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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初的礼制设计，“子”爵是小诸侯的爵位，春秋时代华夏小国之君和蛮夷戎狄之君，都被华夏大国贬称为“子”；而华夏大国公卿，政治地位与这些子爵诸侯相当，因此也被称为“子”，“子”遂有尊称之义。《论语》中孔丘被尊称为“子”“孔子”，与他的男子性别、道德学问、圣人地位、弟子尊敬均无任何关系，惟一相关的就是他的官职：孔丘当过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孔丘称“子”现象至少折射了周礼三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华夷之间，显示了华夏民族强大的文化优越感；在华夏内部，显示了大国自豪的实力优越感；在君子之间，则显示了官本位的价值观和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
关键词：论语；孔丘；子；孔子；周礼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1·1）
这是《论语》第一篇第一章的原文。谁都知道，这个“子”字是代指孔子，尊称孔子，《论语》里有许多的“子曰”，所有的“子曰”都是“孔子说”的意思，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因为中国所有的老师都是这样教学生的。但是，为什么孔丘被称为“子”“孔子”呢？为什么“子”是尊称呢？这个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古今许多伟大的学者。看来，这个问题并不像学术界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如果把这个“子”字的意思真正弄明白，不仅有利于我们读懂《论语》，学到中国历史文化的许多知识，并且可以解决周代许多相关的礼制问题。而周代的这些礼制文化，在经过了将近三千年的岁月之后，直到如今，仍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广泛地保存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因此，弄明白这个“子”字，对我们明白今天的文化心理、政治规矩、社会礼俗、行为规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加明白一点、自觉一点，更像一个文明人、文明民族、文明国家。
“子”字是《论语》的第一个字，孔丘为什么称“子”，孔丘的设帐弟子为什么有的称“子”有的不称“子”，这些问题都需要讨论。我在写作《论语本意》时，本想把这些重要问题一并论述清楚，结果一下子竟然各写了上万字，这就与这本书的体例很不协调了，书稿的篇幅也太大，读者接受不了，所以商务印书馆的同志建议我另外单写若干文章，我只能删掉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另外写了一组文章。我在写作《孔子弟子称“子”现象研究》①《孔子弟子称“子”现象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时，虽然不可避免地已经涉及孔丘称“子”的问题，但是重点是研究他的弟子称“子”不称“子”的现象，以及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的儒学发展分化，法家、纵横家、兵家等新的学问和学派产生，各派之间如何争鸣，如何明里暗里较量等问题，重点不是孔子。而本文的重点则是孔子，而且要论证孔丘称“子”现象所折射的三大礼制文化内涵。这是需要事先稍加说明的。
一、孔丘任鲁国之卿方可称“子”
邢昺《论语注疏》：“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汉代至宋代的学者对孔丘称“子”原因的解释，以此为代表，可以称之为“男子通称说”，这是从孔丘的性别上来解释孔丘称“子”的原因。最近几年经学家新出版的学术专著，仍然有采用“男子通称说”的。不过最近百年的学者绝大部分则解释为：“子，尊称孔丘为孔子，亦简称为子。”大中小学的老师们就是根据这个意见来教育学生的，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常识，可以称之为“尊称孔子说”，这是从孔子的道德学问、圣人地位、学生尊敬老师上来解释孔丘称“子”的原因。杨伯峻先生在研究《论语》时，可能已经发现上述两种解释都有问题，所以他两说都不采用。但很可能因为时间关系，一时难以说清楚，所以杨先生并没有提出新说，他的《论语译注》在解读开篇第一章时，回避了孔丘为什么称“子”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四平八稳比较圆滑的解释：“《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而言。”①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前两种解释都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杨先生的解释虽然完全正确，却没有说清楚究竟为什么称孔丘为“子”，相当于完全没有解释。
“子”在周初本是诸侯爵位的名字。周初历代天王分封了三百多位诸侯，②李亚农《西周与东周》对周初分封情况，有统计数据，有详细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需要设计爵位制度，分出等级，不可能所有的诸侯都一个等级。不过那时爵位制度设计的具体情况，到了战国时代的中期，就连以博学著称的孟子都已经不太明白了。他曾经根据战国时代的传闻和那时尚能见到的周初文献，总结说，周初在天子之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③详见《孟子·万章下》10·2章。但是孟子这个说法似乎并不十分可靠，与西周青铜铭文和春秋简牍多有抵牾之处，我在目前尚未刊行的《孟子本意》里对此已经有很详细的考证，此不赘述。不过，不管周初设计的爵位制度究竟如何，“子爵”和“男爵”恐怕都是较低的爵位，④现存春秋文献，只有许国之君被称为“男”“许男”，看来男爵之国极少而且极小。华夏大国公卿不称“男”而称“子”，应该与男爵实在太小，不能体现华夏大国公卿的政治地位有关。应该比“公爵侯爵伯爵”都低许多。这就是说，周初的“子爵”总是指那些华夏文化圈中⑤学术界近百年一般援引春秋战国文献中“华夏、华、夏、诸华、诸夏、中国”等名词，从而断定华夏民族就形成于这个时期。这种研究方法没有到考虑到周初书写记录极其艰难的特殊情况。周初没有简牍，重要文献必须铸造在青铜器上，其艰难程度今人难以想象。春秋时代人工冶炼钢铁的技术从西亚传到中国，钢铁的硬度和韧劲都远胜青铜，因此可以制作小刀并在竹简上刻写文字，简牍类文献这才多了起来。现存文献虽然没有发现周初青铜铭文有“华夏”之类的名称，但并不表示那时没有华夏的理念和相应的政治安排，甚至不能完全说明那时没有关于“华夏”的记载，因为青铜器太少铭文更少，而且其发现具有偶然性。我们如果通过研究周初几代天王分封的实际情况，或许可以佐证这一假说。周初青铜铭文的记录和传承问题非常复杂，本文只能存而不论。