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子命题，二者同根同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探讨，启发了城市命运共同体的产生。文章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生产、人与社会三组关系模型，勾勒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自然、生产和社会三重向度。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明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延续关系的同时，昭示着城市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趋势，启发了城市研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出场方式的可能性。
［关键词］城市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意蕴；历史唯物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作为应对全球化的中国式积极策略，它强调国与国的共同体关系，旨在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避免使城市变成一块密不透气的‘水泥板’”，引出了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追寻，基于此，城市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
城市命运共同体是现代性背景下城市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它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子命题，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面向城市化现实的丰硕理论果实。它将现实对象由国家共同体转向城市共同体，探究人的类特性的政治经济学表现。具体来说，城市以空间聚集的方式反映了人的类特性，是人摆脱自然后以社会聚集的方式从事生产的目的性活动。城市命运共同体将人在城市中生活的美好愿望落实到了具体实践之中，具体展示了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城市与社会（个体与集体）、城市与生产（实践活动）的共同命运活动。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突出产物，是人实践能力的空间化体现，为人类带来过巨大的财富和发展机遇。然而，伴随着现代社会中城市的盲目扩张，城市建设中的“进步主义”畸形发展观愈发显现，引发了诸多的“空间现代性的迷思”①城市问题本质上是空间问题，“迷思”即myth，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使用的，表征城市建设陷入了进步主义的统治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涉及人们应建设怎样的城市，城市中的人如何达到美好生活等问题的反思性考察使人们意识到，仅仅将城市看作是文明多样性的产物，已无法阐明城市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与意义。相反，引入共同体概念，真正使空间的代表——城市走入时间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一方面，使城市成为中介物，弥合空间与时间的历史观断裂。另一方面，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城市建设走出“现代性迷思”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负债公允价值是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偏向于资产的公允价值，在财务报告准则中显示，不仅仅是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负债表中也要进行资产评估，不允许以每一期的期间差额作为损益，导致发行公司债券市值下降。负债的公允价值分为：资产的公允价值、交换中的公允价值、债务人清算的公允价值，负债公允价值是一种与独立第三方的交换价值，其中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债务人清算的公允价值只设计了原债权债务双方，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把历史收入作为负债的公允价值，其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变而已。对于债务人清算的公允价值与债权人的交易意味着这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不公平交易的因素。
事实上，城市作为一种共同体的雏形——“城市联合”早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就出现了。作为资本主义前身的城市同盟拥有独立的市政权和武装，它们时常联合起来反抗封建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3—15世纪德意志的“斯瓦比西同盟（Schw bischer Bund）、巩固同盟（Rheinbund）及汉萨同盟（Hansabund）”[1]。“汉萨”一词来自哥特语，意为“军队”或“连队”，在德语中原意为“堆集”，初指同业公会或行会，后指在国外的德国商人团体。随后，商人汉萨逐渐演变为城市汉萨。加入城市汉萨意味着获得商业利益和安全保障的可能，任意逮捕汉萨同盟商人、出售赃物，对同盟失信等行为都将受到汉萨同盟的贸易抵制。在汉萨同盟的集市上，禁止任何非同盟成员的商人进行相互交易。这种保护主义维护了商业特权，垄断了北欧贸易，使城市之间逐渐形成“经济-政治-军事”的利益共同体并且在对抗封建领主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城市自治权。直至今日，基于地缘联系的城市联盟依然存在，如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等，相近城市之间文化一脉，人员相亲、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现实基础。
城市的社会性来源于它的本质，即城市是人发生交往关系的处所、过程和结果。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城市是由“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1]组成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意味着劳动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如此的基础和重要，以至于人作为城市发展的主体，只有实现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才能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城市命运共同体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超越个人的集体的力量和这种力量的不可替代性。
