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京是国人的传统家园与最重要的政治空间，其城市规划体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北京既拥有深厚纯正的历史文化记忆，又呈现出积极再造的艺术魅力，本身即为不可言尽的文化消费空间。它已发展成为典型的后大都市，真实与想象、中心与边缘、乡土与现代等二元特质的融合，使其呈现出“第三空间”的复杂性。如何让北京充分发挥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空间功能，这是当代首都文化研究应当探索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家园；政治空间；文化记忆；后大都市；第三空间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北京是如家园一般的存在。作为拥有八百余年连续建都史的文化古城，北京城可谓无一处无历史，具象化的空间承载着抽象的时间，历史与传统形诸各个实实在在的文化场所、消费场所与日常生活空间，这就为其赋予了无处不在的怀旧色彩。我们对北京的那种亲切感很难充分表达，正如我们对故乡的亲切感和依恋感难以尽表。某种程度上，去北京旅游，与其说是如通常的旅行活动那样是为了获得一种异质感，或如约翰·厄里（John Urry）所言，为了追求差异性、变化性[1]，毋宁说是为了追踪历史足迹，寻找民族文化的根源，最终获得自我与民族、与国家的内在认同感。
菟丝子种子无休眠期，发芽温度在15℃以上，最适温度在24～28℃，出土深度0～1cm，最深不过3cm，种子寿命1～2年，幼苗出土后成丝状体，随风旋转，遇寄主后即在接触部分产生吸盘，与土相联部分逐渐断开而寄生生活，若10d内遇不到寄主，将自行死亡。菟丝子能大量吸取寄主体内的营养而迅速蔓延，一株菟丝子可蔓延1m2以上，使寄主生长黄弱。菟丝子7～8月间开花结实，9月间成熟，此时寄主因营养被吸尽而死亡，寄主有茄科、豆科、菊科、藜科等植物。
植物疫情防控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安全、农民增收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充分认识植物检疫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植物检疫工作的组织领导，履行好植物检疫监管职能。为此，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强化措施，落实经费，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的支持，成立相应指挥机构，层层落实防控责任，做到“守土有责”，认真加强植物疫情的监测与防控工作，确保实现农业部提出的“重大植物疫情不扩散蔓延”的防控目标，努力建立植物疫情防控工作的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业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
1 北京：传统家园与政治空间
著名的北京文化研究者赵园说：“如果说有哪一个城市，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而重大的影响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过往的人们的，这就是北京。”[2]土著居民、作家、北漂、外国人，及其其他各种长期或短期的流动人口都能感受到它的文化吸引力。这个“过去的象征”[3]好像拥有格外迷人的“心灵”，呼唤着所有来者尤其是作家们对其进行感应。在赵园的梳理与描述中，这些对北京如故乡般眷恋不舍的现代作家有老舍、萧乾、刘半农、郁达夫、卢隐、林语堂、周作人，有以师陀等人为代表的“京派作家”，甚至有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等外籍人士；当代的则有邓友梅、韩少华、汪曾祺、刘心武等。
郁达夫长期寓居上海，但却对北京怀有一种“剧烈的怀乡病”，他将其描述为“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4]。而京派作家最突出的书写特征正在于一种浓浓的乡土感，以致人们在将北京与上海相提并论时，总是分别将其作为土气与洋气的代表性城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曾经极其真挚地认同乡土，关注农民，某种意义上的确是由于一些作家以北京为乡土，“而在普遍的城市嫌恶（尽管仍留居于城市）中把北京悄悄地排除在外”[5]。乡土感即源自熟悉，“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6]。
在分析者看来，“它将原本彼此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所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它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空间功能连接了起来”[35]，种种因素促成了798作为文化空间的“异托邦”特征。虽然连接这些所谓“互不相干的”功能早已成为很多崭新的城市文化空间共同打造的目标，不过如果从其艺术类图书和商品的主要对象是中青年艺术家、艺术专业的青年学生来看，798艺术区的确可被视为“北京市青年公共空间文化艺术特性的典型表征”[36]。其他公共文化空间、青年文化空间或创意文化空间有待他文另作详细解读。