的蕞尔小国和蛮夷之国的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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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春秋时代，“子”字作为人称代词，主要指代五种人。孔丘是春秋时代的人，那么我们要首先重点研究孔丘称“子”“孔子”，究竟是属于其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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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代称的第一种人，是沿用周初之意，贬称蛮夷戎狄之君，如“戎子”“夷子”“楚子”“吴子”等等。周代蛮夷戎狄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有的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国家，有的还只是氏族部落；有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已经非常发达，有的还在游牧阶段。但是他们的最高长官，华夏诸国都一律贬称为“子”，所以“子”有贬义。
春秋时代有两大族系，一个是华夏族系，也称“华、夏、诸华、诸夏、中国、上国”等等。东部诸国常称“东夏”，西部诸国常称“西夏”，也有不少用“东夏”或“西夏”单指华夏某国的例子。吴越地处长江下游，经济文化水平又远远不如黄河中下游华夏各国，故尊称华夏各国为“上国”。华夏大约有三类国家，第一类是以周家姬姓诸国为核心的国家，包括周天子，周家兄弟子侄诸国，李亚农先生统计有53国；第二类是长期与周家通婚的甥舅之国和文明之国；第三类是得到周天王正式分封的由一些古老文明的氏族建立的国家，包括黄帝的子孙南燕，炎帝的子孙许国，唐尧的子孙刘国，虞舜的子孙陈国，大禹的子孙杞国，商汤的子孙宋国等等。华夏诸国的文明程度都很高，血缘、经济、文化上又大多互有长期而密切的联系，而且都实行周礼，都以周天子为宗主，服从周天子的号令。例如春秋初期称霸的郑庄公是周家的兄弟；齐桓公既是周家的甥舅，也是古老文明国家的国君；晋文公与郑庄公一样，也是周家的兄弟。他们都是华夏民族的领袖，都“奉天子以令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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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蛮夷戎狄族系，泛指华夏以外的所有的野蛮氏族部落国家。说他们是个族系，并不是说他们都像华夏诸国那样有血缘关系，都在经济文化上来往密切，只是说他们都是比较野蛮落后的一类而已。像“戎子”“夷子”之类，一看名称就知道是蛮夷戎狄之君，将他们贬称为“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楚子”“吴子”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第三种情况，如果同时出现了几个应该尊称为“子”的华夏大国公卿，③但不包括孔子自己已经当了华夏大国公卿的授业弟子。这时如果尊称孔子为“子”，而不是尊称“孔子”，就可能出现认知混乱，人家就不知道这个“子”是指谁，所以孔丘的随侍弟子或徒孙作记录时，就会尊称孔丘为“孔子”，而不是尊称为“子”。例如，宪问篇14·25章，记录卫卿蘧伯玉派人看望孔子，孔子与使者谈话。蘧伯玉的年纪比孔子大许多，道德学问十分了不起，孔子对他十分尊敬，他的使者在场时，孔仲尼可以尊称为“子”，谈起蘧伯玉时，蘧伯玉也可以尊称为“子”，如果笼统称“子”，就可能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人家很可能不知道这个“子”究竟是代称谁。等到蘧伯玉的使者走了，孔丘发表议论，记录者才将孔丘的议论记作“子曰”云云，因为这个时候只有孔丘一个人可以尊称为“子”，不可能再引起认知混乱了。
吴国是吴王泰伯之后，是周天子的兄弟之国，从血缘上讲，当然是正宗的华夏。但是吴王子孙从先周时代开始，就生活在今江苏一带，那时江苏浙江都还是野蛮人生活的地方，经济文化水平都比中原诸国落后许多。吴王子孙为了生存，只得入乡随俗，一步步南蛮化，保存的以周礼为核心的华夏礼制文化很少。吴国的发展速度和水平，甚至远远不如楚国，他们还是在楚国人的帮助下，从春秋晚期开始，才慢慢发展起来，变成文明国家的，也就是说，吴国是比楚人更加不如的蛮夷。所以一直到春秋时代结束时，中原诸侯都视吴国为蛮夷。
楚国和吴国，到了春秋时代晚期，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国，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华夏国家。但是，华夏诸国仍然把他们当作野蛮国家，仍然贬称他们的国君为“子”。这就是《礼记·曲礼下》所说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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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称孔丘为“子”“孔子”，当然不是因为孔丘是蛮夷戎狄之君，当然没有贬低孔丘为蛮夷戎狄之君的意思。
春秋时代“子”所代称的第二种人，是贬称华夏小国之君，如“邾子”①“邾”，此指大邾，即战国时代的邹国。“杞子”“滕子”等等。
华夏小国之君，西周青铜铭文和春秋早期简牍亦常常有称“公”“侯”“伯”者，但春秋中后期简牍以称“子”者居多，遂有贬义。例如杞国，本是大禹之后，当然是文明古国，当然是正宗的华夏。商汤灭夏，曾封杞国。周武灭商，又重封杞国于今河南境内，本为公爵之国。河南是当时天下文化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就连周家的兄弟子侄都不一定能全部封在这里，周天王把杞人封在河南，其对大禹及其夏文明的尊重认同，由此可见。可惜杞国国土太小，人口太少，发展太慢，国力太弱，被大国赶着在今河南、安徽、山东三省到处迁徙，春秋时代主要生活在山东鲁国附近，成为鲁国的附庸，鲁国则是他的宗主国。按照周礼，宗主国有责任保护附庸国，附庸国则有义务向宗主国进贡，并且定期朝拜宗主国的国君，所以杞国国君常常去朝拜鲁侯。杞国在南蛮东夷境内生活时间太长，不知不觉之间，逐步东夷化了。所以杞君每次去朝拜鲁侯，都用东夷之礼，而不用周礼。鲁侯见杞君竟然采用蛮夷之礼，非常气愤，总是因此派军队去打他。所以我们读春秋史，会发现一个很古怪的现象，就是杞国国君刚刚朝拜完鲁侯，前脚刚走，鲁侯后脚就派军队去打他，而打他的惟一理由，就是因为他不用周礼而用“夷礼”。②《左传·僖公27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这是讲经者在解释《春秋》为什么将一位“公爵”之君贬称为“子”。由于杞人已经蛮夷化，华夏诸国就不再视之为华夏，转而视之为蛮夷了，所以《春秋》记录杞君，常常改称其为“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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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步考虑，孔丘称“子”现象，至少折射了周礼三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内涵：