城市反映了人作为类的聚合特性，人类通过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获得安全感。亚里士多德以城市的自然想象为基础理念，将城市看作一种按照共同体方式生活的有机体。经济史学家将城市看作封闭的经济整体，尽其所能地对外扩张和发展势力。社会学家滕尼斯将城市视为“艺术的普遍的本质”[2]91，城市的共同体本性表现为对艺术和宗教的追逐，借此维护各行各业同城市的整体关系。城市地理学家们则进一步看到了城市的关系属性，大卫·哈维将城市视为一种社会关系被整理的客观建构，即关系空间。伊塔洛·卡尔维诺也写道，城市是由“其空间的大小和它过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3]。上海财经大学陈忠教授试图从文明角度切入城市，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城市共同体具有同构性”[4]的论断，等等。空间维度的共同体研究成果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夯实了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延续，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一般来讲，城市通常以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具象化对象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化场域进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语境。共产主义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化约为对资本主义城市中异化现象的扬弃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为未来城市（共产主义）中的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参考路标。本质上，城市中个体自由的获得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物的力量，对物的力量的扬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这符合经典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5]520。
谈及社会向度，有必要厘清城市命运共同体与城市社会二者的差别。与城市命运共同体相比，人们更为熟知后者，其原因在于对城市社会性探索与“城市是否属于市民社会”的问题相混淆。比如，西美尔就试图把非个人理性作为根本性制度拉回市民社会中，继而探究城市领域中“理性面具”人的焦虑问题。或许，困境本身可以借用社会与共同体二者的差异来说明。二者的不同正如滕尼斯所言：“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2]95城市命运共同体尽管借用了共同体的部分名号，但并不强调一致的行动，相反它十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强调基于共性的差异性，号召共同体的结合能产生大于个体的力量。面对被充分现代化的城市社会来说，对多样化和个体化的强调与对共同力量的强调本身存在着异质性。它表现为与个体的冲突，“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态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2]95。不仅如此，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明的城市中，它面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理论危机是，任何对统一意志的颂扬都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运作过程中，作为强势力量渗入城市的资本，会影响社会共同力量的最初目的和最终判断，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交换行为在统一意志下陷入资本逻辑的窠臼。
二、自然向度：摆脱“对立错觉”的城乡观
然而，强调效率的生产交往活动对城市繁荣来说是福祉，对人类交往则是灾难。特别是在既保证城市繁荣又处理好城市中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尤为困难。解决这项难题并不容易，一方面，“社会集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5]532，剧烈变化的时空压缩让城市中原本的社会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人们对新关系的适应更为困难。另一方面，在于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城市，始终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在那里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把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区别开来，以独一无二的业绩或成就来表明自己是所有人当中最优秀的”[8]。优胜劣汰是城市丛林中唯一的生存法则，高效、智慧的城市促使任何不合城规的人最终都以一种悲壮的方式结束城市的命运。其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货币关系的“算计”令交往关系发生突变，使城市中人与人的关系时常处于紧张与排斥中。究其原因，现代城市的生存方式将人的交往强化为物的交往，一旦人脱离物的交往返回到人的交往的时候，将带来人的排异反应。极端情况下，西美尔担忧的个体的厌世态度出现了。在1900年的柏林，城市已然变为货币的温床，都市生活的危险最终使人们失去了分辨力。对个体“有益”的便全然接受，对个体“无益”的便一并拒绝，人对物的病态依赖关系和人对人的疏离感、排斥感和厌世感在货币的润泽下产生了。
今天，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仍要面临城乡的“对立错觉”。城乡对立与马克思批判对象——资本主义一样，不过是沉迷在前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意识幻觉之中。它将城市与乡村变为单质的对立物，非此即彼是它们的突出特点。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城乡二元对立变更为城市内部中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城市不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由城市和乡村对立引发的。某种意义上，城市发展中的某些社会问题假借城乡对立的外壳，将这种误解严重化。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沉浸在虚幻的文化形态下美丽乡村景象与接近以往理解的前资本主义的乡村相比更为容易，然而这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令人期待的乡村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产物，优美的风景、便捷的交通和无处不在的网络使乡村变为城里人逃离日常琐碎冗杂的出口，乡村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城市——“明日的田园城市”[7]。
