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比较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心理现象。社交网络为用户提供了更多样化的社会比较信息、更便捷的比较途径。与传统的社会比较相比，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具有自发性、比较信息的两极化、比较对象的多样化等特征。现有研究发现了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对用户的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个体与文化因素。未来研究应更关注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对用户的影响、重视用户的主体性及进一步深化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个体差异与文化差异研究。
[关键词]社会比较；社交网络；自我评价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发展，社交网络已经渗透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中国的社交应用平台为例，截止2018年12月，微信朋友圈、QQ空间和新浪微博的使用率已分别达到83.4%、58.8%和42.3%(CNNIC，2019)。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上传照片、发布动态、表达感受，也可以浏览、点赞、评论其他人发布的照片与动态，并不自觉地与这些信息进行比较，亦即社交网络已成为个体建构自我同时窥视他人的平台(Gosling & Mason，2015)。一方面，人们在社交平台上展示的照片、图片等大多是经过仔细挑选和编辑的积极性信息(Fox & Vendemia，2016)，当他人浏览这些信息时，会不自觉地与自身情况进行比较，并导致随后的情绪和行为变化(Chou & Edge，2012；Fardouly，Diedrichs，Vartanian，& Halliwell，2015)。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上也存在一些包含强烈忧郁、迷惘、自嘲和麻木色彩的图片或语句，这些以颓废、消极为特征的信息在社交网络中一旦涌现，就会不断发酵、迅速传播，也会对用户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健康产生影响(施蕾，2017)。那么，与传统的社会比较相比，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具有怎样的特征？这种社会比较会对用户的心理产生何种影响？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回顾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特点，接着对该领域近年来的主要发现进行梳理，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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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Festinger(1954)最早对此现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经典的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有评估自身能力、观点的需求或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人们会努力寻求各种信息资料来评估自己。当缺乏自我评价的客观信息时，人们便会搜集社会性的信息资料，即将自己的情况与他人进行对比，以获得明确的自我评价，这个过程就是社会比较。
作为社会心理学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近期的社会比较研究已远远超出经典社会比较理论关注的范畴，并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社会比较的领域得到扩展。研究发现，个体不仅会在能力和观点维度与他人进行比较，也会在情绪(Chou & Edge，2012)、健康(Haferkamp & Krämer，2011)等诸多方面与他人进行比较，以获得对自身的全面了解。因此，与经典的社会比较理论相比，社会比较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扩展(Haferkamp & Krämer，2011)。其次，社会比较产生的前提更加多样。经典的社会比较理论强调，只有当缺乏客观、具体的自我评价标准时社会比较才会发生。近期研究则指出，社会比较不是由于客观标准的缺乏(Kruglanski & Mayseless，1990)，而是针对特定内容进行的比较性评估，即使存在自我评价的客观标准，个体也会寻求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来获得对自我的真实或理想化定位(Klein，1997)。也就是说，当人们对自己的某一特征进行定义或评估时，不是单纯依据客观标准，而是通过与周围人进行比较的方式获得相对性信息，从而为自我评估提供比较性评价标准。如在判断自己的高矮胖瘦时，个体不仅需要了解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信息，还会获取他人的身高和体重信息，并在与他人比较的基础上获得对自我的准确评估；同样，学生常常不是通过绝对分数，而是通过班级排名来判断自己考试结果的好坏。第三，社会比较的发生可以是自动化的。Festinger(1954)强调，社会比较是个体为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而主动寻求他人相关信息的过程，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自主性行为。但近期研究却表明，社会比较可以在无任何主观意图的情况下自动发生，甚至无需个体付出主观努力(Gilbert，Giesler，& Morris，1995)，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自发行为。