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市为例
董隽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200000）
【摘要】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十几年来，老年人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居住在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比例逐年增加，其中倾向于独立居住的老年人比例也随之增加。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学者们大多从社会结构与政策以及老年人自身的个体因素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分析，而从与子女互动的角度分析的研究大多从个体化与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述老年人经济地位的下降，对"孝顺"的内涵赋予了新的意义等，但在这背后可能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因此，本文采取访谈法和非参与式观察法，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研究，探究其愈加倾向于独立居住的原因。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老年人倾向于独立居住的意愿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老年人将其作为在文化权力和地位下降背景下的一种策略选择，二是作为原生家庭分离的仪式，三是作为代际联结多元化背景下的策略选择。对于共居现实与独居理想的偏差，主要体现在客观经济条件的硬约束与暂时共居的利弊权衡两个方面。
【关键词】城镇老人居住意愿独立居住策略选择分离仪式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ISSN1004-1621（2017）08-012-06
一、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和背景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0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67亿,占总人口的12.5%。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表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家庭养老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养老的主要形式，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和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所起的作用就更为关键。但是，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十几年来，老年人的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发生明显改变，居住在空巢家庭（纯老年人家庭）中的老年人比例逐年增加，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老年人愿意同住，但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实现；二是老年人主观上不愿意与子女等家人同住而主动选择空巢居住。而且，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我国只有不到四成的城镇老人愿意与子女同住。与十年前相比，城镇老年人越来越倾向于与子女分开居住"，也就是说，"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也越来越独立，不愿意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中低龄老年人愿意空巢居住的比例更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愿意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将继续增加"。
我们知道，子女是家庭中与父母进行代际交换、亲子互动的唯一对象，也是父母老年保障唯一可依赖的对象，而且，"空巢"现象带给老年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情感的缺失，大大增加面临孤独和抑郁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两个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就会思考，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镇老年人倾向于独立居住？他们在表明此意愿时，是出于怎样的权衡与考虑？对老年人来说，独立居住有怎样的好处？
（二）文献回顾
张丽萍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城乡老年人口居住意愿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即生活可以自理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独立居住，在所有被访老年人中，希望自己或与配偶同住的达到65.6%左右。对于这一情况的原因分析，我认为目前的研究结果主要就是从社会和个体层面的结构维度来进行讨论的。
首先是社会层面的结构维度，其中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和社会政策对于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由于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大，社会现代化程度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迅速以及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传统共居养老形成冲击，因此只要在老年人居住条件和身体健康状况具备的情况下，一般倾向于与子女分开居住。对于社会政策方面，王跃生认为，"在社会就业为主、迁移流动行为增多、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时期，亲代失去劳动能力后可以退休金维持晚年生活所需"，也就是说，"城市中子代的'实质'性赡养责任逐渐被'形式'养老所取代，'刚性'供养变为'弹性'支持，亦即老年亲代对子代的供养需求大大减少"，导致低龄老年人在子女均结婚之后，往往主动选择单独居住。另一方面，是个体层面的结构维度。陆杰华、白铭文、柳玉芝利用2005年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问卷数据对四个直辖市老年人居住方式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影响老年人居住方式意愿的因素，得出结论"低龄、有配偶、健康自评好的和经济主要来源于自己或配偶的老人更趋向于独立居住"。
