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何尔基,拥巴[1](2021)在《2020年全国报刊藏学论文资料要目索引(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小维[2](2021)在《汉藏美术比较视野下的藏族传统肖像画研究 ——以元明时期西藏高僧画像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肖像画是人类艺术中一个永恒的表现主题。据史料记载,我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肖像画的制作。藏族美术作为中国美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传说藏语“绘画”(ri mo)一词就是由人物画像演变而来。随着佛教在西藏社会的深入影响,藏族美术开始以表现佛教题材为主,内容涵盖佛、菩萨、护法神、赞普、后妃、高僧大德等。本文以元、明时期西藏高僧画像作为研究核心,不同于佛、菩萨、护法神等,高僧是藏族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是对西藏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而体现在绘画上,高僧画像又是藏族美术史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具有其独特的人文价值。本文通过艺术社会学、图像学、风格学等研究方法对西藏高僧画像兴起的社会背景、风格演变以及画面的形式语言等进行分析探讨,试图通过高僧画像的发展演变来探寻藏族美术的民族化、本土化之路;通过对汉藏绘画中高僧画像艺术形式的比较,可反映出汉藏民族在文化上的认同性;此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僧画像对现今的艺术创作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通过文献和实物遗存对吐蕃时期的人像进行梳理,旨在说明虽然吐蕃时期佛教在西藏有所发展,但是塑绘人像的行为在苯教和佛教的活动中皆而有之,表现对象也以赞普、后妃、王室成员为主,僧人像在吐蕃时期仅处在萌发状态。其次,对11-13世纪初西藏高僧画像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论述。随着公元10世纪中期佛教通过“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在西藏开始复兴,佛教开始在西藏受到普遍信仰,同时,西藏佛教的各宗派也相继产生,高僧大德作为西藏佛教复兴与传播的主体,逐渐成为绘画与雕塑的主要表现对象之一,而宗派的发展与传承也能清晰地表现在高僧画像之中。11-13世纪初西藏高僧画像的基本形式表现为:单尊像、双尊对坐像和共坐像、伴有世系传承与高僧传记像以及高僧像旁边伴有胁侍菩萨像都已出现,这一时期高僧画像的发展为元、明时期西藏高僧画像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第二章至第四章为论文的中心内容。13世纪中期-17世纪中期西藏高僧画像虽然延续了印度、尼泊尔的绘画风格,但是汉地绘画元素也大规模进入到藏族绘画之中。明代建立后,中央政府对西藏采取“多封众建”方针,汉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空前繁荣,而西藏一批重要的寺院也在明代创建,如白居寺、扎什伦布寺、贡嘎曲德寺、甘丹寺等等,同时西藏美术史上着名的绘画大师“井喷式”出现,这些大师不再满足于已有的绘画样式,他们在藏族美术的民族化、本土化之路上走的更深更远,表现在高僧画像中,如白居寺吉祥多门塔内的高僧画像,虽然构图上仍然沿用了印度、尼泊尔的形式,但是造型方面却已经脱离了印度帕拉风格、尼泊尔风格概括性的造型方式,人物脸部刻画上体现了细腻、写实的特征,强调人物的形象特征(年龄、性格、民族身份等),可以说以白居寺为代表的江孜风格在本土化进程中走出了坚实的一步。随后由勉拉顿珠开创的勉唐派和钦孜钦莫开创的钦孜派则更为完整地体现了藏族美术的民族化与本土化,从现存的勉唐派高僧像作品来看画面的整体风貌是用工整的笔法,呈现出端庄典雅、宁静慈祥、秀丽大方的整体氛围,人物造型也更加圆润,云彩、花卉也更为写实。与勉唐画派不同的是钦孜派给人以活泼、灵动之感,充满写意气息,具有热闹升腾的韵律感,而在高僧画像的构图上,虽然在世系传承上遵循了帕拉、尼泊尔风格构图的“内外式”,但已经不是明显的“回”字形,而在人物造型上钦孜派放弃或弱化了头部的局部写实,而强调了高僧整体的写实性。而在16世纪产生的噶赤画派从构图、色彩、造型上对汉地绘画的吸收更加彻底,除了传统的中心构图外,偏角式构图也是噶赤派高僧画像流行的一种样式,这种构图直接来自于汉地的罗汉画样式。西藏西部绘画风格中的高僧像在15、16世纪形成了一种具有地域性、杂糅的样式。第五章对后世高僧画像发展中的两个个案进行了探讨。一是,探讨了清代直至近现代史实性绘画中的高僧形象,在延续了白居寺八思巴与忽必烈壁画对坐形式的基础上,西藏高僧画像产生的不同画面布局和不同的造型特征。二是,摄影术和西方写实性绘画技法传入西藏后,以根敦群培、安多强巴为代表的藏族艺术家通过学习西方写实绘画技法或者从照片临摹开始探索出一条新的绘画之路,这种探索尤以高僧画像最为突出,清代中期藏族绘画逐渐走向程式化,高僧像的个性特征逐渐被标准样式所取代,形式也较为固定,因此这种探索精神对西藏高僧画像以及藏族美术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王建海[3](2021)在《东噶·洛桑赤列年谱初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噶·洛桑赤列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扎西曲林寺第八世东噶活佛,在色拉寺获得拉然巴格西,在拉萨上密院获得俄然巴格西。西藏和平解放后,曾先后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和西藏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众多藏学研究工作者,同时他又着述宏富,可以说在藏学教育和藏学研究方面均贡献卓着,是20世纪着名藏学大师,在中国现代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年谱根据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已出版的各种着作版本和有关他的研究资料,以年代为序,对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和重要事迹进行了仔细排比、考订,以转述方式力求相对准确地反映其人生历程。
王启龙,赵勇[4](2020)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文中指出喜马拉雅区域在历史上与我国西藏地区关系密切、地缘上与我国西部边疆紧密相连,当前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连接"一带"与"一路"的纽带,本应作为学界关注重点,却未受到应有重视。从我国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现状分析来看,与该区域研究相关的机构、论着、学术活动已经开始出现,并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但仍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对象泛化、无法与主流研究对话、不掌握研究话语权等问题。当前,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所涉学科间的关系上达成基本共识、梳理研究脉络和形成"喜马拉雅区域研究史"是我国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当务之急。做好基础性研究之后,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喜马拉雅区域研究范式和理论,确立中国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方面应有的话语权,服务国家发展,是学人们共同努力的长远目标。
