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哲学·
摘 要：东江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基础较好、影响较深的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根据当地的具体实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群众工作方式，党解决了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如何动员群众、争取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工作得到有序开展。由于东江革命根据地主要由潮汕和客家两大民系组成，党结合东江的地域文化开创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工作方式。同时，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将东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成为一个高效的系统。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推动了东江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大发展。
关键词：东江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方式；地域特色文化；系统思想
东江革命根据地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由中国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等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江特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直接部署下创建的。从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东江人民起义开始，至1935年潮澄饶红军转移闽粤边区，东江部分共产党组织坚持到1937年，坚持了长达十年的英勇斗争[1]6。东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工作取得重要成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党组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群众工作方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是其中关键之一。
本工作采用开闭裂纹模型,考虑裂纹缝隙效应,将裂纹等效为非线性旋转弹簧,给出了FRP布加固裂纹梁的裂纹等效旋转弹簧刚度.将FRP布加固黏弹性梁在裂纹处分段,利用梁弯曲的边界条件和裂纹处的连接条件,借助Laplace变换及逆变换,给出均布突加载荷作用下FRP布加固简支裂纹黏弹性梁弯曲变形的解析解.数值分析了CFRP布加固上/下表面裂纹黏弹性DF梁的弯曲变形,考察了CFRP布含量、梁跨高比、裂纹位置及其开闭状态等对CFRP布加固裂纹DF梁弯曲蠕变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一、通过宣传载体动员群众
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动员群众，而正确的宣传方式是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重要桥梁。在土地革命时期，东江农民占主体，做好群众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农民工作。由于当时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共产党人采取了通俗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主要包括文字宣传、集会宣传和文艺宣传，要求内容和实际生活相联系，文字和插画相结合，浅显易懂，以便强化宣传效果。
1.文字宣传
第一，通过出版和翻译报刊进行宣传动员。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年代，报刊往往是群众快速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东江特委和各县委出版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刊物。1927年11月，海丰苏维埃政府在海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并出版了《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此特刊刊登了大会预备情况、发刊词、开幕词、彭湃等人的演说词等，详细介绍了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议情况，鼓舞了海丰和东江其他地区群众的革命热情。1928年，海丰苏维埃政府出版刊物《出路》，登载政治消息及指导工作的文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方针。
为进一步宣传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广东省委鼓励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出版刊物，要求把海陆丰土地革命中许多实际材料编成小册子进行传播。广东省委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宣传问题，而且是党的重要材料，应指定人分别担任编辑[2]44。在广东省委指示下，东江特委出版了《海陆丰苏维埃》一书，此书介绍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创建的过程，出版后寄往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反响。
