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白虎通义》看东汉经学学风之会通
任煜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东汉建初四年，根据白虎观会议经义议论之结果，章帝命班固整合编成了《白虎通义》一书。该书内容兼通而驳杂，以汉代的“五经”为中心进行经义阐发，涉及阴阳五行、三纲六纪等封建伦理观念，涵盖了制度、道德、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是汉代经学的代表之作，具有反映东汉时代特色的重要学术和政治意义。除传统经学外，东汉一代逐渐兴盛起来的谶纬之学在《白虎通义》中也多有反映。解经者往往附会、利用谶纬来解释、宣传经义，经学与纬学由此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关键词： 东汉；《白虎通义》；经学；谶纬；会通
纵观中国学术史，经学的概念变化及其自身的演进过程颇为复杂，不同时期内均有其独特内涵。作为一种专门性的学术学说，汉代经学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561后，经学在学术、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就远非其他学说可及。自汉至清，经学长期吸引着学者的研究目光，作为修身、治学、传道的根本学问，经学在清代的乾嘉时期达到了鼎盛的发展状态。
就我国经学历史来看，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由汉宣帝组织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由汉章帝召集的白虎观集会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两次经学会议都进行了专门的校订经文、议论经义的工作，其中，宣帝召集群儒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同异，编成了一部《石渠议奏》，后亡佚；章帝则因循石渠阁会议的传统模式，在北宫白虎观召开了群儒大会。白虎观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白虎议奏》，经班固整理、撰集后，题作《白虎通义》流传至今，成为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除思想文化、学术政治等方面的价值外，作为今文《五经》经义同异讨论之结集，《白虎通义》在记录多方经义问答等会议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是今文经学的总结性著作。其采用的经义大多出自今文经典，在思想体系上仍属今文经学的范畴，但同时，《白虎通义》也采用了一些古文经义，在一定程度上“傅以谶记，援纬证经”[2]609，内容显得会通、驳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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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虎通义》的成书过程及内容
东汉初年，经学在正式确立并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后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以学术和政治上的巨大力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以来，今文经学由民间私学转变为朝廷官学，获得了学术上的正统地位。其后，西汉宣帝设黄龙十二博士，东汉初期光武帝置建武十四博士，更使今文经学的发展逐渐趋于繁盛。但在经学发展极盛的背景下，五经的章句繁多、说教繁杂等问题已经不可忽视。为了解决今文经学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现实学术弊端，达到明晰经义的学术目的和稳定、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目的，白虎观集会的召开以及《白虎通义》这一结集的出现已经成为东汉初年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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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在汉光武帝之后，汉章帝也十分重视古文经学，他在经学日益繁琐化、今文经学的弊端日益显露的现实情况下进行了学术、政治上的有力施为，通过官方组织召集多方学者共同参与的白虎观会议,初步完成了删减繁琐章句、统一经义的经学历史性任务。《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对白虎观会议召开的相关情况介绍道：“其(指汉章帝)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3]37由此可见，白虎观会议的包容度很大，对不同学派的学问都给予了一定的发展机会。其参加者有今文学者数人，同样也有古文学者。由《后汉书·丁鸿传》《后汉书·杨终传》《后汉书·班固传》《后汉书·儒林列传》等篇可考察到的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代表有：“《鲁诗》学者魏应、鲁恭。《韩诗》学者召驯。《尚书》学者张酺、丁鸿、桓郁。《公羊春秋》学者李育。《严氏春秋》学者楼望。《春秋》学者杨终。以上九人，全部都是今文经学学者。古文经学学者有两人：班固和贾逵。此外，成封，习何经不详。”[5]103