按照上述周礼，孔丘只有担任了华夏大国公卿，才可以被尊称为“孔子”“子”。孔子在鲁昭公时代，只在齐国上卿高昭子家做过一段时间的家臣，齐景公本想用他为公卿，⑤齐景公本想让孔子的政治地位处在类似鲁国的“季孟之间”，季氏是鲁国上卿，孟氏是鲁国次卿，那么“季孟之间”的政治地位，无疑是齐国公卿。见《论语·微子篇》18·3章。但是因为晏婴坚决反对，加上齐景公又年老，已经志不在治国，大约在鲁昭公去世前后，孔子就辞职返回了鲁国。这时鲁国“陪臣执国命”，孔丘干脆潜心读书，学习“六艺”，不肯做官。孔子正式出仕做鲁国的大臣，是在阳虎失败逃亡之后。《左传·定公9年》记载，这一年阳虎在鲁国战败逃跑，几经辗转，最终逃到了晋国。《定公10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孔丘相。”这就是说，阳虎一失败逃走，孔子就出仕了，而且一出仕，就直接作“相”。鲁国的相，在整个春秋时代242年中，都一直由卿，有时甚至由上卿来担任，从来没有一般大夫担任“相”的。所以孔丘担任鲁定公的“相”，就是担任了鲁国的公卿，从这个时候开始，孔丘可以按照礼制，被尊称为“子”“孔子”了。后来孔子的官职几经调整，但始终位列于公卿。孔子大约只当了三年多一点的鲁卿，在他当鲁国司寇时，因为鲁国上卿季氏中了齐人的离间计，被齐国送的八十位美女所迷惑，连续几天不上朝，孔子愤然辞职，此后周游天下十几年，一直到去世，基本上没有再正儿八经做官了。孔子后来虽然没有官职了，但是家里一直有上朝的朝服，还是鲁国的“国老”，遇到重大事情他还去朝觐鲁侯，鲁哀公嫡母“吴孟子”去世，孔子还要按照礼制去参加葬礼，说明朝廷重要活动孔子都要参加，朝廷也常常就重要问题咨询他的意见，鲁国朝廷每年还给他大约六万石的官俸，世人对待他，还是视作鲁卿，当然也还是尊称他为“孔子”“子”。这类礼制安排，与今天礼遇离休退休官员并无二致。
按照周礼，华夏大国公卿的政治地位，比照被贬称为“子”的华夏小国之君和蛮夷戎狄之君，故以“子”称华夏大国公卿，有高看之意，于是“子”有尊敬之意。《左传·昭公23年》：“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固周制也。”所谓“固周制”即本来就是周朝的礼制，华夏各国都必须自觉遵守。其实这个“周制”，从现存文献来看，周初并没有，春秋时代早期才有，③华夏大国公卿被尊称为“子”，据现存文献，应始于《左传·庄公12年》卫国之“石祁子”。此从阎若璩说，参《日知录·集释四》。鲁庄公是春秋早期的鲁君，说明这一“周制”的确起源于春秋早期。不过到了鲁昭公时代，已经有约两百年的历史了，说“固周制”也说得过去。
我们只要细细阅读《春秋》《左传》就会发现，周天王的卿士，其政治地位与华夏大国之君相当；华夏大国公卿，与华夏小国之君以及蛮夷戎狄之君的政治地位相当，而华夏小国之君和蛮夷戎狄之君都被贬称为“子”，因此称华夏大国公卿为“子”，遂有高看之意，尊敬之意。比如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长期把持鲁国国政，位列三卿，故均被尊称为“子”，《春秋》《论语》《左传》有时将他们合称为“三子”“三桓之子”“三家”。卫国的石氏，晋国的栾氏、赵氏、魏氏、韩氏，都长期担任世卿，④“公卿”“世卿”虽然都是公卿，但孔子的父亲只是个乡邑大夫，地位相当于县长，孔子担任鲁卿，就只是公卿，不是世卿。鲁国“三子”、晋国栾氏韩氏赵氏魏氏则连续许多代担任公卿，故本文称之为世卿。此乃本文使用“公卿”“世卿”两个概念的不同之处。也都被尊称为“子”。这样的例子在春秋时代非常多。
“子”所代称的第三种人，是尊称华夏大国之公卿，如“季子”“赵武子”“石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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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代称的第五种人，指子女，称子者如《论语·子路篇》13·18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称女者如《论语·先进篇》11·6章：“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上引宋代经师邢昺的话说，称孔丘为“子”，是因为孔丘是个男子，而“子”是男子的通称，所以称孔丘为“子”。现在看来这个意见恐怕难以成立。周代不仅男子可以称“子”，女子也可以称“子”；男子兄弟称兄弟，女子姐妹也称兄弟。可见孔丘称“子”，与他的性别没有任何关系。
“子”所代称的第四种人，将上述第三义再进一步引申，遂泛化为略含敬意的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现代的“您”或“你”，如《论语·微子篇》18·6章：“子为谁”。战国时代这类用法变得很常见，《孟子·公孙丑上》3·1章甚至称自己的弟子“子诚齐人也”。
可见《论语》尊称孔丘为“子”“孔子”，不是因为孔丘是个男子，不是因为他有道德学问，不是因为他是圣人，也不是因为他的学生尊敬老师，只是因为他担任过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中国一直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官场讲究等级分明，孔丘能够被尊称为“子”，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孔丘那些当了公卿的设帐弟子，被各自的门徒尊称为“某子”，还有战国时代诸子百家里的那些圣贤，也都主要是因为这类原因，而被门徒和世人尊称为“某子”。
以上我们通过分析春秋文献，通过研究周代礼制，发现春秋时代华夏大国公卿的政治地位，可以比照那些“子爵”诸侯，即称为“子”的华夏小国之君以及蛮夷戎狄之君，因此这些华夏大国公卿也都可以被尊称为“子”。孔子曾经担任过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这才是他被尊称为“子”“孔子”的唯一原因。至于汉代以后因为受到周代文化的影响，又崇拜孔丘的道德学问，崇拜他是个圣人，因此尊称他为“孔子”“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已经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了。
二、孔丘称“子”的若干问题
我们细细读读《论语》还会发现，孔丘被尊称为“子”“孔子”，至少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机构/区域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建设与发展的探讨…………………………………………………… 温珠明等（13）：1738