在郁达夫的眼里，上海闹热，南京辽阔，广州乌烟瘴气，汉口武昌杂乱无章，青岛清幽，福州秀丽，杭州沉着……但这些都还比不上北京的“典丽堂皇，幽闲清妙”[7]。之所以能将两种看似相反的特质集于一身，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型建筑博物馆”[8]；如用西方地理学者的术语来表达，它是一个“高度可意象”[9]的城市。
北京有太多高度可见的象征物，首推的是紫禁城与天安门：宫殿与城墙如此巨大威严；政治组织如此完善严密；广场如此雄伟宽阔。面对紫禁城，无数人感慨，这究竟是一组建筑群，还是一座城市，因为它完全挑战了西方社会对城市与建筑的常规界限。段义孚曾言，这种具备悠久政治传统的城市“象征着卓越的人造秩序”，“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类社会”[10]，一种经由空间而规定的理想秩序。可以说，城市及宫城本身就呈现为令人惊叹的景观，而与其形成对照的则是“自然界的混沌力量”与人类社会原本的驳杂无序。
同时，一座都市之所以吸引人们的关注，与其对仪式的推崇有巨大的关系，而仪式通常都需要特定的表达空间。封建社会一直非常重视重要节日和仪式活动，如立春、天子登基、立太子、祭祀天地、祈求五谷丰登等。在北京，盛大的庆典活动主要发生在天坛、地坛等特定空间。这些仪式会吸引人群，凝聚民心，制造庄严神圣之感，充分彰显政治权力的卓越及其威力。明朝迁都北京后，自嘉靖皇帝始，依据古制而分祭天地。但最初的祭天场所大祀殿令嘉靖非常不满，因为其形制乃方形，与传统之圆形屋顶不符。有大臣因此上奏，“古者祀天于圜丘，祀地于方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丘圜而高，以象天也。方丘者，北郊泽中之丘，丘方而下，以象地也”[11]。可见，天圆地方、天北地南才是正确的空间政治，对应着陆地上至高无上的天子权威。此后，圜丘改名天坛，方泽改名地坛，其名称沿用至今。这些仪式活动如今以旅游表演的形式保留于现存的公园内，对帝都的文化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重现。
不同的城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空间经验。比如在海口，如住所距工作地点有一小时车程，绝大多数市民都会表示路程太远、不方便，他们倾向于选择在步行范围内居住，或在骑电瓶车20分钟以内的范围择居。但在北京，多数市民会乘地铁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班，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通勤（如从沙河、通州、房山、河北燕郊到市区）都是很正常的，而如果半小时可达，那简直可谓太近了。同样在海口，当地居民如购买60-90平米的房产面积，无论是青年还是中老年，普遍都会表示空间太小，不便于家人居住；而在北京，这样的面积会被大多数认为非常合适，足够居住。列举购房面积、通勤距离上的这些反向差异，意在表明人们对空间的感知与需求因为城市的大小而产生了鲜明的差异。因此空间不只是客观的物理存在，它也融合了主体的自我感知、判断、经济条件、生存能力、社会地位等多种主观因素。
20世纪70年代，“空间句法”最初产生时，主要是通过对包括建筑、聚落、城市甚至景观在内的人居空间结构进行量化描述，来研究空间组织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12]。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空间句法理论已经深入到对建筑和城市的空间本质与功能的细致研究之中。朱剑飞发现，北京城的外城最为活跃，东城更为重要；在北京城中，宫城等级最高、最封闭，自然也最难以深入到达，但其内部仍然呈现出不匀称的空间结构，比如西北比东南部分更幽深，更不易到达，从宫城到外城逐步开放，等等[13]。朱剑飞因此并没有停留于量化的描述，而是深入建筑内部结构，以宫廷作为政治力量运作的地图描绘；并逐步解析国家机器如何通过民政管理、公共安全、军事防御这三套治理体系对整个都城乃至全国施加控制，由此形成严密支配性的政治空间格局。与此同时，都市居民区连同以会馆、戏庄、寺庙为代表的各街道节点又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政治控制与灵活流动共同组合为真实而活跃的都市空间。
同为政治中心，在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过程中，北京与巴黎、伦敦、柏林等城市的内部空间都得到了积极而充分的利用。英国边沁的圆形监狱被福柯作为西方政治空间理性的代表，它是施加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一个巨大的监视网络，其建筑设计精确地考虑到各个细节。但朱剑飞认为，作为帝国的宫殿与京城，明清时期的北京体现的是一种异常宏大的规模和帝国的中央权威，圆形监狱却只是“地方性的节点单位”，“地方性的制度化节点”[14]。也就是说，圆形全景式监狱，空间中心是“分析性的”，是“彻底的实证主义的产物”；而在明清北京，空间中心却是“综合的”，它“既是实证主义的也是宇宙论和道德主义的”，“既是工具的也是象征的”[15]，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意义中心”[16]。
英国建筑学家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将北京城视为“一幅水平展开的卷轴风景画”[17]。他认为，尽管北京城的规划沿着一条非常清晰的轴线，但并不是围绕单一的中心来组织，而是围绕很多中心、很多视点，且相互之间保持联系。北京和其他群体建筑系列的中轴线“没有高潮，或者说没有一个高潮，却有着一系列的建筑事件，从一个目的地走向另一个目标，再向远处走去”[18]。根据他的观点，北京与欧洲都市的规划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政治中心所规划的范围与尺度比欧洲专制主义时期所能够达到的规模更大；相对而言，整个北京城保持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它提供的并非单一的透视景象，而是连续的不同空间的序列”[19]。