张帅[5](2020)在《《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自吐蕃时期传入我国藏区后,在悠久绵长的千年历史中扎根藏地,逐步成为藏族人民耳熟能详的外国经典故事。作为中印文化互动交流与平等对话的一条重要纽带,《罗摩衍那》藏译版本有敦煌古译本、象雄·曲旺扎巴创作本、根敦群培新译本和敖见全译本四种,彰显了富有藏民族特色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追求。其中敦煌古藏文译本是《罗摩衍那》跨国传播过程中首个外国译本。此外,《罗摩衍那》还以诗歌、故事、典故、传说、戏剧、雕塑等丰富的艺术样态融入到藏族传统文化发展中。但是,藏族人民接受《罗摩衍那》并非外来文学题材与文化模式的简单横向移植与挪借,而是基于民族历史经验和文化视野实现了对罗摩故事的创造性改写,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迥异的文学景观。我国藏区的罗摩故事形态受到印度和藏区本土的历史语境、文化氛围、宗教传播及译介主体等多种现实因素的规约与影响。《罗摩衍那》主要通过佛教传播进入藏区。由于史诗文本的印度教属性以及藏区的藏传佛教信仰,吐蕃时期至19世纪末的藏族罗摩故事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写与变形。藏族学者从佛教价值观念出发对这部印度教经典进行了全新阐发。由于宗教文化的异质性,文本旅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过滤与变异。但是,这种现象在20世纪初期得到改变。20世纪以降,藏族学者筚路蓝缕,抛弃了狭隘的宗教派别偏见,力求探索真知,开创了《罗摩衍那》在藏区译介与接受史的系统化、全面化和多元化局面。这与当时藏族学者学术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剧变紧密联系。通过历时性梳理《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史,概括其特征规律、核心本质与现实意义,可以发现《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现象无法化约为简单的影响关系模式,它在文本跨界传播中发生的变异与过滤现象独具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深入探寻这种文化过滤机制的内在规律与文学表征,可为跨文化视野下中印文化交流事业提供重要思考与启示。本文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部分拟分为四个章节进行论述,前三章分别就《罗摩衍那》藏译接受史的三个历史分期进行详细叙述,第四章主要考察其跨界传播与接受现象的特征与内涵,并尝试提出该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课题。绪论部分交代了该项研究的缘起与背景,阐述研究目的及现实意义,厘清本文写作的具体研究对象,同时在整理概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目前该领域的基本现状与不足。第一章主要论述吐蕃王朝时期《罗摩衍那》在藏区的译介与接受情况。这一时期,《罗摩衍那》开始进入我国藏区,以敦煌古译本为典型代表,《藏文大藏经》收录的佛教典籍以及藏族伏藏文献经典《嘛呢全集》《柱间史》也记载了部分罗摩故事。此时《罗摩衍那》流传藏区是以佛教传播为载体,文本形式主要包括译文、故事和传说等。第二章主要介绍吐蕃王朝崩溃后至19世纪末《罗摩衍那》在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现象。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分裂割据时期、萨迦地方政权时期、帕竹地方政权时期以及甘丹颇章政权前期。在这一阶段,随着《诗镜》译入,《罗摩衍那》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产生了《诗镜》注疏本罗摩故事、《萨迦格言注解》罗摩故事和象雄·曲旺扎巴所作叙事诗《罗摩衍那》。其中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备受瞩目,进一步促进了罗摩故事在藏区的本土化进程。第三章主要探讨20世纪以来《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情况的全新格局。这一时期藏族学者的思想观念在人文主义与科学理性的现代思潮冲击下产生剧变。根敦群培《新译罗摩衍那》标志着藏族学者接受和研究《罗摩衍那》的崭新格局,也象征着《罗摩衍那》在藏族文学史上经典化地位的确立。此后,藏族学者的学术研究理路逐步从神学史观、人文史观过渡到唯物史观,这种观念变迁也反映在《罗摩衍那》的研究评述中。第四章是在以上具体文本梳理解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基本规律与特点,并尝试提出该领域研究的前景与方向。该章主要分为《罗摩衍那》在藏区接受的规律特征、核心本质与现实意义三个部分,旨在阐明这一文学传播与接受现象的根本属性以及《罗摩衍那》对藏族民族文学史建构和跨学科研究的价值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该项研究的具体内容、观点结论以及引发的现实思考,揭示其在中印文学文化交流事业中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严静[6](2020)在《西藏藏族脑囊虫病患者随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通过总结2013年-2020年2月150例藏族脑囊虫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西藏脑囊虫病患者的饮食卫生、患病人群地区分布、性别年龄分布、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并了解部分患者的治疗药物使用及随访治疗效果,从而为我区藏族脑囊虫病患者的诊治提供依据。方法1.资料的收集:根据制定好的相关标准,纳入2013年-2020年2月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住院的诊断明确的藏族脑囊虫病患者并随访观察;2.统计分析:采用SPSS23.0统计学软件,根据性别、年龄、寄生虫数目、寄生部位进行分组,根据临床表现有无癫痫发作分为癫痫组和非癫痫组,进行卡方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的癫痫发生率,以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性别、年龄、寄生虫数目、治疗剂量、寄生部位分型分别分组,分别对3次驱虫后治疗效果运用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50例藏族脑囊虫病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男:女为2.3:1,年龄分布广,年龄范围为3岁至80岁,以20-50岁青壮年最多见,占61.34%;150例脑囊虫病患者病程3天至22年不等,职业为农牧民者有84例,学生26例,其他职业为40例;少部分患者有进食生猪肉及有大便虫节史;病人来源以拉萨市最多见(占40%);起病症状以癫痫和头痛多见,150例藏族脑囊虫病患者中,癫痫发生率为73.33%,癫痫发作类型多种多样,以全面强直-阵挛性发作多见,脑囊病类型以脑实质型(占86%)最多见,治疗上多予以阿苯达唑治疗,规律3次驱虫治疗的患者有效率为92.86%。寄生部位在皮层的患者癫痫发生率高,不同性别、年龄、寄生数目组间的癫痫发生率无差异,患者年龄、性别、寄生部位、寄生数目、驱虫药物剂量与3次驱虫治疗后效果无相关,其中随访观察时间为1月至6年,随访时间最长为6年,驱虫疗程最多,为20次;驱虫疗程超过10次的患者有5例。结论1.脑囊虫病患者年龄分布广,癫痫起病最多见,所有癫痫起病的患者不论年龄,应在排除外在因素后尽可能的完善头部MRI增强以排除脑囊虫病;2.脑囊虫病患者规律驱虫治疗情况下,不论寄生数目的多少,阿苯达唑3次驱虫治疗的有效率92.86%,长期随访的患者少,驱虫疗程超过10次的患者仅5例。一旦发现脑囊虫病,应积极就医,并筛查患者家属,规律治疗,定期随访;3.饮食生猪肉不是感染的必要条件,且有反复感染的可能,良好的卫生习惯及饮食习惯是预防脑囊虫病的重要措施。
徐亚男[7](2020)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重建和挖掘中国美术现代性话语和精神品格最好的美学创造和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由工业、科技、信息等混合而成的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局面,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正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所体现出的藏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受西方文化冲撞融合的当代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交融对话,正历经着不同于任何时期的文化格局、主题内涵、形式语言、审美价值等传统资源的现代形态转换。艺术家不约而同地从“英雄史观”的“集体叙事”方式转向“平民史观”的“个体叙事”,形式语言风格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繁荣局面的转变,共同加速着中国美术创作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翻天覆地的位置变化。