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亲子关系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青少年第一次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考察中国家庭亲子关系的三个维度及其城乡和阶层差异模式，并检验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影响，可以发现，我国家庭的亲子互动或关系模式有显著的城乡和阶层差异：农村家庭或低阶层家庭更可能采取放纵或专制型的教养方式，而城市或高阶层的家庭更倾向于使用权威或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农村家庭或低阶层家庭的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亲密度更低，而且他们获得来自父母文化资本投入更少。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亲子关系模式(教养方式、亲密程度、文化资本投入)对青少年的学业发展有显著影响。亲子关系模式是教育获得的城乡或阶层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之一。探讨中国的教育不平等问题，除了关注政策和制度设置之外，还需关注微观层面上不同家庭内部的亲子互动或社会化过程。
关键词：中国家庭；亲子关系；城乡；差异；模式
一、引言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快速社会转型为背景，探讨当前中国家庭亲子关系的城乡和阶层差异状况，以及亲子关系作为微观机制如何潜在影响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分化。
本文的问题意识源于我们对家庭变迁状况的关注。家庭是社会个体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家庭成员关系的持续时间超过任何其他社会组织。[1]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家庭还构成其第一次社会化过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场所[2][3]，对青少年的人格发展、学业成就乃至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等社会心理状况有重要作用。然而，家庭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家庭形态上看，自工业化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从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归拢的变迁[5]，并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出现以“第二次人口转型”[5]为内涵的新变化，现代家庭进一步解体，引发学界对后现代家庭的关注。[6]中国家庭也在现代因素以及调整前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持续作用下，呈现结构上的核心家庭化和规模上的小型化趋势。[7]从家庭功能上看，早有Parsons[8]指出，随着现代化程度加深，传统家庭具有的包括经济、教育、保障、娱乐等在内的功能会趋向弱化。中国经验也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这个观点[7][9]。但亦有观点认为，涉及子女第一次社会化、家庭成员情感修复方面的家庭功能，由于很难被其他社会机构所代行，反而不断凸显和明晰，成为家庭功能重心转移的方向。[10]
与子女社会化有关的家庭功能以亲子关系为主要载体。由于家庭的媒介作用，青少年个体在家中的行为方式受到社会宏观文化环境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历时很长的传统时期，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深受强调长辈权威的儒家伦理的影响，强调长幼有序、家长绝对权威。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进程中，以平等、民主、独立为内涵的家庭关系新观念渐入人心，包括亲子关系在内的家庭关系发生变化，传统代际关系趋向弱化，新型亲子互动实践悄然兴起。然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并非均匀作用于所有人群，尤其是在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显著的城乡、区域以及阶层发展不均衡现象，这种不均衡会导致民众在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11][12]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二元区分、凸显于市场化时期的阶层不平等，既构成中国社会的重要结构性状况，也构成本文研究需要重点考察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研究思路上，关注社会宏观结构和家庭代际微观互动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而还要看到人”是费孝通在晚年回顾其一生的学研思想之后，进入到的反思性认识。其核心主张在于在看到社会结构对个人有规范作用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亦有其主动性，即对于社会而言，“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13]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尤其是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家庭因素往往被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先赋性因素，即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诸如父母的教育、职业、户籍和收入等)对子代个体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环境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并不仅仅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等静态因素，还包含以家庭为发生和实践场所的微观动态过程，如亲子关系或互动模式。探讨家庭中的亲子关系有深远的社会学意义。其一，亲子关系是社会分化或分层的结果，因为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家庭在亲子关系模式方面可能有显著差异。其二，亲子关系又可能是社会分层或不平等的原因，因为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是影响孩子社会心理发展以及学业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14]这两个意义构成本文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回应上述“见社会不见人”学术反思的策略：第一，奔着“人”去，关注社会宏观结构对具备微观动态特征的亲子关系的影响；第二，估计家庭中个人层面的微观互动差异是否会对宏观结构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本研究的具体经验问题是：在城乡分野和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关注当前中国家庭亲子关系的状况，即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城乡和阶层差异。进而以学业成就为例，探讨作为微观动态机制的亲子关系模式是否构成潜在影响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分化的有效因素。在回答以上问题时，本文受分析数据来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题项设置所限，经过具体操作化，亲子关系分为三个维度：亲子教养(沟通)方式、亲子间的亲密程度、父母的文化资本(教育)投入。