(一)《白虎议奏》与《白虎通义》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集会这一专门性的经学会议由时任兰台校书郎的杨终请求召开。《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记载杨终上奏：“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3]470由此段史料可见，杨终的意见反映了东汉初年经学章句繁琐、冗杂的现实情况以及学者们急欲有所改变的迫切心理，因此被同样深受章句繁琐之扰、意欲有所施为的汉章帝很快采纳，并于建初四年十一月“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3]37，以官方力量召集了尽可能多的、不同身份的与会人员共同进行经义论定。
面对经典阐释中经学章句繁琐支离、缺乏总体统一性的现实情况，白虎观会议的迫切目的主要是为了减省经学章句，将被繁言琐辞淹没的经学要旨提炼出来，以达到经义阐释上的相对统一。关于白虎观会议的详细召开情况及细节，《后汉书·桓荣丁鸿传》记载：“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3]376由此可见，在议定《五经》经义同异的具体过程中，诸儒负责经义讨论，魏应负责传达皇帝的意旨并主持问答，淳于恭负责将讨论的情况上奏皇帝，而最终经义议论的决定权仍在汉章帝手中，需章帝亲自作出最后决断。经由此种层次井然的讨论、议定程序，白虎观会议的召开时间达一月之久，会中的上奏以及经义问答的原始资料被集为一书，称为《白虎议奏》，与后世流传下来的结集《白虎通义》并不相同。
《白虎议奏》一书首见于《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其与《石渠议奏》的性质大体相同，是官方召开的经学会议中会议记录的原始资料。与《白虎议奏》相较而言，《白虎通义》一书又称《白虎通》，是在前期会议资料整理、文献收集的基础上由史臣班固改写撰成的，从整体上来说是一部结构谨严、体系完整、内容广博丰富的经学著作。总体而言，《白虎议奏》与《白虎通义》在成书形式及包含的具体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两者不能被等同看待。作为白虎观会议经义同异讨论的总结性著作，《白虎通义》是在前期《白虎议奏》的基础上集合而成的，其书之撰集有赖班固等人。与《白虎议奏》相比，《白虎通义》经义讨论结果的产生经过了汉章帝的亲自论定，是在汉章帝的明确要求下整合而成的，因此其成书更具学术性和官方的政治性质。
(二)《白虎通义》思想、内容的“通”和“杂”
在白虎观会议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学者曾针对古文经典《左氏春秋》进行了具体论争。其中，《春秋》今文学者李育认为《左氏春秋》虽颇具文采，但没有体现圣人意旨，遂以今文经典《公羊传》义理问难古文学者贾逵。对于此次论争，《后汉书·儒林列传》认为李育与贾逵两人来往应对有理有据，都可被当作通儒看待。由此溯源，除在白虎观会议上对古文经《左氏春秋》进行经义讨论外，《左氏春秋》在光武帝时就曾一度被立为博士，但“会(立)封病卒，《左氏》复废”[3]366。汉明帝时，古文学者贾逵继续其父贾徽未竟之业，“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3]367，意欲从谶纬角度为《左氏春秋》谋求合法化地位。汉章帝时，贾逵又上疏认为《左氏》义深于君父，试图进一步从封建伦理角度极力提升《左氏春秋》的学术地位。及至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之时，古文学者贾逵更是就《左氏传》与《公羊传》在经旨大意、经说阐释等方面与今文学者李育进行了更为正式、激烈的互相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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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来看，《白虎通义》在思想、内容上既然追求“通”，就同样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驳杂特征。《白虎通义》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了汉代的“六艺”经义，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同时也并录了《论语》《孝经》的某些内容。从实际引书情况来看，《白虎通义》涉及了对《孟子》和《尔雅》的某些引用。因此，其“杂”之义近乎于驳，意指《白虎通义》所涉及的经典范围有所扩大，同时包含的具体思想和内容又十分驳杂，包罗万象，许多师法、家法都在其中显现。此外，《白虎通义》在对不同经典内容进行引用的同时也往往附会、利用谶纬来说经、解经，将经学与纬学糅合起来，迎合了东汉时的风尚和世主之好，使《白虎通义》涵盖了不同程度的今古文经义和谶纬学的某些内容，在“通”之外也显示出了其思想、内容上的驳杂特色。
