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些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跨境流动人口以及外国人聚居社区。外国人聚居社区,因社区居民存在着族裔差别、文化冲突等因素,是当前大都市社区治理中一类复杂而风险高发区域。文章结合我国外国人社区的特点,将可能引发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因素区分为社区经济状况、社区认同状况等7个一级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细化,进而形成了22个二级指标以及46个三级具体的可观测指标。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每一级指标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关联性,设定相应的权重,构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预测我国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期为我国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外国人社区; 社会风险; 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加速推动着国际间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人口的跨境迁移,从迁移者个体而言,意味着他们离开了原来熟悉的国度、熟悉的社会环境、熟悉的生活方式等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使迁移者面对很多不确定性或者风险。除了给移民自身带来风险外,跨境迁移所形成的移民聚居区,也是移入国社会治理中一类较为复杂且存在更多风险的区域。
一、研究论题的提出
移民的跨国迁移,特别是移民移居他国后所形成的族群社区,比起本地居民社区存在更多的风险。传统的社会解组理论认为,移民将会给移入国带来更多的社会犯罪,例如由于移民的涌入,带来原社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存在贫困、多族群居民、社区住户频繁变动等社区,会导致社区缺乏凝聚力, 降低居民对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和接纳,从而导致这类型社区具有更高的犯罪率和社区安全风险。[1]Feldmeyer[2]的研究表明,族裔聚居集中的社区会强化族群间差异,更可能抑制社区族际间的集体行动,从而激发社群间的冲突和其他社会问题,如犯罪这类典型的社区风险。
我国关于移民社区的风险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对生态移民聚居区风险的研究。陈绍军等[3]通过对生态移民聚居区的研究指出,移民移居新的社区,主要会带来4个方面的风险,即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来华外国人数量不断增加,中国的一些热点城市开始由国内流动人口迁移为主的地域移民城市转向有大量跨境移民的国际化都市。其中显著特征之一是在这些城市形成了一些外国人高度集中的社区。如青岛的韩国人社区,广州的日本人、韩国人、非洲人社区,上海的日本人社区,北京的望京韩国人社区等等。这些外国人社区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种社区类型,关于此类社区的风险,目前的研究还十分缺乏。我国学者牛文元院士[4]针对复杂社区曾提出社会燃烧理论,认为一些复杂的社区容易出现失控或者社会燃烧这种状况,由此引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失序或失控等风险。
本文基于我国大都市目前存在着外国人社区这一客观事实,拟通过对此类社区的探讨,尝试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构建外国人社区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以期为这类型社区的治理提供一些借鉴。
二、相关研究文献
关于族裔社区风险的研究,国外学者们不仅对族裔社区的风险进行了理论阐述,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了此类社区引发各种风险的原因及因素。如桑普森等[5-6]的研究指出:社区居民的构成,或者社区人口结构,是引起社区风险的因素之一。他们的研究表明,社区居民构成异质性越强的社区,社区犯罪率越高,因为这种社区居民的人口结构将减少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频率,而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对于社区的秩序、社区凝聚力、社区认同来说都十分重要。Feldmeyer等[2-3,7]学者的研究则关注于从多族裔社区居民的融合或隔离因素,探讨与此类社区风险的关联性。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很多国家多族裔社区发生的暴力等风险,都源于这些国家内的多族裔社区存在着族群隔离问题,特别是当一些族裔群体处于弱势情况时,例如被歧视等,这类社区则更容易发生剧烈冲突事件。 移民研究著名学者塞尼[8]认为移民所面临的风险非常高,分析了移民的具体风险包括:失业、失去家园、边缘化、疾病和贫穷、公共产品占有不充足等,并进而指出,移民所面临的风险都可能导致移民聚居的社区出现一些风险。