二、文献综述
(一)教养方式阶层差异及其后果
教养方式是家庭中亲子互动形式、亲子关系类型和情感氛围的重要体现。社会学领域的学者认为，不同阶层的家庭由于其对现实的认识受到系统分化的生活条件的深刻影响，所以在养育子女的文化逻辑和实际行为上存在明显差别。[15][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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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价值观念方面。有观点认为，中产阶层家长的工作任务复杂、具有挑战性，且他们在工作中拥有很高的自主性和做决定的权力，所以这类父母推崇独立、对自己负责的价值观，从而更有可能重视孩子的自我导向；而工薪阶层的父母在工作中受到上级管控较多，需要服从领导安排，更强调自己与外部权威的一致性，所以在教育子女过程中也更看重孩子对家长的遵从。[15]第二，在语言方面。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认为，中上阶层与低阶层家庭中运用的语言类型不同。劳工阶层的小孩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局限编码”(restricted code)，在语言表达上的文法结构简单、词汇单一、表达范围小；中上层的小孩使用的“精密编码”(elaborated code)则更加注重逻辑且语法结构复杂。[17]而学校以精密型编码及其社会关系体系为基础，因此，习惯于精密编码的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可能在学校取得优势。第三，在教养方式方面，拉鲁总结出存在于不同阶层家庭的两种教养模式：中产阶层家庭的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模式、工人阶层与贫困家庭的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模式。在采用协作培养模式的中产家庭中，家长与孩子进行更多积极、平等的沟通，注重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则采取一种“松散”的教养方式，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情，自己的责任只是保证孩子的衣食住行和安全，与孩子的交流的频率低且谈话涉及内容简单，常用命令式的语句要求孩子。[16]对于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有国内学者持类似观点[18]，但也有研究认为中国家庭的教养方式并不存在阶层差异，认为中国城市居民没有呈现出西方那样的中产阶层以权威型教养为主、底层以专制型或放纵型教养为主的分化模式。[19]
再次，我国“重学”传统下形成的“中产焦虑”[50][51]可能扩大较高阶层和低阶层家庭之间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距。特别在现代社会，教育作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决定着个体未来的地位获得，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父母希望给孩子带去良好的教育。[52]学业上的成功成为中国青少年无可争议的目标，学生的学业竞争从校内扩展到校外，扩展到家庭生活中，父母参与儿童教育已是常态。面对激烈的教育竞争，在“中产焦虑”的驱动下，具有经济实力的家长为孩子提供优渥的学习条件，安排各种课外补习班和特长班，并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以促进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功；而在农村或贫困地区，则滋生蔓延出“读书无用论”的消极回应。[53]综上，在文化资本投入方面，低阶层家庭在观念和资源上都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教养方式差异所导致的后果，国外学者指出，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个体发展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主观幸福感和自尊、健康和风险行为、学校成绩和入学率等。[14]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心理学家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基于“负责程度(responsiveness)”和“苛求程度(demandingness)”两个维度，提出三种教养方式：高负责高要求的权威型、低负责高要求的专制型、高负责低要求的放纵型，[20]并在实证研究中揭示，权威型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学龄前儿童的发展，相比于专制型和放纵型更能发展他们的能力，促进其负责任的独立行为。[21]对青少年来说，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不仅使他们具备更多能力，还会降低其吸食毒品的可能性，对其在校表现和学业成就有积极作用。[22][23][24]同时，协作培养的方式不仅有利于子女的数学和阅读能力发展，还会提高其申请上大学的意愿。[25]国内也有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研究证明权威型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目标掌握、自我概念和学业成就有正面作用，[26]亲子关系中的平等和谐因素对学生的高考成绩的显著积极影响。[27]
(二)亲密关系的阶层差异及其后果
良好的亲子关系在子代个体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关于亲子情感亲密度的差异和社会成因，国外学者发现，不同阶层之间家长与孩子共同相处的时间存在显著差异，高社会阶层的家长，用于陪伴和教育孩子的时间更多。[28][29]Altintas发现，美国不同阶层家长在儿童发展方面的时间投入呈现不平等特点，而且高教育水平与低教育水平的父母在儿童成长发展活动方面的时间投入差距有扩大趋势。[30]
同样，在我国，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村家庭，存在大量留守儿童面临成长过程中的父母缺位问题[31]；在城市农民工家庭中，父母亦通常缺乏与儿童的沟通和共同玩耍。[32]到高等教育阶段，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子弟的父母相比于中上阶层家长存在学识、经济上的劣势，因而难以对其子代的大学生活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孩子也为了不让父母担心而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沟通方式，导致亲子代感情疏离，难以形成亲密的亲子关系。[33]
构建现代企业物流采购管理平台对企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缩减成本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以往企业物流采购因缺乏控制和管理，成本消耗比较高，不利于市场竞争，因此，构建现代企业物流采购管理平台，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物流采购管理平台，可以强化对企业供应商以及供货产品的控制，有效提升产品原料的质量，实现企业管理的综合性，满足企业的现代化发展需要。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青少年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认知形成、孤独感和越轨行为等方面，揭示了亲子亲密关系差异作为影响因素的显著作用。[39][40][41]关于亲子亲密关系与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关系探讨，则有待于包括社会学研究在内的开拓和积累。
