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象“无无”的“性命论”诞生在魏晋的“贵无”与“崇有”的学术背景下。郭象的“性命论”突破了过往的模式，其产生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独化的过程，他通过对性命论的阐述，构建了一个名教与自然相统一、糅合儒学与庄学的特殊的理论体系。它中和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理论矛盾，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带有鲜明的折中的特征。郭象的理论既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也是对个人价值的充分张扬。
关键词：郭象；性命论；名教与自然
郭象作为无无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名教与自然相冥”，他促成了玄学的庄子化以及玄学的庙堂化。在发展玄学的过程中，颇具特色的是其独化论，由独化论引出的性命论的学说则是在继承庄子的齐物论的基础之上，做出了很大的突破。援儒入庄，平衡了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在其时代有着重要的影响。郭象的理论作为一种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仍有其借鉴意义。
一、郭象的性命论的内涵
(一)独化于玄冥之境
郭象作为无无派的代表，首先他认为万物既不产生于无，但也不产生于有，而是“块然自生”，万物自己出现、自己存在，是一种天然的状态，且“无所出”，无所待于其他，自己而然，郭象称之为“自然”。
然而万物“自生”也不是没有方式，郭象认为万物的产生通过“独化于玄冥之境”，并且“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1]P251。这意味着万物的生成没有倚靠他物，没有影响他物，各自独化。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造物者来做这件事情，一切只源自于物自身。物自身的“独化”没有原因、没有目的、没有源头。就是说将之视为独立的，“但当顺之”反而可以得其原理。汤用彤指出，郭象的“独化”是“没有其自身以外的目的；而且也没有其自身内在的目的”[2]P167，具有一种绝对的独立性，是对贵无与崇有的超越。
(二)性各有分
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没有目的，没有所待，故玄冥之境便是“抹杀差别、取消是非、不分彼此、自满自足”[3]P179的环境。万物在“独化”的环境中，处于绝对的独立与平等的状态，这个绝对独立与平等的衡量标准是万物的“性分”。郭象主张万物“小大之殊，各有定分”[1]P13，每个物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性分”，它决定了万物各自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也是万物能够独化的直接原因，它不可逾越，也不可改变。
因此，因为“各有定分”，所以所有的物都当“各适其性”。郭象还进一步提出，万物的“性分”并无小大之分：“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1]P81。万物的“性分”并不是区分大小的标准，而是万物“是其所是”的缘由。
(三)任性从命，适性逍遥
但是“自然”并不意味着恣意妄为，与庄子的“自然”不同，郭象的“自然”是顺应名教之后达到的境界，因为郭象认为仁义是人的本性，“夫仁义者，人之性也”[1]P519，“人们如果能够‘各安其天性’，顺应名教的规范，就能各遂其欲，各尽其性，实现自然”[3]P179。故名教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与自然相冥，万物也可达到逍遥。
此外，郭象又通过《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将这一庄学的重要概念实现了深度的儒学化。郭象的“内圣外王”依旧是出自对性命论的延伸。通过足性逍遥达到内圣，而外王的实现蕴含在“足”仁义之“性”的过程之中。郭象的“‘内圣’取道家之旨，顺乎自然，‘外王’取儒家之旨，不废名教”[4]，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玄学的庙堂化。
郭象不仅仅认为万物有其“性”，而也认为万物也有其“命”，“命”不可逃脱，只能“安之”。而“性”与“命”相合便为“天命”。郭象认为，命由天性所授，二者皆不可违，对于天命，我们只能做到“任性从命”，即是一种“无为”之法，这种“无为”是一种“天命”范围内的“有为”。而且“有为”的“为”与“不为”得顺从于性命。即“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1]P937。
二、郭象性命论的时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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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援儒入庄，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
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作为魏晋讨论的重点问题，反映了魏晋学人内心的纯粹与被黑暗的政治裹挟的矛盾。郭象所处的时代，名教衰落，可是自然却不是应有之态。无论是“名教”还是“自然”都亟需得到证明与匡扶。
同时，郭象还进一步提出“性不可易”的观点。“性”与“命”皆是定数，是不可逃的。打破社会等级并不是“适性从命”，而是“失性”。郭象进一步提出“任性安命”的观点，逍遥不受自己社会处境的局限，只要“任性安命”就可以实现“足性逍遥”。这让被统治阶级在自己的地位上坐实，安分守己。这也给无法打破的社会等级制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
“任性从命”的无为之为是万物的生存之道，“安于命”则是万物的“逍遥”之法。郭象认为万物“性”虽有分，但“逍遥一也”。与庄子通过长期积累的休养方式以达到逍遥境界不同，郭象认为，逍遥来自于对“性”的追求，若“物冥其极”，便能“足性”、实现“自然”，便可“逍遥”。
(二)对统治者的正名与对被统治者的宽慰
魏晋时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深重。封闭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世家大族对官职的垄断，举孝廉的选官制对于垄断的缓解无济于事。社会阶级固化，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难以得到维护。
郭象将“性各有分”的积极一面发挥到了极限。他将“性分”阐释为一种无小大之分，无高低贵贱的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大小、意义不在与外形，而在于是否“足性”。对于“性”与“命”的体悟是人生积极追求的方向。而对“性”的体悟——“任性安命”，直指向庄学的追求——逍遥。