国内的研究方面,何得桂[9]通过对陕南生态移民社区风险的探讨,指出移民在生存环境重建、社会文化重构、发展能力重塑方面存在潜在风险。而生态移民在安置社区中是否存在社会排斥或者公平问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占有是否公平,以及社会文化重构及适应,都会加剧移民及其移民社区的风险。夏剑霺[10]在上海社区风险评估体系一文中,将社区经济发展状况、社区人口密度作为评估社区风险的指标之一。宋林飞[11]的研究则更具系统性,他认为社会经济收入状况等对于社会是否引发风险具有密切关系,并对社会风险的系统指标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研究中关于社会风险指标设定的探索,对于本文探讨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指标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构成
鉴于上述困难,本文关于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测量,借鉴宋林飞教授等的评分法[11]研究方法。关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的测量,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指标和数据选择的可靠性原则,即尽量选举官方公开的数据作为细化指标;二是外国人社区的风险因素,凡是官方没有合适数据的,通过量表等来确保实现可测性;三是结合国内相关的研究文献,选择最切合的指标。如表1所示。
M(i):第i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个数
i:一级指标序号
一是社区发展指标。国内学者宋林飞、夏剑霺以及国外著名学者塞尼都强调社区经济等状况与社区风险的发生具有关联性。一般来说,社区经济繁荣,社区居民就业充分、生活富足、收入状况良好,社区发展趋向良性,社区风险值就越低。反之,当社区居民就业难、收入低,社区贫困率高,特别是社区居住的外国人贫困率高,则社区风险值就高。
二是社区人口构成指标。桑普森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社区人口构成情况与社区社会风险具有密切关联性[5-6]。某一居住楼宇内某一单一国别的外国人居住高度集中,相对多国别混居来说,风险更高。因此,居住上是中外居民互嵌、混居或外国人聚居高度集中,后者风险大,社区风险值高。此外,特别是出租屋集中以及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其社区风险值就高。
MVC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前端View使用Vue的axios发送异步请求传递到Controller,Controller去Model中读取或者写入数据,Model通过EF操作数据库,Controller将逻辑处理后的结果以JSON的格式传输给前端。经过该一系列操作后还能得知系统的前后端数据是如何进行传输的。
三是社区认同指标。桑普森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多族裔社区的居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保障此类社区秩序的重要因素。[5-6]一般来说,多族群社区或者多文化社区,更难建立统一的社区认同,因此,若不同族群对本社区有高的认同、接纳和归属,则此类社区的风险和摩擦小,社区风险值低。反之,则社区风险高,社区风险值高。
四是族群关系指标。国外学者Feldmeyer以及国内学者何得桂的研究都表明:族群间的关系影响着社区的风险。[7,9]若外国人社区内中外居民经常有互动和交往,邻里之间经常互相帮助,外国人尊重和接纳本地人的习俗和文化,并能积极主动融入,彼此之间尊重和接纳,则社区风险小,社区风险值低。反之,若群体间充满着误解、歧视和排斥,则社区风险值高。
五是社区公共设施指标。塞尼、何得桂以及青年学者夏剑霺等的研究,都强调了社区公共产品的占有情况影响着多族群复杂社区的风险。[8-10]社区是一个居民共同生活的场所,社区内一些公共资源的多寡以及配置状况,影响着社区的和谐与稳定。社区能够提供数量上充足、均等化、包容接纳的社区公共设施,社区内本地居民和社区外国人都能享受到充足、均等化的基础性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则社区风险值低,社区风险小。反之,若社区公共设施存在着不足、排斥、区隔,则容易导致社区内中外居民存在争夺公共基础资源的矛盾,社区治理风险更高,社区风险值也更高。
工艺流程。原料→挑选→除梗去核→破碎→酶法液化→调整成分→酒精发酵→粗过滤→醋酸发酵→过滤、澄清→杀菌→调配、装瓶→杀菌、成品。
七是社区治安指标。毫无疑问,该指标是最直观反映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高低的客观指标。外国人社区,相对本地居民社区,由于社区居民构成更复杂,因此,社区治安配置要求更高。不仅要配备适量管理本地居民的警力,还要结合此类社区居民需求,配备足够的涉外警力。社区警力越充分,社区风险值越低。反之,则社区风险值越高。
位于巴黎Georges V大道。Goossens珠宝坊的名气有如一道金色的光芒:顶级时尚品牌Balenciaga、Grès, Rochas、Yves Saint Laurent都开始订购Goossens超现实的珠宝与前卫的配饰。此外,Guerlain、Christian Dior的Marc Bohan、Jean-Louis Scherrer、Sonia Rykiel也请 Goossens设计珠宝与香水瓶。现由创始人Robert Goossens的儿子Patrick掌门。