博伊德的观点得到了李约瑟、埃德蒙·培根（Edmund N.Bacon）[20]等学者的认可，反映出中西城市建筑及政治体制的差异。一方面，明清北京城及紫禁城的建筑布局的确形成了一种发挥实际功能的权威性权力金字塔，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们又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宇宙论思想，不仅满足于监督细小的、个体的空间，还要形成一种“具有宇宙的‘气’和‘势’的、生机勃勃的、更加宏大的格局”。与巴黎、伦敦等更多体现笛卡尔理性秩序、政治透视性法则的西方城市相比，“北京在天地之间水平地展开，获得了一种宇宙的胸怀和品质”[21]，它不是要确立主体与世界的二元对立，而是要将主体包括自身沉浸于一个广大的、无限蔓延的空间中。
在北京，首先是各类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博物馆构成了该城的文化记忆载体。大致分为：（1）、国家级博物馆，如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2）、历史名人纪念馆，如毛主席纪念堂，鲁迅博物馆，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念馆，曹雪芹纪念馆，茅盾故居，以及日益受到重视的各地会馆[24]，等等；（3）、专业博物馆，如中国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博物馆，民族文化博物馆，农业展览馆，自然博物馆，等等；（4）、陵园寺庙、王府遗址博物馆等，如法源寺[25]，雍和宫，地坛，钟鼓楼，周口店遗址博物馆；（5）、重要历史事件博物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6）、私人、私营博物馆，如马未都古家具博物馆等。
2 北京：文化记忆与文化空间
用地理学的术语来讲，北京既是一个亲切的“地方”（place），又是一个空前膨胀的“大都市”（metropolis），传统与现代相接，古朴与时尚并存，政治与文化相辅，权贵与平民共居，这些都使得北京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无法言尽的文化空间。与既定的、有限的物理空间不同，文化空间具备再开发、再创造的独特优势，因此在全球化的当代语境中，北京这个巨大的文化空间呈现出无可估量的可消费性。
2.1 历史文化空间
对文化空间进行开发和再造的基础之一缘自对该空间的文化记忆。在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看来，文化记忆的对象是“关于集体起源的神话以及与现在有绝对距离的历史事件”[22]，而且这些神话与历史事件的传承遵循特定而严格的形式，主要体现于文字、图片和仪式等。在其基础上，扬的妻子、同样是著名学者的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关注到记忆所依附的地点与空间。她认为，“地点本身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成为回忆的载体，甚至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以外的记忆”[23]，正是这样的地方建构了有效的文化记忆空间。
不过这些学者也承认，在当代消费社会的语境中，大众文化不可逆转地崛起，参观者对博物馆的期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众亦有权对文化艺术作品发声，因此博物馆降低精英姿态、主动迎合其多样化的需求也就是必然的趋势。在此趋势下，这些曾经“宁静的沉思之地”被重构为“涉及感性、情感和想象的场所”[28]。也就是说，这类历史文化空间已不再被它们与展示对象的关系来界定；恰恰相反，转为由其自身与参观者的关系所界定[29]。由此，当代城市文化空间推动消费者、纪念物、博物馆之间产生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也是对我们当代生活经验的一种隐喻。
为了解决连续介质和裂隙介质相邻存在的区域的二维稳定渗流问题，本文建立了裂隙-连续介质渗流法，其核心为：首先分别对整个渗流分析区域内的裂隙介质系统和连续介质系统建立相应的整体渗透矩阵，然后基于两类介质共有节点的水头相等以及流量平衡原则，形成整个渗流区域的整体渗透矩阵，进行有限元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求解法。
包括戈尔丁（Goulding 1999）、迈克·费瑟斯通（Featherstone 2000）、普兰蒂斯（Prentice 2001）、斯蒂芬·迈尔斯（Miles 2010）等在内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博物馆、美术馆已经从一种相对高雅、精英的文化教育形式，转变为面向大众的闲暇消费品，其追求华丽壮观、消遣愉悦、瞬间快感、迎合大众的趋势引发了一种后现代性危机[26]。戈尔丁认为，这一危机“导致了一个明显无深度的社会的产生，这个社会分明是由其表象所界定的”，而在一个其他方面被剥夺了意义的社会中，“历史遗址旅游提供了寻找意义的一种途径”[27]。对以上所列举的诸多北京历史文化博物馆来说，它们的确满足了消费者这种寻找身份认同的情感体验需求，因此也就促成了几乎全年无淡季的北京旅游热。事实上，对北京众多博物馆的游览的确已经快速发展为一种全民性的文化消费。
