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扎根于本国特殊历史国情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民主作为政治追求，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为“中国奇迹”的出现廓清了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只有内生于本国特殊历史国情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政治发展道路才最可靠，最管用。
关键词：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生成逻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首先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自信。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发展道路所组成的，①而政治发展道路在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②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适合中国特殊历史国情的正确道路，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生成逻辑。以习近平关于政治发展道路的论述为依据，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既有助于牢固树立“四个自信”，也有助于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相关理论分析
对于政治发展的研究最早兴起于西方国家。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促使政治发展理论成为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的潮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热潮；二是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的“行为主义革命”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抉择，而此时，西方发达国家也深知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会对原以他们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造成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发展形势，在西方国家政府的资助下，西方学术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以第三世界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所谓区域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西方学者所采用分析工具上的差异，导致形成了若干个理论流派，其中尤以结构功能方法、社会过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理论等流派影响较为深远。尽管各个理论派别在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上的看法有所差别，但他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认识，就是他们认为西方模式是现代化的理想模式，是唯一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走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模式。④”
虽然政治发展的研究兴起于西方国家，但是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在先哲们的著作中有所涉及。马克思主义在探究社会发展规律时，就一直重视政治发展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而人类社会发展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发展也同样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政治发展的问题。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目前，我国对于政治发展的研究如火如荼，成果丰厚，但是对于政治发展概念界定如政治理论中其它概念一样，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我国学术界普遍将政治发展界定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复旦大学孙关宏教授主编的《政治学概论》中就明确把政治发展概念从广义和狭义两层面进行了界定。综合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发展的研究，本文采用广义上的政治发展概念，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研究，需要将其放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整体考量。
“广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向更高级的形态的变迁过程，是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⑤那么何为低级，何为高级？这里就存在着价值判断。关于政治发展的方向，拥有者“五彩缤纷”价值观的世界难能可贵的达成了一致，认为民主是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世界各国普遍将民主作为政治发展的高级形态特征之一，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价值。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矢志不渝的追求民主，始终将探索适合中国历史国情的民主形式作为重要任务。抗战胜利前夕，在黄炎培先生与毛主席的一次对话中，毛主席就强调，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所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要建立的就是“人民民主共和国”，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的国体。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⑥，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把“民主”提升到了社会主义生命线的高度，这既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改革开放政治改革方向的宣言。邓小平讲“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因此我们更要在民主实践中，做出切实的努力。实际上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总方向就是发扬党内民主，就是发扬人民民主”⑦。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从此迎来了“强起来”的时刻。2017年10月十九大隆重召开，习近平强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⑧新阶段，新任务，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变的始终是对民主的追求。
对于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既然民主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普遍追求，是政治发展的目标指向，这里就涉及一个“道路问题”。“道路”即为“途径”，就是指各个国家政治通往民主政治的途径。政治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两个，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当下，追求政治民主的途径主要是依靠政治改革，即国家通过与社会的互动，不断调试和完善民主制度构建，以此实现政治民主化。那么，对政治民主的追求，民主制度的构建，是否只有西方学者所宣扬的那样，只有所谓的“西方模式”？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意为事物存在千差万别这是自然规律，制度亦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意为制度也会水土不服。习近平总书记借这两句古语，以说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照抄照搬其它国家的模式，会像橘子一样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习近平总书记这两句话，深刻阐释了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政治发展应与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相互适应，相辅相成，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单一模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变，中国也开始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这些成就的背后，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成果，更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生动证明，它打破了西方所谓的“西方模式是唯一通往民主道路”的论断。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取决于该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了才知道。面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曾经发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⑰
