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除却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还重点阐述了生产总体辩证法。这一哲学方法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方法为“靶子”，通过反思后者强调的物质生产基础来证实自身的合理性。它秉承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在将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作为逻辑起点的同时，诉诸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完成理论前提的建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及其辩证运动，从而构成生产总体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并运用到关于货币形式与资本一般的诠释过程中。此外，他还力图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平衡问题，最终使生产总体辩证法成为一个逻辑严整、义理丰满的动态结构。
【关键词】辩证法；生产总体；现实的个人；精神生产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地位经久不衰，尽管马克思本人为避免预先提出结论的弊端而将它遮蔽起来。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为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哲学方法：生产总体辩证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鉴于国内外学界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上论述颇丰，却鲜有提及生产总体辩证法，本文尝试从批判对象、逻辑起点、理论前提、核心内容和重要补充等方面，对生产总体辩证法作系统的阐述，以期引起学界共鸣。
在教学中，建立关系的前提是师生之间发生交流和交往，但现在的许多课堂，只是单向的教师讲授、学生接收。教师的注意力主要在“教”，没有注意到在“教”的过程中与学生发生交流和交往，建立某种超越客观知识的情感关系。我试图强调的是，在“教”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什么。当前，我们没有很好地区别什么是教师关注自己的教学本身，什么是关注教学“之中”发生的事情。这个区别不是特别明显，但同时这个区别又是巨大的。
一、反思经验论方法中的物质生产基础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内容来看，生产总体辩证法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与分配二分法针锋相对。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有纯粹讨论生产的一般条件和决定分配的一般因素等做法。上述做法的背后，是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经验论方法，后者以强调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为核心观点。
自威廉·配第以降，经验论方法就贯穿于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从可感知的经验事实和经验材料出发，配第指明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是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对经验材料的考察；不是单纯的思维活动，而是诉诸感性的论证；不是找寻以变化无常的主观意愿为根据的原因，而是探究以可被捉摸的客观事实为根据的原因[注]参见[英]威廉·配第：《政治算术》，陈冬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8页。。延续配第的研究思路，亚当·斯密把物质生产视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从需要和劳动这两个物质生产的基本要素出发，结合工场手工业劳动的经验事实，将财富一般劳动规定为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本质，逐步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中实存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不仅如此，他所论及的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也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要言之，斯密以“描述”经验事实的方式，给予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行过程以合理性证明，从而使其建构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解释现实世界的部分合理性。有见及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及它之于加工政治经济学材料的益处，将它称作“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与斯密相比，大卫·李嘉图不仅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规定为自然形式，而且着重探讨了同样作为自然形式的产品分配。在他看来，物质生产的自然性本身包含着产品分配的自然性。例如，土地产品就是将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在地面上所取得的，与之相适应，这些产品当然要分配到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手中。可是，影响产品数量的诸因素，如土壤肥力、资本积累、人口状况、工具改进与技术应用等，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却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产品在不同阶级中的分配比例有所不同。因此，确立作为生产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分配规律，应当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这样以来，便不用像斯密那样，论证从分工到货币产生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转而直接以价值为起点来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注]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页。。在上述理论前提下，李嘉图没有孤立地考察分配问题，而是以确定不变的价值尺度为前提，并结合实际的物质生产对它加以研究。这决定着他在方法上远未摆脱经验论的影响，仍旧以可感的经验事实和经验材料为立论依据，从中找到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所谓的经济法则或规律；更无法摆脱将生产和分配视为相互独立的领域的局限性。换句话说，李嘉图在方法论上的超越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完成的，因而也成为马克思生产总体辩证法的批判对象。
随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的逐步完善，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理论诉求，愈发明晰起来。在整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约翰·穆勒形成了对政治经济学及其科学性质的明确认识：“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对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注][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刘进译，载《海派经济学》2004年第3期期。这就是说，找出导致人类各民族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存在差异的因素及其背后的规律，理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及其科学性质所在。约翰·穆勒分析，财富的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有着自然和人为、经济和社会之分。作为从物质世界索取人类生存与享受的手段，财富生产的完成要具备一些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的必要条件，诸如物质自身的性质以及对它们的了解程度等。这些条件作为自然科学或日常经验能够解释的客观事实而存在。政治经济学将这些事实同关于人类本性的真理结合起来，尝试探索出决定财富生产、解释今昔贫富差异和预言财富增加程度的次要的或派生的规律。与财富生产不同，财富分配取决于社会的法令或习惯，因为个人必须在取得关于财富所有的“共识”基础上才可以保有自己的财富，这些“共识”的固定化即为社会制度。出于人类主观意志制定的财富分配规律需要结合人类本性的各种基本法则，并根据人们当时的知识、经验、社会制度、智力和道德修养状况予以调整，从而具有同自然规律相似的真理性。以人性法则作为准则，决定着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路线”。