第二，制定宣传标语。宣传标语要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首先必须体现引领性、方向性。东江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标语的根本目的就是唤起群众的革命热情，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为此，党提出到敌人驻扎的村庄去贴标语：“我们都是工人、农民，替工农谋利益的，你们快到我们这边来。”[1]206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时期，为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帮助农民夺回自己的土地，表明党的决心，提出了“杀尽土豪劣绅地主”“没收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焚烧田契”[3]135等标语。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利时，为鼓动工农群众继续斗争，提出“恢复红色的海陆丰”“消灭反革命武装”“拥护土地革命胜利”[3]278等口号。
宣传标语要打动群众，具有号召性，就必须说出群众心声，符合群众最现实的需要，以此凝聚民心。为保障农民切身利益，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的宣委会提出口号“保护秋收”“不交租不还债”“反对征收民团费门牌捐”“反对勒收民团谷”，针对工人待遇提出“反对恶东任意开除工人”“反对减少工人工资”[3]390。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口号容易引起群众的共鸣，传播速度快，往往能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2.集会宣传
在东江革命根据地，集会宣传通过集中东江群众、直接与群众交流的方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进行革命教育。集会宣传感染性强，规模较大，宣传效果甚好。东江革命根据地的集会宣传主要包括东江各地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欢迎大会、动员大会以及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
进而，从同一角度也可很好地理解这样一个建议：“立足专业成长，关注基本问题．”[24]因为，作为一线教师，就只有采取这一立场，面对多变的指导思想才不会无所适从，并切实避免这样一个现象，即是忙了一辈子却不知道忙了什么，乃至一再地重复别人的错误，却没有任何真正的进步．
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集中、最有组织性的大会。1930年5月1日，东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八乡山举行。通告规定用民主方法选举，要保证工人、农民和勇敢忠实的士兵代表的数额，并且强调应尽量推选年轻人、成年人做代表出席；共产党员被选为代表者，其数量不能超过各地所指定总额的半数[1]137。这样就从出席群众的数量上保证了会议的民主性。大会讨论了东江地方暴动问题，通过了革命纲领和各种法案，选举了东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除了东江工农兵代表大会，东江各个地区都开展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其中，由彭湃等领导的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较为著名。大会宣告海丰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并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重要决议案。在会议上，彭湃、董朗、刘琴西、杨望等先进代表作了演说，使群众充分了解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和作用。
从前人的研究看，如果纠结于对秦观策论的专门探讨，虽然会对秦观策论的了解更加深入，但是对其实用价值与文学价值的争论，难以得出定论。因为，策论虽为应试之作，但毕竟是应试者关注社会现实的开端，必然牵涉到具体的现实问题，也可能会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但这毕竟是学子多年寒窗苦读，闭门造车的文章，未免有些脱离实际。就其文学性来看，“词理优长”是策论能上达朝廷的必要条件，但为应试文章所限，也困于结构单调之蔽。
3.文艺宣传
在面对着群众大多是农民的情况下，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文艺宣传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宣传主要包括成立俱乐部、剧团、娱乐社等文艺组织，通过歌谣、话剧等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党员能否以身作则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党组织成员的迅速扩张带来一系列问题：当时部分党员素质不高、纪律涣散、领导能力不强、入党动机不纯、靠党吃饭等。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党组织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各地开办党校和训练班，专门培训党员，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进行必要的简化和一定的夸张，在写实的形象中寻找内在结构的抽象意味。使他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丢弃传统，他需要传统的绘画精神作为支撑，需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解才能使少数民族题材的工笔人物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创新和发展。
山歌表演在客家地区的群众宣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五华的张剑珍是利用山歌进行群众宣传的典型代表。她擅长唱客家山歌，担任红军第四十六团宣传员后，结合斗争实际，编唱了许多提高群众觉悟、揭露敌人罪行的山歌，她所编的《痛骂少山并守中》令她与反动父兄反目成仇。1931年6月19日，张剑珍被反动派杀害，奔赴刑场途中仍不忘继续用山歌宣传党的精神。
成立俱乐部，组织各种表演，如话剧、舞蹈，成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组织群众的一种重要方式。海丰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兴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红场，可容纳数万人，设有演说台和工农娱乐部。海丰组织了一个话剧团，经常在此表演。1930年秋，潮普惠县委组织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白话剧”队，后改名为“赤花剧社”。“赤花剧社”的代表剧目有《平江潮》《广州暴动》《二七惨案》等[1]216。剧社经常到东江苏区去演出，把著名的革命事件通过话剧形式呈现在群众面前，宣传教育了群众，燃起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动员后，大部分东江群众对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了解。但仅仅依靠宣传发动群众加入革命显然是不够的，要争取群众，让群众真正地加入革命中，必须解决群众实际关心的问题。