在小学阶段，由于学生普遍活泼好动，注意力相对容易被分散，所以教师要灵活采用教学方法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进而，使学生在体育课堂上高效完成学习任务。基于此，教师可以运用情景教学法进行教学，通过为学生们创设合适的学习情景，集中学生学习注意力，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学习热情。所以，笔者将从创设游戏情景、创设模仿情景、创设竞赛情景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介绍，以期让学生们主动参与到体育学习当中，在激发运动兴趣的同时，促进学生整体身体素质的发展，从而有效提高小学体育课堂的质量。
理论计算所用原料为贵州赫章鲕状赤铁矿，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鲕状赤铁矿原矿中的铁主要以赤铁矿的形式存在，少部分以褐铁矿形式存在，脉石成分主要为高岭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内生于我国特殊历史国情和文化背景之中的道路，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历史奋斗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40年，我国成功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进入新时代，人民获得感不断得到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它打破了西方所谓的“西方模式是唯一通往民主道路”的论断，有力地证明了各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具体国情来构建政治制度。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了才知道，新时代我们要始终坚定道路自信，不断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信”并不等于“自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⑱另外，尽管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例如：共同遵循法治原则、共同致力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秩序和稳定等。因此，对于各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应当大胆地加以借鉴，但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
对于政治发展的现代文明之路的探索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清政府初次与西方列强交锋后，他们天真地以为，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器物”不如对手，一旦把这个短板补上去，仍然会是“天下第一”。在此背景下，当时的精英分子提出了“师夷制夷”或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寻求自强求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理念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创造了号称为当时亚洲第一水师的北洋水师，但是迎来的却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于国家面临的境况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认识到失败不仅是因为“器物”，而更多的是“乃为我朝制所限”。所以，从此以后，中国人开始了对封建专制的否定，开始寻求政治体制的变革。
（2）课后服务场地安排。美国放学后联盟2014年的一项报告显示：有73%的放学后计划在公立学校内进行；英国的课后托管服务以中小学校为核心，其中46%的机构设置在公立学校内；澳大利亚也把学校作为最有效的看护场所。除学校之外，很多国家还会在社区、民间和公共服务机构开展托管服务，如美国有1533个“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澳大利亚除学校外，还在社区服务中心、教堂、青年服务站设置看护点，日本的托管场地有儿童馆和公民馆等，英国有公立学校、民间机构、教堂和社区中心等场所。
检测模式下工件、夹具与机床的误差传递坐标变换受检测偏差和加工偏差的影响。与不带检测模式下的坐标转换矩阵比较，检测模式下转换矩阵的检测偏差代替了夹具偏差和基准偏差，加工偏差不变。
一堂有效的钢琴课，从对学生的要求来说，应该是经过认真练习和准备的。一位学生如果每天保证一定的练习量，比如每天一个小时，并持之以恒的话，那么一个星期应该有七个小时的练习（当然这只是“起点量”，有很多学生练得比这要多）。如一个星期去老师那里上一节课，一般是四十五分钟左右，那么上课与练习时间的比例一般在1∶7到1∶10，这才是比较正常的。如果学生练得更多一些，上课与练琴达到1∶20甚至是1∶30，那么学生会准备得更好，上课的效果也肯定会更好。
⑧⑨习近平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版，分别引自第18页，第28页。
可以说，中国人民在寻求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曾向西方学习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议会制等政治制度，试图以此实现民族复兴，但都因“水土不服”归于失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就开始建立以他为首领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27—1949年，走的是一条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路线，这是与历史大潮相违背的一条道路。孙中山先生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政治发展成效有限。
而与国民党相对应，中国共产党走了一条顺应世界潮流的政治发展之路，这注定是一条“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在理论上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等民主概念，实践上协同并进，创造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三三制”等组织形式，这些探索都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获得了人民的拥护，树立了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权威的树立成为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转折点。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⑭，因为近代以来，清政府在与列强的对抗中节节败退，“皇权绩效”降到冰点，皇权权威逐渐消逝，从此中国就陷入到“一盘散沙”的境地，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没有在中国的大地上树立权威，因此，不能够领导和团结人民完成时代课题。政治权威的树立根本上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取决于组织或政党是否真心实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当然人民的选择有很多依据，比如：政治上是否保障其当家做主，经济上是否保障丰衣足食等，也就是说，是否能给人民带来美好的希望，并且让他们相信这些美好的愿景是能够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的探索给了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上的保证，共产党人土地改革等措施给了人民生活上的保障，可以说，无论是从思想还是实践上，都让人民相信跟着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树立政治权威的重要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断发展和完善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虽历经坎坷，但坎坷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对发展和完善民主政治的决心。正如邓小平所讲“民主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因此我们更要在民主实践中，做出切实的努力”⑮。其实，发扬人民民主又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有效方式，是强化执政之基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强化权力监督制约，铁腕反腐提升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水平；人民当家做主方面：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形式，比如，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依法治国方面：不断加强法制中国的建设，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必然结果。⑨”这段论述告知我们，一是中国对现代政治发展之路是从中国近代开启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生成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三、总结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言“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⑩”，其中“不自觉”对于中国来说，指的是列强的入侵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开始以“比较的眼光”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渐开启了探索政治发展的现代文明之路。
