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辞海》(1936年版)因国家需要而重新修订。作为该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此次修订通过对收录其中的百科词目进行解释、定义和规范，不仅展现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面貌，而且集中展示了在国家力量主导下文化建设的机制运作情形，见证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制度、方针及环境变迁。社会主义文化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得以塑造。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化；《辞海》修订；知识；政治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就文化建设而言，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与此相应，中共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领域的混乱复杂状况展开了一番改造，以期运用社会主义新文化来统一和指导人们的思想，进而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服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文化迎来了建设高潮，各项文化建设被纳入国家行政机制运作当中进行，由此形成了文化建设与国家形势发展密切关联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文化的样态不仅得以形塑，而且也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界关于新中国前30年文化建设的研究，多从党的领导、发展历程、阶段特征、成就经验等视角出发，成果可观、多有建树；或者聚焦于微观事件，深描细写。前者存在较为普遍且鲜明的宏观叙事现象，后者虽然能够深耕细作，但未免有些具体而微，“宏观”与“精细”的各自叙事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抑或缺乏整体史的视野。通过将一个历史事件放置于较长时段中考察，在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脉络下分析，若有“一叶可以知秋”的明澈，则更有益于彰显史学研究的内在生命力。
本文以新中国重修《辞海》(1936年版)为个案，依托档案、日记等资料，在勾勒其修订过程的基础上，对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构建思想、组织制度及意识形态与知识文化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展示并加以分析，借此深入管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面貌。1936年版《辞海》于1957年动议修订，1979年正式出版并作为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前后22年，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时代的烙印体现在《辞海》的字里行间，作为该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研究它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知那段历史。
一
1957年9月17日，曾任1936年版《辞海》主编、时为上海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舒新城，向正在上海视察的毛泽东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毛泽东当即答复道：“我极为赞成，到现在我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新辞典没有。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1)王震：《〈辞海〉的缘起、问世和发展》，《辞书研究》1996年第5期。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新文化，二人在修订《辞海》上一拍即合，但又各有考量。
上海解放后，舒新城感到“1936年版《辞海》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了，实行增补已成为当务之急”(2)李春平：《辞海纪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但他为此制定的《〈辞海〉增补本编辑计划》，因建政初期局势未稳、自己年届60岁退休而搁浅。新中国成立后，“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新词不断涌现，加以进行文字改革”(3)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14页。，使他越发意识到旧《辞海》“由于当时编者立场观点模糊和错误，对许多词目作了错误的解释，而且词目和体例均已陈旧，不能适合今天广大读者的需求”(4)《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辞书问题》(1959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747-56。。向毛泽东建议前夕，舒新城已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过修订辞书的问题。在他看来，“现代学艺之进展，人事之迁移，新陈代谢，瞬息万变”，辞书要“恰如用者所需以予之”(5)徐庆凯、秦振庭：《辞海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4、23页。。他积极增补、修订《辞海》的努力，一方面体现了他身为辞书家的职业敏感，另一方面也是其思想在现实当中的折射。作为一名典型的从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知识分子，舒新城和多数人一样，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失望至极，对中共不甚了解但抱有同情和希望。随着国民党在与共产党斗争中日渐式微，舒新城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据陶菊隐回忆：“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后，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市民向往解放犹如望岁。我们几个朋友在常熟路开了一爿小店，有时与地下党员在此碰头，商谈书局、报馆、医院的护产工作。(舒)新城每来必将延安广播详细相告。他还秘密印就《新民主主义论》多份，以迎接上海的解放。”(6)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岁月书香》第1集，中华书局，2012年，第46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政权励精图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使得包括舒新城在内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满怀希望。当国家对中华书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舒新城以代理总经理的身份积极配合。他要求自己在政治认识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流为反动”(7)《舒新城日记》第2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并且积极为新政权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花甲之年的他“仍然担任中华书局编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等二十多个社会职务，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全国人大代表”(8)李春平：《辞海纪事》，第67页。。可以说，舒新城对中共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认同赢得了认可。
