
（四）志愿者服务:重塑老年期生活的价值立场
在重塑老年期生活的价值立场问题上，可以学习同属东亚文化的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经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在促进志愿服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广和保障作用。首先，广泛的宣传让人们相信，参与正式或非正式的志愿活动不仅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老年期生活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可以帮助老年人多与社会接触，实现个人价值（Rozario et al.，2004）。其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政策注重引导社会形成一种“老年人如何安排晚年生活”和“好的晚年生活的新认识”的价值模式，确保人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不会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除了休闲娱乐和含饴弄孙，老年人在晚年仍可有所作为，让生活充满意义，志愿服务就是其中一种很好的晚年生活方式（胡湛等，2012）。最后，政府积极促进志愿机构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志愿服务的组织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建设，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
中国也应当努力培养更多的老年社会工作者，以专业的社会工作技能组织志愿活动，并促进老年人参与其中。同时，要加强政府的“机构能力”，以政府行为和社区机构作为行为框架，有序引导和组织老年人的志愿活动。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由政府组织和引导的大规模志愿活动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上海等地正在积极推广的“时间银行”项目，低龄老年人以志愿活动服务高龄老年人，换取将来需要时的同等“被服务时间”。
拿着“侨民捐的钱用来干什么了”的问题去问本地普通居民，他们都会说“发展项目”，有的人也能举出一两个桥梁、道路工程的名字。但他们对节庆所募集的资金、接受的捐款去向确实不甚明了。同样地，海外侨民也无法保障自己捐赠的款额能够真正造福家乡人民。因此，有些侨民组织并不信任地方政府，会以参与项目实施为捐赠条件，并亲自管理账目，不愿全权交给地方政府打理。侨民可以将无形的权力转化为实质的权力，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的权力运作需要侨民更加主动地投入，反之则缺乏保障。
四、总结与讨论
老龄社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和未来不可回避的社会状态，这是一个影响中国今后至少几十年发展道路的长期现象，如果我们继续把关注点落在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养老压力和老龄化带来的负担和挑战上，将不利于我们以客观和创新的理念审视人口老龄化。当务之急是，我们需要从观念上重新认识老年人和老年人的能力，从体制机制上为老年人发挥余热创造条件，营造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安排有着鲜明的国家特征，而且生产性老龄化对老年人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例如:家庭照顾行为会对老年家庭照顾者带来身心健康方面的负面影响，就业和社会参与会使得一部分较为弱势的老年群体缺乏必要的参与渠道和途径。因此，发展基于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成为必须。无论是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公共政策设计，“生产性老龄化”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老年人能力和价值的新视角。对于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已于多年前步入老龄社会的西方国家在长期的理论摸索和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可以为后发国家提供有益借鉴。事实上，我们可以以另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接纳老龄社会。
挖掘老年人口的生产力是应对老龄化的积极举措，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参与就业、志愿服务和家庭照料，全社会应该对老年人和谐美满的晚年生活重新认识与定义。在尊重老年群体自主性和自我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挖掘和发挥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本价值和社会资本价值。在尊重并超越传统的基础上，推动观念变革和机制体制创新，实现多方共赢和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曹宗平．国际劳动力市场与海外就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党俊武．如何理解老龄社会及其特点[J]．人口研究，2005，29（6）:66-70．
胡湛，彭希哲.发展型福利模式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安排[J]．公共管理学报，2012，9（3）:60-70．
林卡，吕浩然．四种老龄化理念及其政策蕴意[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6，46（4）:136-143．
刘旭．从美国生产性老龄化的发展看其在中国实施推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知识经济，2015（10）:42-42．
梅陈玉婵，南希·莫罗-豪厄尔，杜鹏．老有所为在全球的发展:实证、实践与实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穆光宗．成功老龄化:中国老龄治理的战略构想[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3）:55-61．
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21-138+222-223．
彭希哲．应对人口老龄化要有新思维[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5（7）:30-31．
宋靓珺，周显伟，黄剑焜，等．“老有所为”理论视阈下的老年配偶照顾者之价值重构[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8，11（1）:21-27．
童红梅，楼玮群．老有所为:近期“生产性老龄化”研究回顾和启示[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36（5）:1273-1276．
王丰，安德鲁·梅森，沈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6（3）:2-18+95．
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J]．人口研究，2007（6）:76-83．
Bass SA,Caro FG,Chen Y P.Achieving a productive aging society[M].Contemporary Sociology,1994,23(3):408.
Butler R N,Gleason H P.Productive aging:enhancing vitality in later life[M].New York:Springer Publishing,1985.
Kerschner H.A national strategy to encourage productive aging[J].Ageing International,1992,11(2):84-5.
Morrow-Howell N,Hinterlong J,Sherraden M W.Productive aging:concepts and challenge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324.
Morrow-Howell N,Wang Y.Productive engagement of older adults:elements of a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genda[J].Ageing International,2013,38(2):159-170.
Rowe JW,Kahn R L.Successful aging[J].Gerontologist,1997,37(4):433.
Rozario P A,Morrow howell N,Hinter long J E.Role enhancement or role strain:assessing the impact of multiple productive roles on older caregiver well-being[J].Research on Aging:An International Bimonthly Journal,2004,26(4):413-428.
Sun J.Chinese older adults taking care of grandchildren:practices and policies for productive aging[J].Ageing International,2013,38(1):58-70.
Will China Embrace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e ageing”Theory
SONG Liangjun1,WANGWei2,3
(1.Center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y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2.School ofSocial Developmentand Public Polic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3.School of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shan Univeristy,Tai’an 271000,Shandong Province,China)
Abstracts:The age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will become a social norm,but people’s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population ageing still remains i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system and cognitive domain.This will cause a certain degree of devi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macro-policy system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and will also lead to people’s over-concer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of population ageing.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and elaborate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 of the elderly in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employment,family care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e ageing.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coping strategies of population ageing are formulated,and the change of ideas and an innovative thinking should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studies of ageing-related social policies.
Keywords:productive ageing;demographic dividend;family care;employment;volunteering activities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98（2019）05-0059-11
收稿日期：2018-12-01；
修改日期：2019-03-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整体性治理:应对老龄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重构研究”（71490735）。
作者简介：宋靓珺(1985—)，浙江杭州人，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健康与老龄化、老年人社会参与；王伟（1981—），山东临沂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泰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老龄公共政策、老年社会学。
[责任编辑：贺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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