除思想、内容上兼通和驳杂的特色外，《白虎通义》这一东汉经学著作的经义特点也值得一提。以对经义的具体解释来看，《白虎通义》往往多方面引用不同经典，并通过文字上的训诂解读来挖掘更深层次的经义含义，而此种含义则往往带有个人附会的色彩。例如，《白虎通义·号》篇在诠释“皇”时具体说道：“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2]43在这一说法的基础上，《白虎通义》又引用《钩命决》曰：“三皇步，五帝趋，三王驰，五伯骛。”[2]44并进一步解释道：“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虚而寥廓，与天地通灵也。”[2]45在此，“皇”的具体含义就被有意抬高，变成了天人的总和以及美和大的代称。并且，在进一步对“皇”进行阐释时，《白虎通义》还援引了纬书《孝经钩命决》，并同时对其进行了极为夸大的生发和改造，将“皇”的特点解释为与天地通灵并具有一定的神化色彩。因此，通过与此类似的诸多训释经义、阐释经义要旨的方式可以看出，东汉经学家们解经的通常做法是紧扣封建伦理的核心，在附会、表达自己的理论政见、文化理解以及观念态度之外，试图通过传统经义阐释和个人引用谶纬、附会阐释的复杂手段完成共正经义、显明经义的学术任务，并以此来不断巩固封建的宗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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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白虎通义》在经学思想及内容、经义解读、儒家经典研究等方面显示出了复杂的特色，体现了汉代经学的经世致用，反映了东汉一代逐渐形成的会通、驳杂的经学风气和学术特色。在这样的学术风气指导下，经学家们追求的往往是更高意义上的“通”和“融”。因此，这种趋向极为自然地为东汉会通学风的逐渐形成提供了必要准备，同时也为东汉现实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固提供了较为持久的支持。
详细而言，《白虎通义》在思想、内容上的总体特色可归纳总结为“通”和“杂”。《白虎通义·圣人》篇在诠释“通”之义时说道：“圣者，通也，道也，声也。”[2]43这里所言的“通”过于抽象，是对《白虎通义》一书思想、内容和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的高度肯定。细致看来，《白虎通义》作为东汉经学的总结性、代表性著作，其“通”意指《白虎通义》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同时在具体的经典主题解释上又兼收今古文经义和谶纬内容，对各家师法、家法都有不同程度的采纳。《四库全书总目》有言：“书中征引六经传记而外涉及谶纬，乃东汉习尚使然。”[4]3665由此不难看出，《白虎通义》一书援引不同经典并且在阐释经义时兼涉谶纬资料等经义特色正是东汉一代的经学学风始然，显示出了其书经学思想、经学内容上的广博以及经典解释方式上会通今古文经和谶纬的特性。
二、《白虎通义》的经学特色
“经”的含义经历了自身的演化进程，而其具体含义的固定则始于西汉中叶，专指官方承认并且大力推行的部分儒家经典。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设立五经博士，其后，《诗》(《鲁诗》《齐诗》《韩诗》)、《书》《礼》(《仪礼》)、《易》《春秋》(《公羊传》)在汉代才获得了“五经”的合法化、权威化地位。西汉中后期直至东汉，随着经学的自身发展、历代经学家观念意识的变化以及封建政府不同阶段的统治需求，“经”的固定含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并带有更加浓厚的时代色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白虎通义·五经》篇所言：“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2]447在此，《白虎通义》一书秉持了汉代人的基本思想，将“经”当作“常道”解释，同时又把“五常”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进行抽象理解，对五经的教化作用作了一定阐发。
除了较为细致地解释“经”的名义外，《白虎通义》也显现出了其特有的经学内容和经学特色。在对经典进行具体、详细的解释并引用经说方面，《白虎通义》以今文经义为主，同时也囊括了部分古文经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今古文经义的兼收并蓄。同时，在群儒会集于白虎观共同讨论五经同异的过程中，谶纬资料除被频繁引用作为论证经义的依据外，也和今古文经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结合。藉由援用纬书的特定解经方式，谶纬成为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白虎通义》一书由此呈现出会通经学、纬学的学术特色，东汉经学也在此基础上逐渐显现出会通的整体面貌。
(一)今古文经义的兼收并蓄
东汉初年，面对今古文经学间的对立与斗争，统治者基本持开明态度，如汉光武帝就曾设立古文经《左氏春秋》博士。《后汉书·陈元传》对此记载道：“烦升复与(陈)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春秋》学。”[3]366其中，范升是今文经学《易》博士，他曾与古文学者韩歆、许淑等人就古文经典《费氏易》《左氏春秋》究竟是否应立博士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除了范升与韩歆、许淑的经义辩难外，古文学者陈元也与范升辩难十余次，强调“丘明至贤，亲受孔子”[3]366，主张将孔子亲自传授下来的《左氏传》也立为汉代的官方经典。
