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遭受的三点质疑的辨正
卢德友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210094）
〔摘要〕 在现代社会变革与意识形态交锋中，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正在展现强大生命力，但目前存在三种质疑，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实证”“决定论”，这需要我们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实证性与方法论，以便深刻领悟和努力开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迸发出强大理论生机：始终贴近地守护现实社会，并为之划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展现着持续在场的时代感；基于人的现实活动，超越了自然科学抽象思辨的经验实证性，建立起“真正的实证科学”；突破传统“历史主义”的园囿，以实践辩证法作为本体论基础，展示出实践导向的科学方法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时代感，实证性，方法论
在马克思诞辰20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面临一个尴尬的实情——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巨大发展，其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正在展现强大生命力，但这依旧难以消除马克思主义遭受的某些质疑。总体而言，这些质疑来自三种声音的“交响合唱”：其一，马克思本人已经在历史中与我们渐行渐远，他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创立的理论难以阐释当代社会的巨大变迁，言外之意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其二，马克思主义旨在表达历史发展的宏大“元叙事”，缺乏甚至忘却考察现代社会的微观视角，弦外之音是马克思主义“无实证”；其三，马克思主义将一切社会历史问题都归因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无疑是对一种单线逻辑的简陋遵循，意在指责马克思主义只是贫困的“决定论”。不难看出，这些质疑道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更好地观照当下的社会发展状况？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感、实证性与方法论，以便深刻领悟和努力开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Silva等[22]研究发现，HDACI处理后的卵巢癌细胞内出现了Notch基因的高表达。Notch信号通路在包括卵巢癌在内的各种癌症中发挥重要作用[23]。Notch1可促进肿瘤细胞增殖，Notch3的过度表达或在化疗后明显增加往往预示着肿瘤的恶性度高，患者预后差。试验经SAHA处理后的卵巢透明细胞癌细胞系可检测到高水平的Notch1，而Notch3在卵巢透明细胞癌及卵巢浆液性癌中都出现高表达。同时，卵巢癌细胞内Notch的靶基因Hes和Hey也出现高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上调Notch通路的标志。可见，单独应用HDACI进行抗肿瘤治疗难以取得满意效果。
术前常规拍摄站立位脊柱全长正侧位X线片，测量冠状面及矢状面平衡参数。侧凸Cobb角：正位X线片上头端最倾斜椎体上终板切线与尾端最倾斜椎体下终板切线间的夹角。冠状面偏移：正位X线片上C7铅垂线与骶骨中垂线间的距离。后凸Cobb角：侧位X线片上头端最倾斜椎体上终板切线与尾端最倾斜椎体下终板切线间的夹角。矢状面偏移：侧位X线片上C7铅垂线与S1椎体后上缘间的距离，S1椎体后上缘前方为正值，后方为负值。在脊柱全长正侧位X线片上确定近、远端固定椎和侧后凸畸形跨越节段。全脊柱CT评估置钉节段椎弓根有无合并椎管内压迫，全脊柱MRI评估有无脊髓压迫或脊髓内病变。
一、在理论守护现实中持续在场
近年来，一种“过时论”的看法悄然产生，并逐渐成为质疑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论调。这种论调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历史条件的巨大改变和资本主义的自我革新中，马克思主义已经丧失理论根据和批判对象，将不可避免地在落后于时代中黯然退场。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深信不疑，一些理论家纷纷加入“移植”或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行列。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断然不是。
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贴近守护现实的时代感，正因如此，它才被萨特誉为“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经由马克思主义所澄明的那些普遍真理，在时间推移和社会变迁中非但没有丝毫弱化，反而更加凸显自身对于时代问题的强烈关注。历史是最好的验证，退场的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那些喧嚣一时的理论。而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无非处于这么两点看似合理的推定：一是当今的社会状况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故马克思主义无法解答现实社会的诸多新问题；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指针，是唤起无产阶级打碎自身枷锁而获得解放，但今天的无产阶级已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国家之中，阶级的革命意志和反抗精神已经消退，马克思主义随之失去理论所指。由于坚信这两条“合理推定”，“过时论”持有者遂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不屑、抛弃甚至反对的姿态，试图对这一理论所拥有的话语权进行弱化和消解。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划定的基本框架，成为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维度。与动物不同的是，人在长期的实践中获得了自由创造的存在尺度，它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而哲学无疑是其“澄明者与守护者”〔1〕。正如自然科学存在可资运用的“公式”“定律”，以及政治学中存在世所公认的“公理”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存在普遍有效的唯物史观“框架”。这种“框架”是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维度。譬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历史的主体性作用，社会形态划分的主要依据，等等。诚然，当今的社会状况较之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确实发生了巨大差异，以至于曾经激烈冲突的两大阶级也暂时缓和矛盾。资产阶级通过调整自身的统治方式，在改善无产阶级生存处境的同时，也使之遭受的压迫显得更为隐蔽。然而，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丝毫未变，甚至其阶级统治也在不断的“精致”改进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决不能轻率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些普遍真理，以及内含其中的革命意蕴黯然失色。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思索仍有重大的理论解释力与思想穿透力，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从未“过时”。对此，阿兰·巴迪欧的见地可谓切中肯綮。如果草率地“宣布什么东西‘终结了’，完成了，或陷于彻底的死局”〔2〕8，只能说明我们没有抱以严谨的态度。
