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2015年全国1.55%人口抽样调查为基础，根据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计划、分年龄一般生育率、调查意愿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收敛性、出生人口性别比收敛性等信息，并控制2050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方位数值模拟了2015-2050年的中国人口结构。测算结果显示：在实施二孩政策、延迟退休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出生人口呈现波动中下降趋势，总人口整体呈倒U型。二孩政策和延迟退休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育龄妇女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下降趋势，但该作用并不具有持续性，也就是未来更有效地释放人口红利、缓解人口老龄化，还需要更为深化的人口改革政策。
关键词：二孩政策；延迟退休；人口结构；生育率；劳动参与率
1 引言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在2017年短暂回升后(增速6.8%)，2018年再次下滑(增速6.6%)。在此之前，国内学者们(马瀛通，2007；蔡昉，2009；钟水映、李魁，2010；彭希哲、胡湛，2011)就已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面临丧失人口红利的困境。同时，伴随着20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的三次婴儿潮逐渐步入老龄化，中国的养老基金(陈沁、宋铮，2013)、城镇居民消费(王宇鹏，2011)、劳动力流动(李旻、赵连阁，2010)等各方面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些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央政府亟需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关键所在。为解决人口红利丧失、人口老龄化等问题，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启动单独二孩政策；时隔两年，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宣布启动全面二孩政策(1)2015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指出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另一方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意味着延迟退休正式纳入中共中央顶层设计。
随着中央对二孩政策的深化推进和对延迟退休的初步探讨，学界关于二孩政策和延迟退休的人口学分析文献也不断涌现，但更多集中在二孩政策领域。翟振武等(2014)预测，若2012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则在生育意愿60%、65%、70%情况下，将分别有累积新增出生人口8047万人、8717万人、9700万人。利用微观人口仿真技术估测，2010年单独家庭育龄妇女为3389.41万人，双独家庭育龄妇女大约为228万人，剩余为普通家庭育龄妇女，即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张丽萍、王广州，2014)；利用人口预测系统(CPPS)分城乡两部门预测，二孩政策下中国将呈现招生规模、师资队伍和教育经费的减、增、减趋势(梁文艳等，2015)。以北京为例，陶涛等(2016)研究发现即便是与社会脱节较高的空巢老人，其对子女生育二孙也有较高的支持率(支持与反对参半)，也就是二孩政策拥有较好的家庭环境支撑。
另一方面，在延迟退休领域，政策出台相对谨慎，学界争论也比较激烈，甚至引发网民与学者的“口水战”，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政策独特的决策模式：一是权力精英最终决定政策的出台，二是民众意见部分影响决策，三是民粹主义的福利权表达较为充分(韩克庆，2014)。延迟退休不仅会产生第一次人口红利，而且会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2)Mason、Lee(2004)将人口红利细分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耿志祥、孙祁祥(2017)基于世代交叠一般均衡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延迟退休五年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所需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幅度不超过5.5岁。就目前来看，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缴费率和赡养率三个参数之间存在较大误差，养老制度具有潜在危机，中国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在主流国家中也偏低，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3)潘锦棠(2002)认为，男女退休年龄的合理性取决于男女劳动效率的差距，也取决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能否通过退休年龄的性别差而得以平衡。与其预期寿命严重背离(郑秉文，2011)。李琴、彭浩然(2015)分析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女性及高职称者更支持延迟退休，受教育较高者更反对延迟退休，而工作单位性质和健康状况对延迟退休的意愿影响并不大。但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历史的滚轮仍将向前，延迟退休具体政策终将出台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现实主义为了解国际社会提供了真实的一面，但其更侧重于描述以国家间相互实力的对比为核心的层面，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并非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局势，各个国际组织、国际法会对主权国家间的行为进行相应的约束和遏制。但现实主义并未对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作出必要的解释和分析，建立在对现实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将从理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弥补和梳理。
