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治家格言》是清初学者朱用纯编写的一部格言体家训，由于内容贴近日常生活，语言表达生动活泼，深受人们喜爱。自问世后就不断被传抄刊刻，各种注解本、插图本、翻译本层出不穷，以《治家格言》为主题的书法、绘画、雕刻等作品也屡屡出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以至于后世许多人将其作为治家、教子、处世的圭臬，并借鉴其形式创作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治家格言》，甚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治家格言》文体。
关键词:朱用纯；《治家格言》；传播；接受
朱柏庐《治家格言》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格言体家训，也是继《颜氏家训》之后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家训，并成为与《三字经》《百家姓》等齐名的蒙学课本。清人严可均指出：“其最传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悬之壁，称‘朱子家训’，盖尊之若考亭(朱熹)焉。”[注]严可均：《朱致一传》，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6页。戴翊清则评价说：“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久传海内，妇孺皆知，固‘六经’、‘四书’并存不朽。”[注]戴翊清：《治家格言绎义·序》，《有福读书堂丛刻》本。因此，系统梳理和探究《治家格言》的传播与接受，对于中国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等，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你们……”“下流”、“可耻”之类的话还没说出来,赵天亮的嘴被孙敬文捂住了。一只麻袋从天而降,蒙住了赵天亮的头。
一、朱用纯与《治家格言》
《治家格言》的作者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用纯，字致一，江苏昆山人，其父朱集璜为明末贡生，在当地以授徒为业，教授弟子数百人。后清兵南下围攻昆山，朱集璜率众弟子守城，城破后投河自尽。为了缅怀父亲，朱用纯便取“二十四孝”中的王裒庐墓攀柏之义，自号柏庐，以明其遗民之志。而巨大的社会和家庭变故也使朱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家中的长子，朱用纯不得不放弃追求功名，承担起养家糊口和教育子弟的责任，“上奉母陶孺人，下抚弟妹”[注]杨无咎：《朱柏庐先生传》，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并特地撰写了《治家格言》这一脍炙人口的家训名篇。
《治家格言》以通俗易懂的格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儒家有关治家、修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其中讲述的许多道理都源自朱用纯的亲身经历与人生感悟，如经过明清易代、父亲殉难的大变故之后，朱用纯及其家人遇到了很大的生存困难，“播迁流离，备极艰苦。迨兵戈既定，始得返其旧庐，而家徒壁立”[注]杨无咎：《朱柏庐先生传》，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甚至于“箸头几脚靡有遗者”。在这种情况下，朱用纯只好与妻子陶氏一起“白手营家”，自己在外授徒赚取微薄收入，妻子在家纺织补贴家用。他后来曾回忆说：“用纯脩脯所入，未足供甘旨，辄倾女工以继。”甚至“每当灯残月落时，犹闻纬车剪刀声不辍”。不仅如此，每一件事情都需悉心筹划，方不至陷入困境，即“贫家作事，全贵预图”[注]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7-178页。。正是亲身经历过这样的苦难，朱用纯深知生活之艰辛，所以谆谆教导子弟要勤劳节俭、珍惜财物、未雨绸缪。《治家格言》云：“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羞。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也就是说，只有靠勤劳节俭与筹划得当才能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不至于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其次，父亲朱集璜殉难时，弟妹们年纪尚小，“弟用白、用皞俱幼，用商遗腹未生”[注]杨无咎：《朱柏庐先生传》，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因此朱用纯不但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还要担负起教育子弟成才的责任，“训子弟循分读书，切以攀援幸进为戒”[注]彭定求：《朱柏庐先生墓志铭》，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一方面，教导子弟努力读书，通晓事理，成为有用之才，正如《治家格言》所言：“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另一方面，对子弟进行修身教育，使之成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原因是经历过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荡之后，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状况，正如朱用纯所言：“今举世之人，汲汲津津，所事者惟功利，所尚者惟富贵。