第四，社会比较是个体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的重要手段。Festinger指出，社会比较能为个体准确的自我评估提供诊断性信息，即个体通过与自己相似的对象进行比较(平行社会比较)以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信息(self-evaluation)。但Wills(1981)强调，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而是试图建立并维持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为达成此目的，个体一方面会选择与比自己更差的个体进行比较(下行社会比较)以提升自我形象，维护自尊与主观幸福感，达到自我提升的目的，尤其在自我价值感受到威胁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个体也会选择与比自己更好的人进行比较(上行社会比较)，以帮助自身获得怎样提高的信息与方法，从而自我激励、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Taylor & Lobel，1989)。因此，社会比较既是个体获得社会性信息以形成准确自我评价的途径，又是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提升自我形象，满足自我完善需要的有效手段。
二、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社交网络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方面，社交网络能够为个体提供海量的社会性信息，如他人的照片、视频、生活经历等，这些信息会引发个体社会比较的自动产生，并对其自我认知与自我建构产生深刻影响(Gosling & Mason，2015)；另一方面，社交网络的便捷性、即时性和跨地域性等又使社会比较可以即刻发生，即社交网络成为个体社会比较的重要场所(Coyne，McDaniel，& Stockdale，2017)，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他人信息、进行社会比较并影响其自我评价过程(Vogel，Rose，Roberts，& Eckles，2014)。亦即，与传统的社会比较相比，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自发性
研究指出，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还会受到诸如性别、人格、认知方式等个体差异因素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具体特征及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呈现出复杂性。其中，个体差异会使得社会比较过程的信息呈现类型、交流频率及对个体行为结果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个性化特征。文化因素作为不同群体持有的核心价值观与信仰，文化间的差异性也会导致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过程及影响结果出现差异。
(二)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信息的两极化
近期有研究指出，与社交网络中的积极信息进行社会比较后也会产生同化效应，同时与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进行社会比较后也会产生对比效应，这两者都会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其出现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和自我提升的行为表现。一方面，当个体关注自己与积极信息的相同之处并认为自身可以通过努力达到比较对象的水平时，便会产生同化效应，并进一步导致随后积极情绪体验和积极行为的增加(Mussweiler，2003)。如在Instagram上浏览陌生人的积极信息(包含自拍照片和文字信息)后，社会比较倾向低的个体会出现情绪感染效应，产生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Vries，Möller，Wieringa，Eigenraam，& Hamelink，2017)；与有吸引力的健身者进行比较后，个体的健身欲望得到显著增强，健身行为也会增加(Peng，Wu，Chen，& Atkin，2019)；推特平台的研究也发现，浏览他人积极的推文信息后，用户也会发布更多积极的推文(Ferrara & Yang，2015)。此外，通过与社交网络中他人呈现的积极信息进行比较，个体还能够更多积累和学习别人的社交技巧，提升自己的社交技能(Ye，Fang，He，& Hsieh，2012)。另一方面，个体在与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比较时，如果更关注自己与这些信息的不同之处就会产生对比效应，并进一步导致随后更多积极情绪的出现。如女性在与身材较差(如肥胖)的他人图片比较后，其积极情感体验更多(Fox & Vendemia，2016)；与社交网络中点赞数比自己少的人进行比较后，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更多(Putten et al.，2019)；与浏览高质量他人资料的被试相比，浏览低质量他人资料组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更多，职业满意度更高(Haferkamp & Kramer，2011)。因此，社交网络中的积极性信息诱发的同化效应及消极信息诱发的对比效应都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个体随后的积极情绪和适应性行为的增加。
(三)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对象的多样化