其一，按照上面分析形成于春秋早期的周礼，孔丘担任鲁卿以后的语录，其谈话才可以被记录为“子曰”“孔子曰”。那么他担任鲁卿之前的语录，孔丘就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尊称，即使是孔子的授业弟子，也只能泛泛尊称孔丘为“先生”，否则就是僭越礼制，那是很大的罪过。那么，《论语》中有没有他担任鲁卿以前的语录？如果有，那些未经曾参等人编辑改动的简牍应该怎么称呼孔丘呢？
根据《左传·昭公7年》的记载可以推知，孔丘鲁昭公24年大约三十四五岁时已经开始设帐授徒，①《史记·孔子世家》将孔子开始设帐授徒的时间推定为鲁昭公7年，孔子大约十七八岁时，恐误。《左传·昭公7年》记载，孟僖子昭公24年去世时，遗命孟懿子、南容二子师事孔子，学习周礼。这明显是探后言之。那么孔子开始设帐的时间，应该是在三十四五岁时。太史公恐怕偶然失察，故将孔子设帐授徒的时间推定为昭公7年。定公10年大约五十三四岁时才出任鲁“相”，才可以被尊称为“子”“孔子”，中间相隔将近二十年。这二十年中，孔丘不可能没有门徒，也不可能没有语录，门徒不可能完全没有记载。那么这二十年中的语录应该怎么记录，怎么称呼孔丘呢？
其二，《论语》中孔丘有时被尊称为“子”，有时又被尊称为“孔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里头有没有规律？我们今天的人说话，如果称张局长是“张局长”，这是中规中矩的尊称；如果称他为“局长”，则不仅有尊敬之意，还有亲近之意。如果人家的上司是“张局长”，你的上司是“李局长”，你就会称人家的局长为“张局长”，而称自己的李局长为“局长”，不会称为“李局长”。这样的语言习惯和社会心理，就来自春秋时代，时间已经长达将近三千年了。同样的道理，孔子弟子记录老师谈话时，有时尊称他为“孔子”，有时又尊称他为“子”，这中间是有规律可循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篇12·11）“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微子篇18·3）“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篇7·14）这三章语录，明显是记载孔子在齐国做高昭子家臣时发生的事情，由其早期授业弟子所记录。鲁昭公末年，鲁侯被他的权臣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赶出鲁国，被迫流亡到齐国当寓公，受尽了齐鲁两国的屈辱，最后郁郁而终。孔子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来到齐国，给齐国上卿高昭子①齐国的高氏和国氏，都是姜太公的子孙，而且都是周天王直接任命的上卿，其地位比管仲、晏婴都要高，管晏虽有实权，却只是齐国的下卿。孔子作高氏家臣事，《孔子世家》有记载。他离开齐国返回鲁国的时间，应该在鲁昭公去世，鲁定公嗣位前后。当家臣，他想借此机会接近齐景公，做齐国的大臣，从而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政治理想。这个时候，齐景公虽然曾经想让孔丘作齐国的公卿，因为晏婴的坚决反对，②晏婴反对齐景公重用孔子的具体情况，《史记·孔子世家》有详细的记载。更因为齐景公已经年老，根本没有心情治理齐国，所以最终孔子没有能够当上齐国的公卿，只得回到鲁国。按照周礼，孔子的随侍弟子记录老师的上述谈话时，不可以将老师记作“孔子”“子”，甚至连称“夫子”也不可以，③“夫子”可以笼统代指公卿和大夫，而“子”则仅代指公卿。只可能记作“先生”，也就是年长者学高者的意思。④《论语·为政篇》2·8章；“先生馔。”《礼记·曲礼上》第16章：“先生与之言，则对。”第19章：“先生召，无诺。”《孟子·告子下》12·4章：“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其例甚多，可见周代将长兄、长姊、父辈以及所有的年长者学高者，只要没有华夏大国之卿位的，统统尊称为“先生”。所以我推测，孔子正式出任鲁卿之前，随侍弟子记录他的谈话时，只可能尊称他为“先生”，不可能尊称他为“孔子”“子”，否则属于僭越礼制，那是大罪。孔子去世四十多年后，授业弟子曾参等人编辑《论语》时，他们都知道，老师生前可是正儿八经当过华夏大国鲁国公卿的，按照周礼应该尊称老师为“孔子”“子”。于是他们将原始简牍中泛泛尊称老师为“先生”的地方，统统改为尊称“孔子”“子”，这在当时是完全符合周礼的，不算僭越礼制。即使是在如今，这类做法也是完全符合“政治规矩”和一般的社会礼俗的。这个案例说明，周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随时发生变化，但其精神实质则很可能延续数以千年的时间，从而深深地影响中华民族。又如：“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篇17·1）据《左传》记载，在鲁定公9年以前的许多年里，作为鲁国上卿季氏的家臣，阳货⑤阳货，《左传》亦记作阳虎。都实际上控制着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大权臣，甚至控制着鲁定公，孔子把这类情况称为“陪臣执国命”。⑥臣之臣谓之陪臣。诸侯是周天王之臣，卿大夫是诸侯之臣，那么卿大夫就是周天子的陪臣。同理，卿大夫是诸侯之臣，家臣又是卿大夫之臣，那么家臣就是诸侯之陪臣。阳货是季氏之臣，那么就是鲁侯之陪臣。鲁国情况如此混乱不堪，孔子就坚决不肯做官，一心读书。一直到定公9年，阳货战败逃走，孔子这才出来做官。《左传·定公9年》记载，阳货战败逃亡他国。《定公10》就记载，孔子做了鲁定公的“相”。整个春秋时代，鲁国的“相”从来都是由卿担任的，完全没有一般大夫担任“相”的例子，这说明孔子做了鲁卿。根据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孔子与阳货发生上述谈话时，不仅还没有出任鲁卿，简直就是普通士子一个，所以阳货可以居高临下与孔子说话。按照周礼，这次谈话，孔丘不可以被随侍弟子尊称为“孔子”“子”，原始简牍上只能把孔丘记作“先生”。因为与上引记载在齐国生活情况的那三章相同的原因，在被曾参等人编辑进《论语》时，也将“先生”改为“孔子”。
第一种情况，孔子与自己的授业弟子谈话时，简牍记录一般尊称他为“子”。如子路篇13·17章记录孔子与子夏的谈话，13·14章记录孔子与冉求的谈话，宪问篇14·22章记录孔子与子路的谈话，14·17章记录孔子与子贡的谈话，14·26章记录孔子与曾参的谈话，雍也篇6·5章记录孔子与原宪的谈话，6·6章记录孔子与仲弓的谈话等等，随侍弟子或徒孙做记录时，都会特别尊敬而又亲切地称孔丘为“子”，而不称“孔子”。如果尊称“孔子”，虽有尊敬之意，却不亲切，如同今日喊自己的局长不喊“局长”，而喊“李局长”一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子路篇13·14章尊称孔丘为“子”，尊称冉求为“冉子”；宪问篇14·26章尊称孔丘为“子”，尊称曾参为“曾子”，这类情况《论语》中还有不少。尊称“冉子”的那一章，自然是冉求的门徒所记录；尊称“曾子”的那一章，则是曾参的门徒所记录，以此类推。①按照周代礼制和孔门习惯，只有曾参自己的授业弟子才会尊称他为“曾子”。孔子只会称他的名“参”，曾参的同学以及同学的弟子只会称他的字“子舆”。以此类推。所以凡是尊称孔子某弟子为“某子”者，其记录者就是这位弟子自己的授业弟子。详见拙稿《孔子弟子称“子”现象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十二期。