本文将重点研究二孩政策和延迟退休下的中国未来人口结构，以2015年全国1.55%人口抽样调查为基础，以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为重要节点，以“十四五”(2021-2025年)为延迟退休过渡期，以2050年为终期，以美国作参照并考虑升学率提升趋势。
非线性振动声调制技术向结构输入两种不同频率的连续正弦信号，即低频振动信号与高频超声信号。当结构完整时，接收信号的频谱仅有两列输入信号成分；当结构中存在缺陷时，施加低频振动会使结构中缺陷的接触界面反复闭合，使低频振动与高频超声产生调制效应，接收信号中会产生调制边频和高次谐波等其他成分。通过观察接收信号的频谱成分，即可判断结构中是否存在缺陷[8-10]，非线性振动声调制检测原理如图1所示。调制效应产生的调制边频频率为：
2 基准参数设定
这部分，将利用前面基准参数的设定，给出2050年及以前的中国人口结构测算结果(16)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更多关于人口结构的数值模拟测算结果，包括2050年及以后的。。
对于分目标年、分年龄育龄妇女，换个视角看，则相当于出生女婴后推15-49年的存活人口。目前，最新的出生人口数据为2018年，故可以直接计算至2033=2018+15年及以前的育龄妇女生育总人口；而2034-2048的育龄妇女生育总人口则需要2019-2033年的出生女婴数据，2049-2050年则需要2034-2035的出生女婴数据。利用生育率，计算可得分目标年出生人口，如果再知道出生人口性别比，即可得到相应的出生女婴数据。医学研究显示，Y染色体较X染色体携带了更少的基因物质，从而使得带Y染色体的精子游得更快，与卵子结合的概率更高，也就是以生物学角度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大于100；而以统计学角度来看，目前世界上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多处于103-107区间。考虑到中国传统观念的转变，不妨假设2040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为105，2015-2039年呈线性衰减(15)在具体操作层面，本文按出生人口男婴占比线性衰减处理。。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即可得到出生女婴人口，并完成“出生女婴-存活女性人口-育龄妇女-出生人口-出生女婴”的闭循环。
中国自2010年以来已成为中高收入国家(5)世界银行按照人均GNI，将各个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若以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参考，并考虑增速衰减、汇率变动、购买力平价等因素，可以预见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可实现的，所以本文以2050年作为预测终期，并以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约束2050年中国的各项参数。特别地，由于中国与美国关系密切，且在领土面积、纬度范围和国际地位等方面较为接近，所以本文还将参考目前美国的各项参数。
2.1 终期约束
但是，二孩政策对生育率的刺激只具有短期效应。在未来，生育率还受其他因素的长期影响。社会保障方面，Fenge、Scheubel(2017)研究19世纪的德国时发现，养老覆盖率越高的地方，其生育率越低(4)因为父母可以把孩子当作替代储蓄的养老工具(Coeurdacier等，2014；Zakaria等，2017)。。男女平等观方面，Brinton、Lee(2016)研究南欧和东亚地区时发现，女性为增加家庭收入将不得不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教育方面，Chen(2016)研究中国台湾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尤其是女性。总之，随着养老制度的普及、男女地位的平等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这些因素将会持续地负向影响中国未来的生育率。
图1 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由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ACS，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计算并绘制。
2.2 劳动参与率
根据人口结构和分目标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等测算数据，本文绘制了1995-2050年中国经济活动人口综合图，即图4。该图由12个分图构成，每个分图又由年龄结构图和散点图构成。在年龄结构图中，中央位置标注了所属年份，且为5的整数倍；纵向最底端为16岁(18)2000年及以前的最小年龄为15岁，2000年以后的最小年龄为16岁。，最顶端为75岁及以上，年龄步长为1岁；左为男，右为女。在散点图中，横坐标为上轴，表示连续的5年，且中位数正好为年龄结构图所属的年份；纵坐标为右轴，表示中国经济活动总人口，以亿人为单位；所有的散点图串联在一起为总散点图。另外，每个分图都有一条参照线，该参照线既表示年龄结构图的45岁线，也表示散点图的7.5亿人。
根据ACS(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就业数据，本文计算了美国2005-2014年的平均分年龄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并利用年龄组中位数控制内插法还原为平均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以之作为中国2050年的约束参数。
对于中国205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其推算步骤为：第一步，对中国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进行延迟退休修正；第二步，利用中国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延迟退休修正劳动参与率，以中国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人口作权重，计算中国2010年分年龄组、分性别延迟退休修正劳动参与率；第三步，以“美国2005-2014年平均分年龄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中国2010年分年龄组、分性别延迟退休修正劳动参与率”作修正系数，计算中国2050年分年龄组中位数、分性别劳动参与率(7)只对年龄范围为16-71岁的分性别、分年龄劳动参与率线性内插；而72岁及以上，则直接利用修正系数计算。。第四步，利用中国2050年分年龄组中位数、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以年龄为线性基准，内插中国2050年分年龄组非中位数、分性别劳动参与率，进而得到中国205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见图1)。