因此，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多是从社会结构层面来探讨老年人愈加倾向于独立居住的原因以及从老年人的个体自身因素的角度来分析怎样的老年人更倾向于独立居住。但是在我看来，亲代与子代的互动及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那么老年人居住意愿的转变趋势是否和代际关系的变迁相关？代际关系的变迁又是怎样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意愿？
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有关家庭代际关系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和亲属集团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家庭将逐步由亲属集团相对疏远的小家庭取代，这是一个线性序列和线性发展模式。这种家庭变迁的推动力主要是工业化。工业化导致了扩大家庭解体，而核心家庭/夫妇家庭最适合工业化的需要。核心家庭孤立化是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必然产物。城市各地区域的工作机会创造了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流动的可能性，成年子女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经济对劳务流动和劳务技能的要求，不得不拉大他们同父母在地理与社会上的距离，否则就会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而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互助机构的发展，则进一步减少了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络的依赖程度。"在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那里，经济发展水平是代际关系模式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正沿着或将沿着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方向发展，即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纵向血亲的亲子主轴转向横向情感的夫妻关系主轴等等。"近代以来代际关系变动的最大一方面就是从传统的父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结构而向夫妻关系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变动，纵向的父子关系正是体现了传统儒家有关社会秩序和家族的理念，即通过父子关系的传承达到家庭的绵延，于是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整套的伦理思想和社会观念"。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因为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代际关系重心的下移，进而导致子代更加注重的是对自己子女抚养和教育的投入；而老年人也将生活重心放在了夫妻关系上而非亲子关系上，也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亲子轴的重要性超过夫妻轴，他们与父母之间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出现"回归主干家庭"和"啃老"等现象，亲子轴并没有被夫妻轴取代或超越；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则夫妻轴更加重要。那么，代际关系是如何作用于老年人的居住意愿？笔者按照不同学者对代际关系的分析，对已有文献进行组织。
1.家庭权力的下降
郭于华认为，在当代家庭权力关系转变到的过程中，老人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力和权威全面失落。"在传统宗族制度下，老人是家庭权人特别是经济权力的掌有者。作为一家之长的老人才能决定田产、房产及其他财产如何经营、使用和分配；分家析产何时进行、如何进行也是由老人说了算"，而当代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经济权力从老辈转到小辈，二是家庭的权力从男性向女性转移或部分转移，儿媳妇的权力以今非昔比，她们在家庭中常常是握有经济实权的人物。但是，老年人的权力的下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吗？通过王跃生的研究，可以发现，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城市中的老年人的养老金已可满足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城市子代不必为有退休金的老年亲代提供生活费用。除此之外，肖索未在论述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时发现，"母亲成为育儿'总管'，以科学育儿为指导，主导儿童抚育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并承担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祖辈以'帮忙者'的角色进入子女的生活家庭，承担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但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处于边缘位置"，这种非制度化的弹性权力关系，受制于成员间的协调与博弈。
