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克劳斯·奥菲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也深受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存在自我瘫痪的趋势及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合法性危机的观点的影响，他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国家问题进行了探讨。奥菲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功能主义、系统论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展开了对福利国家的深度剖析，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危机”的重要思想，对超越以往的经济危机理论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的危机；合法性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且决定了包括国家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建构方式，而上层建筑也在积极调整自身以适应于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不断改进、优化和发展，资本主义在制度安排、权力结构、国家职能和性质等方面虽然也做出相应的调整，但由于资本主义机制性的弊端，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阶级问题依然危及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使经济发展符合政治统治的逻辑，从而为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要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实行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等，以寻求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正如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在就职演讲中说到：“我们要让英国成为不为少数特权阶级服务的国家，一个为每个人服务的国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进行竞选演讲时也讲到：“我不能容忍不公，不能容忍政府的无能，无法同情那些辜负人们的领导人。……既然我已登上政治舞台，权势阶级便再也无法打压手无寸铁的民众。……我的誓言念作：我站在你们这边——美国人民！”蕾莎·梅和特朗普的演讲都说明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赢得社会的支持，然而资本主义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使其陷入合法性危机即政治认同危机的困扰。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兴起了一股回归国家的热潮，首先表现在新马克思主义阵营对国家的再认识上。事实上，在当代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不少在西方甚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影响颇深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股回归国家的热潮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被时代需要和再次复兴的体现。当然，与传统的国家理论研究方向不同，这些学者并没有将研究视域局限在国家的起源、性质、历史等方面，而是运用最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素材，从各自的研究方向出发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进行新的解读，甚至有部分学者声称要“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我们今天来看，虽然人们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褒贬不一，但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与批判、对国家合法性问题的重审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克劳斯·奥菲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也深受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存在自我瘫痪的趋势及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合法性危机的观点的影响。奥菲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对经济问题的补偿得到解决，而且这种尝试还会带来新的结构性问题和合法性危机。奥菲关于国家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福利国家的矛盾》一书，在该书中，他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功能主义、系统论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展开了对福利国家的深度剖析，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危机”的重要思想，对超越以往的经济危机理论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一、现代福利国家的矛盾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采取一系列经济管理措施，全面扩张社会职能与权力，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政治方式，这正如奥菲在《福利国家的矛盾》的开篇指出的，“二战以来，福利国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主要和平原则。”[1]这一和平原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公民有权利要求国家为自己在社会中遭遇的各种风险和危险提供保障措施；其二，国家承认工会的权利。这两点对于解决劳资矛盾和阶级冲突、避免毁灭性的阶级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二战后，福利国家受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赞誉。奥菲不认为福利国家制度是国家加诸在经济系统上的负担，“而是一个内在的经济、政治稳定器。通过它，可以重新唤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并防止经济急剧衰退。”[2]基于此，奥菲明确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运作不能没有福利国家。
20世纪6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日益完善，其覆盖面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但奥菲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在暂时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突出的问题之后，随即又引发了更为严重和普遍的社会问题，如我们上文曾提到的社会效率低下、财政负担沉重、市场调节机制失灵、社会活力下降等各种问题。对此，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尴尬就在于国家成了“成功的受害者”，“尽管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是破坏性的，然而废除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将简直是毁灭性的。”[3]20世纪70年代末，剧烈的经济衰退使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流行，他们主张西方国家应重新返回到不要任何国家干预和管理的市场经济中去。奥菲认为，这种复兴的实质是对福利国家的根本性批判，即“与其说福利国家有效地调和了市场社会所产生的冲突，不如说它实际上加剧了冲突，而且还阻碍了社会和平进步力量(即市场力量)正确有效地发挥其作用”[4]。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高福利政策的基础是建构在高税收之上，高税收抑制了资本的流动，同时也伴随着低利润率、低投资需求和低产品供给率；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对工会权力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人们的工作欲望不断下降、物质生活要求却不断上升。这两方面因素的叠加就导致市场衰落、通货膨胀、需求旺盛、经济衰退，并且这些矛盾越来越无法通过经济产出得以解决。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重回市场竞争的观点，在奥菲看来，无疑于“过时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的白日梦”。
