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摘 要］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有其完整的内在逻辑。首先，人的三重需要，这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逻辑起点。其次，需要的产生和满足离不开人的生产劳动，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逻辑中介。最后，通过需要的满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逻辑旨归。马克思需要理论对于解决我国当前人民的需要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社会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需要理论；内在逻辑
人类的诞生从一开始就与需要相伴，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无不源于人的需要。马克思的“需要”概念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阐明人的一般需要，总体上是以零散的论述和论断的形式存在的，并与其他重要理论内容交织在一起。但这种形式并没有影响马克思需要理论拥有丰富的内容和相对独立的体系结构，马克思需要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有其逻辑规定性。
一、需要即人的本性——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逻辑起点
（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需要
一谈到人，人们首先会想到人是一个有着血肉组织的生命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1]23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同其他动物一样，需要有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维持其生命存在，而这些物质生活资料都来自于自然界，离开了对自然界的物质摄取，人自身的新陈代谢过程便无法进行，其生命活动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人为了生存和生活，就必须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人的这一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有着自然需要，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必须始终以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为前提，对自然形成一种客观的依赖关系，必须依靠自然界而存在。
法律法规的保障以及政策的支持是治理电子商务问题的根本保障，法律法规的制定从制度上鼓励公众和企业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在内容上要体现出我国目前电子商务协同治理的重要性，同时要明确参与各主体的职责，避免出现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信任危机，最大程度地避免电子商务中出现的负外部性问题。其次，政府要考虑到不同地区消费能力和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情况，综合内外部因素因地制宜地提供合作服务和公共服务，以实现效益最大化[9]。此外，要加大力度完善现行的《电子商务法》，尤其是对于“双11”期间的各类应急系统，逐步健全各区域协同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根据导则，本工程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75%，对应的设计降雨量为29.2mm。采用简易容积法计算，对应绿化带滞蓄水深度约为18mm。在下沉式绿化带内设置溢流式雨水口，雨水口高出绿化地坪18cm，溢流式雨水口按20～50m间距布置，并与雨水检查井的位置相对应。降雨发生后，地表径流经沉砂池溢流进入下沉式绿化带，经绿地蓄渗饱和后，多余的雨水溢流至雨水口，通过雨水口连接管排至雨水主管。
但是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并不是完全依赖于、满足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的物质资料，而是可以通过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满足自身的相关需要。正是这种生存需要促使人类进行劳动创造活动，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从而把人类与一般动物真正区分开来。人的需要是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因，“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2]。人之所以能够按照自身的需要，进行生产劳动，从而实现生命的延续，正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和需要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从而使自然界打上人的烙印，成为人化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又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总之，人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从自然界摄取物质生活资料，这是人类首先要满足的第一个需要，它构成人的物质基础，也是人们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
（二）“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社会交往需要
需要的满足要靠生产劳动来实现。人们“为了生活，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158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由客观实在的自然界提供，然而自然界不可能为人们提供现成的需要对象，并且人不同于动物，也不会满足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样在人的需要与自然界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通过生产实践对自然界进行改造，把自然界原生态的物质资料转换成人们实际需要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做”[1]286，“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158。可见，需要是人从事生产实践的原动力，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的动因。人们在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新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3]159人的需要具有无限延展性，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又会随之产生。人们为了满足新的需要就会投入新的实践，而新的实践又会催生新的需要，如此循环往复，人的需要对象和生产实践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的需要和实践不断向更高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劳动连接着需要的产生与需要的满足，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逻辑中介。
（三）人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存在物：人的精神文化需要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7]。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劳动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劳动作为谋生的手段，具有生存的意义。人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为了维持其肉体组织所要的各种能量，必须通过劳动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摄取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人类的产生也正是在劳动中逐渐形成，可以说没有劳动，就不会有人的存在。这是任何社会所具有的劳动的一般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异化的，与人的本质相背离，劳动仅仅作为谋生手段而存在，工人在劳动中体会到的不是快乐，不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是痛苦，是非人的待遇。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具有确证和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生活意义，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56，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指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由选择所要从事的劳动，并且通过劳动把自己的类本质对象化到劳动对象中，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确证和实现，同时人的本质力量也在不断增长和发展。这是共产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劳动属性，这时的劳动不再以满足肉体需要为唯一需要，而是以主体能力和自我实现为主要目的，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成为人的真正需要。