其于人之所以为人、三纲五常之道，莫之或讲也。”[注]金吴澜、胪青甫编《朱柏庐先生编年毋欺录》卷上，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86页。为此朱用纯在《治家格言》中谆谆教导子弟说：“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辞严法肃。”尤其强调做人要有气节，指出：“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这大概与朱用纯明朝遗民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因为父亲殉难后，“君方弱岁，即弃诸生，隐居教授，潜心圣贤之学，探索书义，罔弗验之身心而见诸躬行”[注]杨无咎：《朱柏庐先生传》，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338页。，一生坚守气节不变，“康熙十八年，或欲以博学鸿儒荐，固辞乃免。其后有司欲举为乡饮宾，亦弗应”[注]彭绍升：《朱致一行述》，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并亲自作《朱布衣自传》以明其志。因此在家训中强调节操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此外，处于明清易代、社会动荡不安之际，朱用纯经历了不少人生磨难，“然自十余年来，凡天下事物之故，贫穷、险难、拂乱、悲愤、震懅、可喜、可慕之遭，盖不知其计数”[注]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页。。这样的人生经历促使他更加重视对子弟进行处世教育，目的是希望子弟踏入社会后少走弯路、少受挫折。《治家格言》指出：“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倚。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不过其中也掺杂一些明哲保身、宿命论等儒家消极思想，如“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凡事当留馀地，得意不宜再往”，“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等。但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朱用纯有这样的言论，我们也无需过多苛责。
总之，朱用纯的教育是成功的，“教养诸弟，俱不失为贤者”[注]杨无咎：《朱柏庐先生传》，陆林、吴家驹：《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而他撰写的《治家格言》亦受到人们推重，清人郑光祖指出：“世传《朱子家训》是明季朱柏庐《治家格言》，语虽浅近，意却精深，与孔孟之书实无歧异，学者读而守之，亦可寡过。”[注]郑光祖：《杂述》卷8《希贤希圣》，《续修四库全书》本。但令人遗憾的是，《治家格言》的作者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被误认为是南宋的朱熹，并被易名为《朱子治家格言》《朱子格言》《朱子家训》等在世上流传。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误解，其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朱用纯的学生顾易，他为了进一步阐释《治家格言》蕴含的思想，“征诸嘉言，实以善行”[注]尹会一：《健馀先生文集》卷3《朱子家训演证序》，《丛书集成初编》本。，编写了一部《朱子家训演证》。可能是出于对自己老师的尊敬，他便将《治家格言》称为《朱子家训》，这里的“朱子”当是对朱柏庐的尊称，其结果却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将其错误地理解成朱熹，导致后人以讹传讹。不过，经过学者们的认真考辨，《治家格言》的真正作者还是最终大白于天下。如清代著名学者翁方纲指出：“《朱子家训》于日用事为颇极切要，此是康熙初昆山朱柏庐名用纯所作，世乃讹传为朱文公家训，竟不知柏庐矣。”[注]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35《跋新城陈氏家训卷》，《续修四库全书》本。实际上，我们把《治家格言》与朱柏庐后来撰写的另一部家训《劝言》作一比较就不难得出结论。如《治家格言》云：“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劝言》则指出：“要晏眠蚤起。侵晨而起，夜分而卧，则一日而复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则一日仅得半日之功。