从家庭地位的角度上来看，王跃生所得出的结论是对郭于华的反驳，即老年人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子女，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仍在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肖索未的研究从家庭政治的角度诠释了老年人在家庭中政治地位的下降，他们为维护代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断地"放权"或"让步"，但是杨雪晶在研究中发现老年夫妻关系日渐紧密，对财产、房屋、和养老权益的维权意识日渐增强，个人利益优先。所以我认为老年人在家庭中权力的下降并不是简单地体现在经济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地位和文化权威的下降，而且，在老年人具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一定放弃自身权力来全力维护子女利益，也就是说在老年人文化地位和文化权威的下降的过程中，独立居住可能是他们在家庭权力下降过程中的一种策略选择，权力的竞争作用于其中。
2.促进彼此的"独立"
个体主义文化强调"断裂"，子女的教养方式也是围绕着培养"独立、完整的个人"而设，但是唐灿、陈午晴在研究中发现，在中国的核心家庭并不孤立，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了，"中国城市居民和家庭普遍在重视发展密切的亲属关系方面延续了中国传统，亲属关系并不像经典现代化理论所预示的那样趋于'消失'，亲属间的亲密情感和密切的互动、互助行为相当活跃。尤其与父母亲属的关系，即使在家庭结构日趋核心家庭化的背景下，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传统的'团结'"，而且，杨菊华和李路路也证明了他们的发现，即家庭凝聚力并没有随现代化进程而减弱，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的互动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互惠行为反复且经常发生，而且有学者指出，近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家庭模式的变化也是十分显著，逐步从"蜂巢式"向"鸟巢式"转化，所谓"鸟巢式"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犹如大多数飞禽一般，父母生下子女，负责哺育其长大；儿女成人之后，便纷纷离巢出走，独自谋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形成了亲代与子代的独立。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中国家庭中的代际互助并没有因老年人的独立居住而减少，而且从某一意义上来说，"独立"已经实现，那么既然分居并没有完全实现"独立"的培养，或者其他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独立"，那么老年人的分居意愿又有怎样的逻辑呢？
3.情感联结的维系
钟晓慧和何式凝在研究中发现，老年人在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的同时，也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不受多代合住的约束，石金群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他们希望能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安排生活，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自由，在自主自立中获得自尊，而且他认为"三代同堂给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带来了困扰，三代同堂不再是个体化时代的理想和现实，不管是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都希望能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安排生活，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自由"。从老年人追求独立生活的角度来看，石金群是支持钟晓慧和何式凝的观点的，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老年人倾向于独立居住的原因。除此之外，因为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大大改善，有退休金的城市父母对子女的需求不仅在于"养"，更重要的是情感慰藉方面的照料，在这一方面，石金群是赞同她的观点的，即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父母一辈，相较于经济和生活照料上的支持，他们更期望的是和睦的关系和情感的慰藉，亲代对子女给予情感陪伴和精神回馈的需求增大。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老年人既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也希望与子代之间的情感联结，那么亲代与子代的代际联结是如何在老年人独立居住的条件下实现的？而且，在传统意义上，家庭是一个合作的共同体，代际之间的互助与合作有助于增加这个共同体存在的意义，那么在当代生活中，老年人在坚持个体空间而宁愿放弃代际合作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代际联结？
上文总结了社会和个体层面的结构维度与代际关系的互动维度对老年人居住意愿影响的研究成果。在文献回顾中，我们发现，思考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我们既不能仅将其放入宏观的结构层面进行解析，也不能仅从个体化和代际互助的角度进行探究，而应将其放入代际关系中的权力关系、代际的"独立"与情感联结的多元性来理解它们是如何作用于老年人的居住意愿的，以其为线索，我们可以对其决策作出更加微观的把握。
（三）研究意义
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住安排，同时老年父母的日常照料、社会交往、精神慰藉以及生病残疾等特殊情况的料理，都与他们的居住形式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有学者认为目前在中国城市中子女仍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支持来源的情况下，因为老年人居住方式的改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家庭赡养的削弱，进而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不能更好地享受老年生活。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独立居住越来越多老年人的主观意愿，因此，我们还需要更深入地对其探究，即独立居住是否会导致老年人不能更好地享受老年生活。