记录者如果是孔子的徒孙，他们就会特别尊称祖师爷孔丘为“子”，而尊称自己的业师为“某子”。如果尊称自己的老师为“某子”，尊称祖师爷为“孔子”，其称“子”方式都是尊称为“某子”，这就容易把辈分搞乱，也没有表示出对祖师爷特别的敬意。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关键是透露出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早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许多重要信息，过去几千年，学者一直把这类现象当作无关紧要的问题对待，所以没有好好研究。由于我以前在《孔子弟子称“现象”研究》中，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加上孔子设帐弟子称“子”问题超越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所以这里只是稍稍提及，不重复展开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读那篇文章。
10月17日，上市公司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天成控股因“资产置换事项的收益确认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形下，提前确认了资产置换收益，使其2017年1月25日发布的2016年度业绩扭亏为盈公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是虚假记载行为。
第二种情况，孔子与一般大夫②周朝文献有时将公卿与大夫统称为“大夫”，今之学者则常常统称为“卿大夫”。但是公卿是上大夫，其他为中大夫和下大夫，许多公卿还有自己的属大夫。孔子是公卿，政治地位比一般大夫高。《论语·乡党篇》10·2节记载孔子上朝时，对“下大夫”“上大夫”（公卿）“君”的不同态度，就是因为级别不同。这类文化心理、处世方式、行为规范，至今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其骨子里的价值观，就是官本位。谈话，记录者一般都会将孔子记作“子”。如宪问篇14·36章记录孔丘与鲁国大夫子服景伯的谈话，即尊称孔丘为“子”。14·16章记录孔丘与楚国叶县公沈诸梁的谈话，也尊称孔丘为“子”。这类例子还有一些。按照上文论述的周礼，华夏各国所有的公卿和大夫，虽然都可以尊称为“夫子”，但只有华夏大国公卿，才可以尊称为“子”，一般大夫不可以得此尊称，等级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记录孔丘与一般大夫谈话时，尊称孔丘为“子”，不会引起认知混乱，子服景伯、叶公之类君子，是不可以尊称为“子”的：景伯虽然是华夏鲁国大夫，但不是公卿，级别不够；叶公是蛮夷楚国的县公，相当于华夏之国的县邑大夫，越发不可以尊称为“子”。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如子路篇13·18章记录孔丘与叶公沈诸梁谈话时，记录者尊称孔丘为“孔子”，而不是尊称为“子”。这实际上显示了记录者的如下担心，他怕人们把“孔子”与“叶公”搞混了，也就是说，记录者实际上认为，叶公似乎也是可以被尊称为“子”的，所以他要特别标示孔丘为“孔子”，颇有“此子非彼子”之意。这与《诗经》成书的情况非常相似：当《鲁颂》和《商颂》都还没有被创作出来，更谈不上编入《颂》《诗经》的时候，春秋早期的君子们，直接将《周颂》称为《颂》，而从来没有称为《周颂》的。但当《鲁颂》《商颂》都被创作出来，并被编入《颂》以后，春秋晚期的君子，则特别称呼《周颂》为《周颂》，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此《颂》非彼《颂》”。①详见拙稿《春秋〈诗〉义三变》，《长江学术》2008年第一期。按照周礼，楚国国君才可以称“子”，沈诸梁只是楚国的县公，相当于华夏大国的乡邑大夫，是不可以尊称为“子”的。记录者担心将“孔子”与“叶公”搞混淆，这与楚国在春秋末期政治地位急剧上升，造成华夏君子心理上认知上语言称呼上的混乱有关。《春秋》记录楚君，一律称“楚子”；《左传》如果采用了楚国史料，则常常称楚君为“楚王”“楚某王”“王”；采用华夏列国史料时，如果记录华夏君子的谈话，也偶然出现华夏君子称楚君为“楚某王”的现象。②《春秋》《左传》对楚君的称呼比较乱，不过中间仍然有规律可循。例如《左传·桓公6年》一者称“楚武王”，再者称“楚子”，三者称“王”；《桓公8年》称“楚武王”，《左传》作者称“楚子”（《桓公9年》作者叙述时亦称“楚子”），随国大夫称“王”；《庄公4年》，《左传》作者叙述时称“楚武王”；《庄公6年》作者称“楚文王”，但邓国人贬称楚君为“楚子”；《庄公10年》称“楚文王”“楚子”。《春秋》经记录，《庄公14年》记作“荆入蔡”，《庄公16年》记作“荆伐郑”，《庄公23年》记作“荆人来聘”，《庄公28年》记作“荆伐郑”，均称楚为“荆”，极度藐视。《僖公元年》记作“楚人伐郑”，经文自此改称“楚”，《僖公21年》始称楚君为“楚子”，此后偶然称“楚人”，多称“楚子”。这些经传史料都说明，随着楚国实力逐步增强，华夏化的程度逐步提高，老牌华夏诸国的君子们对楚人蛮夷身份的认知，逐步出现了不太一致的情况。这些史料可以佐证《论语·子路篇》13·18章专门尊称孔丘为“孔子”而不尊称为“子”的现象所折射的华夏君子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大概孔子随侍弟子或徒孙也有犯迷糊的情况。以实力而论，不要说煌煌楚国，就是叶县，也比当时许多华夏国家都大得多强得多。孔子随侍弟子或徒孙做记录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楚人本姓芈，①包括楚人遗弃的子孙建立的国家夔和越。越人好为奢大之言，自称大禹之后（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不过是冒充华夏而已，这种冒充行为的本身，就说明了蛮夷戎狄在文化上的自惭形秽，和他们对华夏文明的高度向往高度认同。秦人本姓嬴，都与殷商本是一个族系，可以叫作东夷族系。②东夷本来都生活在东部，都对太阳有十分特别的崇拜。东夷诸族都相信，太阳里头有三足金乌，阳光照射了女人，女人即可生子等等。秦人西迁以后特别崇拜凤凰，楚人南迁以后特别崇拜九头鸟，都是这种古老宗教文化的遗存。武王伐纣前，他们都生活在东部地区。武王伐纣之后，为了不让东夷抱团，防止他们将来联合造反，于是强迫楚人移民到今湖北一带，③春秋文献中，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国家如卫国齐国等等都有许多名叫所谓“楚丘”的地方，应该都是楚人的故居。闻一多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秦人移民到今甘肃陕西一带。楚人周初就被封为诸侯，爵位为很低的“子爵”，周天王会见诸侯时，楚君只能在旁边烧篝火，不够资格被天王正式接见，不能正式参与盟会。秦人周初只是为周天王养马的马倌，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时，才被天王封为诸侯，也是“子爵”。楚人本是东夷，到了南蛮生活的湖北以后，又与南蛮为伍，逐步南蛮化，既是“夷”又是“蛮”，是非常典型的“蛮夷”。