(三)文化资本投入的阶层差异及其后果
根据文化资本概念提出者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使个人具备知识、实践技能以及感知教育系统中“游戏规则”的能力，可分为三种类型：制度化、器物化和身体化的文化资本。[42]在具体的研究中，这三类文化资本一般被操作化为教育程度、文化产品(如藏书、书房)和文化活动参与。
公式中yij表示第j所学校第i个学生的学业成就；β0表示截距项；Xkij代表第j所学校第i个学生的第k个个体层次的变量，包括亲子互动的三个变量以及所有个体层次的控制变量；βk表示第k个个体层次变量的系数；αj表示固定截距，容纳了所有对学业成就有影响的学校特征(即控制了所有学校层面的异质性)；εis表示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这些有利于个体发展的教育活动使得优势家庭的小孩在校园外获得了更多知识，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经历假期之后，中低阶层与中上阶层小孩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变得更大并形成累积效应[45]，进而影响学轨选择、高中毕业和大学录取的可能性。[46]国内外大量研究探讨了文化资本对个体教育成就和地位达成的影响，证明亲子关系中父母对孩子文化资本的投入是实现优势地位代际传递的有效机制之一。
三、观点和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处在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期，非常突出的现象之一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迁。我国的这个转型期特点，不同于经过工业革命后几百年的发展，阶层结构和阶层差异处于比较稳定状态的西方社会。根据孙立平的观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的社会分化导致“断裂社会”出现，整个社会分裂为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两个相互隔绝、差异明显的部分，经济财富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资源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日益越大，[47]下层人民的生活境遇进一步恶化，其实现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日渐减少。[48]
2018年洗衣机行业市场缩量，但滚筒式增长突出，带动整个行业增长，而波轮洗衣机却逐渐下滑。中怡康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洗衣机滚筒销量占比已上升至39%。海尔、美的等龙头企业整体表现好于行业，行业整体整合并购趋势加快，市场集中度继续提升，比如美的收购小天鹅，海尔加大海外建厂及并购力度。当前洗衣机内销市场基本已是海尔、美的双寡头垄断，冰箱内销一超多强，不过洗衣机外销格局均较为分散。外资品牌国产替代和杂牌清洗趋势下，洗衣机行业仍具备较大整合并购空间。
除了上述城市中的底层与中上阶层之间的差距，“断裂社会”的另一种表现是城乡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由来已久，国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和“非农”两种不同户籍，奠定了城乡二元社会格局的制度基础，并基于此制定不同的政策和资源配置安排，造成城乡居民在教育、社会保障、职业地位和政治身份获得等方面的一系列差异。而且，在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化进程中，由于农业人口的收入增加幅度远低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整体上的城乡差异进一步加剧，同时还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
2. 结果变量
首先，较高阶层家庭的亲子关系可能倾向于民主型和权威型。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家长接受以平等、独立等内涵的现代育子观念的程度不一样，高社会阶层的父母更可能为了促进孩子的发展而改变自身行为，更可能采取民主的互动教养方式，而低阶层家庭则更可能遵从于传统强调长幼秩序的专制型或走向另一极端的放纵型。[30]此外，由于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家长拥有更丰富的学识、能力和成功经验，相比于低阶层家庭，他们在亲子代互动中为了传递给孩子更多的知识，可能会倾向占据主导位置，实践权威型的互动模式，即通过说服子女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图。
其次，较低阶层家庭的亲子互动较难实现。低社会阶层家庭的家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赚取足够的收入保障日常生活，或囿于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不能够像中上层家长那样拥有固定的休假，故没有充足的时间用来陪伴孩子。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快速增长，200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1981万，2005年上升至5861万，到2010年这一数字估计增长至6103万。农村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比例为87.5%，他们中有46.7%的人面临父母皆外出不与之共同生活的状况[49]，与父母之间的交往互动仅存在于春节等假期。由此可以想象，在农村或较低阶层家庭难以实现中产阶层父母与孩子之间亲密的亲子关系。
案例 4：讲“排列组合”时，可用“足彩、体彩、福利彩票中奖概率问题”导入。可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纠正学生当中狂热追求社会上的彩票的倾向，同时给他们一点科学的提示，让他们在彩票活动中买得更明白，更开心。
基于上述推论，我们认为，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实践受制于多种结构性因素，在中国更多体现在城乡和阶层差异，相比之下，农村和低阶层家庭在亲子关系的三个维度处于劣势地位。从城乡看，城市家庭更倾向于权威型和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农村家庭更倾向于专制型或放纵型的教养方式；城市家庭的亲子关系更亲密；城市家庭对子女的文化资本投入更多。从社会经济地位看，高阶层家庭更倾向于权威型和民主型的亲子教养方式，低阶层家庭更倾向于专制型或放纵型的教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亲子关系越亲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对子女的文化资本投入越多。以上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对于当前中国家庭亲子关系和学业成就关系的推论，我们更多依据来自文献综述中的国外研究成果，即由多重维度构成的亲子关系的差异会在子代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学业成就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来自欧美国家的经验研究结论，往往会成为启发我们在相应议题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契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某个国家的经验研究成果，会由此自然地带有基于该国社会特点的条件限制。有学者提醒，亲子互动实践对青少年学业成就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背景下可能存在不同表现，[54]因此，要想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特定的社会特征。