二、生产劳动——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逻辑中介
（一）需要的产生与满足依赖于生产劳动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9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总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他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脱离一定社会关系而存在的人就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果说人的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本物质前提，那么人的社会属性则是人的本质的根本体现。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社会交往的需要。一方面，正是因为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才促使了人类语言的产生，动物的心理才得以逐步转化为人类的意识。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的满足也必须通过社会交往才能得以根本实现。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获得食物，满足生存需要必须通过相互交往集合起来，这是最初的社会交往。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的需要也变得更加多样，单凭个人劳动已无法满足多样性需求，从而产生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人类社会交往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即人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人的社会需要基于其自然需要而产生，以自然需要为前提。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人们为了获得食物，满足维持其生命存在的自然需要，不得不采取集体合作的活动形式，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人的自然需要离不开社会需要，“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4]187。人的自然需要已摆脱了纯粹的动物式需要，它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被社会化，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在人的社会需要之中。
（二）异化劳动下需要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被严重物化，物质财富成为人们的唯一追求，需要对象贫乏化。在资本家看来，只有尽可能多地掌握物质资料，才能对工人和整个社会拥有更大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因此资本家的一切激情和欲望都是为了获取物质财富，对货币的追求成为资本家的最大需要。而工人的一切劳动也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以维持生命，生存需要成为工人的唯一需要。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的这种异化状态严重违背了马克思所说的人之为人的真正需要，如果人的需要仅限于物质需要，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不是最后一个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最终会步入共产主义社会。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人们的物质需要再也不是对货币的无限追求，货币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物质资源。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才得以从物质财富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摆脱生存需要对自己的束缚，从而追求更加丰富和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需要理论的逻辑旨归
（一）需要主体的平等化
百里香此次前来，是有燃眉之急求助。闹春楼当家主唱琵琶仙，被县保安队长刁德恒骗到河西财主庄大善人家里，明里是避开奸淫烧杀的日本人，把琵琶仙送给庄府二姨太当琴师，实则是送给庄大善人做三姨太。刁队长有百余人枪，是县城呼风唤雨的人物，何以巴结山里老财？原来，这庄大善人有一胞弟，名曰庄槐，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国民党县党部任职，县城沦陷后做了日本人的翻译，现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刁德恒想投靠日本人，又怕日本人不信任，便来了个“曲线巴结”，通过庄大善人拉上庄翻译，再投日本人，便把琵琶仙骗至庄府作为见面礼。
（二）需要对象的丰富化
既然需要的产生和满足都依赖于生产劳动，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劳动的性质就决定了需要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的劳动是异化的，因而这种劳动下的需要也是异化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了需要异化的几种表现形式：首先，需要异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需要的物化，即人们对物质的需要构成人的全部需要。而物质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货币，因此人们对物质的需要就间接变为对货币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4]224。其次，需要的工具化，即人的需要成为人们谋利的手段和支配他人的力量。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4]223。最后，需要的两极化，即一部分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朝着精致化、奢侈化的方向发展，而另一部分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却朝着粗陋化、简单化的方向退步。资本家凭借其手中的财富，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开始追求各种奢侈需要。而工人的需要则被资本家压榨到最低限度，即生存需要，但是就连这一最基本的需要也难以满足了，“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6]340。需要异化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个人占有，资本家凭借其占有的生产材料，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劳动，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工人除了人身自由以外，一无所有，不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只能听命于资本家的安排，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其劳动所得仅够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资本家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而工人只能处于被支配、被奴役的地位。这样就必然导致，一方面，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拥有的财富也越来越多，其需要也更加的物质化和过度化，甚至是虚假化；另一方面，工人却变得越来越贫穷，其生活状况甚至连动物的标准也达不到，“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6]341，人的需要已被完全异化为动物的需要。资本主义财产的私人占有制，使得资本家，甚至是工人更加重视物质财富的作用，社会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观：拥有的财富越多，你的支配权就越大。因此，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整个社会人们的唯一需要，并且由需要的物化衍生出一系列其他的异化形式，从而使整个社会的需要处于一种异化状态。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属人的社会。