但是到了春秋时代中期，由于楚人不断学习先进的华夏文明，特别是因为铁器传入中国后，楚国的广袤国土得到开垦，楚国就已经发展得非常好，国力就已经非常强，文化水平也非常高，已经灭了周家的许多小国，甚至可以“问鼎”周天王了。于是楚国国君从楚武王开始自称为王，后来又有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楚共王、楚康王、楚灵王、楚平王、楚昭王、楚惠王，几乎每一代楚君都自称为王，当然，这些都不可能得到华夏诸国的正式承认。我们今天读《春秋》和《左传》，发现《春秋》称所有的楚君都只称“楚子”，《左传》则有时称“楚子”“楚人”，有时又称“楚王”“楚某王”“王”。今本《春秋》是鲁国史书，鲁国遵守周礼是比较严格的国家，所以按照周礼贬称楚君为“楚子”。《左传》所采用的春秋史料很可能非常复杂，其中如果采用华夏诸国的史料，往往就贬称楚君为“楚子”；如果采用了楚国自己的史料，则很可能尊称楚君为“楚王”“王”“楚某王”。这就是《左传》称呼楚君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类似的情况还有颜渊篇12·7、12·8、12·9三章，都是记录孔丘与鲁国上卿季康子的谈话。季康子当然可以尊称为“子”，孔丘也可以尊称为“子”，所以记录这些谈话时，记录者都老老实实将孔丘记作“孔子”，而不是记作“子”，以免发生认知混乱。这类情况《论语》中还有一些。为了节省篇幅，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不过，与孔丘谈话的这位华夏大国之卿，如果年齿比孔丘小许多，到底是尊称孔丘为“孔子”，还是特别尊称孔丘为“子”，那就不一定了。例如，为政篇2·20章记录孔丘与季康子的谈话，就特别尊称孔丘为“子”；为政篇2·6章、公冶长篇5·8章记录孔丘与鲁卿孟武伯④季康子在世时，孟武伯是次卿。孔子去世若干年后，季氏去世，孟武伯任上卿。的谈话，记录者都毫不客气地特别尊称孔丘为“子”。季康子是鲁国上卿，孟武伯次之，政治地位都比孔丘高。但是，正如孟子所说的，世人所重者，朝廷为爵，民间为齿，天下以德。⑤见《孟子·公孙丑下》4·2章。孔子的爵位虽然比季孟二卿稍低，但年齿却比他们长许多，道德也高很多。孟武伯的父亲孟懿子，是孔子的社会弟子；孟武伯的亲叔父南容，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季康子的年齿只比孟武伯略长一点点。孔子的随侍弟子和徒孙有时会觉得，孔子的地位要比季孟二子都高，所以老实不客气地尊称孔丘为“子”。如果尊称为“孔子”，那就表示季孟二子也可以尊称为“子”；如果特别尊称孔子为“子”，就把孔子的地位明显摆在季孟二子之上了。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复杂，会让几乎所有的外国人犯迷糊，但只要说清楚了诸位鲁卿之间的关系，不要说是人文学者，即使是当今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这类现象都是完全理解的，因为中国今天的政治规矩礼俗文化，与春秋时代有无数相同相通的地方。
第四种情况，记录孔丘与华夏大国诸侯打交道时，徒子徒孙们都老老实实尊称孔丘为“孔子”，不敢特别尊称他为“子”。孔丘在与华夏大国公卿在一起时，其徒子徒孙们是把这些大国公卿放在孔子之上，还是平视之，还是放在孔子之下，这中间还有许多讲究，上文把其中最主要的讲究都讨论了。但是对华夏大国的诸侯，徒子徒孙们都觉得，孔丘都应该一律特别尊敬。所以他们记录孔丘与华夏大国的诸侯谈话时，都老老实实将孔丘记作“孔子”，不敢记作“子”。例如，记录孔子对鲁哀公问的为政篇2·19章、雍也篇6·3章、宪问篇14·21章，都是如此。记录孔丘对鲁定公问的八佾篇3·19章、子路篇13·15章，也都如此。即使原始简牍本来将孔丘记作“先生”的，后来编辑《论语》时改称“孔子”的上引与齐景公谈话的两章，曾参等人改动简牍时，也都中规中矩地改为将老师尊称为“孔子”，不敢造次尊称为“子”，否则就会有狂妄之嫌，涉嫌僭越礼制。
其三，孔丘有时又被弟子直接称为“孔丘”“仲尼”“孔氏”，这又是怎么回事？“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论语·微子篇》18·6）“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篇》14·38）“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洪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篇》14·39）“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论语·微子篇》18·7）
这里全文引用或节选引用了《论语》四章，其共同特点是，记录了孔子弟子与孔门以外的人谈起自己的老师孔子，或记载了孔子与外人打交道的具体情况。长沮问子路“夫执舆者为谁”？子路下车以前，必定是自己为老师“执舆”驾车。子路下车了，孔子必定是暂时“执舆”，以控制马车。隐士问“执舆”者为何人，子路不答曰“子”“孔子”“夫子”，而答曰“孔丘”“鲁孔丘”，这是符合礼制的，不存在尊敬不尊敬老师的问题。如果子路回答“子”“孔子”“夫子”，人家就不知道他是谁了；而且尊称孔丘为“子”“孔子”“夫子”，是孔门自己的事情，鲁国朝廷的事情，华夏君子们的事情，人家一个野人，一个隐士，根本没有尊敬孔丘的必要和义务。子路回答自己是谁时，自称“鲁孔丘之徒”“仲由”，连姓带名地自我介绍，不自称其表字“子路”，因为周代称字含有尊敬之意，①《春秋》如果称列国大夫的表字，《左传》就会解释说：“贵之也。”其例甚多，可见周代称字略含敬意，而且这一礼俗一直传承至近代，如毛泽东的朋友经常称他为“润之”“润之先生”，而不能称其名“泽东”。孔门弟子之间都互相称字，不互相称名，道理也在这里。（同学之间如果称名，则表示称呼者对被称者的态度极其严厉，如《阙里文献考》卷四十二记载，曾参曾经称呼子夏的名“商”，斥责子夏背叛老师孔子。但是《论语》中没有这样的案例。）古人都自称其名，从不自称表字，因为没有自己恭敬自己的道理。华夏文化，没有自己尊敬自己的道理。《论语》中孔子自称“丘”，弟子也都自称其名，不自称其字，原因就在这里。同样的道理，子路告诉守城门者，自己来自“孔氏”，而不能说来自“孔子”“子”“夫子”；隐士经过孔门，弟子记作“孔氏之门”，而不能记作“孔子之门”“夫子之门”“子门”。如果弟子在外人面前尊称自己的老师为“孔子”“夫子”“子”，人家就会反问“孰为夫子”？春秋文献中，在他人面前直接称呼自己父亲、老师、上司的名讳，这种情况是很多的。这一方面是为了说清楚自己的父亲、老师和上司究竟是谁，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对人家的尊重。这一礼俗历经几千年，至今犹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三、孔丘称“子”现象的三大礼制文化内涵