奥菲国家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现代福利国家矛盾的分析，一方面，福利国家制度对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二者不能共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福利国家制度为其提供合法性基础，没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就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机和矛盾之中，这种相互依存又相互抵触的矛盾就是所谓的“奥菲悖论”。
二、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
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性的矛盾存在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从经济层面来说，由于国家通过调节、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手段剥夺了资本主义改变其价值使用的范围，这种剥夺或以对资本进行征税的形式，或以改变劳动力用途的形式，或以他们自认为最有利可图的方式自由地使用两者等方式表现出来，结果导致国家政策对维持和丰富交换关系的尝试反过来成为威胁这种关系的结果。从政治层面来讲，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非经济控制的领域具有更强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如公共权力部门、公共服务机构，这些部门既不产生社会财富，并且占据了大量的社会支出。从意识形态层次上来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要想真正发挥功能，个人对物质财富的希求必须成为其活动和信念的根源，但是福利国家的矛盾在意识形态上却导致了这种个人占有欲的颠倒，因为市场上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而由政治措施所决定。比如，一个人的付出与收入就受区域内经济发展程度的充分影响，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面临着结构性的弊端，而且不断成为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焦点。
(一)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性的矛盾
但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至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为主导的发展阶段，福利国家政策的出现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力量与关系。奥菲认为，随着经济系统需要从国家的干预中获得功能性失调的补偿，经济系统不得不将自己“内部产生的价值部分转移给政治—行政系统”[7]。换句话说，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后者日益成为整个经济活动的调节者与支配者。而这种失衡恰恰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这样，为政治和社会子系统提供物质财富的经济子系统就必须要解决其与政治子系统之间的失衡问题。因为一方面，只有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的关系，才能解决政治子系统的合法性问题、经济子系统的协调问题和社会子系统的忠诚与稳定问题；另一方面，保持三者的动态平衡可以使政治子系统不至于过度干预和危险干预，导致财政资源匮乏，社会管理滞后，可以使经济子系统不至于产生经济危机和资本逃逸的倾向，使社会子系统不至于产生过渡的依赖和盲目的需求。这三者是福利国家制度赖以延续的重要资源，只要政治子系统可以保持与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动态平衡关系，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资源就不会匮乏，就会始终将危机管理在产生与消除之间保持一种妥善的平衡。奥菲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长足的政治理性和行政理性。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国家管理是一项及其复杂的事情，由于福利国家进行危机管理时所需要的财政资源、合法性资源和行政理性根本难以达到理论设计的水平，因此福利国家的危机管理不可避免地将朝着新的危机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子系统的“自我瘫痪”导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取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子系统瘫痪的速度，但与此同时，福利国家在相对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时，其本身又成为了危机的根源，这也就是奥菲所言的“危机管理的危机”。奥菲敏锐地发现了福利国家的悖论，后来，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滞涨”，福利国家的破产和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到来在实践上印证了奥菲的判断。可以说，奥菲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不仅切合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切合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回归国家的潮流，真实展现了福利国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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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菲同哈贝马斯一样，都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即福利国家试图通过满足人民期望来赢得认同和合法性，但福利国家的运作机制已经决定了其既不能全然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也无法解决自身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使合法性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危机状态。对此，奥菲从政治权力制度角度展开了更深层的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最抽象和一般的层次上可表述为一套政治权力制度，这种政治权力的取得需要通过在大选中赢得足够的选票。通过民主选举与物质保障的政治经济结合，在渐进式的财政累计中实现。这种积累过程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商品形式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积累之间的总体平衡点，只有当商品形式普遍化，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才能保持稳定。
(二)危机管理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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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菲认为，资本主义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彼此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子系统。就彼此独立而言，三者各有其目标和功能，即政治子系统是为了维持政治平稳运行和国家的繁荣稳定，经济子系统是为了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子系统则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于生活质量、社会福利、危机保障的需要。就相互依赖而言，不言而喻，政治子系统对经济和社会子系统进行调节、引导和控制，经济子系统为政治和社会提供建构的原则，并为二者运行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援和财政资源，社会子系统为政治和经济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和合法性的来源等。奥菲认为这是一种积极依赖关系，并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
