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群书治要》是“贞观之治”重要的施政理论依据，编纂原则是窥其堂奥的要径。其编纂原则有三：一是“经世致用”，主要表现为以“儒家为纲领，诸子为补益”的宏观治国理念的阐述，凸显了“以人为本”“正己化人”的开明施政理念和“融合统一”的文化建设思路；二是“简要详明”，它反映了唐初革新南朝浮华文风的文化观念转向和对经典义理的严谨考究态度，以及编纂者删削古代文献、实现古为今用的文化自觉意识；三是“专注帝王之道”，“各全旧体”的独特体例增强了文本可读性，其对阅读对象的准确把握及“直言无隐”中所体现“元首肱股”的理想伦理形态，是贞观君臣共治天下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些特点均凸显了《群书治要》的辅政价值。
【关键词】《群书治要》；编纂原则；政治伦理；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值得关注的清明之世。贞观一朝从隋末丧乱走向“大治”，得益于贞观君臣对历史经验的孜孜务求。这其中，《群书治要》扮演了重要角色。因失传一千余年，《群书治要》于现代虽获关注[注]“该书得到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并于2001年2月25日亲笔题词：古镜今鉴。”参见刁兴泽：《〈群书治要〉的“博而要”》，《学习时报》2016年6月6日第A16版。，其政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而其内容虽包罗万象，编纂原则却有迹可循，是理解全书的关键。
一、直指经世致用
“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注]参见[唐]魏徵：《群书治要序》(以下简称《序》，并不做标注)，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台北：世界书局，2011年，第13—14页。《群书治要》的基本定位是阐述“治国理政的要点”。故“直指经世致用”为首要编纂原则。
(一)提挈治道大体
贞观初，李唐政权内忧外患基本解除，重心由军事征战转向内政修理。因自身理政经验不足[注]太宗曾言“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弓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参见[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6，《杜谗佞》，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46页。，太宗亟待提高执政能力。学习“帝王学教材”当属直接有效的方式。[注]《群书治要》成书于贞观五年，与唐初执政重点转移相契合。参见[宋]王溥撰：《修撰》，《唐会要》卷36，北京：中华书局，第651页。
据魏徵看来，前朝帝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序》)皆属“不务政业”“文胜于质”。而编纂“帝王学教材”，首先要回应新生政权执政的现实需求。以《论语治要》[注]《论语治要》在《群书治要》目录中称“《论语》”，单独列出作为分析对象时，宜称“《论语治要》”以示区别。以下引《论语治要》之文字，皆见于《群书治要》第1册第107页上栏—116页下栏，均不作个别注释。为例，其所录之文，就皆直指乎“用”，反映出编者注重大体、“简而易从”(《序》)的思路。为求直观，现对《论语治要》所录主题作一分类说明。详见下表：
表1 《论语治要》涵盖主题及其章数
四大主题二十三小主题章数合计章数1.论修治总则(1)论治国总原则(2)论礼乐(3)论伦理道德(4)论君臣之道3685222.论为君之道(1)论立志忧患(2)论正己化人(3)论好学(4)论交友所好(5)论反省改过(6)论仁恕(7)论诚信(8)论言行(9)论谦卑(10)论有恒(11)论俭约(12)论理智明辨3753139424423593.论用人之道(1)论任贤(2)论观人(3)论去谗9105244.论治民之道(1)论教化(2)论赋税(3)论法治(4)论军事812112
《论语治要》明确指向了政治伦理的三个主体：帝王、官吏和百姓，并对其伦理定位作出概述。其二十三小主题，已涵盖治国各领域相关的主要问题。而《论语治要》字量仅占《群书治要》的约百分之一，这就充分体现出“务乎政术，缀叙大略”“网罗治体，事非一目”(《序》)的编纂思路。
老福拿出塑料袋，把床头柜上的几个小药瓶装了进去。他拉开抽屉，见里面还有几个药瓶，就把它们都装进了另一个塑料袋，随即下楼了。
从章数对比看，“为君之道”“用人之道”“治民之道”约呈半数减少趋势，反映出“君为治本”的执政逻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治要》)“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3册，第502页上栏。(《孙卿子治要》)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自上而下”的传导效应最具实效性。太宗曾提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注]参见《君道》，[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1，《君道》，第11页。。贞观朝前期君臣严于修身，是缘于对“政者，正也”为政之道的深刻体认。
2016年11月，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委在《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了五年内在全国普及家长学校的工作目标——城市要达到90%，农村要达到80%，让有限优质教育资源服务更多学校和社区。
(二)以儒家思想为纲宗