具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其一,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格局、东西方多元文化、藏族地域文化与相关美术基础设施共同推进的结果;其二,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容是建立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现代审美方式的转换,进而建构出的具有本土文化内涵和主体性的现代艺术形态;其三,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内在形式语言演变不仅充当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美学的思想先锋,也印证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内在审美需求重新择取养分而进行的现代性探索的结果;其四,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世界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和当代性共存的代表“民族气派”和“国家形象”的美术现象。因此,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生发、演进、演变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章将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分为1978年——1989年的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时期、1990年——1999年的文化交流与观念表达时期、2000年——2018年的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时期这三个阶段。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内部/外部、民族/世界等多组视角展开论点,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作品产生的政治体制、文化定位、美术思潮、画家群体、形式语言、展览市场等内在和外在因素进行分析,准确定位出这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明显不同于任何时期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整体格局、风格面貌、发展形态与价值取向。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蕴、艺术语言、绘画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态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转型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美术创作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思路借鉴。第二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文化内涵进行建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以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文化、藏民族人物精神气质、藏民族传统民族和民间文化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绘画创作。这种厚重的藏文化内涵再次激活了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在现代性话语探索中的表达属性和涵纳力,并显示出任何时代不曾有的广泛性和内涵深度。一方面,艺术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想象所衍生出的对“中华民族大团结”、“‘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这两方面主题内容的阐述,进而分析藏民族与国家民族身份、民族政策、藏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家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这三组视角关系的全新思考,进而探索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所蕴含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表达。具体可细化为: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体现、传统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深入、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内容,显示出藏族题材绘画不曾有的文化内涵演变。第三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内在构成的分析,是从改革开放之前艺术本体语言“一元”的“传统形态”向“多元”的“现代形态”局面的转变。通过对藏族题材各画种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化探索的归类,以及对油画、中国画这两个创作面貌齐全、创作数量庞大的画种形式语言的细化演绎,阐述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在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下所进行的中国美术形态内部语言规律演变,探究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化需求和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观察方式、审美取向、艺术本体语言形态生发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通过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风格重构与多元图景呈现对中国当代美术史起到了革新价值的建构。在人文性的审美演绎上以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思考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凸显出藏族题材绘画丰厚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内涵。更以其作品强烈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意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重构了具有民族魂魄和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不可缺少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的现代化线性历史景观中重要的视觉文本。
郑龙吟[8](2019)在《镕古铸今 ——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研究》文中提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扶持下,西藏在各方面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以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为例,无论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面,还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即是藏族优秀传统音乐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相结合的探索获得成功的典型事例之一,作品在国内外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并产生了强烈反响。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的创作选择了藏族传统音乐典型素材与西方专业音乐创作技法相结合的创作思路,探寻了藏族传统音乐形式特征与西方专业音乐经典体裁相结合的结构模式,采用了藏族传统乐器演奏形态与西方管弦乐队演出形式相结合的演绎形式。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的成功创作及其演出,是国家大力培养藏族专业音乐创作和表演人才的具体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的成功创作及其演出,使藏族优秀传统音乐能够走出高原—到国内各地演出,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交流,形成了对国外敌对势力和境外分裂势力所谓“西藏文化毁灭”谬论的有力回击。