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檗文化是以临济宗禅学为核心，涵括儒道思想以及书法、绘画、建筑、文学等文化领域在内的综合文化形态，因此它的当代价值超越了宗教层面，而辐射到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黄檗文化作为福清地方城市文化名片，梳理福清精神与黄檗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提升福清地方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工作。
关键词：隐元禅师；黄檗文化；福清精神
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以福清黄檗寺隐元禅师为首的黄檗僧众30余人东渡日本，通过弘扬中国临济宗禅法为渠道传播中华文化，日本江户时期，黄檗僧众明末汉学的输入极大提升了当时日本知识阶层的文化修养，当时日本的宗教、文学、绘画、书法、建筑、饮食等众多领域保留中国明末汉学的种子，并流传至今。日本人把当时形成的汉学风潮称为“黄檗文化”。黄檗文化作为福清地方城市文化名片，厘清黄檗文化内涵，并梳理福清精神与黄檗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提升福清地方文化软实力的必要工作。
一、黄檗文化：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重新发掘并珍视福建黄檗僧众传入日本的黄檗文化遗产，是恢复中华文化自信，建设福建海丝之路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何为黄檗文化
学界有一个狭义的“黄檗文化”概念：“黄檗文化是以唐代断际希运禅师、明代隐元禅师为杰出代表，以佛教文化为内核，涵盖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等丰富内容的宗教信仰。”[1]但黄檗文化的外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而是涵盖文化涉及的各个领域。“黄檗文化”指的是在八世纪的唐代中期正干禅师开山肇始的，发源于福建福清黄檗山，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形态，是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民俗、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不论是对日本、东南亚各国，还是对中国，它的影响都应该是全方位的，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曾说“佛教其他各派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一般都局限在日本人的宗教生活方面。唯独禅宗不受此限，它对日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极深的影响，这可以说是意义深远的事实”[2]。
该层的主要作用是感知居室环境相关参数,记录电气设备的工作状态。主要设备包括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甲醛传感器、PM2.5\10传感器等装置。这些设备采集的数据通过Zigbee、Wifi方式上传到中央核心处理单元。
（二）黄檗文化特质
黄檗文化之所以发展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原因在于它有三个特点。
(1)导墙施工范围内若存在软塑土体必须进行置换，置换范围应比导墙外边宽2 m以上，采用水泥与土拌合，分层压实。
一是包容性。隐元所创立的黄檗宗绝不仅仅是佛学禅宗之道，它是明末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包括基本的忠孝精神和家国情怀。隐元禅师的禅学思想源自明末的临济宗禅师密云圆悟（被尊为“临济宗中兴之祖”）、费隐通容，“日本黄檗宗直接源于中国禅宗的临济宗，隐元为临济宗第32世正宗传人，隐元带到日本的印章被日本保存，其中有一枚刻有‘临济正传’字样”[3]154。临济宗最早是由日本人荣西传入日本的，但真正让日本人理解临济宗的是隐元黄檗宗的禅风，隐元扭转了日本佛教界的颓势。“黄檗风在江户时代的张扬，标志着日本禅的彻底完成”[4]。隐元传“念佛禅”，宣示人人生来皆有佛性，引导他们自修自悟，同时要求不废念经，还保持明代禅净双修的做法，“既参禅也要念佛，并且在说法中会通儒佛，要求信众遵循儒家的忠孝之道”[5]。黄檗宗的昌盛，对日本佛教界的影响非常大，18世纪中叶，先后有近百座寺院改从黄檗宗。
隐元对儒家思想是十分熟悉的，他认为，一个在社会上有作为的人，应当既懂得佛法又要精通儒家学问。儒家文化中的忠孝精神被他融入禅宗思想，隐元东渡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分不开，当时正值明清易鼎之时，清兵南侵，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难免被清兵屡次骚扰，隐元一度被迫到其他寺院避难，隐元的好友黄道周于隆武二年（1646年）被清兵杀害，清兵与郑成功在闽南一带抗衡，明朝复国遥遥无期，所以，黄檗僧众当时东渡日本多少带有保存汉学种子，光复汉人统治的情结，所以在黄檗文化中带有“孝忠”的思想就不足为奇了,林观潮教授认为“以隐元为中心的黄檗东渡禅僧都有深沉的家国之思和光复之望。而当时故国人民对他们也怀有期待，即希望他们能够凭借佛法教化的力量，说服当时的日本幕府出兵帮助抗清”[6]32。