综观前述，不难发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方法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色彩。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对它的批判，很难获得在批判德国观念论方面的同等有效性。不论将资本主义生产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是将它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都是在人的头脑中的抽象，这两种看法一时难分伯仲。而且，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观念本身的存在要以现实的生产结构为基础，这不足以构成对现实的全部批判。实现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批判和实质超越，首先“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即“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按照恩格斯的评判，黑格尔辩证法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因而可以构成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直接理论前提。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从其“神秘外壳”中剥离出来，得到了一个不亚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从而有效地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总体辩证法就是这个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法正是在反思经验论方法的物质生产基础下展开的，并由此获得对自身合理性的证实。它以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物质生产为起点，将物质对象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上剥离出来，揭示出作为现实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克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正确认识“社会关系与其承载物的区别”的缺陷，同时也完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经验论方法中物质生产基础的反思，绝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意识到道德哲学传统之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道德哲学作为前提和基础决定着经验论方法的运用。其中，配第认为，道德原则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存在，使得任何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不可违背它，而且只有诉诸人们的感性观察并对经验材料加以加工才能获得它。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纳入道德哲学范围，并试图用道德情操来克制个人追逐私人利益的弊端，从而在确立起必要行为准则的社会中规律地活动。李嘉图强调从私人利益出发实现普遍利益，揭示个人如何在相互联系中实现自我利益和满足他人利益，以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约翰·穆勒不仅从作为道德科学分支的角度，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就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注][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刘进译，载《海派经济学》2004年第3期。，还积极探索一种可按契约自由取得财产的真正私有制，从而实现分配正义。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将反思经验论方法置于道德哲学批判的优先地位，直接源于现实关系对道德假说的“冲击”。一旦描述了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过程，揭示出其背后的个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对后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榨取；所谓以“道德情操”克服个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私人利益的实现对普遍利益的促进作用，人性法则和分配正义等道德哲学传统等，便可不攻自破了。
二、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
马克思本人不否认经验论方法强调物质生产基础的部分合理性，而是反对抽象地而非现实地考察物质生产及其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以物质生产为研究对象，既不意味着能够从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生产的结果入手，来逐步展开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不意味着可以直接考察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生产本身，并揭示它所遵循的内在规律。以上两种做法的实质和谬误在于，抽象地谈论物质生产及其结果，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视为生产过程的恒定形式，忽视了物质生产本身是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的历史活动，以及作为这一历史活动主体的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及其作用。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建构，应当以阐释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为出发点，后者同时构成生产总体辩证法的逻辑起点。
以“猎人”和“渔夫”为范例，斯密认为，个人就其本性来说是相互需要的，他们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相互帮忙的体系，后者的社会表现就是交换。人的本性是自然的，而它又决定了交换的产生，由之，交换及其导致的分工也是自然的现象。同样，李嘉图考察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因素，如劳动使用的节约、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等，亦是在于强调个人及其自然性。为了使个人摆脱孤立的状态，卢梭尝试用社会契约的方式将个人联系了起来。他指出，个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尽管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此时，就需要以一种全体联合的形式即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来重新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个人服从契约就是服从其意志，因而在订立契约后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以个人意志为前提的社会契约，构成了个人的社会状态的基础。自然状态下的个人平等和服从个人意志这样的人性假象，意味着个人仍然处于孤立的状态，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个人没有实质的差别。