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学者们大多从社会结构与政策以及老年人自身的个体因素对老年人的居住意愿进行分析，而从与子女互动的角度分析的研究大多从个体化与现代化的角度来论述老年人经济地位的下降，对"孝顺"的内涵抚育了新的意义等，但是在这背后还存在着文化权力与地位的下降，原生家庭的分居仪式和情感联结方式的多元性。而且由于代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生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养老功能是代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所以我认为从代际关系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究是有必要的。而且就目前的研究方法而言，在对老年人的自身特征进行分析时，学者们多运用回归模型分析的方法分离变量进行探究。但是这一种定量的研究方法无法探究出老年人愈加倾向于独立居住的原因，它关注的更多的是怎样的老年人，即老年人的个人特质如何促使其更加倾向于独立居住。因此，笔者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进而从代际关系的视角来对老年人愈加倾向于独立居住这一现象进行探究分析。
（四）研究方法
1.半结构式访谈法
在寻找访谈对象方面采取"滚雪球抽样"方法。具体来说，首先确定一个田野，然后在田野中寻找到目前独立居住的老年人及子女，和当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及子女作为访谈对象。其次，根据这位访谈对象的介绍，可以去访问更多的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选取"滚雪球抽样"的原因是这个方法可以保证研究者更便捷地寻找到符合条件的访谈对象，而且因为后期的访谈者是先前的访谈对象介绍的，所以进一步增加了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的信任和接受访谈的可能性，进而通过与访谈对象进行交流与接触获取更多的有效的信息，并且从侧面了解到访谈对象的相关信息。除此之外，这种选取访谈对象的方法也可以接触到不同居住意愿的老年人，保证了访谈对象的广泛性，从而获得更加全面、多样的信息。
对于访谈对象的选取：首先要保证访谈对象中两种类型的老年人（目前独立居住与共同居住）有男有女，并且其中的比例大致相同，因为男女对于居住意愿及其原因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控制男女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访谈对象中之所以涉及到两种居住方式的老年人主要是因为只有通过二者的对比才能发现其倾向于独立居住的真正原因。而且在中国，规定老年人为60岁以上的人群，但是考虑到随迁老人已经退休或提前内退，并且参照中国的退休制度，所以本研究中的老年人为5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次，要保证一定数量的父母，大约10个左右，其中包括5位目前独立居住的老年人和5位目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除此之外，还包括10位左右的子女，其中包括2个与上述父母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子女，其中一位是目前与父母共居的，另一位目前是与父母分开居住的。这样，可以从代际互动与联结方面反映老年人倾向于独立居住的原因，同时，通过子女与父母的比照，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代际互动与联结在其中的作用，以此保证提高信息的利用率，从而避免盲目、漫无目的地获取信息。关于访谈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来询问访谈对象：老年人的个人生活，老年人与子女的互动、交流情况，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期待与帮助等等，访谈提纲参见附录。
2.非参与式观察
在与老年人及其子女访谈与交流之余，在访谈之中或结束之后可以对老年人与子女的互动方式、交流情况以及他们的交谈内容进行观察，并进行详细记录。非参与式观察有利于从侧面来反观其代际关系，以此可在一定程度上检验访谈中获取信息的准确性。通过观察与访谈的结合，从而较好地了解其代际关系，进而探究其居住意愿背后的原因。
二、研究发现
（一）作为家庭地位与权力下降中的策略选择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城镇老年人大多可以赡养自己，不需子女在经济上的支持，而且每逢像春节、孙辈生日等特殊节日或在子女生活中买房、买车等较大开销的情况下，老年人也会在其能力范围内给予一定经济上的帮助。
受访者A目前是独立居住的，而且其中一个儿子所居住的房子是受访者A的，说明其是有一定的经济地位的，同时她也表示：
"我们有养老钱，不从他们那里拿钱，只有我们给孙女钱，我们每个月给孙女100块零花钱，生日也会给她钱，过年给2000块。"（受访者A2017022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老人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甚至是还资助孩子，乃至孙辈的生活，即他们的权力与权威的下降并不是简单地体现在经济方面，那究竟是哪方面的权力在不断下降呢？
调查中，笔者发现，在老年人的表述中多出现"自贬"的词语，而且他们认为分居主要体现在亲代与子代间的饮食的不协调、生活习惯的不统一。
"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两样。而且我们也老了、脏了，他们还年轻，我们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就会有矛盾，比如说有的东西我觉得还蛮好的，他们就要把这个丢掉，这样的话，时间长了肯定是会有矛盾的。"（受访者A20170228）
"就是吃啊什么的都不一样的，他们要吃这个东西，我们要吃那个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最好不在一起。"（受访者B20170308）
其次，老年人表示，在育儿方面自己不会涉及过多，因为其方式或成果可能不被子女认可，而子女方也表示，因为自己在教育观念和想法等方面与老年人已产生差异，因此，尽量避免父母来照顾孩子。
"孙女的事情我一般不管，也不问很多。儿媳妇是大学英语老师，英文8级，他们教她，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管吧，我们要是管得好还行，管得不好还不得骂我们呢。"（受访者C20170228）
"如果我有了孩子的话，我也不会让他们帮忙照顾的，主要就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毕竟年轻一代人的观念和老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为了避免两代人因为孩子的教育和生活等问题产生矛盾，我觉得是要分开而且最好不用他们来照顾孩子。"（受访者D20170311）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亲代避免过多涉及对孙辈的教育，子代也因两代之间想法、观念的不同而尽量避免父母来照顾孩子，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代际共居的功能性需求丧失，进而促进代际间分居意愿的形成。