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都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需要的真正确立和满足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需要真正得以实现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实现需要主体的平等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决定了二者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也决定了二者享受的需要也是不平等的。工人只需要维持其基本生存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交往需要、运动需要等都与工人无关，仿佛这些需要天生就不是属于工人的。对于资本家，他们对物质的追求已经不再限于维持其生存，而是提高到物质享受，甚至过度消费。音乐、绘画、骑马等活动仿佛天生就是为富人所准备的，是资本家理所应当享受到的权利。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阶级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使得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需要主体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不平等使得二者的需要走向两极化。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都享有其作为人的权利，都有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每一个人都不能妨碍甚至剥夺另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马克思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主体之间的平等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实现的，而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消灭了阶级，消灭了私有制，人们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三）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是有自主意识的存在，具有主观能动性。“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5]某些高等动物的活动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目的性，但是动物的活动及其“目的”都是受他们的自然生理构造和本能决定的，他们并没有自觉的目的。与此不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自觉的目的和明晰的意识指导下进行的，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56正是因为人具有自主意识，所以人的大脑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思考，从而不断地进行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57人的自主意识性使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能够把握自己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和条件，从而以自己的需要为尺度改造所处的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世界的真理性认知，这种认知充分体现在人们的各种精神文化作品中。精神文化的创造离不开大脑的思维和意识过程，而会思考的大脑为人类所特有。因此，作为有意识、会思考的人类存在，必然会产生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
四、马克思需要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三重生命属性，决定了人生来就有着物质、社会、精神等方方面面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的重要任务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注重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既是对人的本性的尊重，也是新时代马克思需要理论在中国发展的重要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应当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既有生存需要，也要有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根据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逻辑，需要的满足离不开人的生产劳动。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的生产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现阶段的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一方面，我国的发展是不充分的，虽然我国已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无法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主要体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行业之间。当发达地区的人们想着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时，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却在想着如何生存，如何脱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需要作为观念上的生产对象，是“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2]，生产职责就是通过占有、开发和改造自然产品，制造出适合人们需要的对象，从而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调节满足需要的生产活动，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供需平衡。马克思认为，需要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呈无限上升性，因此，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动态过程中，对人民需要的满足也需要我们党和全国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二）合理适度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依靠自然界而存在，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界时刻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人的需要的满足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自然界，人的需要是无限的，而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这样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就构成了一对矛盾。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需要日益多样化、高层次化，甚至出现了过度膨胀的现象；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人们对大自然的控制能力、改造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对大自然的敬畏已经变成了对大自然的肆无忌惮的索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的背后有的是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不正当的胜利，都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目前，我国局部存在的环境污染严重、能源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不管是生存需要、享受需要，还是发展需要，其需要的满足都离不开良好的自然环境做支撑。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讲，生态环境首先要维持人类肉体组织的各项机能需要，确保维持人的生理活动所需要的阳光、水、空气等都是健康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现状而言，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已渐成为一种奢求，近年来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各种疾病日益增多，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健康的生态环境还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美的自然风光总是能够让人心情愉悦。当下人们承受的社会生活压力与日俱增，旅游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减压方式之一。但是为了满足人们经济发展的需要，大片的土地被占用，昔日的田园风光已不复存在。