实际上，城市中基于生产的交往本质上是物的交往。城市建立伊始，物的交往带来繁荣，不仅如此，“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①中世纪德意志谚语，原意为：只要农奴逃到城市里居住超过101天，他就是自由的了，即使他的主人也不能再抓他回去。。城市作为新兴的人的聚集之地，让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之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物的交往能够代替人的交往，特别是对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来说，一座美好城市的首要目的便是克服人与物的关系。它意味着生命个体互相尊重、平等而友爱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温暖的邻里关系、和谐的同事关系、美满的家庭关系等是具体表现。基于广义的人概念的人与人关系和谐有序地交织在公共空间中，如广场、办公室、庭院、市政厅等，构成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单元。凡有益于城市命运共同体发展的人都应当被列为考察对象之中，依据阶层分化和产能高低的“驱逐”行为本质上将人“产能化”。依据产能高低划分来划分商品的优劣，“高端”劳动力获得更多“维护成本”，而作为“次品”的“低端”的劳动力被淘汰。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只要人还是有死的存在物，“高端”终会走向“低端”，最终结果是全体人的“驱逐”与淘汰。而对于一座挂满“劳动力”售价标签的城市来说，它终究会成为“死城”（The Dead City）[9]。正如芒福德所批判的，“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准备破坏最完善的社会平衡。……摧毁一切阻碍城市发展的旧建筑物，拆除游戏场地、菜园、果园和村庄，无论这些地方是多么有用，对城市自身的生存是多么有益，它们都得为快速交通或经济利益而牺牲”[10]。“物的交往”对城市的浸染使得人们对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呼唤更为紧迫。
面临越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的冲突困境，对城市命运共同体自然向度的探索十分必要。一方面，在“对立错觉”中摆正了自然（环境）的位置。在城市发展中，尽管存在“斗争”尝试，但其结果往往是自然环境与城市繁荣的两败俱伤。城乡的“对立错觉”作为城市进步的相反的力量，最终抑制城市发展。另一方面，保证城市与自然始终处于共生关系之中。当人们愈发脱离土地（自然），会带来瞬时生命意义的迷失。传统中国人对家的眷恋引导着他们自然而然地歌颂田园乡村，因为乡村本身就蕴含着家的最初意义——扎根泥土的“在”世之感。对于现代人来说，家既是漂泊灵魂的处所，又是精神的栖居之地，在充满“丧失感”的现代人看来，故乡便是永不能忘的精神家园。所以，处理好城乡关系是衡量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二者关系恰如霍华德所说：“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7]。
三、生产向度：超越“物物交往”的现实异化困境
事实上，城市（City）与文明（Civilizaition）关系十分密切，它们拥有相同的拉丁文词根Civis①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为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后意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而文明的原初含义即为“城市中的居民”，这是一种“在”的关系，人在城市中生活即意味着在公共领域生活，进而满足了人的交往本性。这种“人”被马克思称为“现实的历史的人”[5]528，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概念，不仅代表着现实历史的前提也意味着思辨历史的终结。“现实的历史的人”具有两种特点，一方面，“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5]525。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化的人类”[5]506是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公共空间作为自然人完成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在市民社会中即表现为城市形态。但这又带来了更多的疑问，作为自由个体的人是否受到公共领域城市的规训？依据西美尔的论述，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且不易解决，甚至常常因为控制过度，引发人的精神失常。具体表现为，城市中巨大的广告牌、五彩斑斓的灯箱和无处不在的显示屏使人们的注意力处在弥散的、钝化的、笨拙的状态，最终导致精神世界的错乱，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对城市中人的境况的批判要点之一。由此看来，城市命运共同体中人与城市的公共关系包含两个方面：第一，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它外在表现为人进入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多种存在样态，包括拘谨的、开放的、踌躇的、接纳的、不安的等多种城市人的心理状态；内在则显示为个体与个体生存空间的争夺和个体生存空间和群体公共空间的冲突。第二，这种关系表现为个体经验与群体经验的异质性的问题。交往意味着个体出让自身的一部分以适应群体特征。而在城市中，按照西美尔看法，货币经济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算计”，这无疑会篡改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带来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以及失去自由的原子式个人。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一种十分常见的观点无法被忽视，即将自然与乡村的关系过于亲密化，甚至视为一类事物。这种想法不无道理，毕竟与城市相比，乡村中的人对自然（土地）依赖更深，而城市作为摆脱了土地的人的第二聚居地，本质上体现了人不断克服自然的分离过程。若按此推论，城市便成为完全克服了自然的现实存在物，这就会带来城市割裂乡村（自然）的错觉。一旦涉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人们常常用城市来代表资本主义、官僚主义或中央集权”[6]。相反，乡村则被当作前现代的落后产物，城市和乡村始终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的批判和反思始于这种对立，19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5]390恩格斯延伸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论住宅问题》中提出了取消城乡对立现象的想法。如果要彻底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方能实现。由此推论，要理解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形成过程，必须以城乡对立为出发点，没有城乡对立，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产生脉络与发展趋势，超越更无从谈起。