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皮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人类社会开启“世界历史”的场境，直指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处的社会问题。由商品经济开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在促进社会分工的同时也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受到沉重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作为变革这一不合理社会的现实力量，在埋葬资本主义过程中追求自身与全人类的解放。在这一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将社会的根本矛盾与基本结构、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等观点一一阐明出来。这构成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科学结论，并始终在指导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革命运动中保持强烈在场。
读罢郭思乐教授的《教育走向生本》收获颇多，再一次更新了我对生本教育的认知。生本教育这一教育思想和实践方式，其核心思想是要倡导“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的教育”，这种“真正以学生为主人的，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教育”，即为生本教育。在生本教育理念普及的当下，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才能恰到好处地达到“生本高效”的目标呢？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我对教育教学中教师的“引导”有了一定的认识。
譬如，有人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根本缺乏实证，它给出的仅仅是一些不言自明、未经验证、贴上“客观”标签的普遍原理，再套上辩证法的外壳使人难以推翻。在其看来，由于缺乏经验实证这种“科学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就呈现为主观武断的“宏大叙事”，以所谓的“客观规律”来掩盖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在人们尊崇实证科学的背景下，这一荒唐无知的论调似乎大有市场。然而，纯粹的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事实真相视而不见的选择性无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一种行为主义科学的研究方法，它尝试依据现代实证科学的信条和准则来解释政治行为与社会生活的实际过程，以达到研究的精确化和实证化。随着这一研究范式的快速流行，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模型构建、系统分析、数字运算与博弈理论等，以表明自身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毋庸置疑的“科学性”。受此影响，马克思主义被某些人冠以“无实证”之名而被视为缺乏“科学性”。
1.2 稻瘟病抗性田间鉴定方法 采用田间诱发的方式，用苏御糯作为感病对照品种。5月12日育秧，地宽100 cm，插秧前划行、插牌。每个品种南北方向，5行10穴插秧。在参试品种两侧插种感病诱发品种苏御糯，间隔插秧。在水稻分蘖初期，田间撒播上年收集的稻瘟病菌标样，有利于发病，在水稻基本黄熟后调查水稻穗颈瘟。按国家统一标准，检查发病情况，分级记载。
所谓评价，通常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事物做出优劣判断。社会福利政策质量评价是指政策评价主体根据一定的政策评价标准，遵循一定的评价程序，对政策系统、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的效益、效果等方面进行质量判断的一系列活动，其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政策决策质量，保证政策目标实现，从而改善社会福利政策系统。只有通过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才能判定一项社会福利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并由此决定该项政策制定后是否付诸实施或者实施后是否需要调整，抑或废除或终止。
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高度，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实证”。自然科学中的经验实证方法，借助数据、图表和模型对事物进行观察、实验和归纳而得出一般性结论。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把握实证的基础上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过程，还要超越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实证，去揭示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马克思认为，以实证方式对现实进行经验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它充其量只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最一般的结论，但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早在其博士论文里，就以“实证”“实证哲学”指代“神的启示”，并将之视为历史学派坦率而天真的、无所顾忌的方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实证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强调立足经验事实进行问题研究，以反对那种遵从思辨路径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抛弃先验的抽象原则，转而从真正的实证立场——从社会生活的事实本身出发去研究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科学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至此，马克思对实证的理解达到一个新高度，即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不以任何理论原则为根据，而是以现实本身作为思维真理性的最高标准。倘若我们在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直接通达，那么“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5〕923。事实上，马克思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坚持在具体实证的后面还存在着代表人类自由的一般价值，这个更高的价值是他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源泉。
二、基于人的活动建立“真正的实证科学”
③淤泥：灰黑色，流塑，饱和，以粘粉粒为主，含贝壳碎片，偶见腐殖质，具微臭，具高含水量、高压缩性，低强度、易触变等特点，工程性能差。
另一方面，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思考和解决新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展现时代性和生命力的着力点。它有别于黑格尔哲学沉醉于理性的思想建构从而呈现出封闭式的抽象逻辑怪圈。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深深守护着其赖以生存的现实根基，它的理论锋芒总是持续地戳进现实。尽管共产主义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社会形态，但这并非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相反，届时正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真正启程。可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点。一些人之所以刻意唱衰马克思主义，多是出于资本主义制度一直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尴尬实情。特里·伊格尔顿一语中的：“让马克思主义者失去信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仍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进。”〔3〕12然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一息尚存，其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就无法越出马克思主义指明的发展路向，也定然摆脱不了被更优越社会制度取代的终局。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仍未失效，在这方面我们从未“失去信心”。