《群书治要》推重孔子儒学。其“经部”除“五经”外，还收录了《孝经》《论语》《孔子家语》三部反映孔子思想的文献；在“史部”及“子部”，“孔子”二字直接出现就达130余次。均凸显出孔子特殊地位。而《论语治要》中，政治方面的“为政以德”，经济方面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文化方面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思想，均代表着《群书治要》的基本观点，体现出以孔子儒家思想为本的价值取向。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注]为方便观察起见，将《论语》原文未被收录之文字以括号表示，下文亦如。
“尊崇原义”是贞观初年的治学特点。贞观朝对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一大贡献，即是结束南北朝政治分裂导致的学出多门问题，为统一经学作《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有效推进文化统一。注重严谨考证、融合南北之说是当时文化政策的重要特征。魏徵时任“秘书监”掌管国家经籍校勘整理，这种严谨态度亦在《群书治要》得到体现。在保持原义基础上的删削，是深厚学养与主动加工整理古代文献、实现古为今用文化自觉的充分体现。
《群书治要》本指向解决“六籍纷纶，百家蹖驳”(《序》)的问题，故可确定其绝非东拼西凑、思想驳杂的“大杂烩”。在诸子思想中，与儒家抵牾明显的应属商、韩法家思想。但观察《商君书治要》，仅收录了其29篇中的《六法》[注]《六法》篇不见于现存《商君书》，当属古之佚文。《修权》《定分》3篇的内容，总计约730字。讨论的问题包括法制因时损益，法制于吏治清廉、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等；《韩子治要》则收录了《韩子》55篇中的《十过》《解老》《说难》等11篇的内容，总计约2350字，所涉主题包括慎好恶、定民业、制度建设等。就字数论，收录比例不高；就内容言，于儒家思想有补益而无相悖，明显体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诸子思想为枝干的特点，反映出兼收并蓄、有立有权的开放政治思维。
(三)价值理性的传达
作为一部立意“贻厥孙谋”(《序》)的帝王学教材，《群书治要》着重于讨论治世王道应有的价值取向。缘于对执政规律的把握宏观，其可在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中发挥作用，实现善治。所谓“历史知识，贵乎鉴古而知今”[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而“以古为鉴”之关键，即在于对一种不变之理念的把握。[注]如钱宾四认为“政治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一项制度背后的原本精神所在，即此制度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56页。)梁任公亦以为“具体的政治条件，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抽象的政治原则，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中华书局，1962年，第2—3页。
根据规范和教科书来看，岩矿石标本电性参数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露头法，二是标本法。露头法测量一般多采用露头小四极法或小极距测深法[2]；标本法测量常用的测量方法主要为蜡封法、双盆边架法、标本架法、泥(面)团法[3]。野外生产中多采用标本架法和泥(面)团法。
《群书治要》着重传达理念而非制度设计，但贞观并不缺乏出色的政治制度。虽言唐朝承袭隋朝旧制，并无创制之需，但在同样的制度框架内，隋朝三十七年盛极而亡，贞观朝却迅速实现致治乃至开创盛世，不可否认是“人”的问题。
《群书治要序》中指出：“六籍纷纶，百家踳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览泛观，则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翦截浮放，光昭训典。”指出了又一编撰原则。
由“任贤致治”的逻辑出发，《群书治要》中对帝王职责也有所限定：即任贤和把握大局，而不预闻具体政务。所谓“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矣”[注]同上，第490页下栏。(《孙卿子治要》)，“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第109页上栏—下栏。(《庄子治要》)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治要》)。“君总大体，不亲小务”，无疑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权开放理念。贞观朝运行良好的“三省六部制”，即可作此理论的诠释。
从出土陶瓷碎片和考古专家提供的数据可知，元朝末年至明朝初年景德镇已经能成熟的烧制釉里红瓷器，并且也一度创烧出青花釉里红这一品种瓷器。
注重笃实简约，与太宗将门背景有一定关系。太宗未精于学，故不宜“周观泛览”与“穷理尽性”。战场重实效不重文饰，故其为学亦厌恶虚浮之言。“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注][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7，《论文史》，第388页。。有鉴于南朝君主因沉湎辞藻而亡国，故太宗更尚质朴实用之文。《群书治要》亦整饬浮艳迂诞的文风，其于四部文献中未录“集部”即是一种体现。
二、推重笃实简约
“人”“法”关系在《群书治要》中是重点讨论的问题。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3册，第480页下栏。(《孟子治要》)，“贤人”与“善法”辩证统一，不可偏废。但相较而言，则更重贤人。这也是“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3册，第501页下栏。(《孙卿子治要》)所要传达的理念。此处之“君子”，是德才兼备的“善法”的制定者、执行者与改良者，故政权兴衰之根本在于能否择贤而任。