中国人口流动导致亲子分离，尤其农村的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对教育的重视，他们面临许多生活和情感上的问题，并比同龄人更难达成学业上的成就且更可能辍学。有最新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参与是影响孩子发展的两个机制，对孩子疏于教养和监管、与孩子互动较少、文化资本投入较低的家庭会造成其子女在社会心理发展方面的危机。[55]
对高校突发事件的理解，如果从突发事件的角度展开分析，可以理解为“突然发生的严重事件，对社会或者学校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应急措施加以防范”。至于对高校突发事件的具体判定，每个人在认识上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其中大多数人认为：这类型事件主要指的是在高校内部突然发生、同时给学校生活造成严重威胁和损失的重大事件，通常会给学校带来较大的不良影响。
据此，我们认为，亲子关系实践对青少年个体发展尤其是对和将来地位获得密切相关的当前学业成就有影响作用，优势家庭的亲子关系更有利于其子女学业成就的发展，农村和低阶层青少年有可能面临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和亲子关系的双重劣势，从而使得微观层面的家庭亲子关系成为影响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流动的机制。具体假设如下。权威型和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有显著积极影响；专制型或放纵型的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有显著消极影响；亲密的亲子关系对学业成就有积极影响；丰富的文化资本投入对学业成就有积极影响。以上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GenBank登录号是MH256113，将菌株16S rDNA序列与GenBank上的其他16S rDNA序列进行Blast分析，做进化树(图2)比较结果显示，菌株MBM-7与Arthrobacter protophormiae strain DSM 20168(NR_026195)相似性为99.9%，将该菌鉴定为放线菌目下的原玻璃蝇节杆菌(Arthrobacter protophormiae)。经RDP进行分类，其分类地位为：放线菌纲(Actinobacteria)、放线菌目(Actinomycetales)、微球菌科(Micrococcaceae)、节细菌属(Arthrobacter)。
四、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简称 CEPS)[注]有关数据的详细信息，请见网页(http：//ceps.ruc.edu.cn/)。的2013-2014学年基线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和实施，以初中一年级(七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被抽中班级的全部学生入样。学生样本量为19487人。在对变量进行处理并删除缺失值之后，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其中的18481人。该调查问卷涉及家庭背景、亲子互动和学业表现等一系列变量，故适用于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
(二)变量
1. 核心自变量和结果变量
由于入库河道具有行洪、排涝、引水、灌溉等功能，在河道生态建设时，应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规划设计不同的横断面形式。横向植被配置应考虑多层次性，不同位置不同植被。
直升机甲板互降。海上演练进入第二天，根据演习计划，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广州舰为本舰伤病员请求海上医疗援助，出动舰载直升机模拟运转伤病员。中方直升机降落新加坡海军“忠诚号”护卫舰甲板后，外舰模拟接收伤病员并进行医疗救治，直升机随后起飞归舰。海上联合编队指挥所要求，相关行动信号必须使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内容。约半小时后，舰载直升机返回广州舰起降平台。中外军舰存在诸多不同，直升机甲板互降科目考验了降落在陌生甲板时一国舰载直升机与另一国舰艇的相互配合；同时在对空管制等方面也进一步增进了协同，展示和增强了各国军队之间的互信。
人的实践活动受到社会制约因素的影响。父母与孩子之间如何相互联系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实际，生存条件的差异会导致不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家庭内部亲子互动实践的差异。
本研究的结果变量包含两类。在估计亲子互动的城乡差异部分，结果变量为亲子关系的三个维度，即教养方式、关系亲密度、文化资本投入。其中，教养方式为类别变量，根据问卷题设“当您和孩子意见不一致时，通常如何解决”生成四类：放纵型、专制型、权威型和民主型。具体操作化方法为：选择“大多顺着孩子”和“不了了之”的定义为放纵型；选择“强迫孩子接受您的意见”为专制型；选择“说服孩子接受您的意见”为权威型；选择“讨论后看谁有道理，就听谁的意见”为民主型。关系亲密度为连续变量，根据家长与孩子日常讨论问题的频率生成[注]问卷询问了家长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情、孩子的烦恼，每道题目对应三个选项 ( 1代表从不、2代表偶尔、3代表经常)，加总后得到取值为5-15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亲子互动频率越高、关系越紧密。文化资本投入亦是连续变量，涵盖文化教养资源和文化活动参与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家庭的藏书量和设施情况(是否配备独立书桌、电脑和互联网等)，后者表示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和参观博物馆的频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以上两方面变量提取公因子，经离差标准化处理后得到取值为0-100的变量，数字越大代表父母的文化资本投入越多。
关于亲子亲密关系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后果，国外有学者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视作一种社会资本[34]，与父母保持亲密关系不仅不会阻碍青少年的自主性(sense of autonomy)发展，反而有利于其获得独立感(feeling of independence)和满意感(feeling of satisfaction)。[35]且有诸多研究表明，在面临生理、认知能力、同伴网络和学校关系等各方面转变的青春期，与父母保持亲紧密联系不仅能降低青少年的孤独感和减少越轨行为[36][37]，还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辍学可能性以及未来的社会成就。[34][38]
在估计亲子关系的后果部分，结果变量为学生的学业成就。我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注]CEPS为七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分别设计认知能力测试题，用以测量学生的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我们使用每个学生的得分作为认知能力水平的测量。、期中考试成绩、主干课程(语文、数学和外语)接受能力[注]关于主干课程的接受能力，问卷设置了三个问题询问学生语数外三门课程“目前学起来是否吃力”，每个问题对应四个选项，1代表“特别吃力”、4代表“一点也不吃力”。笔者把三道题的答案加总，得到取值为3-12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习过程越轻松。等三个指标提取公因子，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后生成取值为0-100的连续变量，用以反映学生的学业成就，取值越大，学业成就越高。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被调查学生的家庭社会阶层，由两个衡量指标组成。其一为户口类型，1表示非农户口，0表示农业户口。其二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该变量根据家长的受教育年限、职业地位得分、自评经济地位以及党员身份等四个变量，由笔者通过主成分因子法生成，是综合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连续变量，经离差标准化后取值范围为0-100，数值越大，地位越高。
