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谈·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5周年
我很敬佩上杭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就我所经历的，这些年是逢五、逢十都召开纪念大会、举办理论研讨会。我这次是四到才溪。第一次是2003年8月下旬，到厦门给武警干部讲课后走党史考察闽西四县来此的。第二次是2012年6月参加红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来此看新纪念馆，并由纪念馆陈馆长陪同去茶地乡，向当年捐出《反对本本主义》文献的农民赖家后人了解他的父亲保藏和捐献该文献情况。第三次是2013年11月来此参加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0周年理论研讨会。这次又来就是第四次了。5年前讲了《才溪乡调查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这次再讲什么？真有点犯难。仔细琢磨一番，决定讲这个题目：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是一部独特的教科书。
为什么说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是一部独特的教科书呢？我想，它蕴含着这样五大革命精神：
一、党性修养精神
众所周知，毛泽东到才溪乡调查是1933年11月。这是他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年之后。此前，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由于他不同意临时中央“左”的进攻路线，令临时中央领导人恼怒，不顾周恩来一再陈述挽留的意见，解除了毛泽东的总政委一职，让他回后方专职政府工作。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到这里来调查的。
秦铁崖心情有些沉重，刚想安慰乔十二郎几句，石板路上又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抬头一看，牌坊下赫然现出两队骑兵。秦铁崖不免担心，若是敌人再来缠斗，己方要吃大亏。
不是说毛泽东一生有“三下三上”吗？这就是他的“第三下”。“第一下”是1927年9月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在周边县受挫，于是掉转枪头从文家市辗转上了井冈山。这本来是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源头，但当时的“左”倾中央没有这个认识，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毛泽东违背中央指示，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第二下”发生在龙岩，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七大，红四军领导层思想比较混乱，毛泽东这个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由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正确思想，被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通过极端民主化的“选举”选掉了，他只好离开部队去蛟洋等地休养和指导地方工作。“第三下”就是在赣南宁都会议后被免掉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且临时中央还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矛头冲着毛泽东。
那一时期临时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左”倾教条主义，也就是本本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简单地说就是唯书唯上不唯实。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凡是”。毛泽东在上杭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批判这“两个凡是”，在党内最早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他在文章开头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第二年他还补充说，“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个补充很重要，不仅当年重要，现在更重要。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不少人通过网络搞调查，而网络有很多虚假信息，这样的调查得不到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结论。所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就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接了地气，这是老百姓都懂的通俗性表达。目前党的各级干部特别需要这种实地调查研究精神。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保存完整的重要调查报告，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这三件：一是寻乌调查，二是长冈乡调查，三就是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是很看重这些面向实际的调查研究材料的。“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序言二)》(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这三篇调查报告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
走群众路线还有一个求教于人民、获智于群众的问题。“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也就是毛主席讲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毛主席说，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的。这也就是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强调的，“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到“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去，就能获得正确思想。毛泽东通过才溪乡调查明确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乡苏维埃建设的经验，认为才溪乡苏制度“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因此，他称赞才溪乡是“乡苏工作的模范”。另一个是明确了扩红的关键在于做好发展生产和政治动员工作。毛泽东在二苏大讲的这个思想就是通过这次调查获得的。他说：才溪乡能做到大量扩红，成为扩红的模范，就是因为生产发展了，荒田开尽，凡是可耕地都种了庄稼，群众生活好了。再加上政治工作，使群众懂得参军保卫苏区就是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因此这里掀起了扩大红军的热潮，超额完成扩红任务。他在二苏大宣传和表扬了才溪乡。