阿里又一高管落马。12月4日，原阿里大文娱轮值总裁、大优酷事业群总裁、阿里音乐CEO杨伟东被曝因贪腐被警方带走。“ 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阿里巴巴集团很快确认了这一消息。
第二类承载文化记忆的空间是那些历史悠久的、与市民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历史空间。不论是阿莱达，还是阿莱达眼中的歌德，“真正重要的是地点本身，而不是在那里的作为过去的遗留物还能找到的物体”[30]。所以，即使当年的某些历史场所已然化为一堆瓦砾，或者说被翻新重建，对曾经栖居于此并对其有刻骨铭心记忆的人来说，这都无关紧要。借用瓦尔特·本雅明的术语，北京是一种“空间和时间组成的奇特织物”，具备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灵韵”（aura）[31]，即使中间曾多次经历文化阐释语境和传统思维方式的断裂。
城市防洪——思想认识是前提。只有当人们认识到洪灾的危害性以及防洪的重要性，才能更好的实行城市防洪办法。很多灾害的发生都是思想麻痹引起的，普及人们对城市防洪的认识，十分有利于未来防洪工作的开展。人们对于防洪的认识落后，就会产生向河道倾倒垃圾，随意占用、更改、围垦河道以及滩地的行为现象，导致河道泄洪能力减弱，进一步加剧洪灾。加强防洪意识的认知与培养，提高群众防汛意识，不仅增强了居民群众的应急自救能力，更有利于推进现有防洪政策的实施，形成社会监督。
前门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北京城一座“活的纪念碑”，它曾经是鲁迅等文化名人消磨时光的重要场域，是老舍笔下包括祥子在内的众多底层平民度过其卑微一生的亲切场所，以它冠名的前门卷烟和前门大碗茶一度是浓浓京味儿的典型意象。不过，在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而进行的全面修缮完成之后，前门似乎陡转为一个不再接地气的复古景观。从与市民日常生活亲密相融、颇有些混乱与破旧的原生街区，转为整齐划一、干净漂亮、刻意仿古的规划性景观来看，这样的改造行为割裂了前门与其周围原本一体化的时空，却没有促成一种新的“灵韵”氛围的生成，因而呈现出巨大的虚假而非虚幻性[32]，受到了公众的质疑与批判。
类似的街区再造对象还有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等。二者均属历史文化保护区，相比起前门，对其进行的改造和修缮是成功的：原本被遗忘的小商业街复活了，一度被旧日的手工制品，诸如烟斗、衣服、字画、缝制品、竹笼、刺绣、泥塑、饰品等小物件，重获消费者欢心，形成了比较火爆的消费文化区[33]。表面上，这种改造反映并符合北京作为古都的城市规划战略，它们成功地提供了一种大众化的狂欢空间，在很多消费者心中或许还形成了一种昔日的归属感。不过，迈尔斯更倾向于认为，文化街区的建设与治理显示出后工业城市的未来发展越来越“既依靠对城市的象征性再现”（这些小物件即为象征性的再现），“也依赖对以下这种观念的夸张投入，即每一座城市都可能达到那种包含在由文化引导的城市复兴概念之内的活力四射的、在文化上具有创造力的高度”[34]。
从南锣鼓巷、什刹海后街的发展来看，历史文化空间的活力能达到何种高度，借民俗街区获益的是否仅限于那些拥有更高收入的社会阶层，即娱乐、传媒、设计等产业人群，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另外，青海探索将缴存住房公积金事宜纳入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文本正式条款，为自主缴存人员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建立健全不缴、欠缴住房公积金“黑名单”制度，将未按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或拖欠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单位予以曝光，并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政府信用信息平台，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2.2 当代文化空间
在很多沿海或南方城市，比如青岛、厦门、海口等，道路通常是曲折多弯的，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往往会丧失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奇怪的是，对很多本地人来说，这种不辨方向的纠结同样存在，且始终不能也不愿纠正，向左/向右是最清楚的指路用语。相比之下，北京城就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37]。道路的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促成了北京人极强的方位意识，汪曾祺甚至认为这种方正同时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和生活。不过，如今这种方正感正面临挑战。对那些自幼在京城长大的人来说，当年深久远的胡同、街道、城区在十余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迅速转型为崭新的“当代都市空间”，它们给人造成的惊艳感、眩晕感或许会更为强烈。
