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少奇的一生一直与书为伴，在1919年之前，他读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同时关注西方之学，1919年之后则深入剖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西兼备的理论底蕴是刘少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大家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刘少奇；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
纵观近现代历史，任何伟人思想的形成都离不开读书。着眼于刘少奇读书历史的研究既有利于理清其个人思想在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也有利于解读刘少奇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的内在联系。目前，学界学者对刘少奇读书情况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1],①，但由于资料的缺乏与视野的局限，全面解读刘少奇读书史的专题文章少之又少。故此，本文根据刘少奇年谱及相关辅助资料，对刘少奇的读书情况进行了全面性的耙梳和理论性的分析。
一、五四运动之前刘少奇以读书中学为主兼及西学
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发生以前，刘少奇主要通过私塾和新式学堂两种方式接受教育。这一时期，他的读书情况包括两个阶段：1906至1911年，通过私塾接受国学启蒙，以阅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为主；1912至1918年，通过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开始兼顾西方之学。
我转过脸往前跑去，不想让大梁看到我的一脸泪水。走了好远，我回头望，大梁还站在那儿，旁边只有那棵孤零零的乌桕树……我想早去早回，急匆匆地往前赶。手里紧紧攥着那拨浪鼓，有时碰出一记或清亮或浑浊的鼓声。余音袅袅，我感觉狼剩儿就等在那余音的尽头。当年只要传来这清浊相杂的鼓声，跟着肯定就跑来了我的狼剩儿。这鼓声已经十三年冇再响起了。有两回槐生要玩这拨浪鼓，我都冇可，我怕听到那鼓声。今朝这鼓声我不怕，我爱听。我攥着这鼓声，像是攥着一根丝线，线的那一头就是我的狼剩儿。
（一）国学启蒙阶段的读书概况
刘少奇的教育启蒙和同一时期大多数学生一样都开始于私塾。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虽然是个农民，但却曾接受过些许教育，比起买田置房，他更愿意将钱花在让子女读书这件事情上。[1]1对于家中好学且功课又好的幼子刘少奇，刘寿生夫妻二人更是给予了厚望，所以从八岁开始便将他送往私塾读书，希望他日后能成为博学多识的人。可是，刘少奇的私塾求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经济原因，刘少奇在短短几年内不停地更换私塾，在不同的学堂环境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接受了国学启蒙。[2]4
1906到1911年，刘少奇接受了将近五年的私塾教育，在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1906年，刘少奇八岁时开始到柘木冲上私塾，在先生的要求下“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读《论语》等。”[1]21907年，已经九岁的刘少奇转到罗家塘的私塾上学，在这里他“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1]31908年，刘少奇又一次更换私塾，十岁的他来到月塘湾求学，以“读《诗经》等”为主[1]4。在这三所私塾读书期间，刘少奇虽然接受了国学的洗礼，但这并没有使他感到由衷的快乐。
1909年，刘少奇迎来了他私塾求学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年已满十一岁的刘少奇来到离家较远的洪家大屋学知识。洪家是书香世家，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问题。为了使最小的孩子洪赓扬在更好的学习环境中接受到先进知识的熏陶，洪家一方面特地聘请了有师范教育背景且学识渊博的杨毓群来担任教书先生；另一方面，准许部分热爱学习且成绩优秀的邻家学子前来就读。刘少奇正是凭借自己谦恭好学的品质受到了洪赓扬母亲的青睐，最终得到了免费入学的资格。洪家教馆不同于别的私塾的地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教学内容上，洪家教馆侧重教授国文、算数、自然地理常识等新课程，即使是死板的国文课先生也通过讲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类的寓言故事来避免枯燥，内容新颖且方式灵活；别的私塾大都只教授与“四书五经”相关的内容并且强调死记硬背。所以，比起机械的记忆刘少奇自然更向往新知识的洗礼。其次，在对待传统习俗上，洪家敢于接受先进思想摒弃旧式传统糟粕。在当时女子不被重视而且受尽摧残的情况下，洪家的女孩子们不仅可以不缠足，而且还可以跟男孩子一同上私塾读书识字。这“不符常规”的种种都使刘少奇感到“耳目一新”[2]4。最后，洪家大屋拥有非常多的藏书，其中《西游记》《古今传奇》等书让刘少奇爱不释手，在学习之余刘少奇都在极其认真的阅读这些书。在洪家大屋期间刘少奇充分享受着学习的快乐，可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父亲并不满意洪家教馆不以“四书五经”为重的教育内容，于是“命令儿子转学”。[1]5
1910年，为了顺应父亲的要求,刘少奇不得不再一次转学来到红米冲的私塾上学。红米冲私塾与洪家大屋有着极大的不同，先生崇尚封建礼教所以固执保守以至于其教授的内容及授课的方法都十分单一死板。比起这刻板乏味的学习环境刘少奇自然更倾心于洪家教馆生动有趣的课堂环境。在红米冲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刘少奇的家中遭遇了父亲去世的变故，自己也不幸感染了痢疾，无奈之下刘少奇只能休学选择在家中自学。这一时期，同学周祖三给他的帮助是最大的。周祖三的父亲年轻时曾经留学日本，还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后来主要从事办学、教书等工作。受周祖三父亲的影响周家有大量的藏书：不仅有与数理化等课程相关的教科书，而且还有那时广为流传的杂志、报纸、政治书籍以及通俗读物。于是刘少奇经常跑去离家不远的周家借书来读。[2]6通过阅读宣扬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报刊和书籍，刘少奇认识了我国当时的改革先驱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谭嗣同英勇就义的事迹更是给予刘少奇极大的震撼。在家里，刘少奇将自己的小屋布置成书屋，将借来的书和自己的书按门类整理好，一有空或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便在这里安静地读起了书。