(一)扭转南朝浮华文风
后人在评价《群书治要》的立意时认为，其“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后知政之所行”[注][日]林敬信之撰：《校正〈群书治要〉序》，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第9—11页。。对政治理论本质的理解是贯通古今、古镜今鉴的关键。《群书治要》对政治规律的准确把握，在两个世纪后日本皇室治理朝野的实际效果中亦得到印证。[注]“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则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参见《校正〈群书治要〉序》。“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参见[日]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序》部分，第12页下栏。日本承和(834—848)、贞观(859—877)朝属于日本的平安时代。
此种导向，亦反映在太宗起用“文儒”[注]“文儒”于贞观时期所撰之《晋书》中已作专门称谓使用，指代博学多闻、思维缜密、经验丰富且深受帝王重视的贤良文人群体。如“汉祖勃兴，救焚拯溺，粗修礼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东京，斯风不坠。”[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5页。的特点中——重吏能不尚文辞。从时代背景看，唐初迫切需要稳定政局，不同于盛世对文学的期待；从具体人物来看，则既与太宗文武兼修的执政风格有关，也与朝中文儒的个人背景有关。以魏徵为例，他虽通经史亦善属文，但作为寒微之士亲历隋末动乱与唐初政治斗争，故得文质并秀。此种文化取向亦在《群书治要》中得到体现。
此章论知人善任。此处直切主题，在不改变整体文义的前提下，将无关重复文字悉皆删去。另有八章，亦循此法悉为删减。
(二)遵依经典原义
《群书治要》不仅要“经世致用”，而且要“简要详明”。以《论语》为例，其所记录的先秦口语已属精炼，但编者仍更作简省，可分两种情况，一是文字简省但文义不变，共计十一章。如：
《群书治要》率先采用了贞观年间确立的“四部分类法”——即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标称官藏文献[注]“欧阳修曰：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以甲、乙、丙、丁为次，谓之四库书，亦曰四部书”。[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217页。，这是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形式确立以“经部”标称儒家经典的图书分类方法，体现出尊崇儒教的价值取向。《群书治要》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选录非同官藏文献的全文收录，其选录背后贯穿了一套价值取向明确的思想体系。
拥有4个7万吨级泊位的江苏太仓万方码头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木材码头，其腹地已拓展至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去年接卸量超过400万立方米，近5年来，年均增长幅度超60%。”码头总经理孙雪君说。
混合室内的料液充分混合，混合时间是评价搅拌混合效果的重要指标。本节给出了四种不同桨叶结构的混合室内监测点处NaCl的浓度随时间变化过程，详见图3。
另外一类，是删节后文义迁移，共计七章。一种是将不适于帝王的内容删去，一种是改变整章文义。如“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而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季氏》)”此章为孔子评价时人保留意见。编者取其精义，是“弃彼春华，采兹秋实”(《序》)编纂方法的具体写照。其截取有法，故无断章取义之嫌。这些截录起到“简而易从”(《序》)的阅读效果，是一种智慧。
随着油田的开采，套管气的压力和产量将会逐步降低，因此，低压套管气的采集技术是套管气采集方案中的核心技术。
传说伯乐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在人间，人们也称善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为伯乐。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是春秋时期的孙阳。
“世迁事变，时换势殊，不得不因物立则，视宜创制。”[注][日]林敬信之撰：《校正〈群书治要〉序》，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第9—11页。《群书治要》的“简要详明”与“经世致用”相呼应，实现了“提挈治道”的初衷。日本学者对此首肯，认为其“唯主治要，不事修辞。亦足以观魏氏经国之器，规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后世诸儒所及也”[注]参见[日]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载[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序》部分，第12页下栏。。
三、专注帝王之道
《群书治要》编纂的第三原则，为“专注帝王之道”。所谓“帝王学教材”，非他人不宜阅读，而是以指导帝王执政之需作为首要目标，相当于“量体裁衣”。
(一)“各全旧体”的独特体例