如今，围绕“资本聚集、艺术文化聚集、产业聚集”等多重功能，798艺术区主要形成了四类空间：（1）、艺术空间，主要包括多家画廊、艺术工作室；（2）、文化空间，以书店为主；（3）、消费空间，主要包括酒吧、咖啡厅和各类餐厅；（4）、交易空间，以各类原创时尚店铺为主。将其转变成一种今昔对比，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政治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干预，文化艺术空间实践者与城市规划者之间的矛盾与和解，资本与市场力量的介入，等等。
在对书写北京的诸多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赵园将北京的文学魅力呈现为：世俗生活的审美化，精神的自足幽默，介于俗雅之间的平民趣味，理性态度。她重视的是礼仪文明、生存态度、生活方式、语言文化等精神层面。而本文的研究则更多从物理意义的空间出发，思考北京独特的文化精神与物质空间结合后产生的政治权力关系、特殊的城市气质，强调空间的生产性和推动力。
3 北京：后大都市与“第三空间”
不过，明清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往往对北京的城市建筑、宫殿结构及相关历史非常熟悉，而对空间结构与历史之间、空间结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则缺乏一种互动性的理解。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朱剑飞教授借用西方学者的“空间句法”（Space Syntax）对北京和紫禁城进行了深入的空间分析。
与此同时，对旧有工业空间进行改造与更新，使其转型为崭新的公共文化空间，这在北京市城市文化空间的再发展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厂房有很多被闲置废弃，比如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大山子地区就有20多万平方米的大院闲置。1989年，这些厂房开始廉价出租；2000年以后，众多艺术家和相关文化艺术机构前来入驻。令公众惊喜的是，这里很快就发展为798艺术展览区，形成了一个极有活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国内外文化艺术界尤其是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蛋鸡养殖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随着多年的发展，蛋鸡养殖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蛋鸡的品种改良和饲料营养研究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蛋鸡的饲养周期和产蛋性能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养殖结构也从小规模大群体向大规模集约化的方向转变，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在《北京都市新空间与景观生产》这部著作中，作者许苗苗对前门、大栅栏、什刹海、法源寺、教堂、会馆、胡同（烟袋斜街、南锣鼓巷等）进行了实地调研，并结合当代文化理论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表面上，这些空间节点似乎保留了旧面貌，但实际已深陷后现代的消费网络之中。著名批评家、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该书作者所描述和理解的空间，“一开始就是社会空间，或者说是‘第三空间’”[38]。作者对传统的记忆、依恋、情感与城市空间生产背后的权力、资本、欲望不断相撞，始终被动或主动地面对城市空间日新月异的变革，由此充分体现出北京作为第三空间的多元化、复杂性以及不可抵抗性。在这样的大都市成长并生活，其空间经验就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性的。
从初一到十五，甚至一直到十五以后，处处洋溢着喜庆气氛。 农村乡镇往往举行宗族或村镇集体性的祭祀庆贺，组织游神、演戏、社火等活动，抬阁(或名飘色、彩擎、高抬、彩架、扎故事等)、舞狮舞龙，踩高跷、跳钟馗、跑旱船、跑驴、秧歌、阳戏、英歌、宋江阵等，百艺争艳。 北方打树花，铁水飞扬，金花漫天； 常山战鼓、安塞腰鼓、洛川蹩鼓，雷霆万钧，动地震天。 九曲灯阵、血社火、天塔狮舞惊险奇绝。 云南景颇族“目瑙纵歌”，欢聚歌舞。 贵州苗族斗牛，彪悍壮观。 东南沿海祭祀妈祖，广府有迎春花市，潮汕一带“赛大猪”“赛大鹅”，比比谁家养的猪、鹅最肥最大。
与作为文化研究者的许苗苗经验相反，作家邱华栋少年时期生长于新疆，大学读书于武汉，毕业后到北京四处闯荡。从一个大国的地理边陲，到南北文化与经济交汇的中心城市，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他对城市的认知逐步推进与演变。表现在创作中，邱华栋非常钟爱高级写字楼意象。伴随着改革开放及北京城的巨幅改造，写字楼不断涌现于宽阔干净的街头，也同样反复涌现于邱华栋的诸多作品中，如《手上的星光》《北京的隐性与显性生活》《城市的标志》《三个建筑师下的蛋》《北京地图册》及《北京地图册》（续）等等。作为现代都市的重要景观，写字楼为北京赋予了最当下的时代性。邱华栋注意到，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务区，分布了很多高级酒店和写字楼：“亮马河地区，也是北京国贸桥一带的中央商务区的延伸地带，这里又是第二和第三使馆区的连接地区，使馆区可以一直延伸到三里屯和建国门一带。这里还有一些空地上，在最近的几年之间，要崛起很多的驻华使馆和高档写字楼以及公寓。……这里有希尔顿、昆仑、长城、凯宾斯基四家五星级的饭店，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景象。有像普拉纳啤酒坊的纯正德国黑啤酒，还有顺峰这样大款和豪客请客可以一掷万金的地方，也有南美酒吧里的惹火性感南美舞蹈和歌曲；有‘硬石’和‘星期五’这样的美式餐厅让白领以及老外趋之若鹜[39]。”