早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就已经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础，把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看作是社会和历史的前提，探究现实的个人扬弃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制约的方式。到了《哲学的贫困》中，他以批判蒲鲁东将普遍理性作为社会前提和历史出发点的方式，强调只有把现实的个人“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8页，，才能找到历史的真正起点。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演进来看，生产总体辩证法的逻辑起点与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具有一致性。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现实的个人及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着的物质生产。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按照经验论方法，以孤立的个人作为对象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如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猎人”和“渔夫”；还是卢梭在道德哲学的自然法基础上，构造出相互具有契约关系的天生独立主体，都属于脱离历史和现实的虚构。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配置模型首先经过模块抽象，然后将该模块封装成对应用可见的功能抽象模块。每一功能模块包括两个属性，模块名和模块的基本功能。
配套服务企业包括物流包装生产制造企业、农资企业、农机企业等等，服务于种植户、物流等对象，系统模块可以用于信息发布、数据收集等。
在此似乎有一个矛盾和不合理的现象：产生孤立的个人这个观点的时代，却是迄今为止具有最发达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上述不合理现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自圆其说”。马克思分析说，18世纪的人们正处于从圈地运动到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里有大量凭借货币关系获取私人利益、试图成为独立个体的个人。只要个人尽量凭借货币的力量支配产品，他们就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个人某种程度上能够支配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的思想家一般都把从政治共同体向市民社会发展步骤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的近代人，表述为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生来享有自由、平等、财产和人身安全等权利的“自然人”。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产生于自然而非历史之中的“错觉”是每个新时代都具有的特征。到了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被资本所统摄并确立起来，个人完全内化于其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属物和承担者，而不再是它的支配者。此时，作为19世纪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再郑重其事地将18世纪的自然人性论引入到他所谓的社会经济学中，采用编排神话的方式将包含着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社会比作“普罗米修斯”，并以此来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必然是枯燥乏味的陈词滥调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和生产着个人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认为应首先探究这个生产方式本身，考察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是如何被组织和运作的。19世纪的个人虽然理论上还享有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和人身安全权等，但实际上却沦为了由商品、货币和资本所产生的运动形态的承担者。与其将与现实毫无关联的“自然人”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如以规定着生产一般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形态为研究对象。
三、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辩证关系
在产品与个人成为外在关系的现实中，分配借助社会规律决定个人占有产品的份额的形式出现于生产和消费之间。这样，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存在，也就是分配同生产的一般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分别来看，存在以下两类相对立的事实：一是生产要素作为分配形式的决定要素而存在；二是分配表现为决定个人生产地位和整个社会生产的规律。换句话说，产品的分配由于摆脱生产领域而获得独立性，而在此之前的生产中，却同时存在生产工具的分配和个人在各种特殊生产部门间的分配。马克思对此解释道：“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这样看来回答分配和生产的一般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之于生产的作用，或者说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一个民族不管遵循劳动创造一切的普遍观念，还是诉诸征服、掠夺、奴役、革命和立法等现实手段，来赋予产品以新的分配形式，都无不表征着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
本次事故中，110kV那安线发生B相接地故障，那曲变那安线041开关接地距离I段保护快速正确动作，并重合成功。但在110kV那安线故障那曲变那安线041开关保护动作同时，引起上一级联络线110kV当那线当雄变侧041开关零序过流I段保护动作开关跳闸，造成那曲地区电网与系统解网。由于本次事故影响较大，结合当时的电网运行方式，及时开展了一系列事故调查及故障模拟计算分析工作：
（3）资源浪费问题。仅就比特币、以太坊而言，每年挖矿所消耗的电力远远超过全球一些小国家（如约旦等）一年的用电量，相比于IoT设备的低耗能，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安全防护可能远远小于它的资源浪费。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一般即物质生产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规定，包含着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其一，一切时代的生产有着共同的规定或标志，即个人对自然的占有，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其二，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社会个人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认同生产一般作为抽象范畴的性质。只有把生产一般的共同规定提炼和固定下来，才能成为在思维中重建现实的合理抽象。换句话说，就是辩证地看待抽象且赋予它以实证功能。具体到生产一般，不仅要对它和生产特殊的区别作严格的区分和证明，还要厘清生产特殊在理解现实方面的重要性，以及生产一般对生产特殊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抽象有助于呈现物质生产的最广泛现象，却无法正确表现作为真正历史的物质生产的特殊方面。“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割裂抽象和特殊的联系，抹杀物质生产的各具体形式间的本质差别，会使物质生产由特定的、有差别的现象转化为永恒的、同一的过程。