这部以《镕古铸今—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通过对一部音乐作品的学术评价,从一个侧面总结并展现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巨大成就;总结并展现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重大成就。整个论文由六大部分组成。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含选题论证、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内容,是整个论文的导引部分。论文的第一章是藏族题材和体裁大型器乐作品创作概述。概况性梳理了为西洋管弦乐队、民族管弦乐队、藏族传统乐器创作的藏族题材和体裁大型器乐作品,旨在定位本文研究的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的类属和范畴。论文的第二章是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创作构想释义。通过祈祷大法会的缘起、《吉祥九重天》的启迪、职业艺术家的自省三个层面讨论了作为缘起的仪式及其渊源和作为借鉴的作品及其特点以及作为主体的作者及其行为与这部作品的关联。论文的第三章是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音乐本体分析。从音乐结构、音乐风格、音乐语言三个方面对作品的创作技法做了详尽分析和论述。论文的第四章是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创作成果阐释。通过多方面、多视角、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认为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的成功,既得益于观念与意识的突破,亦得益于方法与技艺的契合,更得益于传承与创新的结果。最后,在论文的结语部分中,提出繁荣当代音乐创作必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必须创新文化发展理念的认知,进而为今后西藏题材或体裁大型器乐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借鉴,提出了建议。
西绕甲措(Sherab Gyatso)[9](2019)在《西藏财政贴息政策研究 ——基于异质性DSGE分析框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财政贴息政策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运用信贷资金价格补贴的形式,针对某一特定区域或特定对象常用的一种财政补贴政策。在实践中财政贴息政策的有效性并非一成不变,表现出很多弊端,如套利寻租、道德风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逆向选择、“投资依赖”、“金融财政化”等问题。财政贴息政策有效性不足不仅影响到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发展问题。国内外现有研究对财政贴息政策关注较少,虽然在分析财政贴息政策实践和效应方面做出了一些很好尝试,但总体而言尚不够全面和深入,忽略了一些重要问题,如财政贴息政策的实质是什么?财政贴息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财政贴息政策有效性不足有什么负面影响?如何定量测算财政贴息政策调整对经济的冲击?如何支撑政府部门改革财政贴息政策的决策?经济结构差异和变迁在财政贴息政策有效性演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更好地协调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使财政贴息更好发挥政策合力以加速资本生成,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而这些关键问题的解答显然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财政贴息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际上较为先进和主流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异质性DSGE模型,从要素配置市场化及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的角度,选择西藏作为典型样本代表,充分考虑西藏“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特征,首次系统、全面、深入考察了财政贴息政策这一特定的经济现象,以期弥补学界关于财政贴息政策研究的基本理论空白,对西藏乃至全国财政贴息实践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8章,遵循“观察现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西藏财政贴息政策有效性演变及其机制原因展开研究。除第1章绪论以外,第2—4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建模前提。其中,第2章是有关财政贴息政策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第3章是财政贴息政策的国际国内经验及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第4章是财政贴息政策考察典型样本代表——西藏财政贴息历史及经济发展实际。第5章到第7章是西藏财政贴息政策的实证分析。其中,第5章构建了西藏财政贴息政策的异质性DSGE模型,并进行政策冲击分析。第6章在第4章和第5章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城镇与农村”、“国有和民营”、“传统与现代”的结构性拓展及讨论。第7章基于第5章和第6章模型分析结论的基础,对“1996-2016”年的财政贴息政策实践情况和西藏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印证分析。第8章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各章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是绪论,本章主要就论文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概念界定、以及本文主要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可能的贡献和不足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2章是文献综述,从财政贴息既包含财政政策也包含金融政策的“二义性”的角度出发,首先梳理了财政补贴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其次,对国内外涉藏经济学研究和其他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梳理。通过本章的文献的研究,为西藏财政贴息政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进一步表明了本文所研究问题的创新性和价值所在。第3章的经验借鉴部分,首先通过对国内外以及西藏的财政贴息政策实践进行考察,总结出其一般规律及启示。其次,通过IS-LM和NKIS-NKPC框架静态分析了财政贴息政策变动在短期和长期时间范围内宏观经济各变量的冲击影响,从理论层面对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贴息政策传导机理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总体传导路径、对生产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三个方面。第4章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考查了西藏财政贴息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创新性地提出西藏城镇和农村;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公经济;以涉农、低端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和以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的研究视角,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西藏“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的具体内涵进行了阐释,较好的刻画了西藏经济现实及结构性特征。