社交网络中的比较对象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比较对象。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社会比较对象的选择遵循惯例原则(Mussweiler & Rüter，2003)，受信息获取范围及认知资源有限性等因素的限制。通常情况下，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对象是自己身边熟悉的个体，如同学、朋友、同事、邻居等。社交网络中，社会性信息的呈现方式与传播特点打破了社会比较的地域限制，用户可以大量浏览熟人和陌生人的社交界面，了解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个体的生活状态。换言之，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对象更为多样，不仅包括熟人，也包括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体育和娱乐明星等。此外，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对象又不同于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体中的社会比较对象。传统媒体中的体育、娱乐明星虽然也会成为受众的社会比较对象，但由于这些明星与普通人的人际距离较远，自我相关性较低，因而很容易产生“天才效应”，即个体可以通过承认他人的优越性、降低社会比较的自我相关性、增加比较对象的不相似性等方式来维护积极的自我概念。如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与自己的邻居或同事收入水平的比较可能会导致自身不良情绪的产生，但与世界首富收入水平的比较则不会产生这样的消极影响。但在社交网络中，除传统的体育和娱乐明星外，还活跃着更多拥有大量粉丝和很高关注度的网络红人。他们在社交网络上用文字、图片、视频展示自己，以吸引网友的关注、增加粉丝数量。为获得持续关注，这些网络红人展示的一般是普通人渴望拥有但普遍缺乏的物品或生活方式，如时尚的物品或奢侈品、旅游与美食、漂亮的外貌、完美的身材等。与传统媒体中的体育和娱乐明星不同，这些网红与普通人更为相似，自我相关性更高，他们大多是想成为明星的普通人、模特、健身教练、炫富者、甚至在校大学生等，因此社交网络中的用户更易将自己与他们进行社会比较并受其影响。
三、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对用户的影响
研究表明，与社交网络中的积极信息进行社会比较后产生的对比效应，以及与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进行社会比较后产生的同化效应都会对个体的心理和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与社交网络中的积极信息进行比较会使用户更多关注他人优于自己的特征，产生对比效应，并进一步出现更多消极的情绪、低的自我评价和问题行为等。如研究发现，浏览社交网络上的积极信息会引发用户的妒忌(Chou & Edge，2012)、抑郁(Fardouly et al.，2015)和自卑、挫败感(Fardouly et al.，2015)等消极的情绪体验；浏览Facebook中他人的健康生活习惯后，用户的自我评价会显著降低(Vogel et al.，2014)；与更优秀同事的简历进行比较后，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职场破坏行为，如背后说同事坏话，故意提供误导信息等(Deffy，Scott，Shaw，Tepper，& Aquino，2012)。另一方面，与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进行社会比较会使用户更多关注自己与这些信息的相同之处，产生同化效应，并进一步导致更多消极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情绪感染理论认为，感官情绪信息会自动化、无意识地在人际间传递，并导致接受者的情绪与激发者保持一致(Hatfield，Cacioppo，& Rapson，1993)。因此，用户在浏览社交媒体中的消极信息后，会自动化地识别这些消极的情绪信息，并引发自身消极情绪体验(如抑郁、焦虑等)的增多和积极情绪体验的减少。观察学习理论也指出，面对社交网络上他人呈现的消极行为信息，用户会更多关注自己与他人的相似之处，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该行为进行模仿和重现，最终导致自身消极行为的增多(Buritica，Eppinger，Schuck，Heekeren，& Li，2016)。因此，在社交网络上，由积极信息诱发的对比效应与消极信息诱发的同化效应会同时存在，并由此导致个体更多的消极情绪、低自我评价和问题行为等一系列不良的适应结果。
(一)社交网络的社会比较会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社交网络上既存在大量经过用户精心挑选和编辑的积极性信息(Fox & Vendemia，2016)，也存在一些以“丧文化”为特征的消极信息，个体在与这些信息进行社会比较并形成自我评价的过程中，既可能出现背离比较对象的对比效应，也可能出现指向比较对象的同化效应(Mussweiler，2003；刑淑芬，俞国良，2006)。其中，对比效应指与他人呈现的信息进行社会比较时，个体倾向于关注自身与比较对象的不同之处，认为差距无法通过努力弥补；同化效应则指个体倾向于关注自身与比较对象的相似之处，认为差距可以拉近或持平，并产生与比较对象类似的行为。在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产生的过程中，由于用户的个体差异(如性别、认知方式等)及所接触信息的不同，最终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存在诸多变数，由此也导致了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对个体随后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影响的复杂性。
(二)社交网络的社会比较也会给个体带来积极影响