《聊斋》《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等经典名著以及当时非常受欢迎的反映社会现实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情况之类的报刊读物和理论书籍，刘少奇都十分喜欢而且认真阅读过。刘少奇看书时十分的专注，有一次自己的棉鞋被碳火烧着了，他都没有察觉，同学们为了打趣他便结合他在家中的排行，给他起了个“刘九书柜”的雅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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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痢疾康复之后刘少奇重新开启了求学之路，这一次他来到了花子塘的一位堂姐家中寄读，以“学《左传》等”为重点。[1]7父亲离世后，刘少奇一下子长大了不少，在上课之余他开始主动帮家里做事，书也读得格外认真。但自从离开洪家教馆后，刘少奇几乎没有接触到先进书籍的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读书需求，他“只得到处想办法向人家借书”。在听说邻村有一位过去就读于岳麓书院且家中藏书丰富的本家后，刘少奇便马不停蹄地上门拜访，如愿借到了书还成为了这位亲戚家中的常客。此时，刘少奇的课余活动多半与读书有关，“因此很少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2]5
时代的变化同时也催生着人的改变。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刘少奇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旧式私塾的授课内容、授课方式以及学习环境再也不能激起刘少奇对学习的热情，他渴望学习先进的知识接受新式的教育，希望到炭子冲以外的地方去了解大千世界。于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即1912年到1918年，刘少奇拒绝接受传统私塾教育转而进入新式学堂开启了新的求学历程。
（二）新式学堂阶段的读书概况
由此可见，从1906年开始刘少奇依次在柘木冲、罗家塘、月塘湾、洪家大屋、红米冲、花子塘等地接受教育，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诵读国学经典名著为主。与其他求学者不同，刘少奇内向沉稳，但却对读书流露出极大的热情。这五年中，他在阅读大量书籍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国内国外的各种大事，而且“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第一”[2]3，这让同学们十分佩服他。通过学习传统国学文化，刘少奇养成了勤学善思的读书习惯，也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强烈的求知欲。
1948年5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局、各前委根据指示积极展开相关工作，要求广大干部认真阅读并积极组织讨论。6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过《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明确指出了毛泽东同志要求党员干部展开这次学习的目的：希望干部们能通过学习该书的第二章，消灭工作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7月24日，党中央决定在华北创办名为马列学院的高级党校，并任命刘少奇为校长。7月30日，刘少奇参加了党中央部门负责人会议，在探讨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问题时，刘少奇表示应选拔部分华侨到华北大学和马列学院去接受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学习。[4]149
1913年，刘少奇如愿考入宁乡玉潭学校，在这里开启了为期三年学习生活。新学校内系统的学习内容、新颖的授课方法、灵活的课程安排，都带给了刘少奇全新的学习体验，也影响了他自身思想发展以及性格的形成。来年，刘少奇所在的十一班迁入了建好的新校舍。令他感到开心的是，新校舍的阅览室在拥有各种类别的藏书的基础上，还有《申报》《大公报》《新闻报》之类的先进报刊，这为他了解时代思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学校主张自由民主，倡导开放的学习氛围。教师们大部分接受过新式教育，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梅治成老师等人更是早早加入了共产党，投身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在先进教师们的影响下，刘少奇除了将心思放在物理、国文、体育、史地、英语等课业上之外，还通过关注时局的变化来了解国家大事，视野变宽了思维方式也灵活了。能够从农村到县城，在新式学校中接受先进的教育，刘少奇格外的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刘少奇读书刻苦善于思考，成绩总是位居榜首。他从不偏科，但尤其钟爱算术、图画、体育等学科。学习之余，他也不忘参加集体活动，常常和同学们一道打扫卫生、踢球亦或是拉二胡。[2]10
1916年夏天，已经成年的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玉潭学校毕业。此时，刘少奇已经做好打算准备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到省城长沙继续求学。梅治成老师得知他们的想法后，十分的支持，并且亲自为他们写了介绍信。来到长沙后，刘少奇一行人参加了第一中学和长郡中学两所学校的考试，都获得了入学资格。但是，在母校校长的建议下，他们最终选择了学费低、老师好的驻省中学，以插班生的身份就读。这一年的秋天，得知谭延闿准备在省城创办军事学堂——讲武堂的消息后，刘少奇毅然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讲武堂以军事学习为主，文化学习为辅，旨在培养一批实力非凡的军队人才。但是因为没有校舍，讲武堂迟迟不能开学。来年3月，在一切准备就绪后讲武堂正式开学。在这里，刘少奇每天参加军事训练，也学习数理化等文化课程。好景不长，受时局的影响，讲武堂在10月份宣布解散。刘少奇武力报国的理想破灭，无奈只能选择回到家乡炭子冲。[1]14
1945年8月末，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对我党的高级军事人才提出了新的建议。他表示当前国内形势复杂，军事将领面临的环境尤其的困难。要想在以后的作战中取得胜利，必须保证作战原则的正确，因此刘少奇建议党内的高级军事人才仔细钻研毛主席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展开讨论。[1]481