奥菲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律时指出，如果商品交换能够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转，就不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商品交换难以维持的情况，从而影响了社会积累的过程。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大量劳动力和资本被驱逐出商品形式，商品形式出现瘫痪。为了进一步维护资本主义交换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一系列政策，旨在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出劳动者与资本，从而保障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的合法性。奥菲认为政治对市场秩序的干涉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呈现出向政治扩散的趋势，反过来又威胁着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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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危机概念似乎是不辨自明的，但在奥菲看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分为“偶发危机”和“过程危机”。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部分危机的概念都是一种偶发危机，它是由系统之外的原因引起的，与系统的结构和性质无关，只是会危及到系统的存在，比如：洪水、地震等由自然灾害引起的危机，以及全球或区域性的经济危机等。而过程危机是指“违反社会过程之‘语法’的过程……是系统所面临的‘抵消性’发展趋势”[5]，福利国家的危机就是一种过程危机。奥菲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甚至连一种完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再存在了——这种意识形态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并构建出一幅和谐的秩序图景，但资本主义体系却仍然能够生存至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既撩人心思又令人困惑的谜团。”[6]而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效地摆脱这一困惑，其出路在于考察“危机管理的危机”，即通过系统预测分析国家在保持繁荣稳定时存在的问题。福利国家的政府管理本质上是一种非一般意义上的危机管理，即其并非由偶然危机导致，而是奥菲所言的结构性的“违反社会系统之‘语法’”和“系统面临的‘抵消性’发展趋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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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菲接受了韦伯所划分的合法性类型，认为当今资本主义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属于“理想性”的合法性模式。理想性的合法性模式源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威，而决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它能否根据普遍正式原则获得权威，比如通过选举产生民主政府。人们之所以接受民主政府为合法政府，是因为人们已经接受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和法律。对此，奥菲进一步指出，人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原则、法律，并不是因为那些原则、法律有合法的魅力，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带来符合人们利益的结果。就像人们遵守交通法规，并不是因为对法规的偏好，而是因为这些法规能带来交通安全的结果。简言之，宪法给予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和法律以合法性权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子系统提供的福利保证了对于维护大众的忠诚，继而也对整个系统的运行极为关键。在奥菲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合法性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大众忠诚的危机。
三、合法性与效率
从理论渊源上看，奥菲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出发理解福利国家的发展趋势，甚至他的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的思想直接就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但不同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国家理解为“资本家的国家”，奥菲认为，政治子系统对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行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等一系列作为，显然不能仅仅看作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这就使得其对福利国家的理解的某些方面，其实还未达到普朗查斯和密利本德的水平。当然，奥菲对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的危机的分析也达到了前两者不曾具有的深度。
奥菲实际上将合法性问题引申为某种政治制度能否带来好的结果的问题，一种制度、法律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符合人们的利益、满足人们对它的期望，就能够被接受，就能够维持其合法性，反之则会产生合法性的危机。政治制度能否带来更好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是效率问题。企业的效率取决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取决于利润的高低，但政府的效率却难以确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和措施的效率很难用企业的投入——产出的标准来衡量，而只能看其是否保障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正常运作，福利国家若能做到这一点，其就是有效率的，它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并且这种效率越高，合法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奥菲认为，合法性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通过政治解放获得了民众的认同，此时，国家的合法性问题是被忽略或搁置的；第二个是指随着资本主义从早期的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子系统对社会的开放程度偏低，且无法有效控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上演，无法遏制两极分化的不断加剧，导致人们产生了普遍的认同危机，于是国家合法性的问题就应运而生；第三个是指由于政治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的关系失衡，出现了社会对民主制度是否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的争论，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一时期，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三者并存，人们既不满意、不赞成国家的“物资供应系统”，也由于国家的强势干预，使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严重屈从于政治，其结果便是高效率和高水平的控制尚且不能产生的合法性，在低效率和低水平的控制之下就更加走向了反面。