无论天道必酬勤而罚惰，即人事赢诎亦已悬殊。”《治家格言》云：“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劝言》则指出：“要深思远计。事宜早为、物宜早办者，必须预先经理。若待临时，仓忙失措，鲜不耗费。”《治家格言》云：“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劝言》则指出：“要平心忍气。一朝之忿，不自度量，与人口角斗力，构讼经官。事过之后，不惟破家，或且辱身，悔之何及。”[注]本文所引《治家格言》、《劝言》均见陆林、吴家驹选编《朱柏庐诗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页，258-259页。由此可以看出两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治家格言》与《劝言》是姊妹篇，后者是对前者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和详论，而《治家格言》为朱用纯所作则明矣。
二、《治家格言》的传播
由于《治家格言》内容贴近日常生活，语言通俗易懂，易于人们诵读和践行，正如陈宏谋所言：“其言质，愚智胥能通晓；其事迩，贵贱尽可遵行。”[注]陈宏谋：《养正遗规》卷下，《五种遗规》，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第31页。所以自问世以来就被人们广泛传播与接受，不仅将其作为治家和教子的规范，还借鉴其形式编写出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治家格言》及各种内容的模仿之作，甚至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治家格言》体。
发热是机体正常的生理保护机制，也是机体抗感染的机制之一。发热具有一定的自限性，儿童发热多由自限性感染引起，是人体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往往不需要干预也会很快康复。同时必须注意到，发热也有可能是患危重病症的初期，因此医生早期的鉴别诊断是处理发热的重要环节。尤其对于小婴儿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往往症状表现得并不明显。
(一)注解本
(2)水平灰缝厚度和竖向灰缝宽度为10 mm。要求水平灰缝厚度应≮8 mm，同时≯12 mm；垂直灰缝里口≮5 mm，外口≯15 mm，砂浆饱满度应达到80%以上。砌体上下层的环缝应交错1/2砖，辐射缝应交错1/4砖。砌筑高度≯1.8 m/d，以防砂浆未硬化造成砌体压缩变形而产生较大偏差。
其次，以阐释文意为主的注本主要有戴翊清的《治家格言绎义》和朱凤鸣的《朱子家训衍义》，这两种著作都是对《治家格言》的内容逐条加以解说，进一步阐发其思想内涵，且各条所注内容长短不一，长的达千余字，短的有一二百字。如关于“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一条，《治家格言绎义》阐述说：“圣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事事预防，尚有岀意料之外者。得乐且乐，乃亡家破国之由。谚云：‘未穷先穷，永不穷；未急先急，永不急。’却是至理名言。古今应变之才，有事起仓皇独能从容措置，此虽由于才识，亦半是处心积虑，胸有成竹者也。倘徒贪适意，深怕劳心，未事若游刃有余，临事乃束手无策，至情急则心亦昏，因而中人之欺，失己之品，种种贻误，后悔难追。在家贫者，终年借贷，至岁阑而避债无方。读书者，平日嬉游，及临试而埋头何益。当其临时竭蹶，非不深悔从前，特恐事过渐忘，仍蹈故辙。故以一身言，误于少壮，至老大而徒伤；以一日言，失之东隅，收桑榆而已晚。”[注]戴翊清：《治家格言绎义》，《有福读书堂丛刻》本。而《朱子家训衍义》则解释说：“凡事都要预先设备，到了临时匆忙，必有检点不到处，譬如飞鸟的窠巢，必趁着天未下雨时，先将牖户收拾得结实，到得下雨便不怕了。又如人去掘井，原是预备后日用的，若到渴的时节方去掘井，立等着喝水，如何来得及。可见人凡事都不可等到临时做。”[注]朱凤鸣：《朱子家训衍义》，清咸丰七年(1857)刻本。
两者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同是义理解释，《治家格言绎义》稍有文采，阐述亦有一定的深度，适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阅读。而《朱子家训衍义》则完全是用白话俚语进行文意疏通，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阅读，正如清人杨士恒评价所说：“顷见《衍义》一书，喜其于斯编浅说之、详言之，真如道家常、说闲话，明白浅显，委曲详尽……虽妇人孺子皆能一闻通晓，不待思索。”[注]杨士恒：《重镌朱子家训衍义小序》，朱凤鸣：《朱子家训衍义》，清咸丰七年(1857)刻本。因此其流布较《治家格言绎义》为广，以至于后人将其改为《朱子家训白话衍义》《注释朱子格言白话句解》《朱子家训白话句解》等各种版本而大量印行，并作为劝善书赠阅普通民众。如民国十五年(1926)石印本《朱子家训白话句解》内页印有“周文、富贵敬送”字样，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朱子家训白话衍义》封面印有“清江浦邱德泰铁号敬赠”字样，而民国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朱子家训白话句解》封面则印有“善书劝人挽回人心，出赀购送一片诚心，愿我同人各存良心，拉杂抛弃有违天心，转送他人可见热心，爱者受之必感德心”，“诚心阅读大有裨益，如无暇看不可乱撇，转送他人神察欢悦，天必默佑子孙瓜瓞”等两段文字，说明出资印刷此书的目的及希望人们爱护并相互转阅的愿望。把《治家格言》作为劝善书广泛印刷和赠阅，无疑扩大了《治家格言》在民间的传播。