除此之外，老年人表示在共居的情况下，顺从子女成为常态，更多地会去考虑子女的感受，因子女的事情而被牵绊。
"住在一起的话，就像吃什么菜，买什么牌子的东西之类的事情，我们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要听他们的，顺从他们，老人嘛还是要迁就一下的"（受访者C20170228）
"一起住可能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会考虑小孩的感受的，比如她什么时候起来了，要给她弄早饭啊，如果是我自己住的话，我就不用考虑这些，我什么时候起来啊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生活规律。"（受访者E201703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认为在共居的情况下，更多地是顺从子女，根据他们的生活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安排，根据他们的习惯调整自己，从而体现出的是一种出于责任而进行的较为被动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追求较为主动的，充满能动性的安排，自己的生活规律，因此，分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权衡之后的策略选择。
总之，快速的社会变革和家庭之外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制度使许多知识变得过时，而这些过时的知识曾是以前老人受到尊重的基础，两代人面对现代化进程时各自优势的此消彼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活中子代成为了当今家庭生活的重心，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文化地位与权威在不断下降。在这种文化地位与权威的下降过程中，代际之间生活习惯发生差异，在共居时，老年人更多的表现为顺从子女，被动地、出于一种责任进行"服务"，这种对家庭联结的期待，在"进化论"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是不断地让位于子代的，但更自主的生活也在吸引着他们。同时这种代际间文化的差异也促使子女更倾向于独立育儿，避免父母"插手"，这导致共居的功能性需求的丧失，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独立居住是他们在文化权力与地位的下降过程中的一种策略选择。
（二）作为原生家庭的分离仪式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父母与子女都希望在分居的过程中是实现彼此的独立的生活，促进双方在生活中的成长。
"她要学会自己事自己做。我不能给他养成那个坏习惯……靠我们能靠到什么时候，我们早晚要去见马克思，我们见了马克思你们要怎么办，日子就不过了？"（受访者G20160308）"首先要自己的事情要学会自己做，尤其是对于女孩来说，如果懂得操持家庭的话其实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很好的美德，把家里操持的很好，什么叫贤妻良母，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把事情做得很好，其实是非常好的，女孩子应该是维持家庭最好的润滑剂，她应该把老公把孩子都安排的妥妥的，把生活也安排的妥妥的，这些都是女孩子应该做的。"（受访者E20170310）
虽然对于父母来说，独立居住在一定程度上是保证子代的独立，但是他们也表示，在分居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帮助子代做一些家务。
"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一去。就像原来我在我儿子家住的那边上班的时候，早上我老伴就跟着我车子去，中午啊，晚上啊就在那边帮帮忙，晚上我下班再跟我的车子回来，也不是每天的，就是一个星期去两三次。"（受访者F2017030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亲代对子代的帮助并没有随着分居而消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亲代对子代的"独立"的期望并没有完全实现，子代依然依赖于亲代在生活中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亲代与子代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分离。
另一方面，亲代与子代均表示，希望通过分居的方式来促进其双方更加注重自身的另一半，而不是以子代为核心。
受访者H目前与受访者I共同居住，但是她表示在女儿结婚之后还是倾向于与她分开居住，她表示：
"我认为孩子，尤其是夫妻，他们要自己有一个小家庭，这样他们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家庭，什么叫做共同分担责任，怎么养育自己的孩子，如果是一直依附在父母身边的话，他们不会成熟，他们不会成长，而且很容易把自己的责任丢给父母……要和自己的另一半商量怎么带孩子，怎么教育孩子，怎么生活，这些应该和另外一半讨论，而不是和老一辈的父母亲，阿姨什么的，不是的。这些事情要两个人讨论后再收取其他人的意见，一起往前。所以和另外一半最重要，其他人不重要。"（受访者H20170303）
"她和我爸两个人太习惯小朋友在家里，我想单独居住也有利于他们学会独自相处。他们平时会有摩擦的，主要是我爸我妈，天天吵。大吵也有，小吵也有，我都不想回家，就让我传话。去和你妈妈说什么什么，去和你爸爸说什么什么，明明就在一个空间里啊。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学会怎么和对方沟通，不要总是拿我当挡箭牌。"（受访者I20170303）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亲代与子代都希望以分居的方式来保证代际之间的分离，进而促使双方都以夫妻轴来作为家庭的核心，而不是以亲子轴来维持家庭的运行。同时，受访者I表示：
"因为我不可能一辈子陪着她。现在我就在慢慢训练他，即使有时候他会生气，但是我还是要训练他，要不然以后我和我妹都不在该怎么办。但是我会每天打电话回去。"（受访者I20170303）