一旦如此，便会重复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和谐论的错误，即通过掩盖本质差别来证明社会生产关系的永恒和谐。例如，凯里把资本看作是一般的和永恒的自然关系，忽略了资本作为生产工具即过去的对象化劳动的属性，也就是抛开了使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当然，物质生产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各个特殊生产部门构成的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不论生产一般，还是生产特殊，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形式和物质生产过程而独存。生产一般存在于生产特殊所处的一定社会形式中，生产特殊在这个社会形式中又以生产一般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生产一般与庸俗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具有现实基础，因而可以用作理解一定社会形式中的物质生产，后者则由于只是纯粹思维上的抽象要素，而根本不能解释任何社会形式中的具体生产。不仅如此，以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探讨一般生产条件及其规律的目的在于，承认既有财富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理性：“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并非来源于对其有用性的任何考虑。这种考虑是私有制建立以后人们为其辩护所持的理由。”[注][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8页。由此，马克思在扼要概述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辩证关系之后，超出庸俗经济学的范围，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验论方法中的物质生产基础，作了批判性的反思。
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孤立的个人是18世纪以鲁滨逊故事为代表的普遍人性预言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指出，这类故事绝非对人类文明过度化的反思和批判，以重新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而是单个的个人从16世纪封建社会向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过渡过程中，竭力摆脱自然状态的诉求的体现。这样的个人不是像斯密、李嘉图和卢梭基于人性观念所理解的那样，由自然造成的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即封建社会形式解体和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若进一步向前追溯历史，结论也是如此。孤立的个人根本不可能在社会关系之外进行物质生产，个人始终表现为非独立和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从最初的家庭到由其扩大而来的氏族，再到氏族之间融合和冲突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社会关系始终作为个人的内在规定而存在。只有到了18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才成为个人外在必然性的表现，成为实现其私人目的和利益的手段。
大致而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基本要素——劳动、非生产性劳动和资本，以及由它们扩展而来的其他规定，如生产原料的劳动和制造工具的劳动、创造生产性消费品的劳动和创造非生产性消费品的劳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二是促进生产的条件，如斯密所说的社会的进步、退步、静止等状态[注]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5页。。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讨论的生产诸要素，不过是在观念形式上作的浅薄的同义反复，缺乏历史和现实的内容。将社会发展的各种状态归结为促进生产的条件也是这样，因为一个工业民族到达其历史高峰之日正是其生产达到发达程度之时。
管理人员：“主要用来看维修手册，修理的。规定上是不允许看中文版的，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参考。特别是新参加工作的，一般看中文版，工作时间长了都看原版。因为翻译版的由工程师翻译过来，有时候他的理解或者表达不一定正确。”
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和条件绝非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探讨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他们借此来强调物质生产与产品分配的二分或异质性。具体而言，要素和条件自身的客观性，决定着生产应当遵循与历史无关的自然规律，决定着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成为永恒不变的东西和不容置否的前提。与此相反，人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着分配。殊不知，这种做法不仅割裂了生产和分配的现实联系，忽视了分配也受一定的条件和规律制约的一面，而且抹杀了产品在不同阶级中的分配的巨大差别，征服者、官吏、土地所有者、僧侣和传教士等，仅凭社会地位便轻易获得贡赋、税收、地租、施舍和什一税及其带来的享受。相形之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终日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人们随心所欲地进行分配，看似尊重人的本性，实则一部分阶级对另一个部分的残酷剥削。
在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的辩证运动过程中，生产与消费是同一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客体的角度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同一性，对此应予以肯定。他们所谓的“生产的消费”，即生产行为中生产资料的使用、消耗和重新分解本身即为一种消费行为，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他们的分析缺乏主体的维度，那就是个人在生产中发展自身能力的同时也在消费它。探究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必须兼顾这两者的统一性和对立性。诚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消费不仅以中介运动的方式生产着生产，并使产品真正成为其自身，也就是从对象化了的活动转变为活动着的主体；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从而在观念上提供生产的内在的动力、对象和目的。同样，生产也既从外在对象和决定形式的中介运动上生产着消费，更通过产品作用于消费者身上引起新的需要，使消费摆脱直接的粗野状态。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直接的同一性，消费的生产(再生产)和生产的消费；(2)间接的同一性，它们在互相独立的前提下又互为中介而依存，并且形成一个运动；(3)最后的同一性，它们都因自我实现而创造出对方，且都自我确证为对方的创作物。
四、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及其辩证运动