此外，还有一种颇具特色的《治家格言》注解本，即根据《治家格言》中每一句话蕴含的内容写成一首诗，让读者在吟咏中品味体会《治家格言》的思想主旨。如清代黄陂人金国均(字可亭)编写的《朱子家训试帖》，根据《治家格言》中的每一句话写成一首五言诗，如关于“黎明即起”一句，作者赋诗云：“第一垂家训，宜怀蚤(早)起情。警心惟昧爽，辨色正黎明。功自开三省，音才罢五更。甜乡休再恋，觉路此先争。舞剑此方促，投签梦已惊。将翔思雁弋，为善趁鸡鸣。日出耕犹缓，星言驾早轻。”[注]金国均：《朱子家训试帖》，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阐明了居家应早起的道理。再如被称为横山老人的杨继游(字雪门)在抗战期间编写的《朱子家训格言诗》则根据《治家格言》中的每一句话写成一首七言律诗。如关于“恒念物力维艰”一句，作者赋诗说：“生材有数感苍穹，爱惜常存方寸中。百费经营忙岁月，一经暴殄撒西东。石金难点神仙术，纨绔行看子弟穷。汗血终年劳瘁集，不应挥霍费天工。”[注]杨继游：《朱子家训格言诗(三)》，《真光杂志》，1938年，第37卷第5期。说明了要生活节俭、珍惜财物的道理。很显然，这两种注解本都稍显文雅和严肃，尤其是一些诗句中还用了典故，因此在通俗性上无法与戴翊清《治家格言绎义》和朱凤鸣《朱子家训衍义》相比，这恐怕也是它们后来传本较少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有不少人把《治家格言》制成木雕、石刻等，置于醒目位置，以便人们随时都能够看到。如浙江东阳中国木雕博物馆收藏有清代木雕文字格扇门《治家格言》，共有十二扇门组成，只是雕刻者将《治家格言》的作者误认为朱熹而题名为《朱文公家训》。陕西韩城市博物馆木雕木刻陈列室则收藏有一件木刻插屏《朱夫子治家格言》，为清道光年间韩城著名书法家郭均所书。而石刻《治家格言》则更为常见，如四川白帝城碑林存有同治九年(1870)奉节人潘焕用楷书书写、民国十七年(1918)其子潘树嘉双钩刻石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碑，高1.7米，宽4.7米，分刻四石，非常醒目。而西安碑林博物馆则藏有雍正六年(1728)关中后学孙能宽书写的《治家格言》碑等。这些雕刻作品无疑对《治家格言》的传播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插图本和翻译本
为了便于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学习《治家格言》，清代和民国年间还出版了大量插图本《治家格言》，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洲译书局的《绘图注解朱子治家格言》、民国上海德和义生记书局的《绘图增注治家格言》、民国上海昌文书局的《绘图朱子治家格言》、民国上海广益书局的《绘图改良治家格言》、民国二十八年(1939)北京老二酉堂书局的《新式绘图国音白话朱子治家格言》等，这些版本的《治家格言》在形式上大同小异，一般都是每页上图下文，上半部分是根据《治家格言》有关内容绘成的图画，下半部分是《治家格言》原文，文中夹杂有简要注释，所不同的是各版本所绘图画与文字注释稍有差异，非常适合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的人阅读。
其次是满文翻译本。乾隆三十年(1765)，为了教育八旗子弟，满族学者德保将《治家格言》译成了满文，只不过他把《治家格言》的作者误认为是南宋朱熹而称为《朱文公家训》。其自序云：“《朱文公家训》自居家日用、冠昏丧祭，以至涉世莅民，无不各详其要，可谓物理人情之朗鉴，昏衢黑夜之清灯。惟是满汉异业，间有不解，则无所从而教用，是译以清文，庶几曲尽以补汉文之不逮。”[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771页。《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著录有宣统二年(1910)荆州荆防广化善堂刊满汉合璧本《翻译朱子家训》，题名德保译。但大连图书馆藏宣统二年(1910)荆州荆防广化善堂刊满汉合璧本《翻译朱子家训》却题名国伟译，且前有宣统元年(1910)国伟之子写的《翻译朱子家训序》，云：“时在乙丑岁之冬，予静坐衙斋，日读先亲光禄大夫将军国伟人公手泽，翻译各书籍内《家训》一本，诚为训语格言，于世道人情及身体力行，既切且要，其中虚文俱已全备，寔于后学有益也。”笔者以为两书当为一书，国伟很可能是《治家格言》翻译的参与者或修订者，原因是德保以前未曾从事过翻译之业，故在翻译《治家格言》等书时曾与许多学者一起商榷、润色，正如德保本人所言：“保素未习翻译，谨以商榷同人，会融略当，惟期共领偕修。”[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771页。但不管怎样，《治家格言》曾在汉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中流传当无疑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治家格言》传播范围之广。