为了更具体地衡量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在一级指标基础上,通过文献以及实地调查等对一级指标进行细化,拟定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
2)钙硫比对粉煤灰脱硫性能有明显影响,钙硫比为3.0时外加脱硫剂过量,随钙硫比减小,粉煤灰脱硫活性在变弱,但钙硫比为2.0和1.5时脱硫活性大致相当,且脱硫活性较好。
四、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选择权重
图6是不同粘结剂LFP电极的CV和EIS曲线。从图6a中可以看出,相比于PVDF和PVA-g-PAA,交联的PVA-g-PAA-c-5% PER的氧化还原电位差更小,对应的电流更大,说明对应电极的极化更小,可逆性更好,有更好的电化学动力学性能。图6b为使用不同粘结剂的LFP电极在0.2 C倍率下循环100圈后的EIS图,可以看出,PVA-g-PAA-c-5%PER的电阻要比PVDF和PVA-g-PAA的电阻要小很多。说明交联后的 PVA-g-PAA-c-5%PER拥有更低的锂离子电阻,可以减少LFP电极的极化,提供一个良好的动力学过程。
广西助困资助经费的资助对象是高等学校中的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和预科生,不含成人教育学生。助困资助经费应优先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尤其是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老少边山穷地区贫困家庭学生以及学生患重大疾病、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
六是社区公共服务指标。社区公共服务是满足居民在社区正常生活所需要的来自政府或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各类便民性、公共性服务。特别是对于外国人社区来说,政府或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如何,直接影响到社区外国人的适应和融入程度,社区公共服务越多、越齐,则社区风险值越低。反之,则社区风险值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关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的选择及权重,存在如下困难:(1)选择的指标是为了客观有效地评估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因此,这些指标及其权重,都是一种对外国人社区未来可能社会风险的预知和预判,存在局限性。(2)衡量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指标,特别是官方层面权威部门,例如国家统计部门公开的一些反映社区风险,或者与外国人社区风险关联性强的数据指标都比较缺乏。(3)外国人社区的一些风险指标,例如族群关系指标、社区认同指标等都需要实地测量,由于没有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因此导致这些数据指标的收集难度比较大。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概括来说就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能敏感地反映外国人社区风险指标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参照国内外相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常用办法,在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设定为三级:以引发或可能引发外国人社区安全的风险因素作为一级指标,拟定二级指标作为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的细化。
表1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权重选择原则
选择原则初选权重(%)精选权重(%)可靠性3015可测性3025切合性4060
西方学者关于族裔社区风险的探讨,都十分强调族群关系、族群区隔,以及各族群对社区的认同作为判断风险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依据。[12]因此,本文关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同样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并加大这些因素的权重。具体体现为族群关系指标上融洽还是排斥,分值越高,则族群关系越紧张;居住空间上,各族群在居住上是互嵌还是区隔,表现为同一楼宇外国人集中居住数量,中外居民互动情况,分值越高,族群区隔越高。社区认同指标上,社区认同越低,越是不了解和遵守社区公约,以及不认同居住社区,则分值越高。本文对族群关系,外国人社区适应,以及外国人社区认同的测量,按照1—5的程度测量。为了量化指标评价,很低记为5分,很高记为1分。这样我们的指标都是风险型指标,即指标值越小则越好。