社交网络中，个体更加关注自己在他人面前和社交平台上的个人形象，会有意识地通过发布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来进行自我呈现(印象管理)。一方面，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展示的照片等信息大多都是经过仔细挑选和编辑的(Fox & Vendemia，2016)，以呈现自己积极美好的一面，更加突出展现积极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Fardouly，Diedrichs，Vartanian，& Halliwell，2015)，这种自我呈现具有更高的控制感和策略性(Krämer & Winter，2008)，并使得浏览信息的受众产生一种错觉：与自己的状况相比，别人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Deri，Davidai，& Gilovich，2017)。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上还存在一些消极信息(“丧文化”)。“丧文化”指流行于青年群体中的颓废、绝望、悲观等情绪和色彩的语言、文字或图画，是青年网络亚文化的一种新形式(施蕾，2017)。以2016年的“葛优躺”图片为标志，大量包含忧郁、迷惘、自嘲和麻木等色彩的语句、图片和个人形象开始大量涌现，并衍生出以颓废、消极为特征的“丧文化”暗潮(董子铭，2017)。“丧文化”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早在2009年，Matt Furie的漫画“悲伤蛙pepe”(嘴角下垂、表情悲伤、大眼睛充满眼泪的青蛙)便在网络上流传，其后以黑暗、压抑曲风著称的“丧歌天后”Lana Del Rey和屡次遭遇失败一蹶不振的过气明星马男波杰克等形象不断涌现，并被国外网民疯狂追捧。因此，社交网络中既存在积极性的信息(Johnson & Knobloch-Westerwick，2017；Vogel，Rose，Roberts，& Eckles，2014)，也存在以颓废、消极为特征的“丧文化”，使得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信息具有鲜明的两极化特征。
性别、人格特质、信息加工风格等作为重要的个体间差异因素，会对社会比较的过程及结果产生广泛的影响。如研究发现，不同性别个体在社交网络中呈现信息的类别不同，如男性更多发表观点、呈现强势型话语，女性更多点赞或获得肯定性信息(Hayat，Lesser，& Samuelazran，2017)，更关注隐私(Tifferet，2018)，但两性在社交网络的社会比较中感受到的积极情绪和自我控制感却无显著差异(Keep & Attrill-Smith，2017)。此外，人格中的开放性、宜人性与社交网络中的交流频率呈显著正相关，责任心、神经质则与交流频率呈负相关(Huang，Cheng，Huang，& Teng，2018)，即具有高开放性、高宜人特质的个体会更多卷入社交网络的社会比较。此外，用户与比较对象的心理距离也会导致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结果的差异。如用户在看到亲密好友(心理距离较近)发布的积极信息时更快乐，看到消极信息时则有更多的消极情绪；如果比较对象是关系较远(心理距离较远)的好友，其发布的信息类型则对被试的情绪体验无显著影响(Liu，Li，Carcioppolo，& North，2016)。最后，社交网络中的信息对个体的影响还取决于个体的社会比较的倾向或比较维度。如社会比较倾向高的个体会更容易受到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影响(Sang，2014)；更倾向于进行能力维度社会比较的用户的心理幸福感会经由向上的对比性情绪(如妒忌、抑郁)而降低，也可能经由向下的同化性情绪(如担心、同情)而增加；而更多进行观点维度社会比较的用户，其心理幸福感或经由向上的同化性情绪(如乐观、鼓舞)而增加，或经由向上的对比性情绪(如妒忌、抑郁)而减少(Park & Baek，2018)。尽管不同的社会比较维度均与更频繁的社交网络互动有关，但能力比较倾向与更差的适应结果相关，观点比较倾向则与积极适应相联系(Yang & Robinson，2018)；此外，在社交网络中更多与他人进行能力比较的个体随后的自我同一性水平更低，更多进行观点比较的个体其自我同一性与自尊则无显著变化(Yang，Holden，& Carter，2018)。总之，用户的性别、人格、比较倾向等诸多因素均会影响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及其结果。
四、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个体差异与文化差异
传统的社会比较研究强调，社会比较是个体为进行自我评价、促进自我提升或达成自我完善需要进行的主动选择过程，即为达成某一目的，个体主动选择某一个或某一类对象进行比较的过程。如，学生为了激励自己而选择上行社会比较，或为了维持自身良好的自我感觉而有意选择向下社会比较，或为准确评价自己而选择平行的社会比较。近期研究则指出，社会比较并不一定是个体主动发起的动机性过程，在个体缺乏主动比较动机的情况下，只要呈现他人信息，社会比较就会自动发生(Gilbert，Giesler，& Morris，1995；Mussweiler & Rüter，2003)；甚至当阈下呈现相关的社会性信息，尽管个体并未意识到此类信息的存在，社会比较仍会发生，并对个体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Chatard，Bocage-Barthélé日常生活中，用户使用社交网络的目的不是主动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而是为了更多获取他人的相关信息(Ellison，Steinfield，& Lampe，2007；Smock，Ellison，Lampe，& Wohn，2011)，在获取他人信息的过程中，社会比较就会无意识地自动发生。研究也指出，那些在社交网络中花费时间更长的用户更容易进行社会比较(Sang，2014)，在社交网络中花费的时间越长，个体自我报告的社会比较频率越高。亦即，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具有自发性，个体只要面对社交网络上呈现的社会性信息，就会自发地将自身情况与对方进行比较。
(一)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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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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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望
