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专题讨论·
摘 要：如果我们既要避免陷入所予神话，又要能够说经验可以作为我们对其思考的外在限制，就必须认为概念能力渗透于经验世界的任何领域中。约翰·麦克道尔以此作为辩护概念论最重要的论据。对这种思想最直接的批判是一种非概念论的观点，其证据源自我们对感觉经验和技能性行动精细性和丰富性的现象把握。非概念论并非处理这一问题的令人满意的方式，在麦克道尔与德雷福斯的著名辩论中，麦克道尔不断调整他的观点，一方面认为感知、行动与思想的关系是一种连续的差异而非“顶层—基础层”的二元划界，另一方面又主张理性的概念能力已然贯穿于涉身性的技能行动中。
关键词：心智神话；应对；涉身性；概念能力；实践智慧
一、导论
在2005年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报告中，德雷福斯（H.L. Dreyfus）批判了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著名的概念论观点，即人类的知觉和行动都是以概念能力的形式通达世界。他指责麦道尔在克服了塞拉斯“所予神话”（Myth of the Given）后又深陷更为严重的“心智神话”（Myth of the Mental）—— “心智在人与世界的交道中无处不在”① Hubert L. Dreyfus， “The Return of the Myth of the Mental”， Inquiry， Vol. 50， No. 4， 2007， pp. 352—365.。德雷福斯秉承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一脉存在主义现象学传统，指责麦克道尔将人类基本的感知与行动“过度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ze）”，拒斥“心智神话”的后果，极力主张涉身性应对（embodied coping）是比概念理性更为基础的存在方式，乃理性心智得以可能的背景性前提。之后，两位哲学家围绕日常生活及专家行为中的涉身技能行动究竟是一种非概念的、非命题的、非理性的、非语言的、无关心智内容的涉身理解（embodied understanding），还是一种贯穿理性的概念化能力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与对话，将涉身性应对与心智、世界的关系问题推向当代哲学百家争鸣的前 沿。
德雷福斯在一系列的论文中反复强调，理性能力贯穿于所有经验世界的假设忽视了人类与世界接触最原始的方式及人类在世界中最基本的存在维度：一种不需要概念或理性，而是完全依赖于身体应对技巧的与世界的交互方式。麦克道尔从发表《心灵与世界》以来更多关注和阐释概念在经验中的理性运作的形式，德雷福斯对他的批判使他更直接地去回应如何将概念能力渗透于人类最原始的涉身性应对的生活形式中。
诚然，我们存在于世的许多实践活动都是在没有积极行使理性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我们是否就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活动都是非概念性的——用德雷福斯的术语来说——是“非命题的、非概念的、非理性的、非语言”的“无意识活动”? 我认为，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推论。德雷福斯对麦克道尔的批评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他坚持的似乎是麦克道尔所批评的概念性和理性观念。这个错误在他们的争论开始时尤为明显，尽管后来已被德雷福斯意识到，但他始终没有与麦克道尔共享同样的观念前提；麦克道尔坚持认为德雷福斯的反对意见源自对他的误解。他说：“德雷福斯对我的反驳与我的论文有着共同目的。但在解释我的观点时，德雷福斯带来的心智概念不是我的。”① McDowell， “The Myth of the Mind as Detached”， in Mind， Reason， and Being-in-the-World： The McDowell-Dreyfus Debate， edited by J. K. Schear， Oxon： Routledge， 2013， p. 41.第二，德雷福斯一方面对理智能力的理解暗含“过度理智化”的前提，认为任何理性的参与都必然包含一种超然和反思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把非反思的技能性感知与行动完全归结于一种无意识的过程。简而言之，德雷福斯对麦克道尔的批评性论证指向的实际是一个稻草人靶子。麦克道尔并不是要抵御或反驳涉身的现象学，更不与关于涉身的感知和行动的现象学描述冲突，而是试图寻求一种令人更满意的现象解释，但显然不是德雷福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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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身性技能行动对概念论的挑战
德雷福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挑战当代认知科学中的理智主义观念。在与麦克道尔的论争中，他很自然地把麦克道尔也归入到他所批评的理智主义阵营中。② Hubert L. Dreyfus， “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 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Vol. 79， No. 2，2005， pp. 47—65.他认为这种批评不仅从人工智能研究遭遇停滞和面临瓶颈的现状中得到反映，也可以从麦克道尔概念化感知内容与技能性行动主张的消极后果中得到印证。传统认知科学的计算主义工作假说在符号表征系统的模型下理解感知。大脑被认为首先是接受感官“输入”构建心理表征，同时基于算法规则的逻辑操作产生适当“输出”（行为或响应）的中枢系统。这样的模型使得感知觉看起来像是纯粹的智能行为。然而，以德雷福斯为代表的批评者首先指出这种假说的错误：我们不应试图解释世界对我们的意义，即通过将内部的心理表征作为决定如何理解我们周围环境的相关性和所处情境的意义来源。