3. 控制变量
4.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报告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就业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1］。
包括性别(男生=1)、年级(九年级=1)、兄弟姐妹数、家庭结构(与双亲居住=0、单亲或留守=1)、迁移状态(迁移=1)、是否住校(住校=1)、同伴群体[注]问卷询问了被调查学生好朋友的积极表现(成绩优良、学习刻苦、想上大学)和消极表现(违反校纪、经常上网吧或游戏厅、退学)情况，每道题目对应三个选项(1=没有这样的、2=少数这样的、3=很多这样的)。笔者将三类积极表现加总生成“积极同辈”变量，将三类消极表现加总生成“消极同辈”变量，然后用前者除以后者得到“同伴群体质量”变量，数字越大表明同伴群体质量越高。和自评健康(健康=1)。
(三)模型设定与分析步骤
数据分析包含两个部分。在考察互动模式阶层差异的第一部分，针对多类别的教养方式变量，采用多分类的罗杰斯蒂(mlogit)回归模型；针对连续变量的文化资本投入和关系亲密度，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
在考察不同互动模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部分，由于CEPS数据为多层次的结构形式(学生嵌套于班级/学校层次)，考虑到学校(班级)间的异质性对结果变量可能存在影响，该部分使用学校固定效应模型(school fixed-effects model)进行统计分析，以控制全部学校之间的异质性。模型的公式为：
在学校，孩子的活动和课程都按照特定的框架和规范进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接受到的文化资本差异不大，[43]但在学校之外，日常活动并没有统一的安排，因此，获取文化资本进而获得学业成就取决于家庭传播的文化资本。不同阶层家庭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活动等不同，从而导致了文化资本存量的阶层差异。相比于下层，中上阶层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为发展孩子的能力提供更多的文化资源，他们的子女参与课外文化活动的频率更高。[44]
五、结果
(一)社会阶层与亲子教养方式
表2报告了估计教养方式的模型结果。由于在统计估计时，放纵型和专制型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出于模型呈现简洁性的考虑，将两者合并为一个类别。在参照组为“放纵和专制”的模型中(模型1和模型3)，可以发现，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更倾向于采取权威型(p<0.001)和民主型(p<0.01)的教养方式；但是在加入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户籍变量的系数变得不显著(模型2和模型4)，这说明教养方式的城乡差异主要源自城乡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不同。
模型5显示，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城乡家庭在选择“民主型”还是“权威型”之间不存在差异；模型6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不显著，但是在控制该变量后，户籍变量的系数变得显著，这说明与农村家庭相比，城市家庭更有可能选择权威型而非民主型的教养方式(p<0.05)。
综上，城市家长虽然更不可能对孩子采取置之不理、过分溺爱(放纵型)或完全主导孩子意见(专制型)的教养方式而采取民主型或权威型方式，但是在他们在后两者中更偏向于权威型。
表1描述性统计
变量全样本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均值城市样本均值农村样本均值教养方式:放纵型0.080.27010.070.09专制型0.060.23010.050.06权威型0.270.45010.280.27民主型0.590.49010.600.58亲子亲密度11.382.625.0015.0011.8211.02文化资本投入53.0123.960.00100.0062.5245.19户籍(城市=1)0.450.500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46.2514.221.55100.0053.1340.59学业成就48.4614.97010051.8145.71学生性别(男=1)0.510.50010.500.51年级(九年级=1)0.470.50010.450.48兄弟姐妹数0.730.83060.480.94家庭结构(不完整=1)0.300.46010.250.35迁移状态(迁移=1)0.170.38010.140.20是否住校(住校=1)0.320.47010.140.47自评健康(健康=1)0.750.43010.790.73同伴群体0.970.270.141.291.000.94样本量18481833810143
表2亲子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
参照放纵和专制参照权威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权威vs放纵和专制权威vs放纵和专制民主vs放纵和专制民主vs放纵和专制民主vs权威民主vs权威学生性别(男=1)0.137∗∗0.136∗∗-0.190∗∗∗-0.190∗∗∗-0.327∗∗∗-0.326∗∗∗年级(九年级=1)-0.302∗∗∗-0.296∗∗∗-0.203∗∗∗-0.196∗∗∗0.099∗∗0.100∗∗兄弟姐妹数-0.123∗∗∗-0.088∗∗-0.184∗∗∗-0.141∗∗∗-0.061∗∗-0.053∗家庭结构(不完整=1)-0.250∗∗∗-0.204∗∗∗-0.334∗∗∗-0.279∗∗∗-0.084∗-0.075迁移状态(迁移=1)-0.076-0.099-0.136∗-0.163∗∗-0.06-0.064是否住校(住校=1)0.159∗∗0.218∗∗∗0.180∗∗∗0.251∗∗∗0.0210.033户籍(城市=1)0.202∗∗∗0.1030.138∗∗0.02-0.064-0.08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012∗∗∗0.014∗∗∗0.002常数项0.822∗∗∗0.278∗1.810∗∗∗1.162∗∗∗0.988∗∗∗0.884∗∗∗样本量18481
***p<0.001，**p<0.01，*p<0.05
表3亲子亲密度和文化资本投入的阶层差异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变量亲子亲密度亲子亲密度文化资本投入文化资本投入学生性别(男=1)-0.297∗∗∗-0.294∗∗∗-1.970∗∗∗-1.893∗∗∗年级(九年级=1)-0.395∗∗∗-0.379∗∗∗-3.172∗∗∗-2.830∗∗∗兄弟姐妹数-0.563∗∗∗-0.447∗∗∗-6.518∗∗∗-4.084∗∗∗家庭结构(不完整=1)-0.579∗∗∗-0.446∗∗∗-8.850∗∗∗-6.055∗∗∗迁移状态(迁移=1)-0.089-0.144∗∗3.501∗∗∗2.344∗∗∗是否住校(住校=1)0.0220.198∗∗∗-10.351∗∗∗-6.655∗∗∗户籍(城市=1)0.466∗∗∗0.170∗∗∗10.053∗∗∗3.83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033∗∗∗0.702∗∗∗常数项12.106∗∗∗10.512∗∗∗61.174∗∗∗27.683∗∗∗样本量18481