二、五四运动之后刘少奇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送入了中国，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则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对当时的青年朋友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刘少奇来说更是如此。五四之后，刘少奇在不断的实践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更是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一）出国留学前后初步研读马克思主义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育德中学的留法预备班学习。[1]17育德中学是一所革命历史悠久、教师实力雄厚、学风开明自由的学校。作为辛亥革命时同盟国的秘密活动地，学校师生拥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因此，当五四青年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时，不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积极参与了活动，以实际行动来支持青年爱国运动。在这里，刘少奇上午上课，不仅学习机械学、法文还要学习锻工、打铁、翻沙、钳工这些技术；下午则要参加集体劳动。这样半工半读的方式，让刘少奇十分的喜欢。在学习之余，刘少奇一方面能阅读到由师生共同创办的既反映我国局势变化也介绍俄国政党和革命情况的校内报刊；另一方面也能接触到《每周评论》《新青年》之类的知名刊物。通过阅读这些报纸刊物，刘少奇了解了更大的世界，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20
1920年6月，刘少奇从育德中学顺利毕业。由于费用问题以及在听到部分留法学生不太乐观的境遇后，刘少奇最终放弃了留法的计划。不久之后，刘少奇又辗转打听到了去俄国留学的机会，于是有了旅俄深造的打算。刘少奇在早前阅读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后，便对列宁领导的没有压迫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月革命的爆发，更是激起了刘少奇心中的革命热情。所以，旅俄留学对刘少奇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少奇继续求学的梦想终于在这一次实现了。这年10月，刘少奇首先在贺范民的引荐下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一员，之后又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和贺范民的共同协助到了上海，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留俄预备班学习。预备班的学生们主要学习俄语和马恩的基础理论，阅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这些刊物。另外，刘少奇还会按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团体活动。除了这些，刘少奇便一心扑在学习上，渴望学有所成早日奔赴俄国。同窗萧劲光记忆中的刘少奇总是这样的“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2]25
正确处理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坑塘建设与管理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重建轻管。对坑塘建设、资金筹措方案和建后管理等问题，要听政问需于民，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确保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才能将规划落到实处。
1921年7月几经周折后，刘少奇终于平安抵达了俄国的莫斯科。8月初，刘少奇和伙伴们在俄国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开始了正式的学习。东方大学于同年2月创办，以为俄国和东方国家培养一批政治人才为办学目标。学校考虑到中国班学员语言交流的障碍，特地邀请了来自北京的记者瞿秋白当翻译。刘少奇在此学习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国际工人运动史等内容，课业繁重。除了白天的课程，每到晚上学校便要求学生们一次到街上站岗，到了周末会组织学生参加军事训练或集体劳动，还会不定期的举行参观游览活动，业余生活非常充实。在旅俄留学期间，刘少奇从俄国的社会中看到了真实的社会主义，从经典著作中深入的了解了马列主义，从此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决定做一名忠实的马列主义者。[2]32
（二）在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
所谓“三教融合”就是将自治教育、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融合为一体。以此为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乡村治理探寻新思路，即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提供智力支撑。
1941年7月，刘少奇通过信件的方式回答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教员的宋亮就斯大林所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书中的内容向自己提出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究竟是何关系的问题。回信中，刘少奇在分析党内理论学习情况的基础上详细地论述了自己对于理论和实践二者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时，不能单纯地以孰轻孰重为判断依据，要知道不论是过分的强调理论或实践哪一方的作用，都是错误的认识。只重视理论，会忽略实践是理论的根本来源；只重视实践，会忽略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只有正确地把握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才能正确的认识二者的关系。信中刘少奇尤其批评了党内不重视理论学习的现象，强调以往革命的失败大都与策略的不成熟有关。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是部分党政干部的缺点所在，因此，倡导加强理论学习非常有必要。只有克服理论薄弱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成功。[1]363