通过本章的分析为后面3章实证模型的构建和分析提供了符合西藏现实的重要前提条件。第5章在第3章关于财政贴息政策传导机理分析和第4章关于西藏“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分析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划分劳动力流动差异的家庭、划分预算约束和预算软约束的厂商、获得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的银行以及政府四个部门的中等规模DSGE模型,并在静态条件下考察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冲击对总产出总消费等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该模型基于Koivu(2009)的DSGE模型,以已有的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劳动力与资本收入份额等异质化市场成熟研究为基础,并结合了国内外DSGE相关已有研究,在包含“借—贷”关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扩展而成。本模型的微观作用机制是: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部门向预算软约束企业和预算约束企业提供劳动力;银行通过吸纳家庭部门和政府的储蓄,并将其以贷款等形式分配给预算软约束和预算约束企业部门使用,并同时获得政府的相应贴息资金;企业部门以自身的资本作为抵押物,获得银行的贷款,但由于国企和民企存在的外部融资升水不同,即存在差别的杠杆率或利率差;政府通过收税,发行地方债务以及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获得收入,并用于投资性支出以及消费性支出;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通过一个简化的量价规则来调控经济,主要目标是促进增长,保持稳定。第6章在第5章DSGE模型构建的基础上,通过参数结构性拓展和福利分析,着重探讨了不同二元结构水平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冲击对总产出、总消费等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动态考察了在“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财政贴息政策有效性的变化。第7章运用1996年至2016年西藏宏观经济运行公开数据对第6章结构性拓展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践印证分析。首先,在第4章关于西藏“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的判断的基础上,通过SPSS软件因子分析方法定量测算和分析了1996年以来的西藏“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变化趋势。其次,在此基础上结合近20多年西藏财政贴息政策变迁调整对财政贴息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印证分析,得出较好的实际拟合结果,有力支撑了实证分析结果。通过上述这些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总体而言,财政贴息政策的实施对西藏经济发展的消费、产出、资本积累等方面都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但从财政贴息的对象来看,在对经济总产出和家庭消费的作用效力上,对家庭部门贴息要优于对厂商和银行的贴息;在厂商消费和资本积累上,对厂商贴息要绝对优于其他两类政策;对银行贴息的政策未能对经济各变量产生显着的影响,对银行部门施加贴息政策的效力最低。从利率调整冲击的对象来看,在对经济总产出和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力上,对家庭部门调整利率的冲击效力要强于对厂商的利率调整冲击;在厂商消费、厂商借贷和资本积累上,对厂商的利率调整冲击效力要绝对强于家庭部门;同时,在厂商消费与资本积累的变化中,国企中的对应变化比重要高于民营企业;在厂商借贷中,民营企业受利率调整冲击影响较大。2.贴息政策与利率政策同时实施的情形下,利率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多为短期现象,而财政支出的冲击较多地构成了中长期影响。短期看,利率放开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占主导,而对农村家庭和厂商消费的影响与贴息政策较为接近,但略低于贴息政策。但长期看,贴息政策对三类消费的影响占主导。在劳动供给的变化中,城镇家庭的劳动供给在初期主要受利率放开的影响较为明显,而长期看,贴息政策的影响重回主导,家庭借款的变化情况也类似。宏观变量上,两类政策在初期对总产出与资本积累的影响接近,但长期看,贴息政策的影响是产出与资本积累的主要影响源头,说明结构性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长期拉动是优于利率传导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短期的利率冲击在长期上将被结构性财政政策所弥补。此外,两类政策对厂商信贷的影响在初期与末期变动不大,说明同时实行利率放开政策与贴息政策时,厂商信贷将不受影响。3.在不同经济体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政策目标,最有效的财政贴息政策将有所差异,政策取向的“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存在一个最优顺序问题。要素投入比例与劳动供给分配比例的增加都将改善经济增长情况,使相同的财政贴息政策下的产出水平更高。但由于抵押杠杆比例的下降将使厂商整体融资能力缩水,抑制了其生产意愿与雇佣劳动力的积极性,从而导致财政贴息政策对总产出的促进作用下降。因此融资市场化开放的前提是一定的经济基础水平。此外,由于对产出造成的下降要小于要素投入比例与劳动供给分配比例上升对产出的促进,故总体而言结构性参数改善将提升财政贴息政策对总产出的促进作用。4.根据本文模型结论,在当前西藏经济结构“三重二元化”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财政贴息政策对经济总产出的影响效应已下降至不太显着的状态,并由于贴息政策的有效性下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生产效率下降以及“投资饥渴”现象,梗阻了政策传导机制。5.由于生产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换可一定程度推高产出水平,让潜在产出效率得到进一步释放。同时,劳动供给分配比例上升,一方面意味着劳动要素流动更加自由,能使劳动力由非效率厂商流向效率厂商,优化了厂商群体的生产结构比例,增加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劳动要素的自由分配使劳动供给方可获得更为匹配的薪资水平,推升了其相对收入水平,进而使社会消费总量上升,故产出上升。因此,为了提升财政贴息政策的有效性,需要推动西藏城乡一体化和传统现代融合发展。在货币政策稳健或给定的情况之下,结构性的财政政策能够更有效的拉动经济增长。在“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逐步改善的基础上,西藏经济能够承受财政贴息政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短期阵痛。并且,鉴于财政贴息政策改革带来债务违约风险的上升,对投资、消费、总产出造成长期负面影响,因此政策改革过程中要注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6.另外本文也通过研究对财政贴息政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明确。财政贴息政策是指在某一确定的经济结构下,政府支付给企业和个人的,能够改变既有的信贷产品和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效用,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产出的财政支出政策。广义上的财政贴息政策包括政府代所有金融产品消费者支付该产品的部分或者全部价格;狭义的财政贴息政策(亦西藏的财政贴息政策)即政府代承贷主体支付部分或全部贷款利息,包括财政贴息资金的“量”和贷款利率水平的“价”两层含义。财政贴息政策的实质是政府运用财政资金,通过金融机构渠道对信贷产品和资本要素进行价格补贴的一种特殊财政支出政策,是政府对信贷产品和资本要素的一种价格调控手段。