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在一篇课文中读过毛主席给凯丰的一封信，老师说凯丰是中宣部长，只是建国初就病逝了。年轻人没能力追根究底，也就当作了耳旁风。后来研究党史中，才知道凯丰也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他原名何克全，1906年2月生于江西萍乡市老关乡。遵义会议上，他错误地与博古等人一道攻击毛泽东，但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性之后，一直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他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职务。
城镇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差异，表现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决定了城乡两种文化矛盾的对峙。如何去应对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是选择其中一种，还是选择两种文化的融合，这依然是实践中的问题。城镇文化的发展以大众传媒来影响农村文化，从广播、电视到电脑、电话的普及，城镇文化以爆炸式的方式冲击着广大农民的视野和观念，导致许多农民忽视了传统的保护，很多民俗、民间艺术失去传承，一些极具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的古村落、古建筑缺乏适当的保护。传统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让位和消亡。
大革命失败后，凯丰根据组织安排转移到上海，于1927年底赴莫斯科，到中山大学和少共国际团校学习。1930年秋奉派回国，同年12月由秦邦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初，他作为团中央巡视员，往香港巡视两广团的工作。3月，回上海参加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会后赴香港任两广团省委书记，化名“开封”，后取谐音“凯丰”。同年8月底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
这时，我们走到蕉园附近，高大的父亲从蕉园穿出来，全身也湿透了，“咻！这阵雨真够大！”然后他把我抱起来，摸摸我的光头，说：“有给雷公惊到否？”我摇摇头，父亲高兴地笑了：“哈……金刚头，不惊风，不惊雨，不惊日头。”
“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指出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应与工农斗争密切结合。1933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安排，凯丰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团中央书记。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仍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曾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看到凯丰思想上行动上的变化非常高兴。战友们称他为“长征路上的笔杆子”。1935年5月，红军进入彝族地区，发生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随后，凯丰代表中央撰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此文代表了中央的民族政策，成为我党民族政策的经典文献。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编委。他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担任这些工作显示了中央对他理论和宣传才干的肯定。特别是在长征途中坚决与张国焘斗争，写出了长文《列宁论联邦》。那是在懋功，正是寒风凛冽的日子，凯丰席地而坐，伏在弹药箱上奋笔疾书。这一情景被踏着夜色的毛泽东看见，多次夸奖凯丰是可造大才，可堪重用。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毛主席与凯丰一道找文艺家谈话，又以两人名义印制请柬，凯丰主持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那篇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促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结合起到重要作用，留下深远历史影响。会后，他积极组织文艺家到群众中去，研究党报的办报方针和翻译工作，和毛主席有多次书信来往。根据毛主席批示，撰写了《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编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满足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急需。同时为抗大写了校歌，由吕骥配曲，雄壮激昂的歌曲响彻延河两岸：“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毛主席给予高度评价，并把歌词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定为抗大作风。
1937年2月27日，凯丰写了3万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长文，列出13个问题，历数张国焘从进入鄂豫皖苏区到三军会合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这是打向张国焘的十三发重磅炸弹，给张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以致命一击，还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
管理员可以查看和修改个人信息，包括工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工作部门、电话、住址等。 可以修改个人登录密码。可以退出系统功能。
1940年11月，凯丰被党中央调回延安。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凯丰出席洛川会议，参与讨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凯丰为成员之一。1938年2月，党中央派凯丰到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同年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翌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任南方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到延安后，凯丰担任中宣部长，毛主席常光顾他的小屋。这天，凯丰正吃午饭，主席突然来了，凯丰妻子廖似光赶快让座。可窑洞里只有两把凳子，主席说：“你把凳子让给我，你能站着吃饭啊？”似光笑着说：“你说过站着吃饭可多吃一些，我今天想试一试。”笑声中，毛主席让勤务员把饭菜热一热，说凯丰肠胃不好，应少吃冷东西。凯丰问主席是有任务？主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看了你昨天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大作，对西安事变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有很好的导向作用，这样的文章应多写。这篇文章是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对于激烈争论的“左”右两派的青年行为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要两派消除分歧，在团结救国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凯丰谦逊地说，我怕不能完全阐明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你都说不清楚，延安还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你可是党内笔杆子，应当多写，还要动员其他同志一起写！”凯丰没有辜负主席厚望，接下来写了《寄语北方青年》发表在6月22日《解放周刊》上。
延安整风中，凯丰积极参与对整风运动的领导。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干部会议，凯丰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报告。随后，凯丰提出中央宣传部目前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此后，中央宣传部相继颁发一系列关于整风学习的文件。同年6月，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凯丰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宣传系统和延安各学校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还被指定负总责组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
前排左起： 项英 、凯丰(何克全) 、王明、陈云、刘少奇
1945年4月至6月，凯丰出席党的七大。会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之前，青海卫拉特蒙古整体社会基本保持着以畜牧为主的单一生计方式，维持着饮食资源基本自给自足，食用自产和天然的饮食资源。由于饮食结构与生计方式直接相关，其饮食结构也保持着与之相应的传统。历史上青海卫拉特人也曾尝试过种植农作物和农业的发展，并且积极参与茶马互市等商贸往来，这些对青海卫拉特蒙古传统饮食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粮食作物种类单一、产量低，能够参与经济交易的社会群体有限等因素的制约，未能改变青海卫拉特蒙古以肉、乳为主，其他食物为辅的饮食传统。
凯丰始终清正廉洁，保持人民公仆本色。1951年3月，凯丰得知二女儿成家并参加工作，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字下加着重号。后来，二女儿生了孩子，负担加重，给父亲写信，想调到父亲身边，以求得到照顾。凯丰虽然很关心疼爱女儿，但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回信说：“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1954年，女儿何淑英到北京中南海看望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凯丰，他没什么礼物送给返家的女儿，把女儿带进卧室，打开那只唯一的白皮木箱，翻了半天，只翻出两件衣服，一件中山装，一件毛线衣，毛衣袖口和肘部都烂了，还打了补丁，他把衣服装进女儿行李包，愧疚地说：“爸爸没钱，只能把这好点的衣服送给你……”看到高级干部凯丰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严格要求自己亲属子女的事例谁能不感动！
标签：凯丰论文; 中央宣传部论文; 延安论文; 中央政治局论文; 中共中央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金秋》2019年第1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