(三)书法与雕刻作品
除上述各种传本外，一些文人学士、书法爱好者也纷纷将《治家格言》书写成各种书法作品在社会上传播，正如近人朱煜所言：“《治家格言》之流行，注者、书者不知凡几。”[注]朱煜编《朱柏庐治家格言·序》，民国间中华印务公司重印本。这其中不乏出自名家之手的作品，比较有名的有晚清政治家林则徐、晚清名臣李鸿章、清末著名书法家和实业家黄自元、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魏戫、清末民初著名政治人物和书法家郑孝胥等人的书法作品。如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中华书局印刷所心心印社出版有《李文忠公(李鸿章)手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上海书店1985年出版有《林则徐、黄自元书治家格言》、天津古籍书店1987年出版有《刘春霖书朱子治家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有魏戫和郑孝胥书写的《朱柏庐治家格言》等。尤其是民国十四年(1925)江宁人朱煜(字弃尘)有感于当时社会世风日下，书法怪僻，特出资将魏戫(字铁山)楷书、郑孝胥(字苏勘)行书、伊立勋(号峻斋)隶书、吴本善(字讷士)篆书等四体书法《朱柏庐治家格言》汇为一编印行，赠送给各学校学生诵读与临摹。陶菊泉跋曰：“江宁朱弃尘先生，素性慷慨，志切忧时，居恒热心社会，以提倡教育、办理慈善为宗旨，靡不力为仔肩，罔辞劳瘁。睹晚近世风日下，人心险巇，道德沦亡，因此一蹶不振，良可浩叹。莘莘学子书法日趋怪僻，势将我大中华数千年世界最著名之国粹文化坠落于不可收拾之境。是以大发宏愿，爰倩海内大书法家郑苏勘、伊峻斋、魏铁山、吴讷士诸先生手书正、行、隶、篆四宗《朱子格言》印行，分赠各学校，使青年子弟因诸先生之墨妙，推寻柏庐先生之立言。”[注]陶菊泉：《朱柏庐治家格言跋》，朱煜编《朱柏庐治家格言》，民国间中华印务公司重印本。由于这些书法作品的名人效应，人们往往争相摹写或收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治家格言》的传播。
朱用纯《治家格言》写成后不久，他的学生顾易就编写了一部《朱子家训演证》对其思想内容进行阐释，但可惜此书今已不传，仅在清人尹会一的文集中保存有一篇《朱子家训演证序》，指出：“《朱子家训》不见于文集，世儒类多疑之。然其理彻乎上下，守之可以寡过，推之可以善俗，顾力行何如耳，多辨亦奚以为？予观顾君中孚《演证》四卷，征诸嘉言，实以善行，颇得《小学》之意，用书数语于简端，以为教家者劝。”[注]尹会一：《健馀先生文集》卷3《朱子家训演证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从尹氏的序文来看，顾易大概是通过补充一些例证来阐释《治家格言》的思想。而光绪十一年(1885)刊行的曹显伟辑录的《治家格言类证》在体例上则与其非常相似，亦是通过补充例证来对《治家格言》的思想内容进行阐释。如针对《治家格言》中的“乖僻自是，悔误必多”一句，曹氏先后征引了寇准、许衡、李泌、贾岛、吕祖谦、王守仁、张詠等人的言论或事迹，借以说明为人执拗孤僻、自以为是，往往导致做错事和后悔的道理。因此这两种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治家格言》偏重说理而缺少例证的不足，有助于读者对《治家格言》思想的深入理解。
(3)考研考证培训班：很多大学生对于资格证书以及研究生考试的备考普遍存在困难，通常会选择报班，进行方向性系统性的学习。
[57]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Office, Part IV from 1946 through 1950, Series E Asia 1948 Vol.7, p.34.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保持各民族团结重要纽带，对于当代绘画创作来说，应积极将宝贵的民间艺术元素融入到作品中。在古代民间的传统装饰画中，存在诸多亘古不变的东方特有主题，并逐渐被其他国家所认可，其中代表性的吉祥纹样有龙、鲤鱼、牡丹、莲花等，这些传统纹样都拥有同一个主题。虽然这些艺术元素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但其中鲜明的东方特色与基本外形依旧存在，进而受到了艺术领域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这些传统特色的民间艺术元素应用到绘画创作中，成为了我国当代艺术的主要特征。
三、《治家格言》的接受
朱柏庐《治家格言》成书后，由于内容切于百姓日用，语言生动，句式对仗，易诵易记，深受人们推重，上至达官贵人、名流学者，下至普通百姓等，都争相阅读、传抄和刊印。如清代名臣陈宏谋在做地方官时，为了教化民众，就曾“刊发《朱子治家格言》万余本，分发各学(校)”[注]陈宏谋：《培远堂手札节要》卷上《寄四侄钟灿书》，广西乡贤遗著编印委员会《陈榕门先生遗书》(第2册)，民国三十二年(1943)刊本。。而民间的刊印活动更是如火如荼，以至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充斥坊间。此分述如下：
(一)成为人们治家教子和处世的准则