《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广发〔2015〕32号）的发布，标志着国家开始重视出版融合发展，支持力度逐年加大，积极鼓励传统期刊企业试水，探索出版媒体融合新模式。2017年，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以及出版单位的积极努力，开拓融合出版发展的主体应运而生，无论是国家认证的融合发展实验室，还是各主体自身的融合发展研发部门，甚至是企业的单个融合发展项目，都纷纷涌现出来。互联网数字出版模式已基本形成，并培养出大量极具粘性的用户群（具备互联网使用习惯）。
对于延迟退休情况，需要调整延迟退休年龄的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本文假设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时间为2021-2025年，恰好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以下为具体的劳动参与率推算步骤：第一步，选取延迟退休年龄组；其中，男性为60-64岁、65-69岁、70-74岁三组，女性为50-54岁、55-59岁、60-64岁三组。第二步，利用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以延迟退休年龄组形式，平滑上浮201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得到2010年分年龄组、分性别延迟退休修正劳动参与率。第三步，利用2010年分年龄组、分性别延迟退休修正劳动参与率和205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内插得到2020年分年龄组、分性别延迟退休修正劳动参与率(8)在实际编程中，本文假定当且仅当2020年的22岁及以下的男性劳动参与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相等。其中，2020年临界年份以及22岁临界年龄，是综合了高等教育升学率提升，男女升学率均等化，6岁及以上(以出生时间8月31日23时59分59秒为临界)适龄儿童小学入学，高考复读，九年义务教育等各类因素，并反复调试而确定。。第四步，利用2020年分年龄组、分性别延迟退休修正劳动参与率和205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以年份为线性基准，内插可得2021-2025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
2.3.1 核心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象征着相关的研究成果的生产、创造和扩散源领域，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评估的科研实力及其对影响，为学科布局、机构合作科研人员进修以及人才引进提供参考依据[10]。通过检索得到的期刊进行整理、统计得到图4。
最后，对于2011-2019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可利用2010年、202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以年份为线性基准，内插可得。对于2026-2049年，可利用2025年、2050年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以年份为线性基准，内插可得。
2.3 人口存活率
分目标年、分年龄、分性别人口存活率的测算，需要用到死亡率数据。以2015年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为测算基准，本文用year表示目标年，满足year>2015；用pop表示人口；用sex表示性别，满足sex∈{male，female}；用death_rate表示死亡率，并令death_rateyear，age，sex≡death_rate2015，age，sex；用survival_rate表示存活率，则
(1)
其中，最后一个等式利用了death_rateyear，age，sex≡death_rate2015，age，sex。需要强调的是，(1)式中每一目标年存活率的正确计算为形式，而非1-death_rate形式。不妨举例，2015年18岁男性在2016年将为19岁男性，并满足pop2016，19，male=pop2015，18，male-death_rate2016，19，male*pop2016，19，male，整理可得另外，100岁及以上的分性别死亡率已作归并处理。
2.4 生育率、育龄妇女、出生人口性别比
本文以2015年分年龄生育为基准，先估算2016-2050年的未调整出生人口(9)目前，国家统计局已公布2016、2017年的出生人口。。需要说明的是：①只选择2015年分年龄生育率，而暂时不区分性别。这是因为过去一些家庭会在产前做胎儿鉴定并堕掉女胎，或是在产后遗弃刚出生女婴；但随着传宗接代家庭观念的转变、产前胎儿鉴定的控制、嫁女礼金的水涨船高、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这种现象将会得到缓解。当然，在文后将会针对人口出生性别比作详细调整。②未调整出生人口中的“未调整”，一方面是指没有计算0-14岁、50岁及以上的非育龄妇女(10)因为育龄妇女的统计区间为15-49岁。的生育情况，另一方面是指没有考虑全面二孩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对于非育龄妇女情况，可用“2015年总出生人口/2015年育龄妇女生育总人口”作调整系数。对于全面二孩政策情况，可直接结合国家统计局已公布的2016-2018年的出生人口进行调整。本文假设全面二孩政策的生育刺激会持续到2020年，并将该年总和生育率锚定为1.652(11)因为中国2014-2016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1、1.617、1.624，所以线性趋势下2020年总和生育率将达到1.652。；又考虑到中国2021-2025年(12)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可能会启动三孩政策，甚至是完全取消孩次限制。主要是因为2018年出生人口1524万人，大幅低于2017年的1723万人和2016年的1785万人。大概率启新一轮人口生育刺激政策，以及未来对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不断逼近，则可将2025年生育率锚定为不含中国的中高、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2025年总和生育率锚定为1.8(13)根据世界银行WDI(2019年3月21日版本)，中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最新数据为2016年的1.831，当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24，结合当年中国和中高收入国家女性人口比例，可测得中国以外的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约为2；另一方面，2016年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为1.678。