综上所述，与现实中的社会比较相比，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更具自发性和比较对象的广泛性等特征。已有研究多从情绪、自我评价、身体意象及行为等方面对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对用户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发现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会对用户的情绪与行为反应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包含性别、人格等在内的诸多因素也会对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对个体的影响，关注社交网络中用户的主体性、个体差异与文化差异等方面。具体如下：
跨文化研究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动机、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差异(Jackson & Wang，2013；Kim，Sohn，& Choi，2011)。目前有关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文化差异的研究已经探讨了文化的不同维度对其产生的影响，所得结论各有偏重。如依据社会规范的力度及行为受到规范与制裁的程度，文化可分为严厉性文化和包容性文化两种(Gelfand，Nishii，& Raver，2006)。相比于包容性文化，严厉性文化对个体行为有更严格的约束，违反社会规范会受到更严厉惩罚。由于社交网络的社会比较是个体获得社会规范信息的有效途径(Coyne，McDaniel，& Stockdale，2017；Mussweiler & Epstude，2009)，因此来自严厉性文化的个体更倾向于进行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Baldwin & Mussweiler，2018)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规范信息，并据此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自己的行为避免遭受违反社会规范的惩罚。近期的一项脑科学研究也发现，相比于美国(包容性文化)，中国(严厉性文化)个体负责监控违规行为的神经系统更发达(Mu，Kitayama，Han，& Gelfand，2015)，即不同文化带来的脑结构及与此对应的神经机制差异为社会比较结果的差异性提供了依据。此外，根据不同文化对个体独立性、独特性及自主性的重视程度不同，文化又被划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Grossmann & Na，2013)。其中，个体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与自主选择性，集体主义文化则更强调个体间的互依性及对内群体(如家庭)的忠诚。已有研究也发现，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相比，个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在社交网络中的投入时间更长、在网络中拥有更多的朋友(Jackson & Wang，2013；Triandis，2008)；当面对社交网络中的积极性信息时，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妒忌情绪，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个体则有更高的自我提升倾向(Wenninger，Cheung，& Krasnova，2019)。综上，虽然对文化维度的划分不同，得到的结论各有侧重，但已有研究结果均表明，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
(一)关注社交网络中的消极信息对社会比较的影响
社交网络中所呈现的信息既包含大量带有积极性偏差的信息，也包含以消极避世为主要特征的消极信息(“丧文化”)，但目前研究大多关注积极性信息对用户的影响，有关“丧文化”对个体，尤其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仍未受到重视。据2017年6月UC大数据发布的报告显示，以80后和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是“丧文化”信息的主要青睐者，二者的占比高达85.83%；其中超过15%的青少年在受到同伴排斥后，会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痛苦经历并企图寻求帮助与安慰(Ophir，2017)。
崇尚“丧文化”的用户在社交网络中更多呈现如“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躺尸到抑郁”等消极、颓废甚至悲观厌世的信息，这些“丧文化”信息的呈现对用户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如宣泄消极情绪，获得归属感等)，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如产生消极情绪的感染效应，引发习得性无助等)。一方面，“丧文化”的践行者会通过与具有类似感受的其他成员进行平行社会比较，产生群体认同并提升自尊心与归属感。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Tajfel，1986)指出，个体通过确认他人与自身的共同特性将群体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群体认同来提高自尊。因此，经常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消极信息的个体可通过呈现自己消极避世的观点及获得的点赞评论，划分出内群体，并通过与内群体成员的平行社会比较获得安慰，使自己免于消极情绪的困扰(董子铭，2017)，获得归属感(杨超，2018；汪忱，2018)。另一方面，在社交网络中，“丧文化”的践行者又会接触到社交网络中大量存在的带有积极性偏差的信息，在反复与这些积极性信息进行上行比较的过程中，他们会产生更多消极的自我评价与低自尊(Vogel，Rose，Roberts，& Eckles，2014)，或其他诸多消极的情绪体验和不良的行为后果，甚至出现习得性无助。