城市在促进物质、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人类脱胎于自然，进入文明的里程碑。同时，自然在城市建设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孕育性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的历史词典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个需要被确认的事实”，即“这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5]519。人与自然的第一次交往就是不平等的，人倚赖自然的馈赠，获取必要的生活能量，最终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存续生命。马克思意识到了自然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基础。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绝不是“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理论抽象，相反，只有当人们在无数次跌倒中终于学会了工业社会中“人和自然统一”的命题的时候，二者的共生关系才能逐渐显现。
四、社会向度：扬弃“虚假共同体”的未来城市愿景
综上所述，城市命运共同体的产生与发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展现出了不同的样态，是人的实践能力的政治经济学产物。更进一步来说，城市的自然、生产、社会共同体形式分别对应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与自然（自然向度）、人与人（生产向度）、人与社会（社会向度）的交往关系，而交往作为城市命运共同体三重向度的“黏合剂”和“原动力”，是生产和交往的前提，进而在交往实践中，反过来影响城市中人的交往活动。
厘清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后，我们发现，真正的事实在于，一旦生产活动开始聚集，城市便随之脱离乡村，城市命运共同体便克服了的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相反，集中于城市中人与人的生产交往关系。因为城市不仅仅是人的共同生产活动的发生处所，也塑造了人的共同生产活动本身。按照芒福德的看法，人类始终在游动和定居两种生存方式之间摇摆，定居带来了领地（觅食、择偶、繁衍）。然而，“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5]519，毫无疑问，人类拥有生产生活资料只有在固定的领地中才能生产，并且“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5]519。同样，城市作为聚集后的生产体，它不仅产出生产资料，也以自身的方式塑造着生产方式，是一种以生产聚集为基础，依赖分工的集体交往活动。具体表现为，生产方式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式生产转变为根据生产性质和劳动产物而精确划分的福特式生产。在城市的工厂中，每个人都成为生产线上的一部分，片面地输出自身劳动力以满足大工业生产的效率要求。这种生产方式十分符合城市的气质，因为对于一座城市来说，高效是唯一特点。与传统分工不同，城市的生产活动基于共同生产活动的分工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共同体的生产活动方式，这符合原初生产力的含义：“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5]532生产力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欣欣向荣的首要标准。
从来我院血透中心的2016年1月—2017年12月的住院患者中随机抽取90例，男性61例，女性29例，年龄范围22～83岁，平均年龄为56.1±2.15岁，所有的患者病情稳定，对治疗耐受，排除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病变、药物性肾损伤、冠心病、精神系统病变及急性肾衰竭的患者。90例患者中有15例糖尿病肾病，4例梗阻性肾病，35例高血压肾病，25例慢性肾小球肾炎，6例慢性间质性肾炎，5例多囊肾病。本研究经过本市伦理委员会批准，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
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因素很多，水资源作为一种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源，水生态作为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是影响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和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水资源管理，提高用水效率，改善水环境和水生态，保障供水安全，也必然将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水环境压力巨大，既是广东现阶段的突出水情，也是要长期面对的基本省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东省将以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抓手，全力扼守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切实提高水资源管理能力和水平，为广东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提供有力支撑。
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城市命运共同体的社会性不仅在于城市内部诸个体之间，还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城市之间共同发展，创造乃至过渡到新社会的可能性。因此探究共产主义社会的城市向度，是当前城市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命题，城市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实现形式，建设城市命运共同体符合共产主义社会向往。本质上，共产主义只能在城市的联合中实现。城市作为分工的高级形式已经摆脱了作坊经济的局限性，是生产力发展的较高级阶段。除此之外，城市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城市中的人自愿的联合力量，而非排斥的异己力量。人作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仅仅借由社会整体的分工活动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片面的、虚假的联合体。城市命运共同体，作为现阶段人真正联合的命运共同体，除了关照经济交往活动，还为城市中人的意义和情感需求留下了空间，最终成为超越依赖关系和交往关系后，以城市中人的社会性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命运共同体。无法否认，现代城市的诸多问题亟待哲学理论的阐释和指导，城市哲学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出场形式。从人出发，用自然、生产、社会的向度勾勒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尝试呼唤出对人与城市共同命运关系的重视，越呼唤，越能靠近理想未来，即“让城市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期许之地”。