（1）进口学习效应：进口中间产品内化了进口来源企业的研发努力与知识，同时经过进口的方式外溢到下游生产企业，减弱了企业研发新产品的成本；由于新产品里具备高层次水平的质量和技术成分，提升了企业对新产品的收益估值，再次刺激了企业研发行为。虽然无法全部替换掉差异化产品以及产品类型中内化的技术以及信息，但随着进口中间产品多样性的提高，进口学习效应也会逐渐增强。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旧的思想影响较深，对共产党、新社会、新事物还不了解，思想感情上与劳动群众有隔膜，因此，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9)欧阳雪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第47页。。舒新城主动向毛泽东提出修订1936年版《辞海》的建议，亦是想借自己的一技之长积极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潮中。
本文对西江流域广东段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受限于评估标准的约束，没有完全对所有传统村落的属性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此外，研究区域也仅针对西江流域广东段，对全西江流域传统村落及其数字化保护和现代化转型的探讨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一片阡陌交错的农田，变成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的现代化新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一组数据可以见证浦东开发开放28年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28年来，浦东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9651亿元，年均增长15.1%；财政总收入从浦东开发之初1993年的1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938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已超过6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2.3万亿元。
显然，旧《辞海》“编者立场、观点模糊”，“政治性问题严重”，如称“中国共产党”为“匪”“反革命”等(12)《舒新城日记》第3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以及缺乏反映社会主义社会面貌的内容，不能服务于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有必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基本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收词、释义和编纂”(13)巢峰：《试论辞书的政治性——〈辞海〉编纂体会》，《辞书研究》1979年第2期。，使其成为一部以百科知识为主，兼顾单字和语词的综合性大辞典。作为一名饱学之士与久经锻炼的政治家，毛泽东深谙文化宣传之道，尤其在一个除旧布新、知识饥渴的年代，“一部物质实体和知性启示高度一致的著作”，对于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教育社会主义新人无疑会起到独特且普遍的作用。在《辞海》修订中，百科词目拟占67%，相比中国传统知识的抽象及缺乏条理，百科知识直接与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这显然与当时中国普及新文化的需要相吻合。1959年，全国通过扫盲，在工矿企业和人民公社举办的各级各类业余学校中受教育的人员，加上在校中小学生，共约2.2亿人，占总人口的1/3还多，其中一半以上需要各级各类的辞书。仅1958年印行辞书就达3728500册，比此前10年辞书印行总数的1/3还多。但是，在这为数众多的各类辞书中，真正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唯物辩证地反映新中国现实和前景的辞书并不多(14)《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辞书问题》(1959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747-56/57。。这预示着新《辞海》拥有广阔的需求空间，也意味着那些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观念、立场将随知识普及而被人们广泛接受。
不仅如此，中共还可以通过修订《辞海》团结一批文化人。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上海为例，各大学学科的骨干力量几乎都参与了《辞海》修订。若能引导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一个重要契机。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数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必须要长期改造”(15)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7页。。可以说，修订《辞海》的机会，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一个实践的舞台。
二
至1956年，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立起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各级内部与层级之间，形成了纵横有序的集权化领导体系，国家各项事业都在该体系当中运作。修订《辞海》是毛泽东以“任务”的形式交给上海的(17)舒池：《舒新城和〈辞海〉》，《辞书研究》1982年第1期。。当时的上海，专家学者比较集中，还有不少学术权威，学术力量很强，学科覆盖面也相当广泛，具备修订大型工具书的条件(18)罗竹风、王岳：《〈辞海〉六十年》，《辞书研究》1996年第5期。。由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介入，修订《辞海》兼具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意义。因而，从中央到上海各相关单位都极为重视，这项任务也随即被纳入各方工作日程当中。1958年4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修改〈辞海〉问题的报告》。5月19日，收到中央电告：“同意你们关于修改《辞海》问题的意见。关于统一规划辞书的出版方针以及给《辞海》调配编辑人员问题，已嘱中央宣传部研究解决。”(19)李春平：《辞海纪事》，第71页。12月25日，上海市出版局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汇报了一年多来的工作进展情况。次年3月25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市委及中央宣传部汇报道：“由于这一任务浩繁复杂、缺乏基础，加上我们对这一工作抓得不紧，所以直到现在，对《辞海》的修订方针、编辑方法和领导机构等重要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5月12日，上海市委又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宣传部。9月10日，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修订〈辞海〉、〈辞源〉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修订《辞海》的工作由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担任，并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指导，组成《辞海》编辑委员会，负责制定编订计划，组织编写力量，审定稿件”。(20)《中央批准中宣部对修订“辞海”“辞源”的请示报告及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的请示》(1959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433。当月，该报告获得中央批准。