***p<0.001，**p<0.01，*p<0.05
表3报告了亲子亲密度和文化资本投入的阶层差异。从模型1可以发现，城市家庭的亲子亲密度显著高于农村家庭(β=0.466，p<0.001)，在模型2加入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户籍变量的系数有所下降(β=0.170)，但是仍然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解释了一部分城乡家庭亲子亲密度的差异，但是并没有解释全部。在文化资本投入方面，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文化资本投入有显著的城乡和阶层差异。模型3显示，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城市家庭的文化资本投入比农村家庭多10.053个单位(p<0.001)；模型4显示在控制户籍等一系列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每提升一个单位，文化资本投入增加0.702个单位(p<0.001)。总之，高社会阶层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并且父母也会为孩子投入更多的文化资本。
(二)亲子关系与学业成就
表4报告了亲子关系的三个维度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只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模型2至4分别加入了教养方式、文化资本投入和亲子亲密度变量，模型5加入了全部三个维度变量。模型2的结果显示，相比于放纵和专制这两种极端的教养方式，民主型和权威型的方式对学业成就的积极作用更大。特别是民主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采用民主型的教养方式的学生的教育成就比使用放纵或专制方式的学生高2.254个单位(p<0.001)。模型3显示，文化资本投入对学业成就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学业成就提升0.064个单位(p<0.001)。模型4显示，亲子亲密度同样有积极作用，亲密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学业成就提升0.462个单位(p<0.001)。当将三个变量同时考虑时，其各自的回归系数皆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除了权威型教养方式外，其他变量仍然显著。总体而言，采用极端教养方式(放纵或专制)之外的教养方式、进行文化资本投入并保持亲密的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学业成就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在校园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校园无线局域网建设的需求和方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结合目前无线局域网的主流技术，通过实践对比，校园无线局域网采用无线网络本地转发模式，有线与无线统一的802.1x身份认证，就能做到兼顾性能、安全、便捷、经济因素下，实现无线网络与现有有线网络的无缝对接。统一的无线和有线用户管理，也有助于无线局域网的后期运行维护和相关管理策略的制定。按上述方案设计和建设的石家庄铁道大学无线局域网，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随着旅游精准扶贫进程的加快，潜山市将不断加快自身产业结构的转变与升级，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逐渐规范与规划，尽快摘掉潜山市贫困的帽子，使得潜山市的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
另外，为了考察上述亲子关系模式对学业成就的效应是否因城乡和阶层的差异而不同，我们通过两组交互模型来验证。模型结果见下述表格。
其三，收入预算编制不准确。高校通常在年末编制下一年度预算，因预算年度入学学生人数不定，对学费及住宿费收入只是按人数进行估算，使得收入预算和实际收入有一定差距。
The tangential velocity of the stator surface is in the following
在表5-1的模型中，模型1包含了教养方式变量与户籍变量的交互，结果显示，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模型2包含了文化资本投入与户籍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系数为正且显著(β=0.054，p<0.001)，说明对于城市家庭青少年而言，文化资本投入对学业成就的积极作用更大。模型3中亲子亲密度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其对学业的影响不存在城乡差异。
表4亲子关系与学业成就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户籍(城市=1)0.2410.2610.0980.2010.12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145∗∗∗0.144∗∗∗0.116∗∗∗0.136∗∗∗0.116∗∗∗学生性别(男=1)-2.242∗∗∗-2.173∗∗∗-2.219∗∗∗-2.188∗∗∗-2.124∗∗∗年级(九年级=1)-3.690∗∗∗-3.700∗∗∗-3.552∗∗∗-3.568∗∗∗-3.517∗∗∗兄弟姐妹数-0.719∗∗∗-0.709∗∗∗-0.663∗∗∗-0.620∗∗∗-0.600∗∗∗家庭结构(不完整=1)-1.266∗∗∗-1.229∗∗∗-1.136∗∗∗-1.169∗∗∗-1.077∗∗∗迁移状态(迁移=1)0.2090.2340.250.2720.3是否住校(住校=1)0.4960.4740.688∗0.4580.605自评健康(健康=1)1.006∗∗∗0.852∗∗∗0.817∗∗∗0.742∗∗∗0.572∗∗同伴群体12.146∗∗∗11.812∗∗∗11.642∗∗∗11.609∗∗∗11.161∗∗∗教养方式(参照:放纵和专制型)权威型0.665∗0.056民主型2.254∗∗∗1.418∗∗∗文化资本投入0.064∗∗∗0.049∗∗∗亲子亲密度0.462∗∗∗0.323∗∗∗常数项32.738∗∗∗31.686∗∗∗31.167∗∗∗28.429∗∗∗27.974∗∗∗样本量18481学校数量112
***p<0.001，**p<0.01，*p<0.05，+p<0.1
表5-1关系模式效应的城乡交互分析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户籍-0.007-2.711∗∗∗-0.329教养方式:(参照:放纵或专制型)权威型-0.0290.0430.059民主型1.366∗∗∗1.415∗∗∗1.421∗∗∗亲子亲密度0.323∗∗∗0.317∗∗∗0.305∗∗∗文化资本投入0.049∗∗∗0.029∗∗∗0.049∗∗∗交互项:权威型∗户籍0.200民主型∗户籍0.130投入∗户籍0.054∗∗∗亲密度∗户籍0.04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116∗∗∗0.112∗∗∗0.116∗∗∗学生性别(男=1)-2.124∗∗∗-2.117∗∗∗-2.122∗∗∗年级(九年级=1)-3.516∗∗∗-3.533∗∗∗-3.518∗∗∗家庭结构(不完整=1)-1.076∗∗∗-1.076∗∗∗-1.077∗∗∗兄弟姐妹数-0.600∗∗∗-0.561∗∗∗-0.599∗∗∗迁移状态(迁移=1)0.30.4410.303是否住校(住校=1)0.6060.5860.605自评健康(健康=1)0.572∗∗0.578∗∗0.572∗∗同伴群体11.161∗∗∗11.100∗∗∗11.162∗∗∗常数项28.028∗∗∗29.095∗∗∗28.172∗∗∗样本量184811848118481学校数量112112112