四、走出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困境
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并提供社会福利，使得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政治安排的色彩。而在现有的民主政治的竞争体制下，政府又有过多的承诺，群众对国家有过高的期望，这使得福利国家承受着过度的负担，甚至是不堪重负，当它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无法满足群众的期望时，人们便会对它产生怀疑。奥菲认为，福利国家体制下人们对政治的信任，已达到了严重崩溃的程度，引发了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奥菲“围绕着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共生与张力关系”[8]，从系统论功能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福利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在他看来，走出福利国家的困境就在于走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奥菲认为，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运动是以国家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形式，以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虽然可以通过国家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但由于没有广泛的社会民主的制约，将可能会导致一种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背道而驰的结果。对此，奥菲主张积极发展非国家主义的战略，其载体就是通过新社会运动，而非传统的国家意志实现社会主义。奥菲的这一思想，其实就是主张弱化和分散国家权力，以社会化的公民政治参与来保证国家权力的社会化。从时代发展的趋势看来，奥菲站在福利国家的背景下思考非国家主义的战略问题，他注意到了现代生产方式的高度复杂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子系统的有限理性的矛盾，因此主张在复兴欧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采取非国家主义的新社会运动，他的这一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秦铁崖不想撤招，冒着两肋被对手击中的危险，以变式龙爪手直击对手前胸。乔十二郎忍不住低喊一声。然而，场上局势并不像乔十二郎所想的那样。秦铁崖身高臂长，瘦削剽悍，出招迅捷，他的十根手指，抢先戳中对手前胸。越是庞大的气球，越是怕细小的针尖，同样道理，最坚韧的羊皮囊，也经不起小木棍的戳击。就在手指戳中对方的刹那，秦铁崖明显感觉到，自己两肋的威胁解除了。对手的皮囊急剧往里收缩，弹性锐减，腹部也迅速瘪下去，那攻击对手两肋的双手，痛得僵住。
总之，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特别是“危机管理的危机”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合法性问题上难以克服的矛盾，其着眼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做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创新和推进，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赞扬与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其国家危机理论的局限性：其一，奥菲主要是站在凯恩斯主义的角度上理解福利国家，他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的理想化、模型化分析使其缺乏对福利国家在国内外交互作用中发展的关注；其二，奥菲对系统功能方法的过度使用有着向还原论倒退和概念模糊的缺陷；其三，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未来在于非国家主义战略，但非国家主义战略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再加上新社会运动的分散性、间断性、不确定性及其内在的不一致性，导致了至今也不能确定它们能否对福利国家危机的解决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2.荷兰。荷兰最为著名的是研发税收抵免(WBSO)和创新箱制度(Innovation box)。政府规定，对于符合要求的研发支出，最初35万欧元可以按32%的比率抵扣工资成本和费用，超过35万欧元的部分则按照14%进行抵扣。荷兰的创新箱制度则对符合要求的研发收入按7%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的亏损可以按25%的法定税率进行抵免。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格外重视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创新型企业可以向政府申请创新信贷，其中小型企业研发成本的45%、中型企业的35%以及大型企业的25%都可以获得信用贷款。
参考文献：
[1] [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
[2] [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2.
[3] [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7.
[4] [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3.
[5] [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42.
[6] [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41.
[7] [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54.
[8] 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
Offe:StateLegitimacyArgumentBasedonDynamicBalancebetweenSystems
WU Wei-li
(CollegeofMarxismofKashgar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of Neo-Marxism, Claus Offe developed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abermas’s views that late capitalism has self-induced paralysis tendency and inevitably facing the new crisis of legitimacy. He conducted the state issues research based on social critical theory. By associating the Marxism with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sociological functionalism and system theory etc., Offe carried ou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idea of “crisis behind its management”, which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of economic crisis theory beyond any previous ones.
Keywords: welfare state; crisis behind its management; legitimacy
收稿日期：2019-01-25
作者简介：武威利(1979-),女，河南荥阳人，哲学博士，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9)02-0031-05
标签：国家论文; 福利论文; 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子系统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政治制度论文; 《科学经济社会》2019年第2期论文; 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