财政贴息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对社会效益外溢的,客观条件导致竞争劣势的对象一种资本要素价格补偿,以达到保证微观主体在信贷产品、金融服务以及资本要素可获得性上的平等竞争地位,保障社会经济各区域、各行业、各主体生存和发展的起点公平,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财政贴息政策的传导机理为通过改变某一特定对象(区域、行业或群体)的金融产品(具体的说是信贷产品、金融服务、资本要素)的价格,使得资金的相对价格结构发生变化,并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一方面增加了享受贴息政策主体的福利收入,提高了该区域该对象的金融产品和资本要素的可获得性,提高了金融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贴息产品的产生替代效应,在可以替代的范围更多的购买该产品,并相对减少其它产品的购买,从而产生了对其他金融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挤出效应。最终通过两方面的传导合力改变宏观经济的消费、产出以及资本形成水平。最后本文结合研究结论就下一步西藏财政贴息政策改革的路径、重点、风险防控等九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的创新。首先,本文以西藏为典型样本代表,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领域研究方法,首次系统、全面、详尽和深入地考察了财政贴息政策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并系统全面的分析财政贴息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作用机理,通过聚焦西藏实践、抽象一般意义、以窥理论全貌,从而填补学术界关于财政贴息研究领域的空白;其次,在论文第4章对西藏财政贴息历史回顾中,首次对西藏古代借贷关系演变和古代金融史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二是研究理论的创新。为构建符合西藏经济发展实际的实证模型,本文创新性地提出西藏“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理论,并就该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形成了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较好地解释了西藏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本文构建财政贴息DSGE模型乃至研究西藏宏观经济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财政和金融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很多研究,但是并没有定论,因为财政和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互为因果,有严重的内生性问题,是学术界很难突破的地方,本文运用国际上较为先进和流行的宏观经济研究方法——异质性DSGE模型,试图在西藏财政贴息政策这一典型样本框架下,通过结构化模型去探究这一问题。同时本文还将西藏独有的“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通过科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引入异质性DSGE分析框架,同时也对DSGE模型应用范畴有所拓展。
赵海燕[10](2019)在《《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格萨尔》作为活态文化,书写文本与口头演述是其流传的两种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史诗文本内外两种重要的叙事形式。身体叙事作为《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崇拜的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与叙事形式。一方面是对神话叙事的一种延续,在英雄史诗中原始思维与文化模式继续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英雄史诗作为神话置换变形的产物,又是挣脱神话思维向诗性思维转化的一种尝试与变异。因此,《格萨尔》中的身体既具有社会历史的属性,又展示出文化的特征,同时又带有权力的印记,是集自然身体、社会身体与文化身体于一体的复合身体。身体叙事可以通过一个文本来完成,同时也可以通过一种演述活动来实现,演述活动中艺人的亲身传播与具身操演,既是对藏民族部落社会的历史化呈现,同时也是藏民族诗性思维的体现。论文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作为研究对象,以身体叙事作为本论文的切入点,拟以《格萨尔》书写文本与《格萨尔》口述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围,从不同维度考察《格萨尔》文本与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特征,从而揭示身体叙事作为《格萨尔》文本内外叙事策略的多重价值与启示。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共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首先对论文中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作了界定与说明,其次对本论文中运用的核心理论“身体叙事”做了概念辨析与内涵厘定。在此基础之上梳理了论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进行说明。第一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历史维度”,本章通过考察身体在时间之维与空间之维交织缠绕着的历史面向,从历史对身体的规约与身体对历史的超越两个方面,考察《格萨尔》中身体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梳理出《格萨尔》中身体叙事的基本路向。第二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本章从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入手,分析《格萨尔》中自然身体向文化身体转化的过程,并从身体意识与身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生成的根源,最后通过考察《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的多重象征,揭示《格萨尔》中身体形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第三章“《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本章以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为基点,通过概述《格萨尔》中两性身体的权力关系与权力表现,考察他者视野中女性身体的被动状态,最后分析《格萨尔》中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缺失的内外部因素,进而指出特定社会历史与社会形态中权力对身体的威压。第四章“《格萨尔》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表演维度”,本章借助表演理论的相关知识,以作为口述传统的《格萨尔》作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格萨尔》作为口传文学在表演理论视域中身体叙事的特征及其功能。首先概述《格萨尔》作为口传文学的叙事特征,并对表演理论视域中《格萨尔》身体叙事的阐释可能进行了说明。然后梳理了《格萨尔》演述类型与演述特征,接着对《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具体形式与叙事状态进行分析,最后总结《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功能。第五章“《格萨尔》身体叙事的价值与意义”,本章将着重从审美、文化以及文学三个层面,揭示《格萨尔》身体叙事的多重价值与意义。首先从身体外在美与强健身体的书写两个方面,梳理史诗中展现出的特定历史时期藏族先民的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进而揭示史诗将人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与意义。然后从宗教与伦理两个方面,分析《格萨尔》身体叙事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最后从文学传统与人学角度,分析《格萨尔》身体叙事策略对于藏族文学传统与人的本质意义的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梳理了中西方文学视域中身体叙事的走向,同时总结《格萨尔》文本内外身体叙事呈现出的身体样态与身体意蕴,指出这一蕴含着藏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审美内涵的身体主体,将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重述神话思潮的推动下继续建构在民族文化的核心地带。