在这种错误的工作假说下，感知觉被描述为对周围环境具有反思意识的主体所进行的明确考虑如何行动的思虑过程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种假说的感知模型是理性的旁观者从远处思考世界。然而，这并不是感知通常的运作模式。感知更像是现实的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原始的、动态的实践活动。德雷福斯对麦克道尔概念论的反对使人们注意到感知和身体技能在人类与世界交往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一个感知者并不主要是作为一个反思和审议的主体与世界接触；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现实的有机体，能够凭借其身体技能和感知的方式去应对周围的环境。这种方式揭示了一个总是已经充满可用性和可供性（affordance）① “Affordance”是美国心理学家吉布森（J.J. Gibson）创立其生态学的知觉理论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术语。通过引入可供性概念，吉布森突出了感知世界的特征如何凭借其对感知者的实际行动产生意义。的身体行动的世界。在我们的许多日常活动中，像人工智能一样进行推理和思考是多余的。
麦克道尔使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概念来解释理性如何与人类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谈到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涉及最终特定事物的洞察力知识，这些知识不能通过系统知识获得，而只能通过感知获得”② Aristotle， The Eth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J. A. Thompson， Hammondsworth： Penguin， 1955， p. 182.。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下，实践智慧的原型是一种道德能力，是通过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塑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而获得的能力，是使人们能够理解在特定情况下做正确的事情的能力，是能够立即了解我们需要的具体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的能力。这种特定情境的理解并不是通过考虑抽象的行动原则来实现的，相反，实践智慧可以直接在情境本身的需要中感知到。值得强调的是，依照实践智慧行事而不必诉诸推理时，主体仍然能表现出对于道德要求的回应。他的实践理性在于他将这种情况视为需要特定回应的方式。同样地，我们对行动理性的回应也体现在我们作为主体的所有行动中。所以，依照实践智慧行事，即使我们的行为目的和步骤不是推理的结果，但这种回应仍是放置在理由的空间之中。
德雷福斯进一步说，计算表征主义的人工智能就是“心智神话”的一种形式，尽管麦克道尔的计划是面向认识论领域的，但他显然也陷入同样的神话中，一个需要用“涉身现象学来替代”和克服的神话。德雷福斯认识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理论在克服“心智神话”上的价值，并且在令人钦佩的哲学努力中展示和阐明其与当代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问题的相关性。他在援引和再诠释梅洛—庞蒂的资源时认为，我们要把自己理解为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旁观者。我们不需要积极地将我们的理解强加于世界，或明确地将其表示出如何与我们的处境相关。相反，我们 “总是一个已经凭借我们的身体和兴趣，融入到相关性的世界中的存在”② Hubert L. Dreyfus， “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 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 p. 49.。我们并不介意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对周围环境敞开的身体却充满了意义。因此，德雷福斯对上述人工智能式去境化的抽象的心理表征假说持批判态度。
可以这样来理解，行动中的自我知识和自我意识不是通过一些“额外的”心理过程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将行为作为人类主体性来实现的。要说没有概念的肢体运动“仅仅是发生了事情”，那么就是说，没有概念性的参与，身体的运动超出了主体自己要做的范围，因此也超出了他能够承担责任的范围。
德雷福斯将其主张与麦克道尔的哲学计划进行对比。吸收应对的现象与麦克道尔概念性在感知与行动中普遍存在的主题都指向心智与世界的融合问题。但对于德雷福斯来说，在非反思性的情况下，概念性是多余的。因为任何心灵的参与和理性能力的展现都必然要从我们参与世界的过程中退后一步（step back）。而专注于应对的行动中则没有概念性和理性的参与。相反，当我们无意识的应对被中断时，我们的概念能力才发挥作用：“面对干扰，在主体和主体所采取的行动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distance），这种距离由特定情境的概念所弥合。”② Ibid.，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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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涉身行动中的概念与理性