具体而言，《白虎通义》是在《白虎议奏》的基础上由官方力量汇编而成的，其撰集过程以及所含的思想内容与前期的《白虎议奏》有一定关联。与接近于会议原始资料的《白虎议奏》相比，《白虎通义》一书的思想、内容兼通且驳杂，具有更高的学术性和更强的政治性。将《白虎议奏》与《白虎通义》二书进行对比分析，理清两者各自的内容及形式特点，对了解《白虎通义》的思想、内容以及学术、政治特色有一定意义，对理解和分析东汉经学面貌也有一定意义。
由目录来看，现在流传下来的《白虎通义》共分43篇，分别是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士、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瑞贽、三正、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教、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行、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其内容以封建伦理思想和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对“五经”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风俗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内容都进行了分类解说，是了解汉代今文经学面貌、特色的重要参考文献和依据。
作为白虎观会议经义讨论之结集，《白虎通义》在大体上虽仍属今文经学的体系范畴，但不能否认的是，今文学者与古文学者双方的参与和论争使得《白虎通义》在经说解释上兼采了今古文经义，总体上呈现出“通”而驳杂的经义阐释特色。就具体的经文引用情况来看，其时古文经学尚未完全兴起，《周礼》《左氏传》等古文经典尚未得到大范围的承认。因此，《白虎通义》在经典阐释上主要采用的仍是今文经的说法。例如在《白虎通义·爵》中，其讲道：“天子者，爵称也。”[2]1对此，陈立具体解释道：“《曲礼疏》引《五经异义》说：‘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说，《易》有周人五号，帝天称一也。’说与《乾凿度》文同，是天子有爵。‘古《周礼》说，天子无爵。同号为天，何爵之有？’”[2]1由此不难看出，《白虎通义》多采今文经典与部分纬书的说法进行经义阐释，对古文经典《周礼》则进行了摒弃。今文经学侧重于微言大义和主观性质的经说理解，有一定的虚妄色彩。所以，相比较来看，《白虎通义》一书有很强的政治现实性，其致力于统一经义，以伦理道德、封建纲常等为核心，有规范社会关系、维护统治秩序的政治目的和现实目的，在进行经义解释时往往带有个人主观附会的色彩，整体上呈现出了与今文经学自身特色类似的学术性质。因此，《白虎通义》总体的经学特色正如皮锡瑞所言，其“集今学之大成”[6]117，与今文经学的各方面关系都极为密切。
如前所述，与今文经学相比，《白虎通义》所采的古文经义虽然较少，但汉章帝颇喜古文经学，在进行经义论定时采用了开放广博的方针政策。并且，在白虎观会议进行的具体过程中，章帝还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有意扶持古文经学的发展并使其弥补今文经学的某些缺憾和弊端。藉于此，《白虎通义》援用的就有《古文尚书》《周官》等古文经典中的一些说法。例如在“爵”这一篇中，《白虎通义》采用了《周书·洪范》中“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2]4这一观点，对“天子”的具体含义以及其何以称“天子”进行了解释。所以，进一步来看，其时古文经说虽被采用的较少，但不能忽视的是，在今文经说大行其道的现实情况下，古文经说的客观采用以及官方一定程度的承认已经使其得到了不断发展的机会，而这些条件则为古文经学在东汉的兴起奠定了必要基础。
总之，在白虎观会议这一官方学术活动中，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在对立、论争的过程中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采用并发生了一定的融合。参加会议的古文学者如贾逵等强调博观异家、对不同学派的学问进行适当采纳，班固等主张通万方之略，以融会贯通的态度进一步发展学问，都是为了消融固有的、片面的门户之见，以兼采今古文经说而达到正经义、明经义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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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援纬证经”的特定解经方式
就经典阐释、经义论定方面的特点来说，庄述祖认为《白虎通义》一书“《论语》、《孝经》、六艺并录，傅以谶记，援纬证经”[2]609。这一说法颇有见地，较为准确地概括了《白虎通义》引谶语、援用纬书的主要解经方式，并且将“谶”与“纬”区别起来加以看待，符合汉代的实际情况。具体来说，“谶”在汉代是一种神秘色彩较为浓厚的预言，而“纬”则指与儒家经典相配合的纬书，及至汉光武帝时确立图谶的官方神学化地位之后，“谶”与“纬”才逐渐合流，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才模糊起来。
作为东汉一代糅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之学的官方通经之作，《白虎通义》有着自身特有的学术和政治价值。其在学术层面上致力于共正经义、统一经义，同时也有着经世致用、稳固封建社会秩序的现实政治目的。