在凝视者的目光中，物质生活的两重性、社会身份的两极化构成了光怪陆离的都市形象，加上现代媒介所刻意经营的虚幻美化策略，形成了一种如梦如幻的“第三空间”：它同时糅合了丰盛与贫穷，奢侈与寒酸，真实与想象，显性与隐性。在这种无法判定或曰“测不准的空间”中，地点、方位、景观、家园、城市、身份等概念不断地游离与变化——也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权贵者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可随时引爆，但却始终在碰撞中保持平静。
在学者胡继华看来，索亚提出“第三空间”的基本宗旨，就是“超越真实与想象的二元对立，把空间把握为一种差异的综合体，一种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而改观着外观和意义的‘复杂关联域’”[40]。作为首都和国际性大都市，北京的城市空间表现出无法单纯用物质空间或精神空间所涵盖的文化特性。它既是一座古老可亲的都城，帝王气息与平民情趣并行弥漫于其最核心的地区，历史遗迹汇聚成众多极富魅力的博物场馆；与此同时，最现代乃至最后现代的建筑（如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总部大楼），以及最紧张最活跃的生活方式、最新鲜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亦渗入其中。对这一中国版的“第三空间”（对应索亚所分析的洛杉矶）进行解读，就是要进行一场挑战真实与想象、中心与边缘、乡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未来之界限的文化旅程。
（3）审计追踪：对关键设备等配置安全审计系统，记录每个用户的每次活动以及系统出错和配置修改等信息，保证审计日志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在赵园看来，北京可以同时作为“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典范，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以及“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丰富性”[41]。即使古旧的建筑与城墙颓败了，消亡了，但这座城市的灵魂却因其千年积淀下来的沉稳、庄严、大气、开阔，因其始终保持的多元化、包容性、开放性、政治性而不断地获得再生。并且，这种不断再生的灵魂就附着于城市中每一个与之有所感应的人的身上，每一座古老或新兴的建筑空间之上。
4 结语
围绕空间视角、空间转向，西方当代学界产生了诸多重要的批评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期望清晰地描述北京当代文化空间实践与城市文化空间理论之间的相互回应关系。文化古城、政治都会、经济中心等多重身份使得北京独具得天独厚的优势，天然地综合了传统性、乡土性、政治性、文化性、开放性、现代性等多种元素。而由于其多元、包容、开放的特质，这座活力永驻的大都市充分呈现出作为“第三空间”的复杂性。在不确定性愈发增强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新的文化冲击、资本冲击，如何对现有的城市文化空间进行有力的再创造，如何让北京发挥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空间功能，这是当代城市文化研究者所着力探索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Urry，John.The Tourist Gaze：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London：Sage，2002.
[2][5][6][41]赵园.北京：城与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7，8，8.
[3][10]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04，143.
[4]郁达夫.住所的话[J].文学，1935，7（5）.
[7]郁达夫.北平的四季[J].宇宙风，1936，7（20）.
[8]沈从文.沈从文说文物·书画篇[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135.
[9]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
[11]高伟.红山文化祭天祭坛的形制特点及其内涵继承——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圆形祭坛与北京天坛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9）：11-13.
[12]张愚，王建国.再论“空间句法”[J].建筑师，2004（3）：33-36.