中共通过党委会、党组来实现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为了有效实施“分口领导、归口管理”，“党政系统分别设立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等也设立了垂直隶属于中宣部和文化部的相关分支机构”。此间，党的宣传部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在党中央领导下，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协助中央在业务上指导中央所属和国务院所属宣传、文化、出版单位的工作”。(21)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1、78页。这种组织严密的文化建设、管理体系能够将任何一项带有公共性的文化事业纳入其中，置于该体系当中的文教机构在形式上表现为组织化，而在实质上已经国家化了。以《辞海》编辑所(下文简称“辞编所”)为例，该所于1958年5月1日成立，其性质为“上海批准的事业单位”(22)《舒新城日记》第31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403页。，直接受上海市出版局领导，负责修订《辞海》的具体事务。
相比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古”“今”“新”“旧”“中”“外”“社”“资”诸问题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毛泽东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3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此次修订以旧《辞海》为基础，删去其中“冷僻已死”“词义陈腐，有浓重封建气息”的古体字、旧文言词、生僻的方言及俚语等内容，增加“五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的、与当时政治文化生活和工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词语(35)《中央批准中宣部对修订“辞海”“辞源”的请示报告及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的请示》(1959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1-433。。辞编所曾就旧《辞海》中哪些语词可以作为修订基础进行过探讨，认为除单字、语词之外，经济、马列主义、政治、外交类词目均不能作为基础。显然，这样有选择的剔除和保留不仅与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厚今薄古的思想一致，而且着意新意识形态的建设。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3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修订《辞海》期间，辞编所“派人去国际书店选外国杂志及外国工具书，去邮局补订杂志”，其中“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专科辞典有四种”，对《苏联百科全书》的使用尤为广泛，对于欧美等国的百科词目则以科学方面为主，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因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而言，修订《辞海》在取材上的针对性体现了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
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对新人的培养与对旧人的改造同样重要。知识分子或直接加入革命队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辩证法等，提高思想觉悟，或参加社会实践，并撰写观感文章(27)储著武：《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史论(1949—195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01—202页。，在思想上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认同，从而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来。舒新城对此不无感触，他说：“以前对于学术、政治、业务对立，思想上很苦闷，近来参加社联与史学会议，始明确业务与学术、政治活动可以统一。即在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加强领导力，并可直接、间接使《辞海》政治性更强，与实际较有联系。”(28)《舒新城日记》第32册，第87—88页。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也深深影响着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创作的风格。关于新人培养，辞编所成立之初，便制定了“五年内从修订《辞海》具体工作中培养青年辞书编辑20人”的计划，“他们除每日的业务工作外，须每日学习政治理论、编辑业务、中国古典语文基础三类课程”。然而，新人培养短时间内难见成效，对于需要汇集大量专业人才始能编纂的工具书尤其如此。面对人才紧缺状况，上海市委建议，资料员等中级干部可在下放人员中选择。由于下放人员较多，且存在着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政治素养高低不一的情况，舒新城决定采用考试方式选人，并与录取者谈话，以奠定专业、思想基础。此外，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大学生是修订《辞海》的理想人选，而当时大学生是统招统分的，舒新城为此专门赴京找国家出版局领导，要求“暑假分配外文大学毕业生五六十人”，但被告知人数“太多难安排，二三十人已足”(29)《舒新城日记》第31册，第349、217、243、307页。。
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运动频繁，路线、方针、政策常常被过度解读，甚至被曲解。如果一些词目政治性少了、缺了，在路线上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修正主义；多了、过了，往往又使词目变成批判性文字，失去了知识应有的客观准确性。例如，关于拟收录的1200条军事类词目,辞编所因顾及政治性问题而难以操作，认为由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方面承担这项工作较有把握(54)《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杭苇关于〈辞海〉修订、出版具体规划情况的报告》 (1960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396-55。；“民族问题稿件政策性强，处理不好易发生政治性错误……必须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55)《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关于请有关领导机关审查民族问题初稿的报告》(1960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A22-2-868-24。；关于宗教类词目，“尽管他们(宗教协会)在选词和编写中一般是认真的，而且力求客观，但不可能从他们笔下写出马列主义来”(56)《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杭苇关于“辞海”审稿、出版问题的请示》(1960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A22-2-868-4。。再如，有些修订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释文最后加上“当前特别要注意右倾危险”；在“主观唯心主义”释文中写上“对右倾机会主义作严正的批判”(57)《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杭苇关于“辞海”初稿暑期群众性审查办法(草稿)等问题的请示》(1960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868-12。。类似这样特别“强调立场观点，片面理解了政治性”的现象在修订《辞海》中俯拾皆是，但对于词目“如何体现党的政策方针，体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体现时代面貌等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8)《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杭苇关于〈辞海〉修订、出版具体规划情况的报告》(1960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396-55。