二、《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2)汉藏美术比较视野下的藏族传统肖像画研究 ——以元明时期西藏高僧画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研究目的和意义 |
2、研究综述 |
3、课题的特色和创新性 |
第一章:西藏高僧画像的兴起 |
1.1 吐蕃时期藏族美术中的人像考察 |
1.2 11-13 世纪初西藏高僧画像的发展 |
第二章:元明时期西藏高僧画像的时代背景 |
2.1 元明时期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及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概述 |
2.2 元明时期的藏传佛教僧人的“多重身份” |
2.3 元明时期西藏美术的时代特征 |
第三章:元明时期西藏高僧画像的形式与风格 |
3.1 帕拉风格与尼泊尔风格中的高僧画像 |
3.2 江孜绘画风格中的高僧.以白居寺吉祥多门塔内壁画为例 |
3.3 勉唐、钦孜、噶赤画派以及西部绘画风格中的高僧像 |
第四章:元明时期汉藏高僧画像之比较 |
4.1 元明时期汉地佛教概况 |
4.2 汉地佛教中的画僧传统 |
4.3 元明时期汉地高僧画像的发展 |
4.4 元明时期汉藏高僧画像比较 |
第五章:西藏高僧画像在后世发展中相关问题的讨论 |
5.1 史实性绘画中的对坐像 |
5.2 摄影和西方写实绘画技法影响下的西藏高僧画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东噶·洛桑赤列年谱初编(论文提纲范文)
一、正谱 |
二、谱后 |
(5)《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专题个案类研究 |
二、综合比较类研究 |
三、研究现状简评 |
第三节 相关重要概念界定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发轫与探索:吐蕃王朝时期的译介与接受 |
第一节 敦煌古译本《罗摩衍那》 |
第二节 《藏文大藏经》中的罗摩故事 |
第三节 《嘛呢全集》与《柱间史》中的罗摩故事 |
第二章 开拓与兴盛:分裂割据时期至19世纪末的译介与接受 |
第一节 《胜天赞》《殊胜赞》释文中的罗摩故事 |
第二节 《萨迦格言》及其注释中的罗摩故事 |
第三节 诗学理论《诗镜》及其注疏中的罗摩故事 |
第四节 叙事诗《罗摩衍那》 |
第五节 其他藏族经典文献中的罗摩故事 |
第六节 木雕艺术中的罗摩故事 |
第三章 蓬勃与多元:20世纪以来的译介与接受 |
第一节 《新译罗摩衍那》 |
第二节 端智嘉《罗摩衍那》译作与论述 |
第三节 藏戏与罗摩故事 |
一、安多藏戏《冉玛拉》 |
二、山南藏戏《若玛囊》 |
三、康定木雅藏戏《国王冉马拉》 |
第四节 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的现代释读 |
第五节 藏族学者的学理性研究及藏文全译本的译出 |
第四章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启示与思考 |
第一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特征规律 |
一、传播源点的复杂性重构 |
二、传播路径的多元性生成 |
三、译介主体的现代性转变 |
第二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核心本质 |
一、异国题材本土化 |
二、异教故事佛教化 |
三、民间文本经典化 |
第三节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的现实意义 |
一、《罗摩衍那》与藏族文学史建构 |
二、《罗摩衍那》与跨学科研究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罗摩衍那》藏译与接受史编年 |
附录二 :我国藏区流传的罗摩故事四大文本主干情节对照表 |
作者简历 |
(6)西藏藏族脑囊虫病患者随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语索引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前言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2.1 研究对象来源 |
2.2 基本标准 |
2.2.1 纳入标准 |
2.2.2 排除标准 |
2.2.3 诊断标准 |
2.2.4 疗效标准 |
2.3 数据采集内容 |
2.4 统计分析 |
2.5 技术路线图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3.1 一般资料 |
3.1.1 性别、年龄、职业分布及地区分布 |
3.1.2 临床表现 |
3.1.3 辅助检查 |
3.2 临床特点统计学分析 |
3.3 治疗方法 |
3.4 治疗随访 |
3.5 分析结果 |
第四章 讨论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脑囊虫病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7)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理论意义 |
三、选题实际意义 |
四、相关研究综述 |
五、研究对象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
六、研究方法与手段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分期评述 |
第一节 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1978-1989年) |
一、“精神家园”的重建 |
二、形式语言探索的“试验田” |
第二节 文化研究与观念表达(1990-1999年) |
一、文化研究的深入 |
二、机制转变和观念演化 |
第三节 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2000-2018年) |
一、当代品格的文化定位 |
二、本体建设与视觉革命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涵 |
第一节 民族大团结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藏区新成就的歌颂 |
一、中华民族大团结——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
二、“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 |
第二节 民族风情叙事与多元和谐的文化观表达 |
一、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 |
二、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凸显 |
三、传统民族节日——民族文化的研究 |
四、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第一节 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中国化探索 |
一、藏族题材绘画的现实主义内涵的演变 |
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语言特征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油画创作的表现形式 |
一、对西方油画传统的研究与中国化转换 |
二、“油画民族化”命题的延续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中国画创作的形式语言 |
一、藏族题材水墨画的扩展与演化 |
二、藏族题材工笔画的复兴与重彩演化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意义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对中国美术史的建构 |
一、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 |
二、风格重构与图景呈现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人文诉求 |
一、对“天人合一”观念的思考 |
二、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
一、对民族气派的生动阐述 |
二、大国形象的对外塑造 |
总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艺术家详情表 |