***p<0.001，**p<0.01，*p<0.05
表5-2关系模式效应的阶层交互分析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085∗∗∗0.0210.077∗∗教养方式:(参照:放纵或专制型)权威型-1.8360.080.069民主型-0.0061.412∗∗∗1.425∗∗∗文化资本投入0.049∗∗∗-0.027∗0.049∗∗∗亲子亲密度0.323∗∗∗0.313∗∗∗0.17交互项:权威型∗社会经济地位0.043∗民主型∗社会经济地位0.033投入∗社会经济地位0.002∗∗∗亲密度∗社会经济地位0.003户籍0.120.0450.114学生性别(男=1)-2.122∗∗∗-2.111∗∗∗-2.117∗∗∗年级(九年级=1)-3.519∗∗∗-3.501∗∗∗-3.517∗∗∗家庭结构(不完整=1)-1.079∗∗∗-1.069∗∗∗-1.079∗∗∗兄弟姐妹数-0.602∗∗∗-0.586∗∗∗-0.598∗∗∗迁移状态(迁移=1)0.3060.3450.301是否住校(住校=1)0.6150.5360.606自评健康(健康=1)0.574∗∗0.602∗∗0.576∗∗同伴群体11.154∗∗∗11.077∗∗∗11.160∗∗∗常数项29.332∗∗∗31.972∗∗∗29.694∗∗∗样本量184811848118481学校数量112112112
***p<0.001，**p<0.01，*p<0.05
表5-2的模型展示了亲子关系模式变量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交互效应，模型1中权威型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且为正(β=0.043，p<0.05)，说明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言，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学业成就的积极作用更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拥有更丰富的学识，相比于中下阶层，其在互动中占据主动位置能够传递给孩子更多知识。模型2显示文化资本投入的交互项显著(p<0.001)，其系数为0.002，说明文化资本投入对学业成就的积极作用在高社会阶层家庭中更大。模型3显示关系亲密度的效应不存在阶层差异。图表结果与表5-1类似，即，除了权威型教养方式和文化资本投入的效应在高阶层家庭中更高外，不同教养方式的效应在各阶层家庭中不存在显著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对于引言中提出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 学年基线数据发现：当前我国家庭中的亲子互动或关系的模式有显著的城乡差异，相比之下，农村家庭的家长更倾向于采取放纵型或专制型的极端教养方式，而城市家庭更倾向于使用权威型或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农村家庭的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亲密度更低；获得来自父母的文化资本投入更少，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差异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亲子关系模式(互动或教养方式、亲密程度、文化资本投入)对青少年的学业发展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农村或低阶层家庭所倾向于采用的亲子互动模式对青少年的学业成就有消极影响。本文在第三部分提出的两个假设获得验证。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我们认为亲子关系模式是教育获得的城乡或阶层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之一。探讨中国的教育不平等问题，除了关注政策和制度设置之外，还需关注微观层面上不同家庭内部的亲子互动或社会化过程。
费孝通在1947年最初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中国家庭“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本文发现，被访者目前的亲子间的教养方式中，最多为民主型占59%，其次为权威型占27%，最少为专制型占6%。加上最近主张中国社会代际关系趋向颠覆或倒置的“文化反哺”现象[56]，各种证据貌似指向凸显亲代权威的传统亲子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趋于消亡。然而有趣的是，在涉及影响机制研究的分析维度，本文在交互模型分析中发现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言，权威型教养方式(即年长一代通过说服年轻一代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图)对其子女学业成就的积极作用更大。当前中国不仅存在城乡、阶层视野下的亲子互动模式分化，而且在跟将来社会地位达成有潜在关联的学业成就方面起到显著影响作用，[19]还对所谓的新文化传承模式提出质疑。我们想表达的是，在快速转型的背景下，由于传统观念规范、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遗产、市场经济乃至全球化和信息化时期层出不穷的新社会状况在当下时期并存，作为重要社会状况的中国家庭亲子关系变迁很可能是勾连众多因素并且多元呈现的社会过程。
对于在引言中提到的本文问题意识的出发点，即家庭变迁状况，基本上，我们接受以下观点。即，作为社会中间组织重要形式的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其组织形态的结构简单化和规模小型化以及功能弱化，家庭在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方面的作用程度不断降低。随着个体价值凸显状况下的新一轮家庭变迁的深入，现代家庭还甚至有可能丧失作为社会系统基本构成单位的地位。[57]然而，当我们将眼光放到当前中国时，结合关注家庭结构的已有研究[55]和关注家庭微观互动情况的本文研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与社会不平等有关的维度，无论家庭微观互动，还是家庭结构，家庭因素对于社会年轻个体在教育发展和社会心理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作用显著。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发展与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密切相关，涉及中国将来社会阶层形成的机制，如何有效消除其中的负面影响，应引起学界和政策研究者的重视。解决城乡青少年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状况，不仅要依赖资源供给量的改善，还应当加强对家长进行教育观念的宣传，同时尤其注意为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提供政策支持，创造有利于他们发展的良好家庭环境。
本文的分析策略试图回应“见社会不见人”的学术反思。经研究，我们确认到作为个人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是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纽带，宏观的社会结构会影响具备微观动态特征的家庭亲子关系；以子代的学业成就为观察点，微观的亲子关系也可能潜在引起社会宏观的变动。即社会结构对个人有规范作用的同时，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对于社会而言亦有其主动性。这种“宏观—微观—宏观”研究思路有效性的检验，是否有裨益于今后相关研究的进步？有待更多学者对这方面思考的关注。
参考文献：
[1]Noack, Peter, Margaret Kerr, & Attila Olah .Family Relations in Adolescence[J].Journal of Adolescence 22(6)，1999.
[2]Parsons, Talcott, Robert F. Bales, James Olds, Morris Jr Zelditch, & Philip E. Slater.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M]. Glencoe, Ill：Free Press，1955.