我把习惯上课回头的学生请到身边,告诉他我的所见:“我总是看到你上课扭过头来,后面的人并不理你啊,怎么回事呢?”我以为他会说课听不进去,想跟后面的人讲话。结果他说:“啊?我不知道,可能是习惯了。”扭头只是他的惯性动作,他潜意识里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扭头了。
对外国人社区风险进行评价和预警,需要考虑众多有影响的因素即指标。在研究多因素问题时,因素太多会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难以客观反映被评价的外国人社区风险,而且在实际过程中也很难全面获取这些指标。从政府的社区治理来看,政府通常希望设定高度相关而又精练的指标,即指标设定要既简便易行又具有可操作性和代表性,否则政府部门很难将其运用于社区治理的实践中。
基于此,结合实地调研,以及国内外学者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确定了我国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指标及指标权重,详见表2。
表2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权重及分值
一级指标(权重)二级指标(权重)三级观测指标权重单位规则社区发展(6)社区经济状况(4)社区内经济组织年平均营业额2万元/家F社区内经济组织年平均税收2万元/家F经济组织稠密度(2)社区内各类型经济组织稠密度2人/公司F社区人口构成(20)社区内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状况(9)社区内本国流动人口比例4%Z社区内外国流动人口比例5%Z外国人居住情况(3)社区外国人居住单元占比3%Z社区各类型居民贫困情况(8)社区本国居民登记贫困率3%Z社区居民登记失业率2%Z社区外国人贫困率3%Z社区认同(22)社区认同情况(8)本国人对居住社区的认可程度4F外国人对居住社区的认可程度4F社区公约的遵守情况(6)本国人对社区居民公约的遵守程度3F外国人对社区居民公约的遵守程度3F社区参与情况(8)本国人社区活动参加程度4F外国人社区活动参加程度4F社区族群关系(20)不同族群对他国文化等的 了解情况(8)本地人对外国人文化等认知及尊重程度4F外国人对本地居民文化等认知及尊重程度4F邻里互动情况(6)本国人邻里互助情况3F外国人邻里互助情况3F社区内不同族群的主要 交往情况(6)外国人的交往群体(1家人 2同学朋友 3老乡同事 4教会朋友 5邻居)3F本地人的交往群体(1家人 2同学朋友 3老乡同事 4教会朋友 5邻居)3F社区公共设施(12) 社区便民公共设施配套 情况(6)社区医院总数1个F社区学校总数1个F社区宾馆总数1个F社区银行总数1个F
续表2
一级指标(权重)二级指标(权重)三级观测指标权重单位规则社区超市总数1个F社区公园总数1个F社区便民公共设施的 充分情况(2)本地居民评价充分情况1F外国人评价充分情况1F公共设施是否公平及 包容情况(4)中外居民评价公平、包容情况1F中外居民评价不公平、有排斥和歧视3F社区公共服务(10) 公共服务充分性(2)面向本地居民的服务设施是否充分1F社区面向外国人的服务设施是否充分1F公共服务包容性(2)服务设施的服务标识是否适合本国人1F服务设施的服务标识是否适合外国人1F居民对公共服务的 熟悉程度(2)社区本国人对服务设施的熟悉程度1F社区外国人对服务设施的熟悉程度1F居民对公共服务的 认可程度(2)社区本国人对服务提供的认可程度1F社区外国人对服务提供的认可程度1F公共服务公平性(2)各类公共服务占有是否公平、公正2F社区治安(10) 社区安全(2)社区民警/保安总数2人F社区案件发生率(4)社区内上一年本国人报案件数2件Z社区内上一年外国人报案件数2件Z社区居民对社区安全的 感知(4)社区外国人对社区的安全感知21-5F社区本国人对社区的安全感知21-5F
外国人社区引发社会风险的每一类指标对外国人社区引发风险的关联性以及重要性不尽相同。部分指标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发生具有更强的关联性,因此,需要结合实际对每个指标设立不同的权重。综合国内外学者关于复杂的多族群社区引发风险因素的阐述,本文设定了一级指标以及二级和三级指标的分值权重,并针对三级指标,也称为可观测指标设定了外国人社区风险值规则:“F”表示反比,是指标内容越好/多/大,则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值越低;“Z”表示正比,是指标内容越好/多/大,则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值越高。
五、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等级及计算
由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这类预警指标更多反映的是一种预测,本文关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预警指标,借鉴相关的研究,[11]采用风险等级评价法。这种评价法是对当前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状态做出一个定性或定量的判断以表明其风险等级。根据风险评估结论可以判断当前的某外国人社区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如果有风险,风险程度如何,具体可将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状态区分为无风险、低度风险、一般风险、中度风险和高度风险五个等级,见表3。