马克思就曾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60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空间，总是向变化的社会现实敞开。倘若不关乎现实，毋宁说是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理论都将寿终正寝，被放入到历史的陈列馆。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无时无刻不在介入现实社会，并在其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形态，这是其保持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以时过境迁和社会变革为由，妄称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和历史的态度。它既是对100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持续开展的历史事实忘却殆尽，更是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置若罔闻。如果单纯依据理论创立的时间来判定其是否过时的话，我们大可不必研究人类思想史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总是置身于“当代历史”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开拓自身发展的通途。
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历程，正是对当时人类文明成果的实证把握。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的唯物史观过程中，留下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都令人惊讶的笔记、手稿与摘要，构成其全面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一是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派等，这些都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二是对包括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甚至是数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具有深刻把握，熟练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马克思主义构成人类思想宝库中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三是马克思对于东方社会的关注——如俄国、中国以及印度等的研究——而作出丰富翔实的人类学笔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探寻现实路径。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全面考察，恰恰是以实证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进行微观分析。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剖析使用价值、价值、劳动、货币、地租、利润等概念，最后发现资本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这在成就《资本论》作为不朽经典的同时，也奠定了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病理学家”的地位。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仍承认马克思是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的第一人。倘若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实证研究，那么恐怕将难以找到代表。所以，只有对马克思所作努力的根本无视，才会认为马克思缺乏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经验“实证”。
诚如伊格尔顿认为的那样，无论是柏拉图、笛卡尔还是黑格尔，他们的思想空间如何深邃、理论体系如何宏大，以他们的思想理论所指导的现实运动却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3〕2，但《共产党宣言》却真正做到了。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我们常常抱以一种奇怪的思维定式——过时的一定是理论绝非现实，但我们又何曾想过：“或许过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呢？”〔3〕14
其三，马克思基于对“历史科学”的领悟，建立起“真正的实证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消灭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思辨哲学”，马克思以现实作为研究对象，将“历史科学”的存在范畴界划出来。之所以说“历史科学”就是马克思所要建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乃是由于自然科学专注于通过客观的经验实证认识事物，造成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结果。试想，过度地专注于经验实证，再严谨的科学研究也会迷失在无法穷尽的经验材料中，对于社会问题的探讨也将失去目标，只能如波普尔那样以不断地“试错”“证伪”去开展“社会零星工程”。较之而言，马克思主义借用经验实证却又能从中超拔而出，旨在将人、自然与社会统一起来，还原科学以属人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66如果忘却哲学的现实土壤，即使是对现实进行实证研究也势必导致抽象思辨，因此，“历史科学”关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恰恰是对“思辨哲学”的终止。“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73-74自然科学试图于外在条件的普遍联系中求证人的存在根据，表现的是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受动性；“历史科学”则在哲学层面上论说，它旨在剖析人的自由创造力。人的自由想象和创造，以及不受外在强制和命运束缚的存在方式，就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关切。也就是说，“历史科学”关注的是人和事物产生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过程。
得益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等人的思想启发，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出来，即从原始社会公有制出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下依次经历几种私有制状态，最终朝向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公有制重新复归。然而，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依靠单一的线性逻辑，体现出贫困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并以此认定人类历史发展存在的某种客观“铁律”，使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历史选择在其中变得毫无意义。
三、以实践辩证法超越“历史主义”方法论
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缺乏实证。倘若将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证”强加到100多年前的马克思身上，这本身就是违反“实证”的奇谈怪论。理论一旦脱离和忘却现实生活的基础，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与无根的流动浮萍。正如海德格尔曾领悟到的那样：“生存问题总是只有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才能弄清楚。”〔6〕15在马克思那里，实证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社会历史问题缺乏前提和目的，只能沦为“关于自由活动的空谈”〔7〕549。