二、通过解决群众困难争取群众
解决群众困难、维护群众利益是争取群众的根本方式，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5]809党以群众利益为工作的出发点，把解决群众困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这是党在东江革命根据地深得民心的关键。
5、机油泵性能差。为解决大修或检修后的机车初次启动机油泵泵不上来油的问题，应将机油滤清器或出油管卸掉，然后用注油器从机体出油孔注满机油，即刻上好滤清器或通向机油指示器的机油管，启动后，机油就会泵上来。
1.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1.建立农会
在城市，东江苏区经济被国民党封锁，白区工人受压榨严重，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共产党人通过兴办工业发展经济来改善群众生活。在苏区，一些小型的被服厂、织布厂、印刷厂、军械修造厂建立起来。蕉平寻(蕉岭、平远、寻乌)等苏区还办起了裁缝、造纸、打铁、木工、制伞等手工作坊，以及石灰、煤炭等小型矿场[1]208。工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红军的需求，而且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解决了苏区人民生活日用品、药品等方面的紧缺，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东江特委和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制定维护工人权利的条约来保障工人的权益。比如，海丰苏维埃政府通过颁布法令《改良工人生活案》，提出工厂归工人管理、取消包工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等措施，旨在改善工人生活。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海丰苏维埃政府还开办了工人合作社，组织军需生产[6]215。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后，纷纷加入工会，支持革命。
在农村，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重大。土地革命是大多数农民的唯一出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东江革命根据地掀起了一系列土地革命热潮，农民分了土地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东江革命根据地由分散的九个县一级根据地组成，各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丢失时间都不一致，所以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不是统一进行的，而是先后开展的。土地革命是围绕群众最切身的利益问题展开的，给群众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农民分得了土地，废除了旧债务，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改善，农村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亦焕然一新，阶级亲取代了姓氏宗族亲，群众开始积极参军参战。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海陆丰工人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武装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海陆丰进行反扑。这一时期，海陆丰的总工会仍然秘密存在。1927年11月，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处于秘密状态的县总工会立即恢复公开活动，一时引来工人加入工会的热潮，工人争先恐后地入会。为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在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县职工运动委员会。县总工会为解决工人就业等问题，做了不少工作。1928年，国民党重占海陆丰，工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后来随着革命的复兴，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活动亦开始恢复。城市的工人组织迅速发展，海丰成立染坊工会、布业店员工会，汕尾成立缆厂工会。黄姜、石头坪的工会公开组织活动，梅陇成立茶楼工会，各地渡船工人成立支部或小组。
当时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知识分子数量少，精神文化生活缺失。为此，党开展了各种群众教育工作，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共产党人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经常举行各种会议，开办学校、培训班，举行文艺表演，出版刊物等，这些活动提升了群众的精神境界，帮助群众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追求无产阶级应有的权利。
开办学校，提高群众文化教育水平，是思想工作的基础。1927年11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党设立了教育委员会，提出要解决两大问题——对青少年实行“普及革命的教育”问题和广大工农兵的教育问题。此后，在东江地区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各地区共产党人创办了各类革命学校，如丰顺县的免费学校和平民夜校，蕉平寻县的列宁小学等，潮惠普县委还为培训教师开办了师范班[6]219。各类学校针对的对象不同，但政治性都极强，知识与革命题材结合的教育使群众在提高文化水平的同时，思想政治觉悟也随之提高。