然而，目前关注“丧文化”的研究较少，关注社交网络中的“丧文化”对个体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的研究更少，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社交网络中“丧文化”的传播特点及其对个体的影响，尤其是关注青少年群体对“丧文化”的反应，以帮助网络监管机构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由图1可以看出，酶解液多糖以相对分子质量100 kDa以上为主，含量达63.32%；其次为分子量小于10 kDa的多糖，含量为19.96%；相对分子量30～100 kDa及10～30 kDa之间的多糖含量相当，分别为8.4%和8.32%。此外，不同分子量的超滤膜对灵芝子实体酶解液多糖的截留率差异显著，随着膜孔径的增大，多糖截留率降低。其中，10 kDa的超滤膜对多糖的截留率约为80.12%，而30 kDa和100 kDa的超滤膜对多糖的截留率分别为71.83%和63.32%。
(二)关注社交网络中用户的主体性
用户在社交平台上进行的社会比较是自发进行的，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将用户当作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考察社会比较信息对用户的影响，对用户主体性的重视不足。首先，社交平台中，用户是信息的主动选择者。如在微博等公共社交网络平台，用户既可以通过“关注”持续获得其他用户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取消关注”实现对信息的选择；在微信朋友圈，用户可通过“设置朋友圈权限”“不看他的朋友圈”等操作实现对信息的屏蔽。如有研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社交网络使用行为(主动性社交网络使用vs被动性社交网络使用)对个体的影响，发现被动性社交网络使用者更易受到上行社会比较的消极影响(Lerner et al.，2005)。其次，用户会自主地调整和改善社会比较对自身的影响。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指出，自主性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要，个体希望对行动作出自主选择，会自主选择社交网络中所呈现的社会性信息。如社交网络用户倾向于通过下行社会比较来管理自身的情绪感受：诱发消极情绪后，被试在下行社会比较对象(无论是职业生涯维度还是吸引力维度)的社会网络主页中浏览的时间更长(Johnson & Knobloch-Westerwick，2017)；用户也可以通过减少社交网站的使用来缓解社会比较带来的消极影响(Lim & Yang，2015)。第三，当自我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取行动来维护积极的自我评价。上行社会比较可能对自我产生威胁，根据自我评价维持理论(self-evaluation maintenance)的观点，上行社会比较后个体为应对自我受到的威胁，会通过炫耀性消费进行心理补偿(郑晓莹，彭泗清，戴珊姗，2014)，或更多质疑、贬损甚至破坏比自己更优秀的比较对象的表现(Parksstamm，Heilman，& Hearns，2008)；或采用自我肯定策略(回忆自己的成功经历)缓解上行社会比较对个体的消极影响(Sherman & Cohen，2006)。此外，面对社交平台上他人呈现的大量带有积极偏差的信息，用户在社交平台上也会发布积极的自我形象，获得他人积极的自我反馈，这是否也是一种自我肯定策略？在进行上行社会比较后，用户是否更倾向发布积极的信息、更倾向对自己发布的照片进行挑选和美化以应对上行社会比较对自我产生的威胁？未来研究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时，需更多考虑个体主体性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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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注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个体差异与文化差异
作为社会比较的重要场所，在社交网络这种新兴媒体平台中发生的社会比较既会受到个体的认知风格、信息加工方式等个体差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文化差异因素的影响。一方面，Mussweiler和Epstude(2009)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比较是个体利用有限的认知资源进行自我评价的有效方式，从个体接收信息到作出相应反应间，包含认知因素在内的诸多个体差异变量均会对社会比较的过程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已有研究也发现，不同认知风格(场独立型与场依存型)的个体在面对同样的社会比较信息时具有不同的反应倾向，与场依存型个体相比，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的个体更少受到周围社会性信息的影响(Gardner，Gabriel，& Hochschild，2002)。此外，与认为智力不可变的被试相比，持有智力可变观的被试在与比自己更聪明的人进行社会比较时更易产生同化效应，并出现更多积极努力的行为表现(Lockwood & Kunda，1997)。另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也会导致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过程和结果的差异，而社交网络中比较的自发性和比较对象的多样性等特征又会成为缩小文化间差异的原因。首先，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社交网络使用动机、行为方式及对社交网络的重视程度不同，由此导致不同文化对个体行为影响的方向和结果存在诸多差异(Jackson & Wang，2013；Triandis，2008)。此外，社交网络的全球化拓展也会使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减少，出现文化间的融合。