表3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级别
社会风险值(%)风险级别社区状况0—20无风险良性运行21—40低度风险正常运行41—60一般风险中性运行61—80中度风险偏差运行81—100高度风险恶性运行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三级指标的取值进行了标准化,见表4。
在对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进行指标细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三级指标进行具体化和可测量化,并根据其与社区社会风险的关联性高低,对各指标设定相应的权重。
表4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标准化取值
三级指标计分标准化方法三级指标标准值社区内经济组织年平均营业额1-MIN(X/100,100)/1000.85社区内经济组织年平均税收1-MIN(X/10,100)/1000.94社区内各类型经济组织稠密度1-MIN(X/500,100)/1000.99社区内本国流动人口比例MIN(10∗X,1)0.70社区内外国流动人口比例MIN(10∗X,1)0.60社区外国人居住单元占比MIN(10∗X,1)0.30社区本国居民登记贫困率MIN(10∗X,1)0.20社区居民登记失业率MIN(10∗X,1)0.20社区外国人贫困率MIN(10∗X,1)0.10本国人对居住社区的认可程度(1—5)/50.40外国人对居住社区的认可程度(1—5)/50.60本国人对社区居民公约的遵守程度(1—5)/50.40外国人对社区居民公约的遵守程度(1—5)/50.60本国人社区活动参加程度(1—5)/50.60外国人社区活动参加程度(1—5)/50.80本地人对外国人文化等认知及尊重(1—5)/50.60外国人对本地居民文化等认知和尊重(1—5)/50.60本国人邻里互助情况(1—5)/50.60外国人邻里互助情况(1—5)/50.40外国人的交往群体(1家人,2同学朋友,3老乡同事, 4教会朋友,5邻居)1-(1—5)/50.60本地人的交往群体(1家人,2同学朋友,3老乡同事, 4教会朋友,5邻居)1-(1—5)/50.40社区医院总数1-MIN(X,5)/50.40社区学校总数1-MIN(X,20)/200.15社区宾馆总数1-MIN(X,20)/200.50社区银行总数1-MIN(X,10)/100.50社区超市总数1-MIN(X,20)/200.50社区公园总数1-MIN(X,5)/50.60本地居民评价充分1-IF(x=“是”,1,0)0.00外国人评价充分情况1-IF(x=“是”,1,0)1.00中外居民评价公平,包容1-IF(x=“是”,1,0)1.00中外居民评价不公平,有排斥歧视1-IF(x=“是”,1,0)0.00面向本地居民的服务设施是否充分1-IF(x=“是”,1,0)0.00社区面向外国人的服务设施是否充分1-IF(x=“是”,1,0)1.00服务设施的服务标识是否适合本国人1-IF(x=“是”,1,0)0.00服务设施的服务标识是否适合外国人1-IF(x=“是”,1,0)1.00社区本国人对服务设施的熟悉程度(1—5)/50.40社区外国人对服务设施的熟悉程度(1—5)/50.60社区本国人对服务提供的认可程度(1—5)/50.80社区外国人对服务提供的认可程度(1—5)/51.00
续表4
三级指标计分标准化方法三级指标标准值各类公共服务占有是否公平,公正1-IF(x=“是”,1,0)1.00社区民警/保安总数1-MIN(X/5,100)/1000.33社区内上一年本国人报案件数MIN(X,100)/1000.88社区内上一年外国人报案件数MIN(X,10)/100.60社区本国人对社区的安全感知(1—5)/50.60社区外国人对社区的安全感知(1—5)/50.60
根据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权重,结合表4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指标标准化取值,我们使用层次分析法(AHP)来计算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值。具体计算方法见公式:
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值其中:
在除镉过程中,添加适量的絮凝剂起到抑制反应速度的作用,反应速度过快,锌-镉会相互粘附后造成反应中止,表现为镉绵比重下降后的向上漂浮;当然,实际生产过程中又要关注加入量,如果加入过量,反应速度减缓后不能有效地从溶液中除去镉,表现为槽内梯度不够。絮凝剂是否适量,关键在于第三观察孔能够看到片状物(即镉绵)的回落:一是保证镉绵有长大,二是保证镉绵不上浮。所以,在并槽前1h,絮凝剂加入量翻倍,并槽后30min,将会逐步恢复正常值;当系统停车时、除镉改为内部循环,絮凝剂加入量要逐步减少至100L/h,如停车时间超过4h,应停加絮凝剂。
j:二级指标序号
在沉积芯层薄膜时掺杂8.3×10-7 m3/s GeH4可调高芯层的折射率,控制芯层折射率高于上/下包层折射率.图4(a)中,在SiH4、N2O、GeH4的条件下仅改变SiH4的流量,可明显看出随着SiH4和N2O的流量比(22.6,24和27.6)的增加,薄膜折射率下降,并且折射率分布规律与图3(a)相同;图4(b)中,随着流量比的增加,曲率1和曲率2分别变大,向着压应力方向变化,这也是芯层不通过SiH4流量来改变折射率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控制应力不引起其它参数变化,掺杂GeH4可以进一步提高薄膜的均匀性,保证晶圆器件具有良好的成品率.