东江特委和各县委解决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使得东江群众革命热情普遍高涨。由于东江群众较为分散，要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就要依靠相关的群众组织把东江群众有效地团结起来。
三、通过建立各种组织团结群众
建立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组织群众的主要方式。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东江地区便已有较好的群团组织基础。东江革命根据地适时地建立并发展了农会、工会、妇女会、青年组织等，团结不同群体的力量，推动了群众工作的展开。
对于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来讲，虽然在可靠性、可行性方面较高，但是必须对看管和监督工作高度关注，这是两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是出现了很小的不足，都容易对全局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挑战。第一，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初期阶段，必须坚持在日常维护上不断的进行，无论是水源的滋养，还是害虫的处理，都要尽量选用天然手段来进行，减少化学成分的融入，这样才能促使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无污染水平获得更好的进步。第二，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监督工作实施，要求定期开展汇报分析，发现损害情况，或者是成长状况未达到预期标准，都要给出正确的答复，要加强生物技术的分析和利用，最大限度的对监督内容保持足够的丰富性。
在生产力落后的东江，生活问题是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果连生活问题都没有解决，革命将无从谈起。在当时的社会，人民生活穷困潦倒，迫切希望改善生活。
农会是东江革命根据地最大的群众组织，是组织群众的主要渠道。农民数量庞大而力量分散，往往成为其他利益集团侵害的对象。因此，建立农会显得尤为重要，农民迫切希望加入农会维护自己的利益。
海丰、陆丰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策源地。早在1922年，彭湃从日本留学回来就成立了“六人农会”。1926年，“广东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设于汕头，彭湃任主任，周恩来到东江主政，大力支持农运工作，仅潮梅海陆丰农会的会员就达到60多万人[1]3。1927年初，海丰、陆丰两县的革命势力仍占优势。中共海丰地委领导下的农会有会员20多万人，各乡村农会组织农军，可以调动作战的农军有1 000多名，其中农军常备队400名[1]16。海陆丰地委组织农军进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在五华、普宁等县的支持下，起义获得成功。其中，当时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惠州办事处主任何友和惠阳县平山区农民联防办事处军事教官罗焕荣率领300多人攻打平山镇，阻滞敌军向海陆丰进军的行动。1927年10月，海陆丰发生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农军为主力的海陆丰起义获得胜利，并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东江各县工会均有发展。南澳是一个海岛县，工人众多。1928年，潮安县根据东江特委指示，加强对南澳渔民斗争的领导，建立了渔民工会，会员达1 000多人，工会领导渔民向渔霸开展斗争[4]6。到1930年，东江各地的工会有较大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自秋收斗争以来也有发展，汕头、潮安、潮阳、揭阳、惠来、梅县、兴宁、大埔、饶平等地俱建立了赤色工会组织。加入赤色工会的工人达2 700人。至于找到了接头人，推进了工作，而又未能即刻成立赤色工会的工人，更占了许多[2]151。
2.建立工会
工会组织的发展在东江地区历史悠久，东江地区工人受压榨严重，工会成为解决工人诉求、维护工人利益的直接组织。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东江地区工会的工人革命热情高涨，尤其是海陆丰工会组织武装暴动较多。
2.改善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海陆丰农会的迅速发展和武装起义的成功，大大推动了东江其他地区农会的发展。1927年秋，平远在东石成立了第一个农会——太平农会。接着，东石、坝头、河头、八尺等地先后成立了农会，仅一个多月时间，有数万农民参加农会。东石还成立了区农会，由林汉倜、朱昌洪为正、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的斗争，使农民获得稻谷20多万斤[7]6。1929年4月，平远的暴动队伍和赤卫队扩大，革命运动开始在平远蓬勃开展，先后建立了九岭公下农民协会、油坑农民协会、黄沙农民协会、左槐坑农民协会。1927年秋冬，五华、兴宁、龙川三县党组织先后发动武装暴动受挫后，其领导人先后奔赴山区，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农会。1928年，在龙川中部建立了20多个农会，其中大塘肚全村只有240多户，但有300多人参加了农会，大塘肚很快成为革命的中心[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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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妇女会
妇女会把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先进妇女组织起来加入革命。1925年5月，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成立，随后海丰、惠阳、紫金等地也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妇女素有勤奋、勇敢的传统，妇女会一成立，各个地区的妇女便积极加入，并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革命。