二、实事求是精神
身处这种逆境，对待不公正的错误处理有两种态度：一是消极沉沦、怨天尤人，怒火中烧、骂爹骂娘，乃至走向极端；一是保留意见、服从组织，继续工作、发挥作用，不断作出贡献。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作出怎样的选择，是对党性修养的检验。什么是党性呢？简单地说，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时候为了党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磨难时，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毛泽东就是这种具有崇高党性的人。他被解除军职后主持政府工作，以很大精力来领导苏区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到才溪乡作调查，就是为了研究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大军事围剿作准备的。毛泽东的精神面貌没有因“三下”而受到任何影响，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极高的党性修养。这也就是他在6年后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讲的：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这段话，就是对包括在“三下”，特别是这个“第三下”时期来到才溪乡作调查的精神状态的概括。这种崇高的党性精神值得我们无限崇敬和永远学习。
对于“实事求是”还有一个科学理解和辩证把握的问题。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不是两回事，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换言之，解放思想就是动态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虽然没有使用“解放思想”这一概念，但这层意思跃然纸上。他说：共产党人需要的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共产党人需要“进步的斗争思想”。“解放思想”概念就包含有这层意思，不解放思想是不可能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将党的思想路线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旨在不能仅从静态的思维定势来理解实事求是，将其变成为保守作辩护的盾牌。这是一个方面。同样地，对解放思想也有个科学理解问题。这是需要注意的另一个方面。解放思想绝不是吹牛皮、说大话、蛮干、搞浮夸的代名词。它们风马牛不相及。1958年“大跃进”的兴起，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解放思想的名义干了许多不讲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其典型口号。正是有了这样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邓小平将两者统一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述。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科学理解和辩证把握，我们这些年说“解放思想”是个法宝，就如同说“实事求是”是个法宝一样，两者是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不同的侧面罢了，千万不要将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上面论述的两点，表明才溪乡调查全面地体现了群众路线精神，是我们学习和坚持群众路线思想的生动教材。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毛泽东到才溪乡作调查的情况来看，会更加清楚。毛泽东作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他来到这里就住在老乡家，打地铺，帮房主人扫地、挑水、劈柴。开完调查会后，还同老乡一起到红军公田地里干活，向群众了解种的地瓜红薯情况。他在这里10多天调查，就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不就是走群众路线的生动写照吗?!这个调查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向社会作调查研究与走群众路线是同一个过程。
三、群众路线精神
毛泽东是三到才溪。一到才溪为1930年6月上旬，是在寻乌调查后来到这里继续调查的。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他是以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军职身份来的。二到才溪是在1932年6月初，他在部署漳州战役获胜后回师赣南来到这里。那时，他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作了短期调查。三到才溪，毛泽东已经没有军职了，是完全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为准备第二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来作调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也就是说，我们党在中央苏区范围内就是执政党了。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就要执政为民。所谓“执政为民”有两层意思：一是怎样执政，二是怎样为民。就是为了怎样更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他来才溪乡进行了十多天调查。
从H在2017年工资与福利发放情况中，H 2017年的实发工资薪金数量达到了1 918 170 240.84元，职工福利费的实际支出则是135 074 360.82元。职工福利费是不能在税前全额扣除的，它只能按照实发工资薪金的14%进行扣除。所以职工福利费可扣除金额=1 918 170 240.84×14%=268 543 833.72 元＞ 2017 年职工福利费实际支出135 074 360.82元。所以H在2017年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可以全额扣除，并且还留有一定的节税空间，此节税空间=（268 543 833.72-135 074 360.82）× 25%=33 367 368.23元。
将方向圆与大理市乡镇叠加发现，北向为大理洱海水域，西北主要是大理镇和银桥镇，东北向主要是海东镇，东、东南为凤仪镇范围，南、西南、西向为大理下关镇范围。结合大理市域范围的地貌数据，沿洱海从上关镇、喜洲镇、湾桥镇、银桥镇至大理镇、下关镇，右上转至凤仪镇的1 000～3 000 m范围均为中海拔洪积湖积平原，该地貌外围被中海拔冲积洪积平原包围。大理市大理镇、下关镇城区范围主要分布在这两种地貌内。而海东镇、凤仪镇城区主要分布在侵蚀剥蚀中海拔平缓高丘陵、中海拔冲积洪积平原地貌范围。