简言之，生产总体辩证法就是生产同分配、交换、消费等的一般关系。借用黑格尔的术语，它们构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生产是一般性规定，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性规定，消费是个别性规定。从过程的维度来看，生产作为起点而存在，消费作为终点而存在，分配和交换作为二重化的中介(社会和个人)而存在。在上述辩证运动过程中，生产受一般的自然规律制约，分配取决于偶然的人为法则；交换的决定因素介于自然规律和人为法则之间；消费自身具有决定因素的一定性质，因为它既是终点的结束行为，又反作用于起点以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从主客体二维来分别考察这个过程，个人依次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自然产品、根据一定法则分取产品、换取其他特殊产品、重新占有和享用产品；产品依次表现为制造出来的适合需要的对象、依据社会规律分配的对象、按照个人需要再次分配的对象、摆脱任何中间环节而直接满足个人需要的对象。在生产和消费中，主客体关系又呈现出颠倒性：个人在生产中对象化，而产品在消费中具有主体性。在分配和交换中，社会和个人分别表现为一般的和偶然的规定，以此作为生产和消费间的中介。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带有黑格尔辩证法的鲜明印记，任何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都能轻易完成这一工作，甚至连天真的社会主义美文家(格律恩、蒲鲁东等)和平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施托尔希等)也可以“东施效颦”。对于志在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而言，作这样的叙述方式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同一性背后的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在现实中总是表现为许多个人于同一活动过程中的两个要素。个人在生产出一个对象(产品)后又通过消费它来回到自身，由此表现为生产者和自我生产者。可是，产品一经对象化却使个人对它的关系成为外在的关系。此时，完成产品向个人的复归只得取决于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不再诉诸直接占有。相应地，直接占有产品对于处于生产中的个人不再作为目的而存在，转而成为保持同他人的关系以维系生命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不正是这样吗？要言之，同一性只作为形式而存在，劳资关系才是内容。
诚然，上述黑格尔式的三段论实现了逻辑上的自洽。但是，它仅仅揭示出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肤浅的联系。将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的“上限”，只能做到指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割裂以上肤浅联系而已。不论在相同的理论前提下，即把生产和分配当作同等并列的独立领域，来抨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分配；还是只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来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考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统一性，都远远低于这一批判对象的水平，因为后者毕竟基于现实材料而非纯粹思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出了一定的抽象解释。马克思据此指出，应当超越黑格尔式三段论的局限性，重新考察生产同其他表面独立领域的一般关系，揭示出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的辩证运动，即生产总体辩证法，并以此为基础来完成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建构。
在人为决定分配的前提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从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依据，将所有权和司法体系作为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对此作了两个有力地回应：其一，将“Aneignung”(所有权、占有)视为生产的条件，只是同义反复，缺乏对所有权起源的实质分析，因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连它的起源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再将所有权作为不言自明的事实与前提，岂不成了无稽之谈？其二，司法体系作为一种法的关系，只是一定社会形式下的生产的暂时的产物，绝非与所有权发生着偶然关系和纯粹反思联系的永恒事物。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初步形成和已经衰亡的状态下，生产紊乱的影响程度固然有所不同，却仍属于自然现象。仅仅依靠司法体系，而非诉诸生产关系的变革，对解决或调节生产紊乱于事无补。因此，所谓的生产的一般条件，只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中表现出来的财产关系，当作非历史性的自然规律的结果，不能用来解释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形式。
根据以上思考，我打算从两个方面来开展中职语文综合活动“走进家乡文化”课堂实践：一是高淳的民间故事；二是高淳的历史遗迹。并开设这两个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结合地域特色，我觉得高淳的民间故事丰富多彩，可以通过民间故事来挖掘家乡文化内涵;而高淳历史悠久，通过了解现存的和文献中的历史遗迹可让学生深层次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文化。
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很多教师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时宏观性太强，导致教学操作性较差。教师没有将学生感兴趣的事物作为切入点，这就会使得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导致课堂教学效果差，不利于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谈及生产一般这个概念，既要直接明确其内涵，又要辨明它同生产特殊的关系以证实这一内涵。因此，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的辩证关系，构成生产总体辩证法的理论前提。
同样，交换和流通也受生产所支配。在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交换是生产及其支配的分配这一方与另一方即消费的中介要素，而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又使其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作为总体的交换的一切要素(流通也是其中之一)，不是包含于生产之中，就是由生产要素决定。在马克思看来，交换自身及其客体形式与主体行为，均无法越过生产的限度。首先，活动与能力之间的交换实质上是构成生产的重要部分；其次，产品交换作为制造消费品的手段究其实是一种生产行为；最后，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换行为既在组织形式上取决于生产。又始终作为生产活动而存在。不仅如此，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交换，私人交换则以私人生产为前提。如此一来，交换的广度和深度、内容和形式，皆取决于生产；直至在更高的社会形式上的最后的完成阶段上，即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也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了一个生产的总体以及其中的各个环节和差别。在这个有机体及其运动过程中，生产作为起点同时支配着自身和其他要素；作为产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费，都不是决定要素；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本身就在生产内。要言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与此同时，这个有机体中的不同要素之间也有着相互作用。生产在其单方面形式上也决定于其他要素，如市场即交换范围的扩大会直接引起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生产会随着资本集聚与城乡人口变动等分配形式的变化而调整，消费的需要更是决定着生产等。正是处于有机体中的生产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才使生产总体辩证法呈现出一个动态的现实过程，而不是由抽象范畴组合而成的僵化的封闭体系。
五、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平衡问题