海丰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便讨论通过了《妇女问题案》，之后开办了“妇女训练班”。东江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前夕，妇女会发展已比较完善，从县到区、乡、村，都设有妇女会组织。妇女会组织妇女参加运输、宣传、支前等工作，参加各项革命活动，鼓励妇女送子、送夫参加红军。1928年3月，国民党在海陆丰县城发动“围剿”，海陆丰军民英勇反击，参战农民近万人，农妇也加入战争中去[1]83。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组织下，海丰县的青坑甚至出现了妇女粉枪团。青坑农妇武装大会，农妇到者“竟达一万余人，各人有武装，而且与男人争相拿，并能杀反动派呼口号”[3]178。
东江其他各块革命根据地也较重视妇女会的发展。蕉岭、平远、寻乌的党团代表大会与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强调妇女应占总人数的一半，妇女对革命会有极大作用，应号召妇女行动起来参加革命。大会随即决定建立妇女会，县、区、乡设立了九个劳动妇女委员会，各妇女会负责人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164。各级妇女会成立后，积极发动妇女参加各项革命工作，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在浮凤苏区，妇女会活动由隐蔽转向公开。妇女会为部队洗衣服、编草鞋、缝军衣、送茶水[4]360。东江妇女为革命后勤提供了保障，部分妇女直接参与了武装斗争，她们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
4.建立青年组织
青年在国民党统治的东江地区生活异常艰辛，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以上，却只得一餐，食不果腹。因此，广大青年对于革命要求非常迫切，希望有团体把他们组织起来，领导他们。1922年10月，经过杨嗣震、彭湃的策划和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海丰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由彭湃任书记[6]24。这是东江地区最早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海丰团组织成立后，带领团员深入农民，积极开展农民运动，促进了海丰农民运动的迅速开展。
在东江革命根据地，中共广东省委、东江特委以及各县委都意识到青年团体的力量，对组建共青团非常重视。中共广东省委在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写了一封《共青团广东省委关于巩固苏维埃政权致海丰县委信》，要求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做好青年工作，尽量扩大少年先锋队和劳动童子团，加强军事操练和加紧政治教育工作，改善苏维埃政权下的青年生活，以发展东江其他地区的青年组织[3]72。
东江各地区还组织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群众会议，群众都积极参与其中。1928年1月13日，中共海丰县委给广东省委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对外群众大会在一月来召集很多个，如庆祝广州暴动武装大会，反军阀战争及‘反基’武装大会，庆祝东江农民代表大会武装大会，欢迎广州红军武装大会的群众大会，都是异常热烈的武装大会。到会者多则五万人以上，少亦有成万人。”[3]178群众大会往往邀请了先进代表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1928年3月，为攻打惠来县城，彭湃召开了动员大会，有几千名群众参加。彭湃介绍了攻城的“三个拳头”——农民兄弟、农民武装、工农红军，并大力宣扬尖串的威力。他亲切朴实的语言、简明扼要的观点，大大鼓舞了军民夺取胜利的信心[1]71。
东江特委和各县委在实际工作中也注意青年运动的发展。1928年，在《中共海丰县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土地革命工作报告》中，描述了青年运动状况：“青年运动发展较快，少年先锋队之组织，发展一日千里，数已达万人，他们能自动打倒偶像，或捕杀发动派，少年先锋队等均缺乏训练，故训练现时极为紧要。”[3]179
通过建立群众组织，农民、工人、妇女、青年等得到有效团结，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等异常活跃，推动了东江革命乃至整个广东革命的发展。在各种革命运动中，东江特委和各县委是其领导核心，是革命运动能够发展起来的关键。
四、通过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引导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方向上的保证。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党要领导群众取得革命胜利，党员是关键。东江革命自开始起就注意吸收先进的东江群众为党员，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员在东江群众中的模范作用，以此引导更多的东江群众加入革命。
1.吸收先进群众入党
吸收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先进群众入党，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在东江的影响力。1927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彭湃、郭瘦真、杨石魂、林甦、李彬、张善铭、何友等7人为特别委员。这是党在东江地区发展新的标志，东江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中共广东省委致海丰县委函》中提出“我们党的组织与宣传有必要更加扩大。你们在海陆丰这几个月斗争中，党员仍不过四千余人，党内宣传仍未充分注意，以后务须极力在农民群众中，吸收勇敢的分子完全介绍入党”[3]9。1928年，《中共海丰县委关于今后工作问题的报告》再次提出要重视发展东江群众为党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推动，海陆丰党员人数不断上升。据统计，海陆丰党员人数由1927年4月起义前的4 000人，到1928年2月增至1.8万人；党支部由原来的200个增至460个；其中陆丰县党员人数增至6 000人[1]61。
反思解法1，基于双轨迹构图可知本题有两解，解法1为何一解，其原因何在？基于构造将△ADB沿BD翻折，构造时默认点A的对应点E与点D在AC的同侧，其解法就是解法1.结合双轨迹构图及解法2发现，点A的对应点E也可在AC上，如图7，因为AD=CD，所以点A的对应点E与点C重合.因此有必要再思考可能与点D分别在AC的异侧，如图8.