除了隐元自身的高深禅学修养之外，随他东渡的黄檗僧团是一个有极高儒学修养的特殊团体。明崇祯十年（1637年），隐元禅师主持黄檗山万福寺，增置寺田，重振禅门法规，举办各种佛会，万福寺规模空前，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寺庙。据《福清市志》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年），万福寺安居僧众达数千人之众。清道光年间，黄檗寺有庄田10公顷多，寺前田2公顷多，还有熨斗田、南洋田、黎湾洋田、牛队洋田、陈白洋田等共21公顷，有园1公顷多，共计有土地33.3公顷。这些田园除少数由监收组织僧众耕种外，大部分租给当地农民，收取地租，形成寺院大地主经济。[7]960当时著名学者黄道周、书画家张瑞图、陈贤，雕塑家范爵、范道生等都与黄檗僧众有密切往来。黄檗僧多能诗善赋，“诗南源，文高泉”指的是南源性派擅诗作，高泉性潡长文章，两人都是跟随隐元东渡的高僧。明末清初，唐王隆武帝在福州建立的南明政权经过18年的与清朝的对抗最终失败，汉族士大夫的华夷观念深厚，更不愿意剃发易服，许多文人儒者皈依佛门出家为僧，这些儒者的加入无疑大大提升了福建僧团的文化素养，为黄檗僧众在日本传播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知识提供了可能。另外，明末汉儒在当时的日本受到尊崇，日本知识分子愿意积极吸收汉学，“德川幕府初期的日本……对明朝遗臣、志士十分尊崇，儒者则认为他们有学问有教养，乐于相交，十分尊敬……当时的长崎华侨领导了当地社会生活潮流”[8]102。比如独立性易是名医兼画家，年轻时儒学修养深厚，行医为生，南明政权覆灭后东渡日本，与朱舜水相识成友，隐元创立黄檗宗后，他皈依黄檗宗，《扶桑游记》记载独立性易为日本人治痘，并向弟子传授种痘医术，使痘科大行日本，他的弟子也成一代名医。黄檗僧众将中国茶叶带到日本，传入煎茶法，隐元被称为茶道的中兴祖师，他还带去了福清的扁豆和豆腐，在日本被称为“隐元豆”“隐元豆腐”“隐元蒲团”“隐元茶”“隐元帽子”“隐元金锤”等。
《闽书》记载：“福清，背山面海……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以此财饶他邑。”“刚劲尚气”是古书描述的福清人的群体性格特征，福清人有着敢闯敢拼的精神传统，要么出海闯荡，要么到异地经商，做大事，发大财，有冒险意识。福清文化中始终跃动着海洋文化开放包容、敢闯敢拼的精神。福清精神的形成与福建海洋文化、福清的侨乡文化紧密相关。
黄檗宗之所以被日本人接受，在于黄檗宗吸收了福建当地的信仰习惯，并吸收了明末儒释的观点，这体现了黄檗宗因时而变，适应现实社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第三，福清黄檗寺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1993年，赵朴初居士率团出席日本佛教界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在致词中说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条“黄金纽带”，他的比喻得到韩国和日本朋友的赞同。借用这个概念，黄檗文化也是当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
二是开放性。江户时代，基督教被德川幕府打压排挤，传教活动被禁止，同时政府提高佛教地位，实行檀家制度，①寺院参与一些社会事务，从而进一步社会化，比如，它拥有发放通行证、结婚证等文书的权力；保管信徒的家谱；开办寺子屋进行基础教育。
瓮福转型升级密码的最后一个符号是实行“1511工程”。杨三可告诉记者，第一个“1”是100万吨工业级、食品级磷酸。“目前我们湿法净化磷酸产能已达100万吨，稳居全球第一，国内市场份额超过50%，有相当的市场话语权，有效对冲了传统化肥成本竞争力不强带来的负贡献。”
黄檗文化作为佛禅文化的一部分融入日本人的当代生活中，并不断更新。新年的时候，有些人喜欢去寺院许愿吉祥，丧仪葬礼一般都在佛教寺院进行，丧葬仪礼完成之后，把亲人的骨灰、墓碑等安放在寺院，由僧侣来做日常的管理与护持。日本流传着这样的俳句：黄檗对联耀人眼，寒冬枯木耸入天。步出山门是日本，采茶歌声入耳来。[10]隐元不但创立了黄檗宗，还把明代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黄檗文化在江户时期的日本扎下了根，并在日本得到全方位的普及。以“黄檗三笔”（隐元、木庵、即非）为代表书法流派和明末僧人带来的大批书画都珍藏于黄檗山，黄檗山成为明代大陆书画美术馆，对近代日本绘画艺术有很大影响。黄檗山的寺院建筑和雕塑艺术、煎茶道流传至今。还有汉诗文写作，蔬菜、植物油等在当代日本人的生活中持续发挥影响力。