方面做得不够。对于这些问题，上海市出版局后来在一份报告中提到：“用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来编写这样一部收有九万条词目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因此，在选收词目和编写释文方面都曾走过一些弯路。如在选词方面收过不少类似章节标题、不够稳定的某一时期的生产(运动)的口号，有的过细过专。在当代在世人物要不要选收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较大的争执，最后由于难以平衡和不够稳定终于放弃。在释文方面也曾走过一些弯路。”(59)《上海市出版局关于〈辞海〉修订情况报告》(196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537-59。由此可见，修订《辞海》走了一条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的道路，但在当时形势之下，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出现偏差，致使党领导文化事业这一正确原则在实践中走了样。
在凡事“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格外重要，其影响遍及个人和组织。个人的政治品性往往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修订《辞海》需要“政治、业务、文字”三好之人，尤为注重政治，许多人因此而与修订《辞海》失之交臂。某人原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擅长俄文，希望能从事《辞海》修订工作，经调查，其在乡下表现不好，不能调回(30)《舒新城日记》第3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32—233页。，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对于单位而言，亦是如此。辞编所成为事业单位以后，平添了许多行政工作，一位工作负责人略带抱怨地讲道：“在行政工作方面并不比大单位少，加上基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些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会占去一天或半天的时间去解决……光应付门面就够忙的了，还必须研究各方面的指示如何贯彻下去。”(31)《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关于编印〈编辑情况〉问题的报告》 (1959年3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801-32。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获取国家力量支持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化，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化的机构体系得以贯彻执行。这种因国家化而形成的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又通过来自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得以巩固和持续。
ICME-14的会标中数学元素无处不在：勾股定理以及偶数、奇数、八进制、二进制既是中国古代数学的灿烂，也是现代中小学数学的内容；画面非常几何化，主画面由圆和螺线组成，是中心对称的．螺线的使用也暗示着现代教学理论中的“螺旋上升”的理念．主画面呈“S”型，表示会议举办地在上海（Shanghai），并呈向前的动感，表示我们积极进取的态度．
三
动议修订《辞海》之际，正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文化建设大步开展之时，形势正如毛泽东曾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3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新《辞海》要成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工具书，内容必须正确，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并尽量阐明最新的科学文化的成就”(33)《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辞书问题》(1959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747-56。，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风貌由此可窥一斑。
作为事业单位的辞编所，不仅“经费与出版行政工作由出版局负责”(23)《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辞海”的方针任务、领导、调配等问题的请示报告(草稿)》(1959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801-3。，而且在人员使用方面也多通过行政途径。那些被调入事业单位的人，从此有了新的身份，变成了“单位人”。身处单位的他们，因为错综复杂的行政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在主编舒新城看来，“编辑《辞海》缺范猷不行”。当时，有“活辞典”之称的刘范猷在湖南长沙历史考古所任图书组主任兼古代史组研究员，舒新城准备将他调入辞编所，但两家单位几经交涉而无果。后来“官司”打到中宣部，经陆定一部长批示，刘范猷才调到辞编所工作。(24)宁卓群：《对刘范猷先生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邵阳市文史资料》第6辑,1986年，第96页。当时右派是一个特殊群体，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批判，而且在组织上、行政上受到处置(25)罗平汉、何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56—1966)》，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4页。。不过，毛泽东曾这样提醒过舒新城，“现在有那么多右派没事干，你何不来个趁火打劫，调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去？这批人去了，就可以加快修订的速度了。至于要调什么人，上海提出由中央通知各地准予放人就是了”，“当时上海市委要求中央调沪的右派多达五六十人”，(26)李春平：《辞海纪事》，第87页。其中不乏费孝通、钱伟长、任铭善等学科领军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参与修订《辞海》这样的文化事业总还使他们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
由于宗教信仰的影响，印度南部大部分城市都食素，个别地区甚至全民食素。印度南部城市的素食料理较之北部更为传统，以米饭作为主食。素食料理以辛辣为主，香料与食用色素的添加较多，尤其是咖喱的使用量大频次多，口味偏重。在烹煮方式上重油重盐，多以糊状形式蘸食，具有浓厚的印度传统特色。早餐的选择上印度南部地区在南部地区倾向于印度薄饼卷、油炸甜甜圈和南印酸豆浓汤等。
修订《辞海》可被视为一次知识重构，一方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另一方面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概括地阐明词目的含义，提供切合词目的知识内容，为读者解疑释惑”(60)徐庆凯、秦振庭：《辞海论》，第170页。。很显然，在“多快好省”口号下的《辞海》修订背离了其初衷。时任副主编的杭苇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指出：“批判不是《辞海》的主要任务，辞书的基本任务是给读者以必要的知识”，“编写《辞海》必须肯定专家的作用，没有专家参加编写，不调动专家的积极力量，要求《辞海》有高度的质量，看来是不可能的”(61)李春平：《辞海纪事》，第82页。。1960年8月23日至9月2日，《辞海》编委会召开初稿审查会，针对初稿中的问题提出了“明四至”“撕标签”“割尾巴”“挤水分”的补救措施，在肯定此前提出的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前提下，提出了知识性、稳定性、正面性，此即修订《辞海》的“六性”原则(62)宋应离、刘小敏编：《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318页。。