除海陆丰外，东江各地党组织虽有发展，但远远不及海陆丰。海陆惠紫特委成立后，到1929年12月6日，其领导下的基层组织有12个区委、2个特支、341个支部，党员3 300多人[1]131。1930年，潮、普、惠三县合并，成立潮普惠县委。在全县10个区中成立了9个区委会的组织，支部260个，党员1 400人[8]47。梅县、大埔、丰顺等东江地方党组织均有发展。东江的先进群众入党后，壮大了党组织力量，新加入的党员迅速成为党联系东江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纽带。
2.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
歌曲因其韵律性强，成为群众中快速传播信息的媒介。东江各地区都极力推崇歌曲这一群众教育方式。中共澄海县委的报告提出：“由县农会名义发出——铲除反革命派、反对军阀下乡横行、打倒清乡队等宣传及国民党歌、打倒土豪劣绅歌……”[4]921926年11月，饶平县农民协会举办的农民自卫军模范队训练班，就组织学员出操前后学唱《工农兵革命进行曲》，使以农民为基础的自卫军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
东江特委开办党校，第一期设于牛角丘，学员50多人，其中农民党员林花仔后来担任了南山特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潮普惠县委常委。为了宣传和发动群众，县委组织了宣传队和“赤花剧社”，经常下乡开展宣传活动和演出[8]21。1928年，东江特委在海丰县开办“东江党校”，学习《列宁主义大要》《苏维埃建设》《农民与土地革命》等，培养党员的共产主义和革命意识，并开办了“干部训练班”“青年训练班”和“妇女训练班”，还出版了多种刊物。1929年，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加强政权建设，多次举办党政军干部训练班。古柏、刘琴西先后在学习班上作过多次重要讲话，以提高干部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蕉平寻县委亦积极开展党员培训工作，在《蕉平寻县委组织部关于整党和开办训练班等问题的通告通知》中提出“县委为要造就一般干部分子、提高同志政治水平、巩固无产阶级的基础、争取社会主义的前进，兹决定办一短期训练班”[7]60，并明确了训练方法和要求。
吸收大量群众加入党组织，并定期开展各种党内训练班，提高了党员素质。通过普遍的宣传，东江群众从“不知党为何物”“不知自己已加入共产党”过渡发展到对党的性质、宗旨有了深入了解，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事业中，推进了东江革命的发展。
一枚小小的印章，方寸之间，意蕴无穷。它既包含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在篆刻社团的学习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发挥优秀党员的模范作用
发挥优秀党员的模范作用，鼓励群众学习先进典范，推动群众工作。在共产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东江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一大批先进党员：彭湃、古大存、刘传兴、郭瘦真、杨石魂、杨望等。彭湃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是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彭湃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的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4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9]373。他深入农民群众，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并迅速扩展到全东江，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彭湃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工作者，他同群众打成了一片，他的毅力、忘我精神和坚定性不仅使他的朋友，而且使他的敌人感到惊奇。他在海陆丰农民中的威望是无与伦比的[3]716。1929年8月30日，彭湃英勇就义。他的牺牲引起了极大轰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红旗》《北方红旗》等报刊大篇幅报道了彭湃的生平事迹。消息传到东江地区，激发了群众为彭湃等烈士报仇的阶级热情，在聂荣臻的正确部署下，加上红四军进军东江，形成了一股推动东江秋收斗争、深入开展游击战争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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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用地域特色文化创新群众工作方式
东江革命根据地范围包括广东省东部的汕头市、梅州市、汕尾市以及惠州市和河源市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主要由潮汕和客家两大民系组成。聚族而居的东江使得东江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具有浓重的族群特色，也决定了东江特委和各县委必须根据当地的地域文化创新群众工作方式。
1.族群文化下的群众工作
在东江地区，无论是客族还是潮汕族，都喜欢聚族而居，都重视氏族间的血缘关系。正因为这种氏族情愫，姓氏血缘往往是一个人决定是否参加革命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以客族和潮汕族为主体的东江地区，经常出现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甚至整个宗族整体参与或者反对革命的现象。丰顺县的吴姓是县里的豪族，县城的政治经济都由他们操纵，与全县各杂姓的姓氏斗争激烈。当时任丰顺县委书记的郑兴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出：“丰顺的社会可以简单说，还是封建势力占据着社会，土豪劣绅的权威还是很大，农民对于土豪劣绅信仰是非常深刻。”[10]37面对东江地区顽固的封建势力，党在试图瓦解封建残余势力的同时，也通过利用封建族群文化来做好群众工作。这是党做好东江群众工作的一大特色。
一方面，教育群众摒弃封闭落后的族群文化。共产党人通过做思想教育工作来实现这一目标。1930年，在斗争艰难的日子里，中央苏区派古柏来到龙川大塘肚、兴宁双头山、黄沙塘等苏区慰问视察。古柏给五兴龙干部讲了话，强调一个革命干部要过好五关：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生活关、家族关，给干部很大教育和鼓舞[11]29。这样的思想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很多妇女在党的教育下，纷纷要求解放，争取妇女权利，不顾家长制反对积极参与革命。在河岭、大塘、岭背河、吴田、白坟下等地的革命活动很活跃，参加的人数也较多，甚至有不少地主的子侄也参加了革命活动[11]115。