孔丘称“子”的原因，古来学者有许多推测，多有误解；今之学者都认为是尊称，但不明就里；其实原因很简单，他当了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因此被尊称为“子”“孔子”。这个问题看似小道末节，实际上要说清楚很不容易。上文我就花了许多笔墨讲清原委。而且，我们把这个问题琢磨清楚了，对研究周礼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最近三千年的中国文化，主要受以周礼为核心的周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无处不在，不过今人常常司空见惯，习焉不察而已。把孔丘称“子”这类问题弄清楚，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今天的中国文化，让我们活得更加明白一些，自觉一些，不至于浑浑噩噩，这是一个文明民族文明国家文明公民的应有之义。
《论语》中称孔丘为“子”，当然不是因为孔丘当过华夏小国之君，当然没有贬称孔丘为华夏小国之君的意思。孔子一生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国家的国君，《史记》将他写入《世家》，只是因为他是圣人，与汉朝独尊儒学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有关，与孔子的官职爵位没有关系。
其一，在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显示了华夏民族强大的文化优越感自豪感，和蛮夷戎狄深深的文化自卑感。“华夏”之类的名称虽然在春秋文献中才出现，周初的青铜铭文中至今尚未发现，但从周初几代天王分封诸侯的情况来看，这个理念恐怕那时就有了，只是最初可能不太明晰，或者虽然明晰，但是因为青铜器太少，青铜铭文记录的更少，传世的铭文更加少之又少，我们很难看到这类记载罢了。春秋时代在西亚的帮助下发明了人工冶炼钢铁的技术，钢铁刀具远比青铜器具便宜而且更加坚韧锋利，便于在竹简上刻字，这才出现数量比青铜铭文大得多的简牍类的文献，我们这才可以常常看到“华夏”这类的记载。周初至春秋时代，“华夏”一直是个很复杂的理念，但其要义始终有二，一是种族要以周家姬姓为中心，包括周家的兄弟子侄甥舅；二是文化要以广泛吸收了尧舜夏商文化长处的周礼为核心，经济文化的整体水平要高，而且越往后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所占的比重越大。符合这两条的，就是华夏；不符合的，就是蛮夷戎狄。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又很复杂，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例如楚国，周初无疑是蛮夷，春秋时代的早期至中期也是蛮夷。①例如《国语·晋语六》第7章，晋人直接称楚国为“蛮夷”。这类史料在春秋时代比比皆是。但在春秋后期，因为有铁器，楚国的广袤国土得到开垦，实力已经很大，经济文化的整体水平也很高，华夏化的程度也已经很深，于是华夏诸国对楚人的华夷身份的认知，开始出现不太一致的情况，鲁《春秋》因为恪守周礼，始终称楚君为“楚子”，称楚国为“荆”为“楚”，《左传》采用的列国史料则有称楚君为“王”者。不过从总体上看，华夏列国尽管实力不济，对楚人等蛮夷戎狄却始终保持着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如孔子：“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篇》9·14）“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篇》13·19）“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篇》13·22）
“九夷”泛指南方蛮荒之地，野蛮之人。孔子认为，只要华夏君子去了那里，把先进的文化传播到那里，野蛮的“九夷”就会变成文明之地，开化之人。“恭敬忠”这类美德，不仅在文明的华夏十分重要，即使到野蛮人生活的地方也很重要。“南人”即楚国人，周代把楚国人的音乐叫“南音”，楚国人的帽子叫“南冠”，都是佐证。孔子的意思是，你们看，君子没有恒久的道德，连巫医都不可以做，这么个简单的道理，连人家野蛮的楚国人都懂。言语之间，孔子作为华夏君子的文化优越感，隐然可见。体现华夏文化优越感的这类记载，在春秋史料中比比皆是，俯拾即是。所以将华夏大国鲁国公卿孔丘尊称为“子”，让他与蛮夷戎狄之君的政治地位相当，这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仅华夏有此认知，蛮夷戎狄也是认可的，因此春秋史料一般没有必要专门为此做出特别的记载和说明。如果我们要从春秋史料中找一个现存的解释孔丘为什么称“子”的史料，很可能会达不到目的，这就是古代经师现代学者不容易把尊称孔丘为“子”的道理说清楚的主要原因。
本论中所采样的文章均出自VOA慢速英文网（http://www.voanews.cn/）中的英文灾难新闻报道。报道事件包括地震、火灾、车祸、战争、恐怖袭击等各个方面。
华夏对自己的文化有强大的自豪感优越感，相应的，蛮夷戎狄则常常自惭形秽，非常自卑。春秋文献中，蛮夷戎狄承认自己野蛮落后，远不如华夏的史料很多，而且历史学家们也常常引用。我今天想换一个方式，看看春秋时代蛮夷戎狄为了争夺华夏身份而打的几场官司，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天下人是怎样以华夏为荣，而以蛮夷戎狄为耻的。
科学制定全县核桃产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充分尊重群众的能动性，提高核桃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推动核桃产业健康发展。前几年，大荔县核桃发展主要依靠退耕还林工程政策扶持。按照该政策，核桃作为生态、经济兼用树种，可连补8年。
春秋时代东夏有一个己姓之国，名叫莒，与鲁国相邻。据《国语·郑语》第一章记载，莒国周初本为东夷小国，应该属于蛮夷戎狄之列。不过到了春秋时代，到了晋国称霸的时候，莒国早已被融入华夏，成为东夏诸国之一了。《鲁语下》第八章记载，鲁昭公10年，鲁国上卿季平子率兵伐莒。鲁昭公13年，晋国主持华夏诸国平丘之会，莒国是盟国之一，便向盟主晋国告鲁国的状，晋国就不与鲁国结盟，将鲁国排除在华夏联盟之外，以惩罚鲁国。鲁国大夫子服惠伯批评晋人说：“晋信蛮夷而弃兄弟。”晋鲁都是周家子孙，当然是兄弟之国，老牌的华夏大国，但事到如今还说人家莒国是“蛮夷”，这就好比美国人把欧洲分为“老欧洲”和“新欧洲”，春秋时代的华夏，也分为“老华夏”和“新华夏”。鲁国被盟主排除在华夏联盟之外，不仅有国家安全之忧，而且深深地感到屈辱：“我一个老牌的华夏居然被开除了，而新加盟的莒国竟然反而成了华夏成员！晋国你这个华夏盟主怎么能够这样呢？”
《左传·成公7年》，“春，吴伐郯，郯成。”郯是少昊之后，己姓之国，本为东夷，如今已经是华夏之国。而吴国为泰伯之后，虽然从血缘上讲是鲁国的兄弟之国，但因久在蛮夷，早已被华夏视为野蛮之国了，所以鲁国上卿季文子感叹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亡无日矣。”季氏明显将郯国视作华夏，而将吴国视作蛮夷，将吴国侵略郯国，逼迫郯国签署城下之盟视为“蛮夷入伐”。《国语·吴语》第七章也体现了春秋时代的这一华夷观，但是吴人却自视为正宗的华夏，而将“戎狄楚秦”并称，则视楚秦为蛮夷戎狄矣。华夏因为吴国经济文化落后而视吴人为蛮夷，吴人则因为自己是周家兄弟而自视为华夏，在整个春秋时代，这类官司一直打个不停。不管吴人是华夏还是蛮夷，那个时代华夏才是高级国家文明国家，才受人尊敬；蛮夷戎狄则是野蛮落后氏族部落国家的代称，被人鄙视，这一点却是无疑的。按照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社会心理文化心理，孔丘是华夏大国鲁国公卿，被尊称为“子”，不亦宜乎？