在谈及如何为涉身性技能应对提供恰当的哲学解释时，麦克道尔和德雷福斯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心智是否参与其中。而这一辩论的核心正是在对概念和理性本质的理解上。当德雷福斯谈到概念和理性时，他似乎不经论证地把它们与麦克道尔所谓的概念能力的实际展现联系在一起——也即，对信念辩护和行为理由的慎思。然而，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表明德雷福斯论证的第一个问题：按照麦克道尔的理论，概念能力普遍存在的主张并不意味着一个超然的思想或主体不断地、积极地反思其行动理由，不断明述其正在做什么和经历什么。
麦克道尔是如何解释我们对行动理由的回应的呢？我们通过语言、启蒙和教育以某种方式塑造自身的品格所获得的能力，这就是他所谓的“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这种塑造造就了人类“思想和行动的习惯”③ John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4.。这意味着我们的理性能力，我们对于思想和行动理由的回应渗透于我们作为展现人类主体性的所有行为中。人的行为被放置在理由空间中，因为主体在他的行为中表现出对理性批判的可回答性。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们对有关理由的问题持开放态度，并且他对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负有责任。概念理性在行动中的参与以主体的一种自我知识的形式出现，可以在概念上表达，以回应关于他的活动的理由。麦克道尔声明：“没有外在活动的意图是空洞的，离开了概念的肢体运动仅仅是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主体性的表达。”① John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p. 89.麦克道尔的一些批评者似乎误解了概念理性如何渗透到我们人类经验和行动中的观念，他们将概念和理性理解为是以明述的方式参与一切身体动作中。他们认为，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无法从概念上明述和指示一切技能性应对行动，那么概念论就会陷入困境。而麦克道尔的理论并不要求这种承诺。用麦克道尔的话来说，“普遍性论题（概念能力普遍存在）没有问题，在我们做出的一些动作中，我们完全可以在没有意识到（如何用概念和语言表达）的情况下在理由空间内对这些动作做出应答”② John McDowell， “The Myth of the Mind as Detached”， p. 51.。人类行动中普遍渗透着概念和理性的论点是为了解释我们可以说我们能够对我们的行为负责，而不一定是一种概念的实际的明述情况。
德雷福斯的错误在于认为理性与概念的介入必然会导致对主体与情境的分离，只有这种分离的态度才能使主体将抽象的行动规则应用于他所处的的特定案例中。德雷福斯关于理性的分离性假设表明一种倾向于仅仅从抽象、分离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理智能力。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也提到的，在麦克道尔和他的整个辩论中他的这一立场始终存在。换句话说，虽然德雷福斯承认理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与情境的分离，但他坚持认为完成涉身性技能行动的主题都没有表现出对理由的回应，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表明他仍然预设了在理性展现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做什么。
德雷福斯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是关于棒球明星诺布劳赫（Chuck Knoblauch）的投球动作。当诺布劳赫过分注意或思考他的投球动作时，他的表现反而会变得更糟，这证明理性和概念通常不参与这些涉身技能性的活动中。只有当他突然失去了有效投入一垒的技能，他才开始思考他应该怎么做。③ Hubert L. Dreyfus， “The Return of the Myth of the Mental”，Inquiry，Vol. 50， No. 4， 2007， p. 354.然而，诺布劳赫在这次“思考”之前和之后的表现之间的差异并不能说明无意识行为与理性所涉行动之间的区别。它只是表明了技能性行动和对自己行为时刻保持“监控”之间的区别。在诺布劳赫失去了有效投入一垒的技能之前，他的概念理性就表现为对他正在做的事情的一种自我认识的形式，展现他所做的事情的概念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诺布劳赫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在正确的投掷中，他完全可以对例如以某种方式握住球并摆动手臂毫无概念。但是，如上所述，这并不能反驳概念理性在相关意义上渗透人类行为的意义所在。相反，麦克道尔认为，吸收应对涉及一种意识，这才是德雷福斯的整个计划——使这类活动能够用于现象学反思和描述的哲学基础。这些活动显然也涉及概念或语言能力，即使它们还未真实地展现出来。
四、涉身性行动中的自我与实践智慧
德雷福斯和麦克道尔之间涉身性技能行动的另一争论焦点是：“我（I）”在吸收应对的情境中是否存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德雷福斯以国际象棋大师的下棋活动来例示比常规日常实践更具挑战性的专家活动，进一步说明吸收应对的涉身行动现象。
这种理性和超然性之间假定的联系在行动的例子中尤其有害。按照我的理论图景，人类行动中理性的参与不是把“我认为”加在行动表征上的结果。那样符合一种对于行动的分离的、沉思的（我也用过“审视”的说法）态度，但那不是我的观点。行动中的自我意识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它们与“我做”不是“我思”相关。而且这里的“我做”与康德的“我思”不一样，它不是加在表征上的另一表征。用“我做”来理解行动是以这种方式表明行动展现实践理性的能力在本质上是具有第一人称特征的。而在对行动的哲学解释中，“我做”的显现刻画了这类现象的独特的形式，就像在康德对经验意识的解释中，“我思”的显现至少能伴随着另外的表征。① John McDowell， “Response to Dreyfus”，Inquiry， Vol.50， No. 4， 2007， p. 367.