另一方面，通过族群文化进行群众教育工作。封建的风俗和迷信在乡村根深蒂固，共产党人利用这一特点来进行群众教育工作。在蕉平寻苏区，首先，党直接变农村封建迷信组织为党的外围组织，并通过这些外围组织鼓动群众参与革命，并获得较好的效果。其次，党利用东江宗族观念浓厚的特点来发动群众。农村浓重的宗族观念往往导致乡村分化。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下，东江各基层组织积极深入白色乡村，利用族长、保甲长等封建旧势力，开创白色乡村的群众工作之路。不仅如此，党还充分利用东江地区的宗族裙带关系来发动群众。在五兴龙苏区，这个方法就得到有效运用。1928年4月，五华、兴宁、龙川在县临委领导下，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采取以友串友、以亲串亲的形式，一些山区甚至采用封建歃血盟誓的办法来组织群众[11]29。在此种形势下，革命乡村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2.将械斗转变为阶级斗争
聚族而居的地区以前械斗非常盛行，阻碍了革命的发展。由于械斗是群体性斗争，往往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恶劣影响，容易使农民阶级界限模糊，强化了以豪绅地主为首的宗族、姓氏既得利益集团力量。而社会动荡不安，更加剧了械斗的发展。在一些大地主挑拨之下，东江地区不同宗族间经常发生械斗，他们的宗族、姓氏、血缘意识远远大于阶级意识。这种宗族分化甚于阶级分化，使得革命具有浓重的村落性和血缘性。本来“革命”与“反动”之别，是建立在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但当时所谓“革命乡村”与“反动乡村”，往往不是以阶级来划分。“反动乡村”的民众绝大多数也是贫苦农民[12]。农民浓重的宗族观念和淡薄的阶级观念，给革命带来巨大的阻力。如何把械斗转化为阶级革命，是党一直力图解决的问题。
首先，共产党人向农民揭露族长与农民根本对立的利益关系以及他们的剥削本质，以激发农民的阶级仇恨。广东省委给梅县县委的信中强调：“每个同志均需到贫农、农妇方面去活动，调查、宣传、鼓动其阶级仇恨，凡不肯到贫农、农妇中间活动的开除。只要贫农、农妇感觉要反抗地主、太公、豪绅，即当无条件的介绍入党。”[10]71其次，开展红色教育。东江特委对各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并领导群众发动暴动，亲身加入革命。最后，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中共广东省委在给饶平县农民暴动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使农民觉悟，正是豪绅地主侵占了他们的土地，教育农民必须用阶级斗争去反抗，自觉加入土地革命中。通过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农民思想得到了根本转变[4]97。土地革命以后，农民基本上能认识到自己的敌人是地主阶级。
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指导下，东江特委和各县委在东江地区试图把宗族械斗转化为阶级革命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部分地区，阶级斗争甚至取代了宗族械斗。比如在海陆丰，因土地革命的开展，富农基本上处于反革命立场，而中农、贫农革命意识强烈，农村阶级分化明显。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阶级意识大大提高，并明白了革命的意义，乐于为阶级利益进行革命，以往的宗族、姓氏斗争变为阶级斗争。
主要是通过对互联网的优化配置，使互联网具有集成性功能。这种信息功能的优化不是只对于传统信息渠道的叠加，而是通过合理运用创新性结果使信息技术的处理和利用具有深度的整合性[1]。使互联网的发展具有生态、科学的核心意义。
六、东江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系统性分析
系统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和方法，将东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成为一个高效的系统。系统是由若干组成要素经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13]22。系统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要素、结构、环境和功能。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这个大系统中，党员是核心要素，党员与东江特委、各县委一起构成了核心结构，东江群众状况和东江地域文化成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特色环境，核心要素、核心结构与特色环境共同决定着东江革命根据地如何发挥其专有功能——革命功能。
要素是系统的最基本元素，虽然并不直接决定系统的功能，但是其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的系统中，群众是基本要素，是由各阶级、各阶层组成的，包括农民、工人、妇女、青年等，他们是形成系统的基础。在复杂的构成要素中，东江群众素质参差不齐，有些群众甚至走在党的对立面，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因此，只有发挥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的作用，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通过吸收优秀群众入党，提高党员整体素质，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形成系统要素的稳定性，促进系统发挥相应的功能。
⑥Adam J．Newmark，“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olicy transfer and diffusion”，The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2012，19，pp．151 ～178;Felix Strebel，“Thomas Widmer，Visibility and facticity in policy diffusion:Going beyond the prevailing binarity”，Policy Science，2012，45，pp．385 ～398．
结构是功能的内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系统功能。党在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的系统中形成多种结构，包括农会、工会、妇女会、青年组织和各级共产党组织等。但结构与功能之间往往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非充分决定的，功能具有相对独立性，结构与功能相互制约。因此，党在实际的群众工作中，遇到不少阻力，使结构不能发挥相应的功能。农会、工会、妇女会和青年组织等虽然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这些组织往往具有狭隘性，要发挥系统特定功能，需要更先进的力量进行引导。
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东江特委和各县委，一经成立，迅速成为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也成为掌控整个系统功能的核心结构。东江特委和各县委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整体性和全局性，整体呈现的功能要远远大于分散力量的叠加，用贝塔朗菲定律来表述，即1加1不等于2。东江特委和各县委领导农会、工会、妇女会、青年组织和其他群体组织共同发挥系统的功能——做好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加入革命，取得革命的胜利。