虽然同为经学学术会议，但与西汉石渠阁会议较为单一化地讨论经义相比，白虎观会议因为援用谶、纬而在内容上显得更加繁杂，往往“隐括纬候，兼综图书，附世主之好”[2]609。在具体引用谶纬资料证经的过程中，谶纬因自身一定的神秘性、预言性和神学化倾向，与今文经学的虚妄、繁琐有一定重合，往往被今文学者有所选择地加以利用，附会出自己的主观意图以达到某些现实的学术和政治目的。除今文学者外，古文学者也因谶纬的官方神学化地位而不可避免地多有引用谶纬资料。由《白虎通义》的整体结构及经义问答的具体方式来看，其往往是在提出一个论点后，引用今文经典、特定纬书以及某些古文经典来进行有层次的阐释及论定，并以此达到正经义和使经义合法化、权威化的特定目的。终后汉之世，谶纬之学成了一股十分重要的社会思潮，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这种现象由《白虎通义》一书多次引用纬书来论证经义即可见一斑。
但也应注意的是，“援纬证经”只不过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特定解经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白虎通义》在一定程度上将经学和纬学糅合在一起，达到了自身的兼通和融合。但《白虎通义》在经典解释上较少涉及迷信色彩过于浓厚的“谶记”，它所侧重的乃是援用与正统经说之旨相合的纬书话语，并以此为手段，结合今古文经说，共同完成统一经义的经学任务。
三、东汉会通的经学学风
分析“谶记”与“援纬”的具体含义可以看到，“谶记”与“谶”大体相同，神学性和预言性较强，往往提前预示事情的吉凶和结果，在这里指《白虎通义》一书涉及少量的预示性言辞。与之相比，“援纬”的具体含义则指《白虎通义》在引用谶纬资料证经的过程中多援用与“五经”相配的纬书。《白虎通义》所援引的谶、纬内容与其自身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观念相吻合，因此其具体引用的谶记、纬书主要集中于《爵》《谏诤》《乡射》《灾变》《封禅》《圣人》《三纲六纪》《情性》《天地》《日月》《崩薨》等篇中，并以纬书中所合《白虎通义》自身经学正统观念之说法为主，较少涉及神学、迷信色彩过于浓厚的“谶记”。例如，《白虎通义》在“爵”这一篇中解释“天子”的爵称时，就引证了《孝经纬》中的《援神契》《钩命决》和《尚书中候》以及《礼含文嘉》等纬书。并且，在《白虎通义·日月》篇中，其说道：“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为阴，故右行。右行者，尤臣对君也。”[2]423在此篇中，其对“日月”作了基本解释后，又援用《刑德放》中的“日月东行”[2]423、援用《感精符》中的“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2]424、援用《援神契》中的“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时”[2]425等内容。其中，《刑德放》《感精符》《援神契》均为纬书，日月与天的关系被比作臣与君的关系，援用的纬书话语也在此成了《白虎通义》进一步凸显天人关系和三纲五常观念的特定工具。由此来看，《白虎通义》在援用纬书解经、论正经义的同时也有着维护封建宗法秩序的特定目的。
其实，世间万象，不离阴阳。文华斋的做法，弊端明显，益处也明显。无论是谁，能耐再大，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全知全晓，逢单便接，来者不拒，什么生意都做，对文玩古董一网打尽。内行早就看出门道，文华斋专营金、银、铜、木四项，精于青铜礼器、红木家具的鉴定与收藏。
此外，除自身独具的学术、政治价值之外，《白虎通义》在东汉一代也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其兼收今古文经义、援用特定纬书话语等经学特色使得自身经学思想、经学内容在达到“通”的同时，也促进了东汉一代会通经学学风的逐渐形成以及兼通各经的经学家们的先后出现，在汉代经学史乃至中国经学史上都意义重大。
(一)《白虎通义》的多重价值及影响
作为经过学术讨论，共正经义的以“通”为名的经学专著，《白虎通义》在东汉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虽同为经学会议的成果，但与西汉时的《石渠议奏》相比，《白虎通义》所承载的经学任务却并不完全相同，两者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细微差别。总体而言，将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集会两相对比，可明显看到两次经学会议不同的召开背景和思想意图，前者的任务是在今文经学发展极盛的背景下尽可能采取开放的态度，对不同学派都给予一定的发展机会，而后者则是在今文经学弊端显露的情况下“欲使诸儒共正经义”[3]37，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方解经之语的统一，为学者剪除经学章句过于繁杂的困扰。