这也就是说，即使是分开居住，那么代际之间的互动也会一直存在，代际间的分居并没有导致代际的分离，双方的互动也持续存在。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分居与传统意义上的分灶生活，亲子之间财政上的独立是不同的。传统意义上的"独立"更多的是经济上、生活上的独立，而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则更多地诠释为情感上的分离，亲代与子代都认为代际间的情感会威胁夫妻轴的关系，进而他们倾向于这一种情感的分离来促进双方的"独立"。但是，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代际的分离并没有完全实现，代际间的互助与联结是持续存在的，对于他们来说分居只是原生家庭分离的一种仪式：亲代希望子代可以独立地生活，可以促进夫妻轴作为家庭的核心，但是亲代仍在帮助子代，子代没有从原生家庭中完全独立出来；子代在促使亲代在情感上独立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地对亲代供给感情，保持联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立居住作为一种原生家庭的分离的仪式。
（三）作为代际联结多元性的策略选择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对于老年人来说，自身的独立空间愈加重要，其重要性使得他们倾向于放弃代际间的互助与合作。
"我的理想生活，大概就是白天在家看看手机，晚上和人家跳跳舞，自由一点吧，小孩不在身边随便干点什么都是可以的。"（受访者B2017030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老年人来说，独立的空间和自由的生活是不可忽视的，而且他们也表示照顾孙辈会影响自己的个体空间，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我不会全照顾，帮助带一下可以，一定要由他们自己来带，我能做得就是搭搭手，不能全托，我带不动。而且我自己也想玩玩就可以出去玩玩，唱唱歌呀，跳跳广场舞之类的，照顾他的话这些就不能做了。"（受访者G20170308）
这说明，对于个体空间的追求会导致老年人放弃代际间的互助与合作，他们认为只要是共居，就会不可避免地牵挂子女，照顾孙辈，而如果分开居住，这些事情将家务劳动中得到释放，也不承担隔代照料的义务。
"女儿不在我身边我也蛮开心，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空间大一点。在身边总归要带小孩的吧，我女儿在我身边，小孩我肯定是要带着了，所以还是小孩不在身边空间大一点。如果我和我女儿住在一起，这个小孩肯定是要拖住我的，我每天肯定是走不开的，就只能带小孩了，这种小孩不带是不行的，要给他们烧饭，也要做给他们吃。分开住的话，说实话，我也是很省力的。"（受访者A20170308）
"如果和小孩住一起的话我肯定就会有一种割不断的一种牵挂，就会想着帮她去做一点什么，那么如果不在身边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受访者E20170310）
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共居则意味着家务的承担，照顾孙辈的义务等，而一旦脱离这个"空间"，这些工作将不完全属于自己，自己也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根据自己的意愿提供服务，由此他们宁愿放弃代际互助进而保持个体空间。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有多种方式可为这样的分居保持代际之间的互动与联结，而不仅仅局限于共居的方式，进而促进分居的可能性。在访谈中，亲代与子代均表示，他们之间的电话联系或网络联系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几乎每天都有。
"我们联系主要是视频，每两周回去一次看他们。但是我们基本每天都会打电话的，有的时候是我打给他们，有的时候是他们打给我的，这个都是不一定，但是肯定是每天都有会联系的。"（受访者J20170314）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分居使得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物理距离增加，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并没有因此减少，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实现，主要是通过电话、视频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代际联结得以保持，代际间的情感也不会因物理距离的产生而衰弱。
总之，对于老年人来说，共居则意味着家务的束缚，照顾孙辈的义务等，在共同居住的房子中的成员是有义务为家庭中的事物提供一定的帮助与服务的，但是在分居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从"义务"中解脱出来，获得较为自主的个体空间。因此同时，在这种自主空间的获取，与家庭的合作功能被放弃的情况下，多元化的代际联结方式也为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一定的可能性与持续性。综上来看，笔者认为，独立居住是老年人在多元化的代际联结方式的背景下的一种策略选择。
（四）共居的现实与独居的理想
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老年人理想的居住方式与现实状况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现实中，老年人是与子女共居的，但是实质上，他们更加倾向于独立居住。这其中的一部分老年人是为了帮助子女而暂时选择共居的，如照顾孩子，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被迫选择共居。
"我们是暂时住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要帮他们照顾一下孩子，等孩子上了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时候，我就走了，回自己家。如果不是照顾这个小孩子我们一直都是分开住的，不会住在一起呀。要做饭、洗衣服，但是有了小孩子是不能不管的。"（受访者K2017030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老年人在选择居住方式的过程中会做出一个利弊之间的权衡比较，对于暂时共居的老年人会认为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孙辈的照料问题，而自己的个人空间与相对的自由与之相比不是那么重要。也就是说，这个选择居住方式的过程是老年人权衡利弊的过程，他们会选择对于自己目前阶段更为重要的事情进而决定居住方式。对于暂时共居的老年人来说，可能目前孙辈的照料更加重要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而随着他的成长，照料孙辈的重要性逐渐降低，那么暂时共居的老年人将选择独立居住。
除此之外，其中的一部分老年人是因为经济问题而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这也是学者之前所得出的结论。