作为一种强调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和既定目的的理论倾向，历史主义的观念源远流长，其基本原则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在古希腊思想家赫西俄德那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未来趋势就曾得到明确探讨。在启蒙运动以后的欧州哲学中，理性受到推崇并被推向历史领域，认为历史的进步在于那种普遍的形而上学理性的推动，它与自然科学、人的社会活动无关。为此，维科试图将历史重新拉回到人类的社会活动，他积极倡导关注民政世界的“新科学”，从而形成历史主义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历史主义的典型代表当属黑格尔，黑格尔将世界视为“绝对精神”外化和实现自身的过程，历史的进步与人的作用始终无法逃脱“理性的狡计”，就算是被黑格尔誉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并横扫整个欧洲的拿破仑，也仅仅是“绝对精神”的代理人而已。
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皆反对以传统“历史主义”的标签来标示马克思主义，因为后者已经超越传统“历史主义”的范畴。然而，在大多数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粹的历史主义，如施特劳斯、鲍德里亚、波普尔等。在施特劳斯看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流派，都热衷于探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相信今胜于昔并创造出各种虚无的“历史观念”。这在促使理论本身走向歧途的同时，也使整个西方思想陷入“现代性的危机”。鲍德里亚也指出，马克思只是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改造而已，他与黑格尔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由于深受黑格尔式思维的影响，历史主义旨在对历史进行“理论追溯”和逻辑重构，以形成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单线发展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开创者波普尔认为，任何宣称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历史决定论、未被证明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宏观整体性，成为历史决定论的典型，因为它指出历史发展必然沿着预定的道路进行。在波普尔看来，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是历史主义的代表，因为他们都试图对历史进行“规律性的预演”。波普尔受到休谟关于归纳问题探讨的启发，认为归纳出一般性结论的做法在逻辑上是一种徒劳，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更是枉然。社会历史问题不存在一般性的规律，只是一连串“特殊事件”堆砌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倘若非要从中找出所谓一般性规律，只能使得理论本身走向贫困的决定论。所以，波普尔仿效自然科学中的方法，提出“试错”与“证伪”原则，无论多么科学严谨的理论都可以被检验和推翻，转而以“猜想和反驳”促进科学本身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波普尔承认其在创始人的表述中是可检验的，但马克思的后继者们为避免它被事实推翻而作的重释，使这一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受到侵蚀破坏。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被理论家们作出教条化的庸俗理解，加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遭受失败，都为波普尔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供了重要口实。据此，波普尔自然将历史决定论与专制、极权的“封闭社会”等同视之，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历史主义”，因为它的“方法是十分贫乏的”〔8〕145-146。可见，波普尔不敢承认规律的存在，但却武断地将“规律”与“趋势”截然区分而肯定后者。事实上，趋势不一定代表规律，但规律一定是以趋势表现出来，把握历史规律才能预测社会变化的未来趋势。因此，依据马克思当初批判蒲鲁东的方式来看，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才是十足的“贫困的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继承而又超越了历史主义，因为它以实践辩证法作为本体论基础，展示出面向实践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要关注人在历史中的现实处境，意识到历史并不具有某种特殊的人格，它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118-119。由此，马克思认同维科将“新科学”聚焦于民政世界的做法，但他更强调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因为脱离人及其实践活动的历史，无非是“不涉及现实”的“超历史”。以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克服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缺陷，又克服了早期历史主义的虚无主义、普遍主义倾向，探索出一条强调实践的全新历史研究方法。
与经院派思想家不同，马克思无意在头脑中进行理性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深厚的实践底蕴。从马克思青年时期投身的政治实践开始，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考察东方社会，马克思都在躬身指导无产阶级运动中据守着实践的方法论，不断开辟出辩证法的实践哲学路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列宁才得以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无不是在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中展开的。可以说，“实践”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马克思主义立足人民群众的实践，以生产资料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揭示出来，最终指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不追求一蹴而就的结论，而是朝向未来进行持续不断的现实求索，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应当抱有的态度。正是在复杂的社会变迁图景中，共产主义作为即将来临的“他者”才值得我们期待〔10〕64。
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马克思主义遭受的三种质疑，道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实情——马克思在当代社会并没有被认真阅读。诚如德里达所指认的那样，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11〕14-15。
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哲学使命，需要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将其还原为具体的历史担当，以更好地展现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创见。为此，我们应当引为己任的是，在回应思想交锋与关注现实社会的场境中，旗帜鲜明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守护现实的时代感、超越经验的实证性以及实践导向的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所引领的理论自信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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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175（2019）02-0013-05
〔收稿日期〕 2018-11-17
〔基金项目〕 南京理工大学“特色应用型文科建设计划”项目（AE91319/006）资助。
〔作者简介〕 卢德友（1983-），男，贵州龙里人，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