“真”的另一方面是创设情境必须有用。情境创设与新课导入不同，它是教师课堂教学活动的平台，是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有效载体，是贯穿整个课堂的教学主线。因此，情境创设要对整节课堂的教学内容有直接的作用，学生能依据情境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现实层面，将共同体思想引入城市建设，对于弥合城市与城市以及城市内部的不均衡发展具有意义。一般来说，城市多以某一突出特点而发展起来，如沿海城市、煤矿城市、西部城市等，这就带来了城市单一特征的片面发展，如煤矿城市污染严重等。城市命运共同体强调城市间、城市内部同呼吸、共命运的思想底蕴，为城市与城市、城市内部建设间指出了康庄大道，那就是基于人的城市与自然开发、城市与生产建设、城市与社会和谐的未来愿景，对指导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在兴奋型需求方面，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是沟通。CCtalk相比其他产品虽然可以进行互动，但是目前的设计只能进行1对1的问答模式，如果听课的人太多，对于语音互动方面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喜马拉雅FM与荔枝FM相较其他软件音质高，但是不能面对面互动，很难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1927年的农村调查，也折射了读书人在村民眼中的尴尬处境：“读书成本太大，出来非但没有官做，即教员位置亦粥少僧多，而况学些空架子，文不象秀才，武不象丁，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不事生产，要吃要用。”[21]
总而言之，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并非简单的头脑抽象，或者刻意塑造某种“命运共同体+”以满足抽象目的。因为这恰好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马克思甚至讥讽费尔巴哈“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更不必将共同体乌托邦化，视为难以达到的虚幻目标，相反，依循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城市命运共同体本身拥有丰富的具体内涵和理论向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形式。
参考文献：
[1]汪信砚.李达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1.
[2]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M].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8.
[4]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J].中国社会科学，2017（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约翰·伦尼·肖特.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M].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60.
[7]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
[8]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9]迈克·戴维斯.死城[M].李钧，许平，傅骏，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10]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23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89.
[13]爱德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M].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228.
The Possible Dimens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ity
Geng FangbingLü Mingyang
Abstract：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ity is a sub-proposi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with both being the same root.The discussion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ory inspire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city.Through the three model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man and production,and man and society in the Marxist philosophical paradigm,three dimensions of nature,production and society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ity are outlined.On the one hand,this interpretation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continuation of the"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city"to the"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On the other hand,it shows that the cit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research object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eory,which inspires the possibility that urban studies will become a new form of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Key words：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ity;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19）04-0030-08
［收稿日期］2019-03-07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201806360234）
［作者简介］耿芳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吕明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杨 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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