从汉字的发展史中可以发现：汉字起源于图画，在象形、会意、指事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之后，由于假借和引申现象的推动，大量运用到了形声的手段：在单音节假借字的基础上增加形符，区分开同音不同义的单音词；或者在象形、会意、指事字的基础上增加声符，区分开同义不同音的单音词。汉字通过这些手段，大致达到了一个方块的形体只对应当时汉语中的一个单音词。虽然形声字造字法优于其他造字法的事实毋庸置疑，但是由于汉字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使得很多形声字的声符表音、形符示音的作用已经不那么明显了[2]。
熟练的国际象棋大师在高度紧张的比赛中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每一步该如何去做，但他是否就没有采取规范的行动呢？在比赛中的某一瞬间，某人突然中断他们的比赛问国际象棋大师：为什么会走出这一步棋呢？德雷福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象棋选手唯一可以做出反应的是“我采取行动是因为我被（比赛、棋盘的情境）吸引这样做”① Hubert L. Dreyfus， “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 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 p. 53.。他认为这种答案可以反驳概念理性普遍存在的论点。如果国际象棋大师可以给出的最佳解释是他被具体的情境所吸引，那么这就是他做出这一举动的理由。按照德雷福斯理解的标准，概念理性等同于能够始终提供清晰思考和精心设计的理由，所以国际象棋大师的反应并不是给出理由的回应。然而，这并不是麦克道尔持有的理性概念。
用麦克道尔的话说，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参与首先不是以一种思考的形式存在于一个人正在做什么，就像一个伴随或者除了行动之外的明确事实；“这是‘我做’而不是‘我认为’的问题”。
建筑物的整体和外部环境的设计是基于对建筑物周围的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分析，通过外部环境、规划、选址和形态定位等设计可以达到良好的外部小气候环境，达到节能的目的。这样一来，既可以保护环境，也能降低施工的成本，减少投资，确保最终的施工质量[3]。
德雷福斯使用“吸收应对”（absorbed coping）和“行动之流”（acting in flow ）③ Hubert L. Dreyfus， “The Myth of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Mental”， Mind， Reason， and Being-in-the-world，edited by J. K. Schear， Oxon: Routledge， 2013， pp.17—18.来描述这类不是通过理性或思考决策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之间吸引力和排斥力进行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知道如何去应对环境而不必思考行动的意图与步骤。熟悉这种情况获得的身体应对技巧使我倾向于执行适当的行动，好像它们是从情境中被召唤（solicit）出来的。德雷福斯认为，这类涉身性技能行动是被麦克道尔的概念论观点忽视且与之不相容的现象。根据德雷福斯的说法，“行动之流”是“在概念世界有意义的基础上应对的原始非概念模式”① Hubert L. Dreyfus， “The Myth of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Mental”， p. 28.。德雷福斯主张，吸收应对的特征是以技能为基础，非概念、非语言、非命题、非理性且无意识的。也就是说，在“行动之流”中没有“我”的介入。当我们完全专注于一项活动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主体。自我意识属于超然和批判的态度，当我们以实际和熟练的方式与世界融合时，它们就没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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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对麦克道尔的批评产生的另一个值得商榷的结果是，当德雷福斯将吸收的应对描述为无意识时，他似乎意味着非概念、非理性、非语言、非命题与没有注意是等价的，同时无注意与无意识是必然等价的。他声称，在吸收应对中实现的行动能力无法要求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主体不仅无反应地采取行动而且没有考虑他的下一步动作，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道尔的概念论主张只是限制了人类行为所涉及的自我知识的程度以及利用和表达概念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从原则上将概念能力作为意识与无意识的标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概念理性普遍渗透到我们的人类行为中的主张可以意味着我们并非总是注意到这些事情，但没有声明我们就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之中。
当麦克道尔声称概念性已然渗透在我们的经验中时，他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经验中呈现了这种可用于概念阐述的内容。现在，声称我们能理解涉身技能性行动时，也表明在思想中预先假定它以适合于概念上被利用的形式接受应对经验世界的技能。③ John McDowell， “What Myth?”， Inquiry， Vol. 50， No. 4， 2007， p. 348.然而，这显然不是德雷福斯要理解技能性行动的方式。
吸收的应对不涉及麦克道尔意义上的概念性意向内容；相反，它涉及运动的意向内容，并且运动意向内容的任何“方面”都没有以能够构成概念内容的形式存在。［……］要聚焦运动的意向内容，不是要使一些隐含的概念内容明确化——这是神话；而是将运动的意向内容转化为概念内容［……］① Hubert L. Dreyfus， “The Return of the Myth of the Mental”，p. 360.