为此，本文将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设为1.8。；最后，参照高收入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生育率，以及未来全球生育率的发展趋势，本文将2050年总和生育率锚定为1.6(14)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2015年，世界总和生育率大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例如，美国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分别为3.654、2.48、1.8395、2.081、2.056、1.931、1.844。考虑到2016年高收入国家总和生育率为1.678，再结合下降趋势，本文设定205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由于总和生育率不同于(一般)生育率，所以本文需要采用特殊方法来估算目标年的出生人口。不妨举例，若2045年为目标年，则2045年出生人口=[(1.8+(1.6-1.8)×(2045-2025)/(2050-2025))/1.617]×[2015年总出生人口/2015年育龄妇女生育总人口]×2045年未调整出生人口。
3.2 种子处理：浸种前晒种6～8小时，用55℃热水烫种15分钟进行杀菌消毒，茄子种子浸泡8小时，砧木种子浸泡12小时，然后用纱布包好开始催芽，温度控制在25～30℃，待种子露白播种。
综上，尽管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但体育文本翻译语料库的构建仍然是可行的，这也是顺应我国体育翻译现状势在必行之举，对于体育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体育英语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体育语言教学、国际体育交流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能够为我国体育译员、体育语言学习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真实、专业、规范、丰富的语料，同时，也为使用者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查询、研究和教学工具，为探索体育英汉语言和体育翻译特征与规律提供参考。
3 测算结果
二孩政策基本符合当前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并以极大概率刺激生育率的提升。中国大部分省份的单独二孩政策生效年份为2014年，中国的全面二孩政策生效时间为2016年1月1日。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2014-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较2013年(1.604)呈上升趋势，分别为1.61、1.617、1.62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的一般生育率(37.33)较2013年(35.69)有所增加，2016年的一般生育率(36.17)也均较2015年(30.93)有所增加。从数学最优求解来看，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相当于约束条件的放松，也就是可行域扩大，尤其是当原生育解处于边界时。也就是，本文预期全面二孩政策将会进一步刺激生育率。
图2 1950-2050年中国生育综合图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ACS，《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DI计算并绘制。
3.1 出生人口、育龄妇女、生育率
根据基础参数的设定，通过数值模拟，本文绘制了1950-2050中国生育综合图，即图2。在该图中，出生人口时间跨度为1950-2050年，其纵坐标为左轴；育龄妇女时间跨度为2015-2050年，其纵坐标为左轴；生育率时间跨度为2015-2050年，其纵坐标为右轴。
图3 2015-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图
资料来源：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ACS，美国人口调查局，《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DI计算并绘制。
观察图2，可以发现：1950-2025年，中国共出现四次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1963-1973年、1986-1991年、2016-2025年(全面二孩以及后续人口政策影响)，而这四次婴儿潮将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出生人口。2026-2034年，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其原因为全面二孩以及后续人口政策刺激生育率的减弱。2035-2038年，出现了出生人口增加但育龄妇女减少的奇特现象，其原因为：年轻的高生育率妇女开始增多(由二孩政策以及后续人口政策的女婴转变)，而年长的低生育率妇女以更大幅度减少。2039-2050年，出生人口再次下滑，其原因为：中国开始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意愿生育率(17)注意区分意愿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一般)生育率的概念区别。有所下降。
3.2 人口结构
观察图3，可以发现：2015年中国的人口结构较美国更为波动，这主要受中国前三次婴儿潮(见图2)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交互影响。2015年15-64岁有三个峰值，分为对应着1950-1958年、1963-1973年、1986-1991年的3次婴儿潮(见图2)，且中间峰值>底部峰值>顶部峰值。大约在2025年，顶部峰值几乎消失殆尽；大约在2045年，最大的中间峰值几乎消失殆尽；在2050年底部峰值也开始消失。当然，在2050年二孩政策以及后续人口政策的婴儿潮正持续释放着最大的人口红利，这批婴儿潮大约在25-34岁，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观察图3年龄中位数线，可以发现：2015-2050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大体呈现增加的趋势，而2050年的年龄中位数与2045年持平，预示着2045-205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同时出现老龄化和低龄化现象，也就是人口抚养比过大的尴尬局面。观察图3中0岁、100岁及以上人口，可以发现：中国人口结构呈现低龄男性居多，高龄女性居多的特点。根据本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收敛限定，在2040-2050年0岁人口的性别结构有所改善，进而中国总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调现象也将会有所改善。