三是现代性。黄檗文化的禅学智慧是当今必须发掘的宝贵精神资源。禅学既是宗教，又是哲学，作为一种哲学，黄檗禅学对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危机具有疗救作用。20世纪80年代伊始，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著作《追寻美德》中下了论断：整个20世纪人类都经受着一场不断蔓延的道德危机。[11]51西方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急速发展带来的却是精神的荒芜，20世纪以来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个性主义和工具理性发展的恶果，当代世界区域性和地方性战乱纷争仍不停息，经济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所造成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焦虑与道德信念危机还广泛存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伴随而来是道德失范、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文化真空等文化生态危机，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带来的结果。2008年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还有其他食品安全事件，比如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事件等，一次又一次挑战人类道德底线。
佛教禅学思想对人生的洞见在当今社会仍有重大意义。当人们的精神目光从神灵观转向了理性、世俗，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过程，人们的内心深处的焦虑并没有得到消除，反而越来越困惑。只要人生存的焦虑未消失，宗教信仰就会产生力量，特别是现代社会出现的精神危机情形下，形而上的精神信仰能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黄檗禅学淡化个人欲念，提倡“无心”之道，无疑能起到治疗现代文明病的作用，将世界万物与人类自己视为一体，树立整体眼光，超越主客对立的二元思想，方能谋取人类福祉。
新时期，新发展，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出了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路径，农业不断向着绿色、现代化迈进。与时代同步，面对深化改革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化肥流通行业也在不断转型升级，开创出了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有力推动了化肥工业的供给结构性侧改革，为新时代的新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福清精神：开放融合，拼搏争先
福清从曾经的贫穷落后的“地瓜县”到如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福清人从过去的“福清蚵”到如今让人羡慕的“福清哥”，靠的是敢拼敢闯的“福清精神”，2007年，福清市政府在征集民意之后确定“福清精神”的官方表述为“开放融合，拼搏争先”。福清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呢？
隐元创立的黄檗宗还吸收了福建民间信仰——海神妈祖信仰，这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地缘结构决定的。晚明时期，日本长崎岛移居大量华人，据日本学者统计，元禄年间（1688—1703年），长崎有近一万名中国人，约占当时长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多数是从事进出口业的贸易商，[8]101其中大部分是福建商人。妈祖信仰发端于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到明清时期，妈祖信仰遍及福建，无一例外，闽地各县都崇拜海神妈祖，特别是移民外国外省的福建人，他们敢于冒险，四海为家，在变化不定的海洋环境中谋生存，他们把妈祖看是保护航行、交通的神灵，所以日本长崎崇拜妈祖的闽商很多，“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且吾邑人聚首一堂，而情分木分榆，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9]。妈祖之所以成为闽人移民的信仰，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海神妈祖信仰源于福建本地，是闽人共同信奉的神明，二是因为海上异地求生，风险变化莫测，需要同族同乡团结互助，共渡难关，这对于重视家族关系的福建人尤为重要。当时到日本长崎经商的福建商人修建祠堂作为妈祖像的供奉处。漳州商帮建立圣福寺，福州商帮建立崇福寺，明朝遗民建立兴福寺，因此“唐三寺”的前身是妈祖祠堂，当船靠港，唐商把妈祖像请上岸，暂时放在祠堂，后来江户幕府在长崎禁止基督教信仰，唐商供奉的妈祖容易被误认作基督教圣母玛利亚，所以商人们把妈祖祠堂改作了佛寺。隐元禅师的弟子即非禅师临终遗言“对三宝伽蓝妈祖同样供奉”，这说明了旅居长崎侨民和船民的信仰需要。佛教信仰与妈祖信仰融合，并不产生排斥，寺庙的和尚同时也负责管理妈祖祭拜，在长崎福济寺，妈祖与观音、关帝一起受到祭拜；在兴福寺，妈祖也被作为妈祖菩萨祭拜；在崇福寺，他们建造了独立的妈祖殿用作祭拜。