因此，专注于思考或明确某事的意义上的东西，就是将原则上无法想象的内容转化为可思考的内容。当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厨房椅子上进行思考时，我并不是简单地把目光集中在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上，在我的反思中，它与整个厨房一起呈现在我的思想所接受的形式中。通过以这种方式，人们会期望德雷福斯进一步对下面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释，即非概念的内容如何转变成概念化的内容，“［展示］我们的概念能力如何从我们的非概念能力中产生——纯粹感知和接受性应对的底层如何支持知识大厦的概念性的上层建筑”② Hubert L.Dreyfus， “Overcoming the Myth of the Mental: How Philosophers Can Profit from the Phenomenology of Everyday Expertise”， p. 61.。因此，具体的应对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至少对于德雷福斯来说仍是神秘的。德雷福斯难以规避他自己理论预设的关于意义内容的“顶层—基础层”的二元划界。他在实在和思想之间建立的区别意味着上述二元分界必然倒向一种分裂的外部实在图景。导致德雷福斯对这个有问题的结果的假设是：思想必然涉及与情境的分离和反思。从这个假设出发，德雷福斯认为有必要完全摆脱具体化应对的图景，但这又会产生一种有问题的现象学基础主义。相反，麦克道尔通过拒绝德雷福斯观点中预设的“过度智能化”的思想观念，认为涉身性与心智之间的联系不是分离与外在的关系，而是连续性和内部的关系，从而能为涉身性行动提供一种更为融贯的解释。
五、结论
德雷福斯的论证基于概念能力和涉身能力之间相互对立的重要前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信念，即我们的概念能力原则上需要脱离情境，需要被理解为主体超然于环境和行动的沉思态度。我在上文中已经表明这明显不是麦克道尔接受的假设，因此德雷福斯的大多数反对意见似乎都是针对其概念论观点的稻草人版本。
要拒绝这种关于概念性构成的假设，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分“顶层”和“基础”层带来的问题，就要充分认识到人类是理性动物的思想意义。按照麦克道尔的术语，概念理性是我们的第二自然，因此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只有通过语言和传统的塑造而实现的概念能力的参与，我们才对世界敞开，我们在生活中的行动和经验才具有与思想相互契合的那种意义。对于理性的人类而言，可思考和可表达的世界就是我们一直生活的世界。正如概念性对人类感知的渗透标志着人类在感知上与世界相契合一样，关于行动的概念理性标志着人类行为的独特形式。我们的理智能力参与了具体的涉身性应对行动，并且不是“在它们之前”通过推理“产生”感知和行动之间的决定力量，或者“在它们之后”作为一种反思的工具对行动的后果做出审议与评估，而是贯穿于具体的行动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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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道尔对于涉身技能性行动的解释不会破坏我们身体技能在行动和感知方面的作用。早在他与德雷福斯辩论之前，麦克道尔就已经意识到行动中涉身性的重要性。从纯粹的认识论角度来看，麦克道尔的概念论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立场。它实现了它的目的，即说明了我们的经验如何能够作为对我们的思想和信念的理性约束，而不会落入所予神话的批评中。鉴于这种哲学抱负，麦克道尔对经验知识和责任的可能性条件的抽象层面提出概念论主张，这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现实的感知和行动乃至思想中，诸如“概念能力”“概念性”等是如何以身体现象为基础的，并从发生学的视角出发提供对于涉身性现象的基础解释，麦克道尔的概念论并没有显示出一个明晰的起点。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9）03-0003-09
作者简介：郁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韦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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