出身于世家大族的郭象，给统治者做出了合法性辩护。首先，郭象在其性命论里提出了“性各有分”和“性不可易”。这即是在强调，万物有其独特“性分”，此乃天命，无论是作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其实是自己的“性分”规定的。“性分”无大小之分，所以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平等的。这就给被统治者以宽慰，同时又给统治者以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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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是士人的生命底色”[4]，郭象也是如此。他提出“名教与自然相冥”的命题，通过将庄子逍遥的概念与儒家的仁义概念结合，援儒入庄。郭象将仁义道德纳入了个体的“性分”之中，本着“适性从命”的处事方法，个体的“足性”就应当遵从于自己的“性分”，从而实现“齐物”与“逍遥”。那遵从仁义道德，实际上就是遵从名教的规定。在遵从名教的前提下，达到自然。于是，他从根源上巩固了儒家仁义道德的地位，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二者实现了同一。无形之中给名教正名，同时又没有彻底得罪那些伪自然派。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纠正社会风气的效果。
处于温带草原气候区的西部边缘地带，属半干旱高原大陆性气候，主要气候特点是气候温凉，气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较大，白天气温高，春季升温和秋季降温都很迅速；降水不足，高度集中，水热同期；风大、蒸发强烈；日照长辐射强；气候有一定的垂直差异。年均气温为7.6 ℃，极端最低气温为-26 ℃，极端最高气温为41 ℃，气温年较差25.6 ℃，日较差13.6 ℃，积温2 077.5 ℃，无霜期约160 d。年降水量368～450 mm，集中于七、八、九3个月；年蒸发量为1 100 mm，年日照时数2 600 h。土壤类型为粟钙土。
三、郭象性命论的现代意义
郭象的性命论蓄着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这股力量就来自于他的“性各有分”。虽然“性不可易”、“任性从命”等带有命定论意味的消极言论，但是并不影响郭象理论的积极昂扬的色彩。
郭象所处的西晋，社会阶级矛盾激烈，社会教化的衰落。当时的社会亟需重新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世家大族的郭象，他的性命论具有独创性，它的性命论是对“贵无”与“崇有”的中和，也是对于庄学与儒学的糅合。其结论也是对社会重要问题的折中回答，更是郭象的身份与个人追求这一矛盾的重要答案。
(一)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时间来得及，我决定去看看一幅画。画中人是一个席地而坐的白发老农，背景是一排爬着常绿藤蔓的篱笆架，基于某一种天然的熟悉感，我总觉得自己是在走近一个等待的轮廓。他坐在连接左边一条田埂尽头的台阶上，而我走的是右边，离那幅画的距离是一个四边形荷塘的三条边的周长，我是故意的，毕竟大多时候，看似漫不经心的偶遇总要比别有用心的蓄谋更容易被接受。
在当代，“性分”与“命”的概念更可以理解为一种个体的天赋、秉性，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性分”，是实现个体的充分发展、获得逍遥自由的人生境界的关键。现代语境下郭象的“各适其性”、“任性从命”、“物冥其极”、“安之若命”等概念就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既来之，则安之”的不作为，而是一种“性之所能，不得不为”、“性所不能，不能强为”[1]P937的对生命极限的孜孜追求，是对自身价值的最大限度发挥，“适性”就可“逍遥”的这种自由，就是“在于顺应个体之性中固有的必然性”[5]，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
(二)对人的价值的充分张扬
单从郭象的“性命论”建构来看，郭象的“性命论”是对人的价值的充分张扬，是个体主义的。在老庄说盛行的魏晋，自然与自由是士人追求的最高境界。郭象将万物的产生解释为“独化与玄冥之境”，是事物“块然自生”。这种无所依托的诞生方式，就给他的性命论奠定了一个自由的基调。他在这里否定了神与天道的力量，“将每个生命的自然本性，视为其生存变化的终极依据，以此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6]。
在对“性”与“命”的阐释过程中，郭象将对“性”与“命”的把握完全交给个体自身。他虽将“性”与“命”阐释为一种不可易、个体只能顺从的东西，但是由于“性”是无所待、完全平等的，所以对它们的掌握权不在他者，也不在天道，而在个体自身。个体对自己的“性”与“命”的把握与体悟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是“足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个体的个性与差异性得以发掘、肯定与张扬，主体性与能动性也得到充分的鼓励。此外，郭象所提倡的“各性自为，各用其性，各当所能”的无为之为，更是体现了一种“生命本性的独立自主与自由自在的生存模式”[7]。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理想社会与自我理想生活状态的理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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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作为一名时代里的名士，郭象通过援儒入庄调和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也调和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他履行了其作为门阀子弟应尽的职责。郭象的“无无”的性命论在贵无崇有的学术背景下，具有极强的折中性，是魏晋士人追求的自由与责任统一的表现，在魏晋时代具有独创性。尽管其理论可以视为对于政治制度的辩护，但是郭象的性命论亦是一种自由的价值观，是对人的价值的张扬，给时代带来了新兴的力量，也在无形中促成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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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晓毅.郭象命运论及其意义[J].文史哲，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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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夏窦莹(1995-)，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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