(1)河流和渠道入渗量 。识别期河流入渗量为2.366 3×104 m3/d，渠道入渗量为0.753 7×104 m3/d；验证期河流入渗量为2.981 5×104 m3/d，渠道入渗量为0.434 9×104 m3/d。
注释：
①徐奉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
②⑱习近平，《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分别引自第285页，第289页。
③格林斯坦等，《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8-149页。
④⑤孙关宏等，《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均引自第219页。
⑥⑭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分别引自第168页，第341-342页。
⑦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均引自第232页。
政治革命——辛亥革命。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爱国力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西方模式构建的共和国。辛亥革命可以说成功与失败各半，成功在于它推翻了一个清王朝的统治，失败在于它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并没有使中国走向政治发展道路的正轨。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能够尽快结束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革命派与袁世凯进行了“交易”，条件是只要袁世凯能够逼清帝退位，就让其就任大总统，并且为了制约袁世凯，附以奠都南京、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三个条件。但是，袁世凯通过策划部下动乱等手段，先后肢解了前两个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派此时还存在着幻想，即希望通过实行内阁制来完成政党政治，实现建立共和国的梦想，因为《临时约法》规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后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设立国务总理，内阁由议会产生，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有组阁的权力。”⑫但是袁世凯为了实现称帝的想法，极力反对改总统制为内阁制。1913年3月国民党获得了国会选举的胜利，如果按照正常的民主政治程序，以宋教仁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内阁梦很快就会实现，袁世凯将会在这场合法斗争中失败，用袁世凯的话讲是“将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袁世凯对宋教仁进行了暗杀。到此时，民初的政党政治活动，因宋教仁案的发生，实际上已经归于失败。不久袁世凯公然撕毁 《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用总统制取代内阁制。随后，他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大总统不仅可以无限期连任，而且可以推荐继承人。至此，中华民国只剩一块空招牌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政治改革——戊戌维新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主要是向甲午中日战争的对手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也曾经受了西方列强的威胁，但是经过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日本短短几年就实现了振兴。因此，正如毛泽东所讲，“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推动下，1898年，光绪皇帝着手变法，但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弱点和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维新运动仅维持百日就失败了，史称“百日维新”。维新运动的失败告诉中国人要想实现复兴，必须进行政治革命。
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一卷），第854页。
在暂存性资源的分配中，显然共享型资源的分配应该优先考虑成员单调性，即Ax.3，而含Ax.3的极大相容公理组为ESCA3；独占型资源的分配应该优先考虑资源紧邻性，即Ax.4，而含Ax.4的极大相容公理组为ESCA4.
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⑫钟德涛，《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⑬陶菊隐，《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页。
⑯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式中，Sdy为桥梁最大动力响应，Sst为列车在桥上静止时该桥最大静力响应。本试验中以车辆静止时试验梁跨中最大静挠度作为Sst ，而列车通过桥梁时得到的结合梁跨中最大动挠度作为Sdy。
⑰张维为，《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求是》，2014年第5期。
A Research on the Logic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NG Bing PAN Jun-li HE Dong-dong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of Basic Marxism Theory,Party School of CPC Bozhou Municipal Committee,Bozhou 236800,Anhui）
Abstract：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endogenously generated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hina,and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long-term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people since modern times.The Chinese Communists always regard democracy as their political pursuit and seek a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suitable for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improve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has cleared the way for the emergence of “China Miracle”.A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aid,only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endogenously generated from the country’s own spe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s the most reliable and most useful one.
Key words：Political development;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logic of generation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71（2019）02－0051－05
王兵（1988—），男，硕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潘骏立（1989—），男，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何冬冬（1990—），男，硕士，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该文系中共亳州市委党校2018年度科研咨政课题（项目编号：BZDXKT2018004）阶段性成果。
标签：政治论文; 中国论文; 民主论文; 发展道路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论文; 《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2018年度科研咨政课题(项目编号:BZDXKT2018004)阶段性成果论文; 中共亳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