[13][14][15][21]朱剑飞.中国空间策略：帝都北京（1420-1911）[M].诸葛净，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83-144，266-267，267-268，341.
[16]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43.
[17][18][19]Boyd，Andrew.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1500BC-AD 1991[M].London： Alec Tiranti，1962：73，73，73.
[20]Bacon，Edmund.Design of Cities[M].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67.
[22]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52.
[23][30][31]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345，392.
[24][25][32][33]许苗苗.北京都市新空间与景观生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60-71，33-48，3-15，89-100.
[26]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141.
[27][28][29]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M].孙民乐，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69，71，71.
[34]斯蒂芬·迈尔斯.消费空间[M].孙民乐，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74.
[35][36]郭峰.北京市798艺术区的空间权力分析[J].时代文学（下）.2015（5）：220，218-220.
[3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8.
[38]陶东风.序[M]//许苗苗.北京都市新空间与景观生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9]邱华栋.北京的显性和隐性生活[J].青年文学，2006（10）：194-195.
[40]王炳钧.空间、现代性与文化记忆[J].外国文学，2006（4）.
Abstract: First of all, Beijing is traditionally hom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space.Its urban planning reflects a high degree of harmony and unity.Secondly, Beijing has profound and authentic memorie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it also presents an artistic charm while actively transforming itself.It is an immense cultural consumption space.Thirdly,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typical post-metropolis.The integration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center and margin, locality and modernity, all of these duality, presents itself the complexity as “ the Third Space”.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ontemporary capital culture researchers to consider how to make Beijing fully play its rol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Key words：home ; political space ; cultural memory ; postmetropolis ; the third space
作者简介
张杰，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9）-09-31（6）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北京都市空间与新民俗研究”（编号：16WXB006）；北京社科院重点项目“北京的城市文化空间结构与功能研究”（编号：2016A3656）。
责任编辑：蒋亚林
标签：北京论文; 空间论文; 文化论文; 城市论文; 北京城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中国名城》2019年第9期论文; 北京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北京都市空间与新民俗研究”(编号:16WXB006) 北京社科院重点项目“北京的城市文化空间结构与功能研究”(编号:2016A3656)论文;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