作为现实的个人的活动，生产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与物质生产相对的精神生产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切入点，探讨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以此作为生产总体辩证法的重要补充。
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发展与社会一般发展的矛盾是一个特殊性问题。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形式，如《荷马史诗》，大都在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被创造出来。因此，只有将艺术形式同它所处的一定社会形式特别是物质生产条件结合起来考察，才能理解上述矛盾问题。例如，作为古希腊艺术的前提和重要素材，希腊神话是自然和社会的一种“不自觉”表现，因为它对自然的力量作形象化的描述，并借助想象让人征服与支配自然。随着现代人获得了关于自然的理性认识及实际支配，希腊神话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古希腊艺术也因素材的消失而无法再现。
结合物质生产条件探究艺术形式尽管能有效地说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问题，却难免有大的纰漏。在古希腊艺术缘何成为永恒经典，并持续给现代人带来高质量的精神享受这个问题上，上述研究方式显得无从下手。于是，马克思用拟人的手法作了生动的诠释。他写道，现代社会之于古代社会，犹如成人之于儿童。一方面，成人不可能退回到孩提，否则会显得幼稚；另一方面，儿童的天真会使成人身心愉悦，在更高层面上再现孩提的真实是成人应有的追求。人类社会在各个时代所固有的纯粹性和真实性，恰恰“活跃”于儿童的天性中。“正常的儿童”，即人类社会的童年的最美好时期，由于永不复返而彰显出永恒的独特魅力。古希腊民族是“正常的儿童”，古代其他的民族多为“粗野的儿童”或“早熟的儿童”。古希腊艺术与其所处的社会形式之间非但不存在矛盾，反而具有因果关系。正是产生古希腊艺术且只能在此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难以重现，才赋予它以极高的规范性和无法企及的高度。由此可见，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而是彼此制约。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制约着精神生产的过程，一些精神生产的高级形式也会随着制约着它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消失而无法再现，这两者共同决定了这些精神生产的永恒性。因此，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绝非易事。
界定投资定义的目的在于确定投资协定意欲保护的投资范围。《ICSID公约》中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CSID) 的管辖权范围限定在“直接产生于投资的法律争端”。但是《ICSID公约》对其所指的“投资”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或者解释，这直接导致了对“投资”一词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决定 ICSID 仲裁庭管辖权的关键问题。 ICSID于2007年裁决的Diana案即是典型说明。
行文至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再展开关于如何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探讨，甚至在整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很难找到更多的相关阐述。然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在马克思的思想视野内消失，实际上已经成为他探讨未来社会形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要构筑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究其实，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现均以一定的时间为载体。时间的有限性，即整个人类活动的时间总量既定的前提下，物质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和精神生产所需的自由时间此消彼长；投入一方中的时间的缩短，潜在地包含着投入另一方中的时间的增加。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可能会带动精神生产的发展。
由此，马克思认识到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从而用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与此同时，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本可以用于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自由时间，却被一切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实现全部依赖于工人的非自由时间即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超过工人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既创造出资本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更决定着他们的发展范围。一方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取决于另一方的全部时间和发展空间被用作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换言之，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以完全限制另一部分人的能力发展为基础，这是一种明显的对抗。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它之前的一切人类文明进步及社会发展，无一例外不建立在这种对抗性基础上。因此，让自由时间复归到它的真正创造者身上以结束对抗，奠定了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秉承以上思路，马克思最终在《资本论》中把从“必然王国”转向“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归结为工作日的缩短。除此之外，他还在强调对抗性的同时，部分肯定了物质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的相对文明的一面。这种相对性表现在与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农奴制生产方式等的比较上。客观而言，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比前几种生产方式，都更加利于促进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进而为组成更高的社会形式所需的诸要素的形成提供必要准备。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促使社会发展步入如下新的阶段：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对抗性现象将消失殆尽；同时，一些新的社会关系的物质条件与“萌芽”也会生成，并且实现剩余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的有机结合。要言之，剩余劳动生产率及其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只有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这个“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作为“自由王国”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9)02-0001-09
作者简介：杨洪源，河北黄骅人，哲学博士，(北京 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哲学思想研究”(16CZX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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