也正因为“实事求是”是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所以毛泽东在1961年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沉重地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就搞过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这里讲的“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不是只讲江西省，而是泛指以江西瑞金为首府的中央苏区，因此它也包括闽西在内，无疑有才溪乡调查。所以，实事求是精神是才溪乡调查的核心内涵。
四、执政为民精神
我在5年前的研讨会上讲的《才溪乡调查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实际上就是讲群众路线精神。这里涉及一个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35年前我参加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论文《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中曾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做社会调查研究过程的本身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因为调查研究的对象是群众，群众路线的对象也是群众。既然是同一个对象，那么乍一看来的两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之所以被看做两个过程，是因为提出分析的角度和说明论述的内容不同，调查研究是从认识论上讲的，群众路线是从唯物史观上讲的。这是一个过程的两重解读。有时没有将两者加以贯通，往往误认为这是两回事。
怎样执政？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强苏区的基层组织建设。在才溪地区，区、乡苏维埃政府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村，实行村代表主任制度及苏维埃代表与居民建立固定联系办法，基层工作的许多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制度，认为“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个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并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都来学习才溪等乡，使几千个乡都同才溪等乡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注]《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340页。。
怎样为民？那就是真心实意地解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开展调查之后三个月，就在二苏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力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群众生活中的问题，都应该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有了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就有了真正的铜墙铁壁，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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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CAE模拟分析，验证不同结构代替现场模具注塑试模。改变了主要依靠经验与直觉，通过反复试模、修模来修正产品设计方案的传统方式，避免了设计的盲目性，同时为模具设计提供价值参考。利用这种方法节省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结合本次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来自于包括才溪乡在内的诸多调查，所以，才溪乡调查蕴含着执政为民精神。
五、精准扶贫精神
旧中国是积贫积弱，整个国家都穷。从个体来说，当然有很富的，但那是极少数人，而绝大多数人都穷。在不同地区穷的程度，当然也不一样。广大农村是很穷的。就中央苏区来说，分了田，贫雇农有了地，生活有很大改善，比周边的国民党统治区农村好多了。不过，从整体来说还是很贫困的。就才溪乡来说，各家情况不一样，有的家里情况好些，有的差些，也有极端贫困户。毛泽东来调查，了解情况很深入、很具体，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按照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扶贫。前两次我来才溪时，县、乡的同志告诉我，毛主席在溪西村调查，有一位大妈对毛主席讲：她家暴动后分到的3间平房，发生火灾烧掉了两间。全家5口人，她和老头体弱多病，守寡的儿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大家挤在一块住。家中又无劳力，生活非常困难。毛主席不仅安慰她，而且当夜就找来区、乡干部研究，怎样帮助解决这家大妈的困难。干部们想不出好办法，毛主席开导他们说：你们找群众商量，能否开展一个村帮村、邻帮邻、一村帮一户、百人帮一人的互助活动？这使干部们开了窍。第二天，在乡苏干部带动下，大家献工献料，各户拿一点，帮助大妈盖房。半个月后，新房就建好了。那个大妈很感谢，说苏维埃政府是专替穷人消灾灭祸的。在我看来，毛主席这样帮助解决大妈的困难，就是精准扶贫。所谓“精准扶贫”，第一，要找准扶贫对象，是真正的贫困户；第二，要有扶贫的具体办法，不能原则指导，空对空；第三，还要落实检查，也就是验收。这三条，毛主席当年都做到了。这就是精准扶贫精神。据说上杭县过去有1万多贫困人口，经过多年努力，绝大部分都脱贫了，只剩不到20户人家，于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不成问题。但脱贫不等于富裕，要富裕，即使是中等富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要使全体人民致富，也要拿出“精准扶贫”精神来，不能大轰大嗡。那种搞运动式的办法，是很难实现并巩固老百姓企盼的高标准共同富裕目标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蕴含这样丰富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教科书。毛泽东说过：今天我们需要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中国社会问题具有最基础的知识。才溪乡调查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它所蕴含的上述五大革命精神却不会过时。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仍然要弘扬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伟大革命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根据作者2018年11月30日在纪念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5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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