[3]Apostolou, Menelaos .Sexual Selection under Parental Choice： The Role of Parents i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Mating[J].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8(6)，2007.
[4](美)威廉·J·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245.
[5]Kaa, Van De Dirk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J].Population bulletin 42(1)，1987.
[6](日)田渕六郎.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家族変動[C]//後藤澄江·田渕六郎，主编.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家族·コミュニティ. 文化书房博文社， 2007.
[7]李银河.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报告[C]//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 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Parsons, Talcott.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5(1)，1943.
[9]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4.
[10](日)森冈清美·望月嵩.新しい家族社会学[M]. 东京：培风馆.2014：172-174.
[11]杨善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家庭[J].中国软科学，1994(11).
[12]杨善华.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中的若干理论问题[J].社会学研究，1994(3).
[13]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14]Chan, Tak Wing & Anita Koo .Parenting Style and Youth Outcomes in the UK[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26)， 2008.
[15]Kohn, Melvin L..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Values： Another Confi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3)，1976.
[16]Lareau, Annette.Unequal Childhoods：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17](英)巴兹尔·伯恩斯坦.社会阶级、语言与社会化[C]//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8]许殷宏，朱俐嬛.社会阶级与家庭教养之探究——以两个家庭个案为例[J].教育学术月刊，2014(3).
[19]洪岩璧，赵延东. 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社会学研究，2014(4).
[20]Baumrind, Diana.Child Care Practices Anteceding Three Patterns of Preschool Behavior[J].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75(1)，1967.
[21]Baumrind, D. & A. E. Black.Socialization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Dimensions of Competence in Preschool Boys and Girls [J].Child Development 38(2)，1967.
[22]Dornbusch, Sanford M., Philip L. Ritter, P. Herbert Leiderman, Donald F. Roberts, & Michael J. Fraleigh.The Relation of Parenting Style to Adolescent School Performance[J].Child Development 58(5)，1987.
[23]Baumrind, Diana.“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dolescent Competence and Substance Use[J].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1(1)，1991.
[24]Chao, Ruth K..Extending Research on the Consequences of Parenting Style for Chinese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J]. Child Development 72(6)，2001.
[25]Cheadle, Jacob E.. Educational Investment, Family Context, and Children's Math and Reading Growth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the Third Grade[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1(1)，2008.
[26]方平，熊端琴，郭春彦.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3(1).
[27]黄振中，张羽.中国父母的教养方式及其对孩子高考表现的影响揭秘[J].教育发展研究，2016(2).
[28]Monna, Berenice & Anne H. Gauthier.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arental Time[J].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9(4)，2008.
[29]Ramey, Garey & Valerie Ann Ramey.The Rug Rat Race[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41(Spring)，2010.
[30]Altintas, Evrim .The Widening Education Gap in Developmental Child Care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5-2013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8(1)， 2015.
[31]许传新，陈国华，王杰.亲子关系：“流动”与“留守”子女的比较[J].中国青年研究，2011(7).
[32]吴莹，张艳宁.“玩耍”中的阶层区隔——城市不同阶层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J].民族教育研究，2016(5).
[33]程猛,康永久. 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J].中国青年研究,2018(5).
[34]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988.
[35]Kandel, Denise & Gerald S. Lesser.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d Adolescent Indepen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Denmark[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1(2)，1969.
[36]Grotevant, Harold & Catherine Cooper.Individuation in Family Relationships：a Perspective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and Role-Taking Skill in Adolescence[J].Human Development 29，1986.
[37]Clark, Richard D. & Glenn Shields.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Delinquency Adolescence 32(125)，1997.
[38]Israel, Glenn D., Lionel J. Beaulieu, & Glen Hartless.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o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J].Rural Sociology 66(1)，2009.
[39]雷雳，王争艳，刘红云，等.初中生的亲子沟通及其与家庭环境系统和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J].应用心理学,2002(1).
[40]房超，方晓义.父母—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3(1).
[41]张锦涛，刘勤学，邓林园，等. 青少年亲子关系与网络成瘾：孤独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6).
[42]Bourdieu, Pierre 1986.The Forms of Capital[Z] //Richardson. J. G.，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1986.
[43]Chin, Tiffani & Meredith Phillips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Child-Rearing Practices： Social Class, Children's Agency, and the Summer Activity Gap[J].Sociology of Education 77(3)，2004.
[44]吴愈晓，黄超，黄苏雯.家庭、学校与文化的双重再生产：文化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 2017(3).
[45]Downey, Douglas B., Paul T. Von Hippel, & Beckett A. Broh .Are Schools the Great Equalizer? Cognitive Inequality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and the School Year[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5)，2004.
[46]Alexander, Karl L., Doris R. Entwisle, & Linda Steffel Olson .Lasting Consequences of the Summer Learning Gap[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2)， 2007.
[47]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8]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9]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3).
[50]仇立平.城市新移民的“中产焦虑”[J].人民论坛，2014(15).
[51]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心态[J]文化纵横，2016(4).
[52]Furstenberg, Frank F..Foreword [M].Yi Chin-Chun，ed..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
[53]余惠琼，张礼军.透视农村新“读书无用论”[J].中国青年研究，2006(9).
[54]Carolan, Brian V. .Unequal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High School： The Mediating Roles of Concerted Cultivation and Close Friends[J].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37(7)， 2016.
[55]吴愈晓，王鹏，杜思佳.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8(2).
[56]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J].中国社会科学2011(6).
[57](日)落合恵美子.近代世界の转换と家族変动の论理[J].社会学评论，2013(4).
作者简介：朱安新，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比较社会学；曹蕊，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7-075-086
[责任编辑：李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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