1）“目标—发展”开发模式。人的发展是三维目标的整合，能力发展是核心，知识是结果的基础，情感态度价值观养成是灵魂，过程与方法是关键。该模式是较低层次，是最基本的微课（程）开发模式，但具有普遍性，适用于各层次学者选择，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可操作性和指向性。微课（程）“目标—发展”开发模式流程简图如图1所示。
（一）作为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福清作为东南沿海城市，福清文化属于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清市总面积2430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151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11公里，海域面积占全市面积的37.49%，福清人具有开放进取、冒险拼搏的海洋精神，与福清的临海地域环境紧密相关，他们靠海吃海，海洋环境的不可控性很大，他们信仰中国的“海洋女神”妈祖②。妈祖出生于莆田县湄洲屿林氏家族，名叫林默娘，不到30岁就死了，死后得到封赐，被奉为中国“海洋女神”。妈祖信仰给福清人出海作业或海外贸易提供精神支柱，妈祖的神通主要体现在“家族之孝”与“国家之忠”上，中国海洋女神的忠孝形象与西方海洋女神阿佛洛狄忒追求个性之爱形象相区别，妈祖信仰带有中原儒家文化中的忠君爱国色彩，妈祖能被封号建庙，也是因为她这个特点，“北宋宣和年间，路允迪出使高丽，在途中遇到风暴，得到妈祖护佑，回来后，为妈祖请封，其庙被命名为“顺济庙”。[12]苏文菁教授提到妈祖信仰极大地满足了自宋代以来的开洋裕国的国家意识。福建作为区域概念是在唐代获得的，宋代是福建的海洋文化特性彰显的时代，“宋朝……册封来自福建民间的海洋女神，将东南区域的海洋文明提升为王朝钦定的文化，使得中国的海洋文明从文化边缘走向中央意识形态”[13]39。明清两朝海禁，海洋文化受到打击。但闽族自身的海洋文化从未断绝。
经过12天的船行，中途遇到风暴，桅杆折断，船舱漏水，幸亏隐元和弟子们及时修复船板，战胜风暴，才平安到达日本。到达日本后，隐元禅师凭借自己的深厚文化修养和聪明才智，不断吸收消化，融会贯通，逐渐创立自己的宗派——黄檗宗。晚明和南明时期由于国内动荡，许多反清复明志士多与寺院僧团交往甚密，许多明朝精英文人士子由于对明朝的失望而归隐山林，参禅黄檗，形成了具有儒家文化和中国各家文化聚集的黄檗僧团现象，福州地区许多文人志士以及江浙地区进入福建进行反清复明的志士许多皈依隐元禅师。
（二）侨乡文化基因是重要源头
福清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侨民的闯荡世界的文化基因是福清精神的重要源头。据2018年统计数据，福清市人口138万人，海外华侨华人逾86万人。远渡重洋闯荡世界是福清人的历史传统。有道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福清人，太阳能照到的地方就有福清人。宋元之交的13世纪末，里美村民俞定出洋定居。元朝至1368年期间，福清人南徙吕宋（今菲律宾）。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更多融籍先民辗转南洋，乃至东非。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清连续出现逃荒性的移民南洋高潮。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招募华工开发当地资源，众多福清人加入应招行列。早年移居海外的福清乡民，大多为生活所逼背井离乡。拉黄包车、踏三轮、当矿工、在橡胶园卖苦力、做豆腐、做小商贩，有的靠三把刀起家：剪刀、菜刀、理发刀。改革开放之后，福清发挥侨乡的优势，通过求学、劳务、婚配、经商等各种渠道出国。
日本佛教界人士组织访问团几次拜访福清黄檗山万福寺，1979年底，日本佛教黄檗宗第一次友好访华团参拜万福寺。1983年底，日本佛教黄檗宗宗务总长盛井了道率团第二次访问万福寺，并赠送资料和礼品。同年11月10日，日本冈山县日中佛教文化交流会21人访问万福寺。1984年底，以森田信光为团长的日本黄檗宗第三次友好访华团21人到万福寺礼佛。赠送题书“异域风情共一家”“圣塔伽蓝见丰仪，秋风吹散日西驰，大和黄檗发祥处，纪念建碑万古垂”的锦旗和中堂。1985年初，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派遣的，东京大学教授洼德宗为团长的友好访问团拜访万福寺。
1978—1991年，侨胞捐资兴办卫生事业的金额达1700多万元。1978—1992年，侨胞资助大中专学校4所、中学31所、小学185所，还有数十个奖学金，总金额达1.2亿元，侨兴轻工学校、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元洪师范学校、华侨中学、福清一中、福清三中等都有侨胞捐助[7]949。