《白虎通义》精简和统一经义的举动有着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意义。从学术角度来说，汉儒对经学进行辩难，目的在于解决经学的繁琐化问题，使经义能够更加明晰。因此，《白虎通义》的成书是汉代经学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体现着汉代经学多方面的学术特色。从政治角度而言，东汉初年的社会环境逐渐趋于稳定，解决经学问题的繁杂对统治者来说就变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得到妥善解决，否则，学术上的混乱将对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造成一定危害。由此来看，《白虎通义》的整合和撰集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中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它在学术层面上达到了解决经学发展过程中解经之语过于杂乱的问题的目的，同样也借学术成就在政治上达到了经世致用的最终目的，发挥了经学指导现实生活的作用，维持了宗法秩序下封建社会的相对稳定状态。
经由白虎观会议，《白虎通义》一书在学术和政治上的特殊价值得以逐渐显现出来。作为东汉初年政治环境下的必然产物，《白虎通义》不仅有封建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取法、依赖的伦理、纲常、思想观念，也有东汉一代会通经学学风逐步形成的必要学术基础。总而言之，《白虎通义》的撰集与成书及其思想、内容等多方面的经学特色和经学价值都是东汉一代的独特现象，其彰显了东汉经学的发展态势，并有力影响了东汉一代的经学风气，使会通的经学学术特色在东汉表现得愈发明显。
(二)会通经学学风的逐渐形成
对于汉代经学不同阶段的发展面貌以及今古文经学的不同学术特色，钱穆先生曾说道：“今学守家法，古文尚兼通，此一义也。今学守趋时，古学守贵真，此又一义也。”[7]247东汉一代，今文经学的专守和繁琐支离带来的现实学术弊端日益显现，而在此之前，西汉末的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就明确指出了今文经学解释经义、分文析字时过于繁杂的弊端。在刘歆之后，面对今文经学繁琐、保守的固有问题，参与白虎观会议的东汉古文学者贾逵、班固等也都对此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班固即认为今文经学“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1723的解经之语的繁琐化是学者之大患，势必会导致孤陋、专守的不良学术后果。
在这样的现实学术背景下，东汉一代，除古文学者的努力外，汉章帝也正视了今文经学之弊端，以官方力量召开了尊广道艺、发展不同学派学问的白虎观会议。在白虎观会议中，今古文学者都有参与，兼通各经的学者更是不在少数，这对东汉会通经学学风的形成有很大帮助。对此，金德建具体说道：“纵观白虎观会议诸儒类皆通学今文经者，然与今文博士相异之点极多，此实后汉学风有异前汉之处，其时普遍皆如此。”[8]66如其所言，此时的东汉学风之所以有别于西汉一代，正在于今古文经学与谶纬之学互相杂糅，经学学者自身更是有兼通之处，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今文经学的孤陋和专守，使东汉经学学风呈现出会通的整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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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官方组织的白虎观会议，会通的经学学风在一定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末则更加声势浩大。作为汉代经学的代表性人物，东汉末的郑玄有“通儒”之称，“通儒”之“通”，意指通晓汉代法定的“五经”，同时又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有兼通之处。并且，除郑玄外，《后汉书》不同篇章中记载的“通儒”还有很多，例如，“董钧‘博通古今’。丁恭‘学义精明，当世称为大儒’。贾逵与李育，在白虎观会议上互相辩论，‘最为通儒’”[5]127。在这些兼通各经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东汉一代的经学虽经有数家，家有数说，但总的来看，其时的经学家往往有兼收各派长处的意识，因此经学学风在整体上仍能以会通概之。
同时，论及会通学风形成的具体原因可以发现，东汉一代的经学家多兼通各经，与西汉时专守的经学家有很大不同，董钧、丁恭、贾逵、李育、许慎等人即由此被当作“通儒”看待。并且，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兼通各经的东汉学者们在治学途径和经说阐释上并没有特别严苛的界限，他们倾向于兼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各自阐发经义的特色，并多将两派经学各自推崇的义理和训诂结合起来。
进一步来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与斗争虽由来已久，但它们在汉代并不是严格分立的两大学派，也并不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中。《后汉书·郑玄列传》中虽明确提出了今古文经学的纠纷问题，但细致看来，两者之间的纷争多集中于对孔子、对经典的看法以及具体说经方式等学术问题。在经学的根本问题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源头相同，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同样都以孔子为经学鼻祖，两者并没有巨大分歧，只是在经说的详细阐释方式上有差异而已。因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正是经学发展到东汉时特有的总体风气。并且，东汉一代除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会通外，逐渐兴盛起来的谶纬之学也因自身的官方神学化地位而受到重视，以援用纬书论证经义的特定方式融入了今文经和古文经中，使东汉经学学风逐渐趋于会通，显示出了不同于西汉经学学风的杂糅特色。