1943年9月，刘少奇在研读了陈绍禹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册子之后结合自己的感想写了读后感，对王明等人的反立三路线作了评价。他认为王明等人的一系列主张没有完全的彻底的摆脱立三路线，因此也起不到真正反对立三错误路线的作用。他指出以王李二人为代表的思想争辩，实际上是出于维护个别团体利益的派系之争，不利于党的团结与统一。三个月之后，在12月14日这天，刘少奇参加了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的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展开，会议最终决定任命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为政治委员会成员，要求广大高级干部进行半年的集中学习，主要学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以及《两条路线》上下册六本书。12月24日，毛泽东在信中向刘少奇推荐了《从猿人到人》这本书中恩格斯所写的《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两篇文章，还有郭烈夫所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这篇文章，要求他认真学习。[3]
1918年，对于刘少奇来说是漫长而又充满焦虑的一年。离开讲武堂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刘少奇下定决心要考大学。于是，在这整整一年中，刘少奇都留在家中自学相关课程，还在闲暇之余翻阅了《御撰资治通鉴纲目》和《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等历史书目。刘少奇合理的安排时间，自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积极练习着拳脚功夫，为继续求学做着准备，可是他却迟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2]151919年，二十一岁的刘少奇又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次重大而又正确的抉择：去外地上大学。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刘少奇告别了等待，在亲属的反对声中前往长沙。但是要想考大学，首先得有一张中学的毕业证。为此，刘少奇在朋友的帮助下，作为一名插班生进入了省城育才中学的毕业班学习，最后顺利地通过了所有考试。同年6月，在北京由青年们发起的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得到了不同城市各个阶级人民的热烈响应。极度爱国的刘少奇听闻此消息后，再也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和小伙伴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北京之行，彻底改变了农村小伙刘少奇的一生。[2]16
夏天木讷地点了点头，得到允许的叶晓晓立马行动起来，她迅速到厨房搜罗，找到了一个番茄，两只鸡蛋，她撕了两包方便面，将面在滚水中捞了捞，做了一道番茄鸡蛋炒面。
留学归国后，刘少奇毅然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这期间，虽然工作繁忙，但刘少奇一直没有放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要求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指示之后，刘少奇格外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研究。
1912年，为了得到进入玉潭学校就读所需的初等小学毕业证，刘少奇在经得家人的同意后独自来到西冲山芳储乡小学补习班学习。经过半年的苦读之后，刘少奇顺利毕业并且获得了毕业证书。同年，刘少奇阅读了回家探亲的二哥刘云庭带回来的《辛亥革命始末记》，了解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全过程，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刘少奇下定了决心请姐姐帮他剪掉了辫子，以此来表示对辛亥革命的支持。[1]8
1959年，刘少奇因身体不适于11月到海南休养，并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学习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11月2日，刘少奇就邀请经济学专家来辅导学习的事致信杨尚昆等人，最终指派薛暮桥、王学文二人来指导这次学习。此次学习小组的成员包括经济学家薛暮桥、王学文，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林李明，海南地方和驻军的一些负责人，还有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学习小组以集体学习的形式进行，并组织了九次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刘少奇积极发言，表达了自己在读书时的感受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4]368
瑟的外形和琴相似，区分琴和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弦的数量和有无弦柱。七弦、无柱，为琴；二十五弦、有柱，可能为瑟……为什么说“可能”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种与琴瑟相似的弹拨乐器—古筝了。
1955年，刘少奇在九月初审阅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1955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摘要报告》，并就编译的进展问题写信给张际春、陆定一：“编译局的工作计划希望你们注意讨论一次。我曾同师哲、陈昌浩同志谈过，应限一个时间例如五年译完并出版马恩列斯经典著作，请你们考虑是否可能，并在计划拟定后报中央批准。”[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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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刘少奇在6月1日审阅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有关党内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汇报以后，写信给陆定一、安子文，传达了对不同课程的学习要求。刘少奇在信中明确要求在职的高级干部离职学习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两门主要课程，每门课程的学习时间约为三个半月到四个月，具体可根据各地情况自行调整；至于苏共党史、中共党史以及党的建设这三门课程既没有离职学习的要求也不硬性要求参加考试，只要求学员们自行阅读规定的课程、材料、听一些相关的报告。6月6日，刘少奇批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申请开设《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的相关请示，并在批示中表示：“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没有准备好以前，仍可继续讲授《苏共党史》，并且应该讲完，但在讲授时可参照现在一些新的观点进行讲授。”