《群书治要》体例别具一格。作为一部专业性强且汇编成书的著作，此书常被误归入“类书”范畴。但如魏徵所言，其与《皇览》《华林遍略》非属同类。类书编纂重在“分类”，优点在便于检索，缺点是“随方类聚，名目互显，首尾淆乱，文义断绝，寻究为难”(《序》)。而《群书治要》是“总立新名，各全旧体”(《序》)，将收录内容依原书顺序编排，未做分类。这种编排方式更方便阅读。因一段文字常涉多个主题，每个主题可有多元理解，不同主题间亦存逻辑联系等情况，勉强分类会造成文义缺失，丧失“一事之中，羽毛咸尽”以及“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序》)的阅读效果。
《群书治要》“总立新名，各全旧体”的编纂方式较为特别，即便同贞观朝其他几部传世的帝王学教材相较，也差异颇大。“各全旧体”在保证上下文相对完整的同时，又使得相似主题在全书的不同位置重复出现，起到反复提醒的作用。
丙酮酸激酶是EMP途径最后一步所需要的酶，也是EMP途径中的关键限速酶之一。在EMP途径中，丙酮酸激酶在K+和Mg2+存在的条件下，可以催化磷酸烯醇式丙酮酸(PEP)和二磷酸腺苷(ADP)并且释放出能量转移到ATP中，最终生成丙酮酸，生成的丙酮酸不仅可以在乳酸脱氢酶(LDH)的作用下生成乳酸，还可以在丙酮酸脱羧酶作用下生成乙醛，对酸奶风味产生影响[27]。
(二)专注帝王之需
《论语治要》中许多关乎政治伦理的内容未得收录，应由于非直关帝王所需。兹举数例说明。
当副环模型不匹配时，则两种方法的控制效果不同。当SCV水浴温度的滞后时间常数τ提高10%时，采用常规串级控制方法，系统发生了振荡。采用Smith补偿的串级控制，系统控制品质较好。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
如论修身，有“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以此指导士人修身则极好，但帝王难有“耻恶衣恶”之状，故不必录。又论政德，“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此言为官，与帝王职责并不相应，故未录。而“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帝王同样适用，故被选录。
《群书治要》定位的读者群体甚为有限。服务对象范围的缩小，限制了此书的传播和影响力，但也增加了此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这些案例虽为“专务帝道”，但也关乎“采摭群书，翦截浮放”的编纂方法。据实而论，“经世致用”“笃实简约”“专务帝道”三种编撰原则是相辅相成的三位一体关系。
(三)“元首肱股”的政治伦理精神
《群书治要》缘起太宗，故应考虑其人特殊性。从军政综合能力看，太宗是难得的帝王。但其通过政变成为储君，反映出皇权继承“立嫡”与“立贤”的矛盾。
“玄武门之变”是一件不易评说的历史事件。虽自宋以降严斥其悖伦[注]司马光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反映出宋代对伦理道德与忠孝观念的强调。参见[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19册，第6205—6206页。，但《群书治要》中，却并未反映出此类信息。可佐证者，即其中选录了诸多关乎孝悌的内容。不仅《论语》有“孝弟也者，其仁之本与”等章，《孝经》中亦收录了大段有关“孝治天下”的白文与批注，如“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注][唐]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撰：《群书治要》第1册，第104页下栏。等。《礼记治要》有文武侍父尽孝的案例[注]同上，第75页下栏—第76页上栏。；《毛诗》则更为直接，注释“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炜炜然也”“人之恩亲，无如兄弟之最厚”“兄弟之相救于急难”[注]同上，第32页上栏。等文字，直陈悌道。另外，与政变相关的“定嫡庶”主题也在《毛诗》《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政要论》等典籍中屡次出现。
编者对此未予回避，可见朝堂对此实无忌讳。考诸史实，太宗即位后以礼安葬建成、元吉[注]“太宗立，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诏东宫旧臣皆会，帝于宜秋门哭之，以子福为后。十六年，追今赠。”参见《新唐书》第11册，第3544—3545页。，对调和安抚朝臣之心作用甚宏。君臣互信超越政变怨仇，成为贞观之治得以开创的重要人事基础。
当然，如魏徵所言，“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序》)。其温柔敦厚的讽谏作用，亦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治要》)的理想君臣关系的折射。《群书治要》未受太宗影响而有所讳言，更凸显此书的辅政价值。
结 语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贞观之治”的开创得益于贞观君臣对于历史经验的挖掘，而古籍阅读正是这种学习之风的直接体现。《群书治要》作为凝聚古代政论精华的帝王学教材，无疑在统一君臣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故，该书对于理解贞观君臣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不可或缺文献依据。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2-0149-06
作者简介：刘海天，吉林四平人，哲学博士，(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深圳518040)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
李 萍，广东梅州人，哲学博士，(广州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16JJD710016)
(责任编辑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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