根据基础参数的设定，通过数值模拟，本文绘制了2015-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图(含美国对照图)，即图3。该图由1个美国分图和8个中国分图构成。在每个图中，纵向可分为三个部分，顶端部分为65岁及以上，中间部分为15-64岁，底端部分为14岁及以下；横向可分为两个部分，左为男，右为女，且横坐标以人口绝对数为单位。另外，每个分图都还有一条年龄中位数线，该线可直接反映出人口老龄化程度。
图4 1995-2050年中国经济活动人口综合图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ACS，《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DI计算并绘制。
3.3 经济活动人口结构
根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利用公式：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总人口=(就业人口+不在业人口中的寻找工作人口)/总人口，可以计算得到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6)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目前暂未公布分年龄经济活动人口相关数据。的劳动参与率(见图1)。观察图1，可以发现：1995-2010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整体下滑；其中，16-18岁的下滑由高中升学率的提升造成。2010年23-49岁的劳动参与率最高，若以2016年1月1日为全面二孩政策的测算起始点，则婴儿潮将在2039-2065年释放人口红利，而该时期恰好覆盖了2050年。
串联图4所有散点图，可以发现：1995-2050年中国经济活动总人口整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峰值出现在2014年(7.965亿人)，2021-2050年呈下滑趋势，延迟退休一定程度缓解了下滑，但作用并不显著。对比图4所有年龄结构图，可以发现：1995-2050年中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1995、2000、2005、201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主要为45岁及以下，而2015、2020、2025、2030、2035年的经济活动人口逐渐出现了老年化现象，但2045、205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老年化现象开始逐渐减轻。
图5 2015-2050年中国总人口、劳动参与率、人口抚养比图
资料来源：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ACS，《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DI计算并绘制。
3.4 总人口、人口抚养比、劳动参与率
根据人口结构和经济活动人口结构数据，本文测算了2015-2050年中国总人口、人口抚养比、劳动参与率，见图5。在该图中，总人口的纵坐标为左轴，少儿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参与率的纵坐标为右轴。
观察图3，可以发现：2015-2050年中国总人口整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峰值为2029年(14.4374亿人)，2050年总人口大约降至13.3183亿人。2015-2050年劳动参与率整体呈衰减趋势。而人口抚养比，则需分两方面分析：对于少儿人口抚养比主要受出生人口影响，2015-2022年呈平稳上升趋势，该时期正好覆盖全面二孩政策强刺激时期。对于老年人口抚养比，主要受第2-4次婴儿潮影响，每当有一批婴儿潮步入老年，将会导致中年人口迅速下降，而老年人口迅速上升。也就是老年人口抚养比在波动中上升。
4 结语
本文利用第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2005、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ACS，美国人口调查局，《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世界银行WDI等数据，结合出生人口性别比收敛、总和生育率收敛、劳动参与率收敛、2016-2018年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效果、2021-2025可能出现的新一轮人口刺激政策和延迟退休等因素，全方位估测了2015-2050年中国人口结构。以下是本文的三点结论。
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借助学生自评、教师点评的方式来测量学生对急救护理理论知识的掌握水平；通过实践操作来考察学生护理实践能力。
第一，二孩政策以及后续人口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问题，但仍需要更大强度的生育刺激政策。根据本文假定，若二孩政策以及后续人口政策的有效作用期为10年，则婴儿潮大约于2031年开始释放人口红利，但该红利不足以完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因为在2050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依然走高。也就是，要持续增加中国未来出生人口，则必须对中国生育进行强刺激，甚至是对生育较多的家庭进行补贴奖励。与此同时，人口政策改革的时间也相当紧迫，若有所推迟，则很容易掉进低生育率陷阱(吴凡，2016)。鉴于人力资本与生育的负相关性(Becker，1990)，在中国人均人力资本相对较低时推动人口政策改革刻不容缓。
第二，二孩政策以及后续人口政策并不会造成中国总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根据本文估测，在2050年中国总人口大约为13.3183亿人，所以对人口政策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即使是2029年的人口峰值，也没有突破15亿人。