实践证明，“侨”是福清发展的最宝贵资源和最大优势，华侨是推动福清与海丝国家开展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三、黄檗文化与福清精神的契合
梳理福清区域文化脉络与福清文化的传统基因，是提升福清地方文化软实力的前提。福建沿海有三个区域文化：漳泉为代表的闽南文化，福州为代表的闽东文化，莆田为代表的莆仙文化，福清文化是闽东文化与莆仙文化的结合。黄檗文化是福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闽东南文化的代表。只有把黄檗文化的开发与福清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使黄檗文化的智慧得到阐发，福清精神得到传承。
首先，隐元禅师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足以打造福清地方文化名片。福清历史上名人辈出。有宋代不畏权势、为民请命的 “一拂居士”郑侠，有两度入阁的明代“独相”叶向高，有明代福建诗坛“十才子”之首的林鸿，以他为代表的闽中诗派影响到明一代诗坛，有富甲一方的爱国侨领林绍良、林文镜。还有明末清初东渡日本传统中华文化的黄檗寺高僧隐元禅师，他在日本创立“黄檗宗”，形成“黄檗文化”，圆寂后被日本天皇追封为“真空大师”。纵观历史，从古到今，福清不乏爱国为民的忠臣良将，也不乏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隐元禅师是临济宗第32代传人，对禅理佛法的参悟高于常人，后人要仔细研究隐元禅师的禅宗思想，为发展福清地方文化服务。这是隐元禅师留给后人的无量功德。
再者，黄檗僧众东渡弘法的精神与福清人的移民传统和冒险精神相契合。隐元禅师在明末时期，是东南之高僧，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影响力涵盖江浙、福建和广东，影响至东南亚等地。隐元东渡之前，长崎崇福寺曾邀请他的弟子也懒赴日，但也懒遭遇海难而死，隐元悲痛万分，崇福寺僧人第四次邀请时，隐元叹到：“这是‘父债子还’了”。当时隐元已经63岁高龄，他的老师密云圆悟百般劝阻，但他仍然决定渡海东行，如此高龄别离故土，实在难得。
福清人的拼搏冒险精神与海洋文化精神是相通的。海洋文明的特点：表现在思想上是高度的开放性，表现在性格特征上是征服性和冒险性，表现在生活方式上是流浪性和飘荡性。海洋文明首先是建立在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他们生活在海洋上，以海为生，从事打渔捕捞、经济贸易活动。变动不居的海洋环境造就海洋文化精神特质。
隐元禅师在日本弘法传播中华文化，其实是众多东渡中国人的代表，其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敢于人先的冒险精神，是福清精神的体现，是当代年轻人必须继承的精神财富。
福清地处闽东与闽南交接地段，春秋战国时期，福清地属七闽，战国中期，越国王族航海入闽，这是史载中原民族第一次入闽。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朝设闽中郡，西晋太康三年（282年）设晋安郡，两晋之交，“八姓入闽”之后，北方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与土著融合。唐则天顺圣皇后圣历二年（699年），建制万安县，后唐长兴四年（933年），闽王王廷钧称帝，根据“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会于治所”一语中的“永福”“清源”各取一字，更名为“福清”并沿用至今，“永福里”指的是现在的永泰，“清源里”指的是现在的莆田。唐朝时期，福建地区大开发。特别是唐末王审知任闽王，带来大量中原河南省移民。宋元时期，福建开始海外移民的历史。
职业标准是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职业的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工作能力水平的规范性要求。它是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和技能鉴定、开展国际劳务合作交流的主要依据。[1]随着中国企业逐步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我国企业对职业标准将会越来越重视。职业标准对课程体系构建、课程标准制订、教学设计、课程实施等教学活动环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大量的中原移民，其中缙绅士大夫带来的中原文化与福清的海洋文化融合，元朝时期，维吾尔族将军亦黑迷失征战爪哇，从福建大量征召水兵，福清人移居海外历史开始。改革开放后，福清人足迹遍天下，他们也带来了异国风俗，这些文化杂糅使得福清民风带有多样性、开放性和现代性特征。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护理干预,主要为患者入院后,协助其进行常规检查,并对临床治疗方式进行讲解,同时对病情进行观察。研究组患者采用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进行干预,主要包括改善护理理念、打造人性化护理环境、加大临床服务意识、人性化心理干预等。