附录二 《美术》杂志中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收录情况(节选) |
附录三 相关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镕古铸今 ——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一、选题依据和背景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成果与发展动态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一、研究构想与思路 |
二、研究方法与路径 |
第一章 藏族题材和体裁大型器乐作品创作概述 |
第一节 为西洋管弦乐队创作的作品 |
一、交响乐 |
二、管弦乐 |
三、协奏曲 |
第二节 为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作品 |
一、单乐章作品 |
二、组曲类作品 |
三、其他类作品 |
第三节 为藏族传统乐器创作的作品 |
一、藏族传统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的作品 |
二、藏族传统乐器与民族管弦乐队结合的作品 |
三、各类藏族传统乐器构成的乐队创作的作品 |
第二章 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创作构想释义 |
第一节 祈祷大法会的缘起 |
一、祈祷大法会的由来 |
二、祈祷大法会的仪式 |
三、祈祷大法会的音乐 |
第二节 《吉祥九重天》的启迪 |
一、创作思路的借鉴 |
二、表现载体的承接 |
三、表演形式的创新 |
第三节 职业艺术家的自省 |
一、文化使命的觉悟 |
二、艺术灵感的喷发 |
三、个人才华的展现 |
第三章 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创作技法解析 |
第一节 音乐结构的类型化 |
一、整体布局的体裁性 |
二、曲式结构的归类性 |
三、段落组织的层次性 |
第二节 音乐风格的个性化 |
一、音调素材的民族性 |
二、乐队构成的区域性 |
三、演奏技法的个体性 |
第三节 音乐语言的知性化 |
一、材料组织的有序性 |
二、多声技法的规则性 |
三、记谱方式的专业性 |
第四章 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创作成果阐释 |
第一节 观念与意识的突破 |
一、艺术观念的确立 |
二、当代意识的融合 |
第二节 方法与技艺的契合 |
一、传统技艺的展示 |
二、专业方法的体现 |
第三节 传承与创新的结果 |
一、创新演奏的古老乐器 |
二、现代编排的传统音响 |
结语 |
第一节 繁荣当代音乐创作必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
一、传承刻不容缓 |
二、传承任务艰巨 |
第二节 繁荣当代音乐创作必须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
一、借鉴必不可少 |
二、借鉴不可盲目 |
第三节 繁荣当代音乐创作必须创新文化发展理念 |
一、创新势在必行 |
二、创新任重道远 |
参考文献 |
一、论文类 |
二、专着类 |
三、学位论文类 |
四、外文文献类 |
五、文集类 |
六、乐谱类 |
七、辞典类 |
八、音像制品类 |
九、其他类 |
附录:本文音乐分析参照的曲式模型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9)西藏财政贴息政策研究 ——基于异质性DSGE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序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西藏的典型样本意义 |
1.3 主要概念界定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5 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财政补贴与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
2.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述评 |
2.3 涉藏经济研究述评 |
2.4 其他相关理论 |
第三章 财政贴息政策的国内外实践经验及理论分析 |
3.1 财政贴息政策国际经验 |
3.2 财政贴息政策国内经验 |
3.3 规律及启示 |
3.4 财政贴息政策理论分析 |
第四章 西藏财政贴息历史和“三重二元化”结构现实 |
4.1 西藏财政补贴历史 |
4.2 西藏借贷关系历史 |
4.3 西藏经济发展现实 |
4.4 “三重二元化”经济结构 |
第五章 西藏财政贴息政策异质性DSGE模型及分析 |
5.1 模型选择 |
5.2 模型构建 |
5.3 模型求解 |
5.4 参数校准 |
5.5 模拟结果 |
第六章 模型结构性拓展及财政贴息政策有效性讨论 |
6.1 城镇与农村二元化拓展 |
6.2 国有和民营二元化拓展 |
6.3 传统与现代二元化拓展 |
6.4 结构性拓展下的财政贴息政策福利验证 |
第七章 基于模型结论的财政贴息政策印证分析(1996-2016) |
7.1 “三重二元化”指数测量 |
7.2 20年以来指数变化趋势 |
7.3 西藏财政贴息实践印证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DSGE模型一阶条件 |
B:模型主要变量的对数线性化 |
C:插图目录 |
D:表格目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后记 |
致谢 |
(10)《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范围与理论基础 |
三、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选题的思路与逻辑框架 |
第一章 《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历史维度 |
1.1 《格萨尔》中身体的历史面相 |
1.2 《格萨尔》中身体与历史的关系 |
第二章 《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文化维度 |
2.1 《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的生成 |
2.2 《格萨尔》中文化身体形成的根源 |
2.3 《格萨尔》中文化身体的多重象征 |
第三章 《格萨尔》文本中身体叙事的权力维度 |
3.1 《格萨尔》中男性/女性的权力关系 |
3.2 《格萨尔》中他者视野下的女性身体 |
3.3 《格萨尔》中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缺失 |
第四章 《格萨尔》口述传统中身体叙事的表演维度 |
4.1 《格萨尔》口述传统与表演理论 |
4.2 《格萨尔》演述类型与演述特征 |
4.3 《格萨尔》演述活动中的身体叙事 |
4.4 《格萨尔》演述活动中身体叙事的功能 |
第五章 《格萨尔》身体叙事的价值与意义 |
5.1 《格萨尔》身体叙事的审美价值 |
5.2《格萨尔》身体叙事的文化意义 |
5.3 《格萨尔》身体叙事的文学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格萨尔》研究重要文献目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2020年全国报刊藏学论文资料要目索引(下)[J]. 何尔基,拥巴. 中国藏学, 2021(02)
- [2]汉藏美术比较视野下的藏族传统肖像画研究 ——以元明时期西藏高僧画像为中心[D]. 王小维. 西藏大学, 2021(11)
- [3]东噶·洛桑赤列年谱初编[J]. 王建海. 西藏研究, 2021(02)
- [4]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景[J]. 王启龙,赵勇.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6)
- [5]《罗摩衍那》在我国藏区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张帅.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6]西藏藏族脑囊虫病患者随访研究[D]. 严静. 西藏大学, 2020(02)
- [7]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D]. 徐亚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8]镕古铸今 ——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祈祷》研究[D]. 郑龙吟. 西藏大学, 2019(01)
- [9]西藏财政贴息政策研究 ——基于异质性DSGE分析框架[D]. 西绕甲措(Sherab Gyatso). 西藏大学, 2019(09)
- [10]《格萨尔》身体叙事研究[D]. 赵海燕. 西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