非线性化误差模型将各约束方程联立组成超定方程组(10),利用最小二乘法求解,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公式变换,直接调用原方程。方程组(10)的输入量为各主动移动副理想运动量、托架位姿误差、名义结构参数,输出量为托架结构误差。该方法不需要结合辅助测量,但是对应的未知量系数矩阵复杂,病态性严重,因此对迭代初值、测量精度的要求严格,与理想结构误差偏离较大的迭代初值会降低算法的辨识准确性,陷入局部最优解,需要根据残差平方和大小选择合适的迭代初值,其辨识工作量较大,且系数相同的误差项辨识精度差。
k:三级指标序号
一级指标的设立,参照前文中相关学者关于族裔社区引发风险的因素,结合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目标,以及来华外国人管理的相关规定,拟定外国人社区管理的一级风险指标共7项。
N(i,j):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个数
β(i,j,k):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第k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1.1一般资料2014年7月至2016年4月我院对26例接受螺旋CT检查的肝局灶性结节增生患者进行分析,有16例在手术中证实,有10例穿刺活检证实,共有22例女性和4例男性,最小15岁,最大56岁,平均34岁。
V(i,j,k):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第k个三级指标的风险值
第i个一级指标的第j个二级指标的风险值
第i个一级指标的风险值
风险值、权重的取值范围为0至100%。
通过这一公式,可以更直观地根据外国人社区的观测指标计算出其社会风险值,进而确定外国人社区的风险级别和社区状况,有助于基层政府对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治理。
六、总 结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一些城市正在由地域城市向国际城市、移民城市转型,随之而来的,将必然在这些国际城市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社区。外国人社区作为我国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类再生产社区,由于其社区居民构成的多元性等因素,存在着可能的社会风险。本文尝试对正在出现的这类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进行探索,力图建立一套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我们认为,外国人社区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因素大致有7个一级指标,即社区发展指标、社区人口构成指标、社区族群关系指标、社区认同指标、社区公共设施指标、社区公共服务指标,以及社区安全指标。结合相关研究及一级指标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产生的关联性,对一级指标设定相应的权重。在一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22个二级指标及权重。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观测和可测量的三级指标,按照指标的可靠性、可测性、切合性原则,通过初选指标和精选指标,选定了46个三级可观测指标,由此构成了检测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指标以及风险等级法,结合三级指标与外国人社区社会风险的关联度及指标权重,尝试建立外国人社区风险等级以及社会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
该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得分可以通过量化的方法,直观、及时地计算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情况,直观地帮助政府掌握外国人社区各个风险指标的情况,有利于基层政府对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进行更精准地聚焦和治理。既可以为外国人社区的风险治理提供具体化的治理对策,也为政府治理外国人社区、防范外国人社区的社会风险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SHAW C R, MCKAY H D.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1-451.
[2] FELDMEYER B. Immigration and violence. The offsetting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n latino violence[J]. Soc. Sci. Res, 2009(38):717-731.
[3] 陈绍军,郑宇辉. 水库移民的特点及风险分析[M]. 移民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246 -247.
[4] 牛文元.社会物理学与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1):15-20.
[5] SAMPSON R J. Linking the micro- and macrolevel dimensions of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J]. Social Forces,1991(70):43-64.
[6] SAMPSON R J, STEPHEN W,etc.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J].Science, 1997(277):918-924.
[7] FELDMEYER B, The effects of racial/ethnic segregation on latino and black homicide[J]. Sociol. Quart, 2010(51):600-623.
[8] 迈克尔·M·塞尼. 移民、重建、发展:世界银行移民政策与经验研究[M]. 河海大学水库移民经济研究中心,译.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97-105.
[9] 何得桂. 陕南地区大规模避灾移民搬迁的风险及其规避策略[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7):398-402.
[10]夏剑霺.上海社区风险评估体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
[11]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J]. 社会学研究,1995(6):90-95.
[12]MASSEY D S, DENTON A. The dimension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J]. Social Forces, 1998(2),281-315.
ResearchontheEstablishmentoftheSocialRisksIndicatorSysteminMetropolitanForeignerCommunities
WANG Lia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live in the big cities of China. Because of the ethnic differences, cultural conflicts and other factors etc., the foreign communities form a kind of complex and high-risk area in these metropolises.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foreigner commun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divides the factors that may lead to social risks in the foreign communities into seven first-level indicators, such as community economic status and community identity status, hence forming 22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46 third-level specific observable indicators. Combined wit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ach level of indicators and the relevant weight designed, this article builds a set of calculable social risk indicators which can operate the social risk of the foreigner communities in China.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to the foreigner communities in China.
Keywords: foreigner communities; social risks; the social risk indicator system
作者简介:王 亮,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从事城市社会学、移民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SH029);教育部项目(17YJA840016)
中图分类号:D630.8;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3- 0056- 08
[责任编辑 肖 湘]
标签:社区论文; 风险论文; 指标论文; 外国人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SH029)教育部项目(17YJA840016)论文;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