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以给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以正当的约束和引导，特别是成文的程序法不仅具有控制行政行为的职能，还可以对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行为进行监督，有利于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有效克服实体法的缺陷，补充实体法本身的不足，以其特有的功能补充实体法控制权力的不足，达到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效率与自由的协调、形式合理性与实体合理性的结合。水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如任由其追求执法目标而不对其执法过程加以监督和制约，必定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指导和约束，可以对水政监察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
舒新城进而认为，修订《辞海》“对很多词目要给以完整的、明确的、科学的解释，必须把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指示，进行全面的、认真的钻研、分析和概括，不能断章取义。不然的话，就是发生严重的政治性错误”。(39)舒新城：《全面协作多快好省地修订〈辞海〉》，《文汇报》1960年5月26日。例如，对于“革命阶级”的解释是从道义上的善恶或诗人般的义愤出发，以压迫、剥削来区分，还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若从毛泽东的论断出发，“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4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55页。，问题便迎刃而解；对于像“国家”“民族”等古今意义差别较大的词目，以及“政制”“法制”等因执政理念和国情相异造成不同理解的词目，在修订《辞海》中采取“以现代意义为主”，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解释，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当成反面教材拒绝收入等办法处理(41)《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杭苇关于修订“辞海”目前存在问题的请示》(1960年5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868-9/10。。总体上，修订《辞海》贯穿着当代事要有政策观、国内外事物须有阶级观、释文要与党的精神保持一致、反面角色要敌我分明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极具普遍性。
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能欣然接受修订《辞海》的建议，也非一时心血来潮。他直言：“《辞海》，我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安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10)李春平：《辞海纪事》，第68页。这种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表明，《辞海》曾经充当了艰苦岁月中人们汲取知识的重要源泉，其社会功用自不待言，但是，现有的《辞海》已不符合新社会的要求。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实际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文化建设以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主要任务。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更加明确要求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不过，“主义”与“知识”的结合在现实政治面前出现了不确定性。“为了迎接文化革命高潮的到来，多快好省地供应广大读者必要的工具书”，仅靠辞编所有限的力量不足以迅速完成这项文化工程。根据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建议，修订《辞海》可以分组包与各大学学系及学会代编(42)《舒新城日记》第32册，第242页。。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依靠领导，组织各学术单位的力量和编辑部三结合”的修订方针，即党委应加强领导，经常督促检查，保证能按时完成任务；各学术单位主要以上海的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及有关单位为主，按照学科大体分类，包干负责进行编写。上海无法解决的，可请外地单位承担编写任务。编好后由辞编所调整词目、加工文字、统一体例，并且对初稿作初步审查；然后将初稿送编委会和有关部门审阅修改；最后，报送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决审。(43)《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辞海”的方针任务、领导、调配等问题的请示报告(草稿)》(1959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801-2。这种办法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广泛、高效的组织动员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从1958年夏开始，“大跃进”运动在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兴起，刮起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辞编所里有的青年“要求在三四年内赶出《辞海》以符合多快好省”(44)《舒新城日记》第32册，第67页。，而接到《辞海》修订任务的各个单位也将任务层层分解下放，使许多不具备修订资格的人参与进来。就上海各编写单位情况而言，有的组织学生在“一星期内突击完成一千条词目的初稿编写”(45)李春平：《辞海纪事》，第74—75页。；有的分头编写，集体讨论(46)《〈辞海〉编写工作加快速度——各单位大协作提高质量争取提前出版》，《文汇报》1959年12月12日。；有的在田间地头展开讨论(47)李春平：《辞海纪事》，第76页。；有的“师生齐上阵，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48)陆建非主编：《校史钩沉》,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85页。；南京、北京、杭州等地亦是如此。
为了使幼儿一日活动更加规范化，可以开展示范教学活动，将数个幼儿园集中在一起举办活动，主要是观摩不同的幼儿园的一日保教活动的具体执行情况。以一日的整体教学作为参赛内容，参赛者可以互相沟通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下面以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进行举例说明：