"我是想自己住啊。可是我们只有一套房子，只能住在一起，没有钱再去买一套房子。"（受访者L20170310）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的安排会受到经济原因的限制，即使他们的主观意愿是倾向于独立居住的，客观经济条件的硬约束使得他们所采取的居住方式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
总之，通过访谈，笔者发现即使是有独立居住意愿的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会因为经济问题而不得不和子女共居，也会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选择对自己更加重要的事情而改变自己的居住方式。因此，笔者认为，居住方式在受到客观因素限制的同时，也是老年人不断权衡利弊的结果。
三、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老年人和子女的访谈，笔者发现老年人倾向于独立居住的意愿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老年人将其作为在文化权力和地位下降背景下的一种策略选择，二是作为原生家庭分离的仪式，三是作为代际联结多元化背景下的策略选择。
首先，老年人在自身文化权威与地位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在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与子代产生较大的差异。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保证家庭联结的期待，他们在一种"进化论"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体现出更多地让位于子代，顺从是常态。对于子代来说，因为这种差异的出现，他们也尽量避免父母来照顾孙辈，从而导致了共居功能性需求的衰退，二者共同作用促进老年人独立居住的意愿，因此，这是老年人在文化地位与权威下降过程中的一种策略选择。
其次，亲代与子代希望代际情感的"分离"以避免其对夫妻关系的威胁，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亲代与子代之间的联结并没有因此减弱或消失，父母没有停止帮助子女，子女也不断地与父母交流情感，因此亲代与子代所追求的"独立"并没有实现，独立居住仅仅是作为一种原生家庭的分离仪式而出现的。
最后，独立居住是老年人在代际联结方式多元化背景下一种策略选择。随着社会变迁与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个体空间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愈加重要，在追求个体空间的同时，他们宁愿放弃代际互助与合作，即原本可以增加家庭意义与联结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共居的房子是一种象征性的空间，处于这个空间中意味着成员需不断为其做贡献和"服务"，而只有脱离才能从这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在增强联结的代际互助被放弃的同时，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情感慰藉，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背景下，通过电话、网络的科技设备得以实现，距离不再是影响亲子关系的障碍。因此，分居在能保证独立性的同时，也保证了代际联结的持续性，这是老年人在代际联结方式多元化背景下的一种策略选择。
而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的意愿与实际的安排是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的。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其中的一部分老年人是因为受到客观经济条件的硬约束而无法达到独立居住的理想，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是暂时与子女共居的，即使他们也是倾向于独立居住的。而暂时居住的决策也是老年人利弊权衡之后的结果，他们在衡量的过程中会选择目前阶段对于自己或家庭来说更加重要的事情，从而做出自己居住方式的决策。
学者在以往的研究中指出，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以及代际关系的变动造成家庭养老情况的恶化，恶化所带来的结果是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且陷入困顿的画面，而且会导致家庭赡养的削弱。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独立居住是愈来愈多的老年人的自主选择，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情感的慰藉与联结更加重要，对"孝"的定义已发生改变，即认为"家庭管好，孩子教育好，即工作有成就，家庭和睦，给父母增了光"，他们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要求子女承担赡养自己的义务，反而，出于文化地位与权威下降过程中他们在不断地承担着对子女的无限义务，子女对父母的"回馈"却很少。因此，在笔者看来，对于生活可自理的老年人而言，独立居住未必不好，这可以使他们摆脱家务的束缚，责任的承担，从家庭不平衡的关系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当代社会在这方面也应当给予一定的宽容，而不是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去限制和制约，多重标准的是实现可能会更加有益于老年人的养老和生活。
随着社会变迁，代际关系的改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老年人独立居住的比例会不断上升，这也许是老年人的主观意愿，而不是被动选择，他们不希望与子女共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摆脱家务的束缚，家庭的责任的同时也可与子女保持必要的联结，而在将来，这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他们也会根据其的重要性权衡利弊，进而做出居住方式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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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访谈对象信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