其次，还有人将朱柏庐《治家格言》作为为官从政的规范。如清代官至山东巡抚的程含章“每莅一任，必以自书大字，墨拓一联，悬挂厅事，盖‘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十二字。款云‘敬书朱紫阳夫子家训语’”[注]梁章钜：《楹联丛话》，中华书局，1987年，第113页。。也就是说，他无论到哪里做官，都要手录朱柏庐《治家格言》的话作为为官从政的座右铭，只不过将作者误认为朱熹有点令人遗憾。而做过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湖广总督的吴文熔则将《治家格言》引为判案的依据，他曾在处理萍乡县监生刘卓城诉其孙忤逆一案的案卷上批道：“《朱子家训》云：‘伦常乖舛，立见消亡。’该生家庭之间如果实有此等不肖子孙，则该生之平日绝无家教可知。该生身列成均，非乡愚可比，先当自愧自责，乃犹哓哓凟诉，殊属不知羞耻。前已批司饬府确讯，分別惩办，仰按察司即严催该府查照前批，速讯详办，该生即赴府投质，毋得屡凟。”[注]吴文镕：《吴文节公遗集》卷37《批萍乡县监生刘卓城呈诉伊孙忤逆由》，《续修四库全书》本。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治家格言》的认可和接受。
相对于前代的一些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更符合大众的价值标准和接受水平，所以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欢迎，纷纷将其作为治家和教子的范本。如清人尉清宝性至孝友，治家俭约，“生平酷爱‘四书’及朱柏庐《治家格言》，尝示家以为轨范”[注]魏声和等：《吉林地志、鸡林旧闻录、吉林乡土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而清代山东人朱翁平生好施与人，在姑苏经商时，凡有人以急难相告，就借贷之，但从不责其偿还。病危之际，儿子问他外人所借贷的钱财有没有留下借据之类的契券，他却回答说：“此可勿问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视之，一生吃著不尽矣。”可等他死后，儿子打开匣子一看，“中无他物，惟《朱子家训》一篇”。也就是说，里面并没有儿子想要的契券、金银财宝等，只有一篇朱柏庐撰写的《朱子家训》，因为在朱翁看来，一篇《朱子家训》胜过所有的财富，它蕴含的道理可以使儿子受用终生。因此著名学者俞樾称赞朱翁是富有远见之人，“大有晏子凿楹之意，其所见高出士大夫上矣”[注]俞樾：《耳邮》卷3，《笔记小说大观》(第26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245页。。更有甚者，有些家族则直接将《治家格言》拿来作为自家的家训，让子孙后代遵照执行。如清代安徽怀宁孝友堂《裴氏宗谱》就全文收录了朱用纯《治家格言》，并加按语云：“张本裴籍，源远流长。裴氏孝友堂家训，以朱夫子《治家格言》载入谱中，以备观览。庶子孙知所遵循焉。”[注]裴世平编著《裴氏家训》，黄山书社，2018年，第45页。而清代四川南充陈氏家族的《陈氏家乘谱》则将朱用纯《治家格言》与刘沅《豫诚堂家训》收录其中，作为他们的治家规范。其曰：“世人莫不欲齐家，然家之本在身；而家有不齐者，由己身不行道，不知治家之法耳。观《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与《刘止唐先生豫诚堂家训》，其指点人最切，俱采入谱中，果能己身按法其言以治家，则家万无不齐矣。”[注]李志杰主编《家训族规》，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如此以来，朱柏庐《治家格言》就成了许多人家共同遵行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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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作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治家格言》
朱柏庐《治家格言》采用了传统的韵文表现形式，句式对仗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人们理解和接受，所以后世出现了不少借鉴其形式而创作出的《新治家格言》。如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认为朱柏庐《治家格言》虽为世传诵，但有些思想已经脱离了现实社会，于是便“揆度时事，补所未备，兼仿其体”，撰写了一篇《新治家格言》。张元济《新治家格言》以“改造旧家庭，适应新社会”为宗旨，剔除了朱柏庐《治家格言》中一些过时的陈腐观念，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时代需要融入了一些新的思想元素，如要注意卫生保健，“体肤毋任染污，汤沐必具；精神务期活泼，运动宜勤”，“饮食不求丰美，而营养不可不良；卫生具有常识，可以防病于未病”。提倡男女平等、自由交往，“婚嫁各由自愿，而男女双方，要当共保贞操”，“两性无妨交际，宜宽内外之防”。强调移风易俗、改革陋习，“逮居亲丧，毋徇俗尚，麻衣草屦，何必墨守古风；礼忏诵经，亟宜革除陋习，厚殓非礼，还防盗贼生心；入土为安，休信堪舆谬说，火葬最为解脱，公墓亦可安宁”。反对等级观念、破除职业偏见，“四民无分阶级，先除贵贱之见”，“勿谓小人斯劳力，唯工业始足兴邦；勿谓好汉不当兵，唯公勇真能卫国”。推崇民主法治，“国家有我一分子，民主无任再落伍。在选举场中，勿为威胁利诱所动；至会议席上，却以心平气和自持。不事党争，尊重对方意见；取决公论，服从多数主张”，“行动固可自由，必须遵奉国法”。