生态环境的恶化归根到底是由人们不合理的、无节制的需要所致，因此，必须对人们的不合理需要加以调控，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合理调控自己的需要，做到“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8]。首先，需要的对象及其满足方式要合理，必须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社会法律道德规范。例如，人们捕杀野生动物，是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或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这就属于不合理需要。其次，需要的量要适度。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满足需要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这就需要人们有意识地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从而把自己的需要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更是将“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合理调控自己的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每个人刻不容缓的责任。
鄂早18：籼型常规早稻，湖北省黄冈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于2003年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5年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其稻米品质好、产量高，是湖北省多年来的早稻主导品种［4］。
（三）减少异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均衡发展
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社会目前仍然存在着异化需要。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为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价值观的滋生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其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使得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迫切。20世纪中叶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也在慢慢地向我国渗透，消费主义主张消费的越多，人生就越有意义，就越能彰显个人价值。而消费离不开金钱，这就使人们对消费的追求间接转化为对金钱的追求，物质财富的需要成为人们的唯一需要。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异化需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需要的物质化，即人们片面地追求金钱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享受，从而忽略其他方面的需要，甚至以牺牲其他需要为代价。现代社会充斥的各种商品，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人们对物的消费欲望，人们陷入了严重的物化状态。对物的占有已构成了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全部，仿佛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甚至人的感情也是可以被量化的。人对物的占有异化为物对人的占有，人们在金钱面前屈服，被金钱所支配，甚至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人格。但是这种对物质的占有所带来的满足感是短暂易逝的，当某一需要实现之后，会带来瞬间的满足感，但随后就会产生心灵的空虚，为了填补这一空虚，人们又投入到新的物质需要中，如此循环往复，人们就这样在不断追逐物质欲望的过程中度过一生。二是需要的符号化，即人们的需要对象不再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基于其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在传统社会，人们进行商品生产和消费主要是考虑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质量、色调、形态等具体特质。而在消费社会，消费者看重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附着某种意义”的价值，这种符号价值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生活品味和自我价值的确证。人们通过对物的消费进行交往、沟通和攀比，彼此确认着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寻找着自己的价值。三是需要的虚假化、被动化，即人们不是出于自己的真正需要自主进行消费，而是“被消费”，即由生产者主导的被迫消费、虚假消费。在我国发展既不平衡又不充分的阶段，生产商为了特定的利益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某些需要，通过广告等各种媒体的宣传，诱使消费者心甘情愿地进行消费。“乐于接受”强加的需要，看似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实则反映了当前人们的一种异化消费状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成为生产商推销产品的主要媒介。人们在各种广告的诱惑下，难以辨别哪些是真实需要，哪些是虚假需要，往往被广告引诱到虚假需要中而不自知。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人们需要的被动性，有时甚至是被迫的。人们不是自主产生某一需要，而是被动地等着生产商制造出一种需要，然后去消费。异化需要严重影响了人的需要的丰富性、真实性和自主选择性，使得人的发展逐渐走向片面化、畸形化。马克思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应该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人们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中，而人的一切活动又都是出自人的需要，因此，人的需要状况间接反映了人的发展状态。人的发展应该是自由而全面的，从而人的需要也应该是丰富多样、自主自觉的。马克思认为异化需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被完全消除。我国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仍然存在着市场经济，仍然需要货币，因此我国自然也会存在异化现象。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异化现象虽然在我国现阶段是不可避免地客观存在着的，但是从主观意义上来讲，异化现象与人的需要观、消费观也有很大关系。我们应该在客观看待这一现象的同时，通过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对人们价值观的引导，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尽可能地减少异化需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五、结语
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有着完整的内在逻辑，遵循了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旨归的完整逻辑路线，是人的本性——生产劳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展开。马克思从人的三重生命本性分析得出人的三重需要，即自然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只有这三种需要同时得到满足，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需要的满足离不开人们的生产劳动，正是通过人们的劳动，人类和人类社会才得以产生并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需要处于一种异化状态，人的发展也是畸形片面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需要才回归到其本真状态，人的需要才能得到真正确立和满足，人的本质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落脚点，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9-17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5.
[8]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71.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341（2019）04-0032-06
［收稿日期］2019-06-15
［作者简介］冯梅（1994-），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席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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