第三，人口红利的消失，不仅仅表现为15-64岁的人口占比下降，还表现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劳动参与率反而越低。历史数据也显示中国1995、2000、2005、2010年这四年的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所以还需解决的是如何提高劳动参与率，目前可行的政策是延迟退休，从本文对延迟退休的估测效果来看，延迟退休虽然不足以使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出现逆转，但在一定程度上拖住了经济活动人口迅速下降的趋势。也就是，即使延迟退休在劳动者和社会舆论中会有一定阻力，成为政府不愿触及的“烫手山芋”，改革实践滞后于理论发展(王克祥、于凌云，2016)，但中国政府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加速推进延迟退休具体政策的正式出台。
根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中小型工业企业标准为20人≤人数<1000人且300万元≤营业收入<40000万元。改革开放后，中小型工业企业蓬勃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解决就业、贡献GDP、上缴财政收入均有突出的贡献。但是，由于我国欠缺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小型工业企业融资受到各个方面的限制。中小型工业企业由于自身掌握的资源有限，跟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存在着不对称，导致中小型工业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
第四，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更多体现在数量上的减少。然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人口红利即使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其质量上将会有大幅提升。本文计算显示，2035年中国受高等教育人口将会接近美国2017年的总人口。也就是，解决中国人口红利的出路除了生育政策、延迟退休，更为重要的是提升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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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DemographicStructure’sEstimationunderTwo-ChildPolicyandDelayRetirement：2015-2050
WANG Gui-dong1，2
(1GuanghuaSchoolofManagement，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2GeneralOfficeofNationalDevelopmentandReformCommission，Beijing10082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1.55% China’s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2015，the article simulated the 2015-2050 China’s demographic structure，which contains death rate of different age and gender，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different age and gender，delay retirement，fertility rate of different age，total fertility rate，sex ratio at birth，and assumes that China will be a developed country in 2050.The result shows that：under Two-Child Policy and delay retirement，China’s birth population shows a downward trend in a fluctuation；China’s population shows a trend of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To a certain extent，Two-Child Policy and delay retirement do not make a persistent influence on alleviating social problems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aging population，which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needs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population policy.
Keywords:Two-Child Policy；Delay Retirement；Demographic Structure；Fertility Rate；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中图分类号：C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9)04-0002-09
收稿日期：2018-09-20；修订日期：2019-04-01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2018M63000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325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19)。
作者简介：王贵东(1988—)，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研究方向：经济学、社会学。
标签：人口论文; 生育率论文; 中国论文; 政策论文; 性别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4期论文;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2018M63000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325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19)论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论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