1951年，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建设道路，刘少奇特地研究了合作社的相关问题。他不仅翻阅了大量参考资料，而且还仔细研读了列宁的著作《论合作社》。在列宁合作制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刘少奇结合我国的现实经验，写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合作制经济的文章，最终形成了关于我国合作社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5]644
1965年12月15日刘少奇就印发毛泽东同志著作《论十大关系》的相关事宜写信给主席：“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日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去办理。”[4]630最终，在毛泽东的同意下，《论十大关系》得以印发供县、团级以上的党委学习。
三、刘少奇生平读书实践的学理解读
读书是刘少奇终其一生的工作，同时也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内在动因。[6]刘少奇读书的历史能够揭示其思想的形成来源、发展历程，也能反映我党革命、建设思想的变化。所以，要想科学地解读刘少奇的读书历史不仅要立足于其个人思想的发展，还要立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首先，从刘少奇读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五四运动是其个人阅读史的重要分水岭。五四运动对当时的青年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更是直接引领了新的思想潮流，推动了新知识、新书籍的传播，从此，大众的阅读倾向和读书选择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就刘少奇自身而言，这种转变同样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发生的。对此，刘少奇也曾在总结自身读书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刻探讨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其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并在1951年11月4日参加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举办的学习座谈会上就思想改造这一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真正入党之前，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封建社会错误思想的影响。他结合个人成长经历，详细分析了自身思想轨迹的发展历程。他说：“以我个人为例，在年幼时，是随母亲求神拜佛的，在读了孔孟之书以后，也深信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是最好的东西。后来进了所谓的洋学堂，又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并深信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主义的学说。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我们才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刘少奇强调在动荡的年代受到不同思想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五四之后接受社会主义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并不是一次随意的抉择，而是通过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后深思熟虑的慎重选择。所以，刘少奇认为：“我们若干共产党人还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就经历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之后才成为共产党人的。”[7]
其次，从刘少奇读书史的学理价值来看，研究刘少奇的个人阅读史是丰富其人物生平的重要手段也是摸清其思想形成来源的关键所在。就知识的传播的方式而言，读书是大多数人获取知识改变思想的必要途径。不管什么时代，出生于底层社会贫苦家庭的人想要成为时代的英雄社会的栋梁，只有通过刻苦读书在学习上付出比同龄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凭借自己丰硕的学理知识立足于时代的前列带领民族前进。[8]来自农民家庭的刘少奇深谙这一点，与同时代相同出身的伟大人物一样，他打小就喜欢读书并能做到勤学善思，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他都能将读书视为自己思想进步的法宝。[9]例如，辛亥革命暴发前夕，刘少奇在私塾接受教育的同时积极阅读各类书籍具有了懵懂的反抗精神；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刘少奇克服一切困难进入新式小学就读，接受新知识的熏陶和洗礼；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爆发以后，刘少奇在初步了解社会主义文化后开始向往马克思主义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旅俄深造前后，刘少奇较为全面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工作后，刘少奇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10]，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见，从刘少奇的读书史中我们既可以洞悉其人物生平，也可以了解其思想年轮的形成轨迹。
再次，从刘少奇读书史的历史价值来看，其个人阅读史已然成为了彰显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大家身份的重要注脚。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家就必须具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中国实践方方面面的基本素养。就像前面所阐述的那样，从刘少奇一生的读书概况来讲，在青少年阶段刘少奇主要阅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积极接触西方先进文化阅读西方书籍，因此，在这一阶段的读书过程中刘少奇已经拥有了中西兼顾的学习思维，这也为他后来认同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作家做了理论铺垫。刘少奇不仅拥有坚实的中学知识积淀，而且能用开阔的胸怀对待西方优秀文化，因此在旅俄深造的整个过程中他通过不断的学习从心理上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而后，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我党理论学习之风的兴起，刘少奇在总结自身读书经验的基础上再次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完美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成了当务之急，刘少奇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为了攻克这一难题，他又一次刻苦研读了马克思主义中涉及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刘少奇的读书史既反映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无疑印证了刘少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大家的身份。[11]