“信息环路”(information cycle)是文化得以维持和改变的进化模型，在此过程中，一些主题重复性、嵌套性的出现也会使不同文化得以传播与融合(Abel，2015)。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害羞(shyness)反映了个体的内敛、稳重和对行为的自律，因而对害羞个体更宽容，这与早期研究发现的中国被试的害羞与人际接纳、良好的学业成就等积极适应指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结果一致(Chen，Rubin，& Li，1995)；但随着社交网络的全球化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近期研究则更多发现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害羞与同伴拒绝、孤独感等消极的社会适应指标有关(Coplan，Liu，Cao，Chen，& Li，2017)。因此，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影响既可能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也会随多元文化融合而被逐渐弱化。然而，目前从个体差异视角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传统的社会比较领域，有关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跨文化研究仍较为缺乏。因此，未来研究不仅应更多关注个体差异因素(如个体的认知风格)在社交网络社会比较及其行为结果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或调节作用，以探明影响的内在机制与可能方向；同时应从文化的多维度差异及多元文化融合等角度对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特点及其对个体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期形成对社交网络中社会比较的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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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ComparisoninSocialNetworkingSites:Statusquoandprospect
LI Caina1, MA Tianyu1, ZHANG Hao2,1
(1.School of Psycholog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haanxi Key Research Center of Child Mental and Behavioral Health,Shaanxi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Cognitive Nearoscience,Xi’an 710062; 2.Wuhan Optical Valley No.10 Primary School(Optical Valley Branch of Wuhan Primary School,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Social comparison is a widespread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in contrast with the traditional means,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rovide mor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and more convenient approach, characterized with spontaneity, polarization of comparative information, diversity of comparative object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urrent research reveals that social comparison in these sites have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users, and explores the gender difference or other individual factors. In the future studie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negative information (“culture of depression” for instance) on individuals, as well as to the users’ subjectivity,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Keywords：social comparis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elf-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6-0022-10
[收稿日期]2019-03-24
[通讯作者]李彩娜，E-mail: chinali7371@163.com；张豪，E-mail:zhanghao1988@snn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少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动态监测与促进研究”(15BRK018)。
(责任编辑 侯珂 责任校对 侯珂 武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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