长期以来，广大融籍华侨又始终以振兴家乡、造福桑梓为己任，以无私奉献的赤子情怀反哺家乡。清宣统年间，华侨在海口里美创办梧瑞小学，民国初期，华侨建吉云路、可洛路，在渔溪创办虞阳中学、融侨中学等。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兴办福清华侨中学等各类学校及6所医院，创建福清油厂、糖厂，1979年后，侨胞捐助热情更高，建学校、办工厂、修路桥、盖医院等都有侨胞的贡献。[7]941如福清著名华侨林文镜先生，1937年，他随父母来到印尼，30年后，林氏集团发展成印尼巨富。1986年，林文镜先生回福清开拓新事业，他带领东南亚工商考察团到福清，许下承诺：在福清办工业区，5年内使福清工业产值达到5亿美元。他提出“新侨余资”理念，把侨汇集合起来，投资家乡，他与台湾的潘氏集团合股创办冠捷电子有限公司就是典型例子。林文镜先生先是吸引冠捷电子到福清，接着又投资福清的江阴港，为发展家乡出资献策。
最近几年，福清也越来越重视黄檗文化的开发与研究。2015年4月7日，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成立，该团体是非营利性的民间慈善、服务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开展以黄檗文化为主的抢救、传承、慈善、服务等工作；举行以黄檗文化交流为主的省际、国际间的交流与促进活动；举办各类以黄檗文化为主的研修活动；协助市政府推进黄檗文化教育活动；促进和推广黄檗文化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贡献。促进会组织访问团前后八次前往日本探访黄檗遗迹文脉，拜会旅日侨贤，与日方友人友好交流，并影印和携带回大量文献资料。福清中共统战部陈存枫部长也于2016年9月1日在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陪同下赴京都万福寺参访交流。
各组大鼠给药42 d后，大鼠血清TGF-β1浓度依次为Nif+CsA组>CsA 组>Nif 组>对照组。与对照组相比，CsA 组、Nif+CsA组的血清TGF-β1水平均明显升高(P<0.05)；Nif组虽略有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Nif 组相比，Nif+CsA组的血清TGF-β1水平明显升高(P<0.05)，CsA 组虽略有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电化学阻抗谱(EIS)。在60℃、常压下进行电化学测试，添加4种缓蚀剂(质量浓度均为200 mg/L)和不添加缓蚀剂的空白组的阻抗谱如图3所示。
2017年5月16日在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举行由黄檗山万福禅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与福清市黄檗禅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的“首届黄檗禅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级论坛”，来自中日两国的15位专家学者围绕预定的主题，各自发表了论文，论文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观点新颖，为进一步研究、弘扬黄檗禅文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17年7月，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成立“黄檗文化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是国内目前唯一一所以黄檗文化研究为核心任务的高校科研机构，该中心获省教育厅批复，确认作为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进行立项建设。研究中心成员教师将以研究和挖掘黄檗文化的文化渊源和当代价值为核心任务，力图使黄檗文化在当代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最大价值。此外，一系列的围绕黄檗文化的交流活动陆续开展。
2015年8月，福清市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黄檗山万福寺、隐元故居采风，准备编印出版隐元民间故事专辑。2016年3月18日，主题为“走向世界的黄檗文化”的黄檗文化首届全国中国画作品展暨全球巡展启动仪式在福建省福清市启幕。此次展览以“走向世界的黄檗文化”为主题，以展板形式介绍中日古代建筑风格，魏之琰与《魏氏乐谱》，张琦与波臣派画风，独立性易与医道，既非如一与书法，明朝嘉兴大藏经印刷，隐元法孙月海煎茶等，还融合史料、茶道、古乐和中国画多种艺术形式，追溯隐元东渡日本传道历史，全面展示黄檗文化源起、传承，探究中日文化渊源。