原本“辞书编写必须请一流的专家学者加入，请他们亲自编写并作为领头人，他们的学养代表着当今专业研究的高度……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辞书，无一不是由造诣颇深的学者们，甚至是一代宗师精心编纂的，有的竟不惜倾其毕生精力”(49)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守正出新——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8年，第88页。。令人遗憾的是，“大跃进”期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脱离了真正的群众路线，变异为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各编写单位竞相比速度，比政治挂帅。有些进度超前的单位继而对试写稿展开了大字报、实地调查、油印草稿、专业会议等形式多样的群众审查活动(50)舒新城：《全面协作多快好省地修订〈辞海〉》，《文汇报》1960年5月26日。；有的编写单位甚而走进工厂、公社，将词目初稿当面读给工人、农民听，直到他们提不出意见就算通过(51)李春平：《辞海纪事》，第79—80页。。把本该是“一代学术带头人对知识通过仔细认真描述，通力合作，做大量的艰苦工作”才出的成果，交给那些粗通文墨或目不识丁的人去审定，其结果不言而喻。经过“集体编写、集体审查”形成的《辞海》(初稿)出现了“空洞议论多，具体知识少；反面批判多，正面介绍少；题外之言多，基本内容少”(52)《上海市出版局关于〈辞海〉修订情况的报告》(196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537-59。的问题，“特别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政治性问题比较多”(53)《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杭苇关于〈辞海〉修订、出版具体规划情况的报告》 (1960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396-55。。
从上述修订《辞海》的用人事例可知，不论是针对右派、下放人员等群体的特别许可，还是针对一般知识分子、大学生的调配，都需要运用行政手段才能得到落实。面对专业人员紧缺状况，虽然凭借行政力量可以勉力维持，但其中波折不断。究其原因，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力量整体上比较薄弱，加之当时百废待兴，为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到来，各文教单位对人才你争我抢，加剧了人才供给紧张局面。然而，当时由于计划体制人才不能自由流动，而右派知识分子以及不少参加改造的青年受到诸多限制，不能自由地参与到修订《辞海》的文化事业中。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部门不仅受到上级部门或“系统”的领导，还要受到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这种多重领导、政出多门的体制在实践中经常造成政策制定主体不明、责任模糊化、程序烦琐、效率低下，即便获得了调动许可，被调动人员有时也无所适从。
那伙人终于走过去，一杭心里松了一口气，突然一个声音说：“站住！”一杭装作没听到似的，加快了脚步，并暗中拉了拉雪萤的衣袖，先前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那个矮个儿光头小子跑上来，拦住他们，说：“叫你们站住。”
四
修订《辞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将“主义”与“知识”结合起来是形塑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在主编舒新城看来，“一切知识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绝无为知识而知识的事……因而辞书的每一条都应该有观点”，辞书应“以知识性为主，立场、观点即融化于知识中，它的主要目的是为解决读者知识上的问题，而不重在学术批判也”(37)《舒新城日记》第3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270、863页。。同为修订主要负责人的李俊民认为：“修订《辞海》是厚今薄古，否则不必修改。‘专’是端正业务思想，即是‘红’要在‘专’中体现，方有具体内容，否则‘红’是教条，若‘专’中无‘红’，便会迷失方向，所以二者应该统一。”也就是说，修订《辞海》要兼得“主义”与“知识”的平衡，修订者除了对选取资料的正确性负责外，还要在知识加工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这并非易事，需要经验传授与专门指导。舒新城在给辞编所全体同人讲授如何搜集、加工资料时说道：“搜资料首应问为什么？《辞海》的对象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和干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资料要能够帮助他们，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因之，旧词的去取要以厚今薄古为方针……以《时事手册》和学习《新华半月刊》为例，说明有若干词改写后即可用，有若干词只能有一部分资料，尚须查其他文件才能补充完成；有的则正在发展，现在只能记出词目，要继续记其发展情况，俟一事结束后再来整理。”他自己则“每日看《人民日报》进行勾画，并将修改编写若干条目”。(38)《舒新城日记》第31册，第466、442—443、413页。通过这样有技巧的取材、加工，在一定范围实现了“主义”与“知识”的结合。
在Si，Cu，Mg三种元素的质量分数分别为10%，1.5%，0.1%的条件下，铸态下不同Mn含量的合金显微组织如图9所示.由图9可知，随着Mn含量的增加，合金组织中的枝晶变得粗大密集，形貌多为长片状和多角形块状，可以成为初生硅与共晶硅的形核核心，使硅相依附在复合相上生长.同时，共晶组织得到明显细化，由长针状变为细小的短棒状，减少了裂纹扩展的路径.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宣传部一方面“要求各编写单位配备编写骨干，并给予必要的条件和时间，争取脱产、半脱产，集中修改，保证这一任务如期完成”；另一方面“转告有关大学党委继续给予协助和支持”(63)《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辞海”年内完成第二稿并作第二次审查问题的函》(1960年9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868-25。。辞编所也“将经过集体讨论修改后的词目和标兵，印发各编写单位，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64)《中共江苏省教育卫生部关于转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编写“辞海”问题的函的通知》(1960年10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868-31。。在上级部门的重视下，各编写单位有的减少词目数量以求提高编写质量；有的开展“务虚”工作，选“标兵”，逐级定期讨论、汇报(65)《编写〈辞海〉土木建筑词目释文二稿计划》(1960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868。；有的抽调人员错峰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66)《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园林管理处审批〈辞海〉二稿情况》(1960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26-5-283-1/2。；等等。经过修订，二稿内容充实了，知识性、正面性加强了，少数词目已接近定稿的水平(67)《辞海二稿审查会议简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秘书组有关经济问题的参考资料》(1961年3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1-1-419-25。。但是，又出现了释文过于重视知识性，过长、过专或者过于重视概括性，显得很抽象，不够通俗、不易理解这样简而不明或明而却泛的问题；在处理材料与观点时没有抓住最本质、最必要的部分，没有做到取舍适宜、详略得当、中心突出、主次分明(68)《关于二稿质量的几点意见》(196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不明)。。从初稿到二稿，词目由过度政治化向知识性的调整与转变反映出知识重构的曲折，但作为工具书，要提供给读者客观、准确、权威的知识。