主张世界大同，“四海皆兄弟，愿世界进于大同；五福攸好德，即禽兽亦当恩及”等[注]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26页。。由于张元济的《新治家格言》切合了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所以受到人们称赞，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曾评价说：“昔在明末，有朱柏庐撰《治家格言》。举凡修身齐家、匹夫匹妇可行之事，皆言之甚悉。其后盛传于世，几乎家喻户晓，于三百年间化民成俗，不无小补。顾适用于三百年前因时立教之语，多不切于今日；其所未及，有待补苴。近世学者张元济，于是仿其体制，增其未备，述为《新治家格言》一篇，凡今日行己饬躬所宜讲求之事，莫不涉及，信足为修身齐家之矩矱也……张氏知古知今，故多新进之论，循是行之，亦可以寡过矣。”[注]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235页。
除张元济外，当代还有不少人撰写了一些《新治家格言》。不过，与张元济的《新治家格言》相比，这些《新治家格言》在思想深度和文字表达上都略显逊色，但也不乏可取之处，比较贴近生活，充满时代特色。如漆启昌撰写的《新治家格言》加入了关心时事，“黎明即起，收听广播，知天下大事”；依法维权，“权益受侵害，诉诸法律”；照章纳税，“利润得丰厚，课纳税金”等新内容[注]漆启昌：《新治家格言》，《父母必读》，1995年第1期。。《庾氏志(赣粤湘桂卷)》中收录的《新治家格言》则增添了助人为乐，“乘车遇老翁，主动让座；见他人有难，尽力援助”；保护环境，“花草树木，要人人爱护；生态环境，须大家关心”；讲文明礼貌，“扔果皮，乱吐痰，岂有风度；讲粗话，好斗殴，不成文明”等新内容。[注]佚名：《新治家格言》，庾裕良主编《庾氏志》(赣粤湘桂卷)，广西新闻出版局内部准印号0032414，1996年，第577页。陈琛才撰写的《新治家格言》又融入了见义勇为，“见施暴，挺身而出。遇危险，则鼎力救助”；热心公益，“遇公益事业，当尽心尽力”等新内容[注]陈琛才：《新治家格言》，《寿光日报》，2000年3月16日。。总而言之，后人撰写的这些《新治家格言》都是用朱柏庐《治家格言》这只旧瓶来装自己的新酒，是对《治家格言》的一种传承和创新，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今人剔除其内涵之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及明哲保身的儒家消极思想的一面，赋予新时代精华，应不失为借助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塑铸全新的治家风范的创举。”[注]《父母必读》编辑部:《〈父母必读〉杂志向海内外炎黄子孙征集〈新治家格言〉》，《父母必读》，1995年第1期。这也正是《治家格言》具有永恒生命力的表现之一。
(三)形成了一种《治家格言》文体
朱柏庐《治家格言》传播广泛，深入百姓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以至于人们在借鉴其思想内容教育子弟的同时，还争相借用其形式进行文学创作，结果无意间创造出了一种新文体——《治家格言》体。如民国时期有人模仿《治家格言》编写了一篇《卫生格言》，以宣传卫生保健知识，此抄录两段如下：“严冬勿冒寒邪，盛夏毋犯暑气。虽患疾病，门窗不可不开；倘遇丧亡，棺木不可不出。食物务宜细嚼，行路切忌狂奔。勿打通宵之牌，勿饮过量之酒。”“风雨晦明，毋用心过度；寒暖燥温，须加意调和。饿体肤，劳筋骨，岂是恒情；多嗜欲，好货财，终非寿道”[注]天台山农：《卫生格言(仿朱柏庐治家格言)》，《卫生报》，1928年第51期。。由于这篇《卫生格言》借用了大家喜闻乐见的《治家格言》文体形式，读起来琅琅上口，颇受人们欢迎，从而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再如有人模仿《治家格言》编写了一篇《做官格言》，作为为官者的劝诫。此摘录一段如下：“莫贪暮夜苞苴，莫越法律常规。是国家公币，毋饱私囊；见无告穷民，须加抚恤。贪墨成家，理无久享；舆情拂逆，立见消亡。富贵贫贱，宜待遇平等；僚属上下，须令出惟行。听谣言，兴党狱，岂是好官；重货财，怠政事，不成民上。办事贵公平，毋辞劳怨；用人求称职，勿计亲疏。见上司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平民而作骄态者，鄙莫甚。”[注]咫仙：《做官格言(仿朱子治家格言)》，《广益杂志》，1920年第18期。此篇《做官格言》阐述了为官者应遵循的一些行为准则，颇具警示意义。由于采用了《治家格言》文体形式，生动活泼，语言流畅，有助于为官者学习和记诵。
又如有人模仿《治家格言》编写了一篇《打牌格言》，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打麻将场景。此摘录一段如下：“牌兴突起，邀集四人，要知己知彼；既齐便打，注意门风，必亲自留住。一碰一吃，当思进张难易；半顺半搭，每苦支配维艰。宜悉心而调度，毋临局而慌忙。自处必须静默，对客切勿轻狂。牌张顺而活，同条胜中发；打手熟而精，少和愈多和。勿搦死对，勿听绝张。”[注]新树：《打牌格言(仿朱柏庐治家格言)》，《余兴》，1914年第3期。这篇《打牌格言》把打牌者的言行和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样由于借用了《治家格言》文体形式，显得幽默诙谐，生动形象，读后让人忍俊不禁。