九江县的山塘虽然在数量上较多，库容较大，但“病塘”较多，渗漏问题严重，山塘蓄水、供水都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在干旱季节，九江县的山塘供水仍是相对短缺的。
此外，环境也是决定系统功能的外在因素。同样的结构，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功能，这就使得党的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更具有挑战性。一方面，东江地区具有一定的革命基础，但东江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面对这样的情况，党组织根据群众的具体特点，采取通俗多样的宣传方式唤醒群众，通过解决群众困难发动群众加入革命。另一方面，东江的地域特色使得东江的族群文化和械斗文化盛行，东江特委和各县委抓住东江的地域文化特点，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工作方法，运用地域特色来发动群众革命，变劣势为优势，使其达到预期的功能。
在整个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中，东江特委和各县委在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指导下，排除各种不利因素，使得相对闭塞的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达到预想不到的效果，在前期做得非常成功。但是由于后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致使群众的革命热情陷入低迷，革命大受影响，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虽然之后东江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但它动摇了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为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群众革命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群众工作的经验。
时下群众工作仍然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遇到了不少现实的挑战，特别是在处理地方群众工作上，深入挖掘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方式，能为我党当前的群众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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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WayofMassWorkinDongjiangRevolutionaryBaseArea
ZENGYun-zhenWUGuo-li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Dongjia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s a base area with a stronger mass base and a deeper influence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It has a special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the Dongjia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e CPC has carried out effective mass work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By adopting flexible and diverse ways of mass work, the CPC has solved the problem of how to mobilize, win over, organize and guide the masses in the Dongjia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so that mass work can be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Because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of Dongjiang is mainly composed of Chaoshan and Hakka, the CPC has innovated the way of mass work and created the way of mass work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Dongjiang. At the same time, the CPC has creatively applied Marxist systematic ideas and methods to the mass work in the Dongjia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and built the Dongjia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nto an efficient system. The mass work in the Dongjia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Dongjiang Revolution and eve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Dongjia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ys of mass work; regional culture; systematic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9)03-0050-09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9.03.006
收稿日期：2018-09-20
基金项目：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x2sx-Y2150160)。
作者简介：曾云珍(1988—)，女，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哲学。吴国林(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科技文化创新、物理学哲学、分析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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