3.平台学习功能架构。一个完整的干部网络学习平台需包括管理模块、学习模块、资源模块、信息模块以及学习服务模块。现有各平台更加着重于学习和管理模块的建设，各平台同时还根据自己的特色设置不同的子栏目，满足学员的学习需求，但信息模块中学员之间的交流实效性较差，学习服务模块还有待完善。
其二，在华夏诸国之间，显示了华夏大国因其实力强大而产生的优越感，和华夏小国的深深无奈。尽管后世学者对周初的分封情况做了十分仔细的研究，但是分封的详细情况我们仍然不得而知，不过诸侯的爵位等级有高低之别，子爵男爵的级别比较低，国土小，人口少，兵赋少，国力弱，应该是事实。周初和春秋时代，华夏诸国藐视蛮夷戎狄，除了政治上华夏与周天子亲密，具有政治合法性，经济文化上华夏各国更加先进发达以外，早先华夏诸侯的整体实力也远比蛮夷戎狄强大，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天下之势，无论古今中外，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总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综合实力。平王东迁之后，周天王的实力下降得十分厉害，已经基本号令不动诸侯，只是残存了一点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文化上的先进性而已。此后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先后称霸，其中晋国实力最强，称霸的时间也最长。郑国很快下降为中等国家，与鲁国卫国实力相当。孔子的时代，华夏唯一的超级大国只有晋国，有兵赋四千乘，齐国一千乘，鲁国八百乘，邾国六百乘，卫国数据不详，估计应该与鲁国差不多。实际上当时只有晋国才是华夏大国，鲁卫郑邾等等都只是中等国家，还有一批华夏小国和一批早已被楚国等大国灭亡了华夏小国。不过，那些华夏中等国家，一直自视为华夏大国，尽管受尽了盟主的万般屈辱和无限盘剥，大国的脸面还是要的。所以差不多整个春秋时代，真正的华夏大国和勉强撑门面的华夏大国，其公卿都被尊称为“子”，这些国家在那些蕞尔小国面前，自然多了几分自豪感优越感，那些小国则自惭形秽，不敢与大国相提并论。鲁国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被齐国削弱的不行，加上长期要给晋国进贡，盟主发动的每次战争，鲁国几乎无役不从，盟主还常常扣留鲁国使者甚至国君，羞辱鲁国，所以鲁人自视为华夏大国，觉得自己的公卿可以与人家的国君并称为“子”，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而已。
其三，在华夏君子之间，则显示了官本位的制度设计和等级森严的行为规范。我们先看一个案例：“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篇》10·2）这一节写孔子上朝时彬彬有礼的样子。孔子上朝，（当国君还没上朝时，）他与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的样子；与上大夫说话，正直而恭敬的样子。国君上朝了，孔子恭敬而不安的样子，行步安详的样子。从这一节中可以看出，孔子对国君恭敬至极，对上大夫亦表示客气，而对下大夫则显示出俯就似的温和礼貌。朝廷秩序，以爵不以齿。孔子严守礼制，一举手一投足，一笑一颦，都完全符合自己的身份。再看一个案例：“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篇》10·12）这一节记载，如果布席不合礼制，孔子不坐。周礼关于布席的礼制，极其繁杂，如席的层数，天子五，诸侯三，大夫二，士一；席的种类，日常起居用席、国家大典用席、婚礼丧礼用席、一年四季用席等等，均有不同；席的方位，华夏以北为至尊，西次之，东再次，东夷又不同，等等，无比繁杂。春秋时代齐人晏婴、鲁人孟僖子，西汉司马谈，全都被搞迷糊了。参《左传·昭公7年》《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自序》。这些礼制安排的中心意思，是要确定君臣父子在政治上伦理上的尊卑关系，使之井然有序。这类案例不仅《论语》中比比皆是，所有的春秋文献中全都比比皆是。我以前读“三礼”，没有一次是可以耐着性子读完的，无比厌烦，就是因为其中记载有无数烦琐的仪节，这些仪节，都是确定上下尊卑关系的。“三礼”成书虽晚，周礼的基本内容还是保存了不少，基本精神则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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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华夏各国设置卿位，国别不同，具体时间段不同，设置的多少亦不同。不过，所有的公卿，都分上中下；卿都有自己的属大夫，所有的大夫，也都分上中下，等级森严，秩序井然。华夏大国的公卿才能尊称为“子”，小国不可以；公卿和大夫都可以笼统尊称“夫子”，但是大夫却不可以尊称为“子”。
孔丘称“子”现象，至少折射了以上三个方面的礼制文化内涵。这些礼制文化，其具体的表现形式虽因时代变化而较快发生变化，但其精神实质，却长期保留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这是要引起我们高度注意，认真研究的。近几十年周礼研究逐步受到重视，甚至有成为显学的态势。我也拜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和论文，总的感觉是，皇皇大著很多，实实在在的分析论证比较少。我虽然没有本事拿出煌煌之作，但总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做点实实在在的案例分析论证工作比较好。这篇文章，就是我学习周礼研究周礼的一个案例分析。
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系统未成年人服务很大程度上落后于成人服务，少儿图书馆事业发展很不平衡，农村地区无此项服务[33](P18)，而学校图书馆面临着专业化、规范化的建设任务，其发展同样有较严重的区域、年级和管理部门等的差距[34]（P254-285）。没有有效、强有力的图书馆未成年人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支撑，可以说语文教育的概念就会成为绝大多数师生的空中楼阁与极少数人的游乐园。另外这两类主要的未成年人服务机构分属我国文化和教育系统，容易出现力量分散、资源浪费、各行其是等问题，两者间的合作与协调也有赖于行政部门的积极作为。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8-0103-12
作者简介：吴天明（1957—），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高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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