1961年初春始，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约请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学术界150余名顶尖专家学者在浦江饭店对二稿进行集中审阅(69)《上海市出版局关于〈辞海〉修订情况报告》(196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537-59。，其中有不少右派，他们经“市委特许……可以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70)《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04页。。“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油定量供应，但浦江饭店仍然四菜一汤，另有香烟、糖果和茅台酒供应”(71)宋应离、刘小敏编：《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第318页。。在人才、知识得到尊重的氛围中，浦江饭店变成了研究学问的乐园。中医名家裘沛然回忆说：“在浦江饭店集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从早到晚非常认真地进行编写……既有商讨，也有争鸣，还征询一批学有专长的同道意见，以达成共识，往往为一条词目，一句成语，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最后才定稿。”(72)《裘沛然选集》(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66页。8月，16分册的《辞海》(试行本)出版，随即，上海市委对试行本开展了一次遍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3个大中城市的252个高校、科研院所的征求意见活动，共收到口头和书面意见6万多条(73)李春平：《辞海纪事》，第104页。。整体而言，“大家对《辞海》(试行本)的估价基本上是肯定的”(74) 《上海市出版局关于〈辞海〉试行本征求意见工作的总结》 (1962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550-69。。在此基础上，1963年4月，更加成熟的60分册《辞海》(试排本)出版，供后续修改使用。
修订《辞海》与政治形势发展息息相关，60年代初期，国家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思想进行纠正，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调整，使修订《辞海》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正常轨道。但是，《辞海》修订仍然要考虑政治影响。当《辞海》进入定稿复查的最后关头，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等相关词目印成约10万字的审查本报送中宣部(75)《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关于请审阅〈辞海〉中少数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难于处理条目的函》(1962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67-1-550-54。，得到如下答复：“对于目前不易妥善处理或不易发表的政治性词目，可以尽量从略不载，或只作简略的阐述”，“凡没有把握的，宁可只做客观表述，或介绍现有的不同看法，或只作极概括的叙述”，“建议在书上发表编委会的名单及总主编、副总主编名单，增强责任感、积极性，可避免人们错误地把《辞海》中的论点当作国家党政领导上的定论”，可先“以《辞海稿》或《辞海》(试行版)名义内部发行”(76)《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关于〈辞海〉(未定版)出版方面的材料汇报》(1963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1306-31。。由此可见，中宣部的回复极为谨慎。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两次批评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77)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人民日报》1967年5月28日。。加之中苏关系恶化等因素的影响，从1964年夏天始，政治形势又紧张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愈加严重。受此影响，出现了“删风有点盛”“矫枉过正”的情况，基本定稿的《辞海》，被删去词目800多条，对5800多条释文进行了修改，中国现代史当中的大多数词目都改动过(78)束纫秋、徐寿明：《解放思想是加速〈辞海〉出版的推动力——〈辞海〉修订工作的几点体会》，《辞书研究》1979年第2期。。1965年4月，历时八年修订的《辞海》终以未定稿形式内部发行，没能成为一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1966年5月，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的“左”倾错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曾经领导过《辞海》修订工作的石西民、白彦、罗竹风、杭苇等人被批为“走资派”，在他们领导下成立的辞海编委会被诬为“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广泛搜罗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一个黑班子”；参加过《辞海》修订的许多专家学者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动学阀”“汉奸文人”等帽子(79)上海《辞海》批判联络站：《〈辞海〉批判》，1967年印行，第10页。，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他们耗费大量精力修订的《辞海》(未定稿)被定性为“一株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之大成的大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80)上海《辞海》批判联络站：《〈辞海〉批判》,第5页。，从而被彻底否定，以致远在新疆的一位读者无意中发现杂货店将《辞海》用作包装纸；在浙江，造反派不时传出话来，要将这“毒草”烧毁(81)李伟国：《我与〈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77、85页。；在北京，梁漱溟从一位学生处借来的《辞海》《辞源》被红卫兵烧毁，给他留下了不能物归原主的终身遗憾(82)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444页。。
在“知识要服从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口号下，工农兵对《辞海》(未定稿)展开“革命大批判，狠批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83)《“三结合”修订〈辞海〉的初步体会》(1975年5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4-3-822-95/88。，使修订过程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结果是《辞海》(未定稿)变得面目全非。针对工具书严重缺乏、群众呼声很高的情况，周恩来在1971年3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修订《辞海》(未定稿)，并把它列入国家出版计划(84)查邦：《新〈辞海〉诞生记》，《动向》1979年第13期。。但是，在“四人帮”百般干扰下，修订“迟迟没有结果，最后于1975年底只出版了《辞海·生物分册》，余均为初稿，大多以白皮书形式印出来”(85)巢峰：《〈辞海〉的编纂和修订》，《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政治上是第二次翻身”，思想“没有马上得到解放，《辞海》的修订工作仍然迟迟不前，像个小脚女人走路”。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使得编写者“心有余悸，顾虑重重”。(86)束纫秋、徐寿明：《解放思想是加速〈辞海〉出版的推动力——〈辞海〉修订工作的几点体会》，《辞书研究》1979年第2期。进入1978年，政治形势进一步明朗起来，针对“中外语文词典十分缺乏，已严重影响教学、科研、生产、国防和外事活动”的情况，上海市将《辞海》与《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一起列入重点科研项目，并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王一平担纲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恢复停止工作十年之久的《辞海》编委会，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任第三任主编。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87)《〈辞海〉修订工作加紧进行准备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1979年1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4-124-42。