④依法足额征收水土保持规费。资阳市人民政府以资府办〔2012〕50号文件明确，“要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水土保持‘防治费’‘补偿费’预算到位和征收到位，地方各级财政不统筹此费，专项用于预防监督和治理由此造成的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十二五”期间预算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800万元，督促生产建设单位投入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防治费50 000万元。
综而言之，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以及《白虎通义》的编集成书在经学史和学术史上都有极其重要、丰富的意义。《白虎通义》兼通而驳杂的经学思想、经学内容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兼收今古文经义、援用特定纬书以证经等经学特色正是东汉一代经学风貌的独特表现。经由对《白虎通义》经学内容、经学思想以及多方面经学价值的总体认识，东汉经学学风的会通特色得以比较具体、全面地展现出来，经学在东汉一代的独特发展态势也可以略见一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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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金德建.古籍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41.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arning Styl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from "BaiHu TongYi "
REN Yu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four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Ban Gu wrote the book "BaiHu TongYi" on the results of the debate on Confucian classics.The book w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Han Dynasty.It focused on the "Five Classic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expounded the mean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It covered the feudal ethical concepts of Yin-Yang,Five Elements,Three Principles and Six Periods and covered many aspects such as system,morality,social culture and so on.It was of great academ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the study of divination in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flourishing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also reflected in "BaiHu TongYi".The interpreter often used the prophecy to explain and publicize the Confucian classics,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Key words :the Eastern Han Dynasty；BaiHu TongYi；Confucianism;Divination;Interpretation
doi: 10.3969/j.issn.1673-6060.2019.07.009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060( 2019) 07-0055-07
收稿日期： 2019-05-27
作者简介： 任煜(1996―)，女，河南郑州人，儒学高等研究院2018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与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