总之，这些借鉴《治家格言》文体形式写作的文章，再次证明了《治家格言》的影响之大，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之深，以及人们对《治家格言》文体形式的认可和接受。
综上所述，由于朱柏庐《治家格言》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生活经验，再加之对仗整齐、合辙押韵的表现形式，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几近完美结合，因此深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三百多年来一直传承不衰，成为我国历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家训之一。这也给当今社会传统家训的传承、发展与创新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是对传统家训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对其中的优秀成分与良好表达形式应当继承和弘扬，但对其中一些明显过时或具有糟粕性的东西要坚决剔除，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是要善于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加以推陈出新，尤其是在内容上要彰显时代变化，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式上善于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并充分借鉴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工具，力争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如此才能使传统家训重新焕发出活力，以更好地服务于今天的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建设。
TheDisseminationandAcceptanceofZhuBolu’sZhijiaGeyan
Zhao Zhe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China)
Abstract:Zhijia Geyan is a motto style family precepts written by Zhu Yongchu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ich was very popular due to its vigorous expression and content close to real life. This book was transcribed and inscribed constantly since its publication, various versions of prints and related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carving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which has widely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society. That many people take Zhijia Geyan as a standard of family management, children education and life principle in later ages, as well indited lots of New Zhijia Geyan with the time characteristics by drawing lessons from its format, which formed a special literary form of Zhijia Geyan.
Keywords:Zhu Yongchun;Zhijia Geyan;dissemination;acceptance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2.021
作者简介:赵振(1965-)，男，河南汝南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家训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X044)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9)02-0136-07
收稿日期：2018-01-20
[责任编校王记录]
标签：格言论文; 治家论文; 家训论文; 朱子论文; 江苏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家庭论文; 婚姻道德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X044)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