最后，从刘少奇读书史的时代价值来看，其个人阅读史对建设学习型政党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我党在其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格外注重理论学习，由此可见，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我党一贯秉承的理念，也是实现我党宗旨和性质的内在要求。[12]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生的读书概况不仅在党内树立了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而且印证了我党对学习型政党的自觉追求。就像前面所阐述的那样，刘少奇从小就培养了勤学善思的好习惯，他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最终使自己的知识素养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兼顾西方优秀文化，开阔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因此，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刘少奇尤其善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具体的实践情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科学理论。现如今，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来讲，刘少奇个人阅读史的启迪作用不仅体现在激发广大党员多学习、多读书的方面，还体现在引导广大党员同志做到将读书与自身实践、党的实践以及国家的整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将书本知识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做到学为所用。
山东省淄博市是全国严重缺水城市之一，主要依靠大武地下水和引黄水作主要水源，近年其中心城区的供水状况日趋紧张。在进行城乡同源同网供水工程建设中，淄博市利用太河水库总干渠进行无调蓄水库远距离调水直接进入净水厂，较好地解决了农业供水与城市供水的矛盾。
注释
中国农村太多都是梯田，大部分都是分散的耕地，不利于机械化、规模化的发展，导致大量耕地荒废。当前已将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大部分耕地进行了机械化作业推广，但大多原本只需经过简单的改造就可以适宜机械作业的耕地，现在需要政府投资或者通过PPP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将农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小田改大田，然后通过土地承包的方式发展现代化农场，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
① 迄今为止，学术界研究刘少奇读书情况的学术成果主要有：黄峥、周志兴：《刘少奇同志的读书生活》，《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周德民：《刘少奇读书史事》《湖南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刘宝东：《“学习!学习!再学习!”——刘少奇的学习精神和读书方法》《党建》2010年第6期；冯兵、刘光辉：《刘少奇的读书观》《学习时报》2018年10月17日，第5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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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冲及.刘少奇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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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德民.刘少奇读书史事[J].湖南党史通讯,1987(0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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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牛崇辉.刘少奇与晋绥土改[J].山西档案,1993(06):41-44.
[11]冯兵;刘光辉.刘少奇的读书观[N].学习时报,2018-10-17(5).
[12]谢忠强,袁随芳.习近平党员干部读书学习观论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1-5.
中图分类号：G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9)03-0147-007
*【基金项目】2018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省改革开放40周年历程及经验研究”（2018B001）；2018年度山西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十九大’精神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教学实效性提升研究”（2018JG15）；山西省首届“三晋英才”支持计划（2018030412）。
【作者简介】谢忠强（1980-），男，山东沂水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读书实践与理论研究；李敏杰（1994-），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读书实践与理论。
（责任编辑：张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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