这无异于又一次重编，不仅要纠正《辞海》(未定稿)中的错误，还要增添时代发展所产生的新内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在被“四人帮”破坏殆尽的烂摊子上重整旗鼓，困难可想而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但是对《辞海》修订过程中涉及的“重大的理论、政策性问题”要做到不出现重大问题是很难的。当时中央对某些问题也没有明确态度，“罗竹风专程去北京，希望有关问题得到中央的具体意见，花了二十多天时间，未果”(88)李春平：《辞海纪事》，第151页。。献礼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主编夏征农提出：“《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要我们负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如果我定，我也敢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解决《辞海》编纂中的各种问题的钥匙”。时任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巢峰数易其稿，起草了《〈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对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导师和领袖、路线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台湾和国民党、国际问题以及历史人物和事件等，一一提出具体处理原则”(89)巢峰：《〈辞海〉的编纂和修订》，《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使《辞海》(1979年版)编纂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90)巢峰：《继往开来话〈辞海〉》，《出版广角》1999年第8期。。这次编纂不仅是一次拨乱反正，而且新增了单字、词目，分别比《辞海》(未定稿)多1285个、7370条，从两大册变为三大册，另有一卷本缩印本问世(91)巢峰：《〈辞海〉的编纂和修订》，《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在释文方面也体现了新时期总任务的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
在《辞海》(未定稿)基础上的修订、编排、付印、校对到出版，辞海人仅仅花了200余天，其原由或许正如巢峰所说：“那时候大家都有热情……当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讲价钱。十年没工作了，一旦有工作就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还是能做点事情，能为党和国家做点贡献的。还问什么名利，生命都可以牺牲。”(92)雷启立：《〈辞海〉精神的薪火需要怎样传承——从〈辞书记失〉说起》，《编辑学刊》2014年第2期。正是知识分子这种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和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辞典，书写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段壮丽的文化篇章。
五
《辞海》(1936年版)于1957年动议修订，至1979年正式出版，整个修订过程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历史的烙印深深地印在《辞海》的字里行间。作为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工具书，《辞海》需要对收录其中的百科词目进行解释、定义、规范，形成客观、准确、权威、容易被读者接受的知识，因而其每一次修订都意味着一次知识秩序的重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9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在这个意义上，《辞海》的重修不仅集中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图景，而且展现了该时期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面貌。
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正经历着社会各项事业从初创、奠基阶段向巩固、形塑阶段的过渡。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各项事业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文化建设而言，相比民国时期，从体制机制到指导思想、根本方法、主要内容、功能意义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修订《辞海》可以看出，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在中共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来进行的。通过将文化事业放置于行政体制当中运作，在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建成的同时，也使得政治与知识文化之间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通过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国家主导下的建设，各项文化事业被纳入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这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后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外国优秀文化进行整合的基础上，逐渐塑造出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遵循着继承、借鉴和发展的方针。当然，文化建设作为时代发展的一部分，也共时性地呈现出建设、改造、调整、批判的特点。虽然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积累起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有益方针以及一些失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TheRevisionoftheCihai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istCulture(1957—1979)
Chen Laihu
Abstract: From the 1950s to 1970s, the 1936 edition of Cihai was revised as a result of national needs. As a microcosm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vision, through its explanations, definitions and specifications included in the encyclopedia entries, reveals the outlook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tate power, and the changes in the system, policy, and environment of New Chin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Socialist culture was shaped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superior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D232；H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7-0081-12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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