2016年底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旅日中国摄影家冯学敏个展——《福建·乌龙茶的故乡暨福清黄檗印象》，首次用摄影手法表现连接中日的黄檗文化。2017年11月29日，宇治市原议员、宇治市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长矢野友次郎先生率团访问福清，在前往黄檗山万福寺的途中，经过上迳镇，呼吸东林，也表示还要专程组织调研团参观隐元大师故里。2017年11月30日，正在长崎访问的林文清会长向长崎县文化观光国际部推介了隐元大师故里文化景观（鳌江塔、印林寺、隐元堂、林家祠、芭蕉林和四季园等），得到长崎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咨询。
四、结语
黄檗文化是以临济宗禅学为核心，涵括儒道思想以及书法、绘画、建筑、文学等在内的综合文化形态，因此它的当代价值超越了宗教层面，而辐射到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作为诞生于福清的一种文化，它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具有福清地域文化特色。如何挖掘与继承黄檗文化中的精神财富，使黄檗文化与福清精神有效结合，为当代福清地方文化建设助力，是研究者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 檀家制度：维系寺院与信徒关系的制度。从江户时代开始，到现代仍然维持着。“檀家”是寺院经济的后援者；有时虽与檀越、檀那同义，但此处专指寺院所属的信徒家庭。此制度成立于宽永十二年（1635）“寺请手形”（即由寺院核发证明文件）制度成立之后。所谓“寺请”，是指由檀那寺的住持保证其所属之檀家并非天主教徒的制度，岛原之乱（1637～1638）之后，此一制度更形强化，并于1638年普及全国。
② 实际上，除了妈祖信仰，佛教、基督教等在福清都有很多信众，宗教的多元化也反映出福清人的精神需求多样性。福清市的“四多”现象源于普通民众的精神贫困，福清出国打工普遍，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劳力在全国各地从事工商业，造成本地大量的留守人员妇女、孩子、老年人，形成“农民多、文化程度低多、老龄多、妇女多”的现象，在福清的传统宗教信仰中，主要是佛教、道教、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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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bination of Huangbo Culture and Fuqing Spirit
HUANG Haiyan
（Fuqing Branch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qing , Fujian 3503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octrine of Zen of Linji sect as a main focus, Huangbo culture is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form including Confucianism,Taoism,painting, architecture and literature,consequently its contemporary value extends beyond the level of religion to the various field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As a business card of Fuqing local culture, revie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qing spirit and Huangbo culture is an essential work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Fuqing local culture.
Key words: Yin Yuan, a zen master; Huangbo culture; Fuqing spirit
中图分类号：G 127.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421（2019）04-0006-07
收稿日期：2018-11-14
基金项目：2018年度福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课题（2018 F Z B 20）。
作者简介：